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化：货币恐怖主义—美国的另一种隐形武器
（美）史密斯 范晓璐 任国军编译
货币武器
当全世界的眼睛都盯着所谓“反恐战争”及各种具体形式的恐怖主义行为时，却很少有人注意到“美元化”这一秘密货币武器的扩散，这种扩散造成的后果远比任何贸易协议都严重得多。不仅拉丁美洲逐步屈从于美国的货市统治，其他一些力量薄弱的国家，如新独立的东帝汶，也正被迫“美元化”。
即使在美国，美元的货币（信用）创造也不是民主决定的，而是属干私人银行家和美联储的权力范围。在国际上，“美元化”和其他货币武器完全剥夺了其他国家的信用创造权力，而将这种权力完全置于美国私人金融部门的控制之下。“控制货币供应就等于控制了所有人的商业活动和行为”。如果这句话是真的，那么一旦“美元化”开始蔓延，广受争议的自由贸易协议就几乎不再需要了。贸易协议必须通过民主议程，并常常伴有争论和公众抗议；而“美元化”可以在没有或很少有此类争议的情况下起到协议所起的作用。
“美元化”受到的关注之所以比较少，是因为它不同于国际贸易协议，外国政府可以在未征得美国同意的情况下就实施“美元化”，而且这些国家也常常在未取得本国大多数人民同意，甚至在大多数人民根本不知情的情况下实施“美元化”。很多国家认为自己是被迫“美元化”的，只要它们不遵从占统治地位的货币制度，投机者最终都会攻击它们的货币。这一观点似乎有充分的依据，因为在过去十年间，除了那些与国际市场隔离的国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都曾遭受过投机者的攻击。
从这一角度来看，投机者就像一支军事部队，向外国货币或货币体系开战，竭尽全力与之搏斗直至取得最后胜利。就像美国支持的军事力量一样，他们拥有比对手更多、更有力的武器。在冷战时期的军事行动中，美国支持的军事力量往往能获得最有力的武器，可以不断攻击敌人直至对方放弃抵抗。华尔街的各家公司以及具有同等实力的欧洲公司）发动货币攻击时的情况，也同样如此。鼓动投机者进行投机行为的大公司，比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都有机会获得更多的美元（或欧元等其他坚挺货币）。不要忘记，美元是国际货币体系的关键，是支撑大多数外国货币的“储备”。因为能够很容易地获得大量世界上最有力的货币武器，华尔街的各家公司一旦发起货币进攻，大多数情况下都能迫使外国货币崩溃。
面对占有压倒性优势的投机者的攻击，如同面对占有压倒性优势的军事行动一样，许多国家都会逐步放弃抵抗，走上“美元化”的道路以消除货币冲击的威胁。这一趋势具有强烈的丧失主权的意味，但是这种不可逆转、不断加剧的现象却被贴上了“全球化”的标签。
不受控制的资本流动造就了货币武器
要理解这种新趋势，就需要回顾一下上世纪国际货币体系的历史，以把握整个事件的发展脉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货币体系以及国家之间用于进行跨国贸易、金融合作的货币机制发生了深刻变化。其中，最著名的变化莫过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缔结，该协议促成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诞生。
想要弄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究竟造成了什么影响，我们不妨看一看经济大萧条之前的货币体系。大萧条之前，许多国家都采用金本位制，它们的本国货币由储存在中央银行的黄金储备支持，纸币能兑换黄金。这就像在罗马时代一样，任何有权取得最多黄金的人都能进行最大的投资，获取最多的外国资源，而这往往由拥有最大力量且最渴望运用这种力量的人来实施。这一体系使在南非发现黄金的英国一跃成为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主要军事经济力量。
进行国际贸易的任何国家，都希望本国货币相对贸易对象国货币的汇率能保持稳定，或者在可预期的范围内变动，而不是大幅度波动。金本位制为稳定汇率提供了途径，因为每一种货币都能兑换成单一的公共商品——黄金。在经济大萧条发生之前，金本位制使资本能够在国家之间自由流动，从而保持了汇率的相对稳定。但它的隐患在于，一国的中央银行或政府无法轻易通过改变本国货币供应量的办法来解决国内失业、物价膨胀等问题，因为货币供应已由黄金流动固定下来。同样，金融恐慌也更容易导致货币系统的崩溃，如果所有人都涌入银行将货币兑换成黄金，整个银行系统将遭到毁灭性破坏。
基于此类种种原因，大萧条之后许多国家都弃用了金本位制，但这同时也意味着无法确保国家之间汇率的稳定。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人们意识到，在弃用金本位制的情况下，有必要缔结国际协议来创造一个更稳定的国际货币系统，为每种货币提供新的支持体系。于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诞生了。
