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互联网的反思与国有化改革探索 -

以数码为代表的认知资本主义，正在发展到彻底的无产阶级化阶段。资本霸权的意涵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商业利益问题，而是切入到文化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等核心领域。在技术与商业模式天然倾向垄断的领域，国家参与几乎就是它对人民的责任和义务。

　　对互联网的反思与国有化改革探索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一系列重大突破和资本驱动下快速推广应用，互联网在最近30多年的时间里，以其突飞猛进的姿态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导行业，并由此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发展进程，不断改变着人们的工作生活方式。但是，当一个事物产生巨大的能量和影响，也会引起人们的警惕和反思。

　　一、对互联网影响的反思及简评

　　在众多对互联网现状的不满声中，万维网（World Wide Web，即www.）发明者蒂姆·伯纳斯·李，作为互联网的最早缔造者之一，表现最为突出。他呼吁为网络制定权利法案，认为网络受到来自政府、企业影响力的越来越多的攻击，需要新的规则来保护“开放、中立”的系统。棱镜门事件后，他直言不讳地批评美国和英国间谍机构对公民的监视。他说“取消与美国商务部的明确联系早就该取消了。美国不能在运行如此非国家的东西方面拥有全球地位。。。。我们需要国家法律，但我们不能将网络变成了一系列的国家孤岛。”（1）伯纳斯·李的看法表达了对互联网的良好愿望也给人一厢情愿的感觉，这种自由主义立场多少反映了科技人与知识分子常有的幼稚病。他欣然接受并迎合了西方主流媒体对棱镜门事件的避重就轻式的解读和对网络隐私权的炒作。事实上，在全球反恐共识与主要围绕美俄交恶的国际地缘政治冲突交叠的大背景下，棱镜门揭露的美国对其西方盟国领导人的长期监控才是真正爆炸性的。它撼动了西方联盟自二战结束以来相对稳固的互信基础，对美国的全球战略构成严重威胁。西方主流媒体的刻意虚实颠倒既是对其一贯鼓吹的新闻自由的莫大讽刺，也暴露了它们背后的权力意志真正在意和着力的东西。

　　从另一个方面讲，这种近乎哀告式的吁求没有意义甚至具有迷惑性。一种工具越有用，那些有着强大野心和能量的势力就越是要掌控乃至独占它，他们也越是会压制那些有悖于其目的的其他新技术。因为归根到底，一项技术能不能得到持续、有效开发和广泛应用并不简单地取决于技术本身。这方面要避免陷入技术自负和技术盲从的误区。更明确地说，要改变美国主导的国际互联网的不均衡、不公正的现状，改变其很大程度上已经沦为美国实现全球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工具的事实，并不能将希望寄托于伯纳斯.李们的新网络乌托邦。现实性上正相反，只能在另一端形成民族国家或民族国家联盟的强大的干预力量以达成独立和平衡。科技精英的善良动机值得尊重和期待，但在冷峻的政治现实下，在真正自由只能依靠人民自己的力量争取的历史逻辑面前，他们所能得到的最好结果很可能只是播下龙种收获跳蚤。

　　欧洲一直有着思想文化批判的丰沃土壤。贝尔纳·斯蒂格勒是当代引人注目的法国哲学家，也是有关数字技术影响方面最重要的思想家。他把“技术”问题当做哲学的核心要素，因而紧紧抓住了当今时代命脉。斯蒂格勒认为人的本质应建立在技术之上，从而否定了永恒人性的存在。因此他颠覆了古典哲学传统：“正因为人类纯粹的本质是不可能的和自相矛盾的，所以它只能借助于虚构和人为的描述。”（2）这里值得我们顺便讨论一下。关于人的本质，马克思有着类似表达结构：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主流的理解常常忽略了其中的限定语。很明显，“在其现实性上”更多指的是政治意涵，即决定人或人群的意识和行为的基础不是其自然性（如民族归属）而是其社会性（如阶级和经济联系），这一点对我们理解中国互联网企业有特别的重要性。对于斯蒂格勒而言，尽管他的哲学颇为“与时俱进”，却没有丧失现实感与批判力。“技术科学远远没有体现现实物的各种可能的模式，而是开发了诸多可能性，。。。在古代，稳定性是法则，变革是特例，但是在当今这个持续创新的时代里，稳定性成了例外，变革则成了法则。。。科技在本体论层面上可能会变得像魔鬼一样，。。。仿佛见习巫师的摧毁力，因为他就像爱比米修斯那样，总是很晚之后才觉察到他的行为所造成的不可控制的后果。”（3）这里，斯蒂格勒的批判是相当激烈的，也表现出他很早就看到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模式之外的可能性。他认为自互联网从美国兴起，以数码为代表的认知资本主义，正在发展到彻底的无产阶级化阶段。即资本主导的技术体系对人的知识与技能的替代和剥夺的第三阶段。网络远程存在的本质已经转换为客体性的数据分析，这将导致社会主体创造性和选择性功能上的无知性的系统愚昧。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全面的心灵麻木，形成所谓的“自动的牧群效应”。（4）很清楚，斯蒂格勒的所谓的无产阶级化就是精神的奴隶状态，一种与古代肉体禁锢的奴隶制相对应的现代形式。

