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有点羞怯地问道——
‘柴郡猫，请你告诉我，打这里我该走哪条道？’
猫儿答道——
这要看你往哪儿去啰！”
□ 记者 宁南
2009年，《爱丽丝仙境漫游记》中的童话场景变成了真实世界的拷问。
面对世纪性危机这个“恐怖大王”从天而降，无论是西方世界的美国总统、英国首相、德国总理，还是“金砖四国”的中国国家主席、俄罗斯总理、巴西总统、印度总理，每一个大国首脑心中都有一个“爱丽丝”。
要命的是，“爱丽丝”同时骑着两匹马，光明的理想和灰暗的现实。领导们谁都清楚，身下的两匹马正在分道扬镳，最坏的结果还不仅是骑错马，而是彷徨犹豫首鼠两端中摔落马下，被遗弃在“大萧条”般的黑暗世界……
伯南克的“green shoots”
5月初，“寻找春天”的游戏还在继续。
美国总统奥巴马宣称自己看见了“glimmers of hope”；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发现了美国经济复苏的“green shoots”，在国会作证“美国经济应该可以在今年晚些时候走出衰退，重新开始增长”；欧洲央行行长让-克劳德·特里谢则断定，全球经济正处于“拐点”，而一些国家已经“越过了拐点”。
在被赋予“率先复苏”使命的中国，高唱“春天的故事”的官员和专家几乎组成了一支合唱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今年公开场合已经六次强调“中国经济情况好于预期”，他最新的表述是：“各种迹象表明经济运行发生了积极变化”。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也在打气，“当前中国经济运行比预料得好，中央一揽子计划取得了明显成效”；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判断，“中国经济已经触底”；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强调，中国并没有进入衰退，只是增长放缓了一些，下行的压力大了一些……
但现实没有给乐观情绪留丝毫情面。
5月15日，最新美欧经济运行数据纷纷出炉。美国4月份工业产值下滑，同比下降12.5%，为过去16个月来第15次下滑；4月份开工率降至69.1%，为1967年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4月份CPI下降0.020%，为1955年6月以来的最大降幅，且远低于2%这一美联储认为的与维持物价稳定及促进就业最大化双重职责相称的水平；美国4月份的失业率飞涨至8.9%，创1983年以来最高。
欧洲同样一片愁云惨淡。5月15日，欧盟统计局也公布了欧元区今年第一季度GDP数据：较上季度环比萎缩2.5%，较上年同期萎缩4.6%，均创下该地区自1995年开始编纂GDP数据以来的最大降幅。其中，德国第一季度GDP较去年第四季度下降3.8%，这是德国GDP连续第四个季度环比下降，并创1970年有纪录以来的最大降幅。
中国的情况也不可能例外：4月份主要宏观运行数据没有改变继续下滑的局面：CPI同比下降1.5%，PPI同比下降6.6%，是6年来首次出现连续三个月“双负”增长；全国发电量同比下降3.5%，降幅环比扩大2.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增速为7.3%，比上月低1个百分点；出口同比下降22.6%，降幅环比加深5.5个百分点……
正如刚刚在中国“商业巡演”结束的新晋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讽刺的那样，一切不过是“下滑，稍稍恢复，下滑得更深……”同样是5月15日，上海外滩的2009年陆家嘴金融论坛上，光大集团董事长唐双宁说对了，这就是“W”型经济。而那些所谓的“好消息”，会因为这种向下持续不断的震荡，像筛子一样漏洞百出。
例如，关于“green shoots”，伯南克的真相透露在美联储最新一期的《褐皮书》报告中，“联邦储备系统的12个地区储备银行辖区中，只有5个区域的经济衰退有所减缓。”而美国银行业不断放出令人称奇的赢利消息，只不过是滑稽的利润报表数字游戏。
富国银行近期就发布了其有史以来最好的季度收益数据，但同诸如销售额等硬指标相比，银行的赢利数据无法反映其真实的运营情况。商业银行的会计报表是否漂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年计提的预期贷款损失，富国银行的会计假设和相关会计问题经不起深究。
