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中国文明的起源，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军总会想起2016年的夏天。
那年6月，他突然接到老院长、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的电话，要他带着材料来家里，起草一份信件。和他一起从全国各地赶来的，还有时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等人。
张忠培认为，我国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中，还没有一处遗址能够证明中华文明能早到五千年前。建议在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将良渚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为中华五千年文明树立一处标志”。
形成初稿那天，已重病在身的张忠培非常高兴，大家特意品尝了一顿北京烤鸭。
彼时，良渚还排在长长的申遗名单之后。虽然这处位于长江下游、距今约5300～4300年的都邑遗址，已不断刷新人们对于中国文明的认知：上世纪80年代以来，这里先后发现了高等级墓地、祭坛、玉礼器系统、大型宫殿基址、总面积达近8平方公里的三重城址和工程浩大的水利系统。进入早期国家阶段，已无太大质疑。
这份最终由宿白、谢辰生、黄景略、张忠培四位考古文博界元老联合署名的信件写道：“我们有把握地认为，良渚遗址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当之无愧的见证。”
上山考古遗址公园展出的掺杂稻壳的夹炭陶片（2021年5月12日摄） 黄宗治摄 / 本刊
这个见证，中国人已经寻问百年。
起点，是1923年《努力周报》的一则通讯。在那里，一位青年学者于学理上论证了中国上古帝系应当归于传说，甚至夏代也不大靠得住。自《史记》以来构建的“三皇五帝夏商周”古史体系，以及基于此的“中华五千年”，一时风雨飘摇。
不宁唯是，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在河南渑池发现仰韶文化遗址，中国现代考古学肇始。但“打击”接踵而至，安特生认为仰韶文化的彩陶纹饰与中亚地区具有相似之处，提出“仰韶文化西来说”。持续一二百年之久的中华文明西来说沉滓泛起。
民族“所处地位之艰危”的关头，人们想知道，中华民族“是否确为衰老，抑尚在少壮”？中国由何处来、又向何处去？
中国考古学者的出场，让争论暂告一段落。1926年，山西省西阴村的考古发掘开始让“西来说”逐渐破产，对安阳殷墟遗址的发掘则实证了晚商历史。
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国际学界认为古代中国进入文明社会，只能从发现大量青铜器，并已被甲骨文所证明的商王朝后期算起。按此观点，中国的文明史为距今3300年。
对此，中国现代考古学奠基人之一的夏鼐评论道，小屯殷墟文化是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如果这是中国文明的诞生，这未免有点像传说中老子，生下来便有了白胡子。
问题是，那个年轻的“老子”在哪里？
文丨 徐欧露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本文转载自瞭望客户端，原文首发于2022年2月19日，原标题为《探源中国》，原文首刊于《瞭望》新闻周刊2022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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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好生”良渚
“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2003年7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对遗址的历史地位作出重要论断。
2016年，著名考古学家宿白、谢辰生、黄景略、张忠培致信习近平总书记，希望促成良渚遗址早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习近平总书记对此作出重要指示：“要加强古代遗址的有效保护，有重点地进行系统考古发掘，不断加深对中华文明悠久历史和宝贵价值的认识。”
良渚申遗进入快车道。
申报材料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要阐述自身的“突出普遍价值”。专家组在六条既定标准中，选定了第三条“能为现存的或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独特或特殊的见证”，和第四条“在特定阶段或人类历史上，是某类建筑、建筑技术或景观的卓越典范”。
这份申请，要经过世界遗产委员会及其委托的专业评估机构组织专家反复考察、质询。每个缔约国每年只能申报一项，年年都有未进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落选者”。相比之下，良渚的申遗表现就像一名“三好生”。
2018年9月是最重要的一次综合评估。作为良渚水利系统重要发现者，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宁远陪同受委托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专家实地考察了水利系统。在现场考察之前，专家曾来信提出，想了解一下中国古代水利及良渚水利系统的详细情况，他和同事为此专门安排水利专家进行了“中国水利史”“良渚水利系统”两场汇报，“讲完以后那位专家立马说没问题了”。
那次评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秦岭也在场，她记得氛围“非常放松”。一天大雨，不能外出，日程被打乱了，即使如此那位专家“都很高兴”。她聊起自己干旱的家乡，说能欣赏到江南的雨，“很好”。
王宁远的印象中，最终需要补充的材料都是“操作层面的小问题”，“完全没有价值评估上面的质疑”。秦岭则记得，中期评审回来问的问题几乎全是关于保护管理措施的落实，“这说明我们所有提出来的学术价值他们都是认可的”。
2019年春天，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受教育部之邀，参与修订初中教材中的文明起源部分。他建议将良渚已进入早期文明添加进去。这个意见得到采纳，但专家组为谨慎起见，在前面加了一句话：“有学者认为”。
这句定语，最终在教材即将付印的几天前被拿掉——那年的7月6日，阿塞拜疆巴库举行的第43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良渚古城遗址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在最终“官宣”的遗产描述中，世界遗产委员会这样写道：位于中国东南沿海长江三角洲的良渚古城遗址（约公元前3300～前2300年）向人们展示了新石器时代晚期一个以稻作农业为支撑、具有统一信仰的早期区域性国家。该遗址由4个部分组成：瑶山遗址区、谷口高坝区、平原低坝区和城址区。通过大型土质建筑、城市规划、水利系统以及不同墓葬形式所体现的社会等级制度，这些遗址成为早期城市文明的杰出范例。
秦岭认为，这是在严格的学术框架内反复推敲质询后的结果，是在一个重要的国际舞台上明确了中国早期文明起源由五千年之前开始的时间坐标。
这不免让人想起那份信件里的凿凿之言：“早在距今五、六千年之际，在中华大地上，国家形态已经出现。当时的国家（政权）的形态是神权与王权并重的神王之国，后来的演变，是王权日益高于神权，至夏商周时期，就形成了凌驾于神权之上的王朝王国政权形态；东周巨变，至秦发展为皇朝帝国，随之‘百代皆行秦政制’。中华文明五千年传承有序，不再是一个问题了。”
“他们基本就是照着我们写的来的。”说起最终的评定，王宁远颇为自信。
在他看来，良渚申遗成功是水到渠成，“没有悬念”。投票那天，坐在阿塞拜疆会场的王宁远和同事，无暇感受现场的热闹，因为他们要帮准备第一时间刊发申遗成功的国内报纸校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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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石器时代远远被低估
