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产过剩，到货币过剩，到借贷过剩——论私有制与市场经济、借贷消费、有效监管间的矛盾
KInow
2008-11-30 01:40
到目前为止，还有人说马克思不管用了。因为这次金融危机的原因在于“借贷过剩”——美国人借多了，所以出了问题。需要先明确一个问题，这次引发问题的人，表面上是美国的劳动者。没有房子，总不能露宿街头吧？所以就“借房子”。借房子，回归到账面上，终归是借钱。
那么，什么人借钱会借出问题呢？就是收入出现困难的人。收入不足，就不能偿债。那么收入为什么不足呢？私有制的存在，必然导致生产过剩。生产过剩，就是资本家那里既捏着商品又捏着货币，劳动者这里一无所有。如果有，也就是些不断贬值的货币，终归要一无所有。所以私有制的存在，劳动者的收入必然出现困难。收入出现了困难，之前许诺能还一百万，现在只能还一万。那么多出来的九十九万就过剩了。现在，没有任何人会相信你了。问题是，和你一样的人还很多，于是信用体系就崩溃了。大家都捂紧了口袋，市场上的一切就无法流动——而市场的生命在于流动。于是，市场病危了，经济危机就爆发了。整个过程可以归纳为：私有制－>信用危机（这是本次危机的特点）－>市场流动困难－>经济危机。私有制必然导致市场流动发生困难，因此，私有制与市场经济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不论这个私有制，是私人的，或是政府的，私有制最终破坏了市场。
回顾资本主义的历次危机，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古典自由主义的指导下，爆发生产过剩【个人私有制－>赤裸裸的生产过剩－>市场流动困难－>经济危机】。第二阶段，在凯恩斯主义的指导下，爆发货币过剩【政府私有制＋个人私有制－>通货膨胀＋缺乏活力－>经济危机】。第三阶段，在新自由主义的指导下，爆发借贷过剩。（插一句话，苏联的“官”有制则是：政府私有制－>缺乏活力－>生产停滞。私有制破坏了计划。）那么，其中发展的规律是什么呢？
按凯恩斯主义的观点来看，生产过剩是由于购买力不足导致的。凯恩斯看到了这一点，因此从购买力上下功夫。然而，只要私有制存在，市场的不对称性就会加剧——经“生产至发工资”的过程后，资本家手里既捏着产品，又拿着工资。劳动者手里则只有工资。所以劳动者的购买力是什么，就是手里的票子。所以凯恩斯的办法就是滥发货币。当然，有人会说宏观调控的事情。但是，宏观调控无非是“有计划”地滥发货币。
但私有制不单将产品送给资本家，还把货币也送给资本家——包括滥发的货币。现在资本家手里的两个东西过剩了，产品过剩-货币过剩。货币过剩的另一个根源是，一个资本家可以通过与另一个资本家事实上的“物物交换”（中间会夹带大商业资本家对小资本家的剥削）来获得需要的东西，并进行疯狂的消费。在消费的过程中，事实上没有消费货币，消费的是实物。因此，东西没了，但是钱还很多。所以，只要私有制存在，凯恩斯主义必然导致通货膨胀。加上负责调控的政府事实上也是个资本家，最大的资本家，其存在会导致其他资本家破产，或至少是生产陷于停滞。而就其本身来说，其垄断地位会致使其内部竞争缺失，所以必然造成生产停滞。当滞胀发生时，凯恩斯主义就破产了。
所以凯恩斯主义比自由主义好的地方就是，在生产过剩以后追加了一个货币过剩。而新自由主义的贡献是，在货币过剩后面追加了一个借贷过剩。
现在钱多了，但是却没东西。怎么办呢？于是新自由主义开始鼓吹自由流动。那么，我们就买外国的东西来消费。反正血汗工厂是在外国，我们就只管消费就可以了。出了事情，要死人的事情，反正也是在国外。这就是美国经济领导人的如意算盘。刚好，发展中国家处于生产过剩的阶段，我们买来了，还可以缓解一下他们的库存。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这就是新自由主义能够大行其道的原因了。只是，一个是受虐狂，一个是施虐狂，两个精神病人在一起，把事情搅黄了还都高高兴兴的。
进口的廉价商品花光了口袋里的钱。怎么办呢？就借钱吧。打白条，进行透支消费，超前消费。看来，美国还是比较民主的——每个人都可以打白条，而我们只有官员可以。这么一来，不就什么都搞定了吗？没有钱也能消费，看来已经进入共产主义了。问题是，共产主义里，没有市场，没有货币，没有私有制。有的只是信息，只是民主经济。此外，美国人想出了很多新办法，连债券也可以钱生钱了。其后果无非是钞票继续向资本家富集，没什么可说的。接下来的分析，就是文章开头的几段话了。
