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鲁格曼：致富人

[1] 布罗斯特——美国卡茨基尔山区的一个避暑胜地。

[2] 杰伊· 雷诺——美国著名脱口秀节目主持人。

[3] 约翰 ·肯尼斯 ·加尔布雷斯——著名经济学家。

[4] 戈登· 盖克——电影“华尔街”的主角，一个贪婪成性、不择手段的银行家。

四、不平等的代价

这是揭露真相的时刻之一　——　为了回应一封来自加拿大读者的电子邮件，罗伯特·诺瓦克进行了一次言辞激烈的短小演讲：“马格，就像绝大多数加拿大人一样，你根本不了解情况而且错了。美国人的寿命很长——拥有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全世界最长的平均寿命。这才是事实.”

    但罗伯特·诺瓦克列举的证据错了。加拿大人比美国人的平均寿命长2年。实际上美国人的平均寿命比加拿大、日本和其他西欧主要国家都低。就平均值来说，我们的平均寿命比希腊短点，比葡萄牙长点。美国男性平均寿命比哥斯达黎加要低。

    尽管如此，你还是可以理解为什么诺瓦克说我们美国是世界第一。毕竟，我们是最富裕的大国，人均GDP比加拿大高20% ，而且这已经成为了这个国家信心的标志——上涨的潮水将托起所有的船[1]。难道我们已经拥有的、且仍在不断增加的国民财富真的转化成所有美国人的高品质生活、包括良好的医疗服务了吗？

    显然没有。尽管美国的人均收入比其他发达国家高，但上述结果却没有出现，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富人太富了。或者，想法再激进一点：富人得到的越多，留给其他人的就越少了。

    上述内容，其实只是个简单的算数问题，不过我保证它会引起富人们对“阶级斗争”理论的指控。如果原告对细节非常了解，那么他可能会提供两个抗辩理由，以证明那些对极少数富人得到了大量财富很担心的人非常愚蠢，完全是杞人忧天。第一，他会告诉你，“精英们看着像赚了大钱，实际上不过是社会总量中很小的一部分” ，意思就是说：那些富人没有像人们说的那样得到了最大的那块饼。第二，他会告诉你，任何想减少那些占据收入顶端人群的财富的尝试都是有害的，没什么意义，因为试图重新分配收入将损害竞争激励机制。

    这些冷漠的辩解完全是花言巧语。如果是以前，即我们倒退回中产阶级社会的话，他们说的完全正确。但是今天，事实不是那样的。

    首先，富人在总收入里分走的不再是“一点儿” 。目前，1%的家庭得到了所有税前收入的16%，税后收入总额的14% 。这部分份额大致是过去30年累计数的一半，是今天普通百姓收入总和的40％。这是收入向顶层人群的大转移，作为一道纯粹的数学题，它意味着—— “不太幸运”的家庭，其收入增长比平均收入增长要慢得多。事实也的确如此。排除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从1979年到1997年，收入总额除以家庭总数，结果是平均家庭收入增长了28% 。但是，中等家庭的收入——即那些典型的美国家庭，只增长了10% 。而底层那50％的家庭，收入增长得极少。

    让我就此多说一点儿。我们有充足的理由为我国的经济增长而自豪。但过去二、三十年，普通家庭收入增长得极少这一问题已经变得越来越突出。中等家庭收入年增长只有0.5%，据一些不太可靠的资料显示，增长的这0.5%还是由于妇女们延长了工作时间而没有相应增加工资所导致的。此外，收入额也并没有反映出普通工人生活风险的增加。通用汽车曾是一个被认为对内极为慷慨的公司，很多工人感觉其就业有安全保障——即公司不到最后关头绝不会解雇员工。很多员工签有承诺提供医疗保险的合同，即使他们被解雇，合同仍然有效；他们有不依赖股票市场的养老金福利。现在，即使是老牌公司，大量的解聘也成为平常事了，失业也就意味着失去保险，几百万人开始了解，401K计划[2]并不是舒适退休生活的保证。

有些人会说：美国的经济体系确实产生了很多不平等，但我们与其他体系相比也产生了高收入，也因此大家的生活都很富裕。这也是商业周刊在其近期的一辑名为“25个主意改变世界”的特刊中试图传播的思想。其中一个主意是“富人变得更富，那么所有的事情都OK”。大家普遍认为：顶端高收入人群的产生是自由市场体系的结果，自由市场体系为人们提供了大量的竞争激励。顶端高收入人群的财富并非靠损害他人利益得来，而是来自于他们的工作表现。

    对此，怀疑论者会指出：那些总经理们激增的收入恐怕和他们的实际工作表现没什么关系。杰克·韦尔奇是美国2000年收入最高的10个首席执行官之一。你可以说，那是人家自己挣的。可泰科公司的丹尼斯·科兹洛夫斯基[3]或者时代华纳的杰拉德·列文[4]他们不也都是收入排名前10位的执行官之一吗？怀疑论者还会指出——即使是美国90年代末经济蓬勃发展时期，它的生产力增长水平并不比战后经济扩张时期的生产力增长水平高。但战后的那个经济扩张时期却是一个真正的中产阶级社会，那时首席执行官们的薪水也不过和技术专家的工资差不多。

    我们能够提供直接证据证明不平等的影响吗？我们无法让历史重来、抑或成天地问：如果当初美国的中产阶级社会规范一直延续下来以限制高收入的产生，或者如果政府的相关政策更倾向于增加不平等而非遏制它，那么会发生什么？不过，我们倒是可以和其他发达国家对比一下，结果挺出人意料。

