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9章
“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不管这个党,那个派,这个旅,
那个军,这个部,那个会,都应该搞抗日统一战线。中国不
亡,中华民族不亡,才有希望。”
话说1936年5月25日,毛泽东因为红1方面军西征地区是回民聚居的地方,就发布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他在《宣言》中写道:
“主张回民自己的事情,完全由回民自己解决”;“担保回民信仰的绝对自由”;“愿意武装回民,成立独立的回民抗日军”;“取消军阀官僚民团的一切苛捐杂税,改善回民的生活”。
5月25日下午,毛泽东在瓦窑堡中山街南侧下河滩巷子里的窑洞内一张古式旧方桌旁挥毫疾书。此时,被东征军俘虏的晋军第66师第392团团长郭登瀛,在警卫员的带领下,来到了窑洞前。
毛泽东把郭登瀛让进窑洞里坐下,询问了晋军的素质、军事装备以及官兵的思想状况,又谈到了阎锡山晋系派与蒋介石的矛盾,然后诚恳地对郭登瀛说:
“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不管这个党,那个派,这个旅,那个军,这个部,那个会,都应该搞抗日统一战线。中国不亡,中华民族不亡,才有希望。”
郭登瀛听着毛泽东的一番大道理,连连点头,表示赞同。毛泽东指着即将写完的信说:
“郭团长,我要给你一个立功的机会。”
郭登瀛说:
“有什么事需要干,我愿意效劳。”
毛泽东说:
“我们准备放你回去。我想请郭团长把我给阎锡山先生的这封信送到太原去,你看怎样?”
“可以,可以!”
郭登瀛满口答应。毛泽东又嘱咐说:
“另外,还有一些意见在信上没有写得那么具体,请你代为转达。敝党敝军进入山西,只为抗日,别无它求。但抗日得有块地盘,否则,打完了仗,没个睡觉的地方怎么行呢?因此希望能在绥远让给我们十几个县,作为红军的抗日根据地。如果不行,那么在雁北让给红军一条路,到河北、察哈尔去打日本。我们是要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民党、共产党共同抗日。我们之间化干戈为玉帛,联合起来共同打日本。”
郭登瀛在陕北这一段时间,亲眼见到共产党和红军的领导人与士兵一样穿补丁衣服,吃一样的饭菜,毫无个人私利,已经特别赞赏他们的人格。现在又听了毛泽东的这一番话,很受感动。他说:
“我已经把您的话一字一句都记下了,回去一定劝阎锡山与共产党合作抗日,再也不打内战了。”
郭登瀛回到太原后,立即求见阎锡山,当面报告了他被俘后的情况,面交了毛泽东的亲笔信。阎锡山打开信一看,只见毛泽东写的是:
百川先生:
敝军西渡,表示停止内战,促致贵部及蒋氏的觉悟,达到共同抗日之目的。微日(5月5日)通电或恐未达,抄上一份,托郭团长带回,即祈审览。
救国大计,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济事。敝军抗日被阻,然此志如昨,千回百折,非达目的不止。亦料先生等终有觉悟的一日。顷闻蒋氏迫先生日甚,强制晋军二度入陕,而以其中央军监视在后,是蒋氏迄无悔祸之心,汉奸卖国贼无与为匹,三晋军民必有同慨。先生如能与敝方联合一致,抗日反蒋,则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除此中国人之公敌。
郭团长及贵军官兵一律优待,同属国人,胜之不武,敝方绝无骄矜之心,武器弹药,楚失楚得,谅先生及贵军领袖亦当不致有所芥蒂也。今遣郭团长返晋,面致手书,如有所教,乞令郭君再来,以便沟通两方,成立谅解,对付共同之公敌。吉县县长暂留此间,稍缓亦当令其返晋。国难日亟,谅三晋贤者决难坐视也。
专此。即颂
勋祺。不一!
毛泽东
阎锡山看完信,不禁佩服毛泽东的眼力,蒋介石压迫日甚,确实是他的一块心病。最令他头痛的是国民党中央军不但赖在山西不走,而且,陈诚还拉拢收买他的高级将领李生达,又在晋南策动河东道独立。阎锡山后悔当初不该一再邀请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入晋,现在是请神容易送神难。他对身边的亲信说:
“我不亡于共,亦要亡于蒋。”
毛泽东为了从阎锡山的内部逼阎走上联合抗日的道路,又分别致信晋绥军中对阎锡山有影响的高级将领、第66师师长杨效欧和第19军军长兼第72师师长李生达。毛泽东在信中说:
“日事相斫,停战议和,共赴困难,实为今日之天经地义。”“盼商之百川先生派遣代表,共商大计,以利于国家民族。”
毛泽东还给阎锡山的老搭档、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写信说:
“红军者,抗日讨逆之先锋,非欲与晋军为敌人。”
毛泽东在信中向赵戴文解释了中共抗日的主张,希望赵戴文在抗日降日之间“熟图而择之”。
5月27日,徐海东率领红15军团各部,从新城堡地区分两路西进。
5月28日,红1军团从吴起镇出发西进。
马鸿逵、马鸿宾发觉红军有“进攻宁夏”的迹象,立即调其第35师一部由庆阳经曲子、环县、洪德城回援,其防地交由东北军派部接替。
毛泽东立即致电东北军说,不要妨碍红军去占领曲子、环县、洪德城。他又致电彭德怀,要红1军团立即进至无城镇,派一部向庆阳方向游击,阻止东北军由庆阳北进,相机占领曲子及其南北一线。毛泽东在电文中又嘱咐说,在执行此项任务时:“以不与东北军正式作战为原则,对马鸿宾则坚决打击之。”
后来,西方野战军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于6月间相继取得了曲子、阜城等战斗的胜利,占领了陕甘宁边境的广大地区,完成了西征作战第一阶段的任务。
5月29日早饭后,中央军委通讯员来找张爱萍,说:
“毛主席请你去一趟。”
张爱萍听说毛泽东叫他,心里“咯噔”了一下,脚步不由自主地沉重起来。
原来在长征到达陕北后,张爱萍奉命到军委骑兵团工作。为配合红军主力东渡黄河,骑兵团在盐池、定边、靖边、榆林一线,接连打了些胜仗。可他们在奉调回瓦窑堡休整的途中,在青阳岔听说县政府被国民党井岳秀部队抢去了一些衣物,还抓走了人。群众纷纷要求骑兵团为他们报仇。“追!”张爱萍当即下了命令。部队追出很远的路程才追上了敌人,消灭了一部分,抓了40多个俘虏,还夺回了东西。不料在他们返回的路上,却遭到了敌人的伏击,张爱萍也负了伤。
且说张爱萍边走边想,同志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说“打胜仗去见毛主席!”如今自己打了败仗,有何颜面去见主席呢?见了主席该说什么好呢?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了毛泽东的窑洞。毛泽东正在看书,抬眼看了看他,把翻开的书本扣在桌子上,平静地问道:
“怎么听说你在谈‘胜败乃兵家之常事’?”
这声音不大,却使张爱萍的心率顿时加快了,心想:糟了!这句气头上的话,主席怎么知道了!
那还是在两天前,张爱萍在招待所门口碰上了曾经号称“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一个,那人皮笑肉不笑地问他:“过去是百战百胜,这回怎么掉进落马湖了?”张爱萍本来心情就不好,怎能容他如此讥笑,当即顶了一句:“有什么了不起,胜败乃兵家之常事。”
张爱萍见毛泽东一见面便提起此话,只好如实地承认说:
“那是说的一句气话。”
“气话!”毛泽东抽着烟,沉吟片刻,又说:“我看,你还没接受教训,没承认错误吧?”
“组织上给我处分都接受了,怎么还会不承认错误呢?”
毛泽东看张爱萍有些委屈,便说:
“坐下谈。”
待张爱萍坐定,他的口气温和多了,说:
“你呀,过去的仗都打得不错嘛,这次怎么在打胜仗的同时又打了败仗呢?你应该很好的总结一下,找到吃败仗的原因。是的,是没有百战百胜的军事家,‘胜败乃兵家之常事’这句话也是不错的。但作为我们带兵的人,不能用这句话为自己开脱。你说不是吗?”
张爱萍点了点头。毛泽东开始问起部队的情况,又问张爱萍有什么意见和要求。张爱萍说:
“我想到红军大学去学习一段时间。”
“很好嘛!”毛泽东说:“要达到智勇兼备,重要的途径是学习。红大正准备开学,去学几个月吧!”
