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
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
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现在是下决心纠正错误的时候了。”
话说1960年6月底，毛泽东让刘思齐带邵华一起去大连看望毛岸青，并捎去了一封亲笔信。他在信中写道：
岸青我儿：
前复一封信，谅收到了。甚念。听说你的病体好了很多，极为高兴。仍要听大夫同志和帮助你的其他同志们的意见，好生静养，以求痊愈，千万不要性急。你的嫂嫂思齐和她的妹妹邵华来看你，她们十分关心你的病情，你应好好地接待她们。听说你同邵华通了许多信，是不是?你们是否有做朋友的意思?邵华是个好孩子，你可以好好同她谈一谈。有信，交思齐、邵华带回。以后时时如此，不要别人转。此外娇娇也可以转。对于帮助你的大连市委同志，医疗组织各位同志们，一定要表示谢意，他们对你很关怀的，很尽力的。此信给他们看一看，我向他们表示衷诚的谢意。
祝愉快!
父亲
本传前边已经叙述过，邵华于1938年10月出生在革命圣地延安，她是张文秋和革命烈士陈振亚的亲生女儿，与刘思齐是同母异父的姐妹。
刘思齐和邵华长大后，经常和毛岸英、毛岸青一起玩。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俩经常骑车到邵华家里玩。毛岸青心粗，鞋子坏了，袜子掉在鞋里也不在意，张文秋经常帮他整理整理，还经常帮他兄弟俩洗衣服，做好吃的给他们吃。毛岸青于1957年10月在苏联修完学业归国后，从北京去到大连休养。从那时起，邵华在闲暇时与姐姐刘思齐一起到大连去看望毛岸青。1959年秋，邵华考进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此后不久，毛岸青开始与邵华通信，他们之间的感情进一步升华。
邵华此次青岛之行，最终接受了毛岸青炽热的爱情。她回到北京后，根据毛泽东的建议，转学到大连师范学院继续学习，同时照顾毛岸青的生活。又过了一段时间，也就是在1960年这一年，在大连市委、市政府的主持下，毛岸青和邵华在大连举行了婚礼。毛泽东非常满意这桩婚事，没想到自己在33年前的一句戏言，竟然又成就了一对小儿女的美满姻缘。他没有去参加儿子、儿媳的婚礼，只送给了邵华一块手表、一台熊猫牌收音机，作为对他们新婚的贺礼。
后来，毛岸青被安排在中共中央宣传部马列著作编译室工作，担任俄文翻译。他先后翻译出版了10多部马列经典著作和政治理论书籍。
1960年7月初，毛远新高中学习毕业了，由于他的学习成绩非常优秀，学校决定保送他上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毛远新回到家中，对伯父说明了此事，毛泽东摇摇头说：
“保送，不算本事。”
毛远新立即说：
“那我就去考。你说什么大学难考，我就考什么大学。”
毛泽东笑着说：
“要么北大，要么清华。”
后来不久，毛远新凭着自己的真实成绩，果真考上了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系。
再说7月2日，毛泽东到达天津。这天晚上，他在专列上听取从北京赶来的彭真、康生等人的汇报。
7月3日，毛泽东由天津直达北戴河，准备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7月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中苏关系问题和国内经济问题。
7月8日，彭真向会议报告了布加勒斯特会议的情况和中苏两党分歧问题。
7月16日，赫鲁晓夫为压服中共中央，以苏联政府名义照会中国政府，决定召回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
7月18日，李富春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就国内经济问题作了报告。会议开始转到讨论国内问题。
7月20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各地汇报今年完成生产任务情况。
7月25日，苏联政府不等中国政府对7月16日的照会做出答复，又通知中国政府说：自1960年7月28日至9月1日，撤走在华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1390人，撕毁343份专家合同书和257项科研合同书，停止供应重要设备。而且还逼着中国政府归还在朝鲜战争期间，中国使用苏联的武器装备所折算的13亿美元债务。
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合同，使中国的250多个企事业单位的建设项目，处于停顿或半停顿状态。赫鲁晓夫的背信弃义，加重了中国的经济困难。毛泽东在强大的压力面前，并没有屈服，他说：
“他越压，我们越要顶。”“我们只能采取自力更生、勤俭建国的方针。我们既不能向赫鲁晓夫乞求，也不能向美国乞求。”
“实力政策，实力地位，世界上没有不搞实力的。” “手里没有一把米，叫鸡都不来。我们处在被轻视的地位，就是钢铁不够。要继续跃进。不仅资本主义国家看不起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不给技术，憋一口气有好处。10年搞1亿吨，上天。”
后来，苏联在1961年逼迫中国在原协议规定的期限之前，偿还债务，主要是抗美援朝时期13亿美元的军火债务。毛泽东说：
“一个钱也不赖，欠多少还多少。”
他还深情地说：
“因为这是苏联人民的钱。”
7月26日，周恩来主持会议，专门讨论最突出的粮食问题。
7月28日，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粮食问题，讨论尖端技术问题。
7月30日，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答复苏联政府撤回专家照会的答复稿。
7月31日，中国政府将复照交给苏联驻华大使馆，同时印发中央工作会议。
这天下午，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由周恩来作了苏联撤走专家和外贸问题的报告。
1960年8月1日，毛泽东给杨开英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开英同志：
久不见，甚以为念。你的情况好吗?有暇望告。
祝好!
