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霸权的困境及其走向
黄河 杨国庆 等
[内容提要] 20世纪下半叶以来“美元世纪”之说之所以日渐盛行,多半因为当今国际金融体系的许多规则及制度的制定都与作为一种世界货币的美元密切相关。冷战结束后,支持美元滥发的经济基本面已不复存在,当世界其他国家再也无法忍受美国的过度透支行为而不再愿意借钱给美国并开始放弃使用美元时,美元的信用就会发生严重危机,进而可能导致金融市场崩溃和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动摇美元的世界中心货币地位,引发美国经济霸权地位的衰落。与此同时,正在形成之中的美、欧、亚三足鼎立的国际货币格局预示着国际金融权力正从“霸权”结构向“均势”结构变革。
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世界很多时候被称为“美元世纪”,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今全球市场体系的许多规则和制度的制定都与作为一种世界货币的美元密切相关,从而在国际金融领域形成了一种所谓的“美元的结构性权力”。不过,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美元这个曾经使全球市场体系得以建立的基石和将这个体系的触角延伸至每一个角落的先锋,可能正在成为动摇这个体系的祸首。
一、美元霸权
国际政治经济学创立者之一的苏珊•斯特兰奇认为国际社会主要存在两种权力:一是联系性权力,二是结构性权力。联系性权力指甲迫使乙去做其原本不愿意做的事情的权力,结构性权力则指“形成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结构的权力”,世界各国及其政治机构、经济企业、科学家和专业人员都不得不在这个结构里活动。通俗地讲,结构性权力是决定办事方法的权力,是构造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权力,是决定政府与人民、国家与市场之间相互关系框架的权力。美国在国际金融领域长期所具有的结构性优势将保证美元在目前的任何挑战下具有较大的调整余地。
二战后形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是“双挂钩”,即美元同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同美元挂钩并固定汇率。“双挂钩”使美元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基本计价单位、支付手段和储备手段。美元成了世界货币,美国成了全世界的中央银行,美国的货币政策左右和影响着世界各国的经济。
布雷顿森林体系于1973年崩溃之后,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固定汇率也不复存在。但美元作为国际主导货币的地位并没有改变,美元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反而更为突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美国经济金融实力的增强,美元甚至还出现了强化趋势。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外汇交易及贸易结算中所占比重分别由 1997年的 56%、54%和 58%提高到2005年的65%、62%和65%,形成了实际上的美元本位制。在这种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国与美元需求国密切联系并相互对应的对外经济状况决定了国际经济格局的基本框架:作为国际货币供应国,美国通过国际收支逆差向国际社会供给美元,逆差扩大,则美元供给增加;反之,逆差缩小,则美元供给减少。相应地,其他国家就整体来看的国际收支顺差形成对美元的需求,顺差扩大,则美元需求增加;顺差缩小,则美元需求减少。短期来看,美元汇率动态取决于美元国际供求动态:供小于求,美元升值;供大于求,美元贬值;供求均衡,美元稳定。是故,美国处于一种微妙的特殊地位。由于美国可以其本国货币对外进行支付,故可以用对外输出美元的方式来保持其国际收支逆差,只要其他国家愿意持有美元,美国就不会像其他国家那样面临巨大的平衡国际收支的压力。这意味着美国独自享有了国际货币的“铸造税”(指货币所代表的价值与其制造成本之间的差额),这自然会导致其他国家的不满。
当然,美元充当主要储备资产会面临的一个矛盾是美元供应与美元信用的矛盾。为满足国际经济与贸易对国际储备资产日益增长的需要,必须逐步增加在美国境外的美元数量,而这只有通过维持美国国际收支逆差才能达到。然而一旦美国国际收支出现持续逆差,就会影响人们对美元的信心。这就出现了所谓的“特里芬难题”(因最早由著名国际金融学家罗伯特•特里芬提出而命名),即当美国国际收支处于长期顺差时,人们会愿意持有美元,但却得不到它;而当美国国际收支出现持续逆差时,人们对美元的需求能得到满足,但此时人们却因对美元丧失信心而不愿再持有它了。
