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日本《搜索中国》杂志等媒体报道,无论国共之间、中日之间、世界各大国之间的情报战，都把香港作为主战场。二战结束后,香港因其特殊的政治与地缘环境，继续扮演“东方谍都”的角色。解放战争爆发，香港因处于海峡两岸政治交汇处，又有众多外国领事馆，成为国共两党的情报战场。1949年国民党退至台湾，香港又成为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与中国进行情报角力的枢纽。
小西湾曾是港英政府情报中心
大量外国情报人员在港
美国驻港领事馆是其在世界各地所有领事馆中人数最多的一个。据美国《地缘指导》杂志披露，美国驻港总领事馆的外派人员常年保持在300人以上，大量情报人员在文化、商务、外交身份的掩护下,除搜集香港本地的情报外，还以那里为跳板，开展针对中国内地的间谍活动。一个著名的例子是，中国在香港特区破获一起间谍案,主犯约瑟夫•陈正是利用美国驻港总领事馆空军上校联络官的身份，在中国东南沿海搜集军事演习情报。
据中国香港特区《镜报》报道，前美国驻港总领事郭明瀚在任时，每月都有美国官方和半官方的人员到香港活动。他们所属的部门和组织包括：美国联邦调查局、联邦政府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美国国际开发署、美国传统基金会、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美国国会香港特别小组等。同时，美国在香港特区不定期举行驻港七国领事会议,通报美中活动，协调对香港问题的看法和行动。该会议被称为“七国情报小组”,开会地点一度设在中环的外国记者俱乐部。
据中国香港特区《新报》披露，每个国家的驻外领事馆都设有情报部门，在中国香港特区的外国领馆也不例外。那些在港负责搜集情报的外交人员每周都要撰写报告,然后发回本国。这些人针对一些热点时事频繁寻找相关人士面谈，分析局势。由于大部分外国驻港领馆均在中环或金钟，金钟某五星级酒店大堂的啡啡厅成为领馆人员和香港特区各界人士交换意见的场所。外国驻港领事平日除了约见香港特区政坛或学界人士之外，还会出席一些研讨会，聆听学者的意见。曾有某国领事在活动结束后，“左手拿着录音机，右手拿着列有问题的纸，走上台询问学者”。
从此前被斯诺登爆出的“入侵香港中文大学网络”事件，可以看出美国情报机构别有用心。香港中文大学的网络不只为一所院校服务，还是香港互联网交换中心的所在地。中文大学担当交换中心的角色已有20多年历史，从香港发出的所有互联网信息都经过这里。多年来,美国特工在港工作作风严谨，很难被媒体捕捉到新闻。但如果比起英国情报机构在港的多年苦心经营和精心部署，美方还是略逊一筹。
港英政治部
香港历来是情报战中的“兵家必争之地”。熟悉昔日特工在香港活动的香港立法会议员涂谨申表示，香港以前的确是“情报中转站”。它作为亚太地区重要的枢纽，在自由商贸环境下容易设立国际商行，方便掩护搜集情报的工作;而且香港曾经是英国殖民地,西方人在这里便于活动,所以世界多国都曾派员在港搜集情报。
在英国管治香港的年代，英国军情6处曾经在小西湾设置无线电监控中心，负责监听所有机密通信。小西湾中心后来转移到舂坎角。1976年当上香港副布政司的霍德爵士,曾于1974年在新闻处任职，主要是指挥政治部，取得中国内地的情报。
从1949年开始直到香港特区回归前，中英之间的情报战都绕不开一个神秘的老牌英国情报机构——港英政治部。港英时期的警队政治部，其雏形初成于1934年，名义上隶属于皇家香港警察部队，由警务处副处长指挥，但实际上直接隶属英国军情5处，主要负责反间谍及搜集情报等特殊任务。
分布在香港的英方情报人员，归英国军情5处三科领导。三科负责远东情报，在香港、新加坡、新德里、堪培拉及惠灵顿设立了5个办事处。军情5处的安全联络官办公室设在驻港英军总部，遇到要事无需通传，可直接向港督、三军司令和警务处长汇报。
1946年，港英政治部被纳入香港警察部队架构。上世纪50年代中期，港英政治部大力搜集中国内地的情报，“严密防范和侦察中国共产党以及台湾地区的国民党在香港的情报活动”。最初，政治部只有200多名雇员,1967年香港发生“6·7暴动”，港英方面要求政治部“全力渗透左派”,加强了政治部的人员配备。到上世纪80年代，包括文职人员在内，港英政治部有1200名雇员。由于政治部工作高度保密，且英国情报机构在其他英联邦国家和地区也有类似机构，因此直到今天，有关港英政治部的内部架构，仍然未被外界知晓其全貌。曾在政治部内部工作过的特工，所了解到的情况也只限于与他自身的工作有关的部分。
窃听手段被模仿