　　斯蒂格勒的哲学本体论与他的政治经济批判存在某种紧张。我们能看到与很多思想家一样，他对技术的态度存在矛盾：从本体论的角度认为人与技术不可分离，又对现代技术应用持强烈的批判态度。这里的问题在于，逻辑上技术作为人性发展的必要条件，并不等于它同时构成充分条件。即人类需要什么样的技术？谁使用技术以及何时使用？这些根本性问题并未解决。一旦人们试图从外在于技术的方面寻找答案，就意味着技术是人的本质这一观点是错误的。斯蒂格勒哲学的矛盾是承袭近现代西方虚无主义思想倾向的产物。抛弃了人的类本质，他的批判只能建立在主观的和个体感受的“存在”之沙滩上，即便他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分析和观察如此敏锐。其次，尽管斯蒂格勒强调技术带来的时间与变化，却忽略了真正的变化要素。当人类意识到自身成为了这个星球的主人，就会将目光转向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于是有了孔子的道德学说，柏拉图的理性。斯蒂格勒试图否定的恰恰是这个重要的转折。在这之前，技术意味着人类的生死存亡，这之后，技术则仅关乎人生活感受的苦乐好坏。由此我们实际上看到的是哲学视野下技术对于人类的影响在一定历史跨度下的边际衰减。当然，这一规律在其他角度如政治上，则可能有所不同。对于那些想征服人类的人群，技术的价值评估曲线肯定是特别的。这暗示决定人之感受的内心存在某种不变的东西——一种价值和标准。人们可能永远无法抓住它，但却可以迫近它。就像苏格拉底所说，它使人振奋，激励人们去探索。

　　面对奴役，斯蒂格勒提出一系列“解药”，希望通过技术（器官学）自身的解药性克服技术带来的问题（毒药性）。即使这些方法很具体，但仍然带有幻想性质。在垄断集团强势目标（他称之为超人类主义，并在实践层面将它与新自由主义归为同类）面前，这种“善意的历史性妥协”不会出现。对当代西方而言，存在两大困境：需要宏观干预时，对政治权力的无奈；参与具体的社会改造工程，乌合之众式的无力。这从政治和社会改造层面决定了西式民主的幻灭。相比西方左翼不约而同把解放之希望寄托于个体精神的提升，主张在日常生活当中不断革命，同时又将政治抗争变成近乎于行为艺术，斯蒂格勒似乎更富有理想主义情怀以及对现实的焦虑。在我们看来，正是这样的人类关怀视角，使他既跨越了自己的哲学本体论羁绊，也避免了西方人文思想家中常见的精神分裂症候，成为美式资本主义最坚决的批判者。

　　与不少西方有识之士一样，他将目光转向了中国。这是一个颇为有趣、值得深思的现象。如果我们只是因此激动一下虚荣心，那一定对双方都是事与愿违。他应该注意到了欧洲地缘和文化因素所致的难以整合的弱点，也意识到西方民主体制对大众的致幻性和最为精致的阴暗性，例如所谓的“将权力关进笼子里”只不过是将权力的代理人关进笼子，更有利于垄断集团的系统性操弄。因此，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危机感让他将希望寄托于中国，而落脚点正是强大的国家权能。笔者认为，这是斯蒂格勒从哲思到社会实验遭遇双重困境后的重大转向，也代表思想家与政治战略家合体的法国传统。但这一点似乎并没有得到我们各界的重视，如今这位天才思想家的过早陨落对中国和世界都是一件极大的憾事。斯蒂格勒去世前两年在一系列中外访谈中，反复谈到中国。（5.1-3）他并非客套般恭维，而是直言希望在中国发现战胜市场力量的可能性，也开诚布公地指出问题：“在中国，市场的力量也很强大，甚至有时比西方还强大，但这不是关键，关键在于中国有限制市场的力量。在西方，却没有控制市场的力量，中国有责任去改变这种情况。很明显，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力量，也可能变成科技力量最强的国家；但是如果中国一味地重复或模仿美国，是没有希望的。”几十年来，我们国人已经习惯了一种向内的视角，不知不觉中淡化了原本重任在肩的世界使命。斯蒂格勒的赞许不如说是一个警示，让我们惊觉这几乎从未经历的尖峰时刻与角色，一切因此变得沉重。

　　斯蒂格勒的学说庞杂、充满生僻的哲学和科学概念，理解起来是比较困难的。哪怕那些面对大众的陈述也因为他习惯的概念化而很难让人通透把握。在笔者看来，一些他着重想表达的东西也因为西方政治话语体系受到限制，只能从字里行间加以体会。比如他坚决批判资本主义以及所谓熵增人类纪，实际上他并不完全否定资本主义而主要是反对美式资本主义——严格说是美国垄断集团主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斯蒂格勒的学术化和建构庞大体系的偏好也损害了大众尤其是国人对他思想的理解和接受度。比如他使用热力学概念“熵”同等地表征人类各领域构成的大系统，不管是否牵强，但极可能失去主次轻重的优先性判断。他的“负熵的逆人类纪”很容易让人认为是一种浪漫主义或极端的生态主义。以笔者的理解，斯蒂格勒的“熵”体系主要可以归为两类：第一，热力学——经济与生态。热力学的熵增与传统经济相对应，但斯蒂格勒当然注意到地球并非封闭体，因此他一方面反对资本主义的加速“熵增”，一方面也是积极而非极端的生态主义，对中国的大规模新能源投资给予了盛赞。第二，信息学——社会组织与政治。信息学的熵是从热力学借鉴而来。信息学的熵增意味着变量的不确定性的增加，系统越是无序。这后一点应该是我们重点关注的方面。

