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 瑞士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危机总能引起人们对一些问题的思考。
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也使我们思考一下东亚模式、中国模式及其相关的一些问题。我把“中国模式”看作是“东亚模式”的一种独特的延伸。所谓“东亚模式”，主要指的是东亚“四小龙”在相似的历史、文化背景下，采取了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政府干预，实行赶超战略。尽管其中也存在不少问题，但这些国家和地区大致实现了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
反思东亚模式
与“四小龙”相比，中国也实现了现代化事业的起飞，同时还完成了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刻转变。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的世界性大国，“中国模式”自然具有“四小龙”所无法比拟的规模效应，对整个世界的影响也将更为深远。
因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该危机使泰国、韩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遭受重创，“东亚模式”备受争议。在分析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时，不少人都把重点放在“权贵资本主义”上，即政府过多地主导经济，引起了利益集团与政客勾结，造成信贷膨胀、钱权交易和泡沫经济。
对此，我认为有必要做一个区分:上述国家中，除了韩国外，其它国家都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东亚模式”。虽然这些国家试图学习“东亚模式”，但没有实现质的飞跃，其政府干预的前瞻性、连贯性和科学性等方面远逊“四小龙”，后来又茫然跟进美国金融自由化的主张，加上权贵经济等因素，使这些国家最后深受危机之害。
但当时，很多东亚人士也指出:亚洲金融危机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国际金融市场缺乏监管，毫无道德约束的西方金融炒家兴风作浪，大发横财。现在回头看来，如果当时美国金融监管部门能接受这些忠告，今天美国的金融海啸也许可以避免。
“四小龙”中，受1997危机影响最大的是韩国。韩国的“权贵资本主义”可以追溯到60年代，当时韩国的银行成了政府经济政策的影子，金融机构按照政府官员的“明言”或“暗示”，贷款给和政府关系密切的大公司。但韩国银行资金的滥放，似乎与1987年开始的民主化成正比。随韩国民主化而来的，是经济民族主义的迅速抬头，政府盲目扩大对韩国企业的投资，上个世纪90年代初，韩国又实行了资本市场自由化，政客们忙于党争，经济监管严重失控，使得韩国成了危机的重灾区。
但即使这样，韩国在1997年危机之前已通过“东亚模式”，实现了经济上的质的飞跃。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韩国和坦桑尼亚。50年前，坦桑尼亚的人均收入略高于韩国，但现在两个国家天壤之别:韩国已经是一个中等程度的发达国家；而坦桑尼亚还是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换言之，“东亚模式”虽然有其弱点，也遇到过挑战和危机，但是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经济和社会现代化方面，战后其它发展模式还无法与之相比，“东亚模式”的历史地位也因此得以确立。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和一些西方主流学者试图全面否定“东亚模式”。美国主流观点当时替亚洲国家开了两个药方:一是推动全面市场化，反对政府干预拯救经济（与美国现在自己的做法截然相反）；二是推动全面民主化，以解决“权贵资本主义”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甚至说:这场危机“是对不实行民主国家的一系列惩罚”。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今天比亚洲金融危机严重无数倍的金融海啸，竟源于美国，而且美国对危机处理不当之处也比比皆是，不知道阿玛蒂亚·森先生现在该如何解释这一切。
依我之见，美式民主体制中，资本力量影响过大就是这次危机的主因之一。我甚至可以套用阿玛蒂亚·森的句式这样说:这场危机是对信奉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民主原教旨主义者的一系列惩罚。
