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科茨：当代美国经济的积累和危机（旧文）

新自由主义时代经济增长的矛盾:

当代美国经济的积累和危机

[美]大卫· M．科茨 著  丁为民 沈文玮 译

大卫•科茨于2006年12月写作

摘要：在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体制中，经济扩张的趋势是与利润增长和工资停滞相伴而行的，这形成了潜在生产过剩问题。在新自由主义时代，这一障碍是通过不断增加的家庭债务和资产泡沫加以克服的。然而，美国经济的某种动向却表明，新自由主义时代赖以促进经济扩张和避免严重危机的方法，正逐渐变得行不通了。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债务、泡沫、积累、危机

一、导言

资本主义自诞生起已连续经历了几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因其特殊的制度结构而具有不同的特征。在二次大战后的四分之一世纪中，工业化的资本主义世界兴起了一种高度规制的体制。这种资本主义体制，具有国家对经济的高度调节、福利国家、强大的工会及在某些国家存在的重要的国有企业部门等特点。1980年前后，新自由主义的制度结构开始在资本主义世界的许多地方占统治地位。它包括限制国家对经济的调节、国有企业及其职责私有化、大幅缩减国家福利和削弱工会等内容。

资本主义发展每一阶段的资本积累过程，都呈现出存在一种特殊的主要矛盾。马克思及其后继者们，已经指出了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各种矛盾。资本主义的每一种制度安排，看上去在弱化某些潜在矛盾的同时，又强化了另外一些矛盾。

在规制资本主义阶段，强大的工会和广泛的国家福利项目使得生产过剩已不太可能成为积累中的问题。但是，这一制度却促成另一倾向，即利润挤压问题，而它又是利用快速扩张来吸纳产业后备军所引起的实际工资提高和生产率降低的结果。利润挤压引起了经济危机的爆发；当危机引发的高失业率削弱了工人的谈判力时，这一危机反过来又被用来解决形成危机的矛盾。

然而，在规制资本主义时代，由于国家的福利项目变得越来越慷慨，所以，它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工人的谈判力使之免受失业的影响。不仅如此，当国家通过有效的干预来缓和、缩短危机时，也限制了危机对工人谈判力的影响。一些分析家认为，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了美国经济在1960年代中期以后利润率的持续下降，以及发生在1970年代不断恶化的螺旋式通货膨胀。最终瓦解了规制主义的制度结构，代之以新自由主义的制度结构。

在新自由主义时期，有一个新的主要矛盾呈现在经济增长中。在这一时代，通过工资不断增长实现利润挤压似乎已不存在，随之而来的却是工人地位降低，国家社会计划受限，政府行为主要以提高资本税后利润为导向等；其结果，造成了一种以高利润和工资停滞为特征的资本扩张，而它又面临着剩余价值的创造条件与剩余价值的实现条件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高利润率与工资停滞相结合，产生了一个与需求相对的潜在生产过剩问题。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新自由主义框架下，资本无法实现经济扩张。相反，它意味着在停滞的工资之外必须有某些力量，提供不断增加的需求。历史表明，新自由主义的扩张，是与充斥于资本家的欢快氛围、出现资产泡沫及各种形式债务的快速增加相联系的。这些变化可以在工资停滞的情况下，在短期内推动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增长；但它同时也会不断加剧经济失衡，最终导致经济崩溃。

  科茨曾对发生在1990年代的美国经济的长扩张作过考察[1]，并论证了暂时阻止经济活动中生产过剩问题的途径。本文则要考察自2001年衰退以来的美国经济扩张，以进一步揭示在新自由主义制度框架下产生经济扩张的根据。发现，存在着某些与1990年代经济扩张相类似的因素，如由于削弱工人而造成的利润率升高，增长速度快于消费收入的消费支出，不断增加的家庭债务等，这些都暂时掩盖了生产过剩；同时，资产泡沫在经济扩张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虽然本文聚焦于2001年之后四年的经济增长问题，但它却发现在新自由主义时期，存在着一个更长的、超越个别商业周期的扩张形态。它表现为，延缓生产过剩危机的手段会导致一个不断增长的债务，只要政府行为能够缓和最终的危机，这一债务就会不断支撑一轮又一轮的扩张。这一发现表明，在新自由主义制度框架内，赖以实现经济扩张的必要手段很快就将要失效，因为，进一步扩张债务恐怕已不可能。这将导致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就像1970年代的那场经济危机一样，为向一种新的制度结构转换创造条件。