毛泽东
毛泽东又在信封上写道：交 杨开英同志 毛寄。就让工作人员发出了。
杨开英自新中国建立后，先后收到毛泽东写给她6封亲笔信和赠给她的数笔款项。毛泽东对她无微不至的关怀，使她感到非常感动，荣幸终生。1973年，杨开英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宣武区医院去世，终年58岁。
8月10日，第2次来到中国的胡志明主席因昨晚总想着中苏关系的问题，没有睡好，就起的很早，想和毛泽东谈谈。可他见毛泽东房间里静悄悄的，为了不影响毛泽东休息，便独自一人去海滨散步。
毛泽东也是一夜没有怎么睡，早起后，想去看看胡志明，听工作人员说胡志明去海滨散步了，便也来到了海边，与胡志明聊了起来。他说：
“苏联不喜欢中国在经济建设中搞完整的全套。但什么都靠别人，有时靠不住。外国援助，帮助是可以的，但不能干涉内政。经济建设上不能强迫人听单方面指挥，政治上更不能强加于人。”
毛泽东显得有点激动，他列举了苏联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的做法，批评这种做法是父子关系。同时，他也表示要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对待苏联。他还说：
“我们的道理是光明正大的，我们不怕，天是不会掉下来的。”
毛泽东对胡志明这次来为中苏两国劝和，给予充分肯定，称赞他是和平的使者。胡志明表示原则上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但他又说：
“中国同志有时采取的方法，似乎不太了解西方同志的性格，所以效果不怎么好。”
“说得好，我们也要注意批评方式。”
胡志明见毛泽东同意自己的看法，就随手拿起一盒烟，举在眼前说：
“以请人抽烟为例，把烟递过来请人家抽，人家乐意接受。如果往桌子上一扔，说：‘抽烟吧!’有人就不乐意了。其实还不是一样，但各人的习惯不同。西方人对后一种方式总会不乐意。批评的原则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但是，讲话的方式使人不乐意，效果就不好。”
毛泽东点了点头，说：
“要用科学的语言，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那样批评。不粗暴，批评要具有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
胡志明补充说：
“加上同志性。”
这时，太阳已经跃出地平线，把浩瀚的大海照得璀璨夺目。毛泽东、胡志明脱去外衣，并肩走下海，遨游在万顷碧波之中。二人游了多时，方才上岸，穿好衣服，与来到海滨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杨尚昆等人一同进餐，边吃边聊。胡志明邀请中共派代表团去越南参加国庆纪念活动和越南党的代表大会，他还风趣地对毛泽东说：
“明年春天刘少奇同志一定要去，他欠的债明年春天还。毛泽东同志也一定去，这笔债也要还。时间你自己定。”
“你们那里冬天怎么样，最低气温几度?”
毛泽东问道。阮春水在旁边回答说：
“12摄氏度。”
毛泽东幽默地说：
“不冷。可以偷偷地去，游一下红河。”
胡志明笑着说：
“不公开，不秘密，用你曾说过的方式，非正式访问。至于红河嘛，水可能太浑浊，不好游呀!这要到时再说。”
8月10日下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就要结束了，毛泽东发表了1个小时的讲话。这是他在一个多月的会议上唯一的一次讲话。他在会议期间心情沉重，下海游泳只有五、六次，常常一个人坐在沙发上，沉默不语，睡觉也不好。他曾对值班人员说：我很忙，文件多，生活上请你们多照顾一下。
邓小平在会议结束时宣布说：
“最近主席恐怕是要脱离一下工作，完全休息，就是少奇同志主持。只是有一件事情，就是对苏共《通知书》的答复，我们把文件搞好了，主席过问一下，日常工作我们处理了。”
毛泽东说：
“我赞成，休息一个时期。”
邓小平说：
“小事就不要过问了。”
毛泽东说：
“少看文件。”
邓小平说：
“这样比较好。”
康生问：
“《毛选》第4卷注释，习仲勋那个地方加两句，已经加了，主席什么时候看看呀?”
彭真说：
“不要他看了。”
邓小平说：
“可以不看了，我们定了算了，那个里面没有什么重大的问题。”
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和《关于全党大搞对外贸易收购和出口运动的紧急指示》。
会议还发出了《关于向党员干部介绍布加勒斯特会议情况和中苏关系问题的通知》。
会议做出的另一项重要决定，就是成立中央局。
8月1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了从苏联返回北京的胡志明，听取他同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会谈的情况介绍。胡志明还情真意切地表示，希望中苏两党尽快举行会谈，消除隔阂，加强团结，挽救面临危机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胡志明的真诚深深地感动了毛泽东，他紧紧地拉着胡志明的手说：
“谢谢胡志明同志，为团结奔走万里。感谢你!”
8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坚决地认真地清理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的紧急指示。
8月24日，李富春向毛泽东汇报说：苏联在华专家全部撤离回国。毛泽东大手一挥，大声说：
“不要怕，没什么了不起!我们还是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帐是很难算的。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个1吨重的大勋章。”
他还说：
“自己动手，从头做起，准备用8年时间，拿出自己的原子弹!”
1960年9月间，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对各地区的领导，决定成立6个中央局。相继任命陶铸担任中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担任东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担任西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担任西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担任华北局第一书记;柯庆施担任华东局第一书记。
9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的口粮标准的指示。
这一天，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讨论对苏共6月21日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给中共的通知书的《答复书》，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
正值此时，《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公开出版发行，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宣传部关于《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宣传和学习问题的报告。全体党员干部在各级党组织的安排下，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开始研读这部伟大的著作，以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党和全国人民。