战前大国的经济基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摧毁，美国成为战后主要的经济力量。金本位制弃用后，世界各国采用美元标准、以美元的价值支持各种货币的价值似乎是明智的做法；美元则与黄金挂钩，每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这就是所谓的可调整固定汇率制，设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目的就是管理这一体系，并在必要时填补漏洞。
在可调整固定汇率制下，许多国家都持有美元、美国政府债券和黄金来支持本国货币，使本国货币的汇率相对美元保持固定。各国中央银行以固定价格用黄金偿还美元债务，黄金则被储存在著名的诺克斯堡。只要美元的需求量相对其他货币的需求量保持相对稳定，二者的汇率就能保持稳定；同时，布雷顿森林体系还限制跨国资本流动和跨国投资，从而减少因投机性资本流动造成的货币供求量大幅变动，以保持汇率稳定。能够改变一国货币相对需求量的唯一因素就是严重的贸易失衡，也就是一国进出口贸易发生大幅度失衡。例如，如果一个国家从美国的进口量远远超过对美国的出口量，它对美元的需求就会超过美国对该国货币的需求。如果要保持需求平衡，该国可以将本国货币贬值，或者通过出卖黄金、借贷等方式取得美元。如果出现暂时性的大额度贸易赤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以出借美元以稳定赤字存续期间该国货币的价值。但是，如果持续出现赤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会建议该国货币贬值。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只要收支平衡不受太大影响，一国仍能对本国的国内货币政策施加控制，而且资本控制也可以使各国免受过度投机的危害。
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一稳定的机制是被两个因素破坏的，一是美国在冷战期间不断扩张的军事冒险，二是世界范围的石油紧缺（贯穿整个70年代的石油危机）。这一切从根本上改变了20世纪货币体系的基础。之后，许多几十年来已深受军事危害的国家再次遭到猛烈的货币冲击，使既有货币体系的动荡达到极点。我们甚至可以说，早先的军事行动为后来的货币冲击埋下了伏笔。
要从这个角度理解货币冲击，我们需要回顾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如何崩溃的。20世纪60年代，美国在“反共战争”的思想指导下，花费大量金钱资助国外的各种军事行动。在越南和其他行动上花费的大量军费使美国持续出现巨额贸易赤字，急剧增长的国外美元供应超过了美国国内的黄金储备。1971年，尼克松总统被迫放弃黄金价格与美元挂钩的做法。随着美国国外军事行动的日益频繁，美元相对黄金不断贬值，国际货币体系受到严重干扰，随后不久可调整固定汇率体系就完全崩溃了。此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应该宣告解散，因为可调整固定汇率的崩溃已经使该组织无法完成最初创设时的任务。
这时，石油输出国组织开始出现在世界舞台上，给全球带来石油价格危机。因为石油价格持续走高，许多大国对中东国家出现巨额贸易赤字。人们争夺的对象从黄金变为石油。这样看来，金本位制消亡后似乎该转而以石油为标准决定货币价值。石油危机和美国军费开支的增长，促使资本流动控制开始解体：放松资本流动控制，西方国家就可以利用从获取巨额石油利润的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流入的资本，平衡因贸易赤字造成的货币流出。
大量所谓的“石油美元”涌入西方国家，在缺乏资本控制和黄金衡量标准的情况下，许多金融机构向拉丁美洲国家出借美元贷款以获取高额利润。有趣的是，出借给拉丁美洲的贷款大部分都被用于资助亲美政权购买武器，进行“反共战争”。美元供应和石油危机范围的扩大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二十世纪70年代末，美联储决定尽可能抬高利率以吸收美元，导致美元供应大幅度减少。许多拉丁美洲借款国的利率都是可变浮动利率，利率抬高就迫使它们拖欠美元贷款。
拖欠贷款的威胁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重生提供了契机。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在越战期间崩溃之后，它已无法实现最初设立时的目标，但在整个国际货币陷入无体系状况的今天，它又转变为新的管理实体。为了防止因拖欠贷款引起的金融恐慌扩散到西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始为贷款人提供报告，帮助西方国家债权人减少因拖欠贷款带来的风险。