再看看高盛一季度令人印象深刻的高达16.6亿美元净利润，细心的分析师很快就发现这也不过是个文字游戏。因其法律地位由投资银行改变为商业银行，高盛改变了其对“会计季度”的定义。于是，赢利数据不甚理想的“12月”就这么悄悄地从会计报表上消失了。
在“马多夫”横行的时代，朋友是用来卖的，好消息是用来怀疑的。
还有多少“黑天鹅”？
“我们喜欢可触摸的东西，被证实的东西、显而易见的东西、具体的东西、已观察到的东西、被灌输的东西、典型的东西、美化的东西、官方的东西、学术的空话、经济学家的废话、哈佛商学院、诺贝尔奖……”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随机科学系教授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在他的《黑天鹅》一书中抨击了人类的浅薄：绝大多数人从来不愿意看“月亮的阴影面”。
在他看来，“现代世界是极端斯坦，被不经常发生及非常不经常发生的事件左右，它会在无数白天鹅之后抛出一只黑天鹅”。事实上，2008年，就是“黑天鹅”演绎“完美风暴”的一年：“3·14”拉萨骚乱让中国政府措手不及；“5·12”汶川大地震带给了中华民族巨大的伤痛；在北京奥运会“盛宴”时刻，雷曼公司的倒闭，将一场华尔街的次贷危机演变成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半年过去了，人们的恐惧情绪稍稍稳定，2009年3月墨西哥爆发“人感染猪流感”疫情，又一只“黑天鹅”——甲型H1N1流感随即席卷了北美、欧洲、南美、亚洲，在金融危机肆虐的全球经济“伤口”上撒了一把盐。恐怖的是“黑天鹅”用它的反复多变连续电击着人类的神经。5月中旬，刚刚被宣布已经稳定并减缓的疫情，突然再次加剧，连续多起日增千例……刹那间，世界几乎成了“黑天鹅斯坦”。
过去两年来，面对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在“大萧条”的恐惧压力下，不少人在寻找和预测“黑天鹅”。在国内，最具代表性的要数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王建，和从美国回来用一本编著的《货币战争》赢得庶民热捧的“海归”宋鸿兵。
身份迥异的两位“卡珊德拉(Cassandra)”，在官方主流圈子里遇到了相同的遭遇：非主流的观点命中率甚高，然而其不吉利的预言不但谁也不信以为真，还遭到嘲笑甚至憎恨……
遭到主流经济学者集体排斥的宋鸿兵，戴着“阴谋论”的帽子继续预言坏消息。“表面来看，全球股市似乎出现见底信号，但我个人认为，全球经济尚未见底。”4月26日，宋鸿兵在成都娇子国际会议中心，以环球财经研究院院长这个“编外正科级”身份，第N次预言金融危机第二波。
“这场危机的暴风眼，已经从美国13万亿美元的按揭抵押贷款市场，移向了27万亿美元规模的企业债、金融债、地方政府债及其他资产支持债券。”不过，他把引爆时间从两个月前的4—9月调整到9—10月间，“一些美国大型商业银行可能面临崩溃的危险，最终可能被国有化。有理由判断，其冲击力不会亚于次贷的冲击。”而花旗银行和美国银行被国有化或申请破产保护，在他看来，将是第二波危机中的标杆性事件。
伴随而来的另一个坏消息，宋“海归”认为是未来惊浪滔天的通货膨胀。他提醒到：“2008年11月以来，美联储创造了历史上令人惊恐的货币发行量。”1913—2008年，美联储用了95年时间将基础货币量做到了7500亿美元，而外号“直升机伯南克”从2008年11月开始，仅2个月时间就增发了同等数量的基础货币，创造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快的印钞纪录。基础货币在接近1.9万亿美元，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总额已经超过2.5万亿美元。
“美元这种前所未见的货币增发，将对今后世界经济造成严重的冲击，将会对世界价格体系产生严重的冲击。”宋鸿兵预言，在2009年以及今后，一个可能的风险是整个价格体系的剧烈反转，一场恶性通胀可能即在不远的前方。
“石油价格可能在面临另外一次突然而猛烈的冲击。”他说。