说罢,他提起毛笔,给罗瑞卿写了一封信,递给张爱萍:
“拿着它,我是你入学的介绍人。”
3天后,张爱萍就进入了红军大学学习。
1936年6月1日,毛泽东倡导的红军大学在瓦窑堡正式创办,简称“红大”。毛泽东亲自兼任学校政委,林彪任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人参加了开学典礼。
红军大学一科的36名学员,全像刘亚楼、耿飈一样,属于师团级以上的干部。由罗荣桓担任政委。学员们年龄最大的是30岁,最小的刚满20岁,平均年龄27岁。红2师师长刘亚楼是26岁。
毛泽东在开学典礼上讲了话,他把红大称之为共产党的黄埔军校。他又说:
“你们现在是上山学道,学成之后下山济事。学道练道,重在个人修行。在这里,我们大家都是学生,我们大家又都是先生。”
毛泽东还说:
“形势发展很快,一个新的局面就要到来。大家要利用这个机会,好好读书,研究些问题,学习时间不超过半年,真正做到学有所成,炼出正果。”
话分两头,再说贺龙、任弼时等人率领红2、红6军团突围。
6月3日,北上的红6军团先头部队,在甲洼与红4方面军的红32军会合。
前边已经说过,张国焘率领的南下红军,在2月15日至16日遭到了国民党军薛岳部6个师的猛烈进攻,天全、芦山、宝兴、灵关相继被占。至此,张国焘的南下计划彻底失败了。
中共中央及时给他们提出了3个可供选择的方案:一是北上陕甘,二是就地发展,三是南下转战。中央认为,第一方案为上策。
红4方面军经过讨论,中央提出的第一方案获得通过。他们在北上到达甘孜、新龙等地时,已经由南下时的8万多人锐减到4万人了,不得不将部队整编为5个军28个团;由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王树声任副总指挥,李特任参谋长,李卓然任政治部主任。
在红2、红6军团于4月28日全部渡过金沙江后,朱德向贺龙、任弼时等人致电祝贺,他在电文中说:“金沙既渡,会合有期,捷报传来,全军欢跃,谨向横扫湘滇黔万里转战的我2、6军团,致以热烈的祝贺和革命敬礼。”
徐向前也总结了以前的教训,他对其他领导人说:“我们几个方面军就像兄弟一样,是一家人,上次我们同老大没有搞好,吵了架,这次要注意。现在老二就要上来了,我们要学他们的长处,取长补短。”
于是,红4方面军又像上次迎接中央红军一样,派出了红32军一部保证红2、红6军团的侧翼安全,准备迎接红2、红6军团。
6月初的一天早上,贺子珍请刘志丹的遗孀同桂荣和她的女儿刘力贞吃饭。毛泽东一见到同桂荣就关切地问道:
“刘嫂子,病好些了吧?”
“好多了。”同桂荣说罢,又不好意思地说:“主席,您的年龄比志丹和我都大,我不敢当这称呼,你再不要叫……”
毛泽东却微笑着说:
“革命同志如同弟兄,大家都叫你刘嫂子,我怎能不叫呢?”
说罢,招呼同桂荣坐下,他又打着手势说:
“没有刘志丹同志创建的陕北革命根据地,我们还没个落脚地哩!”
同桂荣说:
“如果主席不来的话,陕北革命也早被‘肃反’完了。”
说话间,贺子珍端来了饭菜,对同桂荣说:
“大姐,没什么好吃的,随便吃一点吧。”
毛泽东亲切地给同桂荣母女夹菜,劝她们多吃一点。
此时的毛泽东,还牵挂着红军大学的事,红大开学几天后,他给学员们讲的第一课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由于这个题目太大,他只能边写教材边讲课。
有天晚上,红大几个学员散步经过毛泽东的窑洞门口,看他点着小马灯,正写着什么,大家便走了进去。毛泽东正写着讲课提纲,见学员们来了,就放下笔,询问他们在学校的生活情况,学习情况,还征求了对他讲课的意见。学员们都说他讲得好。
“你呢?”毛泽东问张爱萍:“我倒想听听你的感受。”
张爱萍说:
“我觉得你有许多话是针对我讲的。”
“喲嗬,是吗?”
毛泽东笑了。张爱萍说:
“你批评指挥员鲁莽时,我头都不敢抬。”
“还这么严重呀!”毛泽东又笑了:“那也很可能是针对你讲的。不过,我有些话也不一定就指哪个人。红军中有不少这样的同志,打仗很勇敢,心也不错。总怕放走一个敌人,怕敌人打烂群众的坛坛罐罐,往往在这种情况下,就顾不得其它了,就鲁莽蛮干了。你们说是不是这样?”
“是这样。”
学员们齐声回答。毛泽东最后说:
“听说你们读书都很用功,联系实际的精神也很好。不过也要注意休息和娱乐。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每天吃饭后可以出去跑跑嘛,不要老蹲在窑洞里。我已经给林彪、罗瑞卿同志讲了,要他们每天到窑洞里去赶你们。”
他说着伸开两臂,做了个“赶”的姿势。学员们都笑了起来。
6月6日,张国焘宣布取消他的第二中央。
6月7日,毛泽东决定红28军参加西征作战。
6月8日,毛泽东就“两广事变”向《红色中华》社记者发表《关于西南事变的谈话》。
原来在不久前,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联合要求南京政府对日宣战,他们打出了“北上抗日”的旗帜,将粤、桂军改称为“抗日救国军”,出兵湖南。
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西南抗日反蒋的军事行动,客观上是革命的与进步的行动。虽然这中间还不免有个别分子夹杂有权位、地盘等不正当的动机。”
6月10日,毛泽东为了向甘、宁广大回汉人民宣传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以他和朱德的名义,发表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人民抗日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布告》。报告中提出了“停止内战,不分红军白军一致抗日”、“全国各党派、各团体创立抗日联合战线”等20条救国救民的主张。
在瓦窑堡市的街头上,到处都贴有“团结一致,枪口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标语,全城一派抗日气氛。
6月14日,西方野战军领导人提出西征作战第二阶段的基本任务是:“以最大努力赤化占领区域,摧毁安边、定边、豫旺堡及豫旺城的支点,打击敌出扰部队,肃清民团,解决本部给养、冬服材料。”
据此,西方野战军各部先后攻占定边、盐池、豫旺堡及豫旺城,歼灭国民党军和民团千人以上。
正当西方野战军胜利进军的时候,瓦窑堡出现了严重危机。
也就是在6月14日这一天,东北军分3路向瓦窑堡进攻。毛泽东决定“出瓦窑堡准备作战”。
6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电告彭德怀说:
“估计到瓦窑堡迟早必失,我军决定搬出瓦市,准备作战。”
6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二中全会书》,其中写道:
“只要你们立即停止进攻红军和苏区,立即动员全国对日抗战,并实行民主、自由与制裁汉奸,我们和红军不独不妨碍你们抗日,而且用一切力量援助你们,幷愿和你们密切合作。”“我们随时都准备同贵党任何组织任何中央委员任何军政领袖进行关于合作救国的谈判。”
6月20日,毛泽东主持制定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规定对东北军工作的基本方针是:
“争取东北军走上抗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因此我们对东北军的工作目标,第一,不是瓦解东北军,分裂东北军,而是给东北军以彻底的抗日的纲领,使东北军在这一纲领的周围团结起来,成为坚强的抗日的武装力量;第二,也不是把东北军变为红军,来拥护共产党的基本纲领,而是要使东北军变为红军的友军,把共产党所提出的关于抗日救国的纲领变为他们自己的纲领。”
“凡是东北军驻扎的地区,争取东北军工作,就是那里的党的中心工作。”
指示要求,争取东北军的工作要采取争取上层和下层相结合的方法,开展下层统一战线工作,是使下层广大官兵团结在抗日政治目标下,给上层以推动。
6月21日,东北军高双成部乘虚向瓦窑堡市袭来。
这一天中午,毛泽东正在休息,忽然从瓦窑堡西北的安定县川里传来枪声。贺清华一时摸不清情况,急忙跑进窑洞,报告说:
“毛主席,可能有敌情,安定县川里在打枪。”
毛泽东说:
“请参谋长来。”
贺清华跑到隔壁去找张云逸,没有找到,留守人员说:
“张参谋长一听到枪声,就亲自带领通讯连、保卫队、红军大学的学员以及保卫局凡是能参加战斗的同志,赶往西门外同敌人作战去了。”
不一会儿,张云逸回来了,报告毛泽东说:
“敌人是石湾的1个营和一部分地主武装。我们的红军西征走了,在瓦窑堡的只有一个通讯连和保卫队以及红大的学员,人少,枪少,子弹也不多,每人只有两三粒土造的子弹和手榴弹。主席,敌我力量悬殊,最好现在就转移。”
正在此时,周恩来也赶来了。毛泽东沉思了一会儿,很镇静地说:
“不要急,等后方机关全部转移了,我们再走也不迟。”
此时,西门外的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更加激烈,听起来已经很近了。几个警卫员早已把毛泽东的文件、用具收拾好,还牵来了小黄马,单等毛泽东出发。贺清华见毛泽东和周恩来、张云逸一点不急的样子,就走进窑洞说:
“主席,该走了吧!”
