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毓海：曼哈顿的秘密

曼哈顿的秘密

：韩毓海

原载：《天涯》

　　纽约大学在曼哈顿的百老汇大街上，往北徒步二十分钟是第五大道，往南徒步二十分钟是华尔街。下午跑步锻炼身体，经常遇到游客打听帝国大厦怎么走，回答就是“请跟我来”，因为我跑步的起点是位于八街上的华盛顿广场，再以第五大道与三十四街交汇处的帝国大厦为转折点折返。住在曼哈顿这种地方，其实只能以阿甘那种自虐的方式来锻炼身体，即如同被狗撵着一般在大街上跑动不止。
　　帝国大厦(Empire State Building)建于1930-1931年的经济大萧条时期，作为刺激就业的凯恩斯主义危机应对政策之一，帝国大厦与同时开工的洛克菲勒中心为当时的几十万人提供了就业岗位，也创造了“十天建十层”的摩天大楼建筑史上的神话，但建成之后帝国大厦却曾空置多年，成为中看不中用的摆设，直到1933年好莱坞大片里的金刚被撵得爬上去又掉下来，帝国大厦管理者终于找到了媒体时代里新的生财之道。由于位于华尔街入口处的世贸中心大厦已在9·11中灰飞烟灭，帝国大厦依然是今天纽约的最高建筑，至今它已接待了一亿五千万游客爬上爬下，真不知道大家都争先恐后急着上去干什么。
　　当然，比建筑神话更神奇的事情，说出来只怕大家不信：好像事先接到了上帝、白宫或者拉登其中一个通风报信的秘密电话一般，世贸中心大厦的那位拥有者、超级大款Larry ASilverstein不早不晚，恰好是在9·11之前一个月，——给世贸中心上了三十五亿美元的巨额保险，也就是说，三十五亿美元的巨额保单刚刚生效，这世贸中心就祸从天降般自我爆炸了。而与此同时，9·11发生前一天，美国航空股被大举抛售，交易量比头一天增加了十一倍，今天看来，甚至傻子也该在事后想一想，9·11发生前一天抛售航空股的先知如果不是上帝的话，那一定是另有其人。
　　当然，绝大多数善良淳朴的美国人民事后都没有往这里想，而是轻而易举地被布什总统的慷慨陈词忽悠到伊拉克战争那个大泥坑中。这当然不是说世贸大厦就是开发商自己炸的，换上王石、潘石屹这帮猛人或许还真没这个胆子。但如果要说曼哈顿的大款们连这点气魄都没有，那你就实在是看贬了美利坚，看小了曼哈顿。
　　2002年秋天，我曾经在上海遇到过一位中国的超级富豪，他的一席话如今想来依然值得玩味。他说：从房地产商的角度看，毛泽东完成了“拆迁”，邓小平完成了“征地”，剩下的就是“盖楼、装修”而已——搞房地产的都知道，拆迁比建楼难，因此，如果没有毛泽东闹革命造成的城市土地国有化，你就是在城市里动一寸土都得流血，更不要说搞什么奥运会了，所以今天搞房地产的，第一个最应该感谢的人就是毛泽东。——我想说这些话的人的学术水平，肯定大大超过了各类胡言乱语的经济学家。这再次表明：书生——包括学院里的经济学教授，眼光肯定高不过真正的资本家，而用另一位纽约超级富豪廖子光先生的话来说，当今中国大陆的经济学家们若来纽约曼哈顿做生意，一定会赔得底儿掉，这位廖子光是洛克菲勒投资委员会的理事，据说是少数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赚到钱的纽约投资家之一。不过在我看来，说学院里的资本主义吹鼓手都不过是鼠目寸光纸上谈兵，这一点恐怕中美两国皆然。
　　开发商们要建楼当然首先就要拆迁，拆迁自然包括要炸楼，旧的不去新的自然不来，这其实根本没什么可奇怪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许多文化人却好像商量好了似的，都从房地产开发商和拆迁行动中认出了资本主义的原初面相，在波德莱尔和尼采，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就是“创造性的破坏”或者“在破坏中创造”，而开发商的品质就是酒神迪奥尼索斯精神的对象化：不破不立，不打碎鸡蛋就不能煎蛋饼，这就叫“现代性的逻辑”。在卢卡契和马歇尔，伯尔曼那里，第一个资本家开发商的原型就是歌德笔下的浮士德，为了未来的发展蓝图，浮士德无情地推平了海边一对恩爱老夫妻的小屋。