9月9日，邓小平打电话给毛泽东的值班秘书，说《答复书》已经搞出来了，少奇同志看了，问主席看过没有，有意见改在本子上，或者他们来谈谈。毛泽东让秘书告诉邓小平说：
“文件我都看了，写得很好，我没有多少意见，只有几处小的修改。明天如果其他同志有事不能参加，只请小平、彭真同志来谈一下就行了。”
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同邓小平、彭真、吴冷西谈话，《答复书》最后定稿。
这一天，邓小平、彭真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尔科，把《答复书》交给了他。《答复书》一方面对苏共的错误观点进行了驳斥，另一方面还提出了解决中苏分歧达到团结的5项建议。
邓小平还通知契尔沃尔科，中共参加由胡志明提议的中苏两党会谈的代表团，将于9月15日动身去莫斯科。中共代表团由邓小平任团长，彭真任副团长。
9月13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中苏两党会谈的方针。
9月14日至10月24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根据林彪的意见，主要议题是研究军队政治思想工作问题。
林彪在会议上的报告中说：
“现在的马列主义就是我们毛主席的思想。他今天在世界上站在最高峰，站在时代的思想高峰。”“毛泽东的思想就是阶级斗争的思想。”
他还强调说：
“思想工作，主要是抓活的思想。”
林彪在讲话中又提了4个第一的口号，他说：
“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工作第一。”
后来，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在全军倡导学习毛泽东的著作，学习和研究毛泽东的思想和路线。他说：
“军队同志，要特别注意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和军事路线，掌握毛泽东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和基本观点，不能光学‘老三篇’。”
贺龙的提法和这些讲话，引起了林彪的严重不满。
9月17日至22日，中苏两党莫斯科会谈共举行5次，双方意见分歧很大，争执不下，无结果而散。
9月23日下午，中共代表团回到北京，当天晚上，向毛泽东和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作了汇报。
9月28日，中国和古巴正式建交。古巴成为拉丁美洲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
9月30日，中央批转了经周恩来审定的国家计委党组《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在这个报告里，国家计委党组首次提出了在国民经济上要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8字方针。
9月30日下午，毛泽东由周恩来陪同，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了29日来华访问的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总理阿巴斯.费尔哈特率领的代表团。他在会谈中说：
“你们的斗争支持了我们，你们牵制了很大一部分帝国主义力量，你们在北大西洋的后方开了一个战场。法国不承认我们，还有蒋介石代表在巴黎，那么中国为什么不支持你们，为什么不同你们往来。我们没有找过法国政府，它也没有来找我们，也许有一天它要来找我们，我们有两个条件：一个是要同蒋介石断绝外交关系;另一个是不能干涉我们援助你们，如果它把干涉我们援助你们当作一个建交的条件，我们不干。”
会谈将要结束时，毛泽东邀请远道而来的非洲客人在10月1日参加首都人民欢度国庆的活动。
1960年10月1日，首都人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庆祝活动，热烈庆祝新中国诞生11周年。
毛泽东和中国党政军领导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缅甸总理吴努和吴奈温将军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毛泽东的老朋友斯诺，也应邀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
早在50年代末，斯诺曾分别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写信，要求访华。在中美关系不正常的情况下，毛泽东请廖承志通过群众团体，以艾黎的名义邀请斯诺以“作家”的身份而不是以“记者”的身份来中国。后来，已经移居瑞士的斯诺在1960年6月间获得了访华的签证。6月28日，他怀着愉快的心情，第一次赴新中国访问。中国发生的一切他都很感兴趣，先后在北京、包头、上海等地进行了参观访问，还与周恩来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
毛泽东和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重逢时，他紧紧地握着斯诺的手，亲切地说：
“我很久没有见到你了。多久了?”
斯诺说：
“21年了。”
他们一边交谈着，一边观看着从天安门前走过的欢庆节日的群众游行队伍。庆祝活动结束后，毛泽东邀请斯诺过一段时间到中南海他的家里做客。
10月5日，毛泽东给林克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林克同志：
选集(即《毛泽东选集》)第4卷英译本，请即询问是否已经译好?如已译好，请即索取2本，1本给你，另1本交我，为盼!
毛泽东
10月10日，毛泽东看到湖北和福建的两份报告，立即写信给李富春，他写道：
“湖北涌阳县一平二调问题至今未解决、粮食减产、问题严重文件一件，福建闽侯县委第一书记在该县城门公社一个社即坚决压下2000多人(占总劳力45%)下去生产文件一件，以上两个文件极好。请你即令书记处某一位懂事、能文的同志日内即为中央起草一个有力的指示(要有几百字，几句话太少，不足以引起省、地、县、社的注意)。草好送我一阅为盼!”
10月17日上午，王季范的孙女王海容突然接到通知，说是毛泽东要亲自见见她。
王海容，出生于1938年，1957年高中毕业，高考落榜后开始在家自学，准备继续考大学。1958年，她因受到大跃进运动的感染，放弃了高考，不顾家人的反对，到北京化工厂当了一名徒工，这一干就是两年。1960年7月，《中国青年》杂志社了解到她的经历后，约她写一篇经验体会性的文章。王海容有感而发，写出了一篇洋洋数千言的长文。文章写好后，她想听听毛泽东的意见，便在8月1日给叶子龙写了一封信：
“叶伯伯，告诉您一个好消息，《中国青年》杂志社要我去当通讯员。早几天，他们编辑部的同志对我说，现在他们需要一些关于徒工生活的稿子。因为社里经常接到一些工厂徒工的来信，他们大多不安心当徒工，其中许多人认为初中毕业或高中毕业去当徒工是‘大材小用’，是‘屈才’的。我是当过徒工的，对徒工生活也有一些体会和感受。为了帮助广大青年徒工早日改变上述不正确的态度，安心自己的工作，《中国青年》杂志社要我写一写关于自己对徒工的体会和认识。稿子我现在已经写好了，但感觉许多地方重点不突出，内容也欠佳。我想请主席公公在百忙中抽出一点点时间帮我修改一下。”
王海容同时在信中表示，如果“主席公公没有时间”代她修改，就请早日将文章寄回来。可是在文章和信寄出后，两个多月了，既没有消息，文章也没有寄回来。现在突然接到通知，使她不安的心中又多了几分期待。
这天下午3时许，王海容按时来到毛泽东的住处，一进门，见毛泽东手中正拿着厚厚的一沓稿子，有20页之多，正是自己早先寄给叶子龙的稿子，忙叫了一声：
“主席公公!”
