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及其影响[*]
安迪‧基尔米斯特（Andy Kilmister）[†]
（翻译者： 龚权；校订者: 万毓泽、刘惠敏）
原载：先驱社
當前的经济危机，否定了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世界经济奉行的暫時性解決方案。 虽然利润产生于生产领域，但矛盾的是，卻需要依靠流通与交换实现。如今英国深受此次危機打擊。
一、 简介
有三个出发点对理解这次经济危机很重要：[1]首先，现在发生的危机，意味着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主宰世界经济秩序、一系列环环相扣的经济措施已经瓦解。这些措施是为了应对1970年代浮现的经济危机，而发明的「暂时性解决方案」。其次，1970年代的经济危机，以及80年代为解决危机而付出的努力，实际上源于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 利润产生于生产领域，但实现于流通与交换领域。 第三，英国资本（至少是英国国内的资本）在历史上形成的虚弱处境，使得英国在此次经济危机中尤为脆弱。
此次的经济危机有很多层面，但三个方面尤为关键。一是大量的债务被制造出来，包括企业和家庭，特别是后者。与此相关联的，是国际货币体系有可能重新陷于不稳定，且世界其它国家有可能拒绝为美国和英国的贸易赤字提供资金支持。最后，生态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将可能终结长达二十年的低价商品时代。然而，这些因素应该看作是中期的发展，它们决定了各种潜在的紧张关系，而更多立即的变化是在这些紧张关系中浮现的。
马克思主义对危机的分析，必须把握潜在的结构因素，观察它们如何表现为各种现象，同时也要了解资本企图解决危机的各种竞争策略。
二、 近期的金融风暴
二００八年下半年的关键发展，是上述第一个情况戏剧性地恶化；债务的积累引发了金融危机。主要原因，是人们逐渐意识到经济体系中坏账的数额远远比先前想象的多。这又使美国统治阶级出现混乱，不知该如何应对一路攀升的呆帐。在极不情愿地被迫将抵押放款公司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国有化之后（大部分来自公司内中国和日本投资者的压力），他们忽然允许主要的投资银行——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产。
这在三方面使整个银行体系陷入更险恶的深渊。首先，急剧飙升的坏账数额直接威胁了银行的偿债能力。其次，联邦储备局（联储局）明显改变了之前援救贝尔斯登（Bear Stern Co.）的政策，引发银行之间借贷市场的恐慌。由于不确定哪间银行可以在危机中幸免于难，市场借贷几乎中止，终于导致整个银行体系的失灵。第三，股市投资者惊恐地抛售银行股，导致银行股股价狂泻。因为银行业的规范是基于这样一种观念，即贷款数额只能是其资本的若干倍，而如今股价下跌、资本额减少，使银行借贷能力大幅降低，于是整个银行体系的稳定受到进一步的威胁。虽然这些问题一开始出现在房市蓬勃发展、银行业去管制化盛行的美国和英国，但人们很快就发现，其实许多银行（尤其是欧陆各国）也在这些市场中有许多放贷，所以这次银行危机影响了所有主要的工业国。
上述一系列现象使政府拯救银行业的措施忽然转向。这种转向在各个国家有不同的形态。 其中以华尔街老手，美国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Henry Paulson）为首的美国方式最为无耻。（保尔森最初的建议是，由纳税人供养的美国政府应该向银行认购毫无价值的债务——这是一种对银行将来的行为不做任何约束的直接补贴）。英国政府的计划（已经为欧盟采纳）则是由政府购买银行的股份，而这种措施為政治辩论提供了某些潜在的机会。这使人们得以讨论，国家对银行体系的控制的本质为何，以及谁应该为金融风暴买单等问题。但是很明确的是，政府最初的目标，是它只在最小限度内参与金融部门的活动，提供资金以恢复银行的获利，以期将来能尽快卖掉政府的股份。这是斯堪地纳维亚国家在九十年代初金融风暴后银行业重组时所采用的方案。
三、 谁为金融风暴买单？
资本贬值（devalorization）必须是马克思主义分析这一系列发展的出发点。 承认房地产市场的坏账，其立即效应是：以「预期可全数偿还的房屋借贷」为基础来进行估价的资本，将失去预期的价值。这些资本可分为两类：第一类直接用在次贷抵押。它们或者用于提供抵押，或者用于房地产的建设和发展。第二类是，其它产业的资本因预期繁荣的房市将带来需求（特别是房屋所有人抵押房产进行借贷而带来的高需求）而进行的投资。现在看来，这样的情形在可见的将来不可能再出现了。