认识良渚之后，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国际考古学泰斗科林·伦福儒面对媒体说了这样一句话：中国新石器时代远远被低估了。
秦岭认为，低估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文明起源发展模式跟西方不同，不符合文字、铜器、城市这样的西方标准。
与欧亚大陆其他早期文明不尽相同，良渚文明既没有青铜器，也没有公认的书写系统。
但这里出现的东西，让人印象深刻。气势恢宏的王城、工程浩大的水利系统、技艺高超的手工业、等级分化明显的墓葬……王宁远说，良渚古城城垣、外城及水坝坝体再加上莫角山高大堆筑台基的土方量，总计约1100万立方米。若以开采、运输和堆筑1立方米的土石各需1人/日计，每年出工30万人，整个工程要连续建造110年。背后是规划设计、分配调度、后勤保障和工程质量监控等一整套系统。
“良渚社会的阶级分化已经相当严重，最高统治者掌握了军事指挥权和主持祭祀、传达神的意志的权力，已具有非凡的动员和组织人力的权威和能力。如果不是进入了文明社会，是完全不可想象的。”王巍说。
他至今记得，1987年赴日留学时，发现日本的书都以中华文明从殷墟开始、“五千年根本没人提及”，留给自己的“震惊”。“他们就是强调文字、冶金术和城市这三条标准。”他开始有了研究文明史的想法。
26年后，首届世界考古论坛在上海举办，在已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的王巍的建议下，主题定为“古代文明的比较研究”。200多位世界知名考古学家受邀参加，相当一部分人第一次参观乃至了解了良渚。
参观完全程，王巍问伦福儒，我们认为良渚已经进入了文明社会，你怎么看？伦福儒回答：这不是文明，什么是文明？
“从两河流域和古埃及文明的特征中概括出来的‘三要素’，并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王巍解释说，中美洲的玛雅文明无冶金术，南美洲的印加文明并未使用文字，而这些都是世界公认的文明。
王宁远曾听伦福儒聊起文明标准，对方认为，那几个要素不一定要每个都符合，文明的评判标准因地而异。
“世界各地文明发生发展的区域和所占有的资源配置不一样，环境不一样，也会发展出不同的区域特色文明。”四川大学文科讲席教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水城说。
他以冶金举例，冶炼金属的本质是手工业，在中国的另一个表现是制玉。在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就出土有玉环等距今9000年的玉质装饰品。“中国人一直把玉视为高雅、富贵、美丽、玄妙的物质，玉有五德，即仁、义、智、勇、絜（同洁）。玉也因此被赋予某种超物质的奇异神力，成为个人权力、身份和等级的象征。在这个背景下，红山和良渚文化都发展出了发达的玉文化和玉器制造业。”他说。
四五千年前的良渚工匠，在当时的工具条件下，可以在一毫米的宽度内雕刻出五六条纹路，今日的琢玉大师也甘拜下风。
“玉器制造的背后是非常复杂的产业系统，某种程度上，玉的开采、制作难度并不亚于青铜。”李水城说，“东方文明的特色之一就是以玉为代表的文明要素。”
他认为，不能简单地以一个单向指标作为划定复杂事件的统一标准。“中国的陶器在距今近两万年前已经出现，西方到距今一万年还没有出现陶器，如果以这个作为标准的话，难道是西方落后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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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到哪合适？
如何判断文明与否，学界的讨论已持续数十年。目前国内外的主流观点认为，国家的出现是文明产生的根本标志。
对于何为国家，国内学界也形成相当共识：社会分化为不同阶层，有强制性的公共权力，有专门化的管理机构，有体现统治者意志的精神信仰或意识形态，社会呈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等等。
“国家的很多特征可以通过考古发现去辨识。”王巍说，比如其最大特征之一是王权的产生，对应的考古遗存包括都城、宫殿、大墓、礼器等。
2021年12月，王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主要基于良渚、陶寺、石峁、石家河等几处都邑遗址的考古发现，结合其他中心性遗址的考古成果，并参考了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的情况，归纳出在没有当时的文字发现的情况下，从考古发现中辨识进入文明社会的关键特征：
史前农业和手工业取得显著进步；部分具有较高技术含量的手工业专业化并被权贵阶层所掌控；出现显著的人口集中，形成了城市；社会贫富、贵贱分化日益严重，形成了掌握社会财富和权力的贵族阶层；社会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出现了踞于金字塔顶尖，集军事指挥权、社会管理权和宗教祭祀权力于一身的王；血缘关系仍然保留并与地缘关系相结合，发挥着维系社会的重要作用；暴力与战争成为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形成了王权管理的区域性政体和服从于王的官僚管理机构。
他指出，当一个社会具有以上现象的大部分时，就可以判断其进入了文明社会。
虽然细节稍有差异，这大体代表了相当一部分考古学者的看法。
也有学者认为，文明与真正的国家是两个层面。李水城认为，严格来说，文明起源属于前国家阶段。“如果一个社会发展到拥有大型公共工程建设的程度，应该就具备了文明的条件。这意味着你要调动一切社会资源，背后至少要有相应的政权组织、管理者和最高权力机构和类似现代警察一类的武士管控阶层。”
还有学者主张，不必急于套用具体标准，应先着重关注各个遗址或考古学文化的“文明化”进程，在同其他文明比较中做判断。
研究文明起源30多年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告诉记者，考虑到文明起源之复杂，进行界定，确实“很难”。“文明的形成是一个过程，就像光谱，分界线划到哪？当说国家起源或文明起源时，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它没有截然划开的分界线，可能你划到前1/3，我划到后1/3。”
李水城更倾向于将“文明起源”理解为“社会复杂化进程”，这意味着对应的不是一个时间点，而是时间段，“文明不是说一步就跨过去了”。
讨论仍在继续。但整体而言，王巍感到，数十年来学界对文明的认识已不断“从表象到本质”。
这也伴随着对更多遗址的认识。2018年发布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认为，“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出现了文明起源迹象”。
陈星灿感到，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正接受新证据，一些对中国有所了解的历史学家或考古学家已不会把中国文明起源定在商，而是像很多中国学者一样追溯至距今3700年前后的二里头时代或距今四五千年前的龙山时代。
“良渚不仅是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的源头，也是东亚最早的文明。”伦福儒说。
几年前，他干脆把良渚作为案例，写进了他那本在世界多国出版的教科书《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最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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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之问
但争议依然没有停止。
2020年，良渚申遗成功一年后，夏含夷编写的新书《古史新声》出版，作为20多年前由其合编的具有重要影响的《剑桥中国上古史》的回顾和回应。
这位来自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知名汉学家承认：“由于考古学的不断发展，上古史研究正处于中国历史上最活跃的阶段之一。二十年以来，地不爱宝，商周考古学年年都发现惊天动地的文物，促使历史学家呼吁要重写中国古代历史。”
