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的“剪刀” 惊天的骗局
来源： 《环球财经》
《环球财经》6月刊封面文章：“弥天大谎”正在引爆
——金融衍生品是如何吞噬财富的
发展中国家因金融衍生品投资，巨额财富灰飞烟灭的事件集中出现，似乎强烈地警示世人：以政治、军事强权对财富进行暴力式掠夺的再分配，正在被更具隐蔽性的欺诈式掠夺所代替
血本无归，并不是散户投资者最悲惨的结局，但大多数中国国内的老百姓是最近才明白这个道理的。对他们进行这一风险教育的，是香港市场和这场金融危机。
富豪变“负豪”
2007年6月，也就是次贷危机刚露苗头之时，在北京做律师的赖建平通过朋友介绍，在香港荷兰银行开设了一个私人银行账户，之后他向账户打入了400多万港元。然而刚刚过了两个多月，也就是次贷危机于“8·11”首次大爆前后，银行不断催促赖建平继续往账户内打入资金。但赖建平每一次设法将钱补上后，很快就会得到通知：钱又不够了。
从2007年12月之后的短短4个月的时间，赖建平陆续向账户打入1000多万港元。但到了2008年11月底，也就是以雷曼兄弟倒闭为标志的次贷危机总爆发之后，赖建平已经投入了近2100万港币，此时荷兰银行却通知他，他还欠银行200多万。
同在北京生活的郝婷，在几乎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踏上了一条几乎同样的“贼船”，损失却比赖建平还要大得多。
2007年8月，郝婷在香港的星展银行开设了一个私人银行账户，但是短短一年时间，她的银行账户从资金总额8088万港元，变成了负9446万港元。这高达1.75亿港元的亏损，就是她选择新加坡星展银行香港分行服务的结果。
而且，郝婷的遭遇不仅给她和赖建平上了一堂金钱的风险教育课，还让身为律师的赖建平“收获”了一次大开眼界的法律“风险教育”。
因为，就在今年3月，星展银行向北京二中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包括偿还股权累计期权透支款项9257万港币、偿还外汇累计期权定期贷款2355万日元等三项。4月23日在北京市二中院第一次庭审，郝婷案成为境外银行到内地起诉投资者的第一例。
但郝婷的亏损却并非特例，她所购买的，是一种风险极高的累积期权金融衍生品。在香港的诸多外资私人银行中，还有许多大同小异的类似版本。不仅是内地普通富豪，许多香港显贵们也都纷纷栽在了这个“累积期权”上。2008年因与国际投资银行美林签订的股价对赌合约，让杨惠妍身价大跌。近日据香港《文汇报》报道，前香港地区市政局主席梁定邦，也因去年10月投资花旗银行KODA亏损，而被银行追讨970万港元。
据业内专家表示，仅在2007年，整个香港金融市场成交的累积期权合约总值在1000亿美元以上，涉及包括星展银行、渣打银行、荷兰银行、汇丰银行和花旗银行等多家金融机构。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些产品积聚的风险随着股票、期货市场暴跌，急剧放大，把许多投资者的财富席卷一空。有媒体估计，2008年香港股灾后，投资者因累股期权亏损高达约6000亿港元。
郝婷这样的内地投资者，不过是冰山一角。
国企集体成“肥羊”
冰山之下，还有许多国内的机构投资者，尤其是众多的中央企业。最耳熟能详的一则，莫过于中信泰富遭遇金融衍生品“滑铁卢”。
2008年年中，以实业为本的中信泰富开始大手笔涉足金融衍生品，短短几个月，就与包括渣打银行、花旗银行香港分行等在内的13家国际大银行，签下24款以对赌澳元汇率为主的外汇累计期权合约。 2008年9月，随着金融危机开始蔓延全球，澳元汇率一路狂泻，中信泰富的澳元对赌亏损高达155亿港元，数名高管为此引咎离职。
此外，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等，也在去年下半年陆续暴露金融投机衍生品亏损，亏损金额令中航油（新加坡）前总裁陈久霖自叹不如：东航2008年航油套期保值合约公允价值损失已达62亿元，国航损失达68亿元，中国远洋所持FFA（远期运费协议）浮亏也达到40亿元。
根据在日前举行的企业国有产权管理工作暨产权交易机构工作会议上传出的消息，目前有28家中央企业在做各种金融衍生品业务，“有盈有亏，亏损居多”。这迫使国资委紧急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央企业金融衍生业务监管的通知》，要求中央企业全面清理各类金融衍生业务，央企在运用金融衍生工具时，必须与现货的品种、规模、方向、期限相匹配，对任何形式的投机交易都必须立即叫停。
