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化安全问题作为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层面，越来越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对于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而言，文化安全问题成为我们在全球性的“风险社会”当中面临的不确定因素之一，其产生有深厚的历史背景，并对民族—国家产生政治和社会影响。在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文化安全问题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中国在经济-文化全球化时代面临的文化安全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意义重大。
“不确定感”下的文化安全问题
当前的中国究竟处于怎样的状态当中?“不确定”三个字恐怕是最准确的概括。一位刚刚结束7年任期离开北京的外国驻华记者这样写道，这7年来中国最大的变化是“不确定感的增加”。7年前刚来北京赴任时，她所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都有明确的目标：办好奥运会;把经济搞上去，跻身国际主流社会。但7年后再与中国人谈起奥运会，“好像是在谈论上辈子发生的事情”。无论是从整个国家的发展走向还是从个人生活的微观层面，原来人们普遍具有的“笃定感”正在被“与日俱增的不确定性”所取代。总的来看，这位外国记者的描述比较准确地揭示了当前处于转型期的中国人所具有的“集体无意识”。
“不确定感”的与日俱增恰恰反映了“安全感”的降低甚至缺失。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现象不为中国所独有，由于金融海啸、欧债危机等全球性突发事件接踵而至，我们进入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新阶段——“风险社会”。
“风险社会”是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Beck)在1986年出版的同名著作中提出的一个概念，用于区别于“现代社会”。所谓“现代社会”是以工具理性为基础，以实现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为目标。在他看来，“风险社会”是“现代社会”的嬗变，当物质层面的现代化得以实现以后，人类并未进入到世界大同、高枕无忧的“理想国”当中。相反，人类在追求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实际上已经为自身埋下了各种具有风险性的“伏笔”和“祸根”。
就在贝克出版《风险社会》一书那一年，苏联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件，为贝克的理论提供了一个有说服力的论据。这次危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天灾人祸”，而是由于人类追求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同时，它也打破了“核能安全”的神话，其影响超越了地域和时间的界限，成为一场持续性的全球公共危机事件。一方面，这场危机不仅在苏联全国和周边国家引发了恐慌，也在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对核能的信任危机。另一方面，它破坏了周边的环境和生态，造就了一批先天残疾的“切尔诺贝利婴儿”，使几代人都生活在核辐射的阴影之下。直到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还能看到这场危机所带来的影响。
切尔诺贝利危机告诉我们，现代性的种种弊端和人类追求现代化过程中积累的各种“症候”开始发作，风险无处不在，危机层出不穷。因此，人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风险社会”。近年来，恐怖主义、气候变暖、环境污染和全球性瘟疫都可以被视为全球化、现代化和商业化过程中积累的各种“症候”，其中有的已经“发作”，引发了波及整个世界的公共危机，有的则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危机临界点。
在这种全球性的“风险社会”当中，如何确保“国家安全”成了维系国家核心利益和增加民众“安全感”的决定性因素。美国学者亨廷顿对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安全”概念作了以下的界定，值得我们关注：“对此国家所秉持的社会价值观，人民的自由及生活水准的持续改善，政治、经济利益及环保的维护，与其领土的完整能免于外国的干预、威胁及攻击的状态”。①亨廷顿的定义实际上是对传统的“内外有别”原则的颠覆，而体现出全球化时代“内政外交化、外交内政化”的新趋势。有鉴于此，“国家安全”应当成为我国内政和外交当中的核心问题。如何确保“国家安全”，也是减轻乃至于消除当前弥漫于整个社会的“不确定感”的重要手段。
国家安全问题可以进一步被细分为政治、国防、经济、金融、环境、能源、文化等多个维度上的安全问题。其中，文化安全是人类和民族—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目前我国有关国家安全的研究当中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一个问题。
文化安全是指任何一个成熟的文化系统在跨文化交流中保障自身的独特性、完整性、延续性和纯粹性的权力。维护文化安全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一项重要使命，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应致力于建设独立的、统一的民族文化;二是国家应采取有力的措施维护和保障民族—国家文化的一致性。②