但他坚持，“这本书没有失去它的价值”“基本思路是对的”。这个基本思路之一就是，中国“史”始于商代晚期。“《剑桥中国上古史》作为西方学术作品当然要遵守西方史学定义，有了文字资料以后才算进入了‘历史’时代。”他写道。
长期以来，文字是最受关切的文明要素之一。
“如果将中国文明拉到‘三要素’的标准下，我们最弱的一项元素就是文字的出现相对较晚。”李水城说。
目前的主流观点认为，中国文字的起源是殷商甲骨文。那么问题是，文字的出现与否与进入文明阶段有怎样的关系？
一些学者认为，文字不是早期文明出现的必要条件。“世界上不少早期文明并没有文字，比如印加文明；我国北方有一些进入早期国家的社会，一开始也没有文字，后来在很短期内创造了自己的文字。”陈星灿说。
“文字实际上是精神层面的发明，这在古代中国的表现可能是祭神、仪式。”王巍再次强调，判断是否进入早期文明要抓住国家这个“关键特征”。
有学者指出，文字的确是重要的文明特质，但目前没发现，不代表没有。
“我们可以说文字是成熟阶段的文明的标志，比如殷商。但甲骨文已经非常成熟完备，文字的创造不可能一蹴而就，之前可能有一个非常漫长的发展时期。”李水城说，“譬如两河流域的象形文字，真正发展成字母文字之前，经历了上千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发展。”
只是文字的发现“可遇不可求”。李水城指出，甲骨文之前的中国文字，载体不排除是有机质，夏、商、周的基本控制区域都在中国北方，有机质的东西在北方的环境里很难保留下来。
也有观点认为，比甲骨文更早的中国文字已经出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冯时指出：“比陶寺稍早的山东邹平丁公龙山文化遗址出土了具有书面语特征的文字，与汉字体系大相径庭，系东方夷文字的祖先。这个事实确切地证明，前国家时代的上古文明并非华夷一统，而呈现出夷夏东西的格局。以这样的视角探究中国文字的起源，不仅可以找到良渚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东夷文字，甚至可以将这种夷文字体系的产生年代一直追溯到八千年前的贾湖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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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个东西跟你不一样”
在秦岭看来，良渚申遗成功，对西方学界而言，真正被“挑战”的不是定义，而是对欧亚大陆早期社会发展进程的理论性认识。
良渚申遗的最后阶段，来自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的学术质询只有一个——希望提供一份“水稻种植和水稻种类研究状况”的补充材料。
秦岭一度有些“奇怪”，国际专家“不理解的”，反而是对中国考古学家甚至普通人再熟悉不过的水稻。
在此之前，世界文化遗产中还没有一处稻作文明的遗址，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河文明都在典型的麦作农业基础上产生。面对这个已发现距今一万年水稻遗存的东方古国，“他们想理解，稻作对文明起源到底有多重要？”这位研究植物考古的学者解释道。
缺乏认识的除了稻作，还有土遗址。和西方的巨石阵、金字塔等以石材为主的大型纪念碑式遗址相比，良渚为代表的东亚遗址大多由土堆筑，埋在地下、可视性差，常被低估。秦岭认为，良渚申遗成功增进的不仅是国际学界对中国，甚至是对整个东亚地区文明模式的理解。一个例证是，良渚申遗成功后，已在预备名单多年的日本北部的绳纹史前遗址群，去年也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这些差异背后，涉及对文明起源和演进的反思：古代中国的发展模式是否经历了与其他文明不同的道路？国外既有理论能否适用于中国实际？
良渚申遗时，需要将申遗项目和已有的世界文化遗产对标，比较分析。秦岭和专家组反复评估，结果发现，“对不上”。
一方面，没有公认的文字和青铜技术，良渚古城毫无疑问被定义为是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产，需要同新石器时代其他世界遗产进行比较，但这样比，良渚太“高级”了；另一方面，良渚古城表现出来的社会和物质文化发展程度，又无疑是属于早期城市的典范，需要纳入城市文明的范围内，与其他早期文明的代表性城市进行比较，但后者绝大多数是已经产生了文字的青铜社会。
秦岭说，西方学界通常认为人类早期社会发展进程遵循“趋同进化”模式，也就是说，早期人类社会特别是旧大陆，会沿相似轨道演进。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河、古埃及等文明的出现，是伴随着“二次产业革命”，通过生产力的飞跃而实现的。由冶金技术和家畜二次开发产生了畜力、犁耕和轮子，出现经济作物，驱动日用品贸易，进而推动扩张。这个过程主要发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青铜时代。因此西方以殷墟“商文明”作为可资比较的东方代表就可以理解了。
“但这种趋同性似乎被我们否定了。”她说，从新石器到青铜时代，中国的农业模式始终是作物经济为主体的土地利用模式，即使此后土地管理制度发生变革，农业经济模式没有产生飞跃式变化。这意味着，我们并非基于所产生的日用品贸易或控制贸易网络来推动社会的复杂化。中国文明产生的动力或许和西方文明不尽相同。
她认为，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标志着从人类共同文化遗产的高度，提出了不同于西方主流的文明起源理论和发展模式——良渚古城遗址所代表的一系列中国新石器晚期区域国家形态，在东亚地区早期文明起源发展进程中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多样性，它们与西亚地中海为核心的西方文明进程是平行且能互相映照的两种模式，这为西方世界从历史角度更好地了解中国、理解中国提供了实证，也对重新理解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有非常深远的意义和长期影响。
“世界文明是多元互鉴的共同体，同时要承认共同体里有足够多的多样性，每个都有合理性。”秦岭说，“我觉得我们有责任，不停去挑战，不是为了说自己多重要、多伟大，而是说我这个东西跟你不一样，从而反思如何理解所谓模式。”
至于改变，她觉得已经发生——一些国际上的考古学者在提出理论时，越来越不贸然强调普世性，而是会更加谨慎地加上一个前提，这是区域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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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发现中国
“距今四五千年前，出现早期文明的社会远远不会是良渚一个，我们已经在考古学上看到了许多。”陈星灿说。
不久前，他刚前往甘肃参加了南佐遗址的考察。就在去年，这里发现了主次分明的“宫殿区”和大型“宫殿式”建筑、探明“外环壕”内面积约600万平方米，被视为又一距今5000年左右的大型聚落遗址。
“过去能想到这些吗？根本想象不到。”陈星灿说，“100年来的考古学实践完全重建了中国史前史。”
著名美籍华人考古人类学家张光直曾写道：“我们正处于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因为我们有机会见证涉及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全新的史前史知识体系的创造。”他在目睹上世纪80年代三星堆祭祀坑的重大发现后就说过，“以后中国再有任何考古发现我都不会感到惊奇。”
只是今日的中国考古，置身环境已与百年前迥然不同。曾被质疑未接受现代科学检验的中国考古学，已经上天入地，旧貌换新颜。王宁远和同事发掘良渚水利系统，第一步不是拿起洛阳铲，而是打开遥感影像。
在剑桥、哈佛、牛津等多所世界知名学府做过访问学者的李水城注意到，新世纪以来，欧美很多学校都在设立东亚考古或中国考古方向。他将此归功于“中国考古学的地位和国际话语权在逐步地加强”。
“现在你找到研究世界考古学的西方主流刊物比如《古物》，几乎每期都会发表有关中国的文章，或者是研究中国的，或者是中国学者自己写的。”陈星灿说。
这位低调的考古学家不无自豪地告诉记者，过去有些西方学者觉得，研究中国，中国人的材料可以用，结论、研究不可用。但现在，“也躲不过去了”。