实际上，市场与民主都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所有国家都可以结合自己的国情有选择地加以采用。一旦某些人把民主模式和市场制度推向了唯一和极端，使其变成一种宗教，这与原教旨主义无异，其信徒也会丧失理性，结局自然不好。
当今世界很多问题，从美国的金融危机到布什“大中东民主计划”的失败，我想其深层原因都在于此。
有意思的是，亚洲“四小龙”中的韩国和中国台湾，在采用“东亚模式”实现了经济起飞之后，转而采用美式民主模式，结果却令人跌破眼镜。我想，中国台湾和韩国的这种情况值得我们深思。
“第二代腐败”
“权贵资本主义”问题不容忽视，需要我们认真解决，特别要注意从制度上来解决。但这次金融危机，也使我们看到美式金融腐败对美国本身和整个世界造成的祸害。
美式金融腐败可被看作是“第二代腐败”的典型。如果说第一代腐败指的是那种“回扣”、“走私”、“红包”之类的“不文明”的腐败现象，那么第二代腐败则比较隐蔽、比较“文明”，比较道貌岸然。它与第一代腐败的关系，有点像现代武器和传统武器的关系:“不文明”的腐败，像传统武器，用大刀砍人，鲜血淋淋，给人感觉很野蛮；而“文明”的腐败，很像高科技战争中使用的现代兵器，展示在电视荧幕上的只是一个坐标和几个闪烁的亮点，很文明的精准打击，使不在战场的人会忘记这些亮点下现代武器对生命的摧残力其实大大超过了传统武器。
“第二代腐败”有几个特点。一是高欺诈性。华尔街投资银行竭尽想象力，操纵金融杠杆包装各种衍生金融产品，推出各种奇异的“创新组合”，只要产品可以上市并能骗来超额分红就好。二是美式的政商勾结，钱权交易。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像“两房”这样的大公司，可以砸重金“游说”美国国会议员，以获得“游戏规则”上的好处，而议员则可以打着推动“居者有其屋”的旗号，而获得更多选票和其他好处。三是大规模的监管套利（regulatory arbitrage）。监管系统和信用评估系统，都成了可以大发金融财的地方。许多金融机构的舞弊行为被“选择性忽略”，无数的劣质金融产品被评为了3A级金融产品，再推销给各国投资者，结果祸害全世界。四是钻法律上的一切空子，利用可以利用的一切法律灰色领域来牟取暴利，损害公众的利益。光是那些逃避法律责任的诡诈营销手段，就使多少受害者倾家荡产，却又欲哭无泪。五是支撑这一切的“利润归自己，代价归社会”的贪婪“理念”。
美国布鲁金斯学院学者Daniel Kaufmann对这一类腐败作了研究。他把政治献金、金钱游说等因素也包括进去，对世界102个国家的腐败情况重新进行排名，结果发现美国不是“低腐败”国家，而是排在第53位的比较严重的腐败国家。如果从金融腐败本身及其给全世界带来的灾难后果来看，美国金融腐败可以稳拿“金牌”。
正是这种有诸多缺陷的体制，使美国公众对美国的体制产生了信心危机。根据美国芝加哥大学最新的“普遍社会调查”(General Social Survey)，美国人中对体制“很有信心”者的比例一路走低（今天普遍低于20%）。
国内一些学者喜欢谈论经济和政治的“转轨”，而其中一些人心中“转轨”的参照系，就是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其实，美国的金融海啸以及美国公众对自己体制的信心危机说明:美国体制本身的改革任重道远。
中国有句古训:“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如果选择的标准就是美国这个有诸多缺陷的政治和经济制度，那最后得到的恐怕连其一半都没有。
现代化路径，中国模式
过去30年，中国已经大体上摸索出了一条自己走向现代化的路径。在一个人口比欧盟、美国、日本、俄罗斯之和还要多的国家，进行了这样一场翻天覆地的工业革命、技术革命、社会革命，国家保持了稳定，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还成功地避免了1997亚洲金融危机和这场金融浩劫，这就是中国模式成功的证明。
在这场席卷世界的金融海啸中，中国模式又展现了很强的宏观调控能力，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国际危机的增多，宏观调控能力正在成为世界任何一个政府都必须具备的基本能力，而中国政府宏观调控的理念、经验、能力、手段、资源，等等，大概都是世界上最丰富的。中国也因此而可能成为世界上经济复苏最早的大国。
当然，中国模式也面临不少挑战，特别是如何理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如何解决好生态环保、腐败治理等，这需要我们从实际出发，不断地探索和创新，最终形成中国自己的最佳体制。换言之，我想说的是:跟在西方模式后面爬行是没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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