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北京大学哲学系77级的学生，也是北大哲学系当年00001号学生;他是中央党校历史上的首批硕士、首批博士。
王伟光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求索者，也是一位典型的学者型领导干部，长期从事学术理论研究，又长期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成就斐然。自轮训培训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最高学府中央党校到中共中央国务院重要的思想库和智囊团中国社会科学院，尽管岗位变了，但是于王伟光而言不变的是对真理的追求，不变的是严谨求真、笃学慎思的学者风范和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领导艺术，以及谦和睿智、与人为善的人格魅力。
(图为博主余玮采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王伟光后合影)
做马克思主义的“秀才”
“是中央党校培养了我，我对中央党校的事业是有感情的，对中央党校的老师和同志们是有感情的，对中央党校的一草一木是有感情的。”2007年12月，中央正式决定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王伟光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在离开中央党校时，王伟光动情地如是说。
王伟光是自中央学校这块理论沃土上一步步成长起来的，他在这里学习、工作和生活20余年。中央党校是成就他的地方，他在这里为党、为国、为人民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在即将离开这块曾经朝夕相处的地方，他的内心自然十分复杂……
王伟光1950年出生于辽宁丹东，1967年11月参加工作。1981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4年的大学生涯很快就要过去了，同学们都为在社会上找一份工作而努力。当时，北京大学哲学系辅导员找到王伟光说，学校领导想让你留校做学生工作，人事关系可以放在哲学系伦理学教研室。一时间，消息传开了，引起同学们的羡慕和赞叹不已。
恰在此时，招考研究生的消息传出来了。是留在北大工作，还是进一步攻读学位研究生?王伟光的脑海里出现甲乙两个小孩打架似的情景，甲小孩叫“北大工作”，乙小孩叫“报考研究生”。经过长时间的“打架”，最终乙小孩取胜。“文革”中被停止的招收研究生工作得到恢复，王伟光对学习和知识的渴望重被唤醒。他去教育局查看了招生目录，结合自己所学专业和功底，报考了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是著名哲学家和教育家、时任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韩树英。
报考研究生，同样面临准备时间短的问题。这是恢复高考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招考研究生，准备时间只有暑假一个半月。更让王伟光着急的是，考试的内容不明了，特别是考几门、考什么都说不清楚，导师也毫不熟悉。既已决定，王伟光就豁出去了，贪婪地全面复习外语、政治、哲学、文学，拼命汲取着知识。“从清晨4:30一直准备到夜里12:00，体力、精力消耗很大。”
最终，王伟光脱颖而出。1981年底，接到中央党校的入学通知书时，王伟光十分激动。当时中央党校只有两个班次，一个是中青年领导干部培训班，再一个就是硕士研究生班。“我们是中央党校复校以后招收的第一批硕士研究生，我们这个班共28个人，其中有党员20人，编成一个党支部，归三部(即理论部，后改为研究生部)管理。”报到后，班主任杨宗禹找王伟光谈话，说经学校和部里研究，让王伟光担任支部书记。
到党校后，大家求知欲望非常强烈，希望多开一些课程，多学一些知识，总感到吃不饱。为此，王伟光所在的支部商量了一下，由全体支部委员找一下校领导，反映一下同学们的要求。当时主持中央党校工作的冯文彬在家里热情地接待了王伟光等。王伟光向他汇报了入校以来的学习情况，同时提出了增加课程的要求。冯文彬听了以后说：“学校领导十分关心你们这个班。校委决定举办这样的班次，目的就是要培养马克思主义的‘秀才’、马克思主义的‘笔杆子’。你们的主要任务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基本教材就是马克思主义原著，不一定要安排那么多课程。最重要的是自学原著，真正力争做到读懂精通马克思主义，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说明并解决实际问题。”返回后，王伟光向同学们认真传达了这个精神，进一步修订了学习计划。
“回顾起来，3年的读书生活是十分紧张的，许多同学连续几个寒暑假不回去探亲，舍不得放弃节假日，抓紧时间拼命读书、调查研究。”王伟光记得，毕业时胡耀邦同志代表党中央在中南海接见了他们并合影留念，勉励大家“到实际工作岗位上去锻炼，真正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秀才’”。
1984年底，王伟光以《马克思论人的本质和他的科学世界观的形成》的优秀论文一举获得哲学硕士学位。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王伟光留校哲学教研室历史唯物主义教研组任教。
次年2月，中央党校招收首届博士生，王伟光横下一条心，将“冷板凳”坐到底，着手报考。“决心已定，我就抓紧时间，进入分秒必争的战前准备。对我来说，基础课和专业课的考试，应该问题不大，难度最大的是英语，听、说、写都要会，至少要达到五级英语的水平，才能应付博士研究生的外语入学考试。于是，作为已经步入成年的我，开始像年轻人一样背外语，连骑自行车送孩子上托儿所的时间，我也不放过，戴着录音机练习听力。”