毛泽东见王海容来了，招呼她坐下来，将手中的稿子递给她，顺手拿起了一支香烟。王海容忙起身为他点着了火，然后回到座位上一页一页地翻起稿子来。在稿子的第1页上，毛泽东写了两行大字，不仅为她拟了标题，还给她起了一个笔名，那两行字的第一行是“我的经验”，第二行是“徒工王波”。再往下看，文章中有几段文字完全是毛泽东重新改写的：
“我们要牢牢记住，真正的知识是在实践中得来的，任何书本知识只有在书本的们在实践中反映了客观真理，才算是真正有用的。否则，书本上的道理便只是无用的假道理，决不是能够改造世界的有用的真理。”
“虽然我对过去工人的那种艰苦生活没有亲身的体会，因为我在1949年全国解放时才是一个11岁的‘黄毛丫头’，什么事也不懂;但是在北京化学工厂从许多老工人的谈话中使我体会到了我们今天的生活和工作与解放前的生活和工作对比起来，实在太幸福了。”
“在上面，我讲的全是些好事情，这是真的。难道没有一点坏事情，或者叫做错误缺点的吗?当然是有的，年年有的，月月有的。怎么对待呢?以我们工人阶级主人翁的姿态，把所有错误缺点，一件一件克服掉。”
王海容看完了稿子，毛泽东又和她谈到了工厂，谈到了学校，谈到了劳动锻炼和思想改造。
下午5点多钟，当王海容辞别毛泽东走出中南海时，大街上已经是华灯初放，她的心情显得格外清朗和舒畅。
后来，王海容的这篇文章在《中国青年》杂志1960年第23期上发表时，编者们专门写了一个编者按，将毛泽东修改的几段话引出来，作为整篇文章的画龙点睛之笔。
10月20日，毛泽东在公安部党组关于战犯第2批特赦和减刑名单的报告上批示道：
“此件送少奇、富春同志阅，在书记处通过照办。”
此后，在11月28日、1961年12月25日、1963年4月9日、1964年12月28日、1966年4月16日，中央政府先后特赦了5批战犯。这是后话。
且说10月22日，斯诺应毛泽东之邀来到菊香书屋作客。毛泽东一见他的面就说：
“我们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一隔就是21年。”
斯诺高兴地说：
“你们的变化是非常大的。”
毛泽东却故意说：
“这期间，你没有变，我们也没有变。”
斯诺强调说：
“从那时以来，你的窑洞稍微扩大了一些。”
毛泽东一边吸烟，一边说：
“这次你去延安，看了当时我住的窑洞。听说是扩大了。”
斯诺说：
“我是指的全中国。”
“那是要比窑洞大多了，情况好了一些。现在是要把中国搞得进步一点才好。”毛泽东微笑着说。他吸了一口烟，又关切地问道：“你的女儿西安今年多大了?你给过我她的照片。”
“她今年9岁了。”
“怎么才9岁?”
“她不是在西安生的。而是以西安命名的。在40年代，我和我第一个妻子离了婚，西安是我第二个妻子的孩子。”
“我收到你的一次还是两次信，信里有西安和你全家的照片。同时，周恩来总理也接到了你的一封信。”
“我在1950年写过一封信，那是通过陈翰笙转交的，我想到中国来，想写主席的传记。后来我放弃了这一打算。”
“1950年的信，你提起后我也记起来了。那时时机不好，正当抗美援朝的时候。这表明我们两国的关系不正常。新闻记者和双方人员往来的事不是还没有解决吗?大概要过一时期才能达成协议”“我希望有一天会达成协议的。”
“主席访问美国的可能性如何?”
斯诺转换个话题问道。毛泽东转对坐在一旁的国家卫生部顾问马海德诙谐地说：
“你们在医学上发明一个延长寿命的办法。我今年67岁，如果把我的寿命延长到97岁，那我就有希望访问美国了。”
斯诺说：
“我相信主席不必等到97岁就会访问美国的。”
毛泽东说：
“也许我错了，你正确。我希望在这一点上是我错了。事情很难预先料到。”
接下来，毛泽东向斯诺介绍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变化，谈到了1958年的大跃进和1959年的庐山会议，还谈到了中苏关系以及目前国家面临的困难。斯诺说：
“10年来你们一直生活在巨大变革中。你们觉得一切都是很自然的，而感觉不出自己的发展速度。我的情况不同，我在40年代离开中国以后，现在又回来了。对我来说，这些变化是惊人的。”
毛泽东说：
“中国有变化，但是还没有基本变化。中国变化在革命方面，在这方面是基本变化了。至于建设方面，现在才刚刚开始。你如果讲得神乎其神，人家就不相信你，因为不合乎事实。所以只能说有变化，生活水平也有所改善，但还没有基本改变。要改变这种状况，至少要几十年。如果在本世纪内，就是说，在40年内，能够改变那就算很好了。如果再加上过去的10年，就是50年，半个世纪。再快也难。”
他还说：
“不管美国承认不承认我们，不管我们进不进联合国，世界和平的责任我们是要担当的。我们不会因为不进联合国就无法无天，像孙悟空大闹天宫那样。我们要维护世界和平，反对世界大战，我们主张国与国之间不要用战争来解决问题。但是，维护世界和平不但中国有责任，美国也有责任。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这点我们是要坚持的。”
毛泽东在谈话中，还向美国政府发出了一个微妙的政治信息。他对斯诺说：
“我很想到美国旅游，看看大峡谷和黄石公园，到密西西比河和波托马克河去游泳。”
后来在11月15日，斯诺带着丰硕的成果离开了中国。1962年，他将他这次访问新中国的情况，写成了一本著名的书叫《大洋彼岸》，以后曾被翻译为《今日的红色中国》。斯诺在这本书中向美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介绍了新中国在各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分析了美、苏、日等国同中国的关系，主张美国政府应该和中国建立起友好关系。
再说10月23日至26日，毛泽东召集华北、中南、东北、西北4个大区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开会，听取他们关于农业情况的汇报，讨论如何纠正和堵塞“共产风”问题。中央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及廖鲁言、陈正人参加了会议。
河南省委主要负责人吴芝圃汇报了信阳事件。大家十分震惊，纷纷对他进行批评，指责他在政策上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
10月26日，有关信阳事件的材料，送到了毛泽东手里。他的心在颤抖，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工作人员都扭过脸去，偷偷擦眼泪。毛泽东看看大家，声音哽咽着说：
“全国不少地方遭了灾，许多老百姓在挨饿，我们是不是不吃肉，不喝茶了?我们带个头好吗?”
卫士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如何回答。毛泽东见大家面有难色，就解释说：
“人家逼债，我们少吃一点肉，争取3年内把债还清。我们中国人是有志气的，谁也休想让我们低头弯腰!”
从此以后，毛泽东开始吃素，不吃肉了。他向工作人员郑重宣布了2条要求，一是自力更生，一是艰苦奋斗。他说：
“全国人民都在定量，我也应该定量。是不是肉不吃了?你们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带这个头啊?”