最终，对经济学家熊彼特而言，企业家正是迪奥尼索斯和浮士德生下的英雄子孙，为了推动社会和技术的创新，他们无情地发动经济危机，以将千百万人投入苦海的方式来毁灭“旧的生产方式”。多年以来，一些小资产阶级的学者们一直力图用“现代性的矛盾”这个暧昧不明的词将企业家阶级打扮成“浮士德式的悲剧英雄”，并自作多情地认为这些“酒神般”的英雄们在创造了现代新世界的同时，却给自己的心灵留下了一片荒漠或者“荒原”，因而只能通过在夜深人静时胡作非为以及支持现代艺术来为心灵的荒漠、荒原提供慰藉。这就是为什么，学院里或者学者们嘴里的资本主义总是带着“现代主义”、现代性这顶高雅的桂冠。
　　纽约号称现代主义艺术之都，但对于什么是现代主义，能说清楚的人实在不多。纽约大学东亚系的老系主任罗伯特·摩西(RobertMoses)大概算是研究纽约现代艺术的鼻祖之一，早在年轻时代研究二战后纽约的建筑与文化的名著中，摩西就指出：“西方现代主义关于浮士德的神话根本不是真的，‘现代主义’和‘现代性’这些说法也只不过是软弱的知识分子的幻觉”，在罗伯特·摩西看来，所谓“发展的荒漠”、所谓精神的孤独感，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自我”之心度他人之腹的自作多情，因为这种“浮士德式精神的荒漠”，实际上一天也没有存在于那些叫作“开发商”的心狠手辣者的心灵里，真正的“发展荒漠”其实只存在于两手空空走向黑暗的失业者、失地者和第三世界老百姓的现实处境中。
　　八十高龄的老摩西是个奇人，他每天坚持徒步走到位于百老汇大街的办公室，闭门工作九小时以上。除了以研究现代主义闻名之外，摩西教授还是《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译者，也是《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译者，他是翻译家，版本考订学家。不过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主要该算是个“经学家”。第一次承他教诲，就是关于马克思的著作版本问题——说出来大家也许还是不一定相信：今天我们看到的《资本论》其实应该叫《论资本》，它只是马克思《资本论》的一个小部分，马克思的《资本论》原本的写作计划是，第一部分叫《论资本》，第二部分《论地产》，第三部分《论工资劳动》，第四部分《论国家》，第五部分《论国际贸易》，第六部分《论世界市场及其危机》。而现在公开出版的三卷《资本论》，实际上仅仅是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一部分即《论资本》的“编辑版”。马克思活着的时候自己看着出版的，其实也只有第一部分的第一卷，后两卷分别是由恩格斯和考茨基这两位“亲密战友”，在马克思身后争作马克思遗产代理人，通过整理、编辑马克思的手稿而出版的。——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到的所谓《资本论》“原文”，其实只不过是个“残篇的残篇”，充其量仅仅只是全书的理论导论部分而已，而且主要部分还不是马克思自己编的。
　　对老摩西来说，真正的“马克思秘密”，就是那些据说被封存在德国一个小城博物馆中的大批马克思从未出版的手稿——关于这个世界，关于资本主义的最终命运，马克思究竟写了什么?是什么迫使某个强大的势力对这些残稿如此恐惧，从而不得不将其长期囚禁封存，以防其得见天日?在摩西看来，这个强大的势力既包括马克思的敌人，也包括马克思的继承人，特别是他的思想的整理者、编辑者和遗产管理人。“人们通过编辑马克思的方式埋葬或者掩埋了马克思”——老摩西说，这就是雅克·德里达在他临终前的著作《马克思的幽灵们》中要揭示的一个惊心动魄，但又尽人皆知的秘密。于是，当前保卫马克思遗产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打破“马克思的著作和遗产已经客观全面地存在那里了”的假相，回到断章残简的马克思，回到马克思那些“未完成的著作”。
