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2章
“我写的序言全文的主要锋芒是对着右倾保守的。社论引了我
说扫盲‘用急躁冒进的办法是不对的’这些话，用来作为反对
急躁冒进的根据。社论表面上既反‘左’也反右，没有重点。
实际上重点落在‘反冒进’上面。引用我的话来反对我。”
话说1958年1月1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和部分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性质的“南宁会议”。毛泽东通知的27人中，陈云、邓小平、潘复生3人因故没有到会。周恩来则是在中途到会的。
毛泽东的住处离广西自治区政府交际处大楼不远，这栋建筑是经常接待越南胡志明的别墅式的高大平房。他主持的会议就在这间大平房的客厅里举行。
南宁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和预算问题，以及在社会主义建设出现高潮的形势下，如何改进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的问题。
会议印发了22个参考文件，其中有周恩来在1956年11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报告的记录稿，有李先念在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报告的有关反冒进部分，有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摘要，作为有错误的材料供与会者批判。
毛泽东在社论摘要材料上加了这样的批语：
“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庸俗的辩证法。文章好像既反‘左’又反右，但实际上并没有反右，而是专门反‘左’，而且尖锐地针对我的。”
吴冷西见毛泽东如此批评《人民日报》社论，他马上找到胡乔木，问毛泽东批评的《人民日报》社论是怎么回事?胡乔木说他也不清楚。两人商量后，当晚打电话回北京，要《人民日报》编辑部把1956年6月20日社论的全部过程稿，送到南宁，还要写一个关于社论起草与修改、定稿过程的简单说明。第二天，吴冷西收到《人民日报》编辑部送来的材料，他和胡乔木一起查看了社论的整个起草过程。原来，这篇社论最初是由《人民日报》编辑部起草的，中宣部在讨论时，陆定一认为不能用。他请示了刘少奇，刘少奇要他根据政治局会议精神组织中宣部起草。后来，中宣部的初稿由王宗一起草，中宣部讨论修改后，由陆定一送刘少奇和周恩来审阅。刘少奇和周恩来分别作了一些修改，还提出了一些意见。陆定一又做了一些修改，再送刘少奇。刘少奇在个别地方修改后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后，未改一字，只在最后定稿的清样上圈了他的名字，批上了3个字：“不看了。”
1月11日晚，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批评说：
“国务院向全国人大的报告，我有两年没看了。只给成品，不给原料，不行。要离开本子讲问题，把主题思想提出来，进行交谈。财经部门不向政治局通情报，没有共同语言。为了反对分散主义，我编了一个口诀：‘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集中，只能集中于党委、政治局、书记处、常委，只能有一个核心。”
毛泽东又说：
“管‘实业’的人当了大官、中官、小官，自以为早已红了，钻到里面出不来。1956年冒进，1957年反冒进，1958年又冒进。看是冒进好，还是反冒进好?”“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首先没有把指头认清楚，10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疮，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学生)，多花了一些钱，这些东西要反。当时不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吹掉了3条，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是属于政治，不属于业务。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没有搞清楚6亿人口的问题，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破破烂烂的一个中国，蒋委员长20年只搞了4万吨钢，理应失败。”
1月12日清晨，毛泽东在翻看新到的全国各地报纸后，挑了几份送给广西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书记处书记韦国清，并给他们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刘建勋、韦国清二同志：
送上几份报纸，各有特点，是比较编得好的，较为引人看，内容也不错，供你们参考。
省报问题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值得认真研究，同《广西日报》的编辑们一道，包括版面、新闻、社论、理论、文艺等项，钻进去，想了又想，分析又分析，同各省报纸比较又比较，几个月时间就可以找出一条道路来的。精心写作社论是一项极重要任务，你们自己、宣传部长、秘书长、报社总编辑，要共同研究。第一书记挂帅，动手修改一些最重要的社论，是必要的。一张省报，对于全省工作，全体人民，有极大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请你们想一想这个问题，以为如何?
