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人第一次意识到凭借才能、勇气、思想、世界观、社会、国家等一切中间性权威无法为自身存在建立根据的同时,在超越那一切、与那一切断绝、能够否定那一切的假设的东西(即比“死”更强大的东西)之前寻求存在的根据,那时,人才第一次获得真正人格化的、亦即社会性的个体的自觉(=紧张和责任意识)”(A229)。这段话现在读来的确是一句过于冗长的蹩脚章句,但正是这里才最充分地表达了堪称代表伊藤其人的伊藤文体的轮廓。从现在起,遵循前面的图解,可以看到,如果实现“现实的对象化(变革)”,写完《狂人日记》的鲁迅把中国的现实作为思考对象,并作为可以处理的对象加以重新构筑,将其虚构,继而确立了试图改变被赋予的现实的立场,也就是说,实现了作为一个改革者、作为作家的鲁迅形象的确立。把传统的中国世界进行对象化,这也是在创作出《孔乙己》之后的《呐喊》中的诸篇作品的缘由,伊藤将其定位为鲁迅的“觉醒主义”的形成。其著书最初的副标题定为《现代主义的形成》也正缘此。关于这点,不再深谈。只是画蛇添足式地补充一句,谈到“对象化=改革”时,如果将重心放在后者的改革上的话,那么,虽然有“或许至死都没有体会过‘挫折’和‘成熟’的鲁迅的不停的奋斗和前进”这一补充(A230),但仍能让人感受到与竹内《鲁迅》相互交错并且摩擦的内容的存在。多少有些离题,但作为鲁迅论这一领域的一个问题,在下面将以二者的差异为媒介,笔者希望这样定位:竹内《鲁迅》和伊藤鲁迅论是不同的两个存在。
三、与竹内《鲁迅》间的相互交错
如前面所述,对竹内《鲁迅》不能简单加以概括。在先理解这一点的基础上,笔者以读解竹内为线索,想做如下探讨——凭直觉,笔者认为,采用更精准的说法,伊藤并非竹内的“追随者”,甚至这一说法和可能是一种相当荒谬的误解;但尽管如此,二者之间还是可能存在共通性。伊藤之所以从竹内《鲁迅》里感受到了与前面的图解同感的相位,那一定是因为在竹内所说的“终极性场所”、亦即“文人的自觉”上读到了似乎和自身相同的、自由主体性的个人的确立 。然而,在竹内《鲁迅》中,根本不存在伊藤援引丸山真男等论点来考察的、确立主体的构造。对我来说,伊藤的考察虽有些粗枝大叶,但是可以进行图解;而竹内的则不能。
竹内所说的,在贯穿鲁迅一生壮烈凄绝的生活方式背后,在某个决定性的地点,若没有某次决裂与决心,很难理解。那或许是在一生中的某个时期,以决定性的形式、以做好了“出于自由意志的死”的思想准备的形式实现的吧。因此,可以说其思想的应存状态、支撑着思想的“激情”具有宗教性。换言之,从竹内当时的关心点来看,核心依然是“终极性场所”、亦即“文人的自觉”,是决定“唯一的时机”的要素(《鲁迅》117)。
的确,从字面上看,无论是竹内《鲁迅》中所使用的“回心”和“赎罪”等词语,还是“自由意志之下的死”或者“无” 等概念,都可以称作和伊藤从鲁迅作品里“发现”的、所谓与近代的“个”的主体形成具有深厚的相似关系吧,可以说具有终末论式的趋向了。然而,应该称作是竹内《鲁迅》中轴象的文学家这一概念,本来就与通常所说的“文学家”不同,这一点十分确定,所以,虽然有些模糊不清,但却具有蔓延性。可是,归根结底不就可以说那也不是应该存在的普遍的、理念上的“真正的人”、而是文学家吗?这不就是解开“文学家”这一不透明的概念的一个线索吗?为此,请参照竹内《鲁迅》卷末所附的那篇《作为思想家的鲁迅》。这是在战后写的文章,正如在“注8”所阐述的那样,笔者认为,作为竹内《鲁迅》的注脚,此文极具说服力。此处必要引用的只有一句话,但为了进行对比,将前面几行也一并引用:
“孙文那样的实践活动家能够做到不屈服于一切失败,每失败一次都会重新架设连接理想和现实的桥梁;而作为艺术家的鲁迅却做不到。然而,因为是一名艺术家,因为是一名时刻在追求倾注全部身心生命的活法的、最纯粹的文学家,所以,他们也没能创立出把绝望进行目的化的看破哲学”(《鲁迅》161) 。修饰“艺术家”以及另一种说法“ 最纯粹的文学家”的语言是“追求倾注全部身心生命的活法”。而且纵观上下文的脉络,是通过和“孙文那样的实践活动家”进行明确对比而提及的。而在竹内《鲁迅》的尾声中,细致地论及了“永远的革命者”孙文与承认并正面评价孙文的鲁迅之间的对立又相联(“矛盾的自我统一”,这才是辩证的)的关系,请留意阅读。而完山升则对此明确表达了,他指出,在竹内《鲁迅》中依然残留着政治与文学这一日本式框架的残渣余孽 。补充一下竹内自己的话:“在孙文身上看到‘永远的革命者’形象的鲁迅,不就是以‘永远的革命者’为媒介站在与孙文间的自我同一性对立关系上的吗?他拼命斗争的,不就是在孙文身上映射出的他自己的影子吗?”那是“‘永远的革命者’成为媒介,将鲁迅根源性的矛盾自我形成成为可能的场所”(《鲁迅》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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