联合国发展计划署(UNDP)1992年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中首次将文化安全列为人类社会应该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力。联合国难民署(UNHCR)在1995年亦将文化安全列为解决难民事务的一项指标。近年来，随着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了日趋重要的作用，文化安全也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重视。1999年10月在德国柏林举行的“文化安全和全球管理”研讨会也首次将文化安全作为全球化战略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提出。
文化安全概念的历史渊源
文化安全概念的提出与世界范围内存在的人口迁徙和流动是紧密联系的。大体说来，世界范围内出现过三次较大的移民潮。第一次是在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欧洲殖民者和技术移民流向新开发的美洲和大洋洲等“新世界”。欧洲殖民者对这些地区的土著居民进行野蛮的屠杀和掠夺，在文化上坚持欧洲中心论和白人种族优越论，推行文化同化政策。因此，当地土著人的文化安全受到了人为的严重破坏。
第二次大规模移民潮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范围的移民潮出现了反向回流的趋势。大量来自亚、非、拉美地区的移民为了过上相对舒适的物质生活涌入北美和欧洲。然而，在以白人文化为中心的西方国家里，这些移民处于弱势地位。因此，他们自身的文化安全受到了威胁，为了尽快融入主流社会，他们只好心甘情愿地放弃保障自身文化安全的权利，接受白人主流文化的同化。
第三次则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与经济、文化全球化的浪潮密不可分，在流向、性质和人员构成上均有了较大的变化。这次的移民潮的流向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甚至多向的。在性质上，这次移民潮不以人口迁徙和定居为唯一目的，更多表现为人口的自由流动。在人员构成上，这次移民潮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包括跨国公司代理人、政府雇员、移民、难民和游客，等等。在这样的背景下，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安全呈现出复杂的态势，不仅是面临本土与外来、主流和边缘的文化矛盾，还包含全球文化与民族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传统与现代性、东方与西方等各种文化势力的冲突和融合。
发达国家的文化安全：以美国为例
经济/文化全球化与第三次移民潮对西方发达国家白人中心的主流文化构成了挑战。以美国为例，自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兴起以来，以黑人(更准确的称呼是“非洲裔美国人”)、拉美裔、亚裔等移民为主的少数民族文化日渐对主流的白人文化形成冲击，多元文化主义和由此派生出的族群意识日益成为美国社会的共识。“政治上正确”(politicalcorrectness)的准则在美国的思想文化界得以贯彻，例如，带有明显种族歧视色彩的称谓(如“黑鬼”、“中国佬”)已被逐出主流话语圈，而像“黑人”这类以肤色为标识的称谓受到了质疑。“肯定性法案”(affirmativeaction)在美国社会中普遍实行，它规定招生、聘用、提升、陪审等社会性行为必须考虑妇女和少数族裔的利益，在人员比例上有严格规定。
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一些保守主义的学者惊呼美国的文化安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这方面以“文明冲突论”的提出者、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为代表。他认为，在美国国内兴起的多元文化主义和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文化普遍论对整个西方的文化安全构成威胁，因为这两种主张都否认了西方文明的“唯一性”和美国文化的“统一”。实际上，他将纷繁芜杂的全球文化简约为“西方”和“非西方”两块，宣扬的是欧洲中心的白人文化的道统，拒绝接受与时俱进的文化发展。他的保守思想在美国主流社会——特别是在美国最大的既得利益者——军事工业集团中得到了相当的拥戴。在“9•11事件”后，诸如此类的“西方(美国)文化安全论”甚嚣尘上，在高层和民间均赢得了更多的共鸣。在全球化时代，尤其是“9•11事件”后，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高层和主流社会将维护欧洲中心、白人至上的文化道统列入议事日程，所谓维护“文化安全”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
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安全挑战
在经济/文化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霸权的侵袭。由于媒体是全球文化传播最重要的载体，因此，文化安全问题实际上是与国际传播秩序紧密相连的。例如，绝大多数世界新闻都是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而且主要由四大跨国通讯社出品——美联社、合众国际社、法新社和路透社。此外，西方世界主宰了卫星、电磁波谱的使用，控制了无线电波、电信、微电子、遥感技术、卫星直播和电脑传输的运用。在网络传播的内容和技术上，美国占有绝对的优势地位。