大家都说：愿意。毛泽东严肃地说：
“那好。我们就实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我不吃猪肉，也不吃鸡蛋，用猪肉和鸡蛋出口换机器。我呢，有米饭、青菜、盐和油就够了。”
毛泽东给自己的饮食做出了新规定：
“不吃荤菜，只吃米饭和青菜。”
护士长吴旭君劝毛泽东增加营养，改善伙食，毛泽东说：
“全国人民都这样，我一个人吃了也不舒服啊!国家有困难了，我应该以身作则，带头节约，跟老百姓共同渡过难关，不要给肉吃，省下来换外汇。吃素不要紧。”
吴旭君为了保证毛泽东的健康，只好每天给他计算摄入食物的热量，增大素菜的量。毛泽东还是不让，每顿按照他的指示，只炒一个青菜，两样小菜，还是照样吃原来用大米、小米合做的“二米饭”。
有一次，毛泽东带机要秘书罗光禄等人去钓鱼台国宾馆开会，他叫工作人员同他一块儿吃中饭。毛泽东发现餐桌上有一盘肉，立即叫来管理员问道：
“大家都没有吃肉，为什么给我们搞肉吃?”
管理员解释说：
“前天招待外宾宴会，按规定准备两桌菜，因为临时人数有变动，省下一桌菜，剩下2斤肉，才让主席和同志们打打牙祭。”
毛泽东听说大家都分吃了一点，就没有话说了，他吩咐照章付款。
有一次，毛泽东家里来了几位客人，不得不嘱咐厨师添了一盘红烧肉。毛泽东要高智陪客，高智给客人们夹了红烧肉，给毛泽东也夹了一块。过了一会儿，高智又夹了红烧肉给客人，他知道毛泽东已经很久没有吃红烧肉了，于是又给毛泽东夹了一块，谁知毛泽东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吓得高智再也不敢给他夹肉了。
这个时候，正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李讷每月口粮只有27斤，根本不够吃。在一个周末，江青塞给女儿一包奶粉，毛泽东很不高兴，说是下不为例，以后不许再往学校带东西。据卫士尹荆山回忆说：有一次，他去北大看李讷，见李讷脸色不大好，就问她说：
“是不是生病了?”
李讷不好意思地小声说：
“尹叔叔，我饿得难受……”
尹荆山听了很难过，回到中南海就向李银桥作了汇报。李银桥想办法搞到了一包饼干，悄悄给李讷送去了。李讷接过饼干，看看四周没人，抓起两片塞进嘴里，匆匆嚼了几下就吞了下去，然后小心翼翼地将包包好，藏了起来。
毛泽东知道李银桥去看了李讷，就把他叫进屋里，盯着他问道：
“去看李讷为什么不事先说一声，你给她送什么了?”
李银桥不好隐瞒，只得照实说了。毛泽东声色俱厉地说：
“三令五申，为什么还要搞特殊化?”
“别的家长也有给孩子送东西的。”
李银桥小声辩解着。毛泽东把桌子一拍，高声说：
“我的孩子就不许送!”
李讷只有在周末才能和爸爸妈妈一起吃顿饭，这是为了能让她有机会和爸爸妈妈见见面，也是借机为她改善一下生活。大师傅每到做这顿饭时，都要加两个好一点的菜，让她稍稍解解馋。自从毛泽东和他身边的人实行三不政策后，李讷周末回家，大师傅照例加两个菜，可质量却明显地下降了，连油花也见不到几滴了，那味道跟学校大食堂的菜也差不了许多。餐桌上甚至连毛泽东最爱吃的炒辣椒也越来越少了。
在李银桥送饼干不久的一个星期六，尹荆山利用给毛泽东倒茶的机会说：
“主席，李讷回来了。两三个星期没见，一起吃顿饭吧?”
毛泽东放下手中的笔，抬起头来微笑着说：
“嗯，那好，那好。”
尹荆山忙去报告江青，江青稍一犹豫，小声说：
“多下点米，多放点油。”
这一顿晚餐，炊事员搞了4菜1汤，还有辣子、酱豆腐等4个小碟，他还得意地说：
“今天我多下了一倍的米。”
此时，李讷正在毛泽东卧室里和爸爸谈话，她说：
“我的定量老是不够吃，菜少，全是盐水煮的，油水还不够大师傅沾光哩。上课肚子老是咕噜咕噜叫。”
毛泽东轻声说道：
“困难是暂时的，要和全国人民共度难关。要带头，要做宣传，要相信共产党。”
他还开玩笑说：
“大师傅掌勺，连我也管不了呵。”
说罢，就拉着女儿来到饭桌旁。饭菜已经摆好了，毛泽东说：
“嗯，今天一起吃饭。”
李讷刚坐下就抓起了筷子，鼻子伸到热气腾腾的米饭上嗅了嗅，那是红糙米掺了芋头做成的，她深深地吸吮着香气，说：
“啊!真香啊!”
她望着父母粲然一笑，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江青望望女儿，又望望毛泽东，勉强笑一笑，夹一筷子菜放到女儿碗里。毛泽东望着女儿，说：
“吃吧，快吃吧。”
李讷往嘴里扒饭，饭太烫，她嘴里含着饭，咝咝地向外吹热气，吹了几下就咽下去，烫得她眼泪都流出来了。
“吃慢点，着什么急。”
毛泽东轻轻地笑着，笑得很不自然。李讷瞟了一眼旁边的卫士，腼腆地说：
“在学校里吃饭都很快，习惯了。”
“现在是在家里么。”
毛泽东说话的声音很低，脸上已经变成苦笑了。
“吃菜，多吃菜。”
江青不停地往女儿碗里夹菜。她那白皙的脸色已经有些苍白了，目光直直地望着女儿吃饭。李讷在父母面前从不拘束，也无须保持形象，她狼吞虎咽地往嘴里扒饭的时候，偶尔抬一下眼皮，目光匆匆扫过桌面，看看饭菜还剩多少。卫士们看着看着眼睛酸了，喉咙也堵塞了。她是毛泽东的小女儿啊!谁能相信她会饿成这个样子?
毛泽东开始还陪着女儿慢慢地吃着，有一句每一句地聊着，渐渐地，他不说话了，终于停下了筷子，怔怔地望着女儿出神。江青早已停了筷子，看看女儿，又看看毛泽东。
“哎，你们怎么不吃了?”