工夫不负有心人，王伟光等3人成为中央党校建校以来的第一届博士研究生，成为韩树英导师的开门博士弟子。在王伟光眼里，无论从事哲学研究还是教学工作，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韩树英一直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独立思考的理论立场和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对自己的影响很大。当时，理论部(现研究生院)把王伟光等3人编为第一届博士研究生党支部，由王伟光任党支部书记。
经过3年的潜心攻读，王伟光顺利通过了题为《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立足于经济分析》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参加答辩会的学者认为，该博士论文对现实性很强、难度很大的课题“作了有意义的探索和贡献，是一篇有相当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博士论文”。不久，被国务院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的博士学位获得者”。
扎下身子深入实践以丰富人生阅历
在中央党校，王伟光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担任过哲学教研室历史唯物主义教研组组长，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研室主任等职。
1991年3月，王伟光作为中央党校中青年代职锻炼干部被派到河北省秦皇岛市，先任该市市委常委，在海港区委兼职，分管党建、工青妇和农村工作;后任市委副书记，分管党建、农村、工青妇、对外开放等工作。王伟光说，在秦皇岛市代职锻炼的近两年，尽管时间并不长，但是自己领导才干增长最快的时期。他深有体会地说:“这段时间里，使我丰富了人生阅历，积累了工作经验，提高了领导才干。年轻干部，特别是从事党的理论工作、干部教育工作、机关工作的年轻干部一定要到基层去锻炼。缺这门课的，要尽早、尽快补上。年轻干部到基层锻炼，不能浮在上面，不能去镀金、混经历，必须扎下身子，实实在在的深入实践、联系群众、联系干部，和他们一起生活、一起工作。”
他的父亲曾在秦皇岛地区参加过“四清”运动，王伟光没有想到自己也同这块土地结缘。尽管自己初中毕业后便开始走上社会，首先接触的基层是“北大荒”兵团农垦，但是王伟光认识到自己从北大到党校，从学生到教师，离开基层已1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基层的实际情况已发生很大的变化，有待于自己深入了解。当时，王伟光给自己下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只在地方干事，不参与地方人事。后来，他把这条不成文的规定，又具体化为只进行调查研究，不具体接待或回答来访上访，遇到此类问题只负责反映不表态;广泛联系干部群众，不具体参与干部任免和人事调配;只完成分配的任务和交办的工作，不干不属于自己分管的事情。
王伟光一开始在海港区兼任领导职务，用了8个月时间，几乎跑遍了海港区大大小小的街道、村庄和企业，交了一大批乡村干部朋友。除此之外，对海港区委和区政府的各个机构也做了较为全面的调查，了解了一个区的党和政府的运作程序，全面管理一个城区的工作，同时又在党建、经济发展方面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8个月后，又任市委副书记，一度分管经济工作和对外开放工作。在秦市工作期间， 他提高了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水平，积累了全面运作经济工作的经验。
正当王伟光甩开膀子，准备在秦市大干一场的时候，突然接到中央党校组织局的电话通知，告知组织上将对他进行考察，马上让他提前结束代职锻炼，返回学校。因在秦市工作期间，与同志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临走时秦市的同志一拨一拨送王伟光，使他感受到了基层干部的热情和真诚。不久，王伟光被任命为中央党校哲学部副主任，后又被任命为教务部常务副主任、主任等职。十四大之后，进入了校委班子，成为当时最年轻的校委委员，从此走上了党校教学管理的岗位。
理论沃土上成就学者型领导干部
在担任教研部和教务部负责人期间，除在第一线从事教学研究外，王伟光投入很大的精力从事教学行政管理，现在中央党校的教学管理主要制度的基本框架还是他当年主持教务部工作时制定的。
不久，王伟光出任中央党校副秘书长，1998年2月担任副校长。在副校长的任上，他身体力行，坚持党校姓“党”的根本原则，充分发挥“三个阵地、一个熔炉”的作用，自觉地探索党校的办学规律，努力推进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教学和教材新体系的建设。他说，自己在中央党校所主管和分管的部门大部分关乎党校的日常运转和保障，桩桩件件都不是小事，做好这些事又都得从细节入手，马虎不得。
步入山水相依的中央党校校园，满眼楼台掩映，草木葱茏，随处可见励志名训等文化景观，建筑风格不乏肃穆典雅而实用，规划合理而设施完善。然而，中央党校的主校园区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设的，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原有的设备设施严重老化失修，已很难满足大规模培训干部的需要。为落实中央扩大办学规模，加大培训力度的要求，建设一流的党校校园，打造一流的学习生活环境，提供一流的学习生活条件，成为新形势下加强校园建设的重要任务。在中央领导同志和校委领导下，王伟光在具体主持谋划和组织校园基本建设的日子里，精心制订校园建设规划，建设功能齐全的教学办公区，建设相对独立的职工住宅生活区，并改造南校园建立研究生教育基地。十易寒暑，王伟光与他的同事们踏遍了校园的每一个角落，通过现场勘查、反复斟酌，彻底解决了教职员工的住房问题，改善了学员的学习生活条件，使校园面貌焕然一新。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到中央党校时竖起拇指称赞道：“从党校校园和综合大楼，切身感到了大国大党大校的大气!”