本文第二节简要评论了1990年代美国经济扩张中的一些关键特征。第三节考察了2001年的经济衰退，为分析美国当前经济扩张提供了背景资料。第四节分析了2002年以来的经济扩张。第五节总结了通过研究新自由主义制度结构下的积累和危机所得到的启示。

二、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经济扩张

  在1991～2000年美国经济的持续扩张中，后半期的扩张显然要比前半期来得更迅猛。从1991到1995年，实际GDP的增加相对较慢，每年只有3.1％；但从1995到2000年，则增长迅速加快，达到每年4.1％的水平。在前半段较慢的经济扩张期，增长主要是由迅速增加的非居民固定投资驱动的，而后者又表现为税后利润率急剧上升的结果。1995年以后经济的加速增长，首先得益于非居民固定投资高达两位数的增长率，因为这一时期的利润率继续走高，达到了60年代以来前所未有的水平。1997年以后，这股投资热潮又被加速增长的消费支出所补充。后者的增速远大于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增速，尽管收入与消费增长之间一直存在缺口，但还是从整体上推动了经济扩张。在1995年以后的经济快速扩张期，无论是投资支出还是消费支出，都受到了股市泡沫的驱动；至于消费支出的增长，不断增加的家庭债务也为其提供了资金支持。

在1990年代的经济扩张中，政府相关部门GDP的增长明显低于整个GDP的增速。众所周知，到上世纪末，缓慢增长的联邦政府支出与迅速增加的税收收入，使联邦预算有了盈余。在整个扩张期，短期和长期利率都保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上。这次扩张是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在其结束时，失业率达到了相对较低的4％的水平，同时保持了低通胀。

三、2001年的经济衰退

在2001年的经济衰退中，GDP与其说是显著下降，还不如说是出现停滞。从2000年三季度开始，GDP延续了一系列季度性下降和复苏，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01年三季度；之后，又出现了持续反弹。经济衰退在非金融企业工商部门的产出变动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形成了2000年三季度的波峰和2001年四季度的波谷；但这种下降是温和的，在前后共五个季度中仅下降了2．7%。

图1显示了非金融公司工商部门的税后利润率从1996年到2005年期间的变化情况。从1997年的波峰开始，到2000年，利润率已下降了将近一半（46%）。与此不同，同期的非居民固定投资却保持着增长态势，年均增速达9.7％；这是因为，不断膨胀的股市泡沫继续影响着收益预期。

 图1．   美国非金融企业工商部门税后利润率，1996~2005年

促使经济下降的原因是发生在2000年夏末的股市泡沫破裂，泡沫的崩溃打击了公司投资者的信心。由于持续数年的投资热潮所形成的生产能力已超过实际需要，所以，工业能力利用率逐年下降，从1997年的83．9%降到2000年的81．8%。一旦由泡沫引发的投资热情突然烟消云散，公司的决策者才意识到实际上做了无用功。

紧接着就是非居民固定投资的下降，以及库存积累由正值大幅向负值的变动（表明库存已不再有积累）。正如表1所显示的，非居民固定投资在2001年下降4．2%， 2002年又下降9．2%，说明投资激励已急剧下降。表2则表明，停止积累的库存在2001年对GDP的贡献率是－0．88个百分点，比同年非居民固定投资的－0.52个百分点的冲击更大。