但这显然不能完全叫停央企们危险的对赌行为，更不可能阻止国内投资者羊毛落地般的财富流失。“内地投资金融衍生品的人数要比本地人多得多，特别是那些在香港开有账户的富裕阶层和民营公司，基本上都参与了金融衍生品的投资。” 香港保障投资者协会会长吕志华表示。
“信息战”
排名新加坡富豪榜第29位的黄鸿年，也被外资银行的金融衍生品剪了“羊毛”。在去年，他在外汇及债券交易中亏损超过10亿新元。他将为他提供交易服务的花旗集团新加坡私人银行部门告上新加坡高等法院。黄鸿年在起诉书里称，与他保持着30年合作关系的花旗私人银行，却多次给予他不准确的交易信息。
据法律界人士介绍，包括郝婷在内的国内投资者在相关诉讼中，交易信息的不准确都是主要的抗辩理由。有关金融专业人士则指出，信息的不对称性，正是这些投资遭遇惨败的关键因素。
2001年，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等三位美国经济学家依靠30多年前提出的信息不对称理论，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此前后学术界越来越认识到，信息获取和掌握的不对称，已成为当代商战的决定性因素。而相对于实体经济活动，金融衍生品交易由于其专业性、复杂性居于现代经济结构的顶端，在信息不对称性方面其他行业无疑难望其项背。由此对普通投资者的杀伤力也因此往往远超过实体经济领域的普通商业行为。
以郝婷案为例，这些外资银行与客户之间的合约都是英文，“四五十页，用词非常专业”，律师事务所那些外语非常好的专业人员“看了好几天，都还有地方不明白”。而与外资银行签订这些协议的内地投资者们，往往根本就没有完整地看过这些合约，有些甚至是对方直接将签名页传真过来给他们签字。郝婷就是这样签署了一份文件，身份就成了“专业投资者”。
中华全国律协经济专业委员会主任肖金泉则发现，“香港做金融衍生品专业一点的律师，基本上都成了外资银行的法律代表，内地投资者们几乎请不到好律师”。在研究该案件后，他指出，“这种产品其实非常可怕，风险极高”，他的客户们大都是在根本不了解这种产品风险性的情况下“出了问题”。他于2009年1月撰文提醒投资者要警惕高风险的金融衍生品，文章的名字就是《星展银行向内地客户推销金融衍生产品Accumulator涉嫌欺诈》。
肖金泉所称的“涉嫌欺诈”，当然是从法律意义上；对于国际大银行设计出的这些极尽复杂晦涩之能事的金融衍生品工具，并以此频频引发巨额财富毁灭的现象，经济学家们普遍指出，这已经不仅仅是商业道德和法律欺诈的问题。
“核打击”
发达国家利用周期性的经济金融危机，剥削转移其他国家财富，对全球财富进行再分配，有地缘政治和经济学家将这种现象形象地称为“剪羊毛”。在全球金融危机再一次剧烈爆发之时，因金融衍生品投资发展中国家巨额财富灰飞烟灭的事件集中出现，这似乎在强烈地警示世人：随着全球政治、商业文明的发展，以政治、军事强权对财富进行暴力式掠夺的再分配，正在被更具隐蔽性的欺诈式掠夺所代替。
在金融业已经成为现代经济的最核心行业之时，国际金融巨头们所掌握的金融衍生品的规则制定权、定价权、市场信息垄断权以及绝大多数投资者都无法洞悉和掌握的产品专业知识，无疑是他们合法地诈骗掠夺世界财富的最先进也是最理想的利器。
“毫无约束的美元霸权和华尔街肆无忌惮的金融创新制造了全球金融体系的核武器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从而炸毁了全球金融市场；浮动汇率体系和国际投机资金的快速流动，则将核武器爆炸的巨大冲击力瞬间传递到世界的每个角落，没有谁能够独善其身。”环球财经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以史诗般的语句描绘金融海啸的场景，也解释了国际银行家不断推出远远超过实体经济所需的金融创新的本质所在。
而我们随后的三篇文章，或者说是三个故事，将帮助读者们更深切地理解这一本质和国际银行家们现在的所作所为。
苗刚先生的《美国商业银行有压力无测试》一文，讲了一个刚刚发生、公开的故事。我们将看到，美国政府与银行巨头之间的微妙博弈和相互依存。我们因此或许就可以明白银行家们进行金融欺诈时的有恃无恐，而苗刚先生对美国银行潜在压力与危机的洞察，则似乎解释了他们继续进行疯狂掠夺乃至涸泽而渔的无奈。
本刊独家揭秘的《“世界政府”在行动》一文，讲述了一个从50多年前延续到现在的故事，一个鲜为人知的内幕和机构。它将告诉我们，之前的故事还有更深刻和更值得玩味的背景，更重要的是，它将帮助我们更好地预知以后的故事。
