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
话说1964年7月9日，毛泽东接见了在朝鲜平壤参加第二届亚洲经济讨论会后来华访问的亚洲、非洲、大洋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讲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历史，近十几年也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单是非洲，就有三十几个国家独立了。1958年以前，我很少见到非洲人。从1958年到1964年，每年经常看到非洲朋友。非洲有一个很大的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风暴。”
他还强调说：
“我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兄弟关系，不是老子对儿子的关系。要巩固团结，要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不管什么人，不管是黑人、白人或是黄种人，不管他信什么宗教，是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或佛教，也包括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只要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反对帝国主义走狗的，都应该团结，只不包括帝国主义在这些国家内的走狗。”
一位桑给巴尔的来访者对毛泽东说：
“请允许我向您表示诚挚的敬意。自踏上中国这块土地，我就向往着与您的会面，我实在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的激动之情。”
毛泽东没有耐心听来访者的恭维话。他盯着桑给巴尔朋友，平静地问：
“你读过马克思、列宁的书吗?”
过了一会儿，这位非洲客人变得更加客套起来，他说：
“您的著作实在是好……”
毛泽东打断他的话说：
“我写的东西不多。”
桑给巴尔客人坚持说：
“不，您的著作很多。”
毛泽东直截了当地说：
“好了，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吧!”
他说了声“再见”，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7月10日，毛泽东会见了日本社会党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细迫兼光等人，他在谈话中说：
“美国的手伸到我们整个西太平洋、东南亚，它的手伸得太长了。驻在这里的第7舰队是美国最大的舰队。美国有12艘航空母舰，第7舰队就占了一半——6艘。它还有一个第6舰队驻在地中海。当1958年我们在金门打炮时，美国人慌了，把第6舰队的一部分向东调。美国控制欧洲，控制加拿大，控制除古巴之外的整个拉丁美洲。现在它把手伸到非洲去了，在刚果打仗。
整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都反对美帝国主义。欧洲、北美、大洋洲也有许多人反对帝国主义。帝国主义者也反对帝国主义。戴高乐反对美国就是证明。我们现在提出这么一个看法，就是有两个中间地带。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日本也属于第二个中间地带。你们的垄断资本是你们反对的，可是他们也不满意美国。现在已经有一部分人公开反对美国。另一部分依靠美国。但我看，随着时间的延长，日本这一部分人中的许多人也会把骑在头上的美国人赶走。”
7月11日，毛泽东对文艺界的第二个批示传达后，不仅引起了文艺界的震惊，而且使全党为之震动。文艺界又开始了为期10个月的第二次整风学习。其间，对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夏衍，徐光霄、徐平羽、陈荒煤，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全国文联副主席阳翰笙，全国剧协主席田汉等一批文艺界代表人物，进行了批判。改组了文化部党组和各协会的领导班子。
此前，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认为：文艺创作多年来主题狭窄、方法简单化、模式化，他在1962年前后提出了文艺题材和创作方法要多样化，不但要写正面人物，要写反面人物，还要写中间人物，要向现实生活突进—步。在这次整风学习中，邵荃麟的“中间人物论”，被当作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进行了批判。邵荃麟本人被当作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抵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在党的文艺领导机构中的代言人，受到严厉的批判。
7月14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编辑部的文章“九评”。“九评”原来的题目是《无产阶级专政和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后来毛泽东把它改为《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教训》。
毛泽东原先还指示写“十评”，后来由于赫鲁晓夫下了台，“十评”就没有发表。所以，“九评”是9篇文章中分量最重的一篇，也是对苏共中央公开信评论的最后一篇。文章中把毛泽东近年来提出的反修防修的理论和政策加以整理，概括为15条内容;同时又引入了毛泽东在6月16日提出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必须具备的5个条件。
7月15日，毛泽东开始修改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6月15日来信的复信稿。他针对苏共坚持要把二十大、二十二大通过的纲领写进兄弟党国际会议文件的说法，在复信中加写了一连串的质问：
“为什么一个党的决定，硬要一切党都服从呢?为什么不服从就算犯了大罪呢?请问这是什么逻辑，什么兄弟党之间相互关系的准则呢?”