 表1．     美国实际GDP增长率及其构成        2000～2005年

注：未包括库存变化。

表2．　有关变量对美国实际GDP增长率的贡献　  2000～2005年

注：对GDP增长的贡献来自于GDP各组成部分的变化。GDP各组成部分的

贡献总额等于GDP的整体增长率，应扣除由四舍五入引起的误差。

由于消费支出异常持续的增长，一场严重的经济衰退在2001年被避免了。在美国经济中，消费支出几乎占到GDP的2/3，所以，其变化对GDP有着重大影响。经济学家们习惯将消费支出描绘成经济增长中的被动因素：GDP增长，消费支出增加；GDP下降，则消费支出减少或近乎停滞。如表3所示，在以前出现过的四个衰退期中，消费支出在其中两个都随之下降，另一个上升了0.2％，还有一个上升了1.4%。耐用消费品的消费支出被认为是在经济困难时最容易被削减的部分，在前述四个衰退期中都下降了。与之相反，在2001年的经济衰退中，消费支出却增长了2.5％，耐用消费品支出更是增长了4.3％，尽管同年个人可支配收入实际上仅增长1.9％。

表3．     美国经济衰退中的消费支出    1974~2001年

通过家庭负债消费，消费支出可以实现远比家庭收入高得多的增速。图2提供了对家庭债务的三种不同维度的衡量指标：（1）家庭债务占个人可支配收入的百分比；（2）家庭债务占家庭财产的百分比；（3）家庭债务实际支付率，即实际支付的家庭债务占可支配收入的百分比。第三个指标显示了债务给家庭造成的负担程度。而第一个指标则说明债务给家庭造成的潜在负担，并未考虑变动活跃的现行利率及偿付条款的变动。第二个指标表明由增加债务所带动的家庭财产增长程度。

图2(a).     美国家庭债务占个人可支配收入比率，1980~2005年

注：家庭债务是家产抵押和消费信用贷款的总额。家庭债务实际支付

率是美联储对债务支付占个人可支配收入比率的估计。债务支付是由未偿

付的抵押贷款和消费贷款两方面的预期支付额构成的。

图2(b).   衡量美国家庭债务的两个指标，1980~2005年

从表2可以看到，在1980～1982年长达三年的萧条阶段，家庭债务的三项指标都下降了。在接下来的1991年衰退中，这三项指标在当年或其后一年也陆续下降。也就是说，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前两个衰退期都导致了家庭债务三方面指标的下降。这样的下降有利于为下一轮经济扩张准备必要的债务增长空间。但是，在2001年，家庭债务的三项指标都显著升高了，达到了新自由主义时代迄今为止的最高水平。

为什么美国家庭会在经济衰退的2001年不惜以承担沉重的债务去扩大他们的消费支出？原因在于联邦政府在那一年启动了快速降息政策。正如图3所示，2001年，短期联邦基金利率从6.24％降至3.88%，银行最优惠利率（它影响信用卡利率）由9.23％降为6.91％，30年传统抵押贷款利率由8.06％降到6.97％。尽管降息并未能阻止商业投资的不断下降，但它却明显刺激了各个家庭增加负债消费。降息的结果是，家庭债务的实际支付率在2001年要比另两项指标提升的慢得多（见图2），也就是说，降息并未明显增加家庭的偿债负担。

注：利率截止到每年11月。

图3．   美国利息率变动情况，1995~2005年

美国联邦政府、州和地方政府也为减缓2001年的衰退作出了贡献：联邦政府采购的扩大为GDP增长贡献了大约1/4个百分点，而州和地方政府消费的增加也为GDP增长贡献了约1/3的百分点（见表2）。但依靠增加的家庭债务而扩大的消费支出的贡献更显著，2001年，它提升了GDP 的1.74个百分点。其结果是，在下一轮经济扩张开始时，面临着比前一轮经济扩张结束时更高而不是更低的家庭负债水平。事实也的确如此，始于2002年的经济扩张，其家庭负债是198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四、2002~2005年的经济扩张

 如表1所示，美国经济在此轮扩张中的头两年增长缓慢，2002年为1.6％，2003年为2.7％。但2004和2005年的增速要快很多，分别达到4.2%和3.5％。另外，在这两个时期，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也是不同的。为了探究经济增长率的差异及其背后的推动力量，可以把当前的经济扩张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包括2002~03年，第二阶段包括2004~05年。