很多美国人武断地认为：因为我们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拥有比其他发达国家更高的人均G.D.P，所以全体美国人民都生活得很好。不仅是我们的富人比外国富人更富、典型的美国家庭比其他国家同等家庭生活得更好、甚至我们对贫困的标准也比外国的标准要高。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让我们看看瑞典——这个被保守派们认为是眼中钉的国家。几个月以前，保守人士格伦·雷诺兹再次发出了聒噪，他说：“瑞典人均GDP和密西西比的差不多。看，那些愚蠢的信奉国家福利的人，最终他们不行了”。估计他的逻辑就是，瑞典的生活和密西西比一样穷，所以瑞典人比普通美国人的生活差多了。

  不过瑞典人的平均寿命比美国人长三年，婴儿死亡率是美国的一半、比密西西比的1/3还少。而且瑞典的文盲也比美国少得多。

    这怎么可能呢？一个答案是：人均GDP在某些方面是一个误导性指标。瑞典比美国的假期时间长，所以他们的年工作时间更少。实际上，GDP只是一种选择而已，并非判断一个国家经济成败的惟一标准。瑞典每小时实际GDP比美国低16%，这个GDP使瑞典的生产力水平和加拿大差不多。

更重要的一点是，尽管瑞典的平均收入水平比美国低，但造成这种情况的最主要原因是由于我们的富人太富。瑞典的中等家庭和美国的中等家庭生活水平基本差不多：他们的工资是这样的，如果有人比瑞典的平均工资高，那么他将缴纳更多的税，同时政府将提供给他更好一点的医疗服务和公共服务以作为其多缴税的补偿。如果你的可支配收入将减少，这种情况下，瑞典当地的生活水平远远高于那些在美国生活的同类家庭。有小孩的、最穷的那10%的瑞典家庭，其收入水平比美国同等家庭收入高60% 。瑞典很少有人处于极度贫困的状态，而在美国这太常见了。有一个数据：1994年，只有6％的瑞典人生活水平低于每天11美元，而在美国是14% 。

    如果你认为大量不平等是我们为高额国民收入付出的代价的话，那么上述对比则告诉我们这个代价是否值得根本就不清不楚。保守派人士之所以致力于痛击瑞典，其目的就是想让我们确信在经济效益和公平之间根本没有折中。想把富人的财富分给穷人，只能使所有的人都更糟。然而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之间的对比结果完全不支持他们那个定论。是的，我们是最富裕的大国。但我们的国民收入只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大多数美国人的经济状况比其他发达国家同类人口差得多。

也许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提出质疑：既然美国的不平等已无可辩驳地正在产生反作用。那么，据此可以提出这个论点——如果大富翁的人数没那么多，我们的社会将会更富裕。

    我可以为这个论点提供一些历史依据。美国历史上经济最蓬勃发展的时期与美国中产阶级过渡时期一致——即二战后的那一代，那时候收入分配极为平均。让我们再关注一下这个特殊情况——那些顶级执行官们过分的收入，难道这真的对经济有利吗？

    直到最近，这还都是一个未曾受过质疑的、约定俗成的观念。无论如何，帝王般的CEO们的报酬让他们的工作成果相形见绌。现在股票泡沫破裂了，越来越清晰的迹象显示出这就是那些巨额一揽子报酬的代价。实际上，最终由股东和社会承担的代价可能是那些首席执行官们工资的很多倍。

企业丑闻的细节让人触目惊心，内部借贷、股票期权、特别目的实体[5]、逐日盯市、借贷套利等等。所有这些只为一个简单的目的——让细节变复杂。所有的计划是为了圈内人获益而设计，为了迅速增加CEO和核心利益集团的获益。这些关于“贪婪竞争引发的混乱” ，按约翰·肯尼斯·盖博瑞斯的话说，在60年代的企业根本不可能存在。尽管来自美国公司内部的自我约束力正在逐渐消失，而包括股东在内的、来自外部的约束力也不起什么作用。不过无论如何，执行官们大肆抢劫还是不能被大家所接受。因此，抢劫被伪装起来，取而代之的是更复杂的计划和方案，局外人以为那些是聪明的企业战略，继而认为那些做法还是合理的。

    研究犯罪的经济学家告诉我们犯罪本身的损害不大，即犯罪所引发的间接成本比其直接成本大得多。犯罪和害怕犯罪，占用了本可以投入生产的资源。罪犯宁愿花时间去偷窃也不愿去从事生产，潜在的受害者们不得不花费时间和金钱以试图保护他们的财产。就像人们避开不安全的街区居住一样，人们为了避免成为受害者采取了保护性措施。但是，即便成功的避免了犯罪，也产生了成本和花费。

    上述情况同样适用于企业，无论他们是否真正卷入了违法行为。执行官们致力于创新和发明各种新方法以使股东的钱进到自己的口袋，可能都没怎么管理业务。（想想安然、世界电讯、泰科电子、环球电讯、埃德尔菲公司、等等等等）。执行官们通过制造企业收益率的错觉以骗取投资、圈内人同时兑换他们的股票期权，这种行为是对本已缺乏的资源的极大浪费。由于信任的极度缺失，从出借人及股东那里弄来的资金储备都耗尽的时候，经济终将会陷入一片混乱。去问问印尼吧。

以物质刺激作为竞争机制的基础，从而导致一些人变富，对这一理论体系一直以来存在争论。问题是，这种竞争机制的效果怎么样？我们已经了解了很多美国企业的真实情况，那些刺激竞争的机制真的能使执行官们的工作代表我们的利益吗？这一点已经越来越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