毛泽东在复信的最后部分，又加写了几段话，劝告苏共领导人不要召开分裂性质的兄弟党国际会议。他还指示康生、吴冷西等人，复信稿在批驳苏共坚持“在召集国际会议问题上，兄弟党赋予他以特殊的责任”这一说法的份量不够，他说：
“还要多讲几句，以剥夺他的什么召集权。”“另外要写一段自共产国际解散以后，十多年没有国际会议，而各国革命却胜利了，各国共产党却发展了。”
7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点名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文章中写道：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论，是“有目的、有计划地用资产阶级反动的世界观，对抗无产阶级的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是抹煞阶级界线，取消阶级斗争的阶级调和论，是有意识地适应现代修正主义的需要，帮助现代修正主义者，宣传阶级和平和阶级合作。同时，也是有意识地适应国内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势力的需要，给他们提供所谓“理论”武器，对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此后，杨献珍被撤销了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职务。很多与他学术观点相同的人，也先后受到了批判。
1964年7月，毛泽东从长沙返回北京途中，在岳阳车站停车，手书杜甫《登岳阳楼》一诗，他把原诗中的“老病有孤舟”改为“老去有孤舟”。
7月下旬，刘少奇在北京主持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讨论修改《后十条》。
7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过毛泽东修改的中共中央对苏共6月15日来信的复信，同时刊登了苏共6月15日来信的全文。
7月31日这一天，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结束，文化革命5人小组组长彭真在闭幕式上致词，副组长陆定一做了长篇讲话。
小组成员康生在讲话中，点了一连串“毒草”的名，有电影《早春二月》、《舞台姐妹》、《北国江南》、《逆风千里》，以及京剧《谢瑶环》、昆曲《李慧娘》等。
小组成员周扬在闭幕式上做了总结报告，他说：
“在文艺上，文化部曾经提出了挖掘传统、抢救遗产、提倡流派和拜师学徒的口号，这是对的，并不能说成是搞封建主义和才子佳人。就是对那些已经被公开批判的代表人物，我们也要采取让他们继续革命的态度，错了就错了，改了就好。田汉、孟超不要紧张。”
1964年8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目为《把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社论。社论对7月31日结束的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进行了高度的赞扬。
8月1日，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中央各部门干部和群众团体负责人大会上，推广了他的夫人王光美所总结的四清运动“桃园经验”。
原来，王光美是在1963年11月底受刘少奇委派，担任工作组副组长，化名为董朴，到河北省唐山专区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去蹲点搞四清运动。王光美在1964年春节前从桃园回到中南海过春节。刘少奇和王光美在春节期间谈了四清问题，他们这次谈话内容被整理成为一个文件下发，题目是：《同王光美谈四清》。1964年3月27日，刘少奇又给“董朴同志”写了一封长信，谈他对四清工作的意见。王光美在4月底结束了在桃园的蹲点工作，回到了北京。1964年7月5日，王光美在中共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作了《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的报告，报告详细地说明了农村搞四清的必要性以及存在的问题。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桃园经验”。王光美总结的“桃园经验”的基本方法是：扎根串联，秘密工作。她工作的结果是证明桃园党支部“基本上不是共产党”，“是一个反革命的两面政权”，支部书记是一个钻进党内的“坏分子”、“国民党分子”。“桃园经验”强调要找“真正的根子”。
刘少奇在推广王光美“桃园经验”的讲话中，还强调说：
“各级负责干部都要亲自下去蹲点，自始自终地参加‘四清’的全过程。如果不去取得这种直接的经验，那就不能做领导工作了。省委书记当不成了，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也当不成了，中央部长恐怕也当不成了，中央委员恐怕也当不成了。”
“坏人坏事，在上下左右都有根子，一律应该追清楚。追到哪里是哪里，追到谁是谁，一直追到中央。而上面的根子危害性更大。”
“现在，调查农村情况、工厂情况，在许多情况下，用那个开调查会的方法(毛主席在《农村调查》中间讲了开调查会)，找人谈话，已经不行了。现在要做调查研究，对于许多单位，应该去搞社会主义教育，搞‘四清’，搞对敌斗争，搞干部参加劳动，发动群众，扎根串联，这样做，你才可以把情况搞清楚。”
“这个时候，必须工作队自己去扎根串联，直接发动群众，不要经过基层组织，才能够真正了解实际情况，搞好‘四清’、‘五反’，然后才能达到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共同对敌。”
江青听了刘少奇的讲话，大为惊讶。她回到家里，对毛泽东述说此事。她还说：
“斯大林死了以后，赫鲁晓夫才做秘密报告反对他。现在你还没有死，人家已经做公开报告反对你了。”