毛泽东
1958年1月12日上午7时
1月12日上午，毛泽东在会议上一开头就说：
“8年来我们为这样一个工作方法而奋斗。”
他所说的工作方法是指多快好省。接着，他继续批评反冒进，说道：
“在杭州会议上，我当着恩来发了一通牢骚。1955年12月，我写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对全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是个人崇拜也好，偶像崇拜也好，不管是什么原因，全国各地的报纸、大小刊物都登了，发生了很大影响，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
“财经工作有很大成绩，10个指头只有1个不好，讲过一万次不灵。工作方法希望改良一下子。这一次，千里迢迢请同志们来一趟，是总理建议的。本来我不想多谈，有点灰心丧志。”
毛泽东又说：
“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错误，是政治问题。6亿人民一泄了气不得了，这一点被右派抓住了，来了一个全面反‘冒进’。右派一攻，把我们一些同志抛到距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慌起来了。什么‘今不如昔’，‘冒进的损失比保守的损失大’。”
他还说：
“一个时期搞得快一点，多一点，调整一下是可以的，但不要提出‘反冒进’的口号。‘反冒进’挫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特别是农民的积极性，是错误的方针，是反对多快好省的方针的。”“最怕的是6亿人民没有劲，抬不起头来。”
毛泽东再次批评了分散主义，他说：
“我对付分散主义的办法是消极抵抗，还要小会批评，当着众人批评。事先要通一点情报，总是说没有搞好，实际上是封锁。开会前10分钟把文件拿出来，要人家通过，不考虑别人的心理状态。”“我不是攻击所有的人，是攻击部长以上的干部，攻击下倾盆大雨的人。”
1月12日晚，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写道：
“今晚我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
1月13日，周恩来乘飞机到达南宁。
是日晚，毛泽东同刘少奇、周恩来谈话，直到深夜。
1月14日，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第3次讲话，主要内容是工作方法问题，共有24条。他说：
“我们的工作计划，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净讲平衡，不打破平衡是不行的。反冒进就是讲平衡，却不知道反冒进伤了许多人的心，兴修水利、办社、扫盲、除四害都没劲了。”“要注意9个指头与1个指头的区别，一定要抓住主流，抓错了就不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种做法，历史上吃过大亏。教条主义这样搞过，因小失大。”
1月15日，各省市党委第一书记和国务院分管经济工作的负责人，开始在会议上汇报1958年的工作安排。这一天，毛泽东在会议上插话说：
“什么时候都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人民日报》今年的元旦社论写得好，因为它的主要精神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乘风破浪，这也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问题。”
这天晚上，毛泽东找胡乔木和吴冷西到他的住处谈话。他一开始就问：
“今年的元旦社论是谁写的?”
胡乔木说：
“是《人民日报》的同志写的。”
吴冷西说：
“这篇社论经乔木同志作了较多的修改，并经少奇同志和周总理定稿。”
胡乔木说：
“当时主席不在北京，少奇同志说定稿时已打电话报告了主席。”
毛泽东说：
“社论写得好，题目用《乘风破浪》也很醒目。南北朝宋人宗悫就说过‘愿乘长风破万里浪’。我们现在是要乘东风压倒西风，15年赶上英国。你们办报的不但要会写文章，而且要选好题目，吸引人看你的文章。新闻也得有醒目的标题。”
毛泽东又重提1957年春天《人民日报》不宣传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他说：
“《人民日报》能结合形势写出这样好的元旦社论，为什么去年就成了死人办报?”