毛泽东慢慢侧过身子,不慌不忙地说:
“没有关系。敌人从西门进来,我们从南门出去嘛。”
贺清华只好回到院子里,心里直发急,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摸摸小黄马,看看毛泽东的行装,又爬上毛泽东住的窑洞顶上,向枪声最激烈的米粮山望去,只见那里不断冒起股股尘烟,看样子敌人快要冲进城里来了。他急忙下了窑顶,把情况报告给毛泽东,请他快动身。毛泽东平静地问:
“机关都走了没有?”
“早走了!”
周恩来、张云逸也说:
“主席,动身吧!”
毛泽东又扫视了一遍窑洞,看看没有落下什么东西,说:
“好,咱们现在走吧。”
大家离开下河滩,穿过二道街,子弹“啾啾”尖叫着,从头顶上空掠过。贺清华和其他警卫员们环卫着毛泽东,手心里捏着一把汗。当他们刚走到南门时,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来犯之敌已经进了西门。
毛泽东刚走出南门,发现有一个战士从半山腰上顺着城墙根背下来一名伤员,他立刻迎上前去。贺清华认出那位伤员是保卫队的李科长,只见他伤势非常严重,脸色苍白,呼吸微弱,已经昏迷过去了。毛泽东不顾头顶上空飞掠的子弹,在伤员身旁停下来,招手让担架队把他的担架抬过来,把李科长放在担架上,察看他的伤口。李科长身上不断地滴着鲜血,把铺在担架上毛泽东的被褥都染红了。李科长慢慢睁开眼睛,一见是毛泽东站在他面前,大吃一惊。他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还留在后边,因为说不出话,急得他吃力地摆着手,意思是请毛泽东赶快离开火线。毛泽东安慰了他几句,转身交代说,路上小心一点,好好照顾伤员。
毛泽东看着担架在前边走了,这才移动了脚步。
毛泽东在向保安撤退途中,抵达阎家砭。秘书告诉他说:
“保卫队李科长牺牲了。”
毛泽东一听非常难过,静静地站了一会儿,沉痛地说:
“把他好好掩埋起来,在坟前立个牌子,通知他本单位开个追悼会。他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老干部。对于为革命牺牲的同志,我们应该好好地纪念他们。”
再说6月24日,贺龙、任弼时等人率领红2、红6军团抵达甘孜,与红4方面军会师。
红4方面军举行了欢迎大会,朱德在大会上讲话说:
“这里不是目的地,我们要继续北上,要团结一致战胜北上困难,到陕北和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率领的1方面军会合。”
不久,任弼时从红4方面军那里要到了电报密码本,直接同在陕北的中共中央沟通了联系。
6月25日,李先念率红30军89师和骑兵师组成北上先遣军,经两倾寺出阿坝,为全军过草地做物质准备。
6月27日,红4方面军和红2、红6军团决定分为左、中、右3路纵队北上。
6月29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绝密电报中说:
“以总的战略上看,无论站在红军的观点上,站在红军与其他友军联合成立国防政府的观点上,打通苏联解决技术条件是今年必须完成的任务,而这一任务是必须由1或15军团担负。”
1936年7月1日,毛泽东在去保安途中,以他和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博古、彭德怀、林彪、聂荣臻等68位在陕甘的党政军负责人的名义,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及红2、红6军团和红4方面军指战员,庆祝红2、红6军团和红4方面军在甘孜会师。电文中说:
“我们以无限的热忱庆祝你们胜利的会合,欢迎你们继续英勇地进军,北出陕甘与1方面军配合以至会合,在中国的西北建立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你们尚保存伟大的力量,将来发展无量,可为中国革命庆贺。”
7月1日,贺龙、任弼时会见红4方面军主要领导人。
任弼时与张国焘进行了个别谈话。张国焘要任弼时散发污蔑中共中央和红1方面军的材料,任弼时毫不含糊地拒绝了。
张国焘企图以多数压少数,采取欺骗拉拢、挑拨离间、封官许愿,控制红2、红6军团。张国焘提出两个方面军首先要一致。任弼时说:
“惟有在党中央12月会议决定的基础上,才能一致。”
张国焘提出要召开两军联席会议,企图用红军总政委的名义迫使红2、红6军团同他同流合污。任弼时质问张国焘说:
“谁做报告?发生争论谁做结论?不能以多数压迫少数。”
任弼时又告诉张国焘说:
“我们2、6军团的同志,很多是从井冈山来的,对毛主席是很熟悉的,有感情的。即使不是井冈山来的,对毛主席和党中央也有最高信仰。
你如果要强迫他们反对毛主席,那么,他们就要翻脸,他们是不认识你的。”
贺龙烧毁了张国焘派人送到红2军团中的反党小册子《国焘讲座》,制止了张国焘派到红2军团“工作团”的反党活动。贺龙对红2军团的干部们说:
“同志们,这里是张国焘搞的假中央,他在进行分裂党的活动,真中央是毛主席同志在领导,已经到了陕北。为了抗日,我们必须马上北上,与真中央和红1方面军会合。我们大家都要听毛主席的,跟着毛主席的脚步走。谁要不听毛主席的,反对毛主席,他就是天王老子也不行。”
朱德和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关向应等人共同努力,终于迫使张国焘同意北上。
7月2日,徐向前率领由红9军、红4军第12师、红31军第93师、独立师及方面军总部组成的中路纵队,从炉霍地区出发,向毛儿盖前进。
7月3日,张国焘、朱德、任弼时率领红4军第10师、11师,红30军第88师和贺龙、关向应、刘伯承率领的红2、红6军团组成左路纵队,从甘孜出发,经东谷、两倾寺、阿坝,向包座、班佑前进。
由董振堂军长率领红5军、红31军第91师组成右路纵队。
7月5日,毛泽东等人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布电令:由红2、红6军团和红32军,组成红2方面军。
红2、红6军团和红32军按照军委电令,组成了红2方面军: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萧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委,李达任参谋长。
红2军团:军团长贺龙(兼),政委关向应(兼),政治部主任甘泗淇。
红6军团:军团长陈伯钧,政委王震,参谋长谭家述,政治部主任张子意。
红32军:军长罗炳辉,政委袁任远,参谋长郭鹏,政治部主任李干辉。
7月6日,任弼时致电中央和军委,报告了红2、红6军团长征的情况:费时7个多月,行程1万余里,伤亡约5300人,出发时17000人,现有14000人,红2军团9000人,红6军团5300人,武器比在从湖南桑植出发时稍有增加。
7月10日,由董振堂率领的右路纵队从绥靖、崇化地区出发,经卓克基、马塘向毛儿盖、包座前进。
欲知红军3大主力能否会合在一起,请看下一章内容。
第110章
“战争初期日本将打赢所有的重大战役,占领主要城市的
交通线,还将摧毁国民党的精锐部队,继而会出现持久斗
争的局面。那时红军游击队将起主要作用,并在国民党的
力量衰落的同时,迅速地壮大。”
话说1936年7月10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在讲话中表示不签订承认“满洲国”的协定。会议显示了国民党内求团结、外御侵略的意向。
也就在7月的上旬,东北军的骑兵军军长何柱国,在张学良去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时,执行蒋介石的命令,指挥东北军步、骑兵4个师和第35师残部,集结于固原、七营之间,准备分两路夹清水河向北进攻。
7月,中共中央派叶剑英到安塞领导东线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不久,他去了西安。张学良把他安排在自己的卫队长2营营长孙铭九家里,化名杨先生,以保持双方的联络。
此后一时期,叶剑英还协助东北军和西北军双方在西安城南王曲镇,联合举办军官训练团,为抗战做准备。
7月11日,毛泽东率领机关工作人员,经过桑树、凉水湾、安塞等地,终于到达了保安。在瓦窑堡担任苏维埃国家银行发行科科长和监督、印刷苏维埃纸币的贺子珍,已经先期到达这里。
保安又称赤安县,地处陕西省北部,东邻安塞、甘泉县,西靠吴起,南界鄜县和甘肃省合水、华池县,北接靖边县。原赤安县志曾记载:“赤安,延安之瘠地也。”
保安县城在小石山、太平山、瓦窑山的环抱之中,人称“斗城”,小而雅,城垣、垛口完好无缺。城外东北角,有座支离破碎的旧城,南面钟楼山上,也有座故城。3城连珠,沿诸山而立。这一带因北靠长城,在古代是边陲要塞。
保安全城人口还不足4百人,房屋不过百间,而大大小小的庙宇却有十几座,什么龙王庙、娘娘庙、财神庙、土地庙、山神庙等等。人们传说,保安城是“庙比房多,神比人多”,可见其经济文化之落后。因此,在保安想找一孔好的窑洞居住,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