后来，李雪峰在几十年后对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写的那些关于揭发刘少奇的材料问题作了解释，他说：“我当时认为刘少奇有一定的野心，表现在他总是时时都在和毛主席争地位。毛主席对四清已经搞了一个前十条，在此基础上刘少奇非要搞一个后十条。”“他非要把他的老婆派到桃园，搞了一个所谓扎根串联的经验，就是毛主席所说的是一个形左实右的东西，夸大敌情，把农村说得一团漆黑，主张四不清的干部要倾家荡产地搞退赔。胡说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的前提。这实质上是要包庇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8月5日，刘少奇根据中央的决定，离开北京南下广州主持修改“后十条”。
田家英也参加“后十条”的修改工作，他在随刘少奇去广州的前一天，向毛泽东请示对“后十条”的修改意见，毛泽东谈了两点：第一，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队员集中在一个点上。
田家英在飞往南方的专机上，将毛泽东的意见转告给刘少奇，刘少奇紧皱眉头，没有说话。
话分两头，再说8月2日，美国政府以“北部湾事件”为借口，下令美国舰只在北部湾继续巡逻，同时调集大批战舰驶入越南海域。
8月3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
“我看老子比较老实，他说‘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要打倒你，先把你抬起来，搞阴谋，写在了书上。”
8月4日，美国派遣飞机袭击了越南海防巡逻舰的供给设施。
8月5日，美国派遣大批飞机对越南北方的义安、清化、鸿基等沿海港口进行轰炸。
8月6日，中国政府发表了经过毛泽东审阅的声明，对美国的侵略行径提出警告。
这一天，毛泽东在政府发表的声明稿上批示道：
“汪东兴同志阅后，即交江青阅。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
毛泽东在批示中所说的行动，原是他想骑马从黄河入海口沿黄河而上，考察整个黄河流域，直至黄河源头。为此，他在北戴河一边工作，一边休息，有空便练习骑马。现在美国对越南的侵略行径，使得他不得不改变主意了。
8月10日，美国国会通过所谓“北部湾”决议案，宣布授权约翰逊总统：“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击退对美国部队的任何武装袭击。”这实质上是美国公开侵略越南的宣战书。
8月12日，毛泽东审阅并批准了人民解放军总参作战部起草的一个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
8月间，毛泽东在昆明军区某部泅渡金沙江经验的报告中作了批示，他写道：
瑞卿同志：
此件看了，很好。是否在一切有条件的地方，部队的大多数人都可以试验学游泳?军委是否已发出了指示?
毛泽东
8月14日，中宣部根据康生的指令，向中央书记处写了《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
8月17日，毛泽东会见了阿尔及利亚驻华大使，他在谈话中说：
“我们利用戴高乐对美国进行斗争。在这一点上我们同戴高乐有共同点。他也看出我们有这一点。在反对美帝国主义这一点上，他也需要我们。所以我们把中间世界分为两部分。中间世界即所谓第三世界。第一个第三世界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第二个第三世界包括像法国、日本、加拿大以及欧州一些国家。他们同美国会有冲突。有些国家现在还不明显，例如日本、西德。估计5年、10年之后，他们会要站起来的。这些国家的垄断集团、大资本家是不会甘愿受美国控制的。现在已经看到一些征兆。就连英国保守党中一部分人也不赞成同美国合作得那么紧。”
8月18日，毛泽东对《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作了批示，他写道：
“不但在几个大城市放映，而且应在几十个至100多个中等城市放映，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些别的，都需要批判。”
自此以后，全国各大报刊开始对《李慧娘》、《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等文艺作品进行批判。
8月18日这一天，毛泽东给刘少奇写了一封回信。刘少奇的来信是在广州写的，他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部署提出了一个新建议：改变原先以县委领导为主的做法，采取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力量搞一个县的办法。毛泽东在复信中写道：
“8月16日的来信收到，我于昨天(17日)看了一遍，觉得很好，完全赞成。今天(18日)即与中央各同志商量，照此办理，迅速实行。10月工作会议还应该讨论此事一次，取得一致同意，统一党内思想。在此以前，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各地委、各县委先行讨论一次，收集各种意见，以利10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8月中旬至10月中旬，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地县委、各中等城市市委，以两个月时间，即照你的办法，立即训练工作队，以利秋冬实施。”
8月18日下午， 毛泽东在北戴河与康生、陈伯达、关锋、吴江、龚育之、邵铁真等人谈哲学问题，他说：
“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说综合是两种东西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世界上有什么不可分割的东西?有联系，总要分割的，没有不可分割的事物。”
