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毛主席提出:“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艾思奇出过一本书，叫作《大众哲学》。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演变成了一个口号和广泛的运动——“哲学大众化”。
毛泽东时代通过500万赤脚医生让中医药这个古老而璀璨的民族瑰宝几千年来第一次真正地走入了千家万户，造福每一个中国人民，让中医药成为真正的“人民医学”。面对今天中医药发展的窘迫局面以及医疗产业化给人民健康带来的种种问题，是时候思考“中医大众化”这个命题了！
几天前，中国中医药报发了一个数据：
“截至2021年末，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73.2万人，比2012年末增长了105%。”
相比十年前，这的确算是一个“喜讯”，但是，这个数字也存在更多让人忧心的地方。
一则由这个数字反推，意味着十年前中医执业医师只有35万；如果再往前十年，2002年中医执业医师只有27万。
二则笔者此前看过另一份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拥有中医执业医师52.7万，而实际从事临床的数字却可能不足23万；笔者以前讲过带家人去中医医院看中医，却被使用的是全西医手段的例子，也就是说这23万临床中医师里，真正具备中医思维和素养的医生就更是少的可怜！
然而据统计，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拥有27.6万中医，而当时的总人口才5亿；而这27.6万可没有拿了资格证书就去搞科研、出书或者下海从事其他行业的“注水中医师”。
1950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事实上成了一次以围剿中医、消灭中医为主题的会议；在所谓的“中医科学化”口号下，1953年全国审查合格的中医只剩下14000多人，导致中医事业一片萧条。这引起了毛主席的极度不满，接连发出多项振兴中医药事业的指示，甚至愤怒地指示“搞不好中医工作，我来当卫生部长！”
终于到1959年，全国中医医生达36.1万人，也是以临床医生为主。
新世纪之初，有人为了掩盖中医执业医生相比50年前不增反减的严峻事实，经常拿出1978年我国只剩24万中医师，意思是其后20多年在稳步（缓慢）增长。然而这里需要指出的是，1965年，毛主席又发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中医药人才培训体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革命，人民公社养活了500万赤脚医生，服务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地区。
按照现代西医的“科学”标准审查，这500万赤脚医生全部都不是医学专科院校毕业的高材生，根本取得不了行医资质。
然而，“一根银针治百病”——500万赤脚医生正是靠着一根银针、一把草药解决了绝大多数贫下中农的常见疾病，让中国人口预期寿命从新中国成立前的35岁迅猛地增长至68岁，让中医药这个古老而璀璨的民族瑰宝几千年来第一次真正地走入了千家万户，造福每一个中国人民，让中医药成为真正的“人民医学”；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民间开展起了轰轰烈烈的“献方运动”，古中医的经验和智慧真正得到了发掘和传承；
中医药的广泛运用，也为广大中医药工积累了海量的宝贵医案，通过他们之间充分、无私的交流，中医药技术又向前迈进了历史性的一大步！
可以说，正是在毛泽东时代的最后十余年间，中医药事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
所以，14亿人拥有73.2万执业中医师（含助理），其中相当一部分长期不参与临床，参与临床的相当一部分又根本不是用中医手段进行诊疗，尽管相比十年前的确有了很大的进步，但这个数据不说对比1978年的24万专业中医师和500万赤脚医生的庞大队伍，就是对比新中国成立初的5亿人拥有27.6万中医，至少对于中医药事业本身来讲，实在很难让人欣喜。