　　为何斯蒂格勒将今天以互联网和社交网络高度组织化的信息社会视为熵增即无序化的最高阶段？（6）首先笔者相信这不是科学推理至少不是严格的科学推理，而是对科学概念的借用。其次，这并不影响斯蒂格勒对现代技术的批判，因为这些批判并非一定需要使用这个概念。但如果我们将人类社会看成是一个孤立系统，这样的参照研究可能是有价值的，因为斯蒂格勒的理论实际构成对另一个法国思想家亚历山大·科耶夫的反省和颠覆。后者拓展了黑格尔的观点，大力鼓吹人类社会不可避免走向均质化，成为当今“历史终结论”的先导和主要推手。第一，人类的均质化造成普遍平庸，另一方面也是“人人都是自己的上帝”，因此，均质化就是无序化。但即使人类的均质化（熵增）不可避免，社会有机体有如生命体一样需要提供有秩序的负熵抵抗自发的无序和死亡进程。如抵抗新冠疫情这样的重大风险就体现了秩序的价值。这可以看成斯蒂格勒思想的某种保守主义倾向。第二，斯蒂格勒对技术的洞见极为深刻。在他看来人类的记忆或知识应该是创造性的或包含个人体验，这与我们常说的劳动或知识创造过程的自我认同是一致的。它提供了生活的意义，而失去意义等于人的死亡（熵增到不可逆的最大化）。其次，知识的丰富和创造意味着新的信息即给系统输入负熵。斯蒂格勒认为大数据是自动化的高速理解系统，而人类理性包含扩充知识的综合判断。人类思考需要时间，这时效率反而意味着更多的盲从更少的理性（想象一下今天人们电商下单的过程。）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当从众成为行为习惯，大数据又是可以被操纵的。统计学对样本的选择等技术处理；偶像可通过资本塑造出来；内容（可来自知识精英和权威亦可是舆论的数量优势）可以金钱收买。如此，人类变成真正的牧群，丧失人的本真。第三，历史终结于自由民主并非人类均质化的必然结果，毋宁说这是场最为精致的骗局。对垄断集团而言，这个终极秩序越是有序，对人民大众就越是无序和混乱。它管理和统治越是技术化，在哲学上越是堕落。这时，我们发现那个被斯蒂格勒及其近现代西方伙伴拼命踢出去的古代幽灵又飘回来了——对于古代道德家和哲学家，高贵的统治代表自然秩序，不正义的统治意味着混乱（熵增）。就像斯蒂格勒所言，西方民主带来普遍的社会战争。这正是我们理解的，现代自由奴之间纯粹的西西弗斯式毫无意义和绝望的战争。

　　斯蒂格勒重视技术，试图通过重塑互联网引入负熵，给人类社会带来活力，消除资本驱动下的技术危机。他既属于传统左翼和人道主义，又是技术救世论者。站在古老的欧罗巴大地，这位真诚的伟大思想者环顾四周，将希望寄存于有着强大主权的崛起的东方。

　　最近几年国人开始更多关注互联网的影响，尤其伴随“蚂蚁”和“滴滴”事件，批评互联网平台垄断声音明显增强。这些观点主要强调监管，甚至对欧洲已酝酿实施的数字税国内讨论还并不多。赵燕菁教授旗帜鲜明提出国有化问题，属于“主动干预”派的代表。他认为对平台经济的讨论，除了垄断，更要关注产权。对平台垄断只采用被动监管是一种方向性错误。他从数据产权归属和服务公共性等角度对互联网平台的新“公私合营”进行论证（7.1-2）。我们认为，对互联网平台私人垄断性质及负面影响的判定与评价是有充分根据的，实行混合所有是合理出路。但在我们看来，互联网作用远不止于此，从事新闻传播、内容创制等文化事务的数字新媒体、社交网络有着更为紧迫和深远的影响，它涉及平台、寡头企业乃至中小网站。

　　当前国际政治形势前所未有严峻。一方面，为实现所谓的世界新秩序和“历史终结”，美俄对抗公开化，西方阵营大有临门一脚、最后一击之势。另一方面，借助思想文化渗透进行颜色革命或和平演变是依托军事技术战略制衡格局下主要甚至唯一颠覆手段，垄断资产阶级有意识战略布局并赢取主导权的国际互联网则是其达成目标的主要工具。不夸张地说，互联网事实上已成为东西两大阵营对决的主战场，中国该领域的间接管理模式能否应对不断增强的挑战？需要进行认真审察。

　　二、互联网传媒乱象渐酿危机

　　新近的案例或折射令人无法乐观的现状。一公众号博主因发表揭露、批判资本不公、不合理现象的文章而遭到平台删文、限流等处罚。博主胡子愤而起诉平台（以下简称胡案）。随后的事情更为离谱，转载、报道相关信息的左翼网站也被该社交平台处罚。如果前者是对国家言论尺度的扭曲及对管理授权的滥用，后者则完全没有依据，是施行“家法”了。有人或许会举美国“脸书”、“推特”的相关例子来辩护，但是很显然，这恰恰揭示垄断背景下资本主义言论自由的虚伪，不足为凭。传统纸媒很少能达到今天互联网平台垄断程度，那样的大平台管控方面哪怕加上一丁点自己的“趣味”的话，整个社会文化环境就会失衡。该案中平台利用其垄断优势侵犯其它企业的权利和公众利益，对其政治解读只能是资本势力对左翼文化的打压攻击。长期以来，这类动作或明或暗极大地影响了互联网舆情甚至国内政治生态。类似现象由来已久且影响深远，需要从多层面进行探讨和解决。一是资方主权下的管理与编辑方针强化自身政治意识。二是商业化自身对大众文化观念的长期影响。二者存在错综复杂的交叠，同时管理操作与技术紧密相连，如流量、检索等等的控制与软件程序化高度相关，外部很难了解。这里主要讨论前一个方面。商业化对大众文化就有着强大的腐蚀作用，催生利益导向的互联网文化，为流量不择手段如标题党、内容低俗、迎合满足个人欲望的自由主义倾向，等等。它们本质上都是对公共利益的侵蚀。久而久之，必然形成分裂的民族精神，口头上的集体主义，骨子里的个人至上。在这样的基础上，不可能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和为人类正义而战斗的集体主义胸怀和意志。然而，我们不得不将注意力集中到更为紧迫的方面。