　　老摩西最近在写一部重读毛著的书。在他座无虚席的“重读毛泽东著作”课的讲坛上，老摩西先从“发展”与“平等”这现代世界的两大主题——或者说先从这两个词的起源和历史沿革说起：自由、平等和博爱是启蒙的理想，而“发展”却是1945年之后才出现的新目标。尽管如此，1945年以来，人们却普遍相信平等与发展并行不悖，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三十年为例，就是相信“越平等就越发展”，而后三十年中国人则是相信越“发展”就越“平等”，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今天，是“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要求我们去重读毛泽东主席的著作，特别是要求我们回到毛泽东那些“未完成的著作”，包括发掘和重读毛主席未发表和未经整理的谈话、文稿和“残篇”。今天的中国最需要的是“尊马读经”、“尊毛读经”而不是什么“尊孔读经”，——而不“读经”怎么尊马?离开了马克思的原著，我们又到哪里去寻找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所谓“读经”，就是考订文本，解释文本，一个字一句话，老老实实读下来，以这样的方式与马克思和毛一起思考下去，因为“揭发这个世界的秘密”与“破译导师们的残章”实际上是一个同步的过程。
　　毫不夸张地说，对于我这个初来乍到者而言，进入纽约大学东亚系位于百老汇大街的教学大楼，特别是进入东亚系老系主任摩西、现任系主任张旭东、历史学家丽贝卡·卡尔座无虚席的课堂，第一感觉仿佛就是回到了延安时代的“抗大”和“马列学院”一般。
　　而最令摩西老头不忿的一件事，是纽约大学的中国中心邀请某前中国文化高官演讲，不料此前高等文官口吐莲花讴歌林肯、华盛顿之余，终没忘记口吐白沫大骂毛泽东为秦始皇，老摩西忍无可忍，当场奚落道：老夫可以原谅您对林肯、华盛顿一窍不通，但不可原谅的是，您竟然忘了毛泽东就是您自己的华盛顿和林肯!勃然退场的老摩西还没忘了交代：演讲结束后绝不准用公款请此前高官吃饭。
　　你说听了人家这番教诲，谁还敢再跟老头子理论马克思、毛泽东?再就更别提讲解什么林肯、华盛顿了。所以说，来曼哈顿做生意、抄美国人的底、救华尔街的市，就是来曼哈顿卖嘴卖舌头，专门贩卖咱们自己家祖宗那点事，你一不留神也怕在曼哈顿碰得头破血流，弄不好就得留一堆学术笑话给人家当佐料。
　　其实，“郡县”与“封建”、“公田”还是“井田”、“科举”还是“选举”，这些问题是中国几千年来政治生活的核心，恐怕也是中国社会政治之根本，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几千年下来，中国的学者们争来争去，也大致都是围绕着这些问题在争个不休，至于它是否可以叫作“儒法斗争”自然可以另说，但如果看不到这些问题，甚至完全抛弃了这些问题来袖手空谈或者清谈，则必然如瞎子摸象，而倘若简单地把中国的问题认作根本在于“缺乏西方式的自由民主”，那恐怕就更是流于道听途说、缘木求鱼、无的放矢了，在我看来，郡县与封建、公田与井田、科举与选举，——这些问题如果放在今天中国的语境中，说它也就是宏观调控与“放权让利”之争、是维护土地集体所有制与土地私有制之争、是建立现代公务员制度与实行多党竞选之间的论争——这恐怕也不能说是牵强附会吧。只不过，如今看明白这一点的人之所以不太多，恐怕还是淡忘了毛主席的教导：割断了历史，也就没有了未来。更有甚者，邯郸学步，西洋的没学会，自己根本是什么也忘记了。
　　说完了“经学家”就该再说说“经济学家”了，下面要说的这位和摩西教授一样有趣的老头名叫皮大卫(David M Pidcock)。认识了许多年，我的感受是：和老摩西这种人混才知道学问少，听皮大卫“爆料”方知道资本主义水深。