最后一篇文章为大家讲述的，是一个半世纪以前的故事。这是一个我们的“老朋友”——罗斯柴尔德家族和他的新敌人之间的战争。胜利者的故事可以让我们更加看清楚，我们的财富面临着一个怎样的敌人。失败者的故事，则告诉我们，所谓的金融创新，最终也将会是创新者本身的敌人。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故事的核心内容，放到正在发生金融危机的现在，仍然丝毫不会让大家感到过时和无聊。故事的内容主要取自于尚未出版的《货币战争2》。希望读者们在先睹为快时，不要忘记正在身边无数次发生的财富之痛。
美国商业银行有压力无测试
苗刚 来源： 《环球财经》
美联储选择了一个让人迷惑的一级普通股资本充足率，如果以银行系统抗风险性更真实可靠的核心资产——有形普通股权益资本（TCE）来评估测试，恐怕结果就没有那么尽如人意了
在压力测试结果出炉之后，市场并未出现大幅震荡。在美国严格的法律体系下，这样的消息被泄露出来本身就值得推敲。
美国银行系统的“压力测试”结果如何，成为了最近一个月金融市场最大的猜想。不过比猜想更本质的问题，是银行系统压力何来呢？
商业银行 难承之重
自去年9月雷曼兄弟倒闭之后，美国银行系统面临危机集中爆发的风险，且当下金融危机的症结仍集中在银行系统中。美联储自知问题严重，直接出面购买美国国债，伯南克坐着“直升机”向华尔街撒钱。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用更多的美元来包住银行系统的火势蔓延，因为美国社会、美国经济乃至美国的国内外政治都已经承受不起银行大规模倒闭的系统性风险。
银行系统的问题，在于危机之前积累起来的高杠杆问题，危机爆发后银行不得不面对痛苦的去杠杆化过程。银行有两条路可选，要么迅速补充新鲜资本金，要么出售金融资产来修饰千疮百孔的账面。但是当银行都在蜂拥脱手金融资产时，资产价格必然大幅跳水，银行的账面损失会进一步扩大，形成越还债债越多的恶性循环。所以大多数银行宁愿选择让这些资产烂在账面上。
此次危机归根结底是一场信用危机，具体表现为债务堆积问题的集中爆发。因此只有稳定住金融资产价格，重塑市场信心，美国才能走出危机。
美国接连推出一系列救市政策：禁止卖空、放宽市值计价、“消毒”计划等等，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止住资产价格继续下跌，防止商业银行出现大规模倒闭的系统性风险。
压力测试除了要稳定市场之外，银行系统必须补充新鲜的资本金。如果由政府出面直接接管银行，问题可以得到缓解，但这会使美国银行业的盈利能力受到限制，这与美国一直以来奉行的市场原则背道而驰。因此，一方面美国要补充商业银行资本金，止住金融资产价格继续下跌，保住商业银行的命，另一面政府又不得不考虑道德风险。如果结果过于乐观，银行系统又会有恃无恐；如果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不能得到有效控制，美国只有进一步以损失主权信用为代价救助商业银行，最终会对美元信用造成的重大打击。
测试银行系统是此次行动的主要内容，但具体操作流程甚至结果完全由政府操控。此次压力测试自然是处处玄机。
玄机何在
压力测试的最终结果正式公布以前，测试结果就不断被媒体报出。随着各路消息的透露，市场对于压力测试的结果也逐渐消化吸收。
在压力测试结果出炉之后，市场并未出现大幅震荡。在美国严格的法律体系下，这样的消息被泄露出来本身就值得推敲。一切迹象似乎也暗示着整个压力测试过程缜密的布局和设计。政府如何拿捏这个测试的尺度，既要市场重振信心，又要银行承受一定压力，这就要有严密的设计规划。
压力测试主要设置3个经济指标：GDP、失业率以及房价，并按照基准和悲观两套假设情境进行，测试两种情境下银行的生存能力。
但事实上，悲观的情况设计已经接近了现实，美联储不过是通过一个中庸的情景设计让经济情况和银行盈利看起来没有那么不忍卒读。压力测试的初衷是为了评估银行系统在经济进一步恶化情况下的资本实力和质量，评定银行系统的抗风险能力。
但美联储选择了一个让人迷惑的一级普通股资本充足率，相当于是以各个银行当期普通股总价值来评估测试。如果以银行系统抗风险性更真实可靠的核心资产——有形普通股权益资本（TCE）来评估测试，恐怕结果就没有那么如人意了。一级普通股充足率最高的美国道富(STATE STREET)银行高达15.5％，其TCE充足率仅为4.6％，而花旗银行TCE充足率仅为1.9％，美国银行和富国银行为2.9％。
如果以有形普通股权益资本来评估测试，银行家们恐怕就真的要集体下课了。
压力测试公布的两周之前，各银行与政府之间展开了一场对于测试结果的讨价还价的过程。各家银行当然希望结果皆大欢喜，但政府却不能将绳子放得太松，以免最终难以控制。银行家们似乎并不领情，富国银行的董事长理查德·柯瓦希维奇（Richard Kovacevich）曾经公开表示，压力测试“像蠢驴一般愚蠢”。