在今天缺乏统一国际货币体系的情况下，人们对以自由进行资本流动，对经济落后的国家持续发起投机攻击。更糟糕的是，这些国家负有大量美元债务，其中大部分源自“石油美元”。很明显，一旦西方国家的大银行在这些国家的投机活动陷入困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会支持西方国家。资本流动控制的消失使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人民陷入了一种十分不利的境地。在过去十年里，这种“无体系”状况导致了一系列突如其来的货币冲击，并致使墨西哥以及亚洲、拉丁美洲许多国家的货币体系濒临崩溃。货币体系一旦崩溃，受影响国家的人民将很快变穷；如果这个国家还背负着大量以美元计算的外债，情况将更加糟糕。此时，正常引进的经济政策反而会导致贫困率和失业率持续增长，或使人们工作所得的报酬低于贫困线标准，或使该国不得不以极低价格将自然资源出卖给西方国家。
二战后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为何会如此仓促地终结？从社会角度来看，最简单的答案就是：控制这一体系的权力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而这极少数人恰恰从这一体系的缺憾之处得到了利益。
货币武器攻击案例剖析
在经济大萧条前的金本位制下，汇率是自动固定的，投资资本的流动也相当自由。但是，各国很难通过控制本国货币供应量的方法来帮助实施国内政策，除非它们能挖到更多的黄金。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汇率变为固定汇率，各国有一定能力调节本国货币供应来帮助实施国内政策，例如降低失业率、控制通货膨胀等。但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资本流动几乎就不再受到控制，许多较小的经济体试图将它们的汇率与美元挂钩。对大多数小国家而言，美国不仅是最主要的贸易伙伴，而且它们想从美国投资者那里吸引资金，这就需要它们的货币相对美元保持稳定。然而，华尔街的攻击使这种相对稳定变成了一种灾难；时不时冲击着这些小国家。让我们看一看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假设我们是一个名为奥兹雷特的国家的中央银行，本国货币为奥元，并以1奥元兑换1美元的汇率与美元挂钩。我们发行、回收货币的方式与美联储完全相同，即如果我们想向银行系统发行更多奥元，就要进入开放市场购买美元或美国政府证券。美元或证券的出售方获得了奥元，又有新的奥元进入奥兹雷特银行系统。
同时，随着资本的自由流动，一些美国投资者开始在奥兹雷特国全力买进股票和债券，使更多美元流入奥兹雷特国。奥兹雷特政府、银行、商人也可能借入美元，因为美元的利率较低，而且便于他们进行国际交易。随着时间的推移，从美国银行借来的美元数额逐渐变得十分巨大。西方投资者和世界银行也鼓励奥兹雷特国借入更多货币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以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奥兹雷特国的美元债务达到顶点。
有一天，一个名叫吉米、刚从哈佛取得MBA学位的25岁聪明小伙子进入华尔街一家名为贝特斯的大型公司工作。他听到传言，奥兹雷特国一些本地人正要求获得土地权力和更好的工作条件。吉米找到他的老板，说奥兹雷特国将出现动荡，会影响公司的潜在利益。他说：“我们应该卖出在那里的投资。事实上，我们不仅要卖出在奥兹雷特国的股票，还要抛空奥元，因为我们估计奥元将相对美元贬值。”把一种货币抛空意味着贝特斯公司将缔结卖空协议，在未来某个时间以现在的价格出售货币——即1奥元卖得1美元，这样他们就不会亏损。如果奥元没有贬值，他们不会有任何损失；而奥元一旦贬值，比如1奥元仅能兑换0.5美元，在约定的未来期限他们就能用0.5美元购进1奥元，再根据原先的“抛空”合同以每奥元兑1美元的价格卖出。
吉米的老板根本不记得什么奥兹雷特国，他只会首先盘算发起这次货币冲击能得到多少金钱，然后说：“真是个好主意。”就这样，贝特斯公司卖出了它在奥兹雷特的股票，并订立了抛空奥元的协议。其他投资者看到这一状况，心想：我最好也在亏损前卖出在奥兹雷特的投资。货币攻击一旦发起，只会产生两种结果：该货币保持原价或贬值。对投资者而言，抽出投资无疑更加保险，而且潜在利益也驱使他们抛空奥元。作为奥兹雷特的中央银行，我们当然想支撑本国货币的价值，让投资者们相信与美元挂钩的汇率能够维持下去，因此我们实际上成为很多抛空合同的对价方。奥元相对美元的需求突然间急剧下降，中央银行为维持奥元价值，唯一的办法就是用本国的美元或债券储备在开放市场买进奥元，以抬高奥元的需求量。