他对着胡乔木说：
“我当时很生你的气。我先一天批评你，第二天批评总编辑邓拓和副总编辑。当时在气头上，说话有些过重，很不温文尔雅。因为不这样就不能使你们大吃一惊，3天睡不着觉。去年4、5、6月，实际上是我当《人民日报》的总编辑。你也上夜班，看大样，累得不行。后来我想，这也不是办法，才找个人给你做助手。找不到别人，就派吴冷西去。”
毛泽东又转对吴冷西说：
“当时我对你说过，如果在《人民日报》呆不下去，就回到我这里当秘书。看来派你到《人民日报》去没有错。现在大家对《人民日报》反映比较好，认为有进步。评论、新闻都比较活泼。但是还要努力，不要翘尾巴，还是要夹着尾巴做人。”
吴冷西说：
“现在《人民日报》采取各编辑部包干写评论的办法。”
毛泽东说：
“《人民日报》的评论要大家来写，各编辑部在他们分工的范围内包干的办法是好的。但包干也要有个统帅，你这个总编辑就是统帅。你的任务是组织大家写，自己也写。有一些重要的评论你要亲自主持写，像我们前年起草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两篇编辑部文章那样，是我亲自主持写的。”
毛泽东说到这里，提起他在12日写给刘建勋、韦国清的那一封谈要办好省报问题的信。他说：
“我之所以写这封信，是鉴于《人民日报》的经验教训，不仅中央报纸，而且省级报纸，也要认真办好，关键是党委要抓紧。
你们采取包干的办法写社论，可以避免一个人独揽一切，既有分散，又有独揽，这也是一种生产关系，一种工作方法。总编辑同各编辑部主任的关系应该这样，有统有分。各编辑部和各版可以展开竞赛，半年或1年评比一次，看谁搞得好。
写评论要结合形势，结合当时的政治气候。要看得准，抓得快，抓得紧，转得快。要像今年元旦社论这样，不要像去年2、3、4月那样，对我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毫无反应，闻风不动。评论要写得中国化，有中国气派，不要欧化，不要洋八股，不要刻板，要生动活泼。形式要多样化，有编者按语，有短评、时评，有专论、社论，有评论员文章，有观察家文章，编辑部文章，等等。评论是说理的，但不排斥抒情，最好是理情并茂。”
毛泽东说罢，问吴冷西：
“最近有没有到地方上走走?”
吴冷西说：
“我到《人民日报》后一直忙于内部工作，还没有到地方上调查研究。”
毛泽东严肃地说：
“《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头头，一定要经常到地方上去，呼吸新鲜空气，了解下面的实际情况，搞好同省委的关系。你2月份就下去，到两广和福建跑一跑，既当记者，又做地方工作，你不要老呆在北京。北京官气重，只能做加工厂，没有原料，原料来自下面。你的位置应该活动一下，经常到各地跑跑。2月份下去1个月或2个月都可以，八大二次会议时再回来。《人民日报》是中央一个部门，有任务经常联系地方，还有任务经常转载地方报纸上的好东西。这对地方报纸是鼓励，也使地方上的同志非看《人民日报》不可，而且还可以把一个地方上的好东西向全国推荐。你们前些日子介绍上海梅林食品厂和浙江桐庐县的经验就很好。上海、广东和浙江省委的3个报告，要《人民日报》考虑转载。这3个报告也不是都写得很好，报纸可以摘要发表。”
吴冷西报告说：
“《人民日报》准备有计划地在第5版发表一些思想评论。”
毛泽东说：
“《人民日报》是中央机关报，不能简单地报道各项具体工作、具体业务，它的主要任务是从思想上、政治上影响全国。我赞成你们写思想评论，而且要当作一项重要的思想政治工作来做，认真做好。比方说，红与专的关系是一个重大问题，你们可以就这个问题展开议论，要号召全国各地、中央各部门、党政军民学都来注意红与专的问题。”
毛泽东又询问了《人民日报》内部的情况，吴冷西汇报了报社内干部的基本状况。毛泽东对他说：
“要学会用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长处和短处。要善于用他的长处，帮助他克服短处。你不要搞一言堂，要让不同的意见能充分发表。古人就提倡‘兼听’，共产党人应该更能‘兼听’。‘兼听则明’，听到各方面的反映，就能够从中吸取各方面的营养，减少工作中的失误。”
胡乔木插话说：
“我在去年初没有抓紧宣传主席讲话，主席批评我浅、软、少，是对的。”
胡乔木趁机汇报了1956年6月《人民日报》那篇社论起草的整个过程，并说他那时正在起草八大政治报告，无暇顾及此事。毛泽东说：