最终美联储还是接受了部分银行的请求，将资本金需求量大幅缩水。其中美国银行从500亿资金需求缩水至339亿，花旗银行从350亿直接降至55亿美元。如此作用之下的压力测试结果当然好于预期。
“测试”结果 空压建行
5月8日，经过3个多月的漫长等待，美国政府终于公布了对19家大银行的“压力测试”结果。接受测试的19家银行中有10家被要求增资，其中包括美国银行、花旗集团、富国银行、通用汽车金融服务公司以及摩根士丹利等，预计总筹资额750亿美元。
美国监管当局表示，这些银行必须在6月8日前提交详细的筹资计划，并在11月9日前最终执行完毕，否则美国政府就会强行改变银行资本结构，将救援资金从优先股转变为具有投票权的普通股。银行为了避免国有化不得不绞尽脑汁筹集私人资本。而筹措私人资本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变卖资产，二是向私人发行新的普通股。
测试结果公布后几小时，摩根士丹利、富国银行和美国银行就宣布计划融资共计近300亿美元。之后另外四家银行——美国合众银行、Capital One、BB&T和KeyCorp也加入其中，计划增发共63亿美元的股票。
对于中国而言，建设银行股份面临被美国银行大规模抛售的压力。美国银行是需要筹资的银行中资本缺口最大的一家，约为340亿美元，尽管如此，该行仍表示不再需要政府给钱。该行此前已接受美国政府总计450亿美元的救助。在巨额筹资压力下，美国银行5月12日悉数折价抛空其刚刚到期解禁的135.1亿股建设银行H股。虽然其余股权有规定2011年8月29日之前未经建行书面同意不得转让，但只要美国银行有需要，这一条款并不足以打消美国银行探询出售的内在动机。
中小银行危机潜伏
压力测试结果，市场统一口径好于预期。这是否意味着美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警报已经解除了呢？
自测试结果公布以来，监管机构和投资者增强了对第二梯队银行的关注，其结果重新唤起人们的思考。投资银行Sandler O’Neill的研究显示，规模仅次于19大银行的200家银行中有38％存在资金短缺，从而形成162亿美元左右的普通股本缺口。将同等标准应用于剩余的7700家银行，得到的结果会是另外78亿美元的资金缺口。美国中小型银行必须筹集240亿美元，才能达到美国政府在大型银行压力测试中制定的资本标准。另外还有多达500家银行可能倒闭。
据SNL Financial最新公布的研究报告显示，美国许多小型银行也需要筹集更多资金，用来应对传统贷款业务上可能承受的更多损失。若经济继续滑坡，美国中小银行商业不动产贷款2010年前将损失2000亿美元。在国家信用的强力支撑下，美国大银行的危机级别已从危险下调至观察，但中小银行系统潜在危机，也许在未来某一时刻会集中引爆。压力测试恐怕也是枉然。
华尔街的“新国难财”
美国银行业的危机，却为华尔街开启了一条财路：通过帮助同行筹集股本以堵住资本缺口和偿还联邦援助资金，金融机构在短短数周就可赚入逾5亿美元。随着多家参与压力测试的银行进入市场融资，以填补监管机构发现的资本缺口，或偿还来自“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P)的资金，股本融资将迎来一段丰盛期。在证券化和并购等高利润业务滑坡对银行证券部门造成冲击之际，承销费的激增将提振银行证券部门的盈利。
另一方面，“压力测试”仍在后续演进，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董事长拜尔公开表态，美国政府正在检讨有问题的银行，未来几个月会有多家银行的CEO遭撤换。花旗集团和美国银行共拿了政府900亿美元的脱困贷款，其CEO仍然在位，但通用汽车公司、房利美和房地美的CEO早已随着资金的到来下台了，看来政府还需要银行业的几个人来殿后，给民众个交代。
“世界政府”在行动：揭秘比尔德伯格俱乐部
西方媒体暗地称，欧美各国的总统、总理及其他要员是活动着的肌肉，比尔德伯格俱乐部是驱动这些肌肉运动的大脑
5月14日，一场鲜为人知的会议在希腊Nafsika Astir Palace酒店举行。
全副武装的警察、封锁的道路、严格的安检，一辆辆车窗贴着红底黑色B字的豪华车鱼贯而入。
防贼防盗，防恐怖分子，但最重要的却是防记者。记者在这里受到警察的严密监视。如果有记者拍照，警察们会毫不客气地“保管”他们的相机。为了让好奇的记者死心，会议组织者对宾馆作了严格规定：停止向公众开放，一切客人必须退房，临时雇员回家，留守人员不准与俱乐部成员交谈，否则立遭解雇。