时至今日，中英双方的情报人都承认，香港曾是双方进行谍战的重要战场。英国方面在香港特区回归前，曾对中方情报人员长期窃听、跟踪和监视，以获取情报。中英之间的情报战，在1997年之前，针锋相对的是港英方面的政治部以及中国方面的新华社香港分社。上世纪80年代曾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许家屯，在《许家屯香港回忆录》中指出，当时港英政府对新华社香港分社内部的一举一动都要进行侦察，以至于分社成员开会、打电话向北京报告，都不得不跨过罗湖桥进入深圳再行动，以防行踪暴露或电话被窃听。
港英时期，政治部的窃听手段主要有3种。据曾在港英政治部工作过的化名为“罗亚”的华人特工在回忆录中记载：一是直接从电话线或机楼截取通话信息，这种方法须得到电信公司的配合，在技术发达的今天已极少用到;二是设法进入目标建筑，在室内安装微型电子装备，再在该建筑附近安装收听站,接收信号。第三种方式是政治部特工最常用的方式，即在目标邻近楼宇单位破墙钻洞，在墙内植入微型收音器，直接接收信息。
港英政治部的窃听手段，被香港情报圈子里的“各路神仙”竞相模仿。2005年，中国香港特区第二任行政长官曾荫权上任前，决定将特首官邸搬到礼宾府。在礼宾府翻新装修时，意外发现其内遍布窃听器。据当时的港媒报道：“包括客厅、卧室以至浴室都‘不干净’”礼宾府在港英时期曾为港督府。1997年香港回归时，首任特首董建华拒绝入住礼宾府，他表示“不愿将特区与殖民地记忆再做关联”，而有报道猜测，“董建华实际是担心英国方面在府内安装窃听器”。
此前曾有港媒报道，香港特区保安局在1997年回归后,彻底检查了礼宾府，并移走所有窃听器。如果后来发现的窃听器是1997年后安装的,那么将对港府情报安全构成重大威胁。
间谍、收买线人和行动组
港英政治部获取情报，通常通过间谍、收买线人以及行动组这3种主要方式来完成。
间谍常以英国驻港外交官、各大企业机构工作人员等身份作掩护。外交官通常以领事馆“三秘”等身份为主,便于体面地出入上流社会，结交各方人士。
一位前英国外交官回忆，为了融入香港，他不得不苦学茶艺，以便以“中国通”的形象出现在华人面前。这样二方面可以与华人找到共同话题，另一方面也会使对方降低警惕性。
政治部行动组搜集行动情报，在信息技术尚不发达的年代，看上去比较老套。如今看上去很不靠谱的一些坊间谣传，在一段时期却往往是港英第一手情报的来源，例如唐山大地震等重大事件，在中国内地消息封闭的情况下，通常都是通过“游客传闻”的渠道为港英知晓。当时甚至有港英政治部的特工，在工作之余把打探到的“情报边角料”写成故事投给报社，以赚取外快。
收买线人这一渠道，在不同年代有不同的工作特点。
在网络时代，通过“游客传闻”获取情报早已成为历史，但通过高级线人刺探情报的渠道却一直很活跃，而且可能深入香港特区的机要部门。
需要指出的是，中方对英国情报机构在香港特区留下的势力“容忍有限”，从2003年开始调整对港情报工作的部署。
港英政治部在收买线人方面出手慷慨，而其内部的安保工作比较成功。多年以来，港英政治部的内部架构几乎密不透风，因此外界极难通过间谍方式渗透其中。
港英政治部偶尔与中方进行情报合作，却对中方并不信任。1955年4月，载有中方官员与中外记者，前往印尼参加万隆会议的包机，被台湾地区特工安置炸弹爆毁。“当时中方已事先截获信息，提醒英方注意预防，但英方不信，结果出事”。
美国“重新发现香港”
随着中英香港问题谈判的开始，香港回归逐渐成为定局，英国方面也开始着手准备解散港英政治部。据华人特工在回忆录中记载，当时港英政府为了避免这些前特工人员，尤其是华人特工被回归后的中国方面所用，开出不菲的遣散费，还帮助部分特工取得了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国的国籍或永久居留权。
此外，英国方面还将部分特工就地安插在香港特区的重要组织中，如银行、马会、ICAC等。
据香港《亚洲周刊》引述的一份北京关于香港问题的报告提到，“廉政公署在回归前是港督彭定康操控的准特务机构，属于香港权力最大、工作性质最为特殊的执法机构。由于这个机构的工作方式和侦察手段都非常独特，属于最核心的部门，因而一直受到港英当局严密控制，并安插了大批身份特殊的人士”。
文章还提到，英国的情报剌探工作也使北京忧虑，廉政公署作为“锋利的刀子”，一度刺向特区政府，甚至刺向中联办和北京的驻港机构。
港英政治部作为一个整体，已于1997年消失在这座城市的车水马龙间，但它的触角，仍然在中英情报对垒的第一线悄无声息地运作。
美国情报部门同样也不消停。香港《大公报》曾发表署名评论文章称，香港不过是700万人的小城市，与美国没有直接利益关系。但对美国政府而言，香港拥有其他地区无可比拟的“战略地位”：第一，信息发达、出入境自由;第二，靠近中国内地，有地缘便利;第三，人员复杂，便于隐藏伪装。“回归之后这种趋势一度消减，但2003年之后，美国重新发现了香港的‘战略作用’，试图利用这座城市牵扯中国政府的精力,甚至将它作为全新的‘反华桥头堡’。”
(注：本文摘自2015年1.29-2.4《上海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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