“列宁讲过，凡事都可分。举原子为例，不但原子可分，电子也可分。可是，从前认为原子不可分。原子核分裂，这门科学还很年轻。近几十年来，科学家把原子核分解了。有质子、反质子、中子、反中子、介子、反介子，这是重的，还有轻的。至于电子同原子核可以分开，那早就发现了。电线传电，就利用了铜、铝的外层电子的分离。电离层，在地球上空几百公里，那里电子同原子核也分离了。电子本身到现在还没有分裂，总有一天能分裂的。庄子说过：‘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是一个真理。不信，就试试看。如果有竭，就没有科学了。世界是无限的。时间、空间，是无限的。空间方面，宏观、微观，是无限的。物质是无限可分的。所以，科学家有工作可做，一百万年以后也有工作可做。听了些说法，看了些文章，很欣赏《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上坂田昌一的文章。以前没有看过这样的文章。他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引了列宁的话。”
毛泽东继续说道：
“有阶级斗争才有哲学，学哲学的同志应当下乡去。今冬明春就下去，去参加阶级斗争。大学文科现在的搞法不行，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书本里怎能出哲学?马克思主义3个构成部分，基础是社会学、阶级斗争。大学生今年冬天就要下去。所有学文科的、学历史的、学政治经济学的、学文学的、学法学的，统统下去。教授、助教、学生统统下去。去5个月，有始有终。”
“司马迁对《诗经》品评很高，说诗300篇，皆古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大部分是风诗，是老百姓的民歌。老百姓也是圣贤。‘发愤之所为作’，心里没有气，他写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獾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尸位素餐’就是从这里来的。这是怨天，反对统治者的诗。孔夫子也相当民主，男女恋爱的诗他也收。朱熹注为淫奔之诗。其实有的是，有的不是，是借男女写君臣。”
“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书，读了《四书》、《五经》。读了6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孔夫子讲‘仁者爱人’。爱什么人?所有的人?没那回事。爱剥削者?又不完全，只爱剥削者的一部分。不然，孔夫子为什么不能做大官?人家不要他。他爱他们，要他们团结。可是闹到绝粮，‘君子固穷’，几乎送了一条命，匡人要杀他。”
“柳宗元写了《天对》，屈原的《天问》以来，几千年只有这个人作了这么一篇。”
“《红楼梦》我至少读了5遍。什么人都不注意《红楼梦》的第4回，那是个总纲，还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好了歌》和注。第4回《葫芦僧错判葫芦案》，讲护官符，提到4大家族：‘假不假，白玉为堂金做马。阿房宫，300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请来金陵王。丰年好大雪(薛)，珍珠如土金如铁。’《红楼梦》写4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统治者二十几人(有人算了说是33人)，其他都是奴隶，300多个。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通。《红楼梦》写出200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有俞平伯、王昆伦，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又出了个吴世昌。这是新红学，老的不算。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开始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
8月19日，刘少奇写信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信中说：
“第二个十条，已由田家英同志和中南局、广东省委的同志作了一些重要的修改，我已看过。我意可以发给各中央局、省、地、县委征求意见，在10月会议时定稿。现由田家英同志带回，请主席和中央审核。我也将带到其它几个省和中央局征求意见。”
刘少奇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推荐王光美关于“桃园经验”报告的信，信中说：
“王光美同志的这个报告，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发给各地党委和所有工作队的同志们。”“现代中央拟了一个批语，请中央审阅，如果中央同意，请中央发出。”
刘少奇在为中央起草的转发王光美“桃园经验”的报告的批语中说：这个报告“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是有普遍意义的”。
田家英带着刘少奇的信件和“后十条”修正草案稿，来到北戴河，交给了毛泽东。
8月20日，毛泽东召见正在北戴河参加华北学习会的李雪峰、乌兰夫、陶鲁笳、刘仁、刘子厚，征求他们对刘少奇16日来信的意见。李雪峰说：
“大家认为那样做牵涉太大。”
陶鲁笳说：
“现在我们在全省范围内，已经铺开了将近4000个点，如果今冬一个地委集中搞一个县，已经铺开的点，大部分都要把工作队从半路上撤回来，这样做贫下中农很不满意。”
毛泽东说：
“少奇同志的信，我已经批了，中央讨论后发了，你们不赞成，怎么办?”
李雪峰建议说：
“是否到10月工作会议再议?”