任何这种资本贬值都会引起这个疑问：谁将为这些损失买单？资本还是劳动者？金融部门已经非常厚颜无耻地尝试将这次危机的成本转移到劳动力身上——他们甚至计划用纳税人的钱来维持他们的红利（奖金收入）。他们利用下面几种方式来确保这种转移：
（1）直接用纳税人的钱补贴银行。
（2）拒绝降低贷款利息，以重建利基。像Lloyds－HBOS这样通过兼并，使得业内竞争减少，而同时加深家庭依賴这少數的大机构，会使这种目标更容易实现。
（3）削减银行职员的工作保障，工资和工作条件来降低成本。同样的，由国家资助的兼并可以利用各种方式关闭分公司，以协助这个过程的完成。
（4）减少付给存款人（储户）的利息。
如果政府想扮演资本代言人以外的角色，并要求银行接受这些规范，导致银行不能达成目标的话，银行就会以破坏整个体系的威胁来反击。这导致政府和银行之间的冲突，尤其在降息问题上。然而，贷款利息下调往往以存款利息更大程度地下调为代价，这会给现在和将来领取退休补助的人带来严重影响。再者，整个救市措施还有很高的“意识形态成本”，它会损害未来金融界在整个社会的声誉（他们现在的声誉已经不大好了），也会增加政府管制乃至国有制的正当性。
四、 稳定金融部门
虽然现在很难准确预测任何事情，但可以肯定的是，现在投入银行系统的投资（注资）一定程度上已经可以稳定银行体系。虽然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的房地产兴盛很大部分肇因于投机泡沫，但这并不表示这部分借贷本身便足以压倒整个金融体系。（《经济学人》2008年9月27日报道，六月份美国联邦储蓄保险公司（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在总额约十万六千亿的资产中，有五千亿是“严重拖欠”的抵押借款。）同时我们应该记住，即使抵押贷款不能全额偿付，用作抵押的房屋也不是毫无价值的。
在估算稳定金融领域的成本时，我们也应该小心看待那些对外公布的救市金额，如美国的七千亿救市计划。这些计划由三种不同用途的资金组成：第一种是用于对银行的直接资金援助。这些是真正的成本。第二种是贷款保证。这部分的资金只有从现在开始出现赖帐时才会使用。基本上它们是信心重建的措施，而并不期望会真的支出这笔钱。第三种是直接由政府贷款，以恢复货币市场的流动性。同样的，这部分的钱只有在贷款利息极不寻常地低，或者出现赖帐的时候才会成为真正的成本。
英国银行业的救市措施，现在看来成本约为三百七十亿英镑，即直接支付给银行的资金援助。如果日后这些股份可以较高价格卖出，那么连这部分资金也不一定是长期的成本。但是，这毕竟是很大一笔的资金，它会使本年度政府财政出现赤字。欧洲其它国家总计亦花了和英国救市数额相当的钱——《金融时报》在十一月五号报道说意大利政府计划为其银行体系注资两百四十亿英镑。
认识到下面一点也很重要：政府支出增加的立即影响，只是中期预算赤字中很小的部分。更重要的是，税收的减少和因为这次危机导致经济增长减缓所需付出的额外成本。马丁‧沃夫（Martin Wolf）在《金融时报》分析英国财政大臣达林（Alistar Darling） 的先期预算报告时指出：2009－2010年的税收的减少将相当于GDP三个百分点，他预期这个变化会因为财政能力和GDP水平的回落而更加严重；金融行业利润税以及房产交易税都会受到永久的冲击，更严重的是，它会造成GDP的长期损失。如今我们预期，在2010年，经济将比预算中的预期少5.5个百分点。[2] 这将对英国等政府藉发行国债来弥补逐渐增加赤字的措施，形成严峻的考验：他们大幅降低国债的价格，将使得利率提高而导致危机加剧；而如果他们增加向外国举债的数额，将会进一步使英镑走软。
与金融体系顷刻垮掉的可能性，或政府救市措施将带来的庞大开支相比，更为重要的是，这次金融危机对金融领域和总体经济状况的长期影响。
银行危机也提出了这样一个议题：如果金融体系重新实现了稳定，它会成为一个怎样的金融体系？新工党很难回避这个争论，因为他们既然已经持有了银行份额，他们就不能回避怎样利用这些股份来对金融家施以控制。虽然这看起来像是社会民主派重申他们管制化主张的绝佳时机，但是最近二十年来，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霸权使得任何版本的替代性措施都似乎难以令人信服。现在讨论的关于银行管制的主要观点，包括加强贷款的资本限制（基本上就是现有规制的强化版），规范银行奖金和某些种类的交易（如“卖空”交易，即双方买卖一些他们并非实际拥有的股票，并预期自己能在完成交易前以更低的价格从他处买到该股份。）任何这些规范措施，都不足以使金融危机后的金融体制和过去有重大的区别。
