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性资本主义
蜜雪尔·胡森
Toxic capitalism
Michel Husson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危机,正在动摇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之根本基础。它正在加速发展,没有人能说它将走向何处。
本文不准备一步一步地跟从危机展开的步骤,因为到本文出版时,它可能会变得过时。而是寻求提出一些该危机的解释关键,并表明什么是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危险。
金融危机的机制
复杂的金融危机使我们有点头晕,但仍然可能查明其主要机制[1][2]。出发点是存在着相当大量的“自由”资本在寻求最大的盈利。每隔一段时间,这个资本会发现新的矿层,并释放一个以“自我实现的预言”为生的动力:通过把现金冲向似乎最赚钱的地方,资本家实际上提高了成本,从而证实了使这种现金冲动得以启动的乐观主义。那些作出警告,解释为什么证券交易所或抵押贷款市场不能走得太高的人,似乎显得荒唐,因为制度就这样运作。
图1指出了那些主要事件:1987年的证券交易崩盘,其后,另一个发生于1990年第一次海湾战争前。从1995年中期,开始了被称为“新经济”的阶段,它伴随着证券交易疯狂的上涨。东南亚和俄罗斯的危机 --- 和美国长期信用管理(LTCM)的破产 --- 在1998年只是暂时压扁了泡沫, 到2000年开始时,它激烈爆发。
两年后,迅猛向前的飞行再次开始,并最终导致2007年7月的次贷危机。为了泡沫能够起飞,拥有可用资本是不够的;还须规章制度不设置任何障碍。于是,用政治性质的决定,通过执行复杂的金融创新和日益不透明的操作回避规章。我们可以用杠杆效应做例子,它有可能把金融机构最初配置的总和成倍地扩大。衍生产品使复杂的购买业务和前瞻性出售成为可能。银行可以摆脱呆帐,方法是把它们与其它的一起放入一种运气袋,然后再以保障(某种证券保障的术语)的形式出售。风险附加的各种债务开始分发流行,不再组成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的一部分,从而摆脱审慎规则,该规则要求把债务限制于金融机构本身股值的一定比例。
次贷危机爆发在一个相对狭隘的经济部门,它贷款给贫困户并用他们买的房子作担保。这些合同是真正的诈骗,因为银行清楚地知道,它们不会被偿还。但是,证券担保化使得摆脱它们是可能的。房地产市场的衰退正好与第一批的屋主破产合拍:这些用腐朽贷款担保的房屋的出售已经不再可能,即使可能,则其售价也不再多于起初的贷款。住房危机开始了链式反应:一个接一个的银行发现它们的亏损,并逐渐无法获得新的资金来源,以弥补这些亏损。为了防止了一系列破产,中央银行和政府注入资金或“国有化”部分银行。
图1: 美国证券交易和家庭财富
目前价格的道琼斯指数(基点100 1960)
家庭的净财富作为他们目前的多重收入。图表来源和数据: http://hussonet.free.fr/toxicap.xls
从虚拟到真实
这个简单的概括提出了几个问题。最根本的是,从虚拟经济到实体经济的信道。每一个金融危机,比如目前正在发展的,事实上,必须被解释为价值规律对秩序的要求。
金融资产有一个“价值”。如果我有一百万股,其价格是100欧元,那末我的财富是1亿欧元。如果我的股票价格翻一番,那末我的财富也翻一番,如果它的价格掉了一半,我就失去5千万欧元。但这些数字只是衡量我金融财富的虚拟价值。当我试图摆脱股票,套取现金,以便买真正的东西,比如房子,唯有这时,利润(或亏损)才成为真正实在的东西。股票交易市值,即股票的总价值,本身并不意味着什么。金融市场主要是二级市场,例如,在那里,有人出售维旺迪的股票,以购买法国电信股票。根据供给和需求,这些股票的价格会波动,但这些交易也是虚拟的,即在这些交易中价格的实行是比较象征性的。这些特定种类的价格,可扩大上千倍,彷佛他们就像一个特殊的货币,同实际货币脱节的货币。因此,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经济体,那里每个人都将是一个股票的亿万富翁,但条件是不寻求出售其股票。为了使表达方式真正的雄辩,我们要有一个真正的经济在按部就班地进步,以及一个金融领域在以难以置信的速度膨胀。