中国的“生产过剩”、美国的“美元危机”，是过去六七年王建反复宣讲的坏消息。这位主流身份现在却被冷落在非主流意见市场的体制内专家成名甚早，1980年代末以“发展大进大出的加工型经济，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构想”得到了赵紫阳的重视，30多岁就获得了“中国首届经济改革人才奖”、“1988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国家级有特殊贡献的专家”和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等一系列头衔和身份。现在，他认为，无论是生产过剩还是美元危机，都已经是大错已铸，就像美国“镀金时代”小说家德莱塞书中的“嘉莉妹妹”，流落在芝加哥大都市灯红酒绿的乡下姑娘已经回不去了。
对于中国的产能过剩，王建认为根子在收入分配矛盾，少数人占有的绝大多数财富造成了贫瘠的内需，“要想从根本上理顺至少要8—10年”，而且还有一个前提——美国经济像过去那样继续繁荣十年；对于美国的美元危机，关键在美国经济基础已经虚拟化，要想重回物资资本主义，无异于把魔鬼重新装进所罗门宝瓶，非人力可为。
于是，王建放出了一只最大的“黑天鹅”：“危机根源无法消除，战争是阻止全球经济落向深渊的最后刹车器。”
“大萧条”的真相
如果只是把“卡珊德拉”们的坏消息当作最坏的情境，那也太低估我们眼前这个时代的戏剧性了。预言家们现在放飞“黑天鹅”的场景，仅仅是一部惊悚片开幕时营造氛围的“鬼火”而已。事实上，当历史真相最终浮出水面时，一切不过是人心贪婪、无知和浅薄作祟的结果。
“制度的基础无需检讨。”1928年，即将就职美国第21任总统的赫伯特·胡佛在挤满人群的斯坦福大学体育场高声宣讲，“在今天的美国，我们比历史上任何地方在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最后战胜贫穷，济贫院正从我们中间消失。”
自从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为世界头号债权国以来，美国已经如1914年前的英国那样控制着世界经济。高效率的美国体制输出了比以往更多的商品，美国人通过借美元给外国人购买美国商品和直接投资于外国股票及证券的办法，使世界经济到处运转起来。
1929年入驻白宫的胡佛给他的国务卿亨利·史汀生写到：“目前的和平前景比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任何时候都要深厚。”
就像胡佛不相信白宫大门外有人食不果腹一样，他拒绝正视美国经济的真相。美国康奈尔大学历史学教授沃尔特·拉菲伯说，“当时的大多数美国人太贫穷，无力购买正在供过于求的商品。”1919—1929年，美国生产能力提高了近50%，1929年的GDP达到1040亿美元，但工资却没有相应增长。
到1929年，5%的美国人占有了1/3的美国财富。贫富差距扩大，经济基础已经摇摇欲坠，而胡佛政府拒绝考虑采取比如提高所得税之类的措施以使收入较为平等。当1929年10月29日美国股市因为联邦储备系统低利率政策挑起的投机繁荣破灭而崩盘后，美国的生产过剩在外需消失和内需贫瘠双重夹击下，将整个世界推进了大萧条的“黑洞”。
到胡佛政府垮台时，所有的统计数据令人震惊：1929—1932年，美国GDP从1044亿美元降至585亿美元，净国民产值由958亿美元减至509亿美元；失业率从总劳动力的3%上升到25%，3400万男人、女人和儿童根本没有任何收入；11000多家银行被淘汰……沃尔特·拉菲伯说：“即便是早期殖民时期也没有如此悲惨。”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对此私下里评论说，“总崩溃不可避免，美国将回到得克萨斯式的文明(牛仔文化)，法国和德国将走向战争。”历史证明，这个评价是中肯的。
事实上，对于危机，胡佛做了我们现在认为已经从大萧条吸取的最重要的经验教训——政府干预，并相信政府能够缓解衰退造成的冲击。面对大萧条的挑战，胡佛做出了迅速而坚决的反应并一以贯之，为医治萧条执行了美国历史上最为庞大的攻防计划：他把实业界和劳工领袖召到白宫，试图说服他们维持工资继续生产，并着手扩大工厂；提高修建道路桥梁和公共设施的支出，财政援助从1.05亿美元提升到2.6亿美元；提高关税保护美国制造商和农民；暂停欧洲国家偿还债务，以保障其对美国产品的购买；创办复兴金融公司，为7400家银行、保险公司、铁路和其他事业机构提供17.8亿美元的贷款……
1933年，罗斯福上台后推行的“新政”，大部分政策依然是胡佛解决方案基础上的拓展和强化。奥地利学派的默里·罗斯巴德在他那本《美国大萧条》中嘲讽说：“胡佛-罗斯福时期其实是一个相互连贯的整体，罗斯福政府与胡佛政府只有两个重要的不同，在管理公共关系上更加成功，花费了更多纳税人的金钱。”
罗斯福政府最初四年所做的大部分工作，换来的是1937年大萧条重新杀回后“美国历史上最险峻的衰退”：工业生产下降33%，发放的工资总额减少35%，工业股票平均下降50%，利润下降78%，唯一上升的是高达23%的失业率。“总统找不到其他出路。”罗斯福最亲密的顾问哈里·霍普金斯在这一刻绝望地说，“这个有着1000万到1200万失业者的国家不可能继续其民主制度，干脆就是不可能。”