“这不关你的事。那篇社论写好后曾经送给我看。我在清样上写了‘不看了’几个字。骂我的东西我为什么要看。”
这次谈话已经进行了近2个小时，毛泽东毫无倦意，他说他还要准备明天的讲话，胡乔木和吴冷西就起身告辞了。
1月16日，会议听取柯庆施的汇报。毛泽东在插话中先从柯庆施1957年12月25日在上海市一届二次党代会上的报告讲起。他说：
“这一篇文章把我们都压下去了。”
原来，柯庆施的报告题目是《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此文曾经毛泽东亲笔修改。后来，他又要求将此文全文刊登在《人民日报》上。
毛泽东接着说：
“上海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五分之一，有100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资产阶级首先在上海产生，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一篇文章。这样的文章，北京不是没有也，是不多也。”
他转向周恩来问道：
“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
周恩来说：
“我写不出来。”
毛泽东说：
“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他又转向大家说：
“周恩来的报告(指周恩来1957年6月26日在一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笔者注)，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问题是如何说成绩与缺点。省委书记要研究理论，培养秀才，要研究文法、考据、词章，一人每年搞个把篇文章，事情就好办了。苏联文件不重视理论，没有理论兴趣，不讲哲学，文法也不对，光说些事务上的事情。领导干部也要研究文法，什么叫介词、连接词;因为，所以，虽然，但是等，都是连接词。研究词章之学，这是文法。不讲这些东西，于革命事业不利。要学理论，读点书，还要学习一点外文。没有理论，凭什么做领导工作?领导干部要自己动手，集体创作，开动脑筋，不搞出点理论不行。”
“任何一个部门，任何一个省委，任何一个军委，特别是报纸，一定要学理论，做理论工作。各个部门、党委和报纸的主要负责人，要经常挤出时间来学习理论，学习各方面的知识。
这次我特意指定吴冷西来参加会议，因为他是党中央机关报的总编辑，他应该了解全面的情况。报纸是新闻纸，对许多事情的反应要快，但勉强求快就会出错。现在《人民日报》反应中央的意见比较快，比较好，但还要进步。有些重大问题自己没有把握，就应多加斟酌，不可草率从事。不仅报纸的重要文章要多加斟酌，中央各部门、各地方党委给中央的文件，应该像中央前年写《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两篇文章那样认真讨论，认真修改。如果不这样认真，那么你这个部长，你这个省委书记，早晚有一天要垮台。
现在大家都说很忙，为党为国，夜以继日。但是，只搞些数字，不搞理论，不搞辞章学，不搞考据学，不搞逻辑学，写出来的东西就是一大堆数字、材料，没有把心思放在理论方面，这种情况很不好。《人民日报》总编辑更要重视理论，不要被日常流水一般的新闻报道淹没了。”
“要破暮气，讲朝气。暮气，就是官气，我们都相当地有一些。世界大发明家，往往不是大知识分子，都是青年。王弼22岁死，颜回活了32岁，‘后生可畏’。周瑜二十几岁、李世民十几岁当‘总司令’。现在我们这一班人，容易压制新生力量。要讲革命朝气，保持旺盛的斗志。”
毛泽东在1月16日的讲话提纲中说，学《楚辞》，要先学《离骚》。、
后来，他批示将《离骚》印发给与会者们。
正是：一生知音惟恐少，高山流水谁与闻。耳提面命人不倦，和者盖寡是阳春。