当然，笔者绝非要就此否定我国总体医疗实力的增长。相比执业中医师的数量变化，西医的执业医师数量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8.7万人，增长到了2021年末的350多万人。
作这样的数据对比，笔者也非要去争论中医、西医本身的孰高孰低、孰是孰非；笔者既非“中医粉”、也非“西医黑”，笔者对于中西医之争的看法以前谈过多次，本文可以再重申一遍（了解笔者的读者可以略过下面的内容）：
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是不是就意味着中医要消亡呢？
在长远的未来，的确如此。未来也许不会再有中医和西医的分别，因为就连人类、连地球甚至整个太阳系都是要最终消亡的。但是，在未来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中医仍将有着旺盛的生命力，有着存在与发展的重大意义。
中医的整体论和辨证论治思想不仅没有过时，反而一直是领先的，这是毛主席号召“西医学习中医”的一个重要原因；无论西方舆论是否承认，从国际医学发展趋势看，西方医学也在开始走整体医学的路线。
同样地，现代中医的传承和发展，当然也不应该排斥对现代物理、化学、生物技术的运用，毕竟中医的分科思想和实践就是技术发展的产物，没有什么东西是一成不变的。
中医的诊疗手段是现代西方医学不予认可的，但实践上又是行之有效的，根本原因就是“中医是一门实践的科学”。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发展到今天，然而人类对于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的认识仍然还有很多盲区，即便是对人类自身身体的认知。抱着对人类“能力边界”有限性最起码的谦虚，西医工也没有任何理由和资本盲目地否定中医。
如对传染病的认知和应对，中西医各有千秋。西医的基因测序手段可以精准地识别病毒，方便人类按图索骥去应对；但是，在不断变异的病毒面前，西医彻底杀灭病毒的策略离成功差距尚远；中医无法精准识别病毒，但仅从患者症候与体质的辨证来看，中医在以往的实践中已经积累出行之有效的治疗手段。二者为什么就不能有效地结合呢？
笔者之所以对中医药事业发展的现状感到痛心，除了这个历史悠久、经验丰富的宝贵民族瑰宝至今仍面临着消亡的危险；更重要的是，对于广大底层劳动人民而言，很多常见疾病和慢性疾病明明可以用极其简便、廉价的治疗手段解决，为什么非要按照所谓“现代医学的规范流程”，在声光电织成的“流水线”折腾一大圈，最后可能还要依赖患者“自愈”，这个过程既大量地消耗着医保基金，又极大地增加了人民群众的医疗负担。
笔者的两个孩子从出生到大流行出现之前，除了国家规划的免疫和入学要求的体检，根本就没进过医院。当然，这一方面是两个小家伙比较幸运，这些年一直没有生过大病；另一方面小孩日常遇到头疼脑热，我们仅仅是通过艾灸、推拿就可以自行在家处理了，即便遇到高热，通过推拿也可以立竿见影。当然，我们还常备了一些中成药的制剂，在症状出现之初，往往就会根据症状提前干预。
笔者妻子的80岁高龄的外婆，前些年被诊断出脑梗塞，一开始出现昏迷就被她的子女送到医院，除了天天输液也没其他办法；虽然报销的一部分，但折腾了两三次还是花了大几千，病情却没有好转。后来我们夫妻干预了这件事，通过教会外婆子女关于脑梗昏迷的中医急救手段，被实践有效取得他们信任后，我们就帮外婆找中医开汤药断断续续调理了几个疗程，在家对她进行一些中医外治手段的调理，后来基本再没出现过头昏的状况。
几年前，笔者曾经在工地做过工友服务项目，从事建筑行业的工人绝大多数也是五六十岁的高龄工人，长期的高强度体力工作，导致他们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腰椎病和关节炎，通过持续中医义诊以及外治手段介入，极大减轻了工友们的病痛；这些外治手段简便易行，很多工人在中医义诊过程就学会了……
发生在笔者身边的类似事例还非常多，笔者母亲的腰腿病、父亲的脑梗，目前都是主要依靠中医药手段在家自行调理，既解决了问题，还不会产生太多花费，更让老人少了很多折腾。
正是因为这些亲身经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尚还存在，社会还存在着巨大的贫富分化，穷人还享受不到平等的医疗资源的情况下，中医外治手段的简易性和廉价性可以充分惠及底层人民。