毛泽东当场打电话告诉邓小平说：
“文件缓发，立即派飞机把大区书记找到北京开会，重议刘少奇同志的意见，华北有不同意见。”
他又打电话给在昆明的刘少奇，请他回北京主持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
8月20日，毛泽东在听取薄一波汇报计划工作时插话说：
“我的文件都是自己写。只是有病的时候，我口讲，别人给我写。1947年写《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就是我讲，江青写。她写后，我修改。我修改后，又找恩来、弼时他们来谈，再改，大家再看了以后，广播。文章要别人写是很危险的。那时批判国民党的许多文章，新华社发的，都是我自己写的。”
8月20日这天晚上，毛泽东回到了北京。
第二天，李敏带着儿子宁宁到中南海菊香书屋看望爸爸。她回到家里，毛泽东正在休息，她就在外边逗着孩子玩。
“妈妈，小金鱼哭了。”
宁宁看着院子里养鱼池里的小金鱼说。李敏说：
“小金鱼不会哭。”
“它听话吗?”
宁宁说着，伸手就要抓小金鱼。李敏拉住了儿子的手，说：
“小金鱼离开水会死的。宁宁听话，不动它。一会儿妈妈带宁宁去看姥爷。”
李敏抱着孩子走进爸爸的卧室，宁宁突然哇地一声大哭起来。李敏哄着宁宁，回头一看躺在床上的爸爸，也吓了一跳。原来爸爸身上盖着个雪白的单子，只把在北戴河期间晒得黑黑的脸膛露在外面。宁宁可从来没见过姥爷这样的形象，怪不得害怕了。李敏想给儿子找一点吃的，哄着他不哭，就说：
“爸爸，您这儿有点心吗?给宁宁点，逗逗他，他就不哭了。”
“没有点心。只有糖。”
毛泽东说着，并不起身动手给外孙拿糖。李敏说：
“只拿1块，就1块。”
说着就给孩子拿了两块糖。宁宁拿到糖后，既高兴又委屈地望着外公，小手使劲地攥住糖块儿。毛泽东说：
“莫得如此惯着孩子。”
李敏感到爸爸对外孙似乎有点不近情理。她心里想：“爸爸过去对我都不这样，对宁宁怎么这样?”只听爸爸又说：
“小孩子，莫要惯他。”
8月23日下午，毛泽东接见参加北京科学讨论会的各国代表团团长，周培源向他介绍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时，毛泽东对坂田昌一教授的文章给予了很好的评价。
原来，毛泽东已经读过了1963年《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刊登的坂田昌一的文章《基本粒子的新概念》，坂田昌一的观点，恰恰与毛泽东在1955年的预言相吻合，毛泽东十分赞赏。
8月24日，毛泽东让林克邀请《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主编于光远、著名科学家周培源到他的卧室座谈。此时，毛泽东刚刚睡醒，还穿着睡衣。他说：
“今天我找你们来，是研究一下坂田的文章。坂田说基本粒子不是不可分的，电子是可分的。他这样说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的。
世界是无限的。世界在时间上、空间上都是无穷无尽的。在太阳系外有无数个恒星，太阳系和这些恒星组成银河系。银河系外又有无数个‘银河系’。宇宙从大的方面看来是无限的。宇宙从小的方面看来也是无限的。不但原子可分，原子核也可以分，电子也可以分，而且可以无限地分割下去。”
“现在，我们对许多事情都还认识不清楚。认识总是在发展。有了大望远镜，我们看到的星星就更多了。说到太阳和地球的形成，一直到现在还没有人能够推翻康德的星云假说。我们对太阳搞不十分清楚，从太阳到地球中间这一块地方现在也还搞不清楚。现在有了人造卫星，对这方面的认识就渐渐多起来了。地球上的气候变化也不清楚，关于冰川问题还在争论，细胞产生之前究竟是什么?究竟怎样从非细胞变成细胞?许多事情认识不清楚，这就需要我们去探索，去研究。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承认外部世界的客观存在，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前提。”
于光远问：
“方才主席谈到望远镜，使我想起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把望远镜、人造卫星等等概括成‘认识工具’这个概念?”
毛泽东说：
“你说的这个‘认识工具’的概念有点道理。在‘认识工具’这个概念当中还要包括镢头、机器等等。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我们用镢头、机器等等改造世界，我们的认识就逐渐深入了。工具是人的器官的延长，镢头是手臂的延长，望远镜是眼睛的延长，身体、五官都可以延长。”
于光远又问：
“哲学书上通常是以个人作为认识的主体，而在人类社会中，认识的主体往往是集体。如我们党就是一个认识的主体。这样的看法行不行?”