毛泽东与贺子珍被安排在保安县城内小石山烽火台下炮楼山中类似溶洞又似人工开凿的石洞里。这种石洞俗称石窑,一排5孔。毛泽东夫妇住了一孔,其它几孔里住着警卫班、担架班、特务班等人员。
毛泽东住的这孔石窑既无门框,也无门板。只是它与其它几孔石窑不同,大石窑里还套了个小石窑。大石窑里有一张没有油漆的木桌子,3个粗制的木凳,一个火盆,一盏马灯。小石窑里有一个盘石炕,高个子坐上去,一不小心就会碰头。
石窑里边黑洞洞的,下雨时,洞顶上还时不时地往下渗水,朝夕都能听到积水盆里发出的“铜壶滴漏”声。因此,石洞内就格外潮湿。后来,毛泽东就是在这个石洞里,接待过苏联专家阿尔洛夫、德国的李德、美国记者斯诺、名医海德、印度名医柯棣华和奥地利名医罗生特。
刘志丹的遗孀同桂荣,被安排在离毛泽东不远的北山坡上。
红军大学迁到了保安城外那些蜂窝似的山洞里。这些山洞不知荒废了多少年代,积了厚厚一层羊粪、腐草和兽骨,人一进去,一群群的蝙蝠扑面而飞。学员们全成了清洁工,他们动手清理了卫生以后,又动手制造了石黑板、石粉笔、石桌、石凳、石床、石枕,甚至连油灯都是石头的。有人说:“嗬!我们又回到石器时代啦!”
毛泽东来了,表扬他们是自力更生,因陋就简建立“最高学府”。毛泽东又说:
“古人云:‘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你们可成了神仙了。好好‘修炼’吧!天下无事,你们就在这里‘参禅悟道’;天下大乱,你们就出洞下山,救苦救难。”
毛泽东到保安刚立灶的时候,连个灶台都没有,在地上用3块石头架着锅做饭。没有炊事员,就由4个警卫员凑合着做。毛泽东的伙食标准跟大家一样,只是除了3顿饭外,每天晚上给他准备一两个烤山药蛋或者老玉米当夜餐。此时最困难的是吃菜,警卫员经常要跑很远的路,才能买回一点儿干豆角和山药蛋。
有一天警卫员们听说几十里以外的永宁山一带,可以买到鸡,大伙一商量,就瞒着毛泽东派贺清华跑一趟。第二天,贺清华把鸡买回来了,还捎了一些毛泽东最爱吃的辣椒。大伙高兴极了,杀鸡的杀鸡,生火的生火。班长挽起袖子,做了一道大家闻所未闻的南方名菜“白斩鸡”。
开饭了,贺清华端着这道名菜和几个烧好的辣椒,高高兴兴地送到毛泽东面前。毛泽东还在办公,他抬头看了看,说:
“呵,哪儿来的鸡呀?”
“跟老乡买的。”
于是,贺清华便说起了事情的原委。毛泽东一直听着,没有做声,等他讲完了,才摇摇头说:
“你们这件事没做好啊。”
贺清华莫名其妙地望着毛泽东,只听毛泽东接着说:
“大家的生活都很苦嘛,我应该和大家一样,不能搞特殊。”
“不,主席……”
毛泽东知道贺清华要解释什么,不等他说下去,就转了个话题说:
“我这个湖南人爱吃辣的,有点辣椒,我就可以多吃点饭了。”
说着就拿起一个辣椒,咬了一口,看着贺清华笑了。
7月13日清晨,毛泽东在石窑里工作了一夜,他搁下笔走出窑洞,迎着晨曦伸伸双臂,呼吸着新鲜空气。军委机要科科长叶子龙疾步走来,将一份电报递给他,说:
“主席,这是东线指挥部周恩来同志刚发来的电报。”
毛泽东浏览了一下电文,笑着说:
“好啊!那两个美国人已经到了安塞县恩来同志的指挥部了。”
毛泽东在院子里走了几步,略一思索,对叶子龙说:
“子龙,你去通知一下接待的同志,这是第一次到我们根据地的外国记者和医生,一定要安排好他们的吃住和采访活动。”
毛泽东所说的那两个美国人,一个是记者埃德加.斯诺,一个是医生乔治.海德姆。
埃德加.斯诺,1905年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他的祖父曾是美国驻中国广州的第一位领事。斯诺年轻时曾当过农民、铁路工人和印刷学徒,后来毕业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开始从事新闻工作。自1929年始,斯诺曾遍访中国主要城市和东三省、内蒙古,以及两广、云南、台湾等地,对中国社会有一定的了解。“九.一八”事变后,斯诺以战地记者身份前往采访。返沪后,又经历了上海“一.二八”抗战。他根据所见所闻,于1932年底完成了第一部著作《远东前线》,颂扬东北和上海军民的英勇抗战。他还根据第二手资料,在此书中对江西苏区也进行了报道。斯诺上海期间,同宋庆龄建立了友谊,经宋庆龄介绍,又结识了鲁迅。1933年秋,斯诺执教于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他同青年学生中的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分子来往密切。斯诺从学生那里了解到了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消息,他渴望知道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他想,在这些年国共的内战中,已经有千千万万的人牺牲了生命,为了探明事实的真相,难道不值得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一下险吗?于是,斯诺萌发了访问苏区的愿望。斯诺请求宋庆龄为他牵线搭桥,以便进入苏区后起码受到一个中立者的待遇,而不至于被当做间谍杀头;与此同时,还有一位在上海的美国进步医生乔治.海德姆也要求到苏区考察。宋庆龄对他们的要求热情支持,为他们安排了联络地点和接头人,宋庆龄还用药水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秘密的介绍信。这样,斯诺就与中共华北地下党取得了联系。1936年6月,斯诺带着中共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委托柯庆施用隐色墨水写给毛泽东的介绍信,从北平启程,在郑州与从上海来的海德姆会合,一起前往西安,开始了他的首次西北苏区之旅。张学良为他们进入苏区提供了方便,斯诺和海德姆乘坐东北军的卡车,由西安到达延安,然后步行前往红军前沿司令部的所在地安塞。7月12日,斯诺和海德姆到达安塞前线,接待他们的是一个长着一脸浓密的大胡子、温文尔雅的军人,这位军人用英语和斯诺谈话,使斯诺大为吃惊。在交谈中,斯诺才知道,他面前的这位军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周恩来。周恩来对斯诺说:
“我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位可信赖的记者,对中国人民友好,能够讲真话。我们知道这些就够了,你不是共产党员,对我们来说,这是没有关系的。我们欢迎到苏区来访问的任何一位记者。阻止到苏区来的,不是我们,而是国民党。你可以把看到的都写出来,我们将从各方面帮助你去了解苏区的情况。”
“我要见毛泽东先生。”
斯诺提出了要求。他和后来到延安的那些形形色色的美国人一样,都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很想见一见那个有着时价25万大洋、不论死活都要缉拿到的毛泽东,要看看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周恩来告诉斯诺说:
“我可以安排你们去见毛泽东主席。毛泽东主席在保安,我现在就将你们的要求电告毛泽东主席,马上派人护送你们去保安。”
斯诺闻言,喜出望外。周恩来给斯诺拟定了一个92天的采访计划,说:
“这是我的意见,你是否愿意照办,那是你自己的事情。我想你将发现这是一次有意义的旅行。”
斯诺接受了周恩来为他拟定的采访计划。第二天一大早,他和海德姆便同一个由近40人组成的护送物资的交通队出发了。
7月14日,毛泽东电示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说:
“在对敌两团以上兵力作战时,似宜集结更优势之兵力,期于一举消灭之;在作战条件不具备时,不妨再引退些,把敌诱至有利条件下以便一举消灭,这里要多的忍耐性。要扩大和训练部队,使红军生息强大,造成将来战略上大举反攻之主要的条件。
对何柱国指挥‘进剿’之东北军,宜决定消灭其一部,这样并不会妨碍大局,反有利于大局。”
7月15日,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一起,抵达中华苏维埃政府临时首都、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县城。
斯诺是第一个来到陕北采访的外国记者,海德姆是第一个来苏区考察的美国医生,毛泽东非常重视。斯诺和海德姆受到了隆重的接待,半数以上的中央委员和几乎所有在保安的政治局委员都出面迎接,毛泽东也出席了欢迎斯诺和海德姆的仪式。欢迎群众打出横幅标语上面,用中英文写着:“欢迎美国记者来苏区调查”,“欢迎美国医生来苏区考察”。
斯诺被安排在距毛泽东住处很近的1间朝阳通风的房间里。
7月15日晚上,毛泽东正式会见来自大洋彼岸的斯诺和海德姆。当斯诺和海德姆来到毛泽东住的院子门口时,毛泽东身穿一套和普通战士一样的粗布军装,佩带着两个红布做的领章,微笑着在院子里迎候客人。他和斯诺、海德姆紧紧握手,连声说:
“欢迎,欢迎我们的贵客!”