李纳的嘴终于离开饭碗，诧异地问道。毛泽东说：
“哦，人老了，吃不多。我很羡慕你们青年人。”
他说着并不看女儿，也不看江青，抓起报纸，侧着身子看报。江青的胸脯微微起伏，看一眼毛泽东，把剩的半碗米饭倒进李讷的碗里，瞟一眼毛泽东，起身离开了。卫士们看到她眼眶里已经溢满了泪水。
毛泽东始终埋头看报，似乎什么也不知道。他慢条斯理地说：
“我年轻的时候在湖南搞社会调查，有次饿了一天，讨了一块番薯……”
毛泽东还没讲完，李讷的心思只在吃饭上，也没注意父亲讲话，就说：
“你们不吃，我就全打扫了啊。”
“打扫完。”毛泽东好像不敢看女儿，用左手在桌子上点了点，说：“‘三光’政策，不要浪费。”
李讷把饭菜吃得干干净净，还没有离开的意思，两眼在桌子上转，连一片葱花也不放过，仔细地夹起，朝嘴里送。她说：
“爸，我可能还要发育哩，饭量特大，这么大的窝头我能吃3个。”
她比划了小碗口那么大。毛泽东没有看，还是盯着报纸看。
“今天的饭菜真香啊，可惜……”李讷望望盘子，又望望尹荆山，说：“尹叔叔，还有汤吗?把这盘子涮涮，别浪费。”
尹荆山猛地转过脸去，泪水夺眶而出，朝着厨房跑去。
“唉，李讷这孩子也真受苦了。”
炊事员嘴里念叨着，找出两个白面掺玉米面蒸的馍头。尹荆山等不及在火上烤，便拿来给了李讷。
李讷摇晃着身子，不好意思地看看爸爸，掰一块馍头擦擦盘子往嘴里塞。尹荆山拿来热水瓶，将水倒进菜盘，帮她一个盘子一个盘子涮了让她喝。毛泽东的喉咙里咕噜咕噜地响了两声，站起身，什么话也没有说就走开了。他站在院子里凝视着那7棵古老的柏树，久久一动不动。
晚上，江青进了毛泽东的卧室，估计她是为李讷的事而来的。尹荆山忙退出来，在外面侍立。半小时后，江青出来了，眼睛红红的，明显是哭过了。尹荆山想了想，便进去替毛泽东倒茶，借机说：
“主席，李讷太苦了，我想，以后是不是可以……”
“不可以。”毛泽东什么都明白，他断然地说：“和全国人民比起来，她还算是好的。”
“可是……”
“不要说了。我心里并不好受，她妈妈也不好受。”毛泽东深深地叹了口气，不无忧伤地说道：“我是国家干部，国家按规定给我一定待遇。她是学生，按规定不该享受就不能享受。还是那句话，谁叫她是我毛泽东的女儿呢?还是各守本份的好，我和我的孩子都不能搞特殊，现在这种形势尤其要严格!”
正是：国家有难，人民苦情，领袖律己与民同。
不忍见饿儿竟有这般吃相，卫士落泪，父母动容。
谁个不怜膝前女，只缘我是毛泽东!
不久后的一个周末，大师傅想办法弄来了一条鱼，可是这条鱼看样子只有半尺来长，身子又扁又平。他还特意地说了一句：
“主席好长时间没有吃鱼了。”
一家几个人都不动筷子，想把鱼留给毛泽东吃。毛泽东奇怪地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说：
“吃呀，吃鱼啊!”
他见几个人还是不动筷子，便把筷子伸向放着鱼的盘子，招呼道：
“吃，我来带个头。”
李敏、李讷、毛远新只好慢慢地吃了起来。但他们无论如何也高兴不起来。
后来，李讷因为缺乏营养，得了浮肿病，毛泽东说：
“这比起在井冈山的一段生活来，也还算不错了。当年，在革命受到挫折遭到失败时，有人就沮丧，就灰心，好像眼前一片漆黑。我可不那么看，黑暗过去就是光明。有一次，我对战士们说：‘你们年轻人，嘴上还没有毛哩，我比你们的年纪大。我都想看到中国革命的胜利，难道你们年轻人都不想?我希望革命胜利后，大家都健在，我和你们一起来庆祝我们自己的胜利。’”
不久，身材高大的毛泽东，体重已经下降到了75公斤。
再说1960年11月2日，毛泽东收到了中央委托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
11月3日清晨，毛泽东审阅修改完了《紧急指示信》，他将原稿中“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从1961年算起，至少5年不变”的“5年”改为“7年”，并加了一句：“在1967年我国第3个五年计划最后完成的1年以前，坚决不变”;将原稿中“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必须在一定时期内稳定下来”的“一定时期”改为“一个长时期”;将原稿中各生产小队之间在分配上的差别“对于发展生产是有利的”“有利的”改为“极为有利的”;将原稿中“社员户养猪也不可偏废”改为“应该鼓励”;在原稿中“在现阶段，人民公社分配原则还是按劳分配”的“在现阶段”之后，加上了“在很长的时期内，至少在今后20年内”一句。
毛泽东将修改稿立即退还给周恩来，并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作了一些修改，有几点是重要的。请你召集富春、震林、鲁言、正人、伯达谈一下，最后定稿。”“用电报发出，越快越好。”
11月3日下午，周恩来召开会议，讨论定稿后，立即向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总支和支部，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这12条指示是：
1、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2、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3、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4、坚持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5、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6、少扣多分，尽力做到90%的社员增加收入。7、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三七开。8、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9、安排好粮食，办好公共食堂。10、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活跃农村经济。11、认真实行劳逸结合。12、放手发动群众，整风整社。
“十二条”发出后，毛泽东密切关注着各地贯彻执行的情况。各地的报告陆续送来，他特意嘱咐值班秘书说：
“这些电报我都要看。”
11月5日，中共中央派出以刘少奇、邓小平为正、副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参加第二次莫斯科会议，并成立了一个文件起草委员会，对苏共的错误观点提出修改意见，为代表团做好理论上准备工作。
后来在11月10日至12月1日，苏共中央在莫斯科主持召开有81个国家兄弟党参加的会议，这就是第二次莫斯科会议。苏共中央利用这次会议，公布了一份长达60000多字的信件，发动了一次空前规模的对中共中央的攻击，暴露出苏共中央要控制一切、指挥一切的态度和目的。以刘少奇、邓小平为正、副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在会议上对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观点和错误做法，进行了揭露和斗争。同时，苏共的做法也受到了不少与会者的批评。会议最后通过了《莫斯科声明》、《告世界人民书》。使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有所缓和。
第二次莫斯科会议打破了长期以来形成的苏共批评不得、一切由苏共说了算的局面。
再说11月15日晨，毛泽东看了关于中央机关抽调万名干部下放基层的报告后，在报告上写了一个批注，他写道：
