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党史资料的发现,总是会让我产生极大的兴趣,“原中顾委委员周惠谈李锐与庐山会议”这份材料的出现,就像这样的一阵清风,它至少部分吹散了笼罩在1959年夏天庐山上的迷雾,使我们更加接近了庐山会议的真相。就庐山会议当时的情况而言,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毛泽东同志作为当时党内毋庸置疑的最高权威,始终是党内各种政治力量博弈和争夺的焦点。当毛泽东同志试图纠正大跃进中出现的错误时,党内各“山头”、对“大跃进”立场不同的各派之间的矛盾便爆发了,大家都在千方百计地通过各种渠道影响毛泽东,努力争取他站在自己一边,彭德怀同志的信是这样,李锐同志的信也是这样。基于同样的理由,毛泽东同志往往也是各类信息的交汇点,他采取的一些行动之所以会让后人感到难以理解,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掌握了一些我们至今尚不知道的信息。 我们在研究党史的重大问题时,一定要重视对史料的搜集整理,一定要在认真甄别史料的基础上,准确地还原历史原貌,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分析和研究重大历史问题及其所产生的原因和后果,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研究成果,能够对历史负责,经得起时间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