毛泽东伟岸的身躯,坚毅的表情,睿智的目光,和蔼可亲的态度,瞬间征服了两位客人。斯诺仔细地端详着毛泽东。他是这样描绘他第一次见到的毛泽东:
“他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象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点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目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我在一瞬间所得的印象,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的面孔。”“而国民党宣传的那个卤莽、无知、凶暴的匪首形象,和眼前这位温文尔雅的毛泽东,无论如何也联系不起来。”
毛泽东将客人让进窑洞里,坐在没有靠背的木凳子上,警卫员端上开水。
斯诺打量着这间简陋空旷的石窑,四壁毫无装饰,只挂着一些地图,木板床上铺着简朴的被褥,挂着一顶蚊帐。
毛泽东请客人喝茶,他笑着说:
“蒋介石对我们造谣污蔑,封锁得很厉害,你们能到我们这里来,真不容易啊!”
担任翻译的中央宣传部长吴亮平,把毛泽东的话翻译给斯诺2人时,俩人都很激动。斯诺说:
“我们一进入红区,就发现这是一个崭新的天地,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喜悦!使我们忘记了旅途的疲劳。红区的新气象,已经证明了蒋介石的宣传是骗人的,是荒谬的。”
毛泽东点燃了烟,吸了一口,对斯诺说:
“周恩来同志在电报中说,你是一位对中国人民友好的记者,相信你会如实报道我们的情况。任何一个新闻记者到我们根据地采访,我们都欢迎。你可以到根据地任何一个地方去采访,你所看到的,都可以报道,不限制你们的采访活动。而且,要尽可能给你们方便和帮助。”
斯诺听了毛泽东的一番话,非常兴奋。他没有想到共产党能给他采访自由,于是站起身高兴地说:
“我会公正地如实地向全世界报道你们的情况。”
“好的,希望你能如实报道。”毛泽东也很高兴,他随即站起来走了几步,又对斯诺说:“不过,你的报道蒋委员长看到了,要大发脾气的。”
说罢哈哈大笑起来,这笑声感染了屋里所有的人,他们也跟着笑起来。毛泽东又对海德姆说:
“请您——海德姆博士,特别到我们每一个医院去看看,希望你能对苏区医疗条件的改善、医生素质的提高等方面提出具体的意见。另外,我们计划创办一所医科大学,也请你结合考察,提出一个筹建方案。”
海德姆愉快地接受了。毛泽东又突然问斯诺:
“你为什么要漂洋过海到中国来?”
斯诺坦诚地说:
“我开始是盲目地到中国来撞大运的,想写一本畅销世界的书,成为一个作家。”
毛泽东笑着说:
“我看你这次到我们红区里来,是撞上大运啦,保准能写出一本畅销世界的书。”
斯诺听毛泽东如此说,很高兴,他说:
“当我目睹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蹂躏,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腐败,劳苦大众的悲惨,使我受到了很大的震动,产生了深刻地同情心。后来,我为了寻找中国的希望之火,结识了鲁迅先生,他帮助我找到了一把了解中国的钥匙。
我花了5年时间,翻译一本《活的中国》。这本书收录了鲁迅、郭沫若、茅盾等左翼作家的小说,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中国的未来和希望,这本书马上就要在美国出版了。”
毛泽东赞扬说:
“你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到了子夜,警卫员为他们送来了简单的夜餐。斯诺看到有西红柿炒辣椒,惊奇地问:
“保安还有西红柿?”
警卫员解释说:
“这是周副主席从东线指挥部给毛主席捎回来的,今晚为了招待您,主席特意让炒了一点。”
毛泽东告诉斯诺说:
“这是延安天主教堂的神甫送给东北军的,东北军又送给周恩来同志几个,他舍不得吃,又给我送了回来。”
毛泽东一边说一边为斯诺、海德姆夹了几块西红柿,亲切让客,他说:
“西红柿在这里是非常新鲜的蔬菜,是不容易买到的东西,你要多吃一点。”
斯诺表示感谢,说是在北平倒是容易买到。毛泽东说:
“西红柿从欧洲传入中国才几十年时间,民间还没有大量栽种。传入你们美国可能要比中国还要晚一些吧?”
斯诺说:
“传入美国的时间,我想不比中国晚多少,因为西红柿的老家在南美洲秘鲁的森林里,它是16世纪被一个英国公爵从南美洲带到欧洲的。”
毛泽东接过话头说:
“听说西红柿原来有个很可怕的名字,叫‘狼桃’。由于它的枝叶分泌出来的汁液,气味难闻,一直被人们视为有毒之果。直到18世纪末,法国的一个画家在为西红柿写生时,被它艳丽的色泽和鲜美的浆果所吸引,产生了品尝的念头。他在品尝之前,穿好了入殓的衣服,就吃了一个。他觉得很好,并无难受之感。然而这可口的滋味,使他更加恐惧,就干脆躺在床上,等待死神的召唤。可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过去了,他并没有死。于是,西红柿食用之谜揭开了,立即风靡世界,成为人们争相食用的最佳蔬菜,这个名气不大的画家,也就因此成了传奇式的人物。”
斯诺听了毛泽东这番话,立刻明白了他的巧妙的寓意,更加佩服毛泽东的才智。他说:
“我准备到红区来的时候,也是下了和那位品尝西红柿的法国画家一样的决心!”
毛泽东诙谐地说:
“你也是下定了死的决心来我们红区,准备‘品尝’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喽。”
斯诺说:
“我准备来红区的时候,白区流传着许多谣言,说红区一片焦土,草木不生。红军杀人放火,共产共妻。说你是青面獠牙的吃人魔王。红区内流行着天花、伤寒、霍乱、斑疹、鼠疫等等疾病。我来的时候,身上注射了许多种预防针。”
毛泽东哈哈大笑,风趣地说:
“蒋介石老兄把我们说得比‘狼桃’还可怕呀!”
斯诺也笑了,他说:
“我那时确实是冒着掉脑袋的危险来红区的。因为没有一个非共产党观察家,能够准确而真实地讲清红区的情况。红区是一块‘未知之地’,是一个最大的谜。为了探明这一切,值得我冒一次生命危险。”
毛泽东肯定地说:
“你这个险冒得好!你将会和那个法国画家一样,成为世界上传奇式的人物。”
斯诺也兴奋地说:
“红区的一切都是新闻,都是世界上的头号新闻。这些新闻报道出去以后,一定会和西红柿一样,风靡世界。”
毛泽东似乎是在做总结,他说:
“你来中国不是为了‘撞大运’么?我看你已经撞上大运了。你将我们红区的一切,向世界如实地报道出去,就是一本世界上最畅销的书。”
毛泽东是一个不愿受束缚的人,他为了在炎热的夏天长时间聊天更舒服一些,当着斯诺、海德姆的面就脱去了长裤。他回答了斯诺提出的一些问题。他在谈话时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这次谈话持续到第二天凌晨3点。谈话临近结束时,毛泽东说:
“我这个人阴阳颠倒,夜晚工作,上午睡觉,只好邀请我们的客人晚上听我介绍喽。白天你们可以进行其它参观访问。”
斯诺问:
“主席先生,听说你每天都要工作十三四个小时,经常工作到深夜,有时到天明才休息。难道你的身体是铁打的,就不知道疲倦么?”