毛泽东说：
“阶级就是一个认识主体。最初工人阶级是一个自在的阶级，那时它对资本主义没有认识。以后就从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这时它对资本主义就有了认识，这就是以阶级为主体的认识的发展。”
他还说：
“一切个别的、特殊的东西都有它的产生、发展与死亡。人类也是产生出来的，因此人类也会灭亡。地球是产生出来的，地球也会灭亡。不过我们说的人类灭亡，地球灭亡，是有比人类更进步的东西来代替人类，是事物发展到更高的阶段。我说马克思主义也有它的发生、发展与灭亡。这好像是怪话。但既然马克思主义说一切发生的东西都有它的灭亡，难道这话对马克思主义本身就不灵?说它不会灭亡，是形而上学。当然，马克思主义的灭亡是有比马克思主义更高的东西来代替它。
事物在运动中。地球绕太阳转，自转成日，公转成年。哥白尼的时代，在欧州只有几个人相信哥白尼的学说，例如伽利略、开普勒，在中国一个人也没有。不过宋朝辛弃疾写的《木兰花慢.中秋送月》词中的‘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影东头?是天外空汗漫，但长风浩浩送中秋?飞镜无根谁系?姮娥不嫁谁留?’晋朝的张华《励志诗》中的‘太仪斡运，天回地转’，都包含地动思想。”
毛泽东在谈到事物的发展变化时说：
“我搞政治也是一步一步来的。我读了6年孔夫子的书，上了7年学堂，以后当小学教员，又当中学教员。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我就没有听说过，只知道拿破仑、华盛顿。我搞军事更是这样。我当过国民革命政府的宣传部长，在农民讲习所也讲过打仗的重要。可是就是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去搞军事，要去打仗。后来自己带人打起仗来，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先打了个小胜仗，接着又打了两次大胜仗。于是总结经验，总结了16个字的打游击的经验。谢谢‘蒋委员长’给我们上课。也要谢谢党内的一些人。他们说我一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而他们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可是这些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却使白区损失百分之百，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
8月27日，毛泽东就刘少奇19日报送的“桃园经验”和中央批语稿作了批示：
“此件先印发此次到会各同志讨论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发到全国去。我是同意陈伯达和少奇同志意见的。”“请小平办。”
他还就“后十条”修正案印发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一事，在给邓小平的批示中写道：
“请他们研究，并提意见，再加修改。”
8月29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邓小平宣布了会议的目的。刘少奇进一步阐述了他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部署的意见。陶铸、王任重、李井泉、柯庆施都表示支持刘少奇的意见。李雪峰作了检讨。
8月29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尼泊尔教育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不能搞大国沙文主义，不能看不起小国 ，说小国不行是错误的。”
8月30日，毛泽东出席了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他在讲话中说：
“有分歧，不一致，怎么办?不是什么路线之争，不是彻底革命和改良主义的问题，不是搞资本主义和搞社会主义的问题，是个部署问题，是个办法问题。我同意少奇同志的意见，发了电报，没有先征求他们(华北)的意见，这是个缺点。雪峰说，粮食、棉花、经济作物主要在落后地区，怎么做法好?派10000多人的工作队下去，倾盆大雨，是不是径流太大?王光美在河北桃园大队实际上是少奇同志亲自指挥，王光美每月汇报一次，河北省就没有一个人能指挥。”
毛泽东还说：
“齐桓公九合诸侯，订立5项条约，其中有水利一条，行不通。秦始皇统一中国，才行得通。
秦始皇是个好皇帝，焚书坑儒，实际坑杀的460人，是属于孟夫子那一派的。其实，也没有坑光，叔孙通就没被杀嘛。孟夫子一派主张法先王，厚古薄今，反对秦始皇。李斯是拥护秦始皇的，属于荀子一派，主张法后王。后王就是齐桓、晋文，秦始皇也算。
我们有许多事情行不通，秦始皇那时也有许多事情行不通。”
毛泽东的这一番话，刘少奇和那些与会者们听了有何感受?已经不得而知了。而时间的不断向前推移，能够验证些什么，倒是读者诸君可以慢慢看到的。
1964年9月1日，是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的最后一天，会议通过了刘少奇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部署意见;同意将“桃园经验”的报告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并通过了刘少奇起草的转发批语。
9月初，毛泽东写信让秘书借书，他嘱托说：
“向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找一些美国历史给我。不要大部头的，如《美国全史》之类，只要几万字的，十几万字的，至多30万字为止，其中要有马克思主义者写的，也要有资产阶级学者写的。”
9月7日，毛泽东在湖南长沙接见张平化、华国锋和李瑞山，他在谈话中再次对岳阳县毛田区的生产经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还要求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把民兵搞好，首先要落实组织。他还说：