再说1月17日将近午时，毛泽东的情绪仍然处于亢奋之中。他于两年前横渡长江后在《水调歌头》中描绘的宏伟蓝图，也就是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设想还能够实现吗?据薄一波反映说，关于此项水利工程，还有一些人表示反对;而且在水电、水利两个部门之间，也有许多矛盾难以协调。看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是把争论的双方即长江水利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水利专家林一山和主管水电建设的李锐找来，让他们当面鼓对面锣，各抒己见，说个清楚。已经是中午了，去北京、武汉接李锐、林一山的专机，也该回来了吧。
1月17日下午，会议听取李先念汇报。毛泽东又一次批评反冒进。他拿着《人民日报》那篇反冒进的社论，念一段，批驳一段。他说：
“《人民日报》的社论是6月20日发表的，距离李先念同志在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3次会议上的报告只有5天。那个报告是反冒进的，社论发挥了‘反冒进’的思想。”
他接着念了社论中的一段话：
“急躁情绪成为当前的严重问题，因为它不但存在于下面的干部中间，而且首先存在于上面的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间，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是上面逼出来的。全国农业纲要40条一出来，各系统都不愿别人说自己右倾保守，都争先恐后地用过高的标准向下布置工作，条条下达，而且都要求很急。各部门都希望自己的工作很快做出成绩。中央几十个部，每个部一条，层层下达，甚至层层加重，下面便受不了。现在中央已经采取一系列措施，纠正这种不分轻重缓急、不顾具体情况的急躁情绪。”
他念完了这段话，说道：
“这是说，中央已经下决心反冒进了。”
说罢，继续念社论中的另一段话：
“现在，中央已经采取措施纠正这种情况了，各部门、各地方工作中的冒进倾向，有些已经纠正了，有些还没有纠正，或者纠正的不彻底，但作为一种思想倾向不是一下子所能彻底克服的，需要我们今后经常注意。”
他读完了这一段，又边评边读边议论：
“这些话的意思是说，还要继续‘反冒进’。急躁冒进究竟从何而来?《人民日报》的社论说：‘在反对保守主义之后，特别是中央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和发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后，在许多同志头脑中就产生了一种片面性(急躁冒进)。’这一段话是尖锐地针对我的。
这篇社论说的是既反右又反‘左’。你不能说它一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好像有一点。社论说：‘右倾保守思想对我们的事业是有害的，急躁冒进思想对我们的事业也是有害的，所以两种倾向都要加以反对。今后我们当然还要继续注意批判和克服右倾保守思想的各种表现，以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受阻碍地向前发展。’你说这些话不对?这是对的啊!但是，这是庸俗的马克思主义。你看，这篇社论下面接着就说：‘但是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时候，我们也不应当忽略或放松了对急躁冒进倾向的反对。只有既反对了右倾保守思想，又反对了急躁冒进思想，我们才能正确地前进。’这篇社论的落脚点是落在反对急躁冒进，反‘左’而不是反右上面。社论的把文章做在了‘但是’后面。
社论引用了我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序言中的一些话。看来的用意一来不要冒犯我，二来是借刀杀人。但引用时又砍头去尾，只要中间一段，不引用全文，因为，一引用全文就否定的观点了。我写的序言全文的主要锋芒是对着右倾保守的。社论引了我说扫盲‘用急躁冒进的办法是不对的’这些话，用来作为反对急躁冒进的根据。社论表面上既反‘左’也反右，没有重点，实际上重点落在‘反冒进’上面。引用我的话来反对我。”