毛泽东说:
“这是少年时代经常参加田间劳动、学生时代坚持长跑、爬山、游泳等活动锻炼出来的,不过不是铁打的。”
毛泽东把客人送到门口,用英语说:
“祝晚安!”
7月16日晚,毛泽东与斯诺、海德姆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问题。
斯诺曾经这样记述道:“我第二次看见他是傍晚的时候,毛泽东光着头在街上走,一边和两个年轻的农民谈着话,一边认真地在做手势。我起先认不出是他,后来等到别人指出才知道。南京虽然悬赏25万元要他的首级,可是他却毫不介意地和旁的行人一起在走。”
7月17日,西方野战军在曲子成立了陕甘独立师,下属3个团,其中两个团是由曲子、华池、庆阳、合水4支游击队组建的;由姚喆任师长,黎林任政委,尹国赤任参谋长。
同时,还成立了以马青年为师长的回民独立师。
在7月17日这一天,何柱国以骑6师向红军作试探性的进攻。红1军团一举将其击溃。此后,何柱国鉴于红军已有充分准备,加之张学良已经从南京回到西安,遂停止了进攻。
7月18日晚,毛泽东与斯诺、海德姆谈内政问题。
7月19日晚,毛泽东与斯诺、海德姆继续谈内政问题。
毛泽东一连在两个晚上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状况,说明中国革命的原因和目的,介绍了红军和陕北根据地的情况。
7月22日,毛泽东、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彭德怀在保安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说:
“目前汤恩伯、杨虎城、高桂滋、高双成、张学良、何柱国、于学忠、马鸿逵各部共150余团,在蒋介石命令压迫下,向陕甘宁进攻,毛炳文全部、马步芳一部已被我吸引到甘北附近,我们正动员全部红军并苏区人民粉碎敌人的进攻,迎接你们北上。2、4方面军以迅速出至甘南为有利。待你们进至甘南适当地点时,即令1方面军与你们配合,南北夹击,消灭何柱国、毛炳文等部,取得3个方面军的完全会合,开展西北伟大的局面。”
7月23日晚,毛泽东同斯诺、海德姆谈中国共产党同第三国际及苏联的关系问题,陈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和主张。
毛泽东谈话的主题是中国共产党人现阶段的外交政策和抗日主张、以及统一战线政策。他驳斥了所谓“中国共产党是莫斯科的工具”的说法。他说:
“第三国际是一个汇集全世界无产阶级前卫的经验以贡献全世界革命群众的组织,它不是那种行政机关,除顾问作用之外,它并未有任何政治力量。虽然它的本质与第二国际大不相同,组织上却没有多大的分别。正如没有人说,某国的内阁由社会民主党组成,因此,第二国际就是独裁者,这是极端可笑的。中国共产党仅仅是中国的一个政党,在它的胜利中,它必须对全民族负责。决不是为了俄国人民或第三国际的统治。为的仅只是中国大众的利益,只有与中国大众的利益完全共同的方案,方可以说是‘服从’莫斯科的‘意志’。当然,一旦中国大众象他们的俄国兄弟一样,获得了民主权及社会的经济解放以后,这种共同利益的基础将惊人地扩大了。”
“还有最后一点显然是最重要的,即这全世界联盟要成功的话,必须各国依其民众意志有加入或退出的权利,必须各国主权完整,绝非‘听命’于莫斯科,共产主义者从未有别的想头,‘莫斯科统治世界’的神话,只是法西斯和反革命者的发明罢了。”
毛泽东还说:
“今天中国人民的根本问题,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这是在分析苏维埃政策时,必须记住的主要任务。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而且也是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敌人,它特别是那些与太平洋有利害关系的各国,即美、英、法和苏俄各国人民的敌人。日本的大陆政策,不仅针对着中国,而且也是针对以上那些国家的。至于我国希望的是什么?我们希望友好的国家至少不要帮助日本帝国主义,而采取中立的立场。我们希望他们能够积极帮助中国抵抗侵略和征服。”
“关于帝国主义问题,我们认为在大国中间,有些表示不愿参加新的世界大战,有些不愿意坐看日本占领中国,如美、法、荷兰和比利时等国,我们都把他们当做朋友,请他们合作。因此,除了日本和那些帮助日本的国家意大利、德国以外,上述范围中的各国,可以组成反战、反侵略、反法西斯的世界联盟。反帝、反法西斯的联盟,性质上就是共同防御好战国家的和平联盟。中国与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缔结反法西斯条约,是完全可能而且需要的。这种国家为了自卫加入反法西斯阵线,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
当斯诺问及如何看待不平等条约问题时,毛泽东说:
“那些援助中国或者并不反对中国独立和解放战争的国家,应该请他们同中国保持密切的友好关系。那些积极援助日本的国家,自然不能给予同样的待遇。对友邦,中国愿意和平谈判互利的条约。对于其它国家,中国准备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同他们保持合作。至于日本,中国必须以解放战争的行动,来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废除日本在我国的特权、租界和势力。”
毛泽东在谈到外援问题时说:
“在过去,南京曾从美、英和其它各国接受了许多援助。这些款项和供应品,大部分用于内战。这样的‘援助’不能说是给中国人民的。只有当南京决定停止内战,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抗战,并且与革命的人民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民主的国防政府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这样的援助对于中华民族才有真正的利益。”
毛泽东还强调说:
“要抗日成功,中国需要得到其它国家的援助。但这不是说,没有外国的援助,中国就不能抗日!中国共产党、苏维埃政府、红军和中国人民,准备同任何国家联合起来,以缩短这次战争的时间。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国家加入我们,我们也决心单独进行下去!”
“抗日战争要延长多长时间,要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实力和中日两国其他许多决定的因素如何而定。”
毛泽东预言,抗日战争将是长期的、艰苦的。他说:
“战争初期日本将打赢所有的重大战役,占领主要城市的交通线,还将摧毁国民党的精锐部队,继而会出现持久斗争的局面。那时红军游击队将起主要作用,并在国民党的力量衰落的同时,迅速地壮大。”
“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它的经济行将崩溃;在无数战争的消磨中,它的士气行将颓靡。中国方面,则抗战的潜伏力一天一天地高涨,大批的民众不断地倾注到前线去,为自由而战。驱逐日本侵略军出中国”。
毛泽东预料抗日战争将持续10年,战争结束时,中国的革命队伍人数将会大大增加,装备更精良,战斗更有经验,更得民心,将成为亚洲东部的主要力量。
毛泽东毫不讳言地说:
“共产党不最终夺取政权决不罢休,抗日战争是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奏。”
欲知毛泽东和斯诺、海德姆的谈话还有什么惊人之语,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第一次会见斯诺的时间,距离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尚有1年的时间,可是他对中国未来的抗日战争的进程和结果的预料,后来的历史是全部的印证了是完全正确的。中国人津津乐道的是《封神演义》中的姜子牙如何预知祸福,《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如何神机妙算,明朝的刘伯温那更是前知500年、后知500年,殊不知这些都是小说家们的无稽之谈。请你翻一翻正史,包括世界史在内,预知未来者,可有出毛泽东其右者么?毛泽东说:“要抗日成功,中国需要得到其它国家的援助。”这是何等的坦诚!毛泽东在说到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时说:“如果没有一个国家加入我们,我们也决心单独进行下去!”这是何等的豪迈!毛泽东毫不讳言地说:“共产党不最终夺取政权决不罢休,抗日战争是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奏。”这又是何等的光明磊落!这才是真正的历史,这才是我们应该称道的伟大的历史人物!