“要斗争，无论中央、省委，都要提倡下面批评上面。”
9月17日，周恩来用电话向毛泽东汇报首次核试验的准备情况和试验的方案。这个方案是：一是早试验。二是晚试验。三是先抓紧三线研制基地的建设，择机再试验。毛泽东听了就说：
“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
9月21日，毛泽东拿起周恩来这一天刚刚送来的报告，只见报告中写道：
主席：
瑞卿同志送给主席的这个报告，想已阅及。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于本月16、17两日开了两次会，讨论了关于核爆炸及其有关问题，急需待主席回后，当面报告，以便中央早做决定，时间以不迟于24日为好。因为如决定今年爆炸，以10月中旬到11月上旬为最好，而事前准备时间至少需要20天。如决定明年4、5月与空投航弹连续试炸，也需要在10月做过冬准备。如需从战略上进行考虑，推迟爆炸，使之与第2套新的基地的建设和导弹及核弹头生产相衔接，也需要有方针上的决定。同时，瑞卿同志拟于明(22日)出外视察，国庆节前回来，如主席能于明日约谈，可令他晚走一天;如明天分不出时间，他出去后，还有张爱萍、刘西尧、刘杰等同志可以报告。开会时，除常委外，还请约彭真、贺、陈3同志参加。究如何，请告林克或徐业夫以电话告瑞卿和我。
毛泽东看罢，提笔写了一个简单的批示：
“已阅，拟即办。”
此后，毛泽东从南方回到了北京，他听说司机朱德魁患了肝炎，久治不愈，立刻派护士长吴旭君和一位名叫李志绥的医生到医院去看望朱德魁。
吴旭君和李志绥到了医院，向朱德魁转达了毛泽东对他的问候，嘱咐他好好休息，不要紧张，听大夫的话，配合治疗。还将毛泽东让他们带来的300元钱交给了朱德魁，让他增加些营养。
吴旭君回到菊香书屋对毛泽东说：朱德魁总是琢磨自己是否离死期不远了，情绪非常低落。毛泽东就又派身边的人去看望朱德魁，并将亲手书写的文天祥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条幅，送给了朱德魁。
后来，朱德魁在毛泽东的关怀下，改由中医治疗，他的身体终于奇迹般地康复了。
9月间，王力随着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彭真去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此时，王力担任《红旗》杂志副总编、中联部副部长职务，列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是从这一年下半年起，决定让王力列席政治局常委会议，并让他跟随彭真一起向毛泽东汇报工作。
彭真在这次汇报中，说了王力一些好话，誇他是一个“优秀干部”。当彭真讲到京剧改革和学术批判的问题时，王力插话说：
“我们不要轻易地把学术性的问题提高到政治领域来，学术批判要有界限，不要弄得人人自危。京剧改革我是赞成的，现代戏也很好。但是我不赞成传统戏都不要演了，还是可以演一些的，鬼戏也不一定一律禁止。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不就是鬼戏吗?”
毛泽东听了这些话，脸上马上露出不高兴的神色。
江青闻讯后说：
“还有一些人也不是好东西，跟着那些坏人在我背后说三道四，这没有多大的意思。无产阶级的革命潮流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住的。”
9月28日，毛泽东会见了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及其夫人，他在谈话中说：
“我们的方针是争取日本、西德、意大利这些国家去反对美国。因为意大利、西德、日本都是战败国。垄断资本家想赚钱，这些国家的大资本家想站起来，站起来就要搞殖民地，同美国就有矛盾。”
1964年10月11日，周恩来主持会议研究了爆炸原子弹的宣传工作和有关国际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措施和办法，报经毛泽东批准。
周恩来又陆续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新闻公报、致各国政府首脑电报等手稿送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政治局常委审阅批准。
10月13日到14日，苏联果真像毛泽东在半年前所预言的那样，发生了宫廷政变，赫鲁晓夫被迫下了台。
10月14日下午，勃烈日涅夫当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由柯西金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14日晚6点，苏斯洛夫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作了《关于因赫鲁晓夫错误行为在中央主席团造成的不正常局面》的报告。接着，宣读了赫鲁晓夫的辞职申请。
这天夜晚，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尔科紧急约见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伍修权，将莫斯科政变的简单情况告诉了他。伍修权不敢怠慢，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给毛泽东和周恩来。
周恩来奉毛泽东之命，约见契尔沃尔科，了解赫鲁晓夫下台的原因。契尔沃尔科只说是赫鲁晓夫出于健康原因提出辞职。
毛泽东立即在他的住处召集会议，研究时局，商量对策。
1964年10月16日4时59分40秒，中国成功地爆破了第一颗原子弹。神奇般的蘑菇云在中国大地上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人民为打破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者的核垄断，已经依靠自己的力量，掌握了核技术。
周恩来在第一时间将原子弹成功爆炸的消息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说：