但是，如果货币冲击长时间持续下去，美元储备无疑会被耗尽。在买进奥元以维持其价值的同时，我们也把它们从货币供应体系中回收。如此一来，奥元的货币供应就会急剧缩减，利率上升，投资减少，失业率也达到顶点。各地纷纷爆发动乱，但我们无能为力，因为为了保持奥元价值的相对稳定，我们不得不用尽所有的美元储备，而且政府所欠的贷款都是以美元计算的。货币冲击仍在持续，不久，所有的美元储备告馨，奥元货币的供应缩减和利率攀升达到最高点。这种利率差以及奥元与美元1：l的汇率，将促使新型投机行为的发生，进一步耗竭我们的银行储备。此时，我们无法继续维持与美元挂钩的汇率，不得不使货币贬值一半，以便用一个更合理的奥元供应体系弥补巨额亏损的银行储备。华尔街赢得了这场战争！最早煽动发起这次货币冲击的吉米，在我的国家从事了纯粹投机行为。他将因这次货币冲击得到晋升，而这又会鼓励他寻求更多机会以冲击别国货币。
这就是为什么1994年的萨帕塔民族解放军起义能够最终导致墨西哥的比索危机。这听起来和冷战时期被称为“反共战争”的军事打击不是很相似吗？这种情况一旦发生，我们就将面临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利率增高、进口价格上涨、失业率升高，以及公众对政府的不满。更糟糕的是，如今奥兹雷特负有巨额美元债务，债务数额甚至是本国经济总量的两倍。此时，奥兹雷特政府要么拖欠借款，要么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面帮助“重建社会”，以此来清偿债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确实也起到了这方面的作用。通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协助意味着削减社会商品支出，将更多资金用于偿还超过本国经济总量两倍的债务；或者通过更多的出口贸易、吸引外资来获取美金清偿债务。其结果常常是以极低的价格向外国出售劳动力或自然资源。
美元化——美国的隐形武器
从上文所举的例子中可以看出，对发达国家而言，由于这些国家大多是工业国，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它们可以让本国货币的汇率在有限范围内浮动。但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却可能造成巨大影响，这些经济较落后的国家常常把本国货币与美元挂钩，以防止因投机行为造成汇率的过度浮动。如此一来，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只能运用货币政策调整汇率，而这在面临严重的国内问题时却起不到太大作用。国内一旦发生动荡，投机者就会借助华尔街的强大实力发动货币冲击，紧接着货币就会急剧大幅度贬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货币紧缩措施也将随之而来。此外，华尔街对这些国家所依赖的储备货币的信用创造拥有最终控制权，这使得一旦发起货币冲击，华尔街总能取得最终胜利。尽管主流经济学界已经认识到了这一问题，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仍拒绝承认，可能是因为一旦承认这一点，华尔街就会成为最大的受害者。
面对这一残酷现实，以及以美元计算的巨额债务、随之而来的美元资本流动需求、华尔街投机行为所造成的经济衰竭，许多国家的政府只有放弃抗争，让华尔街为所欲为。它们放弃了维持本国货币的所有希望，将货币决策权全部交给了美国。这些国家渐渐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建议的那样同意实施“美元化”，也就是说，放弃它们本国的货币，而以美元作为官方货币。这样能够解决固定汇率问题，永远阻止华尔街投机冲击行为所造成的货币贬值。但是，对这些国家而言，“美元化”也需要付出巨大代价：丧失货币政策主权，因为它们的货币都是“美国制造”的。不断增长的劳动力和环境保护需求，就像真空吸尘器一样会立即将交易媒介吸空，只留下巨额债务。决定未来经济命运的交易媒介的控制权，如今掌握在美国银行系统和美联储手里。随后，美国银行可能会支配这些国家的银行系统，进而影响它们的政府。这是一条通向灾难的单行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华尔街推动“美元化”的方法，就是要从其他国家的这种困境中获取巨大的利益。
（《环球视野》摘自2008年第10期《军事广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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