1962年以来，以前发生的每一次商业周期的扩张都是以非居民固定投资的快速增长为开端的，但这一次却不然。如表1所示，第一阶段的非居民固定投资不是下降就是徘徊不前： 2002年下降了9.2％，2003年仅增长1.3％；这说明，在此前经济扩张中所产生的过剩生产能力还需要一段时间来消化。工业能力利用率从2000年81.8%的顶峰回落到2002年的75.1％和2003年的75.7％，达到了自1980年代初那次严重经济衰退以来的最低点；同时，失业率也攀升了大约10％。

在第一阶段，经济扩张源于消费支出的增加。2002年，消费支出增长了2.7%，比GDP1.6%的增速快许多。仅消费支出本身就为当年产出增长贡献了1.9个百分点，高于产出实际增长率（见表2）。2003年消费支出继续增加至2.9％，略高于2.7％的产出增速，它为产出增长贡献了2.05个百分点，占全部产出增长的76％。

如何解释消费支出在第一阶段发挥了主导作用的现象？ 2002年，美国居民的个人所得，包括一个家庭的全部税前收入，仅增长了0.4％。正如表4所显示的，无论是工资和薪金还是财产收入都下降了。但由于布什政府实施了减税政策，当年个人税率下降了16.2％。大规模的减税使得2002年的个人可支配收入攀升到3.1％，比消费支出2.7%的增幅还多0.4个百分点，还导致了2002年个人储蓄率的提高，这是1998年以来该项指标唯一上升的一年（见表4）。

表4．　　　美国个人收入、支出和储蓄变动情况　　   2000～2005年

＋包括租金、利息、股利和业主收益。

a该变量并非增长率。

注：该表已根据物价指数对消费支出和收入进行了调整。

布什减税政策的主要受益者是那些巨富们，他们对该政策的反应，就是将大部分收入储蓄起来，根本不用增加消费。然而，减税政策却影响了某些中上等甚至是中等收入家庭，这或许就是消费支出增加的原因。当我们用减税来部分说明消费支出增加的原因时，家庭债务的数据却表明消费支出扩大的相当部分资金是靠增加消费信贷获得的。正如图2所示，2002年，家庭债务的前两项指标大幅升高了，但第三项指标——债务实际支付率，却只略为上扬，这得益于2002年的降息减轻了已发生债务的负担。所有这些表明，快速下降的利率再一次刺激了消费支出的增长（见图3）。

2003年，个人收入增长缓慢，只有1.3％，好在个人税率再次下调6.7％，结果导致个人可支配收入上升2.4％，但当年的消费支出却提升了2.9％，债务融资再次成为家庭继续维持其消费支出扩大的手段。

政府采购对第一阶段的经济扩张作用有限。如表2所示，政府采购对产出增长的贡献，2002年是0.8个百分点，2003年是0.53个百分点，与每一年不断上升的净出口赤字的增长率基本相抵。2003年，由于州和地方政府采购以及联邦政府非军事采购对经济增长几乎没有什么贡献，联邦军费支出就成了政府推动产出增长的主要因素（见表2）。最后，作为对极低利率的反应，居民投资在2003年开始快速增加，当年产出增长的0.41个百分点即来自于此。

在经济扩张的第二阶段，产出增长明显加快了，2004和2005年分别达到了4.2％和3.5%。尽管消费支出在该阶段仍不断扩大，但它已不再是GDP增长的主导因素。这一角色已被非居民固定投资以及位居第二的居民投资所取代。非居民固定投资终于开始飙升，其增幅在2004和2005年分别高达9.4％和8.6％，居民投资的增幅在这两年也分别达到了10.3％和7.1％。全部固定投资分别使这两年的经济增长提高了1.47和1.29个百分点（见表2）。

为什么非居民固定投资会在2004年迅猛增长？虽然工业能力利用率有所提高，在当年达到78.6％，但仍低于1990年代经济扩张时80~84％的历史记录，那么，可能的原因只有2001年以后税后利润率的明显复苏了（见图1）。它从2001年2.6％的低点一下子升到2004和2005年的4.6％，升幅高达77％。利润率的提高主要源于工人实际工资涨幅和工人人均产出增幅之间的严重不对等。从2001到2005年，非金融企业工商部门的工人人均实际报酬每年仅增长0.6％，而该部门人均产出却每年增长3.1％。因此，正是这种抑制实际工资增长的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实施，造成了2001~2005年利润率的飞涨。