显然,美元本位制下特殊的国际经济格局具有诸多不公平性,美国处于结构性的优势地位,而美元需求国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
在国际贸易方面,美国通过发行美元来购买别国生产的廉价商品,从而形成高消费,其他国家通过大量出口来弥补内需不足,从而推动工业化进程。这即所谓的“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在这种模式中,虽然美国要承受经常性的贸易逆差,但它并不需要付出什么,其国民可以购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进口商可以获得丰厚的利润。东亚国家虽然能持续保持贸易顺差,但出口企业只能获得微薄的加工收入,工人收入低下,从而抑制了国内消费,形成对出口市场的过度依赖。
在国际投资方面,许多国家将贸易盈余积累的外汇储备用于购买美国债券,由此产生了三种效应:一是抑制美国利率上升,激发了高消费、低储蓄,进而强化了美国逆差、其他国家顺差的国际贸易格局;二是从需求方面拉动美国金融市场快速扩张,使其在经济金融化浪潮中占得先机,取得了金融霸权地位,反过来对美元霸权形成有力支撑;三是为美国提供了廉价融资,使其在国际金融资本循环中获得了无本获利的套利机会。因为美国债券特别是国债的收益率相对较低,而其海外直接投资的收益率相对较高,因此,虽然美国对外金融净头寸为负,却能获得净收益,相当于美国在拿东亚国家的资金赚东亚国家的钱。这使美国的贸易逆差短期内得到资本流入支撑,长期则得到净投资收益支撑。
在经济调控方面,美元总供给分为对内和对外两部分,由此,美联储不仅是美国的中央银行,也充当着世界的中央银行。所不同的是:对国内,它担负着维护美元币值稳定的天职,根据经济运行情况调控货币和利率;对国外,美元币值是否稳定则不对其构成硬性约束,它并不主动承担维持美元汇率稳定的义务,这也正是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最大区别。这样,美元汇率在一定程度上就成为美国货币政策的副产品:在国内外美元需求稳定的情况下,紧缩政策推动美元升值,扩张政策造成美元贬值。对于依赖美国商品市场同时又持有较多美元资产的国家来说,美元贬值不仅会使其出口减少,进而减缓经济增速,还将使其美元资产的本币价值减少。这样,它们就无奈地承担起了稳定美元汇率的任务,被迫不断地用贸易美元购买美国的金融资产。通过资金回流来支撑美元稳定。
正因为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国的沉重债务迄今未对其经济造成负担,这正如上面所指出的那样,虽然美国是一个巨额净债务国,但它不必向世界其余部分支付净利息和红利。相反,美国仍享有投资收入的净流入,因为它所获得的投资回报高于它所支付的外债利息。
与此同时,美元作为一种霸权货币,也需要美国承担相应成本,如美国货币管理当局必须执行稳定而连贯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必须避免提供清偿能力与保证其货币信用之间的冲突(即“特里芬难题”);必须随时准备作为国际金融危机的最后贷款人帮助国内外的银行和金融机构摆脱困境;必须具备广阔、有深度并且不存在资本管制的金融市场,尽可能降低交易成本等。
相对于需要承担的成本和责任,美元霸权给美国带来的政治经济收益更为巨大。在政治上,美国在制定和执行内政外交时拥有较大的自由度;从经济利益来看,一方面美国作为基准货币的发行国可坐享可观的铸币税收入,另一方面美国还可以通过操纵美元利率或汇率的变动,无偿占有他国经济增长的成果或者转嫁本国危机。在联邦政府经常项目赤字和财政赤字一路飙升的情况下,美国仍能凭借“绿色的纸片”成为国际投资的一方乐土和全球商品和服务贸易的理想目的地。无怪乎有人认为,美国利用美元的这一“溢出效应”滥发纸币,已使美元成为一种“合法的伪钞”。
在过去的60年里,美国从强势美元政策中获益匪浅。如果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就会发现,美国是一个储蓄率非常低的国家,仅靠本国的储蓄根本无法满足经济快速发展所需的资金。外国人大量持有美元或以美元计价的资产就使美国的资本市场实力雄厚,流动性更强,美国企业和政府可以很容易筹集到资金。发达的资本市场对于美国实现其政治、经济目标十分有益。例如 20世纪 80年代,美国政府为了与苏联进行军备竞赛,大量增加国防开支,发达的资本市场使美国政府十分容易借到钱。同时,世界经济条件没有给美元贬值留下太多余地。因为汇率是相对比价,有点类似“零和博弈”,美元变弱,必然有某种货币呈强势。
