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的根源并未超越马克思的逻辑
——访西南财经大学教授赵磊
记者 孙明泉 光明日报
从1929年美国大危机爆发起,经济学界就没有停止过对危机根源的反思。此次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再次引发了这一问题的讨论。西南财经大学教授赵磊认为,一些反思似乎不得要领,总是在“监管缺位”、“政策失误”、“低估风险”上转圈子。他说,表面上看,这两次危机的原因大相径庭:1929年大危机的导火线是有效需求不足;当下金融危机的导火线却是有效需求“过度”；但从根本上说,资本世界的古典危机与现代危机并无本质不同:都是生产过剩危机。从古典危机演变为现代危机,只不过是把“皮球”从供给方踢给了需求方。由于危机根源于市场经济本身固有的内在矛盾,仅用“风险-监管”的分析框架很难对其做出本质上的把握。因此,必须对危机作“马克思的追问”。
赵磊说,如果只是在“监管缺位”、“政策失误”、“低估风险”上转圈子,顶多也就是把这些人为的过失上升到“原罪”的高度。比如,在追究危机根源时,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罗奇指出:“现在回顾来看,这其实是泡沫世界的‘原罪’——美联储纵容了上世纪90年代末所创造的股票泡沫,以及所衍生出的资产依赖型的美国经济”。格林斯潘的自我辩解虽然有为自己撇清的嫌疑,但他的反思显然要比他的那些同行清醒得多:“危机迟早都会发生”。当然,他的反思仍然超越不了美国主流经济学的眼界:危机的根源最终被框定在“投资者低估了风险”。
如果进一步追问:为什么投资者会低估风险呢?美国经济学的标准答案除了归咎于人性贪婪的基因之外,恐怕就只能对这个追问耸耸肩膀了。看来,这种将危机根源追溯到人性贪婪的“本体论”,大概也算是美国主流经济学的最高境界了。
危机的元凶一旦捉拿归案,美国主流经济学就急忙宣布立即结案,停止反思。谁是“无辜”呢?赵磊说,话说白了,这个“无辜”就是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在美国主流经济学看来,你可以追究“监管缺位”、“政策失误”、“低估风险”背后的人为因素,甚至可以一直追究到人性贪婪的“原罪”,但决不允许对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说三道四,有丝毫怀疑。这是他们“反思”的底线所在；超越了这个底线,你就会被取消话语权。正因为如此,除了少数非主流的学术网站之外,在美国官方的报刊上,我们很难看到超越这个底线的话语。
把危机的根源最终锁定在人性的贪婪上,似乎已经是美国主流经济学的“终极关怀”了。但问题在于,比照它的“经济人假设”(逐利是人的天性),我们发现,这个“终极关怀”经不起如下追问:同样都是逐利的经济人,为何次贷危机只发生在资本主宰的世界,而与资本不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无缘呢?
与美国主流经济学的反思不同,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从来就不承诺无条件地认可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而且,对于人的基因是否有贪婪“原罪”的血统论,马克思也并不感兴趣。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最核心的内容是关于危机根源的逻辑。这个逻辑包括以下要点:(1)经济危机的本质是生产过剩;(2)生产过剩的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3)“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群众的购买力不足;(4)群众购买力不足的原因在于资本和劳动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5)两极分化的原因在于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占有制度。那么,马克思关于危机根源的逻辑经受得住现实的拷问吗?
不少人认为,对于1929年的美国经济危机以及之前的古典经济危机,马克思的理论或许还有较强的解释力,可是对二战以后的世界经济就几乎不再有什么说服力了,因为“此资本主义”已非“彼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已经具备了克服危机的“免疫力”。表面上看,当下的金融危机,其导火线的确不再是有效需求不足,而是有效需求过于旺盛,以至于“过度”。正是这种“需求过度”造成了违约率不断上升,最终导致信用崩溃。
面对不断扩张的生产能力,避免出现生产过剩危机的唯一办法,就是必须提高个人消费需求。怎么才能提高个人消费需求呢?从历史上看,西方发达国家相继采用过以下办法:(1)削减产量,比如把牛奶倒进大海。这种办法既残酷,又与资本的逐利本性相悖,故在当今时代,简单地削减产量已被视为一种愚行。(2)扩大政府公共支出。这是在私人缺乏消费意愿和实力的背景下,穷人买不起,富人不愿买,由政府充当“消费者”和“投资者”。由于1970年以来的“滞胀”并发,西方国家政府对这种办法的效果已颇持怀疑态度。(3)调整分配格局,比如通过税收政策来促进购买力。由于这种办法本质上是“劫富济贫”,有违自由资本主义信条,所以不到万不得已,这种“让步政策”决不会提上议事日程。(4)透支消费,比如分期付款、贷款消费、信用卡购物、次级房贷等。这种办法虽然有损于资本的即期利益,但消费者提前支付了远期利益(即“寅吃卯粮”),故既能为唯利是图的资本家接受,也能为囊中羞涩的普通劳动者认可,这已成为目前西方极为流行的一种生活方式。
从实践来看,“透支消费”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在“透支消费”的支撑下,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居民的个人消费增速不仅没有收缩,反而呈现出加速增长的态势。“透支消费”与“透支经济”暂时填补了收入与消费之间的缺口,从而掩盖了本国的经济扩张与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
赵磊指出,在市场经济制度的框架内,与“把牛奶倒入大海”相比,“透支消费”毕竟不失为明智之举,但“透支消费”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产过剩”问题。这就如同为了缓解癌症患者的疼痛而不断加大吗啡的注射剂量一样,“透支消费”不过是靠透支“未来”来支撑“今天”,把当下的危机延迟到未来爆发罢了。一旦对未来出现悲观预期,以至于没有“未来”可以透支的时候,危机就不可避免了。换言之,只要“透支消费”不停止,那么即便没有“次贷”问题,也必然出现经济危机,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赵磊认为,次贷危机的病灶在于违约率不断上升;违约的原因在于未来预期遭到了沉重打击;未来预期的悲观在于“透支消费”的不可持续;透支的起因是为了缓解生产过剩;生产过剩源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内生的制度性矛盾。这样,一个马克思的逻辑便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资本制度的内生矛盾——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过剩——透支消费——违约率上升——经济危机。
以马克思的逻辑看来,资本主义的古典危机与现代危机并无本质不同:都是生产过剩危机。从古典危机演变为现代危机,只不过是把皮球从供给方踢给了需求方,把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的爆发从当下推到了未来。
早在2001年,赵磊教授就针对当时美国政府预防危机的降息举措,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指出:“不论这次降息的效果如何,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经典分析框架都没有过时。坦率地说,格林斯潘力图阻止衰退的努力不过是在‘和历史对着干’,其努力的最大效果也不过是延缓衰退的到来。”他强调,这个结论不过是马克思逻辑的具体展开罢了。正因为如此,如果我们对危机的反思能够做进一步的“马克思主义追问”,那么可以预计,类似次贷危机的灾难今后肯定还会发生,而且在虚拟经济严重超越真实经济的大环境下,这种危机将会越来越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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