不变的是，对“我们是谁，我们如何形成”的叩问。
王宁远时常会想起良渚的发现者施昕更。80多年前，这位西湖博物馆的地矿组助理员发现发掘良渚，又在日本侵华的流亡路上辗转写就了良渚的第一份报告。“如果他稍微有一点耽搁，报告就出不来，这个遗址后来能不能认识到，就两说了。”王宁远说，但是，“他没有停过”。
现在，王宁远是班上15个同学中唯一一位还在一线田野发掘的人。他说自己喜欢“解开谜题”的感觉。
从日本留学回来后，王巍曾在东亚考古学和夏商周考古学间犹豫不决，向老师张忠培求教，先生沉思片刻，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回归主战场”。
张忠培最终未能等到良渚申遗成功。去世前，他还在校对修改自己最后的三本书：《中国考古学：走出自己的路》《中国考古学：说出自己的话》《中国考古学：尽到自己的心》。
“中国考古学研究已经走出简单的‘证经补史’，中国考古学已经完成了从文化史研究向社会研究的转型。”陈星灿说。他作为负责人之一的第五期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已于2020年启动，以期通过聚焦13个重点遗址，增进对北方地区、中原地区、长江地区社会发展状况的了解。
采访中，他始终强调，文明探源是一个严谨的学术问题，“要靠证据说话”。
虽然“说话”所需要的探索，可能就像他们追寻的那段历史那样漫长。“期待更多新的考古发现展示中华文明起源发展的历史脉络、灿烂成就和对人类文明的贡献。”王巍说。
延伸阅读一 :
在“中国”发现中国
2018年5月末的暮霭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匆匆踏上前往北京的火车，马不停蹄地约见了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将一沓研究材料激动又郑重地递到王巍手中。
那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阶段性成果发布前夜，考古学界内部对于即将披露的一系列重大发现，已有诸多讨论。浙江良渚、东北地区西辽河流域的红山、山西陶寺、安徽凌家滩……实证着5000多年前中华文明初始时期的“满天星斗”。
可这一片璀璨星光中，却唯独不见河南的身影。所谓“中原地区文明洼地现象”的说法似乎再度被坐实。
探寻中华文明起源，这片被以“宅兹中国”四字铭刻在何尊之上的土地，不应该也不可能缺席。
“那份当时未公开发布的材料，正是河南郑州双槐树遗址的初步研究成果。”顾万发说，“王巍老师看后也认为非常重要，尽管仍需进一步论证，但我们都知道，属于河南的那抹隐秘而伟大的文明起源之星光，马上将不再黯淡……”
双槐树遗址（2019年8月27日摄） 李安摄 / 本刊
文丨桂娟 袁月明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本文转载自瞭望客户端，原文首发于2022年2月19日，原标题为《在“中国”发现中国》，原文首刊于《瞭望》新闻周刊2022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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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雨“冲出”的文明
在伊洛汇流入黄河处的河南巩义河洛镇，有个名为“双槐树”的小村庄。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它并不起眼，只是静默地居于黄河南岸高台地上，等待与世人相视的一刻。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易经》中“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记载，更是广为流传。
诸多历史文献，都将最早的“中国”指向黄河流域的河洛地区。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原中心说”，也一度是学界的主流观点。但考古工们，迟迟未能找到过硬的实证材料。
王巍也一直有个“心结”。“在距今3700多年前，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中原地区在各个时期都有很重大的发现，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关键时期，怎么会没有文明起源迹象呢？”
1984年，河洛镇滩小关村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命名为“滩小关遗址”，并未引起广泛关注。
那是河南考古人与“河洛古国”的第一次擦肩而过。
20世纪90年代初，为配合基建，考古工对滩小关遗址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回过头看，那次的发掘点其实距离双槐树遗址内环壕及一号宫殿都非常近，不过几米。”顾万发回想起来仍颇感遗憾，“要是当时再多布几个探方就好了。”
那是河南考古人与“河洛古国”的第二次擦肩而过。
倏忽，又是10年。2003年，顾万发在花地嘴遗址主持考古发掘工作，一个雨天，无法开工，便和一同避雨的老乡闲聊起来。
“你们不就是在整天找瓦片吗？我们村多得是！”
“您是哪个村的？”
“双槐树。”
这个村庄离滩小关村并不远。顾万发一下提起兴趣，那里会不会真“有点好东西”？
又一个雨天，顾万发动身了。在双槐树村一个原本为引黄河水灌溉而挖，但并未启用的大型蓄水池，数日的雨水已将池壁冲塌，剖面上，不仅各式各样的陶片堆叠在一起，还暴露出房基、动物骨骼、石斧、石刀等遗迹遗物。
很快，随身携带的两个编织袋就装满了。顾万发和民工师傅一人扛起一袋，冒雨返程。
“我们俩，肩上是文物，脸上是雨水，身上全是泥。”顾万发说，走到一半，他的一只鞋底掉了，只能打赤脚，回到工作站才发现，脚上全是口子。“当时什么都顾不上了，只想着赶紧把捡回来的陶片洗干净。”
通过综合判断，双槐树村发现的陶片明显属于仰韶文化风格，并且器物的等级较高。顾万发立刻意识到重要性。“那感觉简直就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就像农民看到了丰收的麦浪。”
此后的钻探发现，滩小关遗址仅是双槐树遗址东北部的一角。双槐树遗址被确认并命名。
但考古发掘工作的具体开展还需多方商榷。惊鸿一瞥后，双槐树重归静默，俯瞰大河滔滔。而顾万发也在密切注视着双槐树，静待最佳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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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2013年起，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寻找中国丝绸之源——郑州地区仰韶时代中晚期考古学文化面貌与文明起源问题研究”课题启动，对双槐树遗址及其周边区域进行规模化的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
既为“寻丝绸”，也为“找源头”。随着工作不断深入，双槐树遗址的一系列重要遗迹现象被持续揭露出来。
2020年春夏之交，这座由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巨型聚落遗址，迎来揭开神秘面纱的时刻，穿越5300年时光，铺陈在世人眼前。
——这是一处经过精心选址和科学规划的都邑性聚落遗址，周边的青台、汪沟和洛阳的苏羊、土门等多个遗址，特别是西山、点军台、大河村仰韶文化城址组成的城址群，对双槐树都邑形成拱卫之势。
——这里现存面积高达117万平方米。遗址被内壕、中壕、外壕三重宽大的环壕围绕，形成严密的防御体系。“三重环壕曲度一致，工程量巨大，显然具有规划的同时性。而这种形制的规划可能蕴含有一定的高等级礼制概念。”顾万发说。
——这里有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宫殿”，多处院落建立在大型版筑夯土地基之上，门塾台阶、一门三道。“这种大型院落的空间组织形式连同大型居址构成的‘前朝后寝’式的宫城布局，开创了中国宫室制度的先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努说。