担任领导职务后，事务繁杂，需要处理的工作很多，清静的时间很少，但王伟光并未因此影响对学问的探求和理论的思索。他充分利用一切业余时间，甚至在车上或飞机上也要看书或写作。有一次，他乘飞机出差，突发灵感，可是随身没带稿纸，王伟光便在清洁袋上撰写文章，一连写了6个清洁袋。一下飞机，交给秘书，整理出来就是一篇高质量的学术文章。
他说，写作除了能够提高自己的表达能力，怡情养性，还能通过传播正确的思想推动社会。“思考、语言表达、写文章，是一个学习、思考、消化、吸收和升华的辩证联系的有机过程，写是重要环节，写文章是领导干部提升自己素质的有效方法。领导干部自己动手写文章，是加强学习，努力提高自身能力和水平的重要方式，也是一种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读书是学习，自己动手写文章也是一种学习。”
行政事务再多，他始终也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的责任，主持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利益关系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研究、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研究等多项重大科研项目，并担任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主持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若干专题研究。
在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探索中，王伟光深感焦点和难点均在如何抓住重大现实问题，找准马克克主义哲学与中国社会重大现实问题的结合点，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时代精神和新的社会实践这三者有机结合起来。王伟光说：“设想一个问题并不难，但做起来却非常之难。把设想变成理论，不但需要勇气和智慧，更需要不怕失败的胸怀和气度。在创新的征途上是没有退路的，理论只有在回答现实问题的过程中才能获得新的生命力。”
王伟光哲学研究和创新的主要途径是“抓两头”：一头是历史源头，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宝库中，到中华民族哲学和国外哲学中探求哲学理念;另一头是现实源头，结合时代精神，针对改革开放的鲜活实践，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上加以分析和回答，企求哲学的概括与升华。
尽管身处高位，王伟光不忘耕耘，出版理论著作、发表学术论文、撰写讲稿等各类文稿总字数达数百万字以上。作为一位学者，王伟光把阐述并践履党的创新理论、运用理论回答重大现实问题当作义不容辞的责任。在《科学发展观的研究和实践》、《科学发展观基本问题》专著中，他从马克思哲学世界和方法论的高度对科学发展观的实践基础、理论来源、科学内涵、精神实质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发展，发展什么，怎样发展，为谁发展，靠谁发展”和“五个统筹”的战略要求，对如何实现又好又快发展作了哲学理论层面的阐述。
王伟光虽然大量时间从事行政管理工作，但他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教师，他从1984年走上中央党校讲坛，20多年来就没有停止过当教师讲课，他已指导了几十名硕士、博士和在职研究生，仅近年来听他讲过课的领导干部就数以万计。每年中央党校都要举办或承办一些高规格的会议和班次，他都承担讲课任务。在1997年起的几年里举办的省部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王伟光不仅担任领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负责日常办班任务，还承担讲课重任。每次从接受任务到亲自动手收集资料，分析问题，形成思路，撰写讲义，最后到讲课，他都是全身心投入。因为担负繁重的日常行政事务，备课更多的是在晚上完成，有一次为写讲稿，他在除夕之夜打了个通宵战。
王伟光对自己讲课的要求极高，他要求自己对基本理论和现实情况首先要吃透，要把道理说清楚，案例讲明白，高深的理论要通俗化，真正做到入耳、入脑、入心，要使大家听后有所收获，能够运用所学道理解决实际问题。为了力争良好的讲课效果，每在讲课之前，他反复修改、推敲讲稿，以达到既环环相扣、论证严谨，又脱稿讲课挥洒自如的程度，工作强度非常大。中央党校的学员都说，能听王校长的讲课是一种享受。他讲课的最大特点，就是能把玄秘深奥、枯燥乏味的哲学讲得通俗、生动、朴实，有如阅读一本常识书，总能吸引住各色各样的学员与听众。
王伟光不仅用辩证思维的方式阐述理论，还运用了大量的数据来分析事实，他直面现实、切中肯綮、深入浅出、旁征博引的教学风格激发了学员们对重大理论和现实的浓厚兴趣，以至社会各界纷纷邀请他讲学。然而，王伟光认为，最应该向他们传授的不是具体的知识，而是科学的思维方法、严格的治学态度、大胆的创新精神、正确的人生追求。
寻求科研强院的切入点与突破口