但是,双方之间持久的分离是不可能的,因为金融领域和房地产领域之间存在着“转换节点”。一个增长率在2个或3个百分点的经济,不可能像股票辩护者声称的那样,提供一个百分之十五的普遍利润。只要来自金融资产的收入再作投资,那末财富的增加就无关于任何实际方面的物质联结,而且其误差可能成为无限的。但是,如果其中由金融资产组成的那部分提款权寻求转移到实体领域时,换言之,对货物作交换时,这种转让必须符合价值规律,或者更切实地说,符合供需规律。让我们实际想象一下,这一新的购买力,没有在生产方面找到一个对应的部分,也没有成功地成为来自工资需求的替代品:然后通过价格上涨作调整,这等于是收入贬值,包括财政收入的贬值。这事实上解释了股东对通货膨胀非常敏感的原因,因为出自于他们财富的真正收入取决于它。但是,如果这种贬值发生,它会影响到财富的估价,于是股票的价格必定下降,以期符合它们提供的实际收入。
金融资产代表生产的剩余价值的股份权。只要没有行使这一权利,它就仍然是虚拟的。但只要有人行使这一权利,他们就会发现,它受制于价值律,这意味着,非常简单,你不能分配比所生产的财富更多的实体财富。从客观的角度来看,证券交易的价格,因此代表了企业的预期利润,用它可以支付财政收入。但是,他们已经完全失控起飞,同以剥削人类劳动为基础的资本利润,现在保持的只不过是一个遥远的关系。在整个资本主义历史上,这种现象从未达到过这样的范围,而且它不可能永远下去。
金融化的经济基础
图2:速率的利润和积累率:美国+欧盟+日本
•积累率=净资本数量的增长速率•利润率=利润/资本(基点: 100 于2000年)
来源和图表数据:
http://hussonet.free.fr/toxicap.xls
金融泡沫并不仅仅依据于投机者的贪婪妄想。它们由自由资本的持久创造而得以营养成长。第一个来源是非累积盈利的趋势增长,它本身来自一个双重运动:一方面,工资[3] 普遍下降,另一方面,尽管有利润率的重新建立,积累速率还是停滞,甚至下降。图2表明,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开始,利润率和积累率平行进化,然后分歧开始加大。灰色区域可以衡量剩余价值的非累积部份的增加。
这种新的和空前的结构先验地带来了一个现实问题:如果工资所占的份额下降,如果投资停滞,谁将购买所生产的东西?换句话说,什么是符合这个新的模式的再生产模式?只有一个可能的答案,即:非工资收入造成的消费必须补偿工资消费的停滞。这的确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如图3所示。
图3 :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工资和私人消费份额
数据来源和图形:
http://hussonet.free.fr/toxicap.xls
对于事情是如何演变的,我们可以按照程序化的方式,归纳如下:在美国,工资所占的份额仍然相对稳定,但家庭消费增长大大快过国内生产总值。在欧洲,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所占的份额仍然相当稳定,尽管工资的份额有明显减少。这两种情况下,工资的份额和消费的份额(灰色区)之间的差距都扩大,以弥补利润和积累之间的差额。金融就是用来实施这一补偿的东西,为了做到这一点,它遵循三个主要途径。首先是股东消费:把非积累剩余价值的部分分配给金融收入的持有人,他们是它的消费者。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即:再生产是可能的,前提是,用股东的消费支持工薪阶层的消费,以提供足够的市场,因而不平等现象的增加同这一模式是一致的。
图4. 欧洲联盟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工资和私人消费份额
数据来源和图形:
http://hussonet.free.fr/toxicap.xls
第二,资金的干预在于把某种混淆引入工资和投资收入之间:工薪阶层收入的增加部分采取金融报酬的形式,该报酬可分析为剩余价值的分配,而不是实际工资。最后,这尤其是美国的实情,即金融有可能使家庭的债务大量增加,这些家庭消费量的增加,并不是因为工资上涨,而是因为储蓄率的减少[4] 。