——这里有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区，目前发掘的4排大型房址，其间有巷道相通，其中最大的房子面积达220平方米，即使放到今天看也属于“豪宅”，可见居住者身份非同一般。在居址区的南部，两道370多米长的围墙与北部内壕合围形成了一个18000多平方米的半月形结构，其南段两端围墙组成的造型被专家视为中国最早瓮城的雏形。
——这里有4处共1700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所有墓葬均呈排状分布，墓葬区内的夯土祭坛遗迹，是仰韶文化遗址中首次发现。
——这里出土了许多含外来文化因素的器物，如具备大汶口文化特征的折腹鼎、属于屈家岭文化因素的陶器组合双腹豆和双腹碗等，说明河洛地区在距今5000年前后已存在文化的汇聚和辐射，体现出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
——这里还发现了用9个陶罐摆放成“北斗九星”遗迹、与丝绸起源关联的最早家蚕牙雕……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王巍表示，以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堪称“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
我国考古界泰斗、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高度评价双槐树遗址，亲笔写下《双槐城礼赞》一诗，其中提到：“是始建朝廷，诸侯来朝奉”“春蚕勤吐丝，丝绸惠万方。中华创文明，神州大风光！”
3
一只蚕、九颗星，
文明根脉瓜瓞绵绵
作为双槐树遗址发掘项目的总负责人和“双槐树遗址考古资料整理与综合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顾万发对“河洛古国”的“宝贝们”如数家珍，但他最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家蚕牙雕”和“北斗九星”。
这两处颇具神秘色彩、打破常规认知的遗迹现象，甫一公布，就引发不少公众好奇的审视和热烈的讨论。
一只蚕，能有多重要？
这只用野猪獠牙制作的雕刻，长6.4厘米、宽不足1厘米、厚0.1厘米，造型和现代家蚕极为相似。背部凸起，头昂尾翘，仿佛即将吐丝或正在吐丝，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蚕雕艺术品。它的发现，被顾万发戏称为“神来之笔”。
“在‘寻找丝绸之源’过程中，我们在周边遗址发现了仰韶文化中晚期的丝绸实物，但仍有一关键问题悬而未决，吐出这丝的蚕是野生的还是驯化的？”顾万发说，“双槐树遗址的牙雕家蚕让一切不言自明。”
中华文明的一个典型特征即是农桑文明、丝帛文明。20世纪20年代，“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在山西西阴村遗址就发掘出半个蚕茧，引发考古学界对中国蚕桑和丝织起源及发展历程的追寻。
如今，双槐树遗址发现大量的农作物和正在吐丝状态的牙雕家蚕，连同附近青台、汪沟等遗址发现的农业和丝绸实物等，证明距今5300年左右的中原地区已开始驯化家蚕，形成较为完备的农桑文明形态。
李伯谦直言，以双槐树遗址为首的黄河流域中心聚落群，是目前发现中国农桑文明发展史上的时代最早的代表。
九颗星，能有何奥妙？
更确切地说，这是一处用九个陶罐摆放成天上“北斗九星”形状的遗迹，主体被掩埋在双槐树遗址中心居址区最大房子的门廊处。在“北斗九星”遗迹上端，即古人言中“天的中心”北极附近，还有一头首向南并朝着门道的完整麋鹿骨架。
陶罐半截在土中，只露出一小部分，乍一看平平无奇，很难直观意识到其在摆放位置上的巧思。
结合此前在青台遗址发现的用陶罐摆放而成的‘北斗九星’图案和圜丘形天坛遗迹，顾万发说，这一发现表明5000多年前的“北斗”崇拜是当时仰韶先民的最高信仰之一。
有专家认为，“北斗九星”遗迹一方面具有科学和天文价值，表明当时人们已经具有相对成熟的“观象授时观”，用以观察节气、指导农时，还具有特殊的人文内涵与政治礼仪功能，其主人借此表达自己是呼应天上中心的地下王者，实现身份的“神化”。这是中国古代文明高度重视承天之命特征的早期代表，更是中华民族高度重视中心思维的重要考古学证据。
“家蚕牙雕”和“北斗九星”，一个是“脚踏实地”的农桑文明，一个是“仰望星空”的天文礼制。物质与精神，两大文明切面在双槐树遗址一体呈现。
受访专家指出，无论是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还是所处时代，无不凸显“河洛古国”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而其天地之中的宇宙观、合天命而治的礼仪思维、崇尚中心的文化心理、具有引领性的社会发展模式，被后世所承袭和发扬，表明五千年中华文明主根脉可追溯于此，延续不断、瓜瓞绵绵。
五千多年时光流转。沐浴在文明曙光中的中原先民，其生活图景正经由考古研究被不断还原，在“河洛古国”，与你我相视一笑。
延伸阅读二 :
探寻文明起源的中国道路
“红山先民的领导者踏勘了这处山岭，安排规划了在这里即将修建的建筑群，此后有专职人员根据山坡的地势情况，提出具体的建筑方案，进行施工设计，最后有更多的负责人指派众多的红山先民运土、搬石，展开具体建设。”
站在位于努鲁儿虎山脉绵绵群山间的牛河梁工作站，贾笑冰向记者描绘着眼前这片土地5000多年前“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
让这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作出这番“畅想”的，是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2号建筑址等2021年的考古新发现。
随着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人们对于年代早于良渚文化的红山文化又增加了新期待。不少专家认为，中华文明起源具有多元性，而或许已踏入“文明门槛”的红山文化，就是其中重要的源头之一。
“玉出红山——红山文化考古成就展”上展出的彩陶盖瓮（2020年10月17日摄）金良快摄 / 本刊
文丨赵洪南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本文转载自瞭望客户端，原文首发于2022年2月19日，原标题为《探寻文明起源的中国道路》，原文首刊于《瞭望》新闻周刊2022年第8期。
1
女神庙并不孤独
2022年1月，辽西大地已是冰冻三尺，牛河梁工作站内，早已结束上一年度考古发掘工作的贾笑冰和同事却没有离开。
“上一年度的新发现让我们感到兴奋，想尽快整理出发掘简报。”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2号址发掘项目负责人贾笑冰说。
过去，人们一度认为发现于1983年的女神庙是独立存在的。这里的发现曾震动考古界，让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将红山文化牛河梁的“坛、庙、冢”等遗迹反映出的社会结构定位为“古国”。
而通过上一年度的发掘，考古队在第一地点新发现一处山台建筑基址，从而发现女神庙是建筑在9号台基址之上，是第一地点2号建筑址上建筑群中的一部分。
“女神庙并不孤独！这一发现让我们对第一地点的布局有了新的认识。”贾笑冰说，当年出于对遗址的保护、技术条件的制约等原因，牛河梁很多遗址点都没有进行全面考古发掘。
早先，考古人员就注意到，牛河梁第一地点女神庙附近有建筑遗迹。工作人员把女神庙遗址称为1号建筑址，其北侧的山台建筑遗迹统称为2号建筑址。2号建筑址考古发掘重新启动后，在女神庙北侧发现了一个比较清楚的地层剖面，剖面上层为垫土，底层有石构基础，应为一处人工砌筑的台基，台基向南延伸，将女神庙遗址围拢在内。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郭明说，通过局部解剖发现，女神庙北侧的垫土积石堆积层向南连续伸展，直抵女神庙遗址的南缘。这种现象初步证明，女神庙建在新发现的这个编号为TJ9的山台之上。
2021年以来，随着国内考古专家前来“会诊”，考古队开始组织力量在女神庙遗址保护展示馆北侧展开考古发掘。
在2号建筑址南侧的TJ5和TJ6山台之间正对女神庙位置，发现一段残存长度约6米、宽约2米的垫土坡道，坡道两侧略低，铺有石块。在这段坡道外侧，考古人员发现了呈对称分布的两段由小石块堆砌的弧形石墙，他们将其称为八字形石墙。
“这段石墙，因有部分露出地表，此前曾被误认为是后人修建的挡水设施，然而这次考古发掘表明，这是红山先民留下来的遗迹。”郭明说，此外，还发现红山先民在挡水墙内修建的东西两道排水沟。这种大型台基建筑和排水设施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同类建筑遗迹。