是谁从大萧条的魔掌中救了美国人和罗斯福政府？德国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挑起的战争。针对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和1938年德国占领苏台德，罗斯福提出扩大海军20%和5500架飞机的空军军备计划，成为应对危机的直接有效手段。
1939年8月，美国工业产值比1937年5月增加了28%，失业率下降到8%以下。罗斯福高调宣布：“美国已经逐步走出了低迷的深渊，迎来了强劲的复苏。”这位“跛豪”的声望开始走向辉煌的峰顶。
因此，无论是凯恩斯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药方”，还是弗里德曼用货币主义解释将罪责砸在政府管制的脑袋上，抑或奥地利学派认为大萧条是“不可避免的和对人类投机行为的报应”，以及现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自己的《大萧条》专著中抨击金本位制恶果……或许所有的答案都对，所有的药方都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但就如药方本身代替不了肌体康复一样，政策本身也代替不了复苏的过程。
正如保罗·克鲁格曼所言，不同的是，罗斯福政府借助危机带来的社会改革机遇，通过“大压缩(Great Compression)”和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在缩小巨大贫富差距的同时，扶助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阶层。也就是说，罗斯福也曾给美国经济“打过吗啡”，但比胡佛更愿意靠“刮骨疗毒”的社会改革勇气和决心，为美国民众不得不承担的痛苦换取未来的社会繁荣。
大萧条80周年的2009年，金融危机已经折磨了全球经济两年，还没有丝毫退场的迹象。号称吸取了前人教训的诸国政府并没有表现出超越赫伯特·胡佛的智慧，一边大剂量地注射着“吗啡”(资金)，一边或者天真或者自欺欺人地谈论着“V”型反弹，以为一场疾病，而且是史无前例的疾病，会因一种救治而毫无痛苦地痊愈。
奥巴马不是罗斯福
“我们不能一直从中国借钱。借钱是要还利息的，我们现在的做法是拿下一代的未来作抵押。”5月14日，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在墨西哥州市民会议上警告，美国的债权人终将“感到厌倦”，不再买进美国的国债，到那时将对美国经济造成破坏性的影响。
两周前，奥巴马提议削减170亿美元的预算，计划砍掉121个联邦政府项目。他想让所有美国公众明白，自己完全清楚美国政府目前的赤字开支做法是“无法维系”的。可事实上，这份所谓的赤字削减不过是其天价开支的0.5%，而且他已开始着手增加810亿美元的新开支计划。
这个自相矛盾的戏剧性一幕，某种程度上就是奥巴马“新政”的缩影：在奥巴马治理经济的坚毅辞令和他那常常陷入妥协的经济计划之间，鸿沟巨大。
过去76年，没有哪一次的经济危机像现在更接近大萧条的局面，也没有哪个时期美国人像现在这样更迫切需要一个“罗斯福”，拖住小布什8年灾难性领导带来的“美国坠落”。但“奥巴马新政”即使有不亚于“罗斯福新政”的巨大规模和万丈雄心，2009年的美国也不是1933年的美国。
胡佛政府1932年不尊严地下台时，交到罗斯福手中的是一个世界第一强国的经济家底：1929年美国工业总产值达到729亿美元，占全世界比重的48.5%，超过了英德法三国总和的79%；美国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上升到14%，取代英国成为贸易第一强国；这一年，美国生产了535.8万辆汽车，6262.8万千瓦的电力，5734万吨几乎占世界一半的钢产和1.36亿吨原油……
因此，当罗斯福政府熬过经济危机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巨大的工业机器可以开足马力将美国经济拖出大萧条的黑暗泥坑：截止1945年的5年间，美国共生产了5.1万艘军舰，29.7万架飞机，8.6万辆坦克，31.5万门野战炮……到战争结束后的1946年，美国GDP达到2085亿美元，是罗斯福上台前1932年的3.6倍；1944年美国工业产值比1937年增长了123%，工业产品总量是德意日三国的两倍，占世界比重达到53.9%。