　　今天，我们的社交、传媒等文化互联网媒体事实上有大量西方资本参与，资本霸权的意涵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商业利益问题，而是切入到文化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等核心领域。但胡案原告提出的问题又十分复杂，既涉及公益又包含民事赔偿诉求。很多互联网新兴模式所涉及诸多关系需要从法律上进一步澄清和界定。比如该案似乎混杂了私权与公权纠纷，像知识产权本质上属于资产阶级法权，这里面就需要区分清楚。公众号哪些是公益性质哪些是盈利性质，如何进行相应地规范？目前看这些关系是混乱的，主要源起恐怕还是平台公司。按照笔者理解，它们应该根据不同类型给出不同的服务合约。类似的问题其实从互联网出现伊始就存在。软件和互联网的属性历来有自由分享和私人独占的争论，分别对应社会原则和商业原则。尽管理想主义的工程师们仍在鏖战，但互联网确已成为大资本的玩物。中国的一带一路名震世界，若能在自由软件和分享式互联网领域大力扶持，虚拟世界的一带一路可能开辟一番新天地，从而与资本主义模式构成竞争。这也是斯蒂格勒等努力尝试的工作。这方面的创新可以有很多，潜力巨大。但这样的创新不会受到资本的欢迎，在市场环境下很难成功。由此也引发一个问题：当新技术越来越被资本裹挟，社会主义国家是否应逆流而上，而不是仅仅把创新交给“市场”？

　　不妨简化问题，将涉及私法领域的纠纷搁置一边，主要关注问题的公共层面。从法理上分析，那些以公益为目的的非营利性网站、博客及公号等各种形式的网络的合法权利如何保障。众所周知，大量互联网写作纯属公益性质，基本不涉及所谓的知识产权问题。这些欢迎自由转载乃至出版，有时甚至不要求署名权，唯一的限制就是不能用他人的名字取而代之以达到各种目的。而这后一种情况并非一定需要用私法来约束，完全可以归为“违背公序良俗并损害公共利益”之列，由公法制裁。就这点来说，十分切合列宁的观点：“在我们看来，经济领域中的一切都属于公法范畴，而不是什么私人性质的东西”。实际上，大多数网络社会评论应该都属于此类。与此相关，现在国内流行的给予创报酬的模式，笔者感觉大致两种类型，一个是纯商业性质的基本以流量为衡量标准的收入模式，相对应的典型就是商业性互联网公司。还有一种大概学自国外博客或中小网站的捐赠模式（Donate），对应的也大致是公益性网站。但国内普遍使用“打赏”这样有违平等精神的功能标识，令公益创作有点尴尬。实际上由于它多少混淆了创收与捐赠、商业与公益的区别，将原本简单的关于知识产权问题再度复杂化。这方面值得有关人士进一步思考。一个明显的法律矛盾是，代表私人资本的平台可以与盈利性用户签订合约，但公益性用户与它签约、接受它明示的和未明示管理，其合理性就存疑，尽管他们使用了它的服务和设施。同时公益性用户也能产生流量和收入，如何解决不可避免来自具有特定价值立场的资方平台的可能歧视，这些问题不从平台产权角度很难克服。

　　胡案揭示的深层问题是，互联网平台利用其垄断优势及国家管理体系的不完善在法律和政策之外制定和实施打压左翼言论的潜规则。就该事件后续发展而言，平台借题发挥甚至蓄谋而造成的对左翼网站的伤害和影响已远超胡案本身。左翼思想和舆论是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基石，资本势力如此公然的挑衅和打压，这种情况既是长期的也是普遍的，不得不令人担忧国家政治的现实生态。由于互联网的大众影响力可能已超过纸媒，这种倾向亟待各方重视和思考。对此我们给出一些分析和意见。

　　首先，从法律角度，互联网传媒有无权利制定管理“私规”？一般而言，一家网站可以有自己的编辑方针、倾向和规范，前提是不影响整体环境不同意见的竞争性。换句话说，对于垄断型的互联网平台，订立“私规”（不管是公开还是隐晦的形式）将严重损害公共利益，背弃了垄断型公司不可推卸的社会义务。因此，互联网平台型网站等只能依据国家政策、法规而无权以自己的“趣味”进行言论管控。通过市场占有率判断垄断是很容易的，可以有全平台和细分平台。前者如腾讯的社交平台、社媒的新浪微博、搜索领域的百度，后者如问答网站知乎等。此外，一些看起来存在竞争实际上在内容管控上高度一致的寡头型网站也应被视为协同垄断，基于公共利益应剥夺其设立“私规”的权利。就本文关注的问题而言，一个原则必须确立，就是这些垄断型平台不得以自己的价值理念、政治倾向等限制左翼网站开设账号，不得限制其合法言论。这里所谓内容管控显然也涉及技术处理，例如对于百度，禁止内容垄断意味着其搜索程序应接受审查，不得夹带私货。这样的问题不能轻视，更不可模仿照搬西方。西方制度的欺骗性就在于借法制、政治体系等形式架构表面的制衡性掩盖以大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依赖、协调一致。上次美国大选后爆出丑闻，扎克伯格下令脸书修改推送程序，故意纵容各种耸人听闻的谣言中伤希拉里，直接影响了大选结果。该严重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被当做技术性问题和私权看待，最多也只是道德问题，最后老板一番含糊其辞的道歉了事。这仅是现代技术被大资本操纵以及美国政治虚伪性的司空见惯的一个例子。

　　其次，互联网言论管理的运行模式。与上个问题一样，同样存在很大的模糊地带。原则上，我国对于互联网言论的实施双重管理。除了国家管理部门之外，如上所述，涉及国家政策法规的内容，各类网站或平台管理权似乎是一种被委托关系，管理不善则将被主管部门追责。这种模式往往产生两个效果完全相反的问题。对于资金实力有限的中小网站尤其是公益性站点，缺乏足够的人力物力施行监管，容易出现乱象致网站受罚。因而限制了它们的发展，甚至砍掉正常的功能，如网友评论。而对于大型网站以及平台它们则有足够的能力以代理监管的名义夹带私货，自然，这些私货是反映资本的立场。双重监管的权责模糊、程序复杂为推卸责任提供了方便，平台滥用监管权用户还难以追责。胡案主要就是反映了这种冲突。原本用以抑制马太效应的宏观干预反而加剧了运营和影响力的两极分化，更大的问题是扭曲思想导向和舆情，民众（尤其来自泛左翼）的声音被抑制，错误的舆论（包括打着爱国和马列旗号行自由化之实的搅混水舆论）大行其道并误导广大群众。

