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8章
“1949年中国解放，我是很高兴的，但是，觉得中国问题还没
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以后对工商
业的改造，对抗美援朝的胜利，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这次大
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中国人民的
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
话说1958年7月12日，毛泽东会见了黑非洲青年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欢迎你们来，非洲的朋友来得很少。我们都是亚非国家，参加万隆会议的国家。我们亚洲、非洲，还有拉丁美洲，这3个地区过去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非洲同亚洲离得非常近，中间只有一条小水，苏伊士运河，一脚就跨过去了。
世界是被压迫人民的，压迫者是没有前途的。西方帝国主义者是压迫人民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也有当地的压迫者，例如土耳其的政府就不是高明的，黎巴嫩的政府也不高明，中国有个蒋介石也不是好人，日本也有坏人。不过压迫者是少数，好人还是占多数的，这是9个指头同1个指头的问题。就是西方的国家里好人也占多数，法国也是好人占多数，压迫者占少数。少数的压迫者是害怕9个指头的好人去反对他1个指头的坏人的。
人民与统治者有区别，这一点很重要，这要经过几十年甚至100年的观察才能分别清楚。我们受帝国主义压迫100多年，才认识到这一点。过去好几十年中，中国人认为凡是外国人都是坏的。你们认识到这一点很不容易，要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取得胜利。你们认识到了这一点，你们就是接近胜利了。大多数民族是被压迫民族，少数是压迫人的。
西方帝国主义者自以为是文明的，说被压迫者是野蛮的。可是我们没有占领别人的地方，非洲也没有占领过欧洲。是欧洲占领非洲，这就很文明了?欧洲不如非洲，它们占领别人的地方不是很野蛮吗?帝国主义占领我们中国，这就很野蛮。”“它们喜欢说我们很脏，很不干净，很不卫生。我看也不见得，我们还干净一点。要有自信心，看不起欧美帝国主义，它们不算数。”
“欢迎你们到中国各地走一走。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我们现在正在开始改造这种落后的面貌。过一个时期，我们的工厂会多一些。你们下一次来中国时，可以看看中国有什么进步没有。解放了的人民是什么都可以创造出来的。只要你们得到解放，你们也会什么都能创造出来的。”
7月15日，美国政府派遣海军陆战队5000人，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附近登陆，并继续调运步兵和海军陆战队前往中东。同时宣布在远东的陆海空军进入戒备状态。
与此同时，盘踞在台湾的国民党蒋介石，也利用这种紧张的国际形势，依仗着和美国人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做保护，以金门、马祖为基地，“加速进行反攻大陆的准备”，并不断对大陆进行骚扰和破坏。
国际、国内局势再度骤然紧张起来。
从7月15日这一天开始，毛泽东连续2个下午召集会议，分析情况，研究对策。
7月17日，台湾当局下令陆海空三军处于特别戒备状态。金门、马祖与台湾国民党军队先后进行军事演习，同时，加强了空军对大陆的侦查。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声明：要求惩罚蒋军。有的人还写信直截了当地发问：建国这么些年了，连大陆这么大的地方都解放了，近在咫尺的金门、马祖难道就解放不了吗?
毛泽东作为一个战略家，考虑的不是这么简单，他是把金门、马祖与台湾问题联系在一起来考虑的。一旦解放了金门、马祖、澎湖列岛，国民党军全部撤回台湾，台湾问题可能会复杂化。
7月17日下午，毛泽东召集会议，研究台海局势及对策。
7月18日下午，毛泽东召集会议，正式决定：为了反对美国侵略台湾、加剧远东紧张局势的阴谋，为了打击蒋介石的反攻政策，将实施炮击金门，摸一摸美国和蒋介石的底牌，看看他们那个《共同防御条约》到底有多大的效能，美国人对蒋介石的保护到底有多大的限度。
是日晚，毛泽东召集军事部门各有关单位负责人，对炮击金门做出明确指示。他说：
“金门炮战，意在击美。支援阿拉伯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不能仅限于道义上的，还要有实际行动的支援。金门、马祖是中国领土，打金门、马祖，惩罚国民党军，是中国的内政，敌人找不到借口，但对美帝国主义有牵制作用。”
这一次炮击金门，毛泽东仍然点了刚刚离任的福州军区司令员叶飞的将，由他到前线指挥。
中央军委连夜召开会议，决定调原志愿军空军司令员聂凤智任福州军区空军司令员，指挥大规模的空军转场入闽行动;调东海舰队副司令员彭德清到厦门，指挥海军舰艇部队及海军航空兵、海岸炮兵入闽。
7月中旬的东南沿海，正是台风季节，福州的所有部队、机关、学校一齐出动，帮助农民抢收粮食。
7月19日，正在郊区抢收一线的叶飞，突然接到通知，说是要他立即赶回福州，到军区作战室接听从北京打来的保密电话。叶飞不敢怠慢，立即启程。叶飞回到福州，拿起电话机，听筒里响起了总参作战部长王尚荣的声音：
“叶飞同志，中央决定炮击金门，指定由你来指挥。”
叶飞闻言，有点纳闷，心想：我已经卸去了福州军区司令员职务，虽然是兼职政委，但工作中心已经转到省委这边了。为什么还要我指挥呢?便忍不住问道：
“是不是中央决定要我指挥的?”