　　皮大卫是一位特殊的银行家，号称能够“玩转资本主义”的高超的投资人，一头专挖华尔街和伦敦股票市场墙角的老鼹鼠。而与一般的经济学家“只说不练”不同，皮大卫先生则是“又说又练”，而且是“练得比说得更精彩”。皮大卫皮老头创立的“理性经济研究所”(TheInstitute For Rational Economics)分别在英国伦敦和印度新德里设有分支机构，而该机构的工作中心，就是揭发资本主义运作的核心秘密，尤其是专门分析和揭发金融市场上的黑幕。汇丰银行董事局主席斯蒂文·格林先生来中国访问，不幸与皮大卫狭路相逢，格林主席甚为狼狈：皮大卫!怎么哪儿都有你啊?皮大卫则皮笑肉不笑道：应该说我们形影不离，而且我的消息比你还快啊!(与皮大卫这种“野路子”不同，斯蒂文·格林出身于著名的伦敦经济学院，现任教于该校政治学系的林春教授曾经告诉我说，格林先生自从学生时代起就一向彬彬有礼，属于那种典型的老英国绅士教育的产物。)
　　像马克思自称是叮在资本主义躯体上的牛虻一样，皮大卫是不折不扣的叮在华尔街大鳄们身上的蚂蟥。他之所以深深爱上这种密探式的经济情报搜集工作，理由非常简单，即作为投资人他必须确保自己投资的成功，而这种投资的成功则基于他对资本主义的清楚认识：资本主义首先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是特殊的“人脉”，而根本不是什么理性的市场交换。他主持的“理性经济研究所”的工作目标，就是对主宰经济和投资活动的利益集团之间的社会关系作精密研究和调查，甚至是不择手段地掌握、揭发和洞悉权钱交易的关系网，而不是去埋头研究什么市场的理性模型。在他看来，资本主义一定是权钱勾结，一定是最大利益集团的操纵，如果从抽象的市场理性角度看，资本主义的盈利活动恰恰是高度非理性的，资本市场从根本上说是被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被最大利益集团的利益所支配和操纵的。因此，如果说华尔街是世界资本运动的心脏，那么皮大卫这个七十老翁则是在此区域几十年长期蹲守的“老片警”，而他的葵花宝典，就是怀里揣着的世界金融大鳄们的社会关系联络图和活动时间表。
　　马克思说商品社会是个谜，资本主义除了秘密之外什么都不是，而皮大卫之所作所为就是专门刺探情报、揭发投资秘密。皮大卫长期热衷于“爆猛料”揭发华尔街管片的秘密，在一定程度上，据说还是由于他的赎罪意识。——在这一点上，皮大卫也算是个银行家中的例外，那就是他赚钱赚多了，心灵里确实还真有了点“荒原感”，即他这个人还真有点“现代主义”式的双面性格。大卫出身银行世家，他的祖上是英国东印度公司重要股东，参与了对印度的殖民活动和对中国的鸦片战争。研究亚洲历史、亚欧关系史，特别是金融史、殖民史，这对皮大卫来说简直就是“家学”，关于1840年前后那段历史，皮大卫查查家谱就能明白许多咱们不了解的真相。从小就“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他恐怕比胡绳以来一切中国历史学家都明白鸦片战争究竟是怎么回事。
　　在皮大卫看来，鸦片战争当然不是中英两国之间的战争，而是中国与英格兰银行和东印度公司主导的伦敦金融市场之间的战争。1830年以降，东印度公司和英格兰银行通过公司股票和期货交易，重新组织了一个联系英国－印度－中国－美国和美洲－非洲的新的世界经济结构和世界贸易体系，这个体系中的棉布－茶叶－白银－棉花－奴隶贸易，都是由东印度公司和英格兰银行的股票、期货交易所支配的，也就是说：在这个体系里面，除了英国是“管账的”之外，其余的各位全是“跑腿的”。表面上看中国是被英国的武力打败了，而实际上是整个亚洲经济贸易体系被英格兰银行主导的新的世界经济体系彻底征服和边缘化了。军事技术的欠缺使中国和印度被武力收编进英国主导的世界地缘政治体系之中，但更为重要的则是：软实力的欠缺使得中国和印度无法形成强有力的货币信用制度，从而在跨国的区域性贸易中不能形成独立的区域性货币，转而就不得不依靠英格兰银行和东印度公司的汇票和股票，这才是亚洲衰落的真正原因所在。皮大卫的结论是：西方最厉害的不是大炮，而是银行——是股票、汇票、期货有价证券这一系列信用工具。而这个东西其实就叫“资本”。