“我并不反对对某些搞过了头的东西加以纠正，但反对把1个指头的东西当作10个指头的东西来反。对过急过多的东西加以调整是必要的，但在全国范围内把急躁冒进当作主要倾向来反对就错了，这实际上是反对多快好省的方针。《人民日报》的社论反冒进，使用的是战国时代楚国一位文学家宋玉攻击登徒子大夫的手法，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这个故事的起因是，登徒子大夫在楚襄王面前说：宋玉此人‘体貌闲丽，口多微辞，又性好色’，希望楚襄王不要让宋玉出入后宫。有一天楚襄王对宋玉说：登徒子大夫说你怎么样怎么样。宋玉回答说：‘体貌闲丽，所受于天也。口多微辞，所学于师也。至于好色，臣无有也。’楚襄王问：‘你说自己不好色，有什么理由呢?’宋玉回答说：‘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东家之子，增至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束如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然此女登墙窥臣3年，至今未许也。’宋玉说这样一个绝代佳丽勾引他3年，他都没有上当，可见他并非好色之徒。接着，宋玉攻击登徒子说：‘登徒子则不然，其妻蓬头挛耳，齞(yan)唇厉齿，旁行踽偻，又疥且痔。’意思是说登徒子的老婆头发蓬蓬松松，额头前突，耳朵也有毛病，不用张嘴就牙齿外漏，走路不成样子而且驼背，身上长疥疮还有痔疮。宋玉问楚襄王：登徒子的老婆丑陋得无以复加，登徒子却那么喜欢她，同她生了5个孩子。请大王仔细想想，究竟是谁好色呢?宋玉终于打赢了官司。他采取的方法就是攻其一点，尽量扩大，不及其余的方法。整个故事见宋玉写的《登徒子好色赋》。昭明太子把这篇东西收入《文选》，从此，登徒子成了好色之徒的代名词，至今不得翻身。”
毛泽东在散会后，指示把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印发给与会者们。
据薄一波回忆说：“当时，大家心里在纳闷，这到底是批评谁?少奇同志说，主席的批评是针对管经济工作的几个人的。1月17日晚上，毛主席约富春、先念同志和我谈话，明确讲到批评主要是对陈云同志的。”
再说这一天晚饭后，毛泽东在离明园不远的一间会议室里，主持召开专门研究三峡问题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陈伯达、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还有各大区和中南各省的负责人及中央各部主要负责人。
林一山、李锐像应试的考生一样，都坐在毛泽东面前长条桌的对面。毛泽东要林一山、李锐二人先发表意见，他问林一山：
“你要讲多长时间?”
林一山说：
“要2个小时。”
他又问李锐：
“你要讲多少时间?”
李锐说要半个小时。之后，林一山、李锐两人之间免不了要推让一番，于是，林一山就先发言了。
搞三峡工程是林一山朝思暮想的宏大志愿，他在来南宁之前，就在文件箱里满满地装上了有关三峡的勘察资料。林一山又是一个博学的人，他侃侃而谈，先从汉朝的贾让治水说起，历数长江的洪水灾害，又讲到长江流域也有旱灾;讲到水力发电是工业的主要资源，以及为了15年赶上英国，钢铁工业的发展要求与电力增长要求之间的比列;讲到国内航运事业的落后以及以三峡枢纽为主体的长江流域规划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最后又讲了三峡工程投资的可行性及三峡工程在技术上的可能性。
李锐在发言中则是首先对黄河与长江两者不同的洪水、泥沙最大与最小流量之差做了比较，说明长江自古以来就是一条好河。他说三峡工程只能控制长江流域50%的面积，而对湖南4水及赣江、汉江则无能为力，对宜昌以下中下游平原地区的涝灾，更是望洋兴叹。他又说，堤防是中国自古以来也是世界各国行之有效的最好的防洪措施，既不可贬低它的作用，也不可放松它的作用。防洪标准只能随着国力的增长逐渐提高，长江防洪最重要的措施，在于加固堤防和分蓄洪水，想以一个三峡工程一下子解决百年、千年一遇洪水，是不现实的。他还说，修建三峡工程需要移民100多万人，是个极其严重极为困难的问题。国家应利用水力资源极其优越的条件，尽力开发水力，电力工业长远方针应该是“水主火辅”的道路。