“是中央的决定。”
“是不是毛主席的决定?”
王尚荣说：
“刘培善同志在这里，你可以问问他。”
只听刘培善在那头说：
“是的，是毛主席决定要你指挥。”
叶飞只好说：
“既然这样，那行，我接受命令。”
叶飞放下电话，立即召开省委会议，安排工作，决定由江一真代替他主持省委日常工作。叶飞又赶到福州军区组织前线指挥部。此时，军区副司令员皮定均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不在福州。叶飞宣布由军区副司令员张翼翔兼任前线指挥部参谋长。
7月19日这一天，叶飞和军区副司令员张翼翔、副政委刘培善赶往厦门，迅速开展各项准备工作。
7月20日，毛泽东在游泳池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目前国际局势和炮击金门的军事准备问题。到会的有政治局委员和军委成员，共44人。
7月21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在答复中国希望苏联提供原子潜艇时，提出了要搞中苏“共同核潜艇舰队”的意见。尤金首先同刘少奇谈了话。
这天下午，毛泽东在游泳池召见了请求会见的尤金。在座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陈毅。
尤金向毛泽东提出了搞中苏“共同核潜艇舰队”的意见。苏联的理由是，苏联的黑海会被敌人封锁，波罗的海就不用提了，北面更不宽阔，东面的海面也不能算安全，而中国的海岸线很长，条件很好，所以，中苏建立“共同核潜艇舰队”是最理想的。
毛泽东一听就火了，他生气地问道：
“首先要明确方针，是中国办，苏联帮助，还是只能合办，不合办苏联就不给帮助?”
尤金非常熟悉毛泽东的脾气，他一看毛泽东生气了，口气是那样严厉，看来不答复是不行了，可是要答复，自己又做不了主，只好支支吾吾地说了一番外交辞令。毛泽东火气更大了，他说：
“你们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这么个搞法?”
尤金只能无奈地摇摇头。毛泽东强抑怒火，说道：
“你讲不清楚，请转告赫鲁晓夫同志，让他自己来讲。”
7月22日上午，毛泽东再次召见尤金，中方在座的还有周恩来、彭德怀。毛泽东沉重地说：
“昨天你们走了以后，我一直睡不着，也没有吃饭。今天请你们来谈谈，当个医生，下午就可以吃饭、睡觉了。你们很幸运，能吃饭、睡觉。
我们言归正传，吹一吹昨天交谈的问题。就在这个房间里吹!我们之间没有紧张局势。我们是10个指头中，9个指头相同，1个指头不同。这个问题，我讲了两三次了，你忘了没有?
昨天的问题我又想了一下，可能我有误会，也可能我是正确的，经过辩论可以解决。看来，关于海军提出的核潜艇的请求可以撤销。这个问题我脑子里没有印象，问了他们才知道，海军司令部里有那么些热心人，就是苏联顾问，他们说苏联已经有了核潜艇，只要打个电话过去，就可以给。海军核潜艇是一门尖端科学，有秘密，中国人是毛手毛脚的，给了我们，可能发生问题。”
“中国还有资本家，但国家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你们就是不相信中国人，只相信俄国人。俄国人是上等人，中国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脚的，所以才产生了合营的问题。要合营，一切都合营，陆海空军、工业、农业、文化、教育都合营，可不可以?或者把10000多公里长的海岸线都交给你们，我们只搞游击队。你们只搞了一点原子能，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权。此外，还有什么理由?”