　　抚今追昔，在皮大卫看来，无论今天的中国和印度是否完成了军事上的革命，无论这两个国家是否正崛起为世界经济贸易大国，而只要他们在亚洲和世界贸易活动中还不得不依赖美元和欧元，只要中印依然还是所谓的“金砖四国”的主要成员，中国还是拥有美元最多的国家，那么它们的命运就必然依赖于纽约华尔街和伦敦股票交易市场，他们就依然还是被剥削的对象和西方国家转嫁经济危机的基本目标，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中印两国其实从根本上还并没有真正走出鸦片战争(所造成的世界体系结构)。——除非它们有朝一日，能够在亚洲各国之间形成一种不同于美元和欧元的区域性共同货币。——而这又谈何容易。
　　由于马克思《资本论》特别是其第四部分《论国家》的隐而不彰，我们今天恐怕已经很难全面地了解马克思关于现代国家的起源与资本主义之关系的论断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列宁、布罗代尔等人的论述中看到马克思的思路的沿展，正像马克思首次提出了长途贸易与信用制度、与汇票的关系，而布罗代尔等人则发展了马克思这一论断一样，列宁指出了中世纪以降，欧洲国家间频繁的战争与资本主义制度形成之间的关系。正如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这位对欧洲现代国家制度的形成有着精深研究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欧洲现代国家制度是在欧洲中世纪以来长期的军阀混战中产生的，这特别意味着——欧洲现代国家的规模、现代欧洲基本的政治单位，是由“在彼此毁灭中建立起来的武力平衡”所决定的。他进一步指出：在1490年，欧洲的8000万人被分成200个国家，而今天的约6亿人则生活在不到30个国家里，而决定现代欧洲政治单位大小的不是别的，正是这种“彼此毁灭的武力平衡”，这种平衡使得欧洲既不可能分裂为中世纪的城邦，但是却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统一的欧洲”。而正是战争——彼此毁灭的武力平衡，使得“现代民族国家”成为欧洲基本的政治单位，它同时也更深刻地决定了资本主义制度与欧洲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查尔斯蒂利这样写道：
　　从历史上看，很少有欧洲国家能够从当下的财政收入中支付它的军事开支。于是，他们必须以各种形式的借贷来应付军事开支的短缺：让债权人延期受付(由于不得不从客户强行贷款、向银行家借钱，所以就不可避免地要让银行家获得分享未来政府财政收入的特权)，促使了跨国的资产阶级的形成。毫无疑问，贷款的可利用性取决于资本家的存在和出现。资本家正是作为贷款的筹集者、偿还贷款的政府财政收入的管理者来为国家服务的，更为常见的是，资本家作为公债的组织者和持有者出现，而他们的活动促进了国家的货币化。
　　因此，现代西方政治学的核心与实质在于：战争的规模决定了欧洲政治单位的规模，而欧洲战争的规模又是由战争贷款的直接提供者——欧洲银行家和资产阶级所决定的，正是这一点，可以最为简捷地说明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及其与战争之间的关系。也只有了解了这一点，才能像皮大卫那样深刻地揭示鸦片战争的实质。
　　作为华尔街最讨厌的人，作为一个老鼹鼠，作为叮在华尔街拓荒牛身上的老牛虻、作为一个游走在纽约和伦敦股票交易所之间的老侦探，皮大卫在9·11之后点的第一炮针对的就是安然公司(Enron)，而实际证明，安然破产案是一个典型的近乎完美的金融危机案例。按照他后来的说法，9·11之后一个多月就爆发的安然破产案，才是当前美国金融海啸的真正先声。
　　安然公司是美国的能源巨人，其自有资产为九百亿美元，每年经营收入过千亿美元。这个1985年成立于布什总统老家德克萨斯的小公司，利用美国政府1980年代后期以来的能源开放(即将能源私有化)、解除管制(即股份化)的政策，迅速垄断了美国能源(包括电力、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并将能源供应引入股票和期货交易市场。在十年的时间里，安然公司迅速暴发，其业务遍及美国和全世界，公司股票由数美元上升为八十九美元每股，这种令人叹为观止的股票增值，不但在知识经济的泡沫时代压倒诸IT企业而独领风骚，而且，在9·11之后美国经济低迷的状况下，安然更是一枝独秀。吸引大批股民在9·11之后追捧能源类股。