李锐把随身带来的全国水电开发示意图，摊在桌子上让大家看。他说，国家财力的许可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是左右三峡工程修建时间的重要因素。现在我们需要的是电力而不是防洪，像三峡这样大的工程，要在几十年后才可能有此需要。另外，还有地质情况及工程技术等很复杂的问题，不容有任何忽视。三峡工程同国防与世界形势，也有不容忽视的关系。
争论双方的理由陈述完了，该毛泽东表态了。因为李锐的最后一句话，深深地触动了他，于是，他就点点头说：
“三峡这样的工程当然会吸引敌人的注意，绝不能遭到破坏。那可是下游几千万人民生命安全问题。今天讲了还不算数，你们两人各写一篇文章，不怕长，3天交卷。第3天晚上，我们再来开三峡的会。”
1月18日凌晨1点多，空军雷达部队突然发现国民党的一架飞机正由海上向南宁方向飞来，随毛泽东一同到南宁的空军副司令员何庭一非常紧张。他心想，难道是国民党探知了毛泽东的行踪?知道了南宁会议的安排?事态紧急，不敢怠慢，他立即要秘书用电话紧急联系柳州军用机场，命令那里的空军歼击机立即起飞，无论如何也要拦住敌机，把他干掉。他又要求南宁市全部断电熄灯，全城立即进入空防状态。
此时，毛泽东正在看书，电灯却突然灭了。李银桥和其他卫士也在此时冲进毛泽东的卧室，简单说明情况，请他速进防空洞。毛泽东把手一挥，说：
“我不去，要去你们去。”
李银桥说：
“我们要对主席的安全负责。”
毛泽东说：
“蒋介石请我去重庆，我去了，怎么样呢?我又回来了，他能把我怎么样?现在还不如那时安全吗?你去把蜡烛给我点着。”
李银桥坚持劝毛泽东去防空洞，他说：
“主席，还是防备万一，去防空洞吧。”
毛泽东显然有些不耐烦了，脱口说道：
“我不去!把蜡烛点着!国民党把炸弹扔到我门口它就不敢响!我什么时候怕过他们?”
蜡烛点燃了，毛泽东继续看书，他看的是《楚辞》，他是那样聚精会神，津津有味，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似的。
1月19日，毛泽东在一份关于王实味、丁玲写的《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的报告材料上写了一个按语，他写道：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许多人想读这一批‘奇文’。我们把这些东西搜集起来全部重读一遍，果然有些奇处。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
原来，丁玲在1955年被作家协会定为“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在1957年又被定为“丁玲、冯雪峰反党集团”，打成右派，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送往北大荒农场劳动。
后来，丁玲在毛泽东逝世后曾经回忆起这些往事，她非常冷静地写道：
“我的案子，当然是文艺界的一些人捏造出来的，汇报上去的。但是，不经上边，也就是毛主席的‘御笔’，他们打不倒我。”
“毛泽东统帅革命大军，创业维艰，需要知识分子，也需要作家。他看出这群人的弱点、缺点，从个人角度，可能他并不喜欢这些人，但革命需要人，需要大批知识分子，需要有才华的人。他从革命的需要出发，和这些人交朋友，帮助这些人靠近无产阶级，把原有的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立场，自觉地转变过来。”
再说1月19日晚，毛泽东单独与周恩来谈了一次话。尔后召开全体会议，周恩来和刘少奇都在会上发言，对反冒进承担了责任。周恩来说：
“主席是从战略上看问题的，而我往往从战术上看问题。”
刘少奇说：
“《人民日报》反冒进的社论，基本方针上是错误的，经过我发表的，我负主要责任。对于当时社会主义建设方针有所动摇，没有感到是方针问题。有这个错误感到沉重，对主席的意图体会不深，感到很难过。沉重又高兴，看到群众高潮高兴了。解放以来，我们党领导革命领导建设，右倾是我们的主要危险。”
这次会议开到次日凌晨1时结束。
1月20日，会议听取分管计划、财政和经济的3位副总理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的工作汇报。毛泽东插话说：
“要采取使中央和地方的意见相结合的开会方法。北京是一种空气，地方又是一种空气，要使这两种文章，中央的和地方的相配合。”