　　这样问题可以有合乎逻辑的方式解决。应改变双重管理的明显不利格局，国家监管部门将全部权责集中起来，做到权责对等。扩大自己的垂直管理系统。对大型网站以专员形式并结合招募社会自愿人员，深入其技术和管理系统，真正做到言论管理独立于网站，从而削弱大资本对舆论的影响。另一方面，可以考虑在网络新闻和社评等特定领域进一步将准实名制升格为完全实名制，确保言责自负，以减轻网站管理压力。管理程序越简单、规则越透明，网络言论的环境也将越规范和健康。习主席说“人民是共和国坚实的根基，是我们执政的最大底气”。本着这样的精神，互联网管理该管的要有的放矢去加强，该放的要相信群众的力量。真正体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是最可靠的力量源泉”。当前的例子就是最好的说明：正是依靠科学领导和群众的力量，中国成功控制新冠疫情。国际垄断集团嫁祸中国的图谋彻底破产，反过来让自己的丑闻一步步大白于天下。我们同时打赢了抗疫和国际政治两场旷世大战。这场战役无疑进一步增加了我们的大国自信，有利于在国际互联网舆论战中从被动防御转化为平等竞争。那么，第一步就是要从改革国内互联网管理做起，其核心逻辑只能是抑制资本与精英导向，依靠广大人民，走群众路线，真正弘扬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

　　三、创新、垄断与金融资本

　　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日趋严峻甚至到了生死攸关之境，解决网络舆情潜在的危机已刻不容缓。上述管理变革思路真正落实并不容易，仅仅依靠企业承诺或在管理上“掺沙子”策略不足以改变网络大平台基于其所有权性质决定的价值取向。同时更应注意到互联网企业的发展从一开始就与国际金融资本尤其是来自美国的风险投资紧密相连，很多传媒平台至今还在美国上市。众所周知，华尔街资本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在全球的渗透和控制要远强于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人们已习惯于互联网企业与金融资本紧密相连的认知，甚至将它理解为一种经济规律。对此必须充分警觉，同时应正本清源，纠正认识上偏见。这种偏见基于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性表象（更来自媒体造势）而将互联网与私人属性和所谓的“创新”联系在一起。

　　今天的国际互联网（万维网）最早起源于欧洲核子研究组织，蒂姆·伯纳斯·李等核物理学家和工程师为研究交流而创设。由于欧洲缺乏产业政策支持，未能开花结果。其后美国国防部搞了APPA计划，受到美国国家基金会扶持向社会开放，最终发展壮大起来。值得注意的是，为互联网提供基础服务的网络建设运营被视为垄断和公用事业受到强监管，如出台“网络中立”法规。（8.1-2）中国的情形更加清楚，网络建设由国家或国有企业投资。与我们很熟悉的那些自由派关于“国企运营商垄断”之类的腔调相反，这些巨额投资搭台子，为互联网发展做了最大贡献。看看国际资本市场，AT&T、中国电信、中国移动等基础设施垄断企业与那些互联网新贵，几十年来的股价表现可以说是天壤之别，那么到底谁在体现社会价值，谁获取远超贡献的利益，不言自明。另一方面，对于消费者而言，参与互联网可以简单描述为“借助网络手段做事”，而这个“事”就是同样借助网络通讯基础设施的互联网企业的业务。就互联网企业服务性质和目的而言，相比一般企业，它天然具有更多社会属性更少私人性质——互联网的跨越物理空间的特点、人的趋众等特性以及现实中国际金融资本推动的快速扩张决定了互联网公司天然倾向垄断。从美国“网络中立”法规这样的案例我们能感受到大资本对政策法律的巨大影响，此外，美国政府以贸易制裁遏制不断高涨的“数字税”要求。这种新型的、实际更具歧视性的政策“剪刀差”反映的是垄断资本的利益，彰显了美国之垄断资产阶级的国家性质。注意，这里的垄断资本主要是能以特有的杠杆影响世界政治经济的金融资本，它的流变性使得可以如变色龙一般隐藏自身，将收买制度化，如游说集团、学术精英研究基金等等。对同样的事情如垄，可以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对象采用不同说辞，一切以自己的目的和利益为取向。因此，我们看到的行业“发展规律”很可能是人为的刻意安排，具有特定的制度属性，民族国家盲目效仿是有严重危害的。

　　为互联网大企业快速鲸吞市场形成垄断进行辩护，一个是基于效率的理由。近日国家有关部门对滴滴打车公司实施网络安全审查，引起广泛议论。前媒体人和门户网站高管、现为某细分行业独角兽型社交网老板就在其平台发声：美团和滴滴是极为罕见的创造的社会价值远大于企业获得利润的企业，其社会价值体现为：提高了社会效率，创造了大量就业，促进财富有效再分配。这种辩解是虚假的。首先，典型的偷梁换柱，将技术进步和应用归因于商业企业及商业模式。进而倒因为果，仿佛离开这些高度资本化西方化的企业，技术就不再进步，社会效率就无法提升。其次，无视这些经济活动和市场早已存在，效率提高、财富再分配是以传统经济的毁灭、大量就业和财富损失而代价的。在金融深化背景下，互联网垄断公司的崛起，在全球范围内极大地加剧了社会财富的不平等。作为一个金融投资社交网CEO无视这样的常识，显然就不是无知而是价值立场使然。另外，这样的辩解十分滑稽。同样的以效率为理由，（国有）垄断企业被攻击的体无完肤，如今又以效率的名义为私人资本垄断辩护。个中奥秘就是以短期的（扩张期）、作为现象的效率提升当成长期的、作为本质的社会效益分析。至于新经济业态对信息安全、环保等社会价值的负外部性，过去一直被互联网企业、战略咨询业排除在视野之外。然而事关国家民族乃至人类生存，不能再等闲视之，必须将其纳入到总体评估中。