“你们一直不相信中国人，斯大林很不相信。中国人被看做是第二个铁托，是个落后的民族。你们说欧洲人看不起俄国人，我看俄国人有的看不起中国人。斯大林在最紧要的关头，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在这一点上，他犯了很大的错误，与季诺维也夫是一样的。”
毛泽东见尤金很紧张，便放缓了口气，又说起尤金当年帮助他编辑《毛选》的事，他说：
“为什么当时我请斯大林派一个学者来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我那样没有信心?连文章都要请你们来看?没有事情干吗?不是的，是请你们来中国看看，看看中国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你回去以后说了我们的好话。你对斯大林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斯大林还是怀疑。只是到朝鲜战争时才改变了他的看法，也改变了东欧和其他各国兄弟党对我们的怀疑。”
接下来，毛泽东又严肃地阐述了中国的立场，他说：
“这些话，都是由于搞核潜艇‘合作社’引起的。现在我们决定不搞核潜艇了，撤回我们的请求。要不然就把全部海岸线交给你们，把过去的旅顺、大连加以扩大。但是不要混在一起搞，你们搞你们的，我们搞我们的。我们总要有自己的舰队。两把手不好办。
打起仗来情况就不同了，你们的军队可以到我们这儿来，我们的军队也可以到你们那儿去。如果在我们这儿打，你们的军队也应该听我们的指挥。如果在你们那儿打，我们的军队比你们少的话，也应该听你们指挥。
我这些话很不好听，你们可以说我是民族主义，又出现了第二个铁托。如果你们这样说，我就可以说，你们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了中国的海岸。”
“你们昨天把我气得一宿没有睡觉。他们，”毛泽东指着周恩来等人说：“没有气，我一个人有气。如果犯错误，是我一个人。”
周恩来插话说：
“这是我们政治局的一致意见。”
毛泽东接下来说：
“你们就帮助我们建造核潜艇嘛!你们可以做顾问。为什么要提出所有权各半的问题?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我们打算搞二三百艘这种潜艇。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手指头都不行。你可以告诉赫鲁晓夫同志，如果讲条件，我们双方都不必谈。如果他同意，他就来，不同意，就不要来，没有什么好谈的，有半个小指头的条件也不成。”
“你们讲的话，使我感到不愉快。请你照样告诉给赫鲁晓夫同志，我怎么说的，你就怎么讲，不要代我粉饰，好让他听了舒服。他批评了斯大林，现在又在搞斯大林的东西。”
尤金闻言，吓得满头大汗。谈话结束后，尤金急忙把情况如实地报告了赫鲁晓夫。于是，赫鲁晓夫便决定亲自来中国和毛泽东商谈。
7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目为《今年夏天大丰收说明了什么》的社论。社论中宣布说：
“我国小麦总产量已超过美国而居世界第二位。”
社论中还说:
一切以为农业产量只能按百分之几的速度而不能按百分之几十的速度增长的“悲观论调”已经完全破产了。现在我国粮食要增产多少，是能够由我国人民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决定了。
《人民日报》还发表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的宣传报道。
《人民日报》登高一呼，浮夸风立即盛行起来，各地不断地报高产，放卫星，竟然破天荒地出现了小麦亩产7320斤、早稻亩产3600斤、中稻亩产13万斤这样惊人的虚假记录。
7月24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组建福州军区空军司令部，由原志愿军空军司令员聂凤智担任福州军区空军司令员。
这一天，叶飞向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报告说：福建前线已经完成了一切作战部署。
7月26日凌晨，福建前线参战的30个炮兵营已经全部进入发射阵地。
7月27日清晨，毛泽东致信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彭德怀和军委秘书长黄克诚，他在信中写道：
德怀、克诚同志：
睡不着觉，想了一下，打金门停止若干天似较适宜。目前不打，看一看形势。彼方换防不打，不换防也不打。等彼方无理进攻，再行反攻。中东解决，要有时间，我们是有时间的，何必急呢?暂时不打，总有打之一日。彼方如攻漳、汕、福州、杭州，那就最妙了。这个主意，你看如何?找几个同志议一议如何?政治挂帅，反复推敲，极为有益。一鼓作气，往往想得不周，我就往往如此，有时难免失算。你意如何?如彼来攻，等几天，考虑明白，再作攻击。以上种种，是不是算得运筹帷幄之中、制敌千里之外，我战则克，较有把握呢?不打无把握之仗这个原则，必须坚持。如你同意，请将此信电告叶飞，过细考虑一下，以其意见见告。
晨安!
毛泽东
彭德怀、黄克诚立即将毛泽东的信电传给叶飞，叶飞复电表示：坚决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办。
7月28日下午，毛泽东从游泳池里出来，遇上刚从广西探亲回来的值班员，他问道：
“你们十万大山的农民，今年还有吃那种叫做黄狗头的野菜吗?”
那名卫士说：
“没有了，我们那里的粮食基本上够吃了。”
“你以后再回家对乡亲们说，那种痛苦的生活一去不复返了!在不长的时间内，每人每年平均就能有2000斤粮食，你说这样多的粮食拿到哪里去?”