通过以上分析,金融霸权对于美国霸权体系形成和护持的重要性可见一斑。美国以其遍及全球的政治军事优势造就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特殊地位,而这种特殊地位又反过来推动了美国在全球的政治军事优势进一步加强。对此,罗伯特•吉尔平有一个很中肯的评论,他认为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对国际金融市场及国际金融体系的主宰,对于它同时保持对全球的政治领导地位和国内繁荣非常重要。如果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不是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它原本无法在亚洲打两场战争,无法维持在西欧的强大地位,也不可能在20世纪80年代既保持了庞大防务设施,又没有大大降低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准。美国利用它对全球金融事务的主导地位,一直能付得起称霸所需要的巨大开支,维持国内虚假的繁荣和掩盖它的政治和经济实力相对下降造成的后果。
二、美元霸权的困境
众所周知,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建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初期美国工业生产、黄金外汇储备各约占世界总量的2/3左右基础之上的。随着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西欧、日本经济的腾飞,美国工业生产和黄金外汇储备在世界总量中的比例日益下降,到1960年代后期只有1/3左右。各国货币供应量日益增加,而美元还是固定地等同于黄金,其他国家的货币则与美元维持固定比价,导致黑市黄金买卖盛行,大量黄金流向西欧和日本。与此同时,庞大的军队和越南战争的拖累,再加上与苏联的军备竞赛,使美国的军费支出日益扩大。1971年初,美国在持续78年贸易出超之后第一次出现贸易逆差。同年夏天,抛售美元势头越来越厉害,发展成挤兑高潮,使得美国不得不改变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局面。
美元秩序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则保存了下来,并且对美国来说成本更低。美国不再为被迫保持足够的黄金储备做出牺牲。只要其他国家愿意持有美元,美国就能够为了军事行动和对外援助的政治目的无限制地扩大对外开支,而不会受到国际收支失衡的威胁。世界上所有的资产只要以美元标价,本质上都是美国的资产。当美国政府采取措施使石油以美元标价时,美国本质上就无偿占有了世界的石油。美国印刷的美钞越多,美国资产价格上升就越高。美国企业界可用低廉的汇价进行对外投资,而不会受到支付能力的限制。
这样,隐藏在美元背后的货币发行基础不再是可以测度的黄金,而是不可测度的所谓“美国的实力”和信用。换言之,人们之所以相信并接纳美元,是因为他们相信隐含在美元中的美国的实力和信用。实力和信用虽可通过全球最强大的美国媒体以及美国伟大的历史被明确感受到,但却是一个无法被准确测度的东西,这就为美元超越国界的无限发行提供了可能。
作为一种润滑剂,无限发行的美元为全球市场体系的扩张提供了信用基础。美元的购买力(应注意美元的购买力与美国的购买力并不总是相称的)通过吸收全球剩余产能支持了全球市场体系的扩张。事实上,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国在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庞大过剩产能都是通过美元购买力而得到吸收的。这不仅支持了这些体系的新伙计的经济发展扩张,也使这个体系本身的边界大大扩展。在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等国加入该体系后,美元又充当了同样的角色。各国央行里堆积如山的巨额美元就是全球经济发展这一历史路径的明证。
然而,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等新兴国家的加入在让美元帝国扩张到极致的同时,也使这个帝国出现了深刻的危机。如果说,与美国实际消费能力相称的美元购买力可以支持日本以及东亚国家的历史性扩张的话,它却绝对不足以吸纳中国和印度这些巨型国家所制造的过剩产能,要想继续通过美元这一原有路径来吸收这些海量产能,远远超过美国实际消费能力的美元滥发就成为唯一的办法。这就是我们正在看到的情况。那些躺在各国央行中的巨量美元实际上已失去购买力,只能被金融投机领域所吸收。美国的购买力因为美元全球通货的特殊性质被无限放大了。有数据表明,最近10年来,美国家庭的支出一直超过美国家庭的收入。这就是说,美国吸纳全球过剩产能的消费能力实际上是通过美国家庭的巨大负债来支撑的。让美国家庭以负债的方式来消化中国和印度等国数十亿人口所制造的而且还在不断膨胀的产能,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至少是难以持续的。