　　安然迅速崛起的秘密究竟何在?这是皮大卫长期探索的课题之一，对安然的研究和侦查费了他许多脑筋和金钱，而他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安然的经营实际上近乎一塌糊涂，它暴发式崛起的真正秘密不在于产品的先进性和经营理念的创新，而在于它背后无坚不摧的关系网：安然这个私营的能源巨人公司其实是美国政治经济统治的工具，在所谓“自由市场”背后有一个钢铁般的武士为其站岗守夜，而安然公司的守夜人就是CIA、五角大楼和美国财政部。
　　按照皮大卫搜集掌握的材料，安然公司CEO“雷总”(Kenneth Lay)本人系五角大楼官员，在越南战争期间供职于此。而安然董事局另一个重要成员“魏总”(Frank Wisner Jr.)的老爹，即CIA前总负责人“老魏总管”(FrankWisner Sr.)，换句话说，“小魏总”其实是与小布什总统同为一个CIA大院里玩大的“干部子女”。而与此同时，“小魏总”还身兼多任， 一一他同时还是美国保险业巨头AIG的董事局成员，而AIG的军方背景有目共睹，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中扮演的角色，包括与中国国民党四大家族之间的财务联系，均有据可查。还有，美国前财长鲁宾(Robert Rubin)作为花旗集团的“独立董事”，更是安然“雷总”的多年至交，而因为这层关系，安然与花旗集团、AIG成了一荣俱荣、一毁俱毁的表兄弟。而且安然的“表兄弟”企业还不止这几个，更为著名的则是切尼副总统旗下的哈里波顿(Hallibur-ton)公司——众所周知，连美国打伊拉克的大兵的吃喝都是这家公司操办的。
　　这才叫“贾不假，白玉为堂金做马；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四大家族”背后站着五角大楼加CIA，用咱们伟大的《红楼梦》里那个包打听小门子的话来说：无论你是奥巴马还是奥巴牛，其实都不过是个新上任的贾雨村，如果你啥都没整明白就想搞什么大民主——那你就算是活得不耐烦了。人家垄断了能源，更掌握着兵权和秘密警察机构，顺理成章的想搞谁就搞谁，既然能把你“民主”上来，同样也可以把你“民主”下去。
　　也是根据皮大卫无孔不入的调查，1998年，安然公司通过老布什总统的关系，说服小布什总统，强迫阿根廷政府将修建一条天然气管道的合同包给安然，而作为回报，布什家族的一个密友当上了这个项目的总裁。1993年，布什政府成员、安然前财务部主管托马斯·凯利迫使科威特政府将重建舒艾拜(Shuaiba)电厂工程的订单交给安然，尽管安然的报价要大大高于其他公司，科威特政府也只能照单认宰。1991年，安然拿下了印度大柏(Dabhol)电厂工程，成千上万的当地居民因家园被毁而上街抗议，而安然公司的回应是雇佣印度军警大肆镇压民众示威，“世界人权观察”对这种由美国政府背后支持的镇压大声抗议，但布什政府对此充耳不闻。1992年，安然在大选中两头提供政治献金——而结果证明它大笔的金钱没有白花，克林顿政府上台后，立刻积极说服印尼苏哈托家族将印尼最大的能源项目交给了安然。同年，也是在克林顿总统的亲自说合下，安然拿下了由俄罗斯向欧洲输送天然气管道的建设工程项目，于是，美国借助安然公司掌握了连接俄罗斯与欧洲之间的能源通道，这合同一签就是十年——闹得普京今天想给天然气管道改线根本就做不到。——而1998年。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安然“雷总”抚今追昔，壮志凌云地展望公司前景说：“我们对发生在苏联、东欧、中亚地区迅疾的市场自由化脚步乐观其成，市场自由化将在能源和电力贸易方面为我公司和整个世界提供更为诱人的发展机会，我坚信：中国随后就会赶上市场自由化的步伐，如果它不想自外于世界的话。”