7月28日，毛泽东阅读外交部新闻司于1958年7月23日编印的《国际时事资料》第141号，上面刊载了《美国的对外贸易、对外‘援助’和私人对外投资情况》一文，他阅后写下了给江青的批语：
江青：
此件看过，有用，由你保存，备我利用。毛泽东
7月28日，毛泽东给老朋友周谷城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在不久前，三联书店准备出版周谷城在毛泽东鼓励下编撰的《形式逻辑与辨证法》丛书，在这部分量已经缩小了的丛书里面，按语式的导言还要不要呢?周谷城拿不定主意。而且周谷城还想请毛泽东为该书撰写一篇序言，因此，他便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于是毛泽东就在7月28日给周谷城写了这封回信。他在回信中写道：
谷城兄：
两次热情的信，都已收到，甚谢。大著出版，可资快读。我对逻辑无多研究，不敢有所论别，问题还在争论中，由我插入一手，似乎也不适宜。作序的事，不拟应命，可获谅解否?敬复
顺颂教安!
毛泽东
7月31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第2次来到了北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党政军领导人在南苑机场迎接他。机场上没有红地毯，没有仪仗队，也没有献花。毛泽东见到赫鲁晓夫自然会想起赫鲁晓夫曾经说过的“与中国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话，只是和他握了手，并寒暄一番。
毛泽东在候机楼小憩时，向赫鲁晓夫通报了中国国内的情况，他说：
“我们现在确实是出现了大跃进，整个农村形势很好。1949年中国解放，我是很高兴的，但是，觉得中国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以后对工商业的改造，对抗美援朝的胜利，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
赫鲁晓夫耸一下肩，没有做任何评论。刘少奇说：
“我们现在发愁的不是粮食不够吃，而是粮食多了怎么办?”
赫鲁晓夫眯细着眼，不无挖苦地说：
“那好办，粮食多了你们不是不好办吗?那就给我们吧，我们有办法。”
赫鲁晓夫一行没有休息，便驱车驶入了中南海。毛泽东在颐年堂同赫鲁晓夫进行了首次会谈。宾主一坐定，毛泽东便开门见山地问赫鲁晓夫道：
“尤金大使向我们提出的要求是什么意思，你们是出于什么个考虑?”
赫鲁晓夫首先埋怨尤金未把苏方的意思解释清楚，然后又慢悠悠地表白了一番，他说：目前台湾海峡局势紧张，美国第7舰队活动频繁，苏联舰队已经进入太平洋，需要在中国建立一个长波电台和……
毛泽东不等他说完，突然抬手做了一个打断的手势，说：
“请你告诉我，什么叫联合舰队?”
“所谓共同么，就是共同商量的意思……”
赫鲁晓夫显然没有估计到毛泽东会如此不耐烦，他只好支支吾吾，遮遮掩掩。毛泽东却是抓住要害不放，追问道：
“请你说明什么叫共同舰队?”
赫鲁晓夫依然不着边际地解释说：
“毛泽东同志，我们出钱给你们建立这个电台。这个电台属于谁对我们都无关紧要，我们不过是用它同我们的潜水艇保持无线电联络。我们的舰队现在正在太平洋活动，我们的主要基地……”
毛泽东有点恼火了，他不耐烦地站了起来，以严厉的口气说：
“你讲的这一大堆毫不切题。我问你，什么叫共同舰队?”
赫鲁晓夫立刻涨红了脸，很不自然地说：
“我们只不过是来跟你们共同商量商量。”
毛泽东怒气未息，说：
“什么叫共同商量?我们还有没有主权?你们是不是想把我国的沿海地区都拿去?”
“我们没有这个意思，不要误会。”
“你们都拿去算了!”
“现在是和我们的中国同志商量，如何共同加强防御力量……”
“你这个意思不对，你们明明是搞共同舰队!”
“我们还不过是来跟你们商量商量，没想到引起你们这么大的误会。”
“打起仗来，苏联军队可以到中国来，中国军队可以到苏联去，苏军可以使用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
毛泽东说完，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赫鲁晓夫见毛泽东如此说，便又建议道：
“毛泽东同志，我们能不能达成某种协议，让我们的潜水艇在你们的国家有个基地，以便加油、修理、短期停留?”