因此,金融不是一个健康身体上的寄生虫。它提供了非投资性盈利,但它随即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加强这一机制的自主权。自由资本流通,寻找最大的利润(著名的百分之十五的规范),并取得成功,至少暂时在某些部门取得成功。银行本身攫获越来越大份额的利润。这种最大利润的竞争,提出了盈利能力的规范,并精选出多一点被认为有利投资的地方,从而放出新自由资本,新自由资本转而又去寻求金融的超盈利能力。这种恶性循环是再次基于收入分配,这种分配不利于工,也不利于承认他们的社会需求。
向实体经济的传送
1987年,证券交易崩盘导致多数经济学家设想一场世界经济的残酷减速。但发生的是相反的事情:从1988年起,发达国家经历了一个非常活跃的增长周期。因此,股票交易危机没有被转嫁给实体经济,相反,它被清洁了,又可能重新开始。清理账目和消除跛脚鸭,毕竟是危机的一个传统功能。几年后,一个大规模房地产和抵押贷款危机袭击日本,日本当时正展现崛起中的征服世界市场的力量。然后开始了为期10年的几乎为零的增长,使日本的经济有很大的困难需要避开。
因此,金融或多或少是根据地点和时间而独立自治的,今天,我们必须弄清楚的问题是,金融危机是否会传给实体经济。第一个论断说,不能主要用金融危机解释目前的衰退,还要考虑其它因素:石油和原材料价格的上升,欧洲的货币和预算不足的政策,新兴国家的竞争等。根据这一论断,金融危机首先集中在美国,对世界经济形势的影响将相对较小。按照所谓的脱钩理论,新兴国家的需求将在那里接管来自美国的危机。中央银行和政府的干预将有可能避免一系列类似1929年的巨大危机,并把银行的损失分摊到时间层面上。总之,金融领域和经济领域将相对分割化。
这种分析基于不可否认的现实,但并不从这些现实推出违背其相对乐观主义的结论。诚然,危机同几个方面相结合,特别是石油和原材料价格的上升。但是,这些各个方面都属于同一系统,它们使我们回到根本上的一个共同起源,就是当前世界经济的结构组织。如果你认为危机可分隔为一些密不漏风的部分,你就根本不会理解目前的危机。这几个方面的同时性,会在相反的方面,加强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传输。它将按照六条主要管道传输,管道的相对重要性可以因国家而异:
1.收缩信贷(信贷紧缩)在金融危机的传播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因为陷入亏损困难的银行无法成功地再融资。但是,这些限制也牵涉到家庭消费和公司投资。这种影响,在如美国或英国这样的国家,将尤其显著,在那里家庭消费靠的是举债。
2. 证券交易价格的下跌,贬低了持有者的金融和房地产的价值(见图表1),迫使他们减少消费。这是“财富效应” 。
3. 广义不确定性 --- “信心丧失” ---影响人们消费和投资方面的行为。
4. 这样的住房危机促使总体经济的减速。
5. 分配给各救援计划的可观拨款数目必将削减公共开支或增加税收。
6. 最后,经济减速通过贸易和投资传播到整个世界经济。
所有这些机制目前在作用中,它们结合危机(石油等)的其它方面,影响的扩大,远远超出了金融领域。因此,金融和实际经济之间没有隔离舱,因为金融是新自由主义之资本主义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
危机走向何处?
今天尝试预测这种危机正在把我们带向哪里,将是不成熟的(和轻浮的),但它的规模使得回到正常状态这件事,令人难以置信。在任何情况下,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就是:美国模式的根本基础将因金融危机而受到质疑。这种模式立足在一个双赤字,一个对外贸易的赤字和一个国内储蓄的赤字。在这两种情况下,金融在管理这些不平衡现象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国内,是金融使得债务的增长有可能,尤其是在抵押贷款市场; 对外部,其职能是确保平衡支付。但是,如果金融紧缩,则这个增长模式的基础消失:家庭债务从此被制止,而外国资本的进入也不再有保障。因此,金融危机将导致美国经济增长的持久减速,这将传送到世界其它地区。