第111章
“你来中国不是为了‘撞大运’么?我看你已经撞上大运了。你将我
们红区的一切,向世界如实地报道出去,就是一本世界上最畅销的书。”
话说斯诺经过几次采访,毛泽东的个性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在后来的《西行漫记》中这样描述毛泽东:“我非常怀疑,他是否能够博得中国上层知识分子的敬仰,也许这并不完全因为他有非凡的头脑,而是因为他有农民的个人习惯。巴莱托(意大利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通俗资本论》的)的中国门徒们也许要嫌他粗鲁吧。我记得有一天我和毛泽东谈话的时候,看见他心不在焉地松下了裤带,搜寻着什么寄生物。不过话得说回来,巴莱托要是生活在同样的环境中,可能也非搜寻一下不可。但我可以断定,巴莱托决不会当着红军大学校长的面前松下裤子的,我有一次访问林彪的时候,毛泽东却这样做过。小小的窑洞里非常热,毛泽东把身子向床上一躺,脱下了裤子,向着壁上的军用地图,仔细研究了20分钟,偶尔只有林彪插嘴问他一些日期和人名,而毛泽东一概知道的。他随便的习惯和他完全不在乎个人外表这点相一致,虽然他有条件可以打扮得同巧克力糖果匣上的将军和《中国名人录》中的政治家照片一样。”
斯诺在保安还同张闻天、王稼祥、博古等中共领导人,进行了广泛的交谈。他还参观了红军大学,采访了红军战士,观看了红军剧社演出的文艺节目,又到农村与农民交谈,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斯诺为了全面、准确地报道苏区的情况,他决定和海德姆一起到前线去,在红军中进行广泛的采访活动。毛泽东为了便利斯诺二人的采访活动,派人给他俩各送去一套红军服装。斯诺在临行前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问他还有什么困难?斯诺说没有了,他对毛泽东给他们准备红军服装表示感谢。他说:
“我们穿上这套红军服装,工作就非常方便了。”
毛泽东说:
“穿上这套服装,老百姓就会把你们当成亲人一样,不会把你们当成‘洋鬼子’看待了。”
斯诺拿出照相机,对毛泽东说:
“我想给你拍两张照片,可以吗?”
毛泽东说:
“行啊!国民党的宣传家们把我描绘成红头发、绿眼睛、青面獠牙的魔王,骂我是杀人放火的匪首。拍张照片也好让人们看看,我不是吃人的鬼,也不是救世的神,而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人。”
斯诺请毛泽东走出窑洞,在院子里照了一张全身像。斯诺拧过胶卷后,要给毛泽东照一张半身像,毛泽东说;
“好!你就照吧!”
斯诺说:
“你的头发太长了,最好戴上帽子。”
警卫员李长久连忙把自己的帽子摘下来,送给毛泽东,帽子太小,毛泽东戴不上。斯诺就把自己头上的帽子摘下来,说:
“戴我这顶照吧!”
毛泽东把斯诺的帽子戴上试了试,虽然小了一点,还算能戴上。于是,斯诺就以石窑为背景,拍下了毛泽东身穿黑蓝色军装、头戴红星帽的照片——《毛主席在保安》。
后来从7月底到9月中旬,斯诺、海德姆由黄华陪同,在甘肃、宁夏红军前线部队采访、考察,他们多次同彭德怀、林彪、徐海东等红军高级指挥员进行交谈。斯诺获得了许多资料,拍下了许多照片。
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里记载了他采访徐海东时的情况,他问道:
“你家里的人现在哪里?”
徐海东答道:
“我家的人全都给杀了,只留下一个哥哥,他现在4方面军。”
斯诺看着徐海东若无其事的回答,显然没有准备,使他不能不怀疑这是实话:
“你是说在打仗的时候打死的?”
“哦,不是!我的哥哥只有3个是红军。其余的都是汤恩伯和夏斗寅将军枪毙的。国民党军官一共杀死了徐家66个人。”
“66个人?”
斯诺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徐海东继续说:
“是的,被杀的有我27个近亲,39个远亲——黄陂县的人都姓徐。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甚至婴孩都给杀了。姓徐的都给杀光了,除了我的妻子和3个在红军的哥哥,还有我自己。后来两个哥哥又在作战时牺牲了。”
“你的妻子呢?”
“我不知道她的下落。1931年白军占领黄陂县时她被俘。后来我听说她被卖给汉口附近的一个商人做小老婆。这是我逃出来的哥哥告诉我的,还有其他人被杀的事。在第5次围剿中,徐家有13个人逃出黄陂,到了礼山县。但是在那里都被捕了。男的被砍了头,女人小孩被枪决。
到了1933年12月,整个鄂豫皖有一半已成了荒地。在这一度富饶的地方,留下房子极少,牛都被赶走,土地荒芜,白军占领的村子无不尸积成山。湖北有4个县,安徽有5个县,河南有3个县,都几乎完全破坏。东西4百里、南北3百里之内,全部人口不是被杀光就是给迁空了。”
斯诺在前线1个多月的采访期间,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一再问起斯诺的行止。此是后话。
且说1936年7月27日,毛泽东和军委在给西方野战军及各军团、各师、各军的电报中说:
“两个月来,西征野战军以其坚决机动的指挥与英勇牺牲的战斗,完成了在西方创造根据地的任务。”
7月27日这一天,中共中央批准成立西北局,由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统一领导红2、红4方面军的北上行动。
7月28日,毛泽东同周恩来、彭德怀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电报中说:
“不知粮食够用否?目前确至何地?8月中旬可出甘南否?”“西北统一战线有进步,3个方面军会合之后,即能引起西北局面的大变化,兄等行军情形盼时告。”
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及林育英、李维汉、杨尚昆、冯文彬、伍修权出席会议。会议决定整个统一战线工作和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由毛泽东负责,白区工作由博古负责,西北白区工作由李维汉负责。
1936年8月1日,西方野战军西征战役胜利结束,红军各部就地进行休整,准备策应红2、4方面军北上。
西征战役历时两个半月,共歼灭、俘获国民党军旅长以下2000余人,战马500余匹;开辟了纵横200多公里的新苏区,使陕甘根据地发展成为陕甘宁根据地;扩大了红军,组建了两个骑兵团,发展了地方武装;征集了大批资材;为迎接红2、红4方面军北上打好了基础。
8月3日,毛泽东、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复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电文中说:
“接8月1日电为之欣慰。团结一致,牺牲一切,实现西北抗日局面的伟大任务,我们的心和你们的心是完全一致的。”
8月5日,红2、红4方面军分3路纵队,分别从包座等地出发,挺进甘南。
第1纵队由红30军、红9军、红5军组成,在徐向前、陈昌浩率领下,由包座、旺藏寺北上。
第2纵队由红4、红31军组成,在王树声领导下北上。
第3纵队由红2方面军组成,策应第1、第2纵队。
8月初,国共双方南京谈判告一段落。周小舟回陕北向中共中央汇报谈判情况。此前,潘汉年自莫斯科回沪,就合作抗日问题同国民党代表陈立夫、张冲进行了谈判。此时也转赴陕北,向中共中央报告谈判情况。
8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保安召开会议,研究周小舟、潘汉年带回的信息:国民党方面希望中共方面派出正式代表就国共合作问题谈判。毛泽东在会议上说:
“在今天我们应该承认南京是民族运动中一种大的力量,我们的方针过去是愿意同南京谈判,现在仍继续这个方针。”
周恩来说,同南京方面谈判应提出实际问题:一、停止内战,实行抗日民主,发动抗日战争。二、明确表示放弃“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
毛泽东完全同意周恩来的意见。他还说:
“我们在苏维埃形式、红军形式、土地政策方面也应有新的变动。我们还可以与南京及南京以外的国民党各派,同时分别进行谈判。依据过去与南京谈判的基础,与之谈判苏维埃红军的统一问题。在目前阶段,我们要实行他不来攻,我不去打;他若来攻,我们则一面坚持作战,一面申请议和。”
8月8日,毛泽东、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在保安复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说:
“接8月1日电,为之欣慰。团结一致,牺牲一切,实现西北抗日新局面的伟大任务,我们的心和你们的心是完全一致的。”
8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作了国共两党关系和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
“蒋介石对抗日的基本方针,在战略上没有变,但他准备召开国防会议,实行局部的对日作战,战术是变了。战术既大变,将来有可能影响他们战略的动摇。
我们3月提出谈判5条原则后,他们在5月答复时提出4项办法:1、欢迎共方武装部队参加对日作战;2、共方武装参加抗战待遇同中央军;3、共方有何意见可向即将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4、共方可选择一些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从这可以看出蒋介石有动摇的可能。他们五届二中全会来信对谈判又提出新的4条,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中称这4条是:1、尊奉三民主义;2、服从委员长指挥;3、取消红军改编国军;4、取消苏维埃,改为地方政府。这新4条同5月的4项办法有些变化,现在是着重统一,对红军开赴绥远抗日没有提。