然而，如果社会民主派不能提出一种令人信服的、取代新自由主义解除管制措施的方案，就为社会主义加入讨论创造了空间。在维护公有制、和基于需求而非利润的生产方式方面的讨论，会出现几十年未曾有过的空间。
五、 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
目前由银行危机所引发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它对其它经济领域的影响，以及它和逐渐出现、更为广泛的经济危机之间的互动关系。最为明显的问题就是如今初露迹象的经济衰退。这次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首先在于过去二十年的经济极度依赖消费者需求，同时大量透过借贷进行商业投资。由于现在借贷紧缩，这种由借贷驱动的经济扩张便不再可能，经济急剧恶化看来也难以避免。房价下跌亦进一步削弱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因为屋主不能再以升值的房产来借贷。
有两个根本的原因导致了对借贷的依赖。消费必须依赖借贷，因为在生产领域，为了追逐利润而降低工资，和为了确保需求、藉销售产品而实现利润之间存在矛盾。最明显的例证就是不断加大的收入差距。在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如美国和英国，债务状况也最为恶劣，这并非偶然。
与此相关，由于生产领域的利润率下降，整个生产领域，尤其是投资领域越来越依赖借贷。正如罗伯‧韦德（Robert Wade） 所言，“在美国，非金融公司的利润率在1950至1973年，以及2000年到2006年之间直线下滑近四分之一。 而公司就以逐渐增加在金融投机方面的‘投资’，来应对这种恶化的局势”[3]。这样的结果是，一旦失去了借贷的支持，经济衰退就无可避免了。
面对经济衰退的局面，政府首先想到的是增加它们自己的借贷，然后鼓励中央银行调低利率。但这些措施给它们自己制造了更多的麻烦。政府借贷受制于拯救银行的成本。前面说过，大量借贷会推高利率或者使货币贬值。这会使家庭实际收入减少，从而打击消费，导致政府最初的借贷目的无法实现。英国政府面对这种情况的应对措施是明确宣布暂时减税。但这只会使得人们现在将收入的增加部分直接存起来，来应付未来将增收的税金。
降息其实也很困难。中央银行只可能控制短期的利率，而面对中央银行的降息政策，私人银行一定会拒绝降低长期利率。同时，降息政策也会直接造成现在领取退休补贴的人的实际储蓄回报以及将来的预期回报减少，因此造成打击消费的效果。
更为根本的是，只要由低工资和不平等所造成的消费依赖于借贷持续存在，而新的借贷又未能开始，那么政府刺激经济的政策就会始终受到限制。因此，经济衰退将很可能是漫长而严峻的过程。
六、 经济危机的全球化
英美等国过去二十年的债务增长实际上依赖于国际资金的流动，而国际资金流动主要是因为国际汇率和八十年代早期动荡的情况相比要稳定的多。反之，如果現在的資本積累的模式要轉變為另外一種，将不可避免地对全球货币的协定造成压力。
虽然冰岛、乌克兰和巴尔干地区已经被迫要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者欧盟求救，但至今为止危机主要只局限在一些經濟大國的货币變動方面。而这种情况正在逐渐转变，危机经由三种方式向国际化的方向演变。
首先是最近危机的发展对“新兴市场”的影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曼（Paul Krugman）以俄国为例说明了这种情况。“虽然俄国政府持有数量惊人的五千六百亿的外汇储备，俄国的公司和银行却有同样惊人的四千六百亿的外国债务……这正是所有货币危机的温床，它预示着世界金融体系的新灾难。”[4] 逐渐频繁的利差交易（比如说，金融公司在日本等市场通过低息贷款借钱然后转贷到国外）已经开始对这些货币造成了致命的影响。
其次，英国和美国等处于危机中心的国家发现她们的货币正处于贬值的危机中。这一方面因为这些政府需要向外借款，另一方面因为普遍缺乏信心。在本文撰写时，美元仍看似走强，但这只是因为别的货币比美元更为疲弱而已。而英镑对美元和欧元已经大幅贬值了。
第三个因素则是由于需求下降，国家面临通过货币贬值刺激出口的压力。令美国政府吃惊的是，就连中国也在考虑这个选择。[5]