但与此同时,不容易看到可以取代它的东西。实在的办法须是回到某种形式的“福特主义”,该主义的基础是工资的增加并行于生产力的提高,收入的分配较少不均和重新平衡外贸。这种模式的可能性是抽象的,而且它假设一个目前无法实现的社会关系的残酷反转。如果奥巴马当选,今天看来是可能的,我们不能指望他进行“罗斯福”方案:他缺乏政治意志,而且也缺乏资源工具,因为救援计划将持久地占去相当的预算。
摆脱美国模式的具体方式将影响世界其它地区的经济。第一个未知因素涉及到美元汇率,它应继续下降,因为它是美国的一种手段,能刺激其出口和减少其贸易赤字,而且还在实质上减少美国国债。但是,这把衰退出口到欧洲,全球都对于汇率被高估的欧元敏感。美元的下落,或甚至维持在目前的汇率,提出了另一个问题:资本会继续流入美国吗?新兴国家和石油生产国很可能在某一个时刻点,因为盈利不足或风险增加,阻止资本出口。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们没有兴趣采取行动削弱美元,因为他们以美元方式持有的钱也将贬值。另一个因素也必须考虑到:如果美国经济放缓持久,新兴国家的一个重要出口管道将干涸,促使他们重新把其增长的中心放到国内市场。很难平衡这些不同的因素,这些因素将不会以同样的速度演变,但我们仍然可以提出两个预兆:
1. 摆脱经济危机必要的时间,成正比于用于拯救金融部门的巨大资金。最有可能的演变轨迹是日本式的情节,需要几年的时间消化吸收被吞没了的大量资金,这是我们在上次金融失败里,从另一个联盟中已经看到过的事情。如果没有实行替代的措施,至少在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将发现自己处在缓慢增长和社会倒退的情况下。实体经济的衰退已经与我们同在,而且其客观的决定性因素,例如汽车业的危机,正在继承金融风暴。
2. 摆脱危机的方法将以主要经济角色的激烈斗争为标志,每个人都寻求把危机的后果转嫁给他人。在社会层面上,这意味着资本反对工资和社会支出的压力加大。在国际层面,大国之间的商业和经济战争将发生在更大范围里,将产生一个世界经济分化的趋势,更甚的是,如德国财政部长彼得•史坦布律克施说的:“美国将失去其作为世界金融体系超级大国的地位”。
经受考验的欧洲教条
在危机期间,竞争仍在继续。宣言声明和政府决定的刺耳声音部分地反映了这种两难境地:一方面,每个人都明白,这场危机需要全球性的解决方案,但是在同一时间,每个人都试图从该形势里攫取益处,或至少保存本钱不失。对于个人资本这显然是真的,对保尔森计划方法的讨论也涉及到了这个问题,即:是否有必要拯救所有的金融机构或者只是救一些“跛脚鸭”?但是,在著名的世界政府的层面上,它尤其是真的,大家已经能够观察到国家利益的力量之卷土重来。
分布在世界市场上的资本可能会发现,返回国家政府保护伞下的港口和庇护所,是非常有利的。但是,我们不能谈论“政府的回来”,因为政府总是在最后的诉求中,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提供保证。再次,关于“帝国”的论文,表现出其局限性:全球化没有消除资本和资本主义内部对手之间的竞争,也没有导致一个世界资本主义政府的形成。在欧洲,所暴露出来的程度不等的危机影响,解释说明了协调的困难,并表示不存在一个真的欧洲资本。只要这是一个注入流动资金的问题,欧洲中央银行就会干预,理所当然地应对突发事件。但是,一旦这是一个要纳入预算的支出问题,我们看到,在“宪法”上,欧洲联盟被剥夺了面对这种危机的手段。法国希望有欧洲规模的救援计划,德国和爱尔兰则宁愿每个国家各自有自己的政策,两者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如果危机发展,这些分歧无疑将会暂时被克服。然而真的情况是,这危机将持久地质疑欧洲新自由主义建设的根本原则。此外,它还将突出欧洲经济结构上的弱点:即使在中期,“悲观情绪是必然的”。[5]
对劳动者的影响
今天正在发生的一切,彷佛该危机是一场人所共遭的自然灾难,而且法国总理菲隆没有忘记呼吁民族团结。 恐慌的气氛被工具主义(实用主义)地具体化了,把我们每个人都置于投机者的地位。银行的破产是个威胁恐吓,它也威胁最保守的存款者。这一切显然不是某种阴谋,但它有助于试图掩盖什么是社会上危急的事情,我们可以用一个真正的问题对它作总结,即:谁来为该损害付款?