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履新后，在全国政协副主席、院长陈奎元的指导和关心下，在院党组成员的帮助下，王伟光为尽管适应新的岗位，尽快进入角色，开始马不停蹄的调研活动。通过个别面谈、小组讨论、实地走访等多种形式或渠道，他多方收集信息，了解情况，把握干部职工的所思、所想，关注社科发展的热点、难点和焦点，寻找开展工作的切入点和突破口。
围绕科研人员和工作人员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王伟光乐于同他们谈民情、议民生，帮助他们解决科研、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在调研中，他了解到全院有很多人属于无房户，还有相当数量人员属住房条件差，便把逐步解决职工住房问题作为硬任务，提出住房要靠几条腿走路来解决的思路，一是争取北京市“两限房”，二是争取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的经济适用房，三是争取燕郊较低价商品房等。让他高兴的是，在院党组和陈奎元同志领导下，目前这项工作正在积极推进，已开始解决无房户住房问题，同时低价商品房有望明年交付使用。职工住房条件已渐渐有了改善。为了改善科研、教学、办公条件，在陈奎元院长指导下，全院上下努力，正在积极推进科研学术交流大楼项目立项工作，600亩的研究生院新校园已经开工。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王伟光不是把自己定位为院领导，而是把自己当作社科院的勤务员，为了社科院的发展，积极工作，得到了陈奎元同志肯定的和同志们的赞同，但他永远都是谦虚地说，智慧出于实践，功劳属于集体，成绩归于群众。
在陈奎元领导下，王伟光具体主持起草院工作报告的任务，走访了社科院的所有单位，进行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院党组逐步形成了2008年和今后五年的工作思路。王伟光代表院党组做了2008年院工作报告，提出了社科院实现党中央“三个定位”要求的六项战略。
在社科院研究生院考察工作时，他得知，1997年，研究生院在团中央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党组的关心支持下，派遣了一个由39名博士生组成的“博士生服务团”到刚成立不久的重庆直辖市挂职，开创了我国“博士服务团”之先河。后来有10多位博士留了下来，目前已经成长为其所在单位的重要骨干，他们的成功与成才，说明了人文社会科学的人才培养要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路子。王伟光认为，要积极鼓励研究生参加去地方挂职锻炼的“博士生服务团”，把专业知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把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以使青年知识分子在实践中尽快成长。
为更好地落实中央要求，实施院工作会议提出的六大战略，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又及时召开改革工作座谈会。会上，王伟光代表该院党组作了主题发言《深化改革，加强适应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的管理体制机制建设》，在报告中他提出发人深省的“三问”:为什么要改革?改革什么?怎样改革?并一一作了响亮的回答。他说:“我们要向改革要成果，向改革要人才，向改革要效益，向改革要出路。”
王伟光在采访时说，“我院的中心工作就是科研，全院一切工作都要围绕科研工作来开展，一切工作都要有利于科研工作，都要以科研为中心，都要以是否有利于科研工作作为首要的检验标准。”正在这个意义上，社科院党组提出了科研强院的战略。
很快，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形成了《深化管理体制机制改革的方案》，为加强领导院党组还成立了改革协调小组，各个口的改革实行分管院长制，稳步推进。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处于历史上的最好时期，也处于关键时期。在采访中，王伟光说：“发挥好思想库和智囊团作用，使科学研究完全服从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完全融入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在党和政府决策的酝酿、制定和执行等各个环节随时提供充分的知识储备和理论支持，提供有重要价值的咨询、论证和建议，这是中国社科人的心愿。为了共同的心愿，为了共同的追求，我们全院同志在陈奎元同志和院党组领导下，在共同研究发展与改革的大课题，在共同撰写改革与创新的大文章，在共同努力科研强院的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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