“是不是核爆炸，一定要查清楚。要让外国人相信我们真的炸了原子弹。”
周恩来又立即将毛泽东的这一指示通知了现场指挥张爱萍。
10月16日，塔斯社发布了一条震动苏联和全世界的消息，消息说：
“赫鲁晓夫已接受中央委员会对他提出的主要批评。他从自己的健康状况、年龄考虑，决定不再担任目前的工作。他本人已正式提出辞职。”
塔斯社还刊载了苏共中央全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分别发表的公报，宣布解除赫鲁晓夫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选举勃烈日涅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任命柯西金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毛泽东一向重视同苏联的团结，决定抓住这一时机，采取有力措施，让中苏双方都找到一个台阶，力争扭转中苏关系恶化的趋势。他在政治局会议上决定：给勃烈日涅夫等人发贺电;并由周恩来、贺龙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前往莫斯科祝贺十月革命节47周年。
周恩来马上打电话给外交部东欧司司长余湛，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命令他起草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的名义，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联名发给苏联新领导勃烈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3人的贺电电文。
这份贺电除了对勃烈日涅夫等人表示祝贺外，还特意写上了这样一段话：
“最近苏联‘上升’号宇宙飞船成功发射和顺利着陆，是苏联劳动人民的又一项伟大成就。我们愿意借此机会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伟大的苏联人民，表示衷心的庆贺。”
16日这一天，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给勃烈日涅夫、柯西金等人发去了贺电。
10月16日19时30分，张爱萍向周恩来报告说，已经确认实现了核爆炸，初步估计此次核爆炸的威力为2万吨级以上梯恩梯当量。
毛泽东闻报，立即批准新华社于当晚发表《新闻公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中说：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发展核武器是为了防御，为了打破核大国的垄断。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是日晚，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全体创作和演出人员。周恩来愉快地宣布了中国第一次核试验成功与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霎时间，全场欢声雷动。毛泽东待会场里稍稍静了下来，笑着说：
“高兴可以，但是，不要把地板跺个窟窿。”
周恩来也笑着说：
“别跳得太高，把大楼震塌!”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消息发表后，全国上下无不为之振奋。赫鲁晓夫的垮台和中国原子弹的爆炸又竟然是如此的巧合。整个北京，整个中国处在一片欢腾之中。毛泽东也赋诗云：
“原子弹说爆就爆，其乐无穷。”
10月1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听取李富春汇报计划工作时插话说：
“无可奈何花落去，无可奈何花已开。我们7月中发表“九评”，8月、9月、10月，只有3个月，他赫鲁晓夫就垮台了。世界上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在紧要的关头，就看你坚持不坚持，坚定不坚定。你咬紧牙关坚持一下，就可以取得胜利。对方熬不下去，挺不住了，他就失败了。我自己就经历过许多次这样的情况。”
在大家议论到是否能争取到10年的和平时间时，毛泽东说：
“有可能。再有10年，原子弹、氢弹、导弹都搞出来了，世界大战就打不成了。将来我们要把原子弹试验转入地下，不然污染空气!”
欲知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的关系能否得到改善，毛泽东新的预言和以前的另一个预言是否应验?且待后面详细叙述。
东方翁曰：中苏论战成了赫鲁晓夫垮台的外部因素。经过这一场理论上斗争，终于使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各国党在相互关系上，逐渐地形成了以独立自主、平等协商为原则的处理各种问题的正常局面。一个国家的党摆脱别国党的操纵和控制，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潮流。一个国家的党说了算，别国党绝对服从的时代，已经成为了历史。
中苏论战几十年后，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末期，叶利钦宣布建国70多年的苏联解体，最终使建立了80多年的苏联共产党彻底垮台，继之东欧各国党也纷纷演变，充分证明了毛泽东在论战中提出的反修、防修的重要性和正确性。毛泽东早在修正主义刚刚泛滥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了它的严重后果，不愧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位顶天立地的伟大领袖，他那无人企及的高瞻远瞩、深思熟虑、不畏强暴的无产阶级战略家的思想和品格，是永远值得世人钦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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