“全国大好形势，占三分之二地区;又有大不好形势，占三分之一的地区。5个月内，一定要把全部形势都转变过来。共产党要有这样一种本领，5个月工作的转变，一定争取1961年的农业大丰收，一切坏人坏事都改过来，邪气下降，正气上升。”
尔后，毛泽东又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在讲大好形势、学习政策的过程中，要有一段时间大讲三分之一地区的不好形势，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农村工作极为艰苦，要有坚强意志决不怕苦的精神才能去，否则不能去。”
11月1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他在指示中写道：
各中央局，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
发去湖北省委王任重同志报告一件，湖北省沔阳县总结一件，湖北省沔阳县通海口公社纠正错误后新情况报告一件，供你们参考。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省委自己全面彻底调查一个公社(错误严重的)使自己心中有数的方法是一个好方法。经过试点然后分批推广的方法，也是好方法。省委不明了情况是很危险的。只要情况明了，事情就好办了。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自己起来纠正干部的五风不正，反对恩赐观点。下决心的问题，要地、县、社3级下决心(坚强的贯彻到底的决心)，首先要省委一级下决心，现在是下决心纠正错误的时候了。只要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根据中央十二条指示，让干部真正学懂政策(即十二条)，又把政策交给群众，几个月时间就可把局面转过来，湖北的经验就是证明。12月上旬或中旬，中央将召集你们开会，听取你们的汇报，请你们对自己的工作预作安排。
中央
毛泽东在指示中所说的“12月上旬或中旬”的会议，就是后来在12月24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
11月18日，毛泽东同时会见了古巴、巴西、阿根廷、玻利维亚、秘鲁、墨西哥、厄瓜多尔和日本等国的新闻界朋友。
11月28日，毛泽东看了《甘肃省委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第四次报告》，为中共中央转发这个报告写了一个批语，全文抄录如次：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
发去甘肃省委1960年11月25日报告一件，很有参考价值，值得你们及地、县同志们认真研究一遍至两遍。甘肃省委在做自我批评了，看起来批评得还算切实、认真。看起来甘肃同志开始已经有了真正改正错误的决心了。毛泽东同志对这个报道看了两遍，他说还想看一遍，以便从其中吸取教训和经验。他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例如，错误之一，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了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太快了。在那个文件中有一段是他写的，那一段在原则上是正确的，规定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原则和条件，是马列主义的。但是在那一段的开头几句规定过程的时间是太快了。那一段开头说：“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现在更正了，改为从现在起，至少(同志们注意，说的是至少)7年时间公社现行所有制不变，即使将来变的时候，也是队共社的产，而不是社共队的产。又规定从现在起至少20年内社会主义制度(各尽所能，按劳付酬)坚决不变，20年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候情况才能决定。所以说“至少”20年不变。至于人民公社队为基础的3级所有制规定至少7年不变，也是这样。1967年以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定，也许再加7年，成为14年后才能改变。总之，无论何时，队的产业永远归队所有或使用，永远不许一平二调。公共积累一定不能多，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过多。不是死规定几年改变农村面貌，而是依情况一步一步地改变农村面貌。甘肃省委这个报告，没有提到生活安排，也没有提到一、二、三类县、社、队的摸底和分析，这是缺点，这两个问题关系甚大，请大家注意。
中央
1960年12月3日，中共中央根据自11月21日出现钢、铁、煤及运输生产逐日下降的情况，发出了《关于保钢问题的紧急指示》，指示中说：
“今年能不能完成1860万吨钢的生产任务，是国内国外瞩目的一件大事，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
“如果完不成生产任务，对于我们目前国内外的政治斗争，对于明年争取国民经济的继续跃进，都是不利的。”
在中共中央全力保证钢铁生产的号召下，这一年的钢产量到年底最终达到了1866万吨。
12月17日，毛泽东要学习英语，他给秘书林克写了一个便函，他写道：
林克：
莫斯科声明英文译本出版了没有?请你找2本来，我准备和你对读一遍。
毛泽东
1960年农历十一月的一天(12月18日为农历十一月初一)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家中接见了来自家乡的表侄贺凤生。
贺凤生是毛泽东二姑家表弟贺晓秋的二儿子，在家乡担任生产队长。他对湖南的浮夸风、共产风意见很大，给毛泽东写信要求进京，直接见毛泽东反映情况。毛泽东对此十分重视，就派人把他接到了北京。毛泽东一见到贺凤生，就微笑着说：
“我昨天才从杭州回来，听秘书说有这么一位亲戚要见我，我就告诉办公厅，请你今晚来谈谈。接来的客人嘛，岂有不见之理。何况你贺凤生还有50根头发跟我姓毛呢，你也是毛家的根蒂哟!”
毛泽东说完，一个人爽朗地笑了起来，笑完了又接着说：
“今天请你来，主要想听你们那里的情况，听听你家里的情况，好的坏的都可以告诉我。1927年与你的父亲贺晓秋分手后，就一直没有见到他了。后来他给我写了一封信，提供了很多极有价值的情况和意见，非常感谢你的父亲锋芒不减当年。你的父亲还健在吗?我还欠了他的光洋呢。”
贺凤生说：
“我父亲今年十月初八(即公历11月26日——笔者注)，在岳阳我大哥贺林生家里去世了，那时，我还在长沙治病。”
“应该给我拍个电报嘛，起码我可以发个唁电或送个花圈。”毛泽东听说表弟刚刚去世，立时责怪起贺凤生来。他点了一支烟，又说：“你父亲是我的救命恩人呢，没有他们这些人舍命相救，我毛泽东恐怕早就不在人世了。”
毛泽东越说越激动，他站了起来，说：
“革命成功，靠的是千千万万个贺晓秋这样的同志，巩固革命成果则要靠你贺凤生这一代和下代的共同努力。”
毛泽东缓了缓自己的情绪，又问道：
“寄给你治病的钱，收到了吗?”
原来，在1960年下半年，贺凤生曾有一段时间在长沙治病，花了不少钱，经济上十分困难。毛泽东得知情况后，曾两次给他寄去了钱。
“收到了。一次300元，一次100元。”贺凤生一边回答，一边提问：“那些钱是您个人的还是公家的?”