毛泽东做了一个有力的手势，断然说道：
“不行!而且我不想再听到有人提起这件事。”
赫鲁晓夫仍不死心，又厚着脸皮说：
“为了合情合理，假如你愿意的话，毛泽东同志，你们的潜艇也可以使用我们的摩尔曼斯克基地。”
“不要!”毛泽东不耐烦地说：“我们去摩尔曼斯克干什么?我们不想去你们的摩尔曼斯克，不想在那儿搞什么名堂，也不希望你们来我们这儿搞什么名堂。你们搞你们的，我们搞我们的。英国人、日本人，还有许多别的外国人，已经在我们的国土上呆了很多年，被我们赶走了。赫鲁晓夫同志，我再说一遍，我们再也不想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
赫鲁晓夫也恼火了，他说：
“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还在互助合作，北约国家把这看成平常小事，可是，我们却连这样的小事都达不成协议。”
毛泽东说：
“我先后跟你们谈了3次，我得出一个结论：你们不相信中国。搞舰队要搞‘合作社’，这是政治问题，这叫政治条件。这样，我提出几个方案：第一，你们帮助我们搞，给我们技术资料，派专家帮助我们搞。第二，搞共同舰队，不搞。你们要坚持第二方案，我们不干。第三个方案，撤回我们的请求，没有原子潜艇，没有关系。不搞了，你们又不同意。第四个方案，所有的海岸线都给你们，我们不要海军，我们打游击。第五个方案……”
赫鲁晓夫一听毛泽东说要上山打游击，也反唇相讥：
“游击战在现代世界里已经没有市场了。”
毛泽东更不客气地说：
“如果你一定要捏住中国人的鼻子，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中国曾多次被征服。但是，中国人把所有的征服者都同化了。”
赫鲁晓夫一看此行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了，心中闷闷不乐。
是日晚，周恩来在欢迎赫鲁晓夫一行的宴会上，举起茅台酒提议说：
“为什么我们不来为苏联朋友访问中国这座历史名城北京而干一杯呢?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赫鲁晓夫还在生闷气，他对周恩来的提议不做反应。其他的中苏人员都起身举杯，一饮而尽。毛泽东趁机指着身边的一盘红辣椒，微笑着问苏联客人：
“我们是否应该对共产主义者的红色的党表忠心呢?在党的积极分子周围，是不能没有色彩没有刺激的啊!作为红辣椒的忠实信徒，我要问，谁愿意加入到我的红辣椒党里来?”
说罢，将一个囫囵辣椒填进嘴里，看看赫鲁晓夫，又环视四座。周恩来明白，毛泽东意在与赫鲁晓夫缓和气氛。可是，赫鲁晓夫小肚鸡肠，并不领情。布尔加宁见赫鲁晓夫如此，只好打破僵局，以身试“辣”。他学着毛泽东的样子，一口吃下了辣椒，结果直辣得他是窘态可掬。
毛泽东又说起了红军长征中在贵州遇到茅台酒的故事。周恩来插话说：
“我们那时把手头上所有的瓶瓶罐罐都装满了茅台，一大早才上路。后来，我们一直怀念内地这一池医疗圣水。”
在中苏双方第2次会谈中，赫鲁晓夫再不敢提共同舰队的问题了，他把话题转向国际形势方面，他向毛泽东提议说：中苏两国能否有个分工，苏联多考虑欧洲的事情，中国多考虑亚洲的事情。毛泽东中肯地劝他说：
“这样分工不行，各国有各国的实际情况。有些事情你们比我们熟悉些，但各国的事情主要还是靠本国人民去解决，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实际情况，别的国家不好去干涉。”
此后，毛泽东在与赫鲁晓夫的会谈中，见好就收，适当地给了苏联人一点面子。双方就经济合作方面，初步达成了协议。
在赫鲁晓夫离京前，毛泽东再一次提醒赫鲁晓夫说：
“中国人是最难同化的。”“过去有多少个国家想打进中国，到我们中国来。结果呢?那么多打进来的外国人最后还是都站不住。”
赫鲁晓夫悻悻然地回了苏联。他一回到国内，就开始骂毛泽东了。
1958年8月3日，中苏双方发表了《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会谈公报》。赫鲁晓夫秘密访华，引起外电议论纷纷。美国当局注意到，中苏两国国防部长参加了这次首脑会谈，同时也注意到《公报》有这样一段话：“双方就目前国际形势下两国所面临的在亚洲方面和欧洲方面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充分地交换了意见，并且对于反对侵略和维护和平所应采取的措施达成了完全一致的协议。”
后来在8月8日，中苏双方还是在莫斯科签订了苏联在技术上援助中国建设和扩建47个工业企业的协议。
再说8月4日，毛泽东带着江青和两个女儿李敏、李讷，还有侄子毛远新，到河北省大跃进的典型县徐水视察。
据报载：徐水县的粮食产量在全国遥遥领先，不少调查团都到徐水调查取经。有的调查小组问农民的粮食产量和家庭收入，老乡们十分有趣地回答：“我们家的粮食不再屋里，在会计的账上。”
农民没有那么多的粮食，又不敢说真话，也不会说假话，只好说粮食在会计的账上了。
再说毛泽东在徐水县领导干部陪同下，来到南梨园乡大寺各庄农业社俱乐部，他看到俱乐部里挂满了各种奖旗，看了几面，问了问每一次得奖的经过，就在长桌旁坐下来，问农业社干部说：
“今年的麦子收得好吗?”