综观美元体系60多年的扩张史,美国的这种不堪重负事实上早已暴露。美元兑日元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急剧贬值就是同一种危机的早期症状,只不过这个危机由于以下两个原因被有意忽略和掩盖了。一是美国在冷战中的胜利,这将美国的软实力膨胀到了巅峰。在一个货币发行已失去可测度标准的时代,不可捉摸的软实力恰恰是最重要的货币发行基础。二是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发轫并蓬勃兴起的新技术革命不仅推动了美国超长的增长周期,也使美国在资本主义内部的模式竞争中获得至尊地位。这些原因不仅使美元的危机被掩盖,而且进一步巩固了美元在全球货币竞争中的地位。然而。这两个因素对美元的支撑随着时间的推移都在逐渐销蚀。冷战结束之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外部威胁被消除,体系内部的纷争和美国模式本身的问题逐渐浮现,美国不再是以前的美国,一直支持美元滥发的经济基本面已经不复存在。
因此,美元霸权困境的实质是指美国借助其货币的国际信用特权,无所顾忌地发行美元平衡国际收支,当世界其他国家再也无法忍受美国的过度透支行为,不再借钱给美国并开始放弃美元时,美元的信用就会崩溃。倘若伊朗等一系列国家大规模减持美元资产,并改用欧元作为结算石油交易的货币,那么美元将面临急剧贬值的局面。
从2005年以来的贵金属价格上涨来看,客观上已经造成了美元贬值,同时原油价格上涨实际上也等价于美元贬值。包括铁矿石和石油在内的各种战略物资价格大幅上涨的趋势和一些国家加紧储备稀有金属的现象已经表明美元贬值为期不远。事实上,自1991年海湾战争以来,美国无节制的经常项目逆差就已经造成了大量的美元储存于美国之外。2007年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达到9600亿美元,由此形成了美元的信用危机。
当然,美元的信用危机也会通过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价格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向世界其他国家传导,世界各国都将被迫面对一道两难的选择题。各国既无法继续受惠于这个衰败的体系,也绝不会从这个体系的崩溃中获益。
三、美国金融危机及美元霸权的未来走向
美国肇始于次贷危机的金融风暴愈演愈烈。继2008年3月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因濒临破产被摩根大通收购近半年后,华尔街排名前五的投资银行已经全军覆没。雷曼申请了破产保护,美林则被美国银行收购,而仅存的高盛和摩根士丹利也在压力之下转型为银行控股公司。9月25日是华盛顿互惠银行成立119周年的纪念日,就在这天,它被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接管,成为美国历史上倒闭的最大规模储蓄银行。这已经不知是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的第几个不堪危机重负而垮塌的美国金融机构。
在以往的国际性金融危机中,国际资本的流向都是从边缘流向中心,即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向美、日、欧等发达国家金融市场流动,日本这种发达国家出现了金融危机,资本则从日本流出到美欧。但是这次金融风暴的中心是在美国,连同欧洲和日本都受到了强烈震撼,这就等同于在世界资本市场的中心刮起了金融风暴。
这种金融市场的剧烈震荡,意味着以美元为本位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正在遭受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最严峻的一场考验。在美元本位制下,美元的国际供给有贸易和金融两条渠道。在信用货币制度下,国际货币供应国输出的货币不会像金本位制下那样长期滞留国外,除少量现钞外,流出的美元必然要回流美国。根据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基本原理,美元的两类投放渠道必然对应两类回流渠道,由此形成了两类截然不同的美元国际循环模式:金融渠道投放、贸易渠道回流模式和贸易渠道投放、金融渠道回流模式。在前一种模式中,美元供给总体上受制于美国的商品供给,超量供给必然造成其国内商品市场失衡,出现通货膨胀,治理通胀又会造成失业增加和经济衰退,因此,美国会自我约束美元供给;而在后一种模式中,美元供给似乎能够自发推动美国消费和负债扩大并由此拉动经济增长,只要人们对美国经济有信心,美国就可以采取扩张性经济政策,无所顾忌地增加美元供给。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曾经说过,美联储为刺激经济发展,在注入美元问题上不存在任何界限。