　　为互联网资本主义垄断鸣锣开道的另一个理由更有蛊惑性，那就是鼓励创新。对此，我们既要避免肤浅的限于表面的印象，也需要从深刻的层面理解创新的价值。正如前面讨论的，通讯技术、互联网的发明应用首先来自国家的公共部门，其后它们与软件业的发展创新大量来自分散的民间。金融资本的介入改变了原有的格局，攫取了技术创新的成果，将分散创新的竞争变成资本的角力。为了实现这一目的，金融资本改变了商业游戏规则。利润、收入统统可以排除出互联网公司估值体系，成为以用户和流量为标的的烧钱竞赛。很明显这里并没有创新什么事，有的只是以资本衡量的权力！在推动内部创新、获取商业优势的同时，垄断资本实际上也扼杀了很多可能是更有社会价值的创新，甚至改变了创新技术的本质。比如，互联网的大众分享特性降格为商业化的便捷工具，自由软件在市场环境下很难获得长足的发展。这里的重点是，技术进步在不同制度体系下可能有不同的评价甚至不同的技术路线和应用，但在全球资本主义推动下人们只能看到一个结果，即使民族国家也很难抗衡，由此这样的“因与果”难免被视为“规律”。自由市场鼓吹者坚持知识资产的专有性并视为创新的前提。进一步，又以创新为理由纵容资本无节制的竞争和扩张，直至垄断。自由市场经济鼓吹者张五常更是直言，垄断是公平竞争的结果，是常态也是合理的。对于自由市场理论而言，这本身就充满讽刺。其实质，不过是为金融垄断资本的机会主义式的代言。

　　对于创新我们应有一个客观的认知。（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只是手段而非目的。既然作为工具和手段，它就具有多面性。唯创新论或将创新当做信仰并没有理性上的依据，相反我们可能因此变成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对此，我们从不同层面加以分析。对于资本垄断集团，利用创新无疑是它维护统治乃至征服世界的工具，既表现在资本的加速增值，更反映在对于新工具的控制权上。因此垄断资本对于创新的态度是看它是否有利于自身的目的，合其目的则可以不择手段加以利用。有人会说这是诛心论或阶级斗争理论的教条化，但无论如何不能排除有这么一群人抱着这样的目的和野心。众所周知的脸书起于盗取他人的构想和初创成果。Google也并非真正的创新，它更像是金融大资本看到了这一技术兴起及其应用领域的战略价值（如对信息和新闻传播的控制）进行的强势切入，只不过将成长和融资过程描绘成像一个童话故事。类似的“后发优势”情形在技术创新以及互联网领域实际上很多，大众眼里的创新和商业竞争，背后其实是资本的逻辑。创新变得无所谓（有钱就可以从头打造，模式不成功还有让人眼花缭乱的金融退出机制自保），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才是真谛。当这样的故事一再呈现，意味着一个超国家人类利维坦已现雏形。

　　对大量的从事技术进步和创新弄潮儿们来说，它意味着可以带来更多个人事业或商业成功的机会，是改变社会地位的台阶。对社会而言，阶层流动性的增加似乎是无害的，只有人文主义者常常发出感叹。如果仔细观察，我们能发现很多人醉心于变化的激情，与此同时，绝大部分的政治经济理论讨论社会公正问题则奇怪地采用静态的分析。互联网独角兽们依靠非正常商业竞争的疯狂烧钱，使得无数小业主迅速倒闭、失业，这样导致的社会流动是合理的吗？反不正当竞争规则为何不能进行干预呢？追根溯源，核心逻辑依然来自华尔街。它是通过公司估值标准的颠覆改变了竞争过程，而企业看起来投资扩张都是正常的：只要能正常融资，没理由不去追逐市场规模。换句话说，是美国金融垄断资本决定了全球的市场竞争规则。笔者认为，无论从理性和人类恒久的情感，速度或时间变量应成为公正坐标系的一个维度。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这样的考量很难在单独的国家创设与存续，因此它依赖普遍的国际政治协调与合作。今天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正反映了大国责任和远见。

　　对广大人民大众来说，技术进步与创新则可能是被大大高估的概念。这样的说法肯定会引来巨大争议。但这并非从特定国家角度，而是从整个人类历史长河加以考察的结果。人类基本工作和生活需求与欲望的满足本应有不同权重，但在市场逻辑下却被错置地估价。事实上，技术进步或创新对于人类生活品质改善的边际影响是不断下降的。如果可以用更为抽象的人的幸福感进行评估，可能结果更加悲观。这本是个显而易见的结论，但与之相伴的关于技术进步和创新的赞美声浪却与日俱增。这样的矛盾提示我们，其一，技术进步和创新思维只是现代精英的意识形态。很多时候，技术成为撬开人性弱点的工具，如同新冠病毒那几个神秘基因片段打开人的细胞。于是他们得到他们“创造”出来的需求和随之而来的财富，我们得到肤浅的愉悦、廉价的快乐。互联网让这样的图景更为逼真。哲学家谈论异化已经很久，但人与技术（工具）的对立从没像今天如此具象——技术与垄断资本结合的全球政治版图，还有它的反抗者：囹圄中的阿桑奇、流亡的斯诺登，还有郁郁而终的斯蒂格勒。其二，真正带给人类幸福的东西并没有被再创造、再生产，人们反而抛弃了它宝贵的源泉——那些在孔子、柏拉图时代被视为正统的价值。如果说，今天的社会主义可以被定义为追求大众福祉和社会恒久价值的思想和政治运动，那么它就是唯一与正义、与真善美相一致的人类理想。我们已经看到，技术越是发达、越倾向垄断，技术的社会属性就越丰富越重要。因此，互联网平台公司回归社会管控乃是社会主义的本分，也是当今民族国家生存与安全的保障。

