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解的问题依然费解，无法明晰起来，但笔者作了如下解释：革命者在黑暗的外部世界创立能够改造黑暗社会的制度，力图通过不断进行改造来打破黑暗的秩序。然而，文学家置身于黑暗的内部，面对社会改革即政治上的变动，是以相对于全体而存在的个人的全部人生来接纳并且力图通过改变自我而生存下去的。竹内说鲁迅是一个“诚实的生活者”（《鲁迅》61）大概也与此有关吧。在这里，可以说实践活动家和革命者，对整个社会肩负着制度性的责任，而文学家作为语言对“个”的实存肩负责任吧。应该引起瞩目的是，二者不是分离存在的，在鲁迅的内面，政治或者孙文式的革命者已经内在化了，它作为对立的矛盾成了影子鲁迅本人。鲁迅在此必须通过与内心的纠葛（含有此意的原词是“挣扎”）进行殊死斗争来继续完成自我生成。或者换一种说法，也可以说正是因为在其内面有了这样一个矛盾统一的过程，自我在得到了持续确认？将其进行外在性表达的方式，就是来自“无用之用”的文字（文学），而它作为结果，则关系到对社会肩负的伦理性责任，恰如内面矛盾的纠葛反映在外部的言论中，而包括外部在内的往返运动也关系到“自我生成”的持续。勉强用笔者拙笨的语言来换一种说法，那么可以说竹内所说的“文学家”，就是把自己舍身在词语上的、实际存在的个人吧 。例如，对于“三•一八”大屠杀事件，竹内《鲁迅》是这样阐述的：“他（鲁迅）一定也想到过要亲自执刃去复仇吧。他没有那样做，是因为懦弱胆怯吗？并非如此，而是比起贪图一时之快，他决意以终生受苦的方式进行偿还”（《鲁迅》140）。可以说“执刃复仇”就是政治，是把政治作为整个制度来实行变革的是革命家，而“决意以终生受苦的方式进行偿还”的就可以称作是文学家吧？不是前者，必须是后者，或者只能是后者——竹内《鲁迅》就是一心围绕着这一自觉之点而深入展开的。前文已作过暗示，是否可以换一句话说，那种状态也是实存主义式的鲁迅吧。我们应该理解，这种论点的形成也有其特有的时代背景——该著作诞生之前的十年，发生了马克思主义崩溃与“文艺复兴”，继而是来自军国主义的严酷压制。而这里不是评价竹内好的园地，因此，不再多言。此后的论述将更为详细，在此先要确认一下，与伊藤不同，竹内《鲁迅》中强调的一点是，鲁迅这一实存形式是绝对的一次性的。
另外，必须提及赎罪文学这一点。以上面谈到的竹内对“三•一八事件”的阐述为依据，我们也可以看成这是对在历次各种事件中被杀害的死者所作的赎罪 。当然，可以认为那是有意识而言的，竹内所说的“赎罪”这一概念的对象是不是更广些呢？然而，用伊藤的话来说，罪恶意识其实是给出了一个颇似基督徒的规定。先谈一点。所谓自由“意味着对一切‘现有的全体’的否定。然而，人能忍受这样的自由吗？”“宗教性的‘罪恶’……毋宁说在于对反抗的放弃。”“人不能忍受自由”。“鲁迅精神史过程与从旧约到新约变迁的宗教思想史相似——首先站在人能够获得自由这一乐观的人类观上，不久就深刻认识到了其不可能性。鲁迅已经懂得了自由，不久，也懂得了自由的不可能”（C150～152）。读到此处，若能与前面提到的《〈狂人日记〉论》和《〈呐喊〉自序》对比一下，就更易理解了。再谈一点，“动物不会犯罪，只有人才会违背神赋予的理性而犯罪。自由的人本身就是罪恶的根源，罪恶是人自由的证据”（C198）。二者粗看似乎是相互矛盾的，但却与关于自由的原罪性理解相一致 。然而，笔者并不认为竹内《鲁迅》的赎罪文学是伊藤所说的近乎原罪。笔者在想起前面引用过的、夜深时相对而坐的不是魔神靡菲斯特而是“鬼”那一节的同时，也想指出竹内又曾这样阐述过：“他（鲁迅）所抗争的对象，不是别人，而是存在于他自身的难以遏制的痛苦。”（《鲁迅》115页）。笔者推断，对于鲁迅的赎罪，竹内思考的不就是传统的幽魂在侵蚀自己内部的自觉吗 ？《浮士德》里的靡菲斯特在现世肆意享乐，作为代价则死后被剥夺了灵魂；但中国的“鬼”则附体于生者身上，使其成为游荡在现世的行尸走肉。笔者认为，竹内的《鲁迅》中“决定性的自觉”是对这样的自己所产生的中国式赎罪意识，或者如丸尾常喜所言的“耻辱的意识”、笔者所说的“负疚感”等事态的感觉。可以推断，伊藤和竹内的几个重要的差异由此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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