我们愿意和南京谈判,现在还是继续这个方针。蒋介石现在总方针变了,现在是巩固他的统治。从前和我们无往来,现在有些改变了,现在他也来谈统一战线,他可能改成国防政府,但要他统一指挥。他想利用这一民族运动,不愿站在敌对地位。我们应当承认南京是一种民族运动的大力量,为要达到真正的抗日,必须要经过这样的中间过程,我们可以和他谈判。我们唯一的要求是真正的抗日。
蒋介石总是说先统一后抗日,我们是要他先给抗日的民主,要看他做到怎样的程度,才同他讲统一。我们又要抗日,又要统一,抗日必须反蒋,现在不合适。现在要在统一战线下反对卖国贼。要注意提高对同盟者的警戒性,坚持党的独立自主原则。”
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的主张,确定以国民党蒋介石为今后谈判的主要对手,决定发表公开宣言和秘密文件。
8月12日,毛泽东、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通报了政治局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
“认定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与主要的对手,应与南京及南京以外之国民党各派,同时的分别的进行谈判。”“继续停战议和、请蒋抗日的口号,目前阶段实行他不来攻我不去打,”“他若来攻,则一面坚决作战,一面申请议和。”“在抗日进军路上,遇到蒋介石部队和其他部队,实行先礼后兵政策。”
该电还提出了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电文中说:
根据红军3大主力会合、东北军和我们联盟等情况,红军有配合东北军、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之任务。
中共中央夺取宁夏的计划是:
1、在9月底以前,红1、红4方面军尽可能夺取岷县或附近地区作为临时根据地,待部队整理后,分别由有力一部攻击陇西与河州,相机消灭毛炳文部,调动马步芳部东援,以支援东北军于学忠部占据兰州,进而控制河西走廊。2、10月和11月,实行3个方面军在甘北会合,扩大甘北苏区,准备进攻宁夏。3、从12月起,3个方面军中以1个方面军担任保卫陕甘宁苏区、策应东北军、对付蒋介石的进攻的任务;以两个方面军乘结冰渡河,消灭马鸿逵,占领宁夏,完成打通苏联任务。4、占领宁夏后,红军和东北军各出一部,组成抗日联军先锋军,向绥远出动,直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和伪蒙军的进攻,用此行动号召全国抗战运动,使之进到更高阶段。
8月13日,毛泽东为了促使杨虎城坚定联共抗日立场,派他的秘书张文彬带着给杨虎城及杜斌丞的亲笔信,到西安见杨虎城。
这一天,张文彬随同做东北军改造工作的叶剑英和到南京做国民党上层统战工作的潘汉年及做17路军工作的汪锋等人一起,向西安进发。
毛泽东在给杨虎城的亲笔信中写道:
“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两军关系更臻融洽”。“良以先生在理在势在历史均有参加抗日战争之可能,故敝方坚持联合政策,不以先生之迟疑态度而稍变自己的方针。然为友为敌,在先生不可无明确之表示。”
“全国各派联合抗日渐次成熟,而先生反持冷静态度——若秘密之联系,暗中之准备,皆所不取,甚非敝方同志所望于先生者也。兹派张文彬同志奉诚拜谒,望确实表示先生之意向,以便敝方作全面之策划。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战线,则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敝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
毛泽东在给杜斌丞的信中写道:
“虎城先生同意联合战线,但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时机已熟,正抗日救国切实负责之时,先生一言兴邦,甚望加速推动之力,西北各部亦望大力斡旋。救西北救华北救中国之伟大事业,愿与先生勉之。”
后来,张文彬作为中共驻杨虎城部的联络代表,被杨虎城委任为少校秘书。
8月14日,毛泽东写信给王世英并转刘少奇。他在信中写道:
“张金吾同志为向宋哲元接洽之代表,不论此次宋处接洽成否,必须向宋及29军继续工作;韩复渠、傅作义、阎锡山、张自忠、刘汝明、商震6处,一有机会,即须接洽。”“统一战线以各派军队为第一位,千万注意。”
在8月14日这一天,毛泽东又分别致书宋子文、宋哲元、傅作义3人。他在给宋子文的信中写道:
“前次董健吾来,托致鄙意,不知已达左右否?”“十年分袂,国事全非,救亡图存,惟有复归于联合战线。”
毛泽东在信中说,希望宋子文能“起而首倡”。
毛泽东在给宋哲元的信中写道:
“弟等及全国人民必不让先生独当其难,誓竭全力以为后援。”“鲁韩绥傅晋阎3处,弟等甚愿与之发生关系,共组北方联合阵线。先生必有同心,尚祈设法介绍。”
傅作义,字宜生,1895年出生于山西省荣河县安昌村。1918年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到阎锡山部当见习官。1928年任国民革命军第3集团军第5军团总指挥兼天津警备司令。中原大战后,任第35军军长、绥远省政府代主席、主席。1933年1月,日军进犯山海关,傅作义请缨抗战,率第35军由绥远开往察哈尔、热河。5月23日,在怀柔一战重创日军。1935年晋升为陆军二级上将。
毛泽东在由中共代表南汉宸送给在“绥远抗战”的傅作义的信中写道:
作义主席先生勋鉴:
……先生北方领袖,爱国宁肯后人?保卫绥远,保卫西北,保卫华北,先生之责,亦红军及全国人民之责也。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煎艾则亡,举国奋战则存。弟等频年呼吁,要求全国各界一致联合,共同抗日,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幸人心未死,应者日多,抗日图存,光明渐启。近日红军渐次集中,力量加厚,先生如能毅然抗战,弟等决为后援。亟望互派代表,速定大计,为救亡图存而努力,知先生必有同心也。
专此。敬颂
勋祺
毛泽东
8月22日,张国焘致电彭德怀,他在电文说:
4方面军主力准备在永靖渡黄河西进,袭占永登,控制兰州北岸,一部出中卫援助1方面军夺取宁夏,一部控制渡口,其余在临、岷吸引胡宗南部。
彭德怀在前方接到张国焘的电报后,立即向中央报告说:这完全是鬼话,张国焘的目的是在黄河、洮河间背靠青海南部,回避胡宗南,使该敌全力对付我1方面军,破坏打通国际计划。
彭德怀还说:张国焘的打算事实上很少可能实现,因为渡河必须要有器材,过河既无桥梁,又无渡河船只,造船需时过久,敌备森严。
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再次呼吁“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保卫及恢复中国的领土主权,拯救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国共的重新合作关键,现在是在贵党的手中”;“至于我们方面是早已准备着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并愿意遵守这个协定。”
8月26日,彭德怀受命复电张国焘,劝其放弃西进计划。
8月31日,红1方面军主力为策应红2、红4方面军北上,开始向西运动:红1军团进占海原以东七营一线,包围了七营镇的东北军骑兵师1个团;红15军团占领同心城南的王家团庄、高崖一线,马鸿逵部仓皇而逃。
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指示中说:
“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敌,所以把日敌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分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我们目前中心口号依然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中共中央还拟定了《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作为国共两党谈判的依据,派潘汉年等人送交国民党有关人士。
中共中央还建议双方派出全权代表进行具体谈判,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
中央确定上述方针后,打电报给红军派驻东北军的联络代表刘鼎,通知刘鼎由西安返回陕北。毛泽东亲自接见了刘鼎,让刘鼎把党中央新的策略方针转告张学良,请张学良今后大力劝蒋抗日。
刘鼎向毛泽东转述了张学良提出的一个设想,即:“万一东北军与蒋介石决裂时,东北军是否可以同红军一起去打游击,去抗日?”
毛泽东说:
“现在大家都要团结抗日,东北军同蒋介石的关系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原则下,也要团结,不要破裂。”
刘鼎回到西安后,向张学良转达了中共中央关于“逼蒋抗日”的策略方针和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张学良听了,觉得中国共产党虚心听取了他的意见,深受感动,决心以劝蒋为己任,积极进行争取蒋介石转向抗日的工作。
这正是:说六国,竭精殚虑,连横抗秦;
讲原则,停战逼蒋,团结救国。
欲知后来张学良如何劝蒋抗日,待后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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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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