尽管工资涨幅受到了抑制，但是，在经济扩张的第二阶段，消费支出依然迅速扩大。虽然消费支出在2004年只有微弱增长，远低于GDP的涨幅，在2005年也只是与GDP增长同比变动，但大规模的消费支出仍在推动产出增长， 2004和2005年对GDP增长的贡献分别占到65％和71％。在此，我们已触及了新自由主义制度结构下资本积累的矛盾的核心。在实际工资被抑制的情况下，如何使消费支出持续迅速增加？如表4所示，个人可支配收入在2004和2005年增幅明显小于GDP，但消费支出并未减少。2004年，消费支出增幅达3.9％，而个人可支配收入却只增长了3.4％。2005年，这一缺口进一步显著拉大，消费支出增幅高居3.5％，而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却仅为1.4％。2005年，个人储蓄率也转为负值，是个人可支配收入的－0.4%。

对消费支出不断扩大而实际工资停滞不前这一矛盾的解释，只能到家庭债务的不断增加中去寻找。2002年~2005年的整个经济扩张，是在近年历史中从未有过的高水平家庭负债的支撑下形成的。从2000年上一轮商业周期的顶峰开始，家庭债务与可支配收入的比率从91.0％上升到120.0％，家庭负债与家庭资产的比率从13.3％升为16.9％，债务实际支付比率从12.6％升至13.7％（见图2）。在整个时期，家庭债务的第一项指标始终稳步攀升；第二项指标在经过了从2000到2002年的上升后，直到2004年都较为稳定，在2005年又开始了新一轮攀升；第三项指标在2001年衰退时曾明显上升，之后一直稳定地持续到2004年，2005年再一次升高。家庭债务的这三项指标增长的不同类型，显示了债务上升的原因。

家庭债务的第三项指标即债务实际支付率的走势，可以用利率的变动加以解释。2004年以前利率的持续下降和还款条件的放宽，使得许多家庭得以迅速扩大他们的借贷和债务与可支配收入比率，而不增加偿债负担。这样，美联储的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就允许美国家庭在没有即期成本的情况下扩大他们的债务。但是，利息在2005年的上升，再次抬升了债务实际支付率；如果利率继续提高，债务负担无疑会进一步加重。

家庭怎能借到如此多的贷款？第二个指标即债务与家庭资产的比率，在2002年之后持续两年之久的稳定，提供了这一问题的答案：住宅行业的泡沫膨胀使得家庭资产迅速升值，家庭正是凭借增值了的家庭资产去获得贷款的。

图4显示了住房价格指数(housing price index， HPI)与房主等值房租(homeowner's equivalent rent，OER)二者比值的变动情况。这一比值是一项权威指标，它直接反映了住房价格是否存在住房资产泡沫。资产泡沫意味着资产价格的上升不是源于其经济价值而是自我强化的投机性购买(self-reinforcing speculative purchases)，目的在于从可预期的资产价格的进一步提高中获取购销利润。OER被用来表示拥有某一住房的经济价值，所以，HPI与OER比率的大幅上升，可以说明住房价格已超出了由其经济价值变化决定的正当价格。

注：住房价格指数由美国联邦住宅企业督察局计算，以1980年的数值为基数，

设为100；房主等值租金的计算以1982年的数值为基数，设为100。

图4． 　　　　　住房价格指数与房主等值租金的比值

HPI／OER的比值在1985~1989年的经济扩张中处于上升状态，尽管在这4年时间里仅增长了5.1％。这个比值在1991年的衰退和1992~1995年的经济小幅扩张中一直下降，然后又缓慢上升，在2000年时达到接近1989年的水平。然而，在2001年的经济衰退中，HPI／OER值不降反升，而且在随后的四年中继续上扬，在2000～2005年期间共增长34％。到2005年时，它已高出1980～1999年期间历史最高水平（1989年的数值）的32％。这表明，不断增大的房产泡沫已在此轮经济扩张中出现，自2003年后表现得尤为明显。