　　由此可以看出，被人们尊崇、艳羡的长袖善舞、风光无限的互联网大公司，实际上一头依靠主要来自纳税人和国家的扶持，另一头则紧抓全社会用户和消费者的眼球和口袋，两头抽血。中间则有两个通向国际金融资本的进出口，一个是所谓风险投资的进口，一个则是国际资本市场的退出机制。结果就是一个个虚拟网络世界的独角兽突破传统竞争法则而飞速壮大，金融垄断资本以造血的名义席卷了绝大部分既来自技术进步亦包含市场转型牺牲而产生的巨大的垄断利益。更重要的，获取了对于诸多重要领域的控制权。这些怪兽之怪，不仅在于商业上强大的侵略性，更在于其“生物基因”超乎寻常的变异，因而可能影响其政治经济属性。对它们已很难用传统的国家、民族甚至阶级的概念加以界定和分析。

　　四、对策

　　不应再回避一个事实，即美国本质上是金融垄断集团控制的特殊政治实体。“占领华尔街运动”已彰显这一判断，当今国际政治变化更明显表现出美国的世界霸权野心反映的正是垄断集团意志。这种意志和野心与所谓的西方文化无关，与政治意识形态也仅有表面的、工具性的联系。它的侵略性除了暴力与颜色革命，更主要依赖借助经济、文化等软系统逐步侵蚀。依从它的规则卷入愈深，他者的机能就慢慢成为国际垄断集团的一部分。对此，必须有充分的认识和警觉。互联网经济影响巨大，但完全是按照美国制定的规则建立，从组织架构、投融资模式到实际的控制、管理。因此摆脱华尔街以及华尔街的规则应进入当下的严肃思考和计划中。在这方面，俄罗斯的经验值得参考学习。

　　鉴于前苏联解体的惨痛教训以及其后方方面面的直接对抗性矛盾，俄罗斯较早地意识到互联网媒介的消极影响。以普京为核心的原强力机关官员和爱国实业家组成所谓的强力集团（siloviki）成功削弱了“新富”集团的影响力，首先从经济层面维护和发展了总统行政当局的权威。强力集团较早地控制了门户网站Mail.ru。其后通过强力影响和资本运作，完全收购了著名的社交网站VK。以扎实守住自己基本盘应对开放的互联网，以独立、自信抗衡外部汹涌却虚妄的舆论攻击。给人一种深刻印象：有理走遍天下，但绝不允许将自家的地盘变成他人制造意识形态潜移默化影响和文化渗透的工具。

　　中国的情况似乎有所不同。对外网有严格的管控，但在内部则高度市场化以及与国际资本一体化。我们已经注意到互联网巨头的私人垄断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但若仍然以间接管理而不是从产权层面进行矫正恐怕收效有限。如前面所述，互联网天然倾向垄断，它所提供的服务也是人们的基础性活动所必需，因此它的社会性是显而易见的。将互联网通信网络与服务网络割裂开，认为前者是重要基础性设施，后者作为应用服务就是非重要的、非基础性质，显然并无依据。事实上，对于垄断以及社会属性总是以结果来论定的，尤其对于新生事物，产生如熊彼特推崇的创造性毁灭，既提供了动力也可能带来恶果。正因为对垄断的结果论，鼓励了创新的同时，又维护了国家安全和公众的利益。潜在的垄断裁决也有如一道安全刹，防止过度超速，减弱和迟滞创新过程给市场带来的冲击和毁灭。对私人的事业心而言，创新已足以致富，但不能借此无限揽权。问题在于，互联网的美国模式根本上说源自垄断资产阶级国家性质，盲目学习除了意味着国家与公众利益的巨大而持久的让步，对国际间竞争造成内部削弱。就此而论，所谓美国的衰退只不过是美国人民的趋向贫弱而垄断资本控制力的绝对强化以及国际垄断势力的进一步增强与扩张。显然，唯美国马首是瞻是认识上的教条主义或缺乏政治分析能力的表现。

　　当前对垄断或寡头互联网公司进行产权改革应进入议事日程。基本方向和原则是，一，海外上市互联网寡头拆除VIE架构，回归国内资本市场。让民族资本回归其本位（需注意，VIE结构本身就是一个为规避中国现行法规的特殊设计，在法律上是否足够严谨需要认真研究，相应的风险也是市场自身蕴含的）。二，以协商或立法形式对互联网垄断企业国有化或混合经营，亦可考虑设立相应国有互联网平台创造竞争性环境。无论哪种形式都将以重置成本为考量依据。正本清源，实际上中国大多数互联网巨头都是因政府保护而成功的copy模式，它们理应反哺社会，要么就在国家模仿开发的后发优势下退出舞台。改革发展到今天，不能再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单纯理解为变革计划体制，对华尔街支配下的游戏规则的创新同样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部分。尤其在技术与商业模式天然倾向垄断的领域，国家参与几乎就是它对人民的责任和义务。对社会大众有利，国进资退有何不可？