但依据货币主义等理论,长期而言,货币是中性的,短期刺激作用释放后,就会发生滞胀。当美元超量供给累积到一定程度时,人们就会对美国经济失去信心,因为美国能够提供给世界的不再是产品和黄金,而是越来越多的政府债券和其他以美元计价的金融资产。美元的支柱虚拟化了,各国持有的美元不再能够兑换黄金,只能购买美国的债券和其他金融资产,这不过是用一种纸“换另一种纸”的游戏罢了。这将导致抛售美元资产。这一方面会使金融资产价格下跌,另一方面会使廉价商品的输入速度下降而购买美国商品的热情上升,两者共同作用,会使大量国际美元转换为国内美元,金融产品需求转化为实物商品需求,最终导致金融市场崩溃和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同时发生。严重的话,还会动摇美元的中心货币地位,并引发美国经济霸权地位的衰落。
可见,美元霸权体系的实质是以一个民族国家名不副实的消费能力(在很大程度上美国的消费能力被美元大大地放大了)吸纳人口数十倍于它的其他民族国家的产能,进而维持整个体系的扩张。这是目前美元体系中的一个深刻悖论。这个体系更加深刻的悖论在于美元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货币,美联储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中央银行,虽强烈影响体系内其他国家的经济,却无须对此负责。正如美国前财政部长康纳利那句著名调侃所揭示的那样:美元是我们的,问题是你们的。美联储的政策以及美元的发行从来就是以美国的国内问题为首要考虑,而由此可能形成的外部性则从来不是他们要考虑的事情。
在2007年发生的次贷危机中隐藏在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中的这个悖论,以一种经典的方式被呈现出来。当体系内其他国家仍然处于水深火热的资产泡沫、经济过热以及通货膨胀的时候,美联储为了挽救美国经济却大幅度降低利率并向市场不断注入流动性。这其实是将体系内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推向了深渊。
因此,现今的美元金融体系本质上是不稳定的,需要“最后贷款人”在发生金融危机时做出最后的融资担保。美元的全球金融霸权地位决定了美国国际金融政策具有国际公共产品属性,但美国及其主导下的IMF由于受到美国财政部和华尔街利益集团的支配,在处理美洲以外的金融动荡时非常不积极,而且即使提供资金救援也附加十分苛刻的条件。美国国内政治的牵制更是加剧了这一局面。美国在享用全球金融市场自由化带来的更大特权的同时,出于自身狭隘利益考虑,并没有充分提供霸权国责任范围内的国际公共产品。“如果最强大的经济体的不负责任行为以别国为代价追求本国单方面的利益,就不能谴责他国政府也采取保护主义或经济民族主义措施。”
美国陷入新一轮金融危机说明,美国金融霸权已经不能完全承担起维护国际合作与秩序稳定的责任。美国的这种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激起了全球反西方、反霸权的民族主义情绪。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作过这样的预言:“有关未来的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很可能在于美国是否会成为第一个没有能力或者没有意愿运用其实力的超级大国。”在美国没有意愿承担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稳定责任的情况下,地区主义就会兴起,以便为区域提供所需的国际公共产品。
国际货币金融合作是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这种合作既可以在全球范围内由霸权国推行,也可以在区域范围内由地区主义推行。已有论者指出,在国际贸易领域,区域集团和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属于“互补性竞争”关系。国际金融领域同样存在这种“互补性竞争”关系。迪安•库兹1995年就曾撰文预测世界将分为以美国为首的美洲、以德国为首的欧洲和以日本为首的亚洲三极,将来美国为了与亚洲做生意,将不得不将美元先换成日元然后再购买亚洲国家的商品。按照这种预测,未来形成美、欧、亚三足鼎立的国际货币格局将预示着国际金融权力正从“霸权”向“均势”结构的变革。
基于以上分析,全球货币金融领域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将使得地区主义供给金融公共产品成为必须,欧元的诞生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亚洲货币合作的开展已经开始以地区主义方式弥补美元金融霸权提供给亚洲地区的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可以预见的是,未来美国金融霸权地位将在亚洲及世界其他地区范围内不断地以这种方式受到挑战。
(《环球视野》摘自2008年第11期《现代国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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