农业社主任说：
“很好，比那一年都强。”
“每亩平均多少斤?”
农业社党支部书记说：754斤。毛泽东“啊”了一声，赞叹地说：
“不少啊!”
他又问到秋作物的预计产量，问了社里，又问全县的。县委书记张国忠告诉他说：
“今年全县要争取大丰收。夏秋两季一共计划要拿到12亿斤粮食，平均每亩产2000斤。主要是山药高产，全县共种了春夏山药35万亩。”
毛泽东听了，睁大眼睛，笑嘻嘻地看了看屋里的人，说：
“要收那么多粮食呀!你们夏季才拿到九千多万斤粮食，秋季要收11亿斤呀!你们全县31万多人口，怎么能吃空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
张国忠说：
“我们粮食多了换机器。”
毛泽东说：
“又不光是你们粮食多，哪一个县粮食都多!你换机器人家不要你的粮食呀!”
县长说：
“我们拿山药造酒精。”
毛泽东呵呵笑着，他环顾大家，说：
“那就得每个县都造酒精!哪里用得了那么多酒精啊!”
县长说：
“我们只是光考虑着怎么多打粮食!”
毛泽东依然是满脸笑容，他说：
“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哩!其实粮食多了也还是好!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5顿也行嘛!”
毛泽东说罢，要到村子里去看看。他先看了粮食加工厂，看了供销社，看了社里的医院和正在扎针的医生和病人;又看了猪场，看了缝纫工厂;接着来到了幼儿园。幼儿园里有几十个孩子，他们穿着崭新的背心和短裤，都很干净。孩子们鼓掌欢迎毛泽东，嘴里不住地喊着：“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毛泽东摸摸这些可爱的孩子，顺便去看了看他们的宿舍。
幼儿园隔壁是敬老院，住着由社里统一供养的失去劳动能力的老人们。老人们对毛泽东说：
“咱们这真是享了福啦!有了毛主席，咱们可享了福啦!”
毛泽东笑着同老人们告别，尔后来到田间，他看到在地理干活的妇女很多，就说：
“这妇女劳力解放得很彻底哩。”
保定地委书记李悦农说：
“这里的妇女都脱离了炕台、锅台、磨台、碾台这4台。”
毛泽东说：
“是啊，人人都吃食堂，社社都办幼儿园，这个县是11万多劳力，抽出了4万多搞水利、打机井、办工业，只有7万多人搞农业嘛。这又解放女劳力，又搞军事化，全县农业社搞了90多个团，200多个营，他们就是这个办法哩!”
毛泽东来到棉田，察看了棉花的长势，问道：
“这1亩可以收多少棉花呀?”
农业社主任脱口而出：
“100斤皮棉。”
毛泽东算了算，说：
“那就是300斤籽棉呀!”
毛泽东沿途看到丰收的庄稼，就对乡社干部们说：
“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的活儿，另外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你们看好吗?”
毛泽东回到徐水县委，他在谈话中还说：
“这里的干劲不小哩!世界上的事情是不办就不办，一办就办得很多!过去几千年都是亩产一二百斤，你看，如今一下子就是几千斤!”
8月5日，毛泽东来到河北省安国县红星农业社的丰产试验田边，他摸着肥大的高粱叶子，微笑着问：
“这样的高粱，1亩能打多少粮食?”
淤村乡党委书记说：五六千斤。毛泽东问：
“1棵能结几个穗?”
“这是‘八大杈’，能结8个穗。”
毛泽东又指着旁边的矮株高粱问：
“这是什么品种?”
“这是‘小八杈’，试验试验到底哪种收成大。”
“是否可以让高的矮的杂交?”