房产泡沫有助于家庭获得更多的贷款，它解释了为什么在债务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率继续增长的情况下，家庭债务占家庭资产的比率却在2002年后的两年停止了增长。然而，由于2005年家庭贷款的增速甚至超出了住房价值的涨幅，家庭债务占资产的比率再次上扬。

五、经济扩张的启示

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评价2002～2005年经济扩张所需的全部要件，从中可以抽象出新自由主义制度结构下有关积累矛盾的某些内涵。下面，把推动经济扩张的关键因素依其重要性排列如下：（1）由债务增加所驱动的消费支出的增长，前者又是放松银根政策和房产泡沫的结果。（2）由利润率升高引发的非居民固定投资的增长，前者主要是工人人均实际工资增长明显低于人均产出增长的结果。（3）放松银根政策，或许还包括房产泡沫所导致的居民投资的增长。（4）主要由不断增加的军事采购构成的联邦支出的增长，直接推动了GDP的增长；削减税收间接推动了GDP的增长，急剧扩大的联邦财政赤字为其提供了资金保证。它导致从2000年的1890亿美元的财政盈余，发展到2004年的4280亿美元的巨额赤字， 2005年，这一数字有所降低，达到3610亿美元。

可见，新自由主义结构下经济增长的矛盾在于：一方面，是有利的剩余价值生产条件，表现为通过抑制实际工资而形成的利润率的不断提高；另一方面，是困难的剩余价值实现条件。这一矛盾，在2002~2005年期间，通过增加家庭和政府负债、大幅降低利率以及制造房产泡沫等办法得到了暂时解决。这与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扩张有某些类似之处，当时，由股市泡沫支撑或引发的投资热潮和消费热潮，阻止了生产过剩。资产泡沫之所以易于在新自由主义结构中产生，是因为收入向利润和富有家庭的转移，会形成大量的、急剧增加的投资基金，而最终需求的潜在增长却被同一过程限制了。于是，过剩资金就会寻找机会去进行某些资产的投机，从而形成了泡沫。新自由主义结构下的经济扩张似乎就有赖于这种泡沫，还有债务的增长。

当2001年随着股市泡沫破裂而发生经济危机时，在新自由主义制度结构内，还是具备限制这场危机严重性和持续性的有利条件的。这是基于两点原因：（1）利率相对较高，为降息留下了足够的空间；（2）联邦财政处在盈余状态，为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留有余地。但是，用来缓解2001年经济衰退并刺激经济扩张的手段，将家庭债务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政府负债也达到了很高水平，同时使利率降到历史的低点。这些变化，预示了新自由主义结构下美国经济的未来走势。

房产泡沫已在2006年停止了膨胀，并且有可能在当年夏末前后破裂。当房产泡沫像所有资产泡沫一样不可避免地萎缩时，每个家庭就会发现凭借家庭资产价值获得更多的贷款将是很困难的。利率在2004年降到很低水平后便开始攀升，这使得家庭债务负担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这表明，用超过个人可支配收入增速的消费支出的增长，来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已达到它的极限。如果这是事实，一场生产过剩的危机将难以避免。

基于上述趋势，当下一个危机爆发时，政府将很难采取有效步骤去缓和它。受众多因素约束，美联储在近期不太可能再降低利率；这些因素包括：持续高位的能源价格，以及由巨大的美国贸易和经常项目赤字引起的对美元贬值的压力等。由于存在大量的联邦赤字，联邦政府几乎没有余地去进一步运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其结果是，由于消费支出的停滞或下降以及商业固定投资的下降，当下一轮生产过剩的危机来临时，可能会演变为一场严重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滞胀很可能发生：消费和投资需求的下降会抑制GDP的增长；与此同时，巨额的经常项目赤字要求更高的利率并引起美元贬值，进而引发通货膨胀。

人们不可能准确预见美国经济发展的进展。但是，前面的分析表明，新自由主义结构下的美国经济在推进经济扩张和防范严重经济危机方面已力不从心。如果在这种结构下解决资本积累主要矛盾的权宜之计已开始失效，那么，我们或许正在进入一个新自由主义模式自身的危机期，它类似在1970年代初发生的规制资本主义的危机。如果这一切发生了，新自由主义制度结构将会在这一危机中归于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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