这是世界上戒备最森严的地方。因为这里要召开的，是第58届比尔德伯格（Bilderberg）俱乐部年会。
它是什么？他们是谁？
这个世界上并没有多少人知道比尔德伯格俱乐部是什么，当然更没有几个人知道会议内容是什么？当然，他们也没法知道。
全球媒体都对这场会议意外地表示了沉默。会议议程外界更难以知道，只是在2004年，主办者破天荒地公布了一个“官方名单”，但是人们更关心的是尚未公布的名单：基辛格、查尔斯王子、克林顿、拉姆斯菲尔德、欧盟贸易委员、西班牙国王和英国首相、BP老板布洛文尼、美国参议院议员爱德华、比尔·盖茨……清一色欧美政界与商界顶级大腕，亚、非、拉则无一人入选。
参加者都是由俱乐部主席亲自邀请，而对会议安排，“不做出任何决议、表决和政策性表述”。
比尔德伯格集团年成立于1954年，名字源自第一次举行会议的荷兰一家旅馆，创立动机是鼓励北美和西欧在二战后重新崛起。每年大约有100人被邀请。年会从来不会在一个地方举办两次，时间在每年5月或6月的某个周末。俱乐部每年支付数十万美元给会议召开地政府，政府将派出军队保护会议的安全和秘密，甚至用直升机搜寻私自闯入者。
前联合国秘书长丹尼斯·海利作为该俱乐部开创者之一，他说：“从来没有试图对较大问题达成一致，这里只是讨论问题的地方。”
讨论的都是什么问题？看看前几届的议题：北约发展、伊斯兰问题、能源问题、世界经济增长等。2004年凡尔赛举行的会议主题包括，伊战的法美关系、中东和平路线图、欧洲独立防务——这是最重要的顶级国际会议才讨论的，无一不是当前最重要的国际话题。
让人惊讶的是，比尔德伯格会议召开时间，往往选择在国际重大会议前夕。2001在哥德堡的会议时间在欧盟峰会议的前几天，地点都在哥德堡。2004年在凡尔赛召开的会议与5月19日的西方八国财长会议时间相差半月，开会地点只相差20分钟车程。
这一系列的“巧合”，不得不让人怀疑这才是西方世界讨论对世界重大问题之政策立场的机制，甚至是重要国际会议的预演。
做了什么？
著名地缘政治学家，曾作为记者跟踪比尔德伯格俱乐部30年的恩道尔，在他的《石油战争》一书中讲述了1973 年瑞典召开的比尔德伯格会议上发生的一段鲜为人知的秘密：
布雷顿体系崩溃最初几年，美元如断线的风筝陷入了空前危机。国际银行家紧急磋商如何挽救美元。美国金融战略家沃特· 雷维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计划，让世界石油价格暴涨400％！他们的政策是通过全球石油禁运促使油价暴涨，由于世界石油以美元定价，油价暴涨意味着世界对美元的需求相应激增。最后的结果是，“源源不断的石油美元流入”，基辛格如是形容油价的飙升。
1957年，他们为欧洲经济共同体制订《罗马条约》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2年春，布什政府打算在夏天入侵伊拉克，而该俱乐部希望把时间推迟到次年3月。2003年3月20日，以美国和英国为主的联合部队正式宣布对伊拉克开战。
2005年慕尼黑会议，呼吁该年度油价应该上涨，亨利·基辛格认为应确保油价在12-24个月从40美元开始翻倍，于是市场“照办”，油价翻了2倍。
2008年夏天，比尔德伯格们要求油价尽速下跌到50美元以下，结果油价在4个月后重挫至40美元以下。
Estulin，一位跟踪该俱乐部多年的情报人员，在2006年，他根据多方可接触到会议的成员提供的情报预测，美国住房市场的必将崩溃和2008年金融危机将爆发，美国楼市的泡沫破灭后果将极为残酷。
Estulin是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准确地预测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爆发的人。而事实上，比尔德伯格2006年在加拿大会议和2007年土耳其会议上就已经做出了上述决定。对比尔德伯格俱乐部成员来说早已不是秘密，会前他们已经得到了会议议程的小册子，上面有详尽的说明。
你甚至可以想象：喝香槟的时候，英国首相布朗问鲍尔森：“部长先生，您打算让金融危机延长多久？”
对于比尔德伯格俱乐部的能量，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是很清楚的：之前他们一直默无闻，在接受某秘密组织的培养后，在20世纪90年代初突然窜身前台。2008年底，奥巴马和不共戴天的希拉里之间进行了秘密会面。此后，奥巴马立刻“宽宏大量”地将国务卿宝座赐予希拉里。这一切，比尔德伯格隐现其中。