“我们正在试验。”
毛泽东笑着说：
“如果长不高，那就叫矮梁，不能叫高粱。”
一句话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8月6日，刘少奇派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到徐水县传达中央要在河北省徐水县搞一县一社共产主义试点的意图，还将康有为的《大同书》与《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推荐给有关干部学习。县委书记受到了鼓舞，立即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早在4月开始一直到8月，刘少奇先后在北京、天津、山东、河北等地视察指导工作，他说：
“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我看三四十年以后，可以到共产主义”。
8月6日，毛泽东一行人乘车来到了河南省新乡县。
新乡县七里营是按照中共中央成都会议精神，第一批把小型农业合作社合并为大社的典型。他们将七里营和周围50多个高级农业合作社合并为一个大社，共有9639户人口，定名为“七里营人民公社”。
这一天，雨过天晴。下午4点22分，毛泽东的车子和其它8辆车子由七里营村东头进了村子，在村子中心的东方红广场停了下来。
七里营的干部按照上级的要求，在街道上布满了岗哨，群众被派到地里干活，五类分子被专人看管，整个村子里鸦雀无声。毛泽东看到此情此景，有点不高兴，就对陪同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说：
“咋不见群众呢?我就这么脱离群众吗?”
吴芝圃闻言，显得十分尴尬。
毛泽东来到公社门口，看了看3天前刚刚挂在大门东边的“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的牌子。吴芝圃介绍说，他们大社没有用“共产主义公社”作名称，而用“人民公社”作名称。毛泽东随口说道：
“好么，好么!”
七里营人民公社把一些孤寡老人组织在一起，成立了“幸福院”。毛泽东来到幸福院的时候，几十个老人纷纷从屋里跑出来，看望毛泽东。忽然，有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扑通一声跪在毛泽东面前，一边给毛泽东磕头，一边喃喃自语：
“天高皇帝远，我这老婆子能见到毛主席，死了也甘心。”
毛泽东见状，俯身搀起老人家，又是给她扑打身上的灰尘，又是向老人问好。老太太流着泪说：
“好，好，一切都好。”
毛泽东握着她的手说：
“老人家，不要难过，只要咱们齐心协力，以后的日子会更好。”
老人说：
“不是难过，能见到毛主席，我太高兴了。”
毛泽东来到社办面粉厂，电动小钢磨正在磨面，他仔细观察小钢磨的运转，抓起一把麸皮用手指捻了捻，十分满意。
毛泽东来到幼儿园，几十个天真活泼的孩子围拢在他身边，拉着他，向他问好。毛泽东抚摸着孩子们，慈祥地笑着。老师领着孩子们唱起了歌曲，这支歌的名字叫：《毛主席，我们永远热爱您》。毛泽东夸奖着孩子们，还对老师说：
“谢谢你们!”
毛泽东头戴草帽，身穿白衬衣，穿过茂密的大豆地里，跨进满布瓜蔓的菜田，来到村西种植棉花的“红旗试验田”前，察看棉花的长势。他看着茂密茁壮棉桃成串的果枝，连声称赞棉花长得好，大有希望。他问：
“一亩田能产多少棉花?”
七里营的干部说：
“一亩田可以产100斤皮棉。”
毛泽东满意地说：
“全国的棉花都长成这样就好了。”
毛泽东走进棉田里，向正在给棉花打顶的社员们招手问好。他还学着社员的样子，给棉花打顶。
毛泽东一行回到了村西口。此时七里营的干部早已撤了岗哨，村民们纷纷站在房上、墙头上、道路两边看望毛泽东。毛泽东走到供销社门市部门口，群众立时欢声四起，热烈的掌声、“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交织在一起。他频频向群众招手致意。供销社营业员小吕，将事先准备好的写着“祝毛主席身体健康”的大玻璃匾，恭恭敬敬地献给毛泽东，毛泽东双手接住，转交给身边人员，和小吕亲切握手致谢。
毛泽东挥手告别群众，慢慢上了汽车，离开了七里营。
毛泽东在县委招待所里，和七里营的农民代表进行了座谈。他说：
“看来‘人民公社’是一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兵学商，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人民公社’前面可以加上地名，或者加上群众喜欢的名字。”
他还说：
“有希望啊!你们河南都像这样就好了。”
“有了这样一个社就会有好多社。”
吴芝圃还向毛泽东汇报了长葛县有的中学开展了勤工俭学，搞得很好，升学率也很高，学生不仅学到了书本知识，通过劳动实践，还加深了对书本知识的理解。
毛泽东请七里营的农民代表们和他一起吃饭，他大家介绍他的家人说：
“这是我的两个女儿，都是大学生，这个是我的侄儿毛远新。”
他又指着江青说：
“她是我的爱人。也就是你们说的老婆、婆姨。”
吃饭时，毛泽东和江青直往客人碗里夹菜，亲如一家。农民代表临走时，毛泽东全家5口人把客人送到门外，江青一再说：
“再见，再见。”
8月6日晚9时，正在许昌地委办公室开会的专署公安处副处长辛建，突然接到省公安厅打来的电话，只听电话里说：
“有紧急任务，你和刘肃欣赶快到火车站去!”