　　上述两个方向和原则由于涉及国际金融市场，是一个极为复杂而长期的工作。二者应择时择机交错推进。具体讲可以有一些具有可行性的策略和操作。1，引导市场预期，减少市场震荡，尤其是注意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因此，公开而广泛的讨论是有益的。2，选择低市值、低估值，却同样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和公司先行运作。这方面市场的关注点与宏观政策视界并非始终一致，从而提供了较好的运作空间。3，双管齐下，国有公司引进民资，针对性开拓相关竞争业务。当然更多灵活与宽松的政策保护以及金融扶持是必要的，其基本的逻辑就是告诉市场，复制创新的成本很低，后发优势也是互联网的特殊规律。只要国家想做就一定可以做到。同时为未来的并购等资本运作打好基础。4，鼓励或自主推进社会主义属性的互联网创新。众所周知，今天的互联网是按照资本主义模式打造，理论上很多同样业务都对应有一种社会主义形态的技术路线与运营模式。对互联网需要哲学或所谓本质性的认识和理解，比如，阿里巴巴源自当地政府的企业黄页，如果我们充分理解企业黄页与阿里巴巴的联系和区别，理解互联网信息传递以及搜索的意义，就能够发现，平台商业模式是被资本“决定”的，而非其自然应有的样式，而且这种因为政府“缺位”甚至主动让位而产生的所谓平台未必真的有效率更遑论公平。互联网无论大社会还是小社群从本质上看反而与私人资本存在距离。这也是对斯蒂格勒关于数字科技“解药性”的具体表述。今天互联网的格局源自特殊历史和制度环境，并不等于它就代表互联网的未来。以互联网为工具实现互助、共享等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这方面大有可为。

　　回到本文着重讨论的互联网传媒和社交平台。随着互联网信息媒介影响力逐渐超越纸媒，国有资本的进入形成混合所有制对于改变互联网媒体和信息平台间接管理的弊端更有着特殊重要性。传统国有互联网平台很大程度代表官方喉舌，秉持谨慎持重风格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对于广大的民间声音，以市场化尤其是以国际化的大资本主导的互联网作为舆论窗口就产生了问题。间接化的管理逻辑事实上加剧了两极分化：承载社会主义文化基石作用的泛左翼的乃至中道、客观理性、健康的中小网站不堪重负，逐渐被边缘化。资本主导的主流网络自由主义暗流涌动。少数标榜反西方文化的网媒或空喊口号或小骂大帮忙，不断用虚妄的言论、伪装的忠诚误导公众，变相挤压健康左翼，抢占话语权。结果是，原本为增加灵活性、宽容度的“民间”网媒一致向西看，反而将官媒逼成纯粹被动的角色和“极端”。失衡的舆情产生严重负面影响，需要进行有效的政策调整。

　　针对当前的问题，一个基本原则是政策张弛有别，抓大放小，目标是强化直接管理。言论管控权责高度对应，提高管理效能与责任感。可以根据资本规模、用户数、流量等指标实施分级管理。对大型平台和细分领域龙头推进国有资本进入与混合经营，从而达成直接管理的目标与合法性。这类大型新媒体的言论直接管理具体来说就是指国家相关公务人员真正进入企业承担组织领导责任。亦可引入社会自愿者参与工作，体现民主参与及公共精神。对于中小型网站，直接管理意味着更多的个人言责个人自负，有效减轻网站管理负担。这样既与网站财力相匹配，也有利于网站推行实名制，恢复和发展网站功能和影响。在这方面要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精神，展示大国自信、思想文化自信。基于这样的思路，政府可考虑推动组织互联网文化协会。以逆市场化原则，即不考虑网站规模仅从思想文化代表性角度，让不同网站和用户共同磋商。制定言论和新闻采编道德规范和准则，也为政府管理部门提供咨询意见。同样本着张弛有别原则，对中小互联网传媒和文化网站应加强资金来源和财务监管，防范西方资本曲线入侵，从内部挖墙脚。同时，应逐步放宽国际互联网管控，向世界展示开放、自信的国家形象。习主席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其内涵必然包含一个重要层面，即中国的文化、中国人的价值观与世界是相通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只能在宽容与开放的信息文化传播环境中实现。

　　一个重要的认知在于，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差异本身绝不是世界矛盾冲突的原因。从改革的观点看，基于对人类历史和现实的观察和反思，当今世界的根本矛盾在于国际垄断资产阶级试图将它们的世界秩序意志强加在全人类身上，是国际垄断集团与世界各国及各国人民的矛盾。互联网作为信息传播的新兴技术工具，垄断资产阶级确实捷足先登，在国际领域实现了对它相当程度的垄断，但中国、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同样有能力保护好属于自己的互联网舆论阵地。另一方面，互联网技术既有倾向垄断的特点（既因为客观上的效率，也常常与人性中消极的、盲从的、犬儒化等非理性一面相契合），又有分散与共享的技术性质，后者某种程度恰恰体现了互联网的人民（参与）性。人民越是理性自觉、越是行动主义，以实力国家为后盾，开放的互联网可能成为世界人民最终战胜垄断资本势力的有力工具。而如果没有人民公意（国家即是这种公意的代表）对新兴传媒垄断，那么人民将一盘散沙，沦为乌合之众，垄断资产阶级恐将不战而胜。因此，互联网的开放与对抗是也只能是两种垄断对峙下的人民战争。谁将胜出，已不言而喻。

　　1.An online Magna Carta: Berners-Lee calls for bill of rights for web，The Guardian，2014.07.18

　　https://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14/mar/12/online-magna-carta-berners-lee-web

　　2.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第1卷，p122，译林出版社，2012年6月第1版

　　3.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第3卷，p268-270，译林出版社，2012年5月第1版

　　4.参见张一兵：“心灵无产阶级化及其解放途径——斯蒂格勒对当代数字化资本主义的批判”，《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1期

　　http://www.tsyzm.com/CN/article/downloadArticleFile.do?attachType=PDF&id=6545

　　5.1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是解药，也是毒药，《解放日报》2018.04.28

　　https://www.sohu.com/a/229960975_701640

　　5.2专访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南方周末》，2018.06.07

　　http://www.sass.cn/101006/47239.aspx

　　5.3采访贝尔纳尔・斯蒂格勒：如何避免世界灭亡？

　　https://www.douban.com/note/787420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