相反，奥巴马接手的美国却是一个臃肿懒散、千疮百孔、由盛趋衰的超级大国。2001年小布什上台时，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是5.7万亿美元，到2009年初他离开白宫，留下了近10.2万亿美元几乎翻了一番的债务。即使2008年美国GDP达到了14.265万亿美元，其中超过70%都是通过美国人放纵的消费胃口创造的。
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领导全球经济的核心力量主要体现在金融、军工和高科技。当占美国经济“半壁江山的金融业”(奥巴马语)正在将美国社会拖向破产边缘时，无论是军工还是高科技，这些费钱的玩意都被迫勒紧腰带。
而且，如同中国眼下饱受产业结构失衡之苦一样，美国也因为比重高达78%以上的服务业呈现着同样的难题。在大半个20世纪里，美国工业源源不断地被转移到国外。抛弃了那些曾经奠定了其超级大国地位的制造业，美国的精英阶层致力于建设以大量消费、无节制借贷和商业掮客为荣的后工业社会，使得美国经济基础堆满了脂肪。
“如果6月1日美国通用汽车最终走向破产，那将是历史性的一刻，意味着美国制造业的基础将彻底完蛋。”美国制造业巨擘铁姆肯公司高级研究人士韦恩·李调侃地告诉《商务周刊》，“危机过去后，我们大部分人可能只有靠倒卖糖水(可口可乐)、汉堡(麦当劳)和美国债券还债了。”
对于这些问题，奥巴马在他的总统竞选演讲中表现出了足够深刻的认识。为摆脱目前经济困难并储备经济与科技爆发力，“奥巴马经济学”主要的内容就是：减税、增加公共开支、重建医疗保障体系、投资未来科技与教育。为此，他拿出了8000亿美元的救助计划。
一直热捧奥巴马的保罗·克鲁格曼对此充满了失望：“我们面临的可能是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在未来三年内，美国经济的理论产能和实际产能之间将会有2.9万亿美元的缺口……这份经济刺激计划的规模，无论是同小布什政府2万亿美元的减税规模，还是同伊拉克战争那业已花费的1万亿美元且还在不断上涨的军费开支相比，都过于寒酸了……起到的作用仅仅是扬汤止沸。”
批评奥巴马“太容易接受妥协”的保罗·克鲁格曼可能忘记了，罗斯福接手的美国是全球第一大债权国，而奥氏得到的遗产正好相反——全球第一大债务国。奥巴马现在拥有的实力远不及罗斯福，更不用说罗氏的好运气。他仍然只是一位祖籍肯尼亚的“个人英雄”。
当然，奥巴马可以选择“直升机”伯南克在空中抛洒美元的计划，但它意味着由他亲手埋葬帝国的最后一道防线——美元霸权，那可不是他想要得到的历史位置。
目前，美国已经有1300万失业者，3255万人靠领粮食券糊口，656万人在领取失业救济，8700万人失去医疗保险……这些数据还在不断刷新历史记录。2009—2010年财政预算赤字也修改到了3.1万亿美元，埋伏在国会里的共和党议员随时准备向“新政”捅刀子，以色列游说集团、华尔街利益、军工复合体等众多利益集团随时会扑上来撕咬，被民众而非财团推选上台的奥巴马面前的选择并不多。
至于奥巴马寄望助推美国重上历史巅峰的高科技、新能源革命、健全的医疗保障和人人可以上得起的大学教育，仍然太过遥远。眼下突如其来的甲型H1N1流感公共卫生事件，和随时可能集中爆发的金融危机第二波，持续消耗着他的时间、财力，侵蚀着他的勇气和60%的支持率。
“对奥巴马领导能力的考验可能不是他的第一个百日，而是第二个或第三个百日。”美国最新一期《新共和》杂志以“问题多得难以驾驭”为题担忧“奥巴马新政”：“如果失业率继续攀升，他还能让国会通过另一个更大的刺激计划吗？如果银行救助的成绩不是‘C’而是失败，他能顶住压力，从美国银行业协会手中实现对失败银行的国有化吗？不知道，现在能做的就是等待和希望。”
压倒一切的“保增长”
大洋彼岸的中国是另一番景象：美国市场已经意兴阑珊了，中国人决心把“盛宴”继续摆下去。
1—4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3.71万亿元，同比增长30.5%，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完成的投资增长39.3%；铁路运输业投资增长94.2%；施工项目计划总投资24.89万亿元，同比增长29.8%；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3.68万亿元，同比增长90.7%；新增信贷5.17万亿元，同比多增3.37万亿元……