1月20日晚上，毛泽东主持的关于三峡工程的会议继续进行，会议室里坐满了人。
此时，林一山、李锐的文章，早已印发给各位与会者。林一山的文章洋洋洒洒2万多字，题目是：《关于长江流域规划的初步意见》。内容是：1、长江概况。2、综合开发长江水利资源的迫切性和对我国经济建设的重大作用。3、以长江三峡水利枢纽为主体的流域规划。4、有关兴建三峡枢纽若干重要问题的研究。而李锐的文章则只有3000字，题目为《大力发展水电以保证电力工业十五年赶上英国和修建三峡水电站的问题》。李锐在文章中除了论述电力工业赶上英国的4个问题外，着重对三峡工程提出了6点看法：1、控制三峡工程修建时间的主要因素是什么?2、投资问题。3、105万人的搬迁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4、三峡与国防的关系。5、三峡的技术问题。6、关于“围堰发电”问题。
这次会议的结果，正像李锐在1992年发表的《关于三峡问题的“御前”争论——忆毛泽东亲自主持的1958年南宁会议》一文中洋洋得意地描写的那样：“大概有点像围棋什么名人战、天元战的结局一样，胜负已分，只待主持者宣布结果，会议不到半个小时就散了。”
毛泽东最后做了总结，他说：
“中央并没有要修建的决定。对三峡我还是有兴趣的，如果今后15年能够建成，那是赶上美国的问题。还有原子弹问题，太集中了也不好，还得有别的电站。水力用之不竭，应当多搞水电，加快发展水电。‘水主火辅’嘛，没有水力的地方，当然要搞火电。”
毛泽东指着李锐说：
“我们要有这样的秀才，大家都要注意培养秀才。”
他又转向李锐说：
“你当我的秘书，我需要你这样的秀才。”
李锐忙说：
“我当不了，水电业务忙得很。”
毛泽东说：
“你是兼职嘛。”
散会后，周小舟对李锐说：
“你中了状元了!”
1月21日，毛泽东在会议上作总结讲话。主要讲工作方法60条。
他的讲话提纲中借用了《离骚》的词句，说明文件写作中的“概念”和“判断”的问题。这一部分可以说是一篇很好的哲学短文。
1月22日，是南宁会议的最后一天。
这一天毛泽东还要去南宁人民公园接见4万名各族群众。说来也是天不凑巧，接见活动安排在下午4点开始，可是还不到2点钟，天上就下起雨来。南方雨水勤雨量多，一下起来就淅淅沥沥没完没了。毛泽东望望屋外，让卫士把刘建勋、韦国清叫来，对他们说：
“这雨老是不停，别让群众淋坏了，我们还是早点去吧。”
安排4万多人的聚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公园里早就披上了盛装，接受检阅的4万名群众，也早已按照指定位置排好了队伍，此时尽管风吹雨淋，他们依然是翘首以待，期盼着毛泽东的出现。
下午2点多，毛泽东冒雨提前来到公园，4万名群众顿时沸腾了，他们欢呼着，跳跃着，一遍又一遍的高呼：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穿着风衣，脸上滴着水珠，接过青年们敬献的鲜花，迎着人群走去，不住地向群众挥手致意。
接见很快就结束了，毛泽东对刘建勋、韦国清说：
“天还在下雨，别让群众淋着了，快叫他们先回去吧!”
欲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后还有何重要活动，请看下一章叙述。
东方翁曰：关于毛泽东在南宁会议期间就三峡工程所做的结论，李锐后来曾经评价说：“由此可见，在当时那样紧张的批判‘反冒进’的形势下，三峡这样具体问题争论的结局，同这种形势完全不协调，可见只要言之成理，毛泽东那时还是很听得进反面意见的，尤其是小人物的反面意见。”
应该说，李锐并不了解毛泽东的全部历史，也不可能知道毛泽东一贯是喜欢兼听的。毛泽东在他的一生中，从进入湖南一师的时候开始，后来一直到暮年到逝世前，他都喜欢同别人讨论问题，甚至是争论问题，谁说的对就照谁的办。李锐可能还不清楚，他在这个问题上之所以能够“取胜”，仅仅是在于他那个“国防问题”的一点提示，使毛泽东开始顾虑原子弹的破坏问题了。毛泽东在第一次论证会上就说：“那可是下游几千万人民生命安全问题。”那时的中国，尚不具备对原子弹的防御能力，否则的话，论证会可能就是另外一种结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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