在所有权层面上，东西不是我的，但是我就可以用了，多好的事情。那么如果这个人是个无赖怎么办？这不就变成公开打劫了嘛。本来，如果没有私有制，自然不存在“借”的问题，谁用就是谁的。由于存在私有制，所以要还。因此，私有制与借贷经济是矛盾的，它终将摧毁借贷经济。
此外，为了确保归还，西方国家建立了信用体制与审查体制。但是，负责审查的也是人，也要打劫。他们碍于身份不方便公开打劫，于是就暗地里纵容别人打劫。打来打去，打出坏账一堆。只要私有制存在，“有效监管”就是空想。可主流经济学家们一天到晚叫嚷“监管”、“诚信”、“调控”之类的东西。可以看出，这些人去宗教界工作还比较现实。
最后，还想说一下社会民主（或是民主社会）主义。这个理论相信市场是无限的，因此只要用高福利来打补丁就行了。但此次危机的爆发表明，社会民主主义错了。危机为什么是从房地产市场开始爆发的呢？就借贷经济来说，再怎么借，也不可能借来一套房子——难道说要发展中国家造一栋别墅，然后空运到美国去吗？另外，发展中国家也不愿意出卖领土，所以无论如何，土地市场是有限的。
那么出路何在？建立民主经济。民主经济，就是劳动者所有的经济体制，真正的公有制。在这里，显著的特征是，劳动者可以选举企业的经理。要做到这一步，就需要计划与民主的真正结合——民主不再是政治领域的游戏，计划不再是政府的事情。民主与计划，将出现在企业里而不是企业之外。将从劳动者那里产生而不是别的什么人。这么一来，对劳动者就有极高的要求。现在看来，实现它还有许多困难。但是，私有制，将不停地驱使我们去克服这些困难，直至最后，把这些困难的源头，私有制本身克服了。
由成都向市民发消费券看政府财政转型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08-12-15
继东莞前阵子向困难群体发放1000元“红包”后，成都市民政局近日宣布将拿出价值3791万元消费券，发放给全市困难群体，每人100元。（《成都商报》）
这是有着鲜明导向意义的公共政策变革，是政府行政理念和社会治理方式渐变的折射。正视社会群体性差异、对弱势人群给予及时和充足的救济，这才能体现公共治理的责任。
不过，类似的“政策红包”依然限于一时一地，其目的性也不尽相同。应当看到，在基尼系数不断拉大的现实背景下，涉及公共资源二次分配的每个领域，都明确指向政府为民众提供基础医疗、教育、失业保险等基本福利的责任分属。为此，政府埋单的“政策红包”能否持续，其关键恐怕取决于政府财政能否真正实现转型。
种种迹象表明，以4万亿元政府投资为信号的政府财政投入改革，面临重新定位的时代抉择。但这个问题，已经不再是某地临时向困难人群发放补贴或消费券可以应对的个案承载，而是整个社会、尤其是政府决策者所面临的问题：在经济初步市场化的时代，是否应加快建立由政府承担主要财政责任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政府应当对于这一福利保障制度承担多大的财政责任？
政府早已提出了建立公共财政的理念。而所谓公共财政，就是由民意主导的财政。政府的财政收入，既然是由人民同意而授予政府的，那么,这些财政资金如何使用，当然要以民意为指南。而考察当下的公众舆论和民意，整个社会似已形成这样一些共识：不仅是“政策红包”的发放，政府还应当公平地为全体国民提供基本医疗福利保障，比如医改的公共卫生服务，政府应当提供包括计划免疫、传染病控制、妇幼保健、职业卫生教育等；比如失业保障，政府应当提供覆盖面更广泛的财政补贴与灵活的民众使用范围，正如社会保障部酝酿失业保险制改革，拟将原来仅覆盖城镇企业扩大到城乡各类企业，并将农民工正式纳入失业保险……
政府承担公共保障的财政责任，其难题不在于政府的财政能力，而在于政府保证这种意愿变成财政预算的程序，这也将引发更多的公共政治改革——预算法对政府履责的刚性约束、人大监管权力的强化、民意及舆论等民间监督的全面授权，如此，方能放大“政策红包”的持久价值。（：毕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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