一季度地方诸侯们拿出的“成绩单”，更展示了投资“单引擎”驱动中国经济的局面：该季中国GDP增长仅为6.1%，31个省市自治区中却有11个达到两位数，23个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而所有超过全国GDP平均水平的省市自治区，投资增速也同时超过了全国水平，11个两位数GDP增长的省市自治区后面也是两位数的投资增速。
面对中央“保增长”的重压，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中的外贸1—4月同比下降24.3%，消费又难堪大任，能够发挥“立竿见影”效果的投资竞相受到集体追捧。官方媒体为此惊呼，“保增长”正在变味为“投资竞赛”。
这种热后面透出的却是冷。刚刚出炉的4月份主要宏观运行数据，没有改变继续下滑的局面：CPI同比下降1.5%、PPI同比下降6.6%，是6年来首次出现连续三个月“双负”增长；全国发电量同比下降3.5%，降幅环比扩大2.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增速为7.3%，比上月低1个百分点；出口同比下降22.6%，降幅环比加深5.5个百分点……
许多主流分析人士“沙里淘金”般找到为数不多的缓解或趋好数据，但这根本压不住大小主政者心中“火烧火燎”的“首先复苏”情绪。
“尽管决策层寄望通过此次危机形成调整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倒逼机制，加大改革力度，理顺中国高增长、高投资、高能耗、高污染的落后发展模式，但为此提出的‘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九字危机应对战略，现在还是变成了‘保增长’压倒一切，甚至是不顾一切。”中央党校研究室一位教授遗憾地告诉《商务周刊》。
“环境保护者担心政府已错失了利用经济放缓使中国走上更加清洁发展道路的良机，反而又借机兴起新一轮高污染高增长发展期。”4月18日，《纽约时报》刊发了记者乔纳森·安思菲尔德署名文章《经济低迷改变中国产业发展优先权》，称“为紧急应对经济低迷，中国国家环保部开通了一条新的加快审批产业项目的‘绿色通道’。省级环保部门也在迅速跟进，将环境影响评估时限从原来最长的60天缩减为5天。”
对此，环保部的新闻官员向《商务周刊》表示，对符合环保准入条件的项目开通“绿色通道”，与对“两高一资”项目严格把关并不矛盾。不过，环保部在2008年12月4日下发的《关于当前经济形势下做好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工作的通知》中也承认，“近期发现，一些地方存在片面追求审批速度、放松对‘两高一资’等项目的环境管理或盲目下放环评审批权限等问题。”
本刊记者在一份去年11月以来的环评项目统计文件中了解到：从2008年11月到今年5月20日，环保部总共批覆环评项目389件，同比多批106件，项目投资达11565.8亿元。其中最集中的2008年11月—2009年2月，通过了246件，涉及投资9700亿元。
“当然不是环保部的问题，现在是谁挡道保增长，谁就是影响大局。这个罪名谁担得起？”一位环保部门的内部人士满腹牢骚地告诉记者，“就像去年11月份，两个半小时审一本环评项目，你说这是我们愿意干的吗？”他认为，所谓倒逼机制完全成了空想。
烦恼同样出现在“调结构”上。去年年初，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推动拉开了珠三角经济转型，以“腾笼换鸟”的构想，期望通过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借助金融危机淘汰高消耗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为广东升级换代更多高科技含量的现代产业。
“政府不能去救落后的生产能力。”2008年11月，针对各方质疑和批评，汪洋在广东省特区工作会议上豪迈地说，“走我们自己的路，科学发展的路，让别人议论去吧。不管别人怎么说，双转移要坚决，腾笼换鸟要坚决。千万不要因为要保增长，不管什么都继续上。”
一个月后的12月30日，广东省委副书记、省长黄华华在政协第十届广东省委员会召开的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透露，自己去年7月8日在北京召开的省长座谈会上，曾进言希望中央稳定外经贸政策。