所有的这些发展，预示了汇率和资本流动更为动荡的时期很可能要到来。在这些即刻出现的变化后面，更深层的矛盾是国际资产阶级对将来应对战略持有不同意见。
长期而言，资本的核心任务是发明一种积累策略，以摆脱对不可持续的债务的依赖。（马丁‧沃夫在十一月五日的金融时报发表的文章〈为什么形成新的布列顿森林体系如此重要而困难〉（Why Agreeing a New Bretton Woods is Vital and So Hard）在很多方面可以认为是这个过程的宣言。）这个过程会有各方面的潜在冲突，但其中一种逐渐变得越来越重要，这就是让世界经济平衡逐渐脱离美国（和英国）而走向亚洲的以及别的经济体，尤其是中国。
资本的卓有远见的代言人，比如说马丁‧沃夫，非常明确的指出，如果现在这种全球经济不平衡的状态持续下去的话，我们最近所见的金融危机还会重现。投入美国和英国的大批资金在任何新的管制下都会从事风险借贷。中国这类国家应该转向扩大国内消费需求，而美国，尤其是他们的出口业，应从消费领域转向投资领域，这种情况才可能避免。
这种策略实际上自然非常难以实行，因为资本主义无计划的、自发的本质使这种再平衡非常不稳定且充满风险。这已经在一九八〇年中期得到验证。当时通过协调使日元升值，同时将日本经济从出口型转向国内需求型引发了疯狂地投机借贷，使得日本经济的疲弱持续了近二十年。
然而，如今更为严峻的问题是：不同的国家资本之间，根本不存在一个清晰的关于未来资本主义走向的协定。例证是德国和英国政府针对该如何合理应对这场危机、政府支出程度和财政赤字应有的水平产生了争论。然而比这更严重的是美国和亚洲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6] 这些紧张关系不仅体现了对经济的关注，更体现了国际资本主义阵营内力量关系的改变。
七、 商品和生态危机
文章开头提出的资本主义危机的第三方面是商品价格的问题，以及生态因素对生产设下的限制。由于油价下跌，这个问题有很强的被忽略的趋势。有四个理由证明这是十分严重的错误。
首先，与五至十年前相比，油价还是处于高位。同样地，在世界上的绝大部分地区，食品价格也是如此。即使在英国这样的国家，不断上升的能源成本也已经严重影响了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对在发展中经济体中生活的穷人而言，食品价格则依然是一个致命的难题。
第二，能源和食品价格下降只是因为经济严重衰退。只要出现了任何持续的增长，尤其是像中国等国家通过向国内消费的转型，都有可能引发新一轮的价格上涨。2006-2007年间的商品价格波动并非全然由于投机活动，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投机活动当然有影响，尤其是那段时间投机者抛售美元，但这绝不是唯一的因素。这些年来的食品价格的上涨，预示了生态限制下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真实局限。
第三，由于资本主义决策的不理性，一旦经济增长开始，未来几年内，食品和燃料价格的大幅下跌都可能使新能源的发展停滞，从而使价格重新上升的趋势更为严重。
第四，这次经济衰退并不会减缓国际性的环境破坏(尤其是气候变迁)的速度。这对食品供应的影响，將是长期的趋势﹔无论全球生产到达何种水平，这种趋势在未来都会越来越鲜明。
这一切都意味着，虽然政府和中央银行在拼命尝试恢复生产的时候并不担心通货膨胀，但只要经济持续复苏，就可能重新引发通胀的恐慌。长期而言，这将对可能的经济选择造成严重限制。
八、 新自由主义的终结？
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这次危机代表了新自由主义的政治霸权的终结。与此联系的是凯恩斯主义的复兴。承认以下一点很重要，只要国家开支是为了资本的利益着想，那么开支和新自由主义就一定能兼容。[7] 正如前文所言，新工党拯救银行的最初目的，其实正是在这个框架里操作的。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次危机的解决方案一定会在新自由主义的框架内形成。银行重组、重新私有化、资本积累在自由市场基础上重新开始……仍有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新自由主义的结果，但不是唯一的可能。在对银行管理方面，英国政府已经变得比它原来所预期的更具有干涉性，同时它还采取了甚至几个月前根本没有计划的财政政策。所以，更多的此类措施——压低利率， 提高高收入人群的所得税到百分之四十五——并不代表和过去政策的重大差别。但是它们确实意味着对于政治干预的讨论空间被打开了。这个讨论的空间将会如何分配，则部分取决于危机如何发展，也部分取决于社会主义者面对资本所提出的建议，能提出怎样的替代性的方案。
