主观—客观这一现代性构图本身就是虚构的——促使我对此进行哲学性探究的，是广松涉所著的《世界共同主观性存在构造》 。在此，这一点十分清楚，即主观—客观构造直接相互面对，主观不是推动客观的外界，本来就是在主观和客观的共同性之中、亦即主观的关系性中只有通过间接性的形式才可能成立。广松以“物象化论”为关键词，目的在于对把主体和对象理解为直接性实体的现象进行批判而展开讨论。其中也有一段对丸山升的评论，在此略去详文，简言之，就是“所谓物象化论，就是解说本来有关系的事物作为物质般的自律性实体出现的理论。对于人的内面性，也可以看作是社会性的关系被颠倒后进行理解的一种错觉的产物。……关系先于人的内在的自我同一性成立，因此，在讨论的前提中就免去了具有厚重感的内面” 。把内面性主体进行关系性解体的理论，对个人来说，可以理解为从沉重的主体性论带来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同时，也在被社会构成性地还原。
最后，笔者想根据大泽真幸的论证来确认“现代”本身被形式化、进而被解释为现代社会的“危机”这一点。以前笔者曾论述过，对于欧洲近代的扩张性，竹内好极具肯定意义、甚至是感到威胁一样论述道：在“试图不断超越自我的东西”、“驱动棋子的棋盘也随着棋子的移动而移动”的系统中，“绝对不会出现止步不前的现象” 。如前所述，伊藤把这种欧洲现代作为打基础的东西，描写了接纳吸收其“运动”“精神”的理想形象，并寻求自由的主体性个人的确立。然而，在现代的尽头，用大泽的话来说是“后现代”，当这种扩张性全球规模地颠覆世界时，这里所描绘的堪称乐天性的现代形象和现代性主体是不可能存在的。首先想介绍的一种观点是，那种扩张不是“精神”之类的东西，而是孕育了自我矛盾的系统 。
这里所说的现代，沿用大泽的说法，是与作为市民社会和市场原理的“资本主义”等概念相等价的。首先，无论是市民社会还是市场，为了使其成为一个有条理的领域，就必须存在使市民和市场参加者等个人的共存成为可能的“超越性要素”（对市场来说就是货币）。这种要素极其抽象，因其抽象，由于对作为构成者的人们（作为使用价值的物质）给予了肯定性的说法，因此，人们才成为市民（作为交换价值的商品）。这一点就作为一般性的现代市民社会（资本主义式市场）构造首先被揭示出来。然而在现代，
上面所言“超越性要素”大泽又将其称为“第三者的审理级别”，它完全不可能存在。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社会的“普遍性”维护、通用、支配的领域，用大泽的话来说，叫做“经验可能领域”，既然它在不断地继续扩大，那么，与之对应的超越性要素就会缺乏充分的抽象性和普遍性，因此，“就会产生向君临于更高度的抽象性的超越性要素的置换”。并且，那之前的超越性要素和经验可能领域就会降格到新的事物的特殊性与部分性层面。只要现代和市场在扩大，那么这种置换系统就会延绵不断地延续下去，所以，就会感觉到支撑着名为超越性的社会本身的要素不断被消耗下去。也许是一种悖论吧，正因为超越性不断削弱，才会产生普遍性要素的认识。进一步讲，这甚至揭示着一个悖论性的事态——作为保证了经验可能领域的超越性要素，领域内部的特殊的一个要素也会被明确把握。作为其中的一个例证，他论述了奥姆真理教案件，指出正因为奥姆真理教是极端社会内在性俗物才作为“超越性事物”产生了作用。
这个关于现代＝资本的讨论，在大泽的各种文章中曾被反复展开，例如，在伊藤作为现代性“精神”典范的、加尔文宗新教伦理主义（预定说）中，也能够发现同样的系统。首先，“预定说”亦即终末 ＝最后的审判中，教义上讲的是，上帝知道被救济的是谁，但现在的信徒对此全然不知。对此提出的疑问就是：这一教义是如何世俗内式的禁欲般的狂热地驱使信徒的？那是抢先夺取了救济这一未来，自己作为一个（理应）被救济的存在站在“超越了（救济这一目的）的视点”，在“追赶不上的视点”上引出了必须如此那般动作行为的心理性机制。然而，一旦把超越性的思想当作“超越了的视点”，那么，为了确实获得保证理想的上帝的超越性，就必须不断创造出“追赶不上的视点”，这项操作会被不断重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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