对此，西方媒体暗地称，欧美各国的总统、总理及其他要员是活动着的肌肉，该俱乐部是驱动这些肌肉运动的大脑。
在想什么？将做什么？
今年的比尔德伯格俱乐部，他们又在“策划”什么？
据Estulin的预测，今年年底，比尔德伯格俱乐部可能将美国的失业率设定在约14％，而目前的官方数字是8.1％。
俱乐部成员们还在酝酿未来经济复苏失败的蓝图，“诱惑投资者大举投入股市，然后在未来数月内制造出更大规模的金融海啸。”
加拿大自由新闻报告说，激进的投资者进入到股市后，（该俱乐部）将再次释放后一轮大规模衰退，将创造“大量的财物损失和灼痛今后几个月”。
让世界经历短暂的萧条，还是进入一个长达10余年的痛苦衰退，比尔德伯格们存在着意见分歧。环球财经研究院院长宋鸿兵对此的解读是，“各国政府在备受折腾之后不得不迅速放弃本国主权货币，继续拥戴美元作为世界货币。而如果有不识相的国家政府不服从“大局”，试图搞超主权货币，美国就不断地印钞票，让金融危机多拖几年，直到那些不听话的国家也俯首称臣地听命于他们。”
“不论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未来世界经济都将陷入几十年的停滞，衰退和贫困……或激烈的，或是平和的，但都是为新的‘世界经济新秩序’铺平了道路”，资深观察家Paul Joseph Watson说。
2009年比尔德伯格会议与会者名单(部分)
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
荷兰女王贝娅特丽克丝
西班牙王后索菲亚
比利时王子康斯坦丁
德意志银行CEO艾克曼
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亚历山大
空中客车公司总裁恩德斯
北约秘书长夏侯雅伯
英荷壳牌董事长约翰·克尔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欧洲投资银行行长马斯塔德
法国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德·蒙布里亚尔
法国兴业银行CEO弗雷德里克·乌代阿
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彼得雷乌斯
意大利前总理普罗迪
戴维·洛克菲勒
美联储前任主席沃尔克
希腊经济部长阿劳格斯古费斯
拿破仑三世的金融创新
除了拿破仑三世，19世纪中叶的法国还有两位统治者。
一位就是我们的老朋友罗斯柴尔德银行，作为私人银行，其影响力在当时甚至凌驾于中央银行——法兰西银行之上。
另外一个，是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圣西门。他的实业思想成了第二帝国时代工业化的主导思想。当时不少法国人受其思想影响极深，包括当时的皇帝拿破仑三世，也是圣西门主义的狂热信徒。
从某种意义上，后二者才是法国真正的主人。圣西门伟大理论和皇帝陛下在金融领域的伟大实践相结合，催生出了动产信贷银行。于是，一场决斗开始了。
从孕育到出生
动产信贷银行催生者，是两个家族：一个叫福尔德，一个叫贝列拉。
由于在1848年革命中保驾之功，贝列拉和福尔德家族成为当朝红人。虽然罗斯柴尔德家族为拿破仑三世上台也出过力，但毕竟没有波旁王朝和七月王朝时代一手遮天的气势了。
根据圣西门的工业主义思想，要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必须大规模建立有限责任的股份制公司，将全法国中产阶级的财富高效率地动员组织起来，一方面为这些建设融资，另一方面可以把经济发展所得以股息和分红等形式返还给人民大众，实现国强民富的良性循环。
这套理论应用在金融领域，就是成立股份制的投资银行，以取代传统的私人投资银行模式。通过发行股票和债券向公众募集私人银行无法抗衡的庞大资金，一方面可以摆脱政府对私人银行的依附，另一方面更有力地推动实业的发展。
为了实践圣西门的实业主义，早在上台之前，贝列拉和福尔德家族(这两个家族一直是拿破仑三世在金融界的密友，也是资助其政变上台的“嫡系部队”)就与拿破仑三世商量建立一个由商业银行、工业银行、抵押银行和互惠银行组成的“四位一体”的金融体系，核心就是工业银行——动产信贷银行。
贝列拉兄弟利用皇帝追慕虚名的心理，大力宣扬动产信贷银行模式：通过出售股份和债券给公众以筹集资金，然后用这些资金购买它希望发展的新兴工业企业。
这种新的信贷制度被贝列拉兄弟吹捧为实现圣西门实业社会主义的手段。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这是个伟大的金融制度创新，能够很好地为工业化提供资本。但实际上，这个信贷制度引起了股票交易所的投机猖獗，贪污和舞弊成风。马克思讽刺它为“拿破仑的社会主义”。