然而，目前中医药的现状的确不容乐观。
某大V前不久在他的公众号和微博里分享了一位网友的方舱经历，其晒出的账单显示每日的治疗费用高达数百元甚至上千。因为其本人排斥中医，发放的中药汤剂被他扔到了垃圾桶里……然后，他在转阴出舱后，又复阳了……
我们都知道，两年前国家公布的针对普通症状的患者一个疗程（一周）的清肺排毒汤的费用不到两百块，中医介入治疗普通症及重症的平均总开支才7500元；这还不是轻症及无症状患者的治疗费用。那么，现在的治疗开支中，中医药所占的比重就更是微乎其微了……那么，这个事例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就值得我们深思了：一个中医现在究竟还是不是抗疫的主要手段？另一个如果大流行继续下去，医保能否支撑得住？
大流行开始之后，真正使用中医手段的民间中医诊遭遇了“十不准”，大量的常规病人被赶到医院。“十不准”主要是不准接受发热病人，笔者的孩子这两三年间也遭遇过两三次发烧，以往我们可以请假在家处理，但现在学校要求必须去医院，必须看到医院的诊断证明，这才有了笔者之前讲述的带女儿去中医医院看感冒的事情。三甲的中医医院，采完核酸之后，一上来不是把脉问诊，而是开了几张化验单，然后又开了退烧药、消炎药（这些真被我回家扔到垃圾桶了！），在笔者的要求下才开了中成药（现在在药店自己买不到）。而这笔门诊的诊疗费用根本不够医保报销的起付线，只能自行承担。
笔者并不否认现代西方医学的发展成就，但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感冒，现代西医都不会治，而是将其看作自限性疾病，等待患者自愈，中间仅仅是防止出现高热，以及压制一些表面症状的出现；而用退烧药退热，出现反复几乎是必然的，这也是退烧药被笔者扔到垃圾桶的原因所在。高烧的确会诱发肺炎、脑炎、心肌炎，但中医的内治、外治手段都可以从容应对，正是因为中医药事业的式微，导致很多老百姓已经对中医产生排斥或者接触不到中医，才让退烧药这种治标不治本的东西被大量使用。
除了本文开头说的真正的临床中医药工相对数量的大幅下滑，还有民间中医的处境问题。一方面，很多真有治病能力的民间中医按照西医的考试制度根本取得不到执业资质；另一方面就是最近发生的一些处罚案例，也体现出了对中医药的不友好态度：
案例1：
笔者不是说上面这个案例中的月子中心没有“违法”，而是真要按照这种处罚标准，广东很多饭店和街头的凉茶铺都会成为潜在的处罚对象。
案例2：
这个案例中的彭某的确是“违法”了，被罚也不冤。但笔者看过详细的案例报道后仍旧是大感震惊，彭某是自学伤寒论成才，这显然也不可能取得中医执业资质；但其之所以能累积这么多客户，正是因为很多患者使用后觉得有效又推荐自己的病友，就是说彭某是有真才实学的，卖的不是“假药”；而其售卖的药膏、药液、药丸，定价在12元至755元不等，实话讲，在有效的前提下，这个定价真的很“亲民”了。
当然，笔者举这两个案例，绝不是要鼓励“某月子中心”和“彭某”的违法行为，而是为了说明中医药绝非什么神秘的、深不可测的事物，它恰恰是源于实践、成于实践的人人可以学习掌握、可以成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人民医学”。
一方面，政策层面如何既能有效防止不法商家和打着中医旗号的骗子坑害老百姓，又能充分鼓励中医药在人民群众中的普及、发展，再现“500万赤脚医生”的光辉历史，这是“肉食者谋之”的事，但却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前者出现的根源正是“私有制”，而后者的复现则必须依靠“公有制”。
另一方面，就是中医药知识的宣传普及推广，让普通群众掌握常见病的简单辨证以及一些常规的外治保健手段，让那些被中医黑误导的群众，转变对中医药的认识，这是值得我们身体力行的事情。
毛主席提出:“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艾思奇出过一本书，叫作《大众哲学》。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演变成了一个口号和广泛的运动——“哲学大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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