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近代与主体的“形式化”
许久没有这样了，把伊藤鲁迅论和竹内《鲁迅》一边比较一边重读，蒙其刺激，不知不觉写下了冗长得荒唐的文章。坦率地说，对伊藤虎丸所讨论的意义笔者比过去理解得更清楚了，但对竹内《鲁迅》
中的暧昧和不透明处却也真感到棘手，甚至感慨这未免有些“外强中干”或“虚张声势”吧。从整体上看，笔者或许是在伊藤的框架中读的竹内《鲁迅》。对个人性的思想历程进行素描，在我或许要费几分踌躇，但坦率地说，伊藤主张的产生于近代欧洲的自由的主体性对笔者曾经是一个令心情沉重的概念。伊藤在1975年曾指出：“包括对思想和理论这些东西的理解方法在内，思考方式是极端实体论性的，而在大约三十岁以下的人当中，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显著的特征”（A30）。回顾过往，不得不承认，包括笔者在内，实际上的确如伊藤所言。同样，正如伊藤所指出的“这让我不由得再次想起了‘他们（全国大学共同斗争会议运动）’流行起来的‘主体性’这个词”（C269），对于当时的我来说，“主体性”正因为是理念，所以才会成为充满憧憬和不安的关键性概念。
由于伊藤是在近代欧洲精神与自觉、换言之也就是态度和姿势上寻求主体性的，因此决不能作“实体论式”理解。可是，若以此为目标的话，那么，无论如何恐怕总会被“实体化”吧。归根到底，如何才能获得具有“主体性”的自我，我也不清楚。请再次参照第二节里曾举出的对“真正的人”亦即“自由的能动性主体”所作的四个定义（C119页或139页）。要想实现这个委实宏大的内情，对我来说，实在是束手无策，徒感无力。在前面也已经讲过，这一被实体化的、却作为难以实现的对象而存在的“主体性”对我来说渐渐地形同桎梏。
然而，在目下的我看来，无论是丸山真男还是伊藤，指出日本现代化尚未成熟、至今尚未实现现代化这一点上，可以说在当时“真正的现代”“主体性”这些概念的实体化上，他们完全没有责任。只是正如伊藤所指出的那样，在战后民主主义中，他们的想法并非主流。在个人的思想面前，把某种什么事物作为真理的基准搬来，并根据与这个基准的距离来进行衡量事物。不能不说那与竹内和丸山真男所批判的、搬来外部权威的做法没有任何不同。结果，对于个人来说，不是自己拥有思想，而是被思想拥有。对此问题后面还将论及。另一方面，在七十年代后期以后的时代潮流中，另一种动向开始强大起来。到六十年代末为止，可以说已经过剩的内情丰富的主体概念在失去伊藤所批判的“实体论式”倾向的同时，其内情也渐渐地越来越稀薄。在这里先把它称作关于“现代”和“现代性主体”的几个概念的形式化。如果暂且把伊藤称之为“精神”的、反对实体化的言行看作是机能性的话，那么，实际上并非如此。先从结论上讲，这些概念丧失了朝着“进步”、“提高”等方向努力的确立真正的个人的意义和价值，进而转化到了正规系统上来。另一个原因也在于这个时期的时代背景——无论是对美式民主主义与自由的渴望，还是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的憧憬与历史性必然，对那些“宏大故事”，起初是反抗否定，接下来是漠视，不久就出现了空白 。在此，归根到底只是根据笔者有限的读书经验，通过对三位思想家的论述将其“形式化”的界面剖开看一看。为稳妥起见，先要交代一下的是，即使它们具有某种与现代或者现代性相异的价值取向，从某种意义上讲，即使其“解构”已经是被设定好的，也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设定好了那几个概念的“形式化”。与此同时，作为知性时代背景的潮流，这种“形式化”的过程粗略而言也具有由个人走向社会的矢量。实际上，实存主义式的对个人的关心是以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为媒介把重点移向社会构成主义的。
成为契机之一的是柄谷行人的《现代日本文学的起源》 。这部著作的巨大影响力在于释放了“现代性自我（自己）”这一日本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概念的重量感。柄谷对于既往的研究提出了下述疑义：“关于日本现代文学，尽管说法不同，但一直是在对‘现代性自我’进行讲述。然而，就好象‘现代性自我’已经在脑子里存在一样地拿过来就说，这未免滑稽”（该书67页）。“若想让自己作为自己而存在，则必须具备其他条件”（该书41页）。比如，他将此喻为“发现风景”，这样具体阐述：“山水画家描画松林时，首先要描画出松林这一概念（松林一词所意味的事物），而不是实际的松林。为了看到作为描画对象的实际的松林，这个‘作为先验性的、形而上学式的模特’，必须把超越性的‘场’ 颠倒过来。透视法就在这里出现。严密地说，透视法已经作为透视法式的颠倒而出现了”（该书27页）。同时又指出：“现代文学的现实主义显然在风景中确立”。在这里，基于透视法式构造而产生的“内面”已经开始形成，但“那不是从一开始就有的，而不过是在符号论式的布置的颠倒中终于出现的”（该书61页）。因此，柄谷“‘不是从内面’来看言文一致，正相反，一直力图从确立‘言文一致’这一制度上来看待‘对内面的发现’的”。“‘内面’只有作为其本身仿佛存在一样的幻想，才能够因为‘言文一致’而确立起来”（该书67页）。这一事态不仅限于文学和宗教，甚至涉及到主观—客观这一现代科学的世界观。“内面”、“主观”、现代性“自我”的成立，“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对应‘现代国家’的成立而言的”（该书111页）。换言之，在这里，“现代化”或者“现代性主体”作为现代国民国家的制度性成立的一个反映，已经被乌有化了。在此插入一个注脚。搁笔回望一下，归根到底“现代性自我”这个概念是如何定义的，其实质依然不明了。是不是也可以说，那是文学研究领域里的一种近乎偶像崇拜一样的（超越论式的）咒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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