股份制投资银行的出现，将对传统的私人银行产生严重的威胁，罗斯柴尔德家族自然坚决反对此类金融创新。罗家的掌门人詹姆斯·罗斯柴尔德为此专门写信给拿破仑三世，指出动产信贷银行一旦建立并成功运作，就会控制大部分公共财富，并且最终会变得“比政府更有权势”，试图以此动摇法国政府支持建立动产信贷银行的决心。
贝列拉和福尔德家族使出了挑拨离间的手段。阿希勒·福尔德在担任法国财长时，曾郑重向拿破仑三世进言：“把您的王国从罗斯柴尔德的掌控中解放出来是绝对必要的，他实际上已经代替了您的统治。”
1852年，动产信贷银行在拿破仑三世的支持下正式建立，从此成为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凶猛对手。
战火蔓延到国外
贝列拉兄弟迅速完成了银行组织工作，福尔德家族的贝诺特出任银行第一任董事长，日常工作由副主席伊萨克·贝列拉负责。董事会阵容更是权倾朝野，其中包括拿破仑三世同母异父的兄弟，帮助他策划称帝的奥古斯特·摩尼。
新银行一问世就爆发出惊人的能量。定价500法郎的股票到1856年3月摸高到1982法郎，分红从1853年的13%上升到1855年的40%。这使得詹姆斯关于动产信贷银行是金融灾难的预言听起来越来越像个笑话。
这一时期是法国铁路建设的辉煌顶峰。动产信贷银行同罗斯柴尔德在该领域的竞争迅速白热化。前者很快控制了法国三条主干线路，罗氏则死守自己原有的两条。罗斯柴尔德在铁路融资项目上暂时领跑。动产信贷银行却毫不示弱，创设出把多家铁路公司各种期限各种条件的股票和债券进行标准化“打包”，这堪称当今结构化融资产品的鼻祖。动产信贷银行制造出大量新型金融产品的投资方式，填补了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之间的空白，立刻吸引了无数小投资者，使得公司资产迅速增长，直接挑战罗斯柴尔德在铁路融资上的老大地位。
更令詹姆斯担忧的是，贝列拉开始把手伸出法国。1853年4月，科隆的银行家奥本海默得到许可证，将在距离法兰克福不到20英里的达姆施塔特开设一家新银行，这显然是动产信贷银行的德国版，由贝列拉、福尔德和动产信贷银行控制的这家新银行，目标直指罗斯柴尔德的法兰克福银行。贝列拉进而在西班牙、比利时筹建信贷银行，还将目光投向了俄国。
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俄国痛感铁路网的战略价值，决心修建以莫斯科—圣彼得堡为枢纽的全国铁路网，预计投资10亿法郎，并为此成立了全俄铁路公司，其董事会包括5名法国金融家，贝列拉和福尔德名列其中。法国金融势力由此大规模渗透进俄国，成为未来俄法同盟的大本营。
1856年法国《工业》杂志评论道：“动产信贷银行注定要将影响力扩张至全球。欧洲各国都承认，发展生产、物质进步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政治利益。为此，信贷是必不可少的。”
而亲罗斯柴尔德的《铁路》杂志则质疑，动产信贷银行的全欧扩张计划将把法国国内的资本抽空转移至外国。但动产信贷银行不为所动，依旧大踏步地在欧洲各国扩张。
罗氏洞若观火
罗斯柴尔德购在动产信贷银行上市之初买了五千股用以观察行情，与此同时，贝列拉却在悄悄地卖出。和所有忽悠的人一样，贝列拉心里非常清楚他们的很多金融创新早晚会出问题，罗斯柴尔德对此也是洞若观火。
1852年11月15日，詹姆斯给拿破仑三世写信，指出股份制银行的股东不公开姓名，所以可以不负责任，就有机会滥用权力处理人民的财产；新型银行将主宰商业和工业，为市场制定规则，而这样的法则将不受控制，最终将大部分财富都集中在他们手中，其力量会超过政府。
他同时告诉拿破仑，动产信贷公司“是建在沙滩上的”：他们发行的债券支付的是固定利息，而银行本身的投入是“不确定而不可靠”。一旦发生危机，银行将拖累整体经济“滑向深渊”。
詹姆斯预见到新型银行的准备金一定不足，一旦陷入危机，政府就只能选择“整体破产”或者“终止金银与纸币的兑换”。这些话并不完全是为了吓唬皇帝的，后来事实也证明并非空穴来风。他对动产信贷银行的评价只要将名称和年份更改一下，完全可以用“论金融衍生品的风险”为题，直接发表在金融海啸后的《金融时报》头版。罗斯柴尔德家族这次能在金融海啸中独善其身，倒也不是浪得虚名。
央行：制高点之争
谁能控制中央银行，谁就能在竞争中处于战略优势地位。过去与今天始终如此。当代雷曼兄弟的覆亡就是没有吸取历史的教训。