“当然是我个人的啰!”毛泽东说：“我不需要更多的钱，有工资有稿费，又不需要存钱。更何况你们有困难应该帮助，共产党人总不能忘恩负义吧。今天只我们俩谈心，你不是说要向我反映下面的情况吗?给你1小时，不!两小时可以吧?”
毛泽东说完，向警卫人员做了个手势，警卫人员退了下去。会客厅里只剩下毛泽东与贺凤生两人了。贺凤生也不客气，一边喝着茶水，一边对毛泽东说：
“主席，我想请你到我们那里去吃几餐钵子饭，吃食堂饿死人了!食堂不散我不回去了。”
毛泽东说：
“好一个开头炮。讲下去，讲下去，我说过，不管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越具体越好，要真实情况，不要掺水，是一说一，是二说二，骂娘也可以。告诉我。只有贺晓秋的儿子才有这么好的礼物给我。”
贺凤生说：
“大跃进来了，要搞公社化。好不容易一家一户有了房子，一夜之间，全部都要拆了去居民点，土砖墙要捣碎了熬肥料，弄得到处鸡飞狗跳墙，哭的哭爹，骂的骂娘，一百户两百户连在一起，越大越是集体化，如果老天爷一把火，从东到西几百间茅棚全会烧成灰。小铁锅砸了炼钢铁，小灶拆了积土肥，筷子碗碟全部归公，只允许一个大队开一个食堂，大锅饭、钵子饭、双蒸饭。还没得饱饭吃，餐餐萝卜、红苕，没得几个油花花，吃得男子大肚子水肿，路也走不动，女人没崽生，瘦得风都吹得起。”
贺凤生见毛泽东听得很认真，就喝了一口茶水，接着说：
“现在的干部都兴放卫星，实际上是浮夸卫星。不实事求是，搞假场面的是英雄，还可以升官。红薯烂在田里犁掉。稻谷不想收，放火烧掉。仓里没得几粒谷，还硬说亩产达到几千斤。为了迎接上级的检查，把好几块地里的稻谷栽倒一块田里，硬说是亩产达到几千斤，是大跃进带来了大丰收，鬼都笑落牙齿。做假事说假话的是那些人，做官受表扬的也是那些人，好吃好喝的还是那些人。干部当老爷，严重脱离群众，老百姓饿得要死，只能在背后冲天骂娘。”
贺凤生越说火气越大，他向毛泽东身边移近一步，问道：
“您不是说党和人民是血肉关系吧?现在皮是皮，肉是肉，是中央要咯么搞?还是下面一些干部在腰河里发水?”
毛泽东说：
“不是腰河里发水，当时估计形势高了一点，责任在中央。从高级社到人民公社，只有1年多时间，全国就化开了，步子快了。有些真正具备了条件，有些只是为了跟形势，还有些没有具备条件，是一阵风刮起来的。下面有些情况，中央也不一定都清楚。三面红旗是党中央提出来的，有些问题虽然出在下面，中央却有责任，真是愧对人民，愧对为革命工作做出了巨大牺牲的人民。”
毛泽东说到这里，沉默了好一阵子。他语气沉重地告诉贺凤生说：
“中央准备近期开个三级干部会议，大约7000人。华容县领导也要来，叫他们来，要好好讲讲这个问题。白天出气，晚上看戏，刹一刹这股风。”
贺凤生见毛泽东心情如此沉重，也缓和了许多，他说：
“还有一个问题要向主席汇报。”
贺凤生想了想，不知该不该说，他犹豫了一下，还是说道：
“我们那里不少地方，现在把人家的祖坟都挖掉了，说是为大跃进改造产粮田，也不事先出个安民告示，有些坟挖出来了没人管，尸骨乱丢，不讲人道。我姐的坟就给人挖开了，到现在也找不到尸骨。”
毛泽东听到这里，十分气愤，他站起来，大声地说：
“共产党人也讲人道嘛，也是爹娘养的嘛!国民党挖我的祖坟我也气愤呢，这个问题要处理好!”
他顿了顿，接着说：
“我给你两个权力：有困难可以随时找我，有什么情况也要随时告诉我。真的，社会上像你贺凤生这样敢讲真话的人太少了。中央领导下去，下面尽讲好听的，带着你看好看的，很难得到真实情况。他们怕说拐了场掉乌纱帽。农村有句俗话，叫‘三十吃年饭，尽赶好的搬’。不像你贺凤生无所求也就无所顾虑。要提倡各级干部都讲真话。要让农民吃上饱饭，不能风一阵，雨一阵，任何一级干部都不准搞假家伙。你们华容县那个钱糠湖圈垦，也有可能是个好工程，但下雪吃雪，落雨淋雨，使农民兄弟受苦就不对了。对不起农民兄弟，请你代表我，向他们道个歉。”
不知不觉3个小时过去了，秘书第3次来催毛泽东休息，终于结束了这次谈话。
毛泽东留贺凤生在家里跟他一起吃晚饭。菜端上来了，贺凤生一看，是普通的4菜一汤，最好的一盘是炒鸡块儿。厨师说：
“这一份是主席特意吩咐给你加的。”
吃过晚饭，在北京化工实验场工作的文炳璋来了，他是毛泽东通知他来接贺凤生的。
第二天，毛泽东接见贺凤生时，告诉他说，他反映的情况，已经和刘少奇、周恩来交换了意见。党中央、国务院进行过研究，认为食堂要拆散，生产要恢复，浮夸风要制止。
毛泽东还说：
“感谢你为中央提供了最有价值的情况，那是少奇、恩来和我都捞不到的真实情况呀!”
贺凤生临走前，毛泽东送了他一盒大中华香烟，一块上海牌手表，一条上海产羊毛围巾，一顶东北狐皮帽，一支大号金星钢笔，一个带有毛泽东、朱德头像的笔记本，另外还有25斤粮票和50元人民币。他拉着贺凤生的手说：
“走，我送你出新华门。”
“嚓”，闪光灯亮了，眼明手快的摄影记者抢拍下了这一非比寻常的场景。
据工作人员回忆说，自此，毛泽东忧心如焚，他曾一连多少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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