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把尼采的“超人”形象和那些诗人的形象叠合在一起，预见着新的人类的出现，并说从发自他们“内曜”（怀有诚意的内面性）的“心声”中读到了真实的文学。那些文学充满“启发性”，具有“使命预言”性意义（A111）。此外，对于以被视为权威的舶来的“科学”为根据将农民的传统节日批评为迷信的“进步派”知识分子，鲁迅作出如下判断：“伪士当去，迷信可存”（《破恶声论》），正是对这句话的解释，充分体现了堪称伊藤拿手好戏的生动灵活的才气（A69～70、C《论初期鲁迅的宗教观——“科学”与“迷信”》）。这是因为伪格学者的批判属于“优等生文化”及“中间性权威”的典型，而鲁迅的否定则是对不具备精神性和精髓的那个典型的否定。对于早期的鲁迅所信奉的进化论，伊藤这样论述：是鲁迅从中国人灭绝这一“终末风景”上进化的过程，认为进化恰如斯宾塞式——用笔者的话来说，恰如儒教的宋学“天理”原理所示，不具备宿命论式的必然，而是作为赫胥黎式的“伦理的进化”来接受的。这样，鲁迅追求的是自由的、具有伦理性的人的发展的可能性（A190～200）。伊藤总结道，在鲁迅看来，所谓“真正的人”，第一，具备“主观内面精神”；第二，胸怀“近乎傲慢”的强烈的“意志”；第三，能够对现有秩序进行“反抗”；第四，通过这一反抗实现“发展”和“提高”（C119、以及137）。这一总结，或许正是对拙稿作为讨论对象的“自由能动性主体”所作的最恰当的定义吧。
然而，竹内好认为，鲁迅处于最终的一次性自觉的地点，也正因为如此，才称之为“回心”，而对于探索的过程，伊藤把鲁迅的自觉分为两个阶段。这一点只要阅读伊藤的《〈狂人日记〉论》就会一目了然。为什么伊藤把这部作品称为“一种自传体告白小说”呢（A224）？这是因为他是把《狂人日记》作为鲁迅自身的思想轨迹来阅读的。正如伊藤所述，在《狂人日记》里，完全没有对如何发展到“发狂”这一步的过程描写，“主人公的‘发狂’是作为构成作品世界的前提而存在的”。伊藤将其定位为“狂人”的觉醒。伊藤认为，相对于作品开篇“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这句“狂人的独白”，“月亮”可以看作是“象征着某种超越性的东西”，“在主人公身上，由于和某种超越性的东西相遇而产生了认识主体与‘被赋予的现实（包括自己本身）’之间的隔离”（A205二〇五）。这里所说的现实，当然是指封建的旧中国礼教社会。那就是最初的自觉，是“独醒意识”的诞生。这个主体一边把世界对象化，那就是当初“可能被吃”这一本能性的恐惧，而同时又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那种恐怖又被对象化，变为分析性的存在。
那是对“前所未有的人吃人的社会”的认识。而同时，在这里，敦促邻居和胞兄悔改的主人公身上的“独醒意识”，也只停留于伴随着一时之勇的“未经过自我客体化的、感性化‘觉醒’”。这是因为这种态度根源于只是敦促别人悔改的“领导者意识又和屡屡遭受的孤独感或被害意识互为表里”（A225）。然而，故事从劝说哥哥受挫那里急速发展下去。主人公在说到发觉或许“我也吃了人”、“无法面对真实的人”时，产生了加害者的罪恶自觉；这种“罪恶的告白”同时也“意味着从被害者意识中获得了救赎”。“形成‘独醒意识’的最初的自觉还不够，必须有把自己从再次形成‘独醒意识’的自己本身中剥离出的、进行第二次回心（并非是进化论这一思想内容改变了）。”（A226）。“可以说他获得了名符其实的自由。此外，可以说，在此，他第一次自己接受了自己本身，也可以说他第一次寻回了自己、第一次获得了主体性。”（A227）。行文至此，或许会想起前面一节所提及的“自己接纳自己（的命运）时”这句话吧。与此同时，在前面的图解中，理应对“罪恶意识”到“认识主体的成立”得到确认。自此可以产生一种独特的《狂人日记》新解——“狂人”在喊出“救救孩子”之后，回归社会了。换言之，他从令被害意识潜在化的、只有自己是特异的存在这一领导者意识中挣脱出来，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投身于社会变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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