汇总上一年度发掘成果，考古队逐步梳理出2号建筑址的修建规范：红山先民修建2号建筑址相关设施时遵循了由南向北、沿着等高线由低向高逐级修建的过程，整个建筑址的最高点为编号TJ1的山台。
考古队还发现，2号建筑址除地表薄薄的一层由腐殖质构成的土壤，其建筑用土可能来自附近的山岭和沟谷，砌筑山台边界墙的石块则可能来自更远的区域，这个建筑群是红山先民精心选定，在一个表面为山岩的山坡之上建筑完成。
目前，2号建筑址可确认建筑面积有6万多平方米，共发现9座台基。考古人员推测，从目前发掘情况看，每个山台上都应该有建筑，其中TJ1为最高点，可能建有比女神庙更宏伟的“宫殿”式建筑。
“这一发现为认识第一地点及其内的遗迹关系提供了新的信息，也为进一步判断女神庙的性质和功能提供关键证据。”贾笑冰说，第一地点无论台基规模、结构还是其设计理念，在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中都处于领先地位，对认识牛河梁以及红山文化的社会复杂化进程非常重要。
2
寻找聚落址
发现于40多年前、被称为多元一体中华文明重要源头之一的牛河梁遗址主要是红山先民高等级的礼仪遗存。而辽宁地域内同时期的红山先民在哪里生活与居住还很少发现。
主要源于此，关于红山文化是否进入文明社会的讨论，已从牛河梁遗址发现之初持续至今。一些学者认为，红山文化缺少进入文明社会的所谓“三要素”，即金属、城市和文字。
“下一步考古重点放在红山先民生活居住遗址上，填补在牛河梁没有发现红山人生活居住遗址的缺憾。”贾笑冰说，在附近区域找到同时代与牛河梁礼仪中心地位相匹配的大型居住性聚落，有助于更好认识牛河梁遗址的文化内涵、社会状况等问题。
但一个萦绕心头的问题是，如果没有“理想”中的发现呢？
贾笑冰认为，不同地域间文明化进程和特征不一，判断标准未见得一样。“或许红山文化有着一套属于自己的文明判断标准。”
受访专家指出，距今约5700～5000年的红山文化中晚期是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高级阶段，其主要标志有三：一是以建筑、玉雕、陶塑所反映的较高生产力发展水平；二是等级制度确立，玉礼制系统形成，特权阶层出现，独尊一人式的王权确立；三是公共信仰和祭祀礼仪系统成熟，以祖先崇拜、天地崇拜、龙图腾崇拜最具代表性。
贾笑冰说，“红山文化具有巨大的物质层面成就，但更应该重视红山文化精神层面成就，对红山文化精神领域、精神成就的探索十分重要，这是我们判断红山文化是否进入文明社会的核心标准。”红山文化时期出现天地崇拜、祖先崇拜、龙图腾崇拜，这三种崇拜观念发展成熟并且有相应的物质文化遗存，是进入文明社会门槛的一个重要标志。
3
文明起源的中国道路
“对于文明起源研究，要结合中国特点而进行。”著名考古学家郭大顺说。
郭大顺认为，红山文化或许反映着中国在文明起源和国家形成过程中的自身发展道路和特点——信仰体系化；礼制的起源；中华文化传统及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历史基础；强大的传承力与中华文明连绵不断以及与古史传说五帝时代历史有机结合等深层次的问题。
例如有专家指出，中华文明起源所走过的道路，是由巫及礼，再到文明产生，“规定了人际关系，是统治者进行统治的准则”的礼的出现，与中华文明起源息息相关。中国古代文明的特征之一，就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统治秩序是靠礼制而不是靠宗教来建立的。
郭大顺认为，红山文化玉礼制系统具有唯一性、使用功能多重性、使用者特殊性等三大特征，是目前能够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礼制形态之一。
“红山文化晚期，玉器的种类和数量显著增多，玉雕技术取得飞跃性进步，并形成以玉为载体的礼制形态和以玉龙为表现形式的龙图腾崇拜，这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他说。
“对牛河梁的大规模发掘和研究已经开启新的探索之旅。”贾笑冰说。
202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文博机构和高校院所开展的“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项目被纳入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
郭明说，通过跨区域、跨学科的全新方式，我们将对红山文化及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有一个更为系统、全面的研究。“我们期待通过研究能够离古人近一点，再近一点。”
延伸阅读三 :
说起文明时 我们在说什么
现代考古学在中国掘下第一铲的百年后，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讨论仍在继续。
一些考古学家坚持二里头遗址代表的夏王朝才算得上是中国文明的开端，一些学者认为距今4000年前的龙山时代已经迈进古国时代的文明门槛，越来越多的人则把中国文明的起源上推到了以良渚为代表的距今5000年左右。也有学者指出，中国文明可以追溯到距今约8000年甚至更早。
某种程度上，差异源于对“文明”等概念的理解不同。
当我们说起中国文明起源时，我们在说什么？
文丨徐欧露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本文转载自瞭望客户端，原文首发于2022年2月19日，原标题为《说起文明时 我们在说什么》，原文首刊于《瞭望》新闻周刊2022年第8期。
1
什么是文明
《瞭望》：在你看来，什么是文明？
王巍：文明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崭新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是物质资料生产不断发展，精神生活不断丰富，社会分工和阶层分化加剧，由社会分工和阶层分化发展成为不同阶级，出现强制性的公共权力国家。
文明是在国家管理下创造出的物质的、精神的和制度方面的发明创造的总和。
物质文明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体现，包括文明赖以存在的物质资料的生产及科学技术发展状况，主要是指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生产技术的发展和自然科学知识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们认识和改造物质世界的能力。
精神文明是文明社会的观念和意识形态，包括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主要表现为宗教信仰、意识形态、伦理道德及文化艺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制度文明是文明社会的组织形式，包括国家政体、社会的权力结构、管理系统、政治制度等这些东西，国家的出现是进入文明社会的最根本标志。
陈星灿：文明的确是需要明晰的概念。我认为文明的起源基本等同于国家的起源。就国家形态来说，不同时代、不同地区是有区别的。但就本质来说，都主要表现为阶级压迫、社会分化，有了压迫者、被压迫者，有了系统化的暴力，有了制度化的公共权力，就有了国家，否则不能叫国家。
但为什么会有争议？
一方面，怎样通过考古学的物质遗存，辨别出制度化的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并不容易。比如玛雅文明里暴力的东西很多，印度文明里暴力的东西似乎又很少见。其他标准的判别也大致如此。
一方面，文明的形成是一个过程，就像光谱，分界线划到哪？当说国家起源或文明起源时，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
文明是一个问题，什么是“中国”文明也是一个问题。一般认为中国文明是从中原起源，那么长江流域是不是就不包括在这个范畴之内？四川三星堆、江西大洋洲等地发现商代墓葬，改变了我们对那个地区的看法，但有人会认为，那是中国的文明吗？按照费孝通先生的“滚雪球”理论、严文明先生的“重瓣花朵”理论、张光直先生的“交互作用圈”理论，那都是中国文明。原来我们认为中国文明起源是一根独苗式的、线形起源的，经过这么多年的研究，发现不是这样。不仅是5000年前，再早一点时，不同地区的联系就已经越来越多，最后变成一个整体。我们这个文明起源不应该理解为像蜡烛一样，从一个地方向周围地区传播，而应理解为像花丛一样，在这个丛体里的都是中国文明。这更符合我们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实际。