在卫星传输技术和网络日渐普及的情况下，跨国资本控制的“全球媒体”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安全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在全球传播体系中，出现了超越传统政治力量和地域界限的“超国家领域”。在这样的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和政府在制定传媒政策时都不能不首先考虑全球传播所带来的“超国家领域”的影响力。在国际传播时代，广播和电视承载了双重功能——“既是民族国家的公共服务行业，又是塑造民族国家文化认同的中心机制”。③而在以网络媒体为主体的全球传播时代，传媒政策和管理原则会经历一个由公共利益优先向市场需求驱动的转变过程，国外把这个过程称为“解控”(deregulation)。全球媒体巨头都试图利用这一天赐良机来削弱国家和政府对媒体的影响和对垄断的控制。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传播体系中的“超国家领域”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并未完全摆脱民族—国家的影响。由于技术、财力和传播手段等方面的不平等，现存的全球传播体系虽然在形式上打破了传统地缘政治的界限，但从内容上说还是以美国文化霸权为主导的单极化系统。美国的国家利益、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以文化普遍主义和消费主义为外包装，在这个“超国家领域”内传播。处于弱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面对这样的全球文化传播霸权，应该充分认识到维护自身文化安全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中国的文化安全问题和相应的对策
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创造了前无古人的“中国经济奇迹”，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强国之路。“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巨龙腾飞”之类的溢美之辞充斥于全球各大媒体。在一片喝彩声中，我们不应该忽视一些有识之士发出的理性声音：“我看‘中国世纪’的预言还为时过早，他们向世界输出了大量的衬衫和玩具，但迄今为止，他们并没有什么意识形态可以向世界输出”(法国总统候选人罗雅尔语)。上述观点可以在以下的事实中得到进一步印证：世界十大经济实体中，除了中国以外的其他九个国家均为文化产业强国。这充分说明我国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不对称性。在增强我国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上，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际传播能力的大政方针。“软实力”的概念由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约瑟夫•奈(JosephNye)在20世纪90年代首先提出，为我们理解全球化时代各国的综合国力竞争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维度。这一概念能够进入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中，这本身也说明了我党在理论创新上所显示的海纳百川的气度。
强大的“软实力”需要一个强大的“文化产业”体系作为其物质支撑。与“软实力”一样，“文化产业”的概念也是一个“舶来品”。它脱胎于法兰克福学派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文化工业”一词，原本是用来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下文化工业化、商品化、粗鄙化的趋向。20世纪70年代，英国、澳大利亚等国政府重新发掘了这一概念，将其文化批判的理论“外壳”剥离开来，并且用一个中性化的“文化产业”取而代之，使其成为国家文化政策话语体系中的一个核心概念。20世纪90年代，随着新媒体的兴起，体现个人化和后福特生产方式的“创意产业”一词又丰富了原有的话语体系，因而出现了一个更具包容性、更能体现新媒体时代特征的名词——“文化/创意产业”。2006年初，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这标志着“文化产业”这一概念正式进入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当中。
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际传播能力，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强大物质基础和根本保障。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在积极参与经济/文化全球化过程中维护自身文化安全的问题。我们应当着眼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汲取世界各民族文化的长处，在内容和形式上积极创新，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具体来说，应在以下几方面积极应对。