动产信贷银行号称是代表公共利益的金融中心，实际上对法兰西银行造成了挑战。1852年之前，法兰西银行贷款利率高达6%。到1852年11月，受到动产信贷银行的压力，利率只有3.6%了。罗斯柴尔德持有的法兰西银行股份因此大大贬值。这促成了罗氏与法兰西银行结成同盟。
1855年，银行和铁路的繁荣都到达顶峰。克里米亚战争造成巨额资金缺口，加上农业歉收，法兰西银行喘不上气了。1855年8月，为缓解储备金的不足，法兰西银行从罗斯柴尔德法国银行购入5500万法郎的黄金与白银。一年后情况愈加恶化，法兰西银行申请终止纸币与金银的兑换。董事中只有阿尔方斯·罗斯柴尔德反对。最后阿尔方斯父子得到法国财长的支持，以提高贴现率和大规模购入价值8300万法郎的金银来遏制挤兑风潮。罗斯柴尔德银行出面维持住了法兰西银行的现金流，1855年到1857年，向法兰西银行提供了价值七亿五千万法郎的黄金，共获得11%的利润。两者的关系得到了空前深化。
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运作之下，亲贝列拉的法兰西银行高官被外放驻外大使。1855年，阿尔方斯当选法兰西银行的董事长，罗斯柴尔德银行成为法兰西银行的最大股东。罗斯柴尔德家族对法国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影响力，决定了它和贝列拉的角斗的最后赢家。
从挣扎到灭亡
贝列拉仍在继续扩张，主攻方向是奥地利。
伊萨克·贝列拉亲往维也纳，游说建立奥地利动产信贷银行。此时，奥国的社会舆论以及前首相巴赫和财政大臣布鲁克，都觉得该建议对于帝国大有裨益。
在此时，罗斯柴尔德家族驻维也纳的掌门人所罗门去世，詹姆斯拣选所罗门之子安塞姆·罗斯柴尔德主持奥国业务。安塞姆甫一到任，立即串联各路势力，迫使帝国大臣们劝说两家合股搞一个新银行。
针对这一提议，安塞姆建议将新机构的业务范围严格限制在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土内，以防资本外逃。罗家的分号和合作伙伴遍及欧洲，可以轻松避开这些限制，但是对于动产信贷银行来说，却是一个紧箍咒。
在掌握了中央银行大权之后，罗氏决定开始战略反攻。
他们首先利用动产信贷银行战线拉得过长，资金不敷使用的困境，切断其现金支持。1855年9月，贝列拉兄弟宣布要发行长期债券，罗氏利用其在央行的影响力，以“减轻资本市场的压力”为由，冻结了动产信贷银行企业债的发行，使其难以继续为庞大的土地开发项目提供投资。贝列拉的凌厉攻势终于被遏制住了。
同时，在法国政府内部鼓动对动产信贷银行将资本抽转国外的怀疑态度。伊萨克不得不通知奥地利政府：由于法国政府的态度，动产信贷银行不能参加新奥地利联合信贷银行。
1857年，随着欧洲经济危机进一步深化，动产信贷银行所持上市公司需要大规模资金反哺。在资产价格暴跌之中，贝列拉又无法承受抛售这些股票所带来的严重损失，动产信贷银行的资金迅速枯竭。于此同时，贝列拉手里的几条铁路干线都陷入亏损，而罗家掌握的铁路却在危机中幸存。法兰西银行认识到，有着致命缺陷的是以贝列拉为首的“新”银行，而不是罗斯柴尔德的“老”银行。
随着铁路建设越来越超出国界，动产信贷银行明显敌不过罗氏遍布各国的分支机构之间相互呼应、相互之援的优势。1857年后，前者在铁路融资上甘拜下风了。
1863年，贝列拉兄弟提出为动产信贷银行的资本金增资一倍的建议，遭到政府拒绝。其他金融机构也不愿伸手相救。1868年，走投无路的贝列拉兄弟只好去找法兰西银行这一“最后贷款人”的帮助。
这下终于撞上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枪口。作为条件，中央银行要求贝列拉兄弟辞职，并安排一位法兰西银行的前总裁成为动产信贷银行的董事长。动产信贷公司从此一蹶不振，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中寿终正寝。从1852年到1857年危机爆发，动产信贷银行其实只火红了五年左右。
在最终打垮了以贝列拉家族为代表的创新派之后，罗斯柴尔德家族审时度势，顺应了历史潮流，也开始建立自己版本的股份制投资银行，这就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对法国经济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巴黎巴(Paribas)银行。
(本文资料主要来自宋鸿兵的《货币战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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