　　这企业家的口气简直比布什还大，但也更加充分地暴露了官商勾结的精英利益集团本质，这其实就是安然在短短十年迅速崛起暴发的秘密。
　　不过，正是对安然的长期调查和跟踪使得皮大卫认识到：安然的前景不妙，安然向全世界扩张的增长神话是靠它背后的社会关系来维持的，而维持这种社会关系则耗费了安然巨大的开销，导致了大量的隐形财政支出，这使得安然的财务体系即使不是一塌糊涂，恐怕也是黑账假账一大堆，难得一见天日。而且，安然不但长期向民主、共和两党支付政治献金，同时更要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制定提供强有力的舆论支持，这就需要供养研究所、提供所谓“非政府组织”基金、支持包括“达沃斯论坛”这种资本家的喇叭，安然旗下的“民间机构”包括美国企业家协会、美国政策创新协会、美国“结构融资实体”，这些智库既是安然和美国政府开拓世界市场的软力量战车，而随着其分支机构遍及世界，其花销和支出也日益庞大。——用皮大卫的话来说，随着安然不可告人的秘密越来越多，它为了保护这些秘密所支付的成本也就越来越高。他断言：安然的财务报告必定不实，无论它怎么遮掩，总会有露兜走光的那一天。
　　而且问题还不止这些，当皮大卫将目标盯住了安然的财务总监Andrew Fastow之后，令人震惊的一面出现了。表面上看，安然的这位财务总监安德鲁·福斯托(Andrew Fastow)——我们简称其为“福总”——是个行事格外低调的人物。这个四十岁的律师，两个儿子的父亲，将主要的业余时间用于充当儿子的体育教练，或徜徉于纽约的现代艺术画廊，资助各种学术机构。他社交圈甚广，但唯独商界中人对他最为陌生，尽管养着一大堆媒体，这个大款的主要特点却是从来不上电视——即使是安然事发之后，作为主要责任人，福总的律师依然援引回避法案，使他得以免除面对电视镜头的曝光。但是，皮大卫的调查发现，如果说“雷总”等人代表着安然的公开的一面的话，那么正是“福总”这个神秘人物构成了安然见不得人的另一面。这位神秘的“福总”实际上长期负责将公司财务变成董事局主要成员的个人金库，并负责伪造公司业绩报表。而通过这样的手段，安然公司上层所分的不是公司的盈利，而是股民和银行的贷款。——所谓无利不起早，安然的董事局成员当然一天都不会给资本主义白忙活。
　　9·11之后，当全球都在追捧能源股的时候，皮大卫果断看跌安然股票，同时，他将自己所搜集的安然的秘密写成一本名为《下一场世界大战》的“非法出版物”，四处散发，见谁给谁塞上一本——开始大家以为他是钱赚多了吃饱了没事干专门玩“恶搞”，始料未及的是，安然的命运不幸被他所言中。
　　2001年10月16日，安然公司发布了第三季度财务报告，虽然表面上安然的经营收入较上一年第三季度一举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九，达到了476亿美元，但是令投资者大跌眼镜的是，安然居然一次性冲销了高达10.1亿美元的税后投资坏账，这笔巨额的坏账冲销不仅抵消了其在该季度的所有经营盈利，而且造成了6.18亿美元的净损失(折合0.84美元／股)。更令投资者震惊的是，在这笔坏帐冲销中有3500万美元，是由安然总公司与两家名为LJM CAYMAN LP和LJM2 CO-INVESTMENTLP的有限合伙之间的套期交易所造成的，而这两家“LJM合伙”一直是由安然公司的首席财务官“福总”所独立经营和控制的。
　　在稍后举行的与证券分析师讨论季度财务报告的电话会议上，面对证券分析师们的质询，安然又进一步承认，由于“福总”的LJM合伙所投资的一家结构融资实体与安然之间所进行的一系列复杂交易，安然公司不得不回购了5500万普通股股票，因此股东权益减少了12亿美元。
　　10月17日，美国证监会致函安然，开始就可能存在的关联交易问题进行非正式的查询。与此同时，皮大卫所搜集的那些关于安然公司的小道消息部分内容开始在《华尔街日报》上以“消息人士透露”的名义刊发。也正是由此开始，“华尔街的9·11”——安然公司假账案爆发，一个月后，美国能源巨人安然公司轰然倒塌。