李水城：我认为城市、冶金、文字，实际上是真正意义的国家的标准。文明起源跟形成真正的国家还是两个层面，标准是不一样的。如果讲文明起源，是否可以把过程拉得（比国家出现）更早一点。这里讲的文明，是前国家阶段。
我认为严格地说，良渚、双槐树、南佐、牛河梁等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还处在向国家迈进的曙光阶段，可以叫古国或早期文明。中国的第一个国家是夏代，夏之前有个万国林立的阶段，这些古国是万国中的某一个，犹如我的老师严文明所言，这些文明花瓣的精华最终被吸纳到华夏文明这个花蕊周边，形成了统一的国家。
早期文明都有突出的考古发现，我认为文明的重要一条要素就是已经发展到有大型公共工程建设的能力，这需要有调动整个社会资源的机器，如果没有一定的社会组织能力、权力机构，是无法实施的。
我关注中国文明的起源，但我更倾向于用社会复杂化的概念来表述。无论是文明起源还是社会复杂化，都是动态的、发展的，水到而渠成，文明之水，既有标准，也有区域特色，不能简单地一刀切。
2
文明有标准吗
《瞭望》：文明有标准吗？或者说能够找到标准来判定吗？
王巍：从考古发现中辨识文明产生的标志，并非出自主观的臆想，而是根据“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的观点，认为国家的出现是文明产生的最根本的标志。而国家的出现除了具有当时的文字资料可以证明的情况之外，很多需要通过考古发现的遗存去辨识。
国家出现的最大特征之一是出现了国王，是王权的产生。而王权的产生，是会在考古发现中留下痕迹的，这就是作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都城、作为王居住和处理政务的场所——宫殿、王和其他高级贵族的墓葬——大墓，表明权贵阶级尊贵身份的标志——礼器和礼制等。
陈星灿：从学术上，国内外可以找到的判定文明起源的标准有一二百种。我个人认为，很难有一个全世界所有文明都适用的标准，划得越细，就越难适应于全部。
国家、阶级应该是硬标准，但这个硬标准怎样在考古发现上找到可以对应的软标准，是很困难的。国际上一般认为的原生文明，也没有一个划一的标准。比如大家都承认印加文明是文明，但它没有文字，表明结绳记事也可以进入文明，进入国家社会。
李水城：文明肯定有标准。而文字又在文明当中代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如果将中国文明拉到三要素的语境下，直到商王朝，文明的三要素才完备。可这成了夏鼐先生所说的，中国文明有点像是传说中的老子，生下来就长着白胡子。所以，中国文明必须要向前追索。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秦统一之前的数千年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国的社会结构早已复杂化了。
实际上，我们讨论的文明分不同的层次，这里谈的文明是商代以前的早期文明。这个时期，世界各个地区的文明发生和发展历程都不一样，占有的物质资源不一样，环境也不一样，这就会形成不同特色的区域文明。古代中国的文明化进程中的特质是玉器、漆器、陶器等，西方则有青铜、黄金等。
考古有一个特点，我们看到的、研究的东西都是物质遗存，那些非物质的东西，比如政治架构、组织结构、生产管理机构，一般是看不到的，只能通过它创造出来的物质文化加以推测。
从文明的整体演进过程来讲，其背后应该有一些共性的东西推动，也就是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财富的积累，社会阶层的分化，统治阶层的建立，权力的产生，包括跟宗教的结合，最后到达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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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早期文明的标准是什么
《瞭望》：你所认可的进入早期文明阶段的标准或标志是什么？
王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主要基于良渚、陶寺、石峁、石家河等几处都邑遗址的考古发现，结合其他中心性遗址的考古成果，并参考了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的情况，归纳出在没有当时的文字发现的情况下，从考古发现中辨识进入文明社会的关键特征：
一是史前农业和手工业取得显著进步。农业生产技术发展，在一些地区，农业生产工具较之于此前有明显的改进，出现新的工具种类，导致生产效率提高。与此同时，北方的粟作农业和南方的稻作农业在经过五千多年的发展之后，在生产技术方面也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使生产出来的粮食具有较多的富余，可以使少部分人脱离农业生产，专门从事高技术含量手工业制作和社会管理和原始宗教祭祀等活动。
二是手工业取得显著进步，部分具有较高技术含量的手工业专业化并被权贵阶层所掌控。制作精致的手工业制品出自技艺高超的手工业工匠之手，说明当时高技术含量的手工业确实出现了专业化。这些精美的手工业制品多数成为表明彰显持有者身份的礼器，所以，有理由推测，这些高端器物的制作已经被权贵阶层所掌控。
三是出现显著的人口集中，形成了城市。农业的发展促使人口繁衍。在一些文化和社会发展较快的地区，聚落数量显著增加，并出现人口的非自然原因的集中。在一些区域文明的中心地区，出现了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都邑，其特征是，聚落规模巨大，面积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平方米。聚落内有明确的功能分区，有宫殿区、手工业作坊区、墓葬区、一般居民区等。
四是社会贫富、贵贱分化日益严重，形成了掌握社会财富和权力的贵族阶层。社会分化严重，出现少部分人对多数人的统治。形成了某些高技术含量或资源稀缺的贵重器物——礼器，来体现持有者尊贵身份的初期礼制。至于这些礼器的种类，因地而异。
五是社会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出现了踞于金字塔顶尖，集军事指挥权、社会管理权和宗教祭祀权力于一身的王。出现了为彰显王的权威，动员大量劳动力兴建的巨型都邑性遗址、王和高级权贵们居住的大型高等级建筑（宫殿）。
六是血缘关系仍然保留并与地缘关系相结合，发挥着维系社会的重要作用。人们聚族而居，聚族而葬，形成族邑。在都邑和一些中心性城邑，形成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结合而成的城市。王及其亲族仍然与社会大众保持着名义上的亲缘关系，但实际上已经成为社会的主宰，他们的墓葬或位于公共墓地的一隅，或单独成为一个墓区。
七是暴力与战争成为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这一时期，各地都出现了暴力导致非正常死亡的现象，如被埋在大型建筑的基础中作为奠基。并且战争频发。自距今5500年左右开始，各地的墓葬出现随葬武器——石钺的现象。高等级墓葬中往往随葬制作精致、没有使用痕迹的玉石钺，表明墓主人掌握了军事指挥权。随着战争的频发和规模逐渐扩大，掌握军事权力的首领的地位不断提高。他们手中的军事指挥权发展成为主宰日常社会生活的王权。
八是形成了王权管理的区域性政体和服从于王的官僚管理机构。各个区域文明都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区域。这一区域中的人们存在共同的生活习俗，共同的文化基因，也许还存在共同的原始宗教信仰，这一区域内的不同小区域存在较为密切的亲缘关系，以该区域最高等级的聚落——都邑的王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的社会网络，王就是这个区域网络的核心。虽然官僚管理机构不容易在没有文字资料的考古发现中得到证实，但进入文明社会的各个区域无一例外需要有官吏作为维持王的统治的保证。
李水城：我认为大型公共工程建设、玉器、金属、城市、文字都是判断早期文明的重要标准。