第一，充分认识文化安全问题的重要性，警惕“意识形态终结论”。发展经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当前我国各项工作的重心。“入世”以后，我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必将走向全面开放，但我们不应在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忽视了自身的文化安全问题。自20世纪末以来，西方媒体和主流学术界试图向世人灌输这样的观念：冷战结束了，意识形态也终结了，历史也终结于资本主义，世界上只有经济、金钱、自由市场在主宰和塑造世界。中国经历了“文革”那样的意识形态斗争“梦魇”，又经过了近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高速增长，人们在下意识里轻视甚至厌烦意识形态，自觉或不自觉地认同了西方媒体宣扬的论调。殊不知，意识形态终结论本身正是一种意识形态。如果认同“意识形态终结论”，实际上等于被动接受了西方文化在“超国家领域”的控制权，放松或忽略了对我国文化安全的保障，这将会对我国的经济建设产生负面影响。为此，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向哲学社会科学工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的任务。我们应当把这一目标作为教学和科研工作的指南，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维护我国的文化安全，旗帜鲜明地与西方争夺在意识形态内的“话语权”。
第二，切实加强对独立、统一的民族-国家文化的建设和维护。在全球化时代，我国面临的国际国内问题复杂多变，因此，一个强有力的、独立和统一的民族—国家文化对于维护国家的稳定和繁荣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我国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中，反华势力主要通过破坏我国文化安全的手段来实现他们西化、分化的图谋。例如，台独势力打着“多元文化主义”和“族群意识”的幌子，在岛内和海外华人中推行“文化台独”、“去中国化”的论调，从而为台独制造舆论。我国的对外、对台宣传机构应该改变宣传的方式和策略，用统一的、多民族的、最具包容性的中华文化来消解分裂势力的声音。从全球范围来看，利用地域—族群文化搞分裂是有前例可援的，如西方势力分化前苏联和南斯拉夫都是从地域—族群文化入手的。李登辉提出的分裂中国的“七国论”，最早是由哈佛大学的一个专门从事民族地理的研究小组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当时他们就把中国按方言和文化习俗的差异分成七块。因此，在全球化时代，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软实力的较量更趋激烈，这对维护我国的文化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三，加强文化创新意识，争取维护文化安全的主动权。在目前的政治文化背景下，我国有关部门采用一些技术手段，如网络“防火墙”技术来维护文化安全，这是很有必要的。但从长远看，不进行制度和话语上的创新，只能使维护文化安全始终处于“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被动地位，让西方强势文化为我们进行“议程设置”。改革开放后，我国的文化宣传部门在宣传经济、社会和文学艺术等领域时，已经在体制和话语上有了一些创新，但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层面上动作不大，对受众的需求考虑不够。如果能在这个层面上争得一定的主动权，那么我们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方面就会有一个与现在完全不同的局面。
第四，改变“规模效应”的传统观念，拓展“官方主导”的单一渠道，提升对外传播的公信力和亲和力。前不久发生的“孔子学院”风波便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孔子学院”在全球100多个国家设立了300多所分院，其主管部门“汉办”布点900多个，超过国内任何一家单位和企业。孔子学院总部每年向全球各地派出逾万名汉语教师，仅中方院长就达千余人。这一方面体现了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另一方面也难免激起一些人的“酸葡萄”心理，就其“官方属性”和“意识形态输出”大做文章。美国国务院以“资质认定”和“居留签证”不合法为由“驱逐”孔子学院的中方教师，英、德等国的知名教授以“影响大学独立性”为由“抵制孔院”，企图将“孔子学院问题”政治化、全球化。虽然在我国有关部门的努力下，这场风波暂告平息，但这不能不引发我们对这种由“官方主导”、强调“规模效应”的单一模式进行反思。我们应当把资金和资源从“官方主导”向“民间力量”倾斜，广泛利用微博等社交媒体和民间基金会等资源，采用“众包”等更能顺应“全球、全民、全媒”传播变局的模式，与社区和公众进行有效的互动，让活跃于地方和社区的“公民记者”积极参与新闻生产，发动当地社区和普通民众积极参与对外文化交流，提升我国对外传播的公信力和亲和力。
小结
文化安全是当今国际战略研究领域的一个前沿课题，需要文化学、政治学、传播学、社会学领域的学者的通力合作。在我国，这项工作刚刚起步，但它对国家整体安全战略的影响不可低估。作为当前我国社会存在的“不确定因素之一”，应该引起有关主管部门和决策机构的重视，并得到相应的支持。文化安全涉及的领域相当广泛，例如，文化安全与社会稳定，文化安全与青少年教育，文化安全与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建设等，都值得我们作更进一步的探索。
(《环球视野》摘自2013年3月下《学术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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