　　事后证明，安然假账案的细节极其复杂，但总体思路却相当简单：首先，“福总”实际上手下管理着三十多个小公司，LJM只是其中之一，安然一方面将其亏损划到这些小公司账上，而另一方面再把小公司的盈利转移到安然名下，而只有这样，安然公司的财务报表上才能长期红旗飘飘。而只要安然公司财务报表上红旗飘飘，那么安然就可以大肆利用这种财务报表上的“红旗飘飘”以换取超高的信用评级，有了高的信用评级，安然就可以从股市上圈来大笔金钱，同时再从银行获得低息贷款，从而再反过来不断冲销小公司的坏账。
　　实际上，从今天的角度可以清晰地看到，安然所玩的游戏，其实与2008年9月以来引发世界金融海啸的华尔街上的大公司的所作所为一模一样，但是，在当时安然却仅仅被当成了一个个案来处理，没有引起全世界的高度重视，这与其幕后力量的遮掩和“摆子”关系巨大。而玩安然这种循环游戏的关键在于是否有人去爆料，如果没有人去揭发秘密，游戏或许将永恒继续，而一旦有人嚷嚷，而且坚持不懈，终于嚷嚷得大家开始将信将疑，哪怕最终结果只是导致证监会象征性的“非正式的查询”，则游戏立马面临终结。因为这里的关键是：哪怕只是美国证监会象征性地过问，那也必将导致安然公司在标准普尔、穆迪这样的评级机构那里的信用评级下降，而一旦信用评级下降，则企业立即会面临三大致命后果：一，公司不可能再低息从银行贷款；二，此前的贷款将提前到期；三，危害投资者信心，公司股票下挫。
　　而正是在资金链条断裂、债务提前到期和资产缩水三重打击下，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能源巨人安然就雪崩一般地暴露出巨大的坏账和亏损，并使得任何妄图挽救它的力量不得不望而却步，最终不得不听任其宣告破产。——与此同时，安然的大笔盈利不翼而飞，而包括“福总”在内的公司高层全身而退，并没有受到任何追究，只剩下大批悲惨的股民呼天抢地，只能自认倒霉。
　　1990年代末，我由于在杜克大学的学术会议上宣读关于广东公行和鸦片战争的论文而偶然结识了皮大卫先生，正是通过他无私的帮助，我得以查阅汇丰银行史，了解了汇丰作为广东公行的合伙人的发家历程。如今想来，如果说老摩西给我的启发是做学问如同考古，而皮大卫给我的启示则是搞研究如同探案。
　　2008年9月13日是我来纽约的第二天，当晚皮大卫请客，酒足饭饱之后，同去哈德逊河散步，当年中国历史学家黄仁宇在纽约一个偏僻的学校里教书，大概就是长期徘徊于此，才写下了著名的《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由于第二天就是中国的中秋节，背靠曼哈顿，面向新泽西，我看来看去，便说这美国的月亮还确实真是不圆。皮大卫却在一边冷笑道：你这中国佬初来乍到，还倒是有骚情看月亮，我估计啊——你这一回能否拿到自己的工资都是个问题哩。
　　我说不会吧？皮大卫笑道：等着瞧吧——两天之内，华尔街必有大事发生。当时我还以为他喝高了，再说华尔街关我个屁事，除了买菜我根本就不会去那里转悠（曼哈顿的唐人街所在的Canal Street离华尔街只有一街之隔）。
　　果然两天后的9月15日，华尔街金融海啸爆发，当日美林证券和雷曼兄弟应声倒下。人类历史从此翻开新的一页。
　　一个月后再见，是在42街有名的中国菜馆“唐亭”。皮大卫问我中国对金融危机的看法，我自然语焉不详，只是据大家说这只不过是“信心的危机”云云。皮大卫则一脸假笑，我问他笑什么，皮大卫先是伸出一个手指头：“第一，信用危机。资本主义的生命在于信用，而美国资本家恰恰最不讲信用。”然后他又伸出第二个手指头：“第二，阶级斗争。少数人卷走了大多数老百姓的钱，而且是以他们永远也看不明白的方式。”
　　好在多亏纽约大学当局的精明管理，我总算拿到了自己的工资，而我的美国同事们却不幸损失了他们未来的保障——养老金。据说哈佛大学就没有纽约大学这么幸运，因为他们的校董把学校的经费投入了华尔街的股市。而这再次表明，学院里的知识分子完全不是资本家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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