目前关注的是富人,但是现在必须把劳动者考虑在前,不应那么多的关注储蓄者,而应多关注劳动者或养老金领取者。这场危机已经破坏了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家庭,它带有非常严重的后果,首先影响到养老基金最发达国家的养老金领取人,如在美国和英国。在这两个国家,该系统已经处于破产的边缘,退休金的实际价值随着证券交易倒台将明显下滑。这是一个应该吸取的教训:把你的退休金放到证券交易所赌博绝对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主意,任何救助保护计划应考虑到事情的这一面,而保尔森的计划显然缺乏这种考虑。
劳动者身处双重火线:直接地,因为公司要尽力弥补他们的财务损失,将以通货膨胀和石油价格上涨的风险为由,并利用大环境的不确定性,更为严格的冻结工资。他们也将受到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间接影响,它将带来一连串的倒闭和裁员。在美国和法国,就业的丧失已经开始。他们也将是福利开支削减的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削减的原因是为了弥补金融救援计划的费用。
消除金融和社会屏障
从反资本主义和/或全球正义的角度看,这场危机是对金融资本主义批判的一个明显确认。所有赞扬金融好处的经济学家,今天大肆演讲调控它的必要。在法国,萨科齐无法找到足够的狠话谴责资本主义的过分行为,而把按揭贷款的发展放入了他的方案。所以,意识形态景观在极为迅速地变化,我们必须从新自由主义主张者的溃败中攫取力量。
但是不管怎样,这场危机并不自发地创造一种有利于替代方案的气氛。所有回收翻新的新自由主义者都费尽心思,他们把自己理想的救援计划扩大,其扩大的根据有透明度,审慎的比率,投资银行和存款银行的分离,证券重新纳入资产负债表,限制高层管理人员的薪酬,信贷评级机构,会计准则改革等。
正如其中一人所提出的,这是一个“从资本主义者手中拯救资本主义的”问题。[6] 这些提案破坏社会自由派的稳定,因为基本上那是他们自己的方案。 但是,这完全是一个最低纲领,甚至可能转移对真正的问题的注意力。正在拟议的一些措施必须得到支持,如禁止避税天堂,但对金融管理当局和政府贯彻落实它们具有信心,那会是天真幼稚的。他们必须是更广泛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旨在消除金融并把社会问题放在前面。再次,金融化的最终来源是拒绝满足社会大多数人的需求。因此,你不能把金融泡沫一劳永逸地爆发掉,却没有关掉供应泡沫水的龙头。
这个方向的发展可以根据国家的不同而有差别。在欧洲,它可以结合两条轴线。第一轴是银行的国有化。但是,这正是他们在做的,人们将反对的。这个论点可以转变:这一点恰恰证明它是可能的!而且我们正在寻求的国有化,只是把损失社会化,其功能是保存私有化的金融。真正的国有化必须无条件地进行,它必须涉及整个系统,因为所有的金融家要对危机负责,不管他们是否因为危机失去了金钱。否则,它只是为银行部门的改组提供国家援助。
第二轴,可称为社会屏障,它相对于税收屏障而言,在法国,税收屏障保护富人不受累于税收。但保护工人免受危机的影响,真的是一个问题,因为没有人可以坦然地争辩说,他们负有任何责任。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考虑一些措施,它们可给不同分布的收入提供基础,并且立足于一个社会正义的基本理由。应当禁止公司在继续支付其股东巨大红利的同时,他们继续裁员,进一步扩大有风险的工作和冻结工资。在法国的情况下,公司支付的净股息占2007年的工资总额百分之十二点四,而1982年只占百分之四点四。
因此,危机就是发动反对转让红利给工资的时机。不是冻结工资,而是在工的控制下,把分红冻结在目前水平,并且把它们转移到打算作其它用途的共同基金上,现在正是时候。
这些款项可用于维护失业者的收入(禁止分红,从而在资金上帮助禁止裁员)和用于资助社会保障,社会预算和公共服务,其比例将要民主讨论。另一项措施将包括强制维护工的购买力,其做法是,对于拒绝维持工购买力的企业,按相应比例,撤出政府对它们的援助。这些是唯一能够使那些对危机有责任的人付出代价的措施,这将为更好的财富分享奠定基础。潜在涉及的总和有九百亿欧元:这是百分之五的法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换言之,同美国保尔森所设想的7000亿美元计划,比例正好相同的。
蜜雪尔•松,经济学家,负责巴黎经济社会研究所(IRES)。他是左翼智囊团Copernic基金会成员,也是ATTAC科学理事会的成员。刚刚出版了《纯粹资本主义》,洛桑,2008年,第二版,可以在http://hussonet.free.fr查阅他的著作。
注释:
[1] 详细说明见‘回声报’,“每天全球金融危机”, http://tinyurl.com/toxico2,或雅克•萨皮尔, “金融震撼的7天”, http:// tinyurl.com/toxico1 。
[2] 综合介绍,见蜜雪尔•阿格里塔, “了解危机的10项要点”,新观察家,9月25日, 2008年, http://tinyurl.com/toxico3 。
[3] 见蜜雪尔•胡森, “剥削率的上升趋势” , Inprecor 534-535期, 1月至2月,2008年, http://hussonet.free.fr/parvainp.pdf 。
[4] 见蜜雪尔•胡森,“美国:一个模型的结束”,突破,3期, 2008年, http://hussonet.free.fr/usbrech3.pdf 。
[5] 帕特里克•阿图斯, “欧元地区在中期内的经济形势会是非常悲观的吗?“ http://gesd.free.fr/flas8420.pdf 。
[6] 路易吉•津加莱斯, “为什么保尔森是错误的”, 2008年9月, http://gesd.free.fr/zingales.pdf 。
(卫众译自《国际观点》2008年11月号,第408期http://www.internationalviewpoint.org/spip.php?article1551)
原载:劳动民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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