玉代表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层级的分化，也是等级制的体现。中国人一直把玉看成非常高雅、贵气、带有威权性的物品，玉有五德，也因此被赋予了玄秘的色彩。我们早在红山和良渚阶段就发展出非常发达的玉文化。玉器制造的背后是非常复杂的产业系统，在某种程度上，玉的开采、制作难度并不亚于青铜，甚至可以和青铜摆在同等位置。记得2006年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伦福儒访问北大时我就和他讨论过这个问题，他对此表示认同。后来我还应他之邀写过这方面的文章。我认为东方文明的特色之一就是以玉为代表的文明要素，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文化特质。玉器与中国古代的礼乐制度和文明密切相关，玉与神、巫三位一体，伴随着玉器的大量制作和使用，逐步出现了文字、冶铜、城市、人殉人祭等文明社会的要素。
此外，大型公共工程建设也是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像埃及的金字塔、良渚的大型城址和水坝都是。如果一个社会发展到拥有能力建造这样的大型公共工程，也就具备了文明的基础。这意味着你要调动巨大的社会资源、人力资源，背后至少要有相应的政权组织和最高权力机构，才能组织、协调、管理一系列复杂的工程建设。这样的社会，在西方也称酋邦或复杂社会。
也有一些学者强调礼制，这很抽象，实际上像玉器、城市、大型的公共设施建设都有礼制的因素，只有到了一定地位才能拥有。
中国地域辽阔，几乎相当于整个欧洲的面积。如果拿希腊罗马的文明跟北欧相比，完全就是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可见文明的发展是有区域性的。中国也很难有统一的标准。若将中国文明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其特色就是多元一体，是有区系的，中国文明的起源是整体性的，要在这个基本框架下来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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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起源可追溯到哪里
《瞭望》：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中国文明起源可以追溯到哪里？
王巍：我认为目前可以追溯到良渚文化、大汶口晚期、凌家滩文化，都是五千年左右。
中原地区目前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双槐树遗址，但它跟我们的文明标准相比有些不同，社会分化不明显，墓葬中目前没有看见特别多的随葬品。学界有一种解释，这可能是中原模式。
有学者将中原模式概括为：存在一定的社会地位差异，但不强调贫富分化，社会秩序井然但不靠严刑峻法；生产力逐步提高但不奢华；关注现实而不是沉溺于宗教；依靠血缘关系，重视集体利益，不疾不徐，稳中求健。
我们认为，中原文明模式的上述特点可能是其后来成为中华文明主流的重要原因之一。
陈星灿：目前来看主要还是距今五千年上下。其中良渚工作做得多一些，证据比较充分。
在距今五千到四千年间，出现早期文明的社会远远不会是良渚一个，我们在考古学上看到不少这样的实例。比如跟良渚大致同时代的凌家滩遗址、大汶口中晚期等等。比如，我认为大汶口晚期可能已是进入文明的早期国家，焦家遗址既有城也有大型墓葬，社会分化程度很深。这个时代出现社会复杂化的还包括黄河中上游地区、长江中游地区和西辽河上游地区。
李水城：如果在大型公共工程建设的出现这个层面上讨论，五千年到四千年是中国文明形成的一个最为关键的时期。正如苏秉琦先生所讲的：“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
根据现有的考古发现，仰韶文化晚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界线，即距今五千到四千年的前半段（距今5000年前后～4500年）。良渚、双槐树以及最近重新挖掘的南佐遗址等，主体处在这个重要时段，都有非常不得了的大型公共工程发现，可见这是一个文明要素加速累积的阶段，接下来进入龙山时代，开始大踏步地向着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迈进，从“以人事神”走向“神道设教”。这个阶段的大量考古遗迹显示出贫富层级的分化、私有制、阶级的产生乃至准国家的政治实体相继形成，从这个意义上说，探索中国的文明起源要从这一时期开始。
我之所以看重这个阶段，就是强调要把中国文明的起源放在五千年到四千年这个阶段，还有一个主要原因，这是埃及文明和西亚文明起步和发展的重要时期。从这个角度讲，东西方文明的起源和演进有其同步性。
延伸阅读四 :
自信自强迎变革
文丨徐欧露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本文转载自瞭望客户端，原文首发于2022年2月19日，原标题为《自信自强迎变革》，原文首刊于《瞭望》新闻周刊2022年第8期。
1996年冬，新华社记者武斌到甘肃南部小城宕昌采访。在这个“门前万重山，抬脚行路难”的封闭之处，武斌意外发现农户杨尕女家徒四壁的墙上，竟然画着一列火车。
杨尕女一家被大山“锁住”的火车梦让武斌触动：“什么时候我们能坐上火车去富足的地方？让日子过得好些，钱赚得多些。”
2016年12月，杨尕女盼了20年的火车终于通到家乡。2017年9月，这条集结了10万筑路大军9年艰苦奋战的千里兰渝线，在中华民族反贫困决战中全线贯通。
历史的细节，往往耐人寻味。从杨尕女家泥墙跃出的火车，可以看到“一个也不能少”的坚定决心，“五级书记抓扶贫”的高效组织协同，山海相携、东西共建的力量汇聚……正是这些，写就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惠及人口最多的减贫故事。
中国的减贫奇迹包含了丰富的原创性、独特性举措，是中国人民上下一心，用勤劳、智慧、勇气拼出来干出来的，是一套深具中国特色的反贫困解决方案，蕴藏着难能可贵的中国价值。
将视野放开到中国当下，几乎每一个领域都在面对、寻找这种原创性、独特性的解决方案、中国价值，都在拉开这个涉及思维、体制、机制、范式等系统变革的帷幕。比如，产业体系如何完善技术主导权、规则制定权？科技创新从跟跑到并跑乃至领跑，能否做到自己出题目？文艺创作如何彰显中国风格、塑造中国品牌？国际传播怎样建立自己的解释定义权、议题设置权？等等。
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任务。当我们想要答好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想更好地走自己的路，必然要走向这条重新认识自己与世界、定义自己与世界、解释自己与世界，最终引领自己与世界的破茧成蝶之路。
在采写这组考古专题时，笔者感受到，一百年来，几代中国考古人一铲一铲挖出的，不仅仅是陶片、玉器和竹简，还正在用一个个细节，累积出符合历史实际的中华文明的认定标准、定义和特征。由此开始了从出数据到出观点，从出资料到出理论，从被人刻画到自我塑造，从回应西方理论到回答何为中国、何为人类文明等的努力。
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在渴望原创性、独特性的解决方案、中国价值背后，是我们百年来在广泛吸收包括西方在内的人类先进文明成果后，用智慧和汗水建设出独特的实践，提出自己的答案，创造自己的理论，一步步接近真理，并因此收获自信。未来，我们要继续保持开放的心态、保持对可能性的包容，以自信自强的奋进姿态，在文明互鉴中拓展视野，在交流交融中博采众长，集聚方方面面智慧，不断突破认知闭环、自我设限。
今天的中国，仍面临长长的“问题清单”——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生态环保任重道远，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会治理还有弱项，等等。
这个长长的“问题清单”背后，不再有“抄作业”的捷径，也不存在“一刀切”的套路，必须有“一题一题解”的耐心坚韧，“一刀一刀切”的精准施策。
面对这个巨大的范式转变，难免有认知不清的茫然，有似乎无从下手的畏惧，但是，敢于挺进无人区、敢于在无人区留下原创性、独特性的见解和对策，是一个伟大民族所必须面对和解决的最重要问题之一，也是中国“发展极”为世界作出贡献需要承担的责任。
不负时代，不负民族，不负此生。
一百年来，始终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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