更广泛而言，这次危机所引发的问题，和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世界经济的运作情况，都表明了：即使新自由主义可能暂时依照它的条件解决现在的情况，也将和过去这些年我们看到的方式有重大差别。而这还会牵涉到震荡和调整的困难，而这也将为社会主义者所提出的替代方案创造更多的空间。
九、 社会主义者应该主张什么？
社会主义者在回应这次危机时所提出的要求，应该强调这次危机的本质是资本主义危机。这种危机的根源不仅在金融领域，也同样在于生产资本的矛盾，同时还受到全球因素而非只是某个国家资本的经济政策的影响。因此，以下的几点建议尤为重要。
（1） 将银行国有化，并由公众来控制信贷的分配及储蓄的使用。
（2） 推动大规模的公共就业方案来对抗衰退，强调生产必须符合生态要求，促使经济轉而採用“绿色”技术。投资于其它形式的交通和能源。
（3） 对富人的收入和财产收税，限制高收入，从而消除消费对债务的依赖。
（4） 将金融机构和工业企业的帐目对公众开放，置于公众监督之下，从而防止他们以危机作为借口来强制削减成本以及裁员。
（5） 将工资、养老金和津贴同通脹掛鉤，让工人得以应对不断上升的食品和能源价格。
（6） 大规模展开公有及公营的房屋建设项目，以避免另一个房产泡沫。对於因拖欠供款而有被銀行收回抵押房屋之虞的屋主，應該讓其暫停償付債務。
（7） 政府担保的养老金制度。未来的退休补助应该从富人的税收中支付，而非依靠从股份和债券而来的收益。对因为利率下调而遭受损失的领取退休补助领取人，应给予补偿。
（8） 透过控制资本流动以及税收，来控制国际金融投机行为。
十、 结论
目前这场危机代表了七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中期之后几十年间国际上最为重要的经济事件。在那个动荡的时代形成的经济秩序已经开始瓦解。它将被什么所替代？这不仅取决于“客观的”环境，而且取决于左派的能力，即他们能够提出怎样的基于需求而非利润的经济模式，来替代过去二十年来由金融驱动的积累方式。
注：
[1] 对此问题更详细的讨论可见基尔米斯特《经济怎么了？》载于《社会主义观》2008年2月刊。基尔米斯特《世界经济和信贷危机》载于《社会主义抵抗》2008年夏季刊，总51期。
[2] 沃夫《英国如何调戏危机》载于《金融时报》十一月八日，页十一。
[3] 韦德 《金融制度改变了吗？》载于《新左派评论》2008年九月十月刊，总53期，页十一。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间曾有关于这次危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认为是可归因于不断缩减的利润的争论。争议主要在究竟用什么方式来计算利润率。然而，即使那些认为利润在某种程度上得到维持的人（他们指出在国内收入中属于利润的部分上升了）也接受下面一个事实，即利润和生产性投资在最近几年有很大减弱，推想起来这可能是因为对未来利润的预期产生生了变化。
[4] 格鲁曼 《当要走的时候，我们一起走》《卫报周末》2008年12月刊，页31.
[5] 戴爾 《保尔森最终反对人民币走弱》《金融时报》十二月十一日，页十一。
[6] 派林 《慎重的亚洲不可能救西方》《金融时报》十二月十一日，页十三。
[7] 这个争论的发展可参见基尔米斯特《理解新自由主义》载《社会主义观》2004年春季刊，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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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观察》（The View from Britain） 网络杂志：2008年十二月号
[†] 安迪‧基尔米斯特 是牛津布鲁克斯大学经济学院的高级讲师。他自1989年起开始研究中欧和东欧的工业的重组和结构变迁。安迪是国际社会主义组织成员，《东欧劳动力聚焦》（Labour focus on Eastern Europe）的编辑群之一，合着有《批判政治学与后批判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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