辛建不敢怠慢，立即叫上刘肃欣科长，骑着自行车赶到车站。省公安厅的朱干副处长告诉他俩说：
“这次是毛主席来我们这里视察，我们要共同搞好保卫工作。”
一列绿色专列徐徐开进许昌车站，恭候在车站的许昌地委副书记马金铭、专员王延太被通知上车。马金铭、王延太上车后，专列继续前行。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把马金铭、王延太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说：
“地方同志工作辛劳，我来你们这里看看农村形势。”
马金铭说：
“我们的工作搞得不太好，可到襄城县双庙乡郝庄村、三里沟乡的后梁庄、十里铺的小张庄看看，这几处是一条线，近百里，沿途都是庄稼。这些地方，也就代表了许昌地区的农业生产形势。”
毛泽东说：
“很好，明天我们一同去参观。”
专列驶入城西10公里的长店路段，缓缓停下了。这天晚上，毛泽东就休息在专列上。
8月7日7点31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和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副书记杨蔚屏陪同下，乘吉普车来到了襄城县双庙乡的郝庄村。毛泽东在村东头公路上下了车，向一大片烟叶地走去。
在这一带负责保卫工作的辛建和刘熙民，看见身材高达魁伟的毛泽东，头戴草帽，身穿白衬衣和灰色半旧军裤，健步向他们走来，急忙迎上前去。毛泽东和他们一一握手。辛建紧紧地握着毛泽东的手，激动得把原先想好的问候之词全忘了，只是说：
“毛主席好，毛主席好……”
刘熙民也是这样，他握着毛泽东的手，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毛泽东见他俩这样紧张，就问刘熙民叫什么名字?刘熙民说：
“我叫刘熙民。”
毛泽东又问：
“哪个民?”
“人民的民。”
毛泽东开玩笑地说：
“你是康熙的臣民啊。”
毛泽东又问了辛建的姓名，笑着说：
“啊，你是辛辛苦苦地干社会主义呀，干革命就得有这种不怕辛苦的精神。”
毛泽东顺着烟叶地垄沟察看烟叶的长势，露水浸湿了他的衣衫，鞋上也沾满了泥土。他看完烟叶，又来到2队齐胸高的谷子地里，采了几个沉甸甸的谷穗，掂在手里。记者要给他拍照，他说：
“还是照大田里的大谷穗吧，让北京的同志看看。”
毛泽东又来到正在田间吃早饭的社员们中间，亲切地问：
“能吃饱饭吗?”
一个社员说：
“俺这是高级社，吃穿都不愁。”
“有休息时间吗?”
“争上游吃点苦有啥。”
毛泽东一行来到三里沟后梁庄村东的地里，正在割草和捉烟虫大人小孩们，认出了毛泽东，他们活也不干了，都围上来看毛泽东。毛泽东看着这些赤脚赤背老实憨厚的农民群众，微笑着向他们招手致意。毛泽东向北边走边看，农民们还是围着他看。毛泽东看到地里长着的云南品种的烟，每棵都有一人多高，70多片叶子，高兴地说：
“很好!你们这里一派丰收景象，我还从未见到过这样高大的烟叶子，干得好。”
他走到一个高岗上，举目环视，只见一片接一片的烟叶地，一望无际，听说是连绵数十里，就情不自禁地说：
“你们这里成了烟叶王国了!”
毛泽东向村支书张富贵询问了谷子、玉米、红薯、烟叶的管理方法，鼓励他们说：
“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啊!”
毛泽东一行驱车来到襄县城北小张庄，在村边下了车，走到地头树林下与农民搭话。毛泽东又钻入数十度高温的炕烟房内，观看了农民们炕烟的操作过程。57岁的烟叶技术员梁运祥，正在堆砌炕烟的火龙，毛泽东问：
“烟叶不炕，太阳晒行吗?”
梁运祥说：
“日晒的烟叶色差，叶薄，质劣，无味。”
上午11点40分，毛泽东乘吉普回到了襄城，县委领导要请毛泽东一行到县委就餐，毛泽东说：
“谢谢，不给地方添麻烦啦。”
毛泽东一行返回时经过三里沟村，群众送来了一些大西瓜，毛泽东拒绝了。
下午1时许，毛泽东一行回到许昌县长店的专列上，许昌地委唯一的女副书记刘毓敏和组织部长康国蕴，给毛泽东送来了3尺长的豆角和硕大的烟叶子，毛泽东说：
“很好。”
欲知毛泽东下一步到何地视察，情况如何，请接着看下一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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