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竹内《鲁迅》所言的“文学家的自觉” 是否与此相对应呢？据竹内讲，对于鲁迅基本精神的把握，毋宁说正因为没有结构，所以才成了把纠葛与苦恼、矛盾必然地背负到内心深处的主体。因此，在主体被确立之后，无论怎样凄怆的活法、不管出现什么精神上的危机，都不足为怪。所有的鲁迅传记所谈的精神上的危机，都可以把从青年时代到死期间的某一点发生的“回心”作为 多种现象中的一个来理解。不如说那个主体具有这样的本质与应存方式：不断地与异质事物纠葛，并把自己的苦恼作为苦恼而活下去，由此使自我成为可能。如果真的如此，那么从理论上讲，竹内《鲁迅》（伊藤也大体与此相同）把那个决定性的时刻从鲁迅留学日本时代推定为辛亥革命受挫时，那以后断无可能发生足以改变这个“决定性的时刻”的势态。那是“决定了他回心的黑暗中自我形成作用的回归，是他一生中每完成一次蜕变就必须回归的中轴一样的存在”（《鲁迅》144）。这种差异的产生，可以说是起因于此吧：伊藤认定的是源于欧洲近代主体形成位相，而站在竹内的视点来看，不如说是非欧洲式的、或者是对传统进行否定的传统中国式主体形成的位相。这是否是偏见呢？上面的跑题之句未免过长，但笔者认为并非没有意义。一方面是伊藤关于可能形成多层或者双层“回心”的讨论，与此相对的另一方面是完成回归的自我形成的竹内视点，二者与孙歌论述的观点 也有关联。但在这里超越伊藤和竹内的交错，为自由和主体问题带来了某种意义。这一点将在后面详细论述。
接下来或许是吹毛求疵吧，最后，笔者想指出似乎是揭示了上述二者差异的伊藤的一个小小的错误来结束本节讨论。那就是伊藤对鲁迅于1926年写的《〈阿Q正传〉的成因》中一节的误读。正如在注释中提到的那样，在伊藤鲁迅论中，从超人到革命者这一派的人呼吁着改革“人吃人的社会”；而从“朴素的民众”到人民这一派的人则以响应呼吁的形式存在着（参照注17）。并且“朴素的民众”也是能够接纳吸收欧洲精神的传统中国微弱的可能性之一。这也是被称为“传统与革命”、“思想的本土化”的问题（A8）。在这里，作为“朴素的民众”的悖论式继承者而被举出的例子，实际上是阿Q。笔者这样认为也是从木山英雄的《积极的黑暗人物》一文获得的启发。然而从更广的意义上讲，这也是因为在政治革命中，还是为革命的知识分子与活动家和与其相应的普通民众或者说“人民”这一构图所限制吧。当然，在这里可以说竹内时代的“文学与政治”这一相互关联又对立的构图是前提，与此相似的是，伊藤以及丸山升时代更为一般化的讲法是“知识分子和大众”，这一构图也成了前提。对伊藤来说，加上这一点，在接纳现代化之精髓的“本土化”里面，传统性的“近似精神的东西”在理论上也非常必要。因此，应该认识到，对于认定是肩负社会改革重任的主体的鲁迅来说，“改造国民性”是一项必不可少的课题 。当然，在战前的《鲁迅》里，这种想法遍寻不到。
在伊藤最初引用的文献里，有下述翻译：关于《阿Q正传》，“这个生活在中国农村社会底层的褴褛雇农正如所说的那样，‘恐怕阿Q革命则中国也革命，阿Q不革命则中国也不革命吧’，换言之，就是把这个否定性人物作根基，只有通过他的自身变革才会变成一个肯定的积极性人物。从这个意义上讲，已经包含了创造一个新的人的形象的意图”（C28）。引用的部分不是误译，而是记忆偏差吧，但从前后文来看，显然是误读了。在下面的引用中，果然修改了译文，尽管用的是“中国革命了，阿Q也会革命吧”，而对此句引用，则解释为“恰恰可以说，只有通过阿Q ‘回心’，中国革命的主体才能成立”
（C122） 。鲁迅的话是这样接下来的：“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可以理解为这是鲁迅清醒冷峻的认识——在下一场革命到来时，也肯定会出现把革命视为投机、篡夺和掠夺机会的人。可以认为，这处误读，是浸染了伊藤那幅作为被动接纳一方的“朴素的民众”的骨干这一构图使然。笔者认为，这个原因的产生，是因为伊藤鲁迅论所揭示的、在真正接纳吸收欧洲近代精神这一意义上，只有唤起下层民众“回心”和鲁迅所说的“改造国民性”才能实现真正革命的认识导致了这样一个鲁迅形象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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