“广东属于外向型经济大省，外贸依存度高达150%，相较于江浙等地区，对金融危机感受最早最深……劳动密集型企业绝大多数是广东企业。”黄华华透露，面对温总理，他在座谈会上发言说，“加工贸易转型升级长远来说是对的，但这有个过程，起码要三至五年，千万不能急转弯。听说中央有些部门还要出台三个限制出口的政策。如果这三个政策真的再出台……将影响到广东1513亿美元的出口和1100万—1300万人的就业……对广东的加工贸易产业是毁灭性的打击，并非耸人听闻。”
利益的悲剧
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描述的那种稀有性、冲击性、不可能预测性的“黑天鹅”，并不最可怕。最可怕的场景是，历史醒目地标记前面是黑暗，人人都清楚自己不能掉进黑暗，但每个人都打好行装、整齐地排好队走向黑暗。
没有人比芝加哥大学教授、国际安全政策项目主任约翰·米尔斯海默更准确地理解这一点的恐怖。以《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跻身全球国际关系顶尖学者之列的米氏，在2006年3月与史蒂芬·沃尔特发表了令美国朝野震惊的研究报告《以色列游说集团和美国外交政策》。约翰·米尔斯海默认为，过去几十年来，美国中东政策的中心点是美以特殊关系，而不是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中东政策的动力几乎完全取决于美国国内政治因素、尤其以色列游说集团的活动，它拥有无与伦比的力量，操控着美国的政治体系”。
“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影响不仅限于美国对以色列的经济援助，它们一直在努力塑造美国的中东政策，维持美国对以色列反对巴勒斯坦政策的支持是以色列游说集团的核心目标，是推动2003年美国攻打伊拉克的关键因素。”在米氏看来，这导致美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危险急剧上升，使美国实际上成为以色列扩展被占领土的帮凶，“美国国家利益完全被一小撮人胁迫了，毫无疑问最后的政策将我们的远大理想变成了一场噩梦。”
不过，与华尔街利益集团相比，以色列游说集团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过去的20年，以高盛公司的“套利大师”罗伯特·鲁宾进入克林顿政府掌管财政大权为标志，华尔街势力从商业社会全面进入了政治社会，完成了权钱的完美交易。
其最大的特点就是，以新自由主义为幌子，鲁宾、格林斯潘、保尔森目标一致地连续作战，彻底拆除了因大萧条教训而建立的对金融业过度投机的惩罚性律条。如果说以色列游说集团还只是把美国的对外政策引进了“死胡同”，华尔街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后几乎将美国和它的霸权地位赌光。
即使现在奥巴马政府不得不打扫“华尔街垃圾”的时刻，保尔森的得意弟子、现任财政部长盖特纳仍然坚持动用纳税人的钱来购买美国银行业账上的毒资产。“唯一不同的是，老师的提议是让政府直接买下毒资产，学生则是让政府借钱给私人投资者购买。”保罗·克鲁格曼非常不理解为什么又是华尔街的人监管华尔街的违法乱纪，“无论如何，这都不过是用一种拐弯抹角、乔装打扮的方式继续为华尔街的损失进行补贴。”
类似的故事同样发生在中国。当决策层将自己的远见卓识精髓为“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指导方针后，这项得到绝大多数人赞同和支持的应对危机战略，却在一步步的执行中简化为“保增长”，进而在经济大幅衰退的重压下变形为“投资竞赛”。
“政策扭曲已经越来越严重。”上述中央党校教授分析说，当收入下降、就业困难加剧、社会矛盾紧张同时浮现出来后，对经济复苏的耐心已经大大降低，顶不住“保稳定”压力的各级政府和部门，更加动摇了经济结构调整和改革的决心，“不顾科学发展观地在投资上大干快上”。
5月11日，《商务周刊》从发改委一位政策咨询人士处了解到，铁路投资的“大跃进”已经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借保增长“东风”，铁道部启动了总投资规模5万亿的“中长期铁路网规划”，要到2020年建成12万公里以上铁路，2009年全年投入7000亿元。比如，为了加大投资，铁道部调整“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将即将动工的兰新高速铁路和已经动工的贵广高速铁路，时速由原来规划的200公里提高到350公里。这意味着，为分别节省4小时和2小时行程，项目造价将翻一番。
“上千亿投资对属于低收入水平的西部地区当地城乡居民而言，一定是高昂的票价，而且将撤走大量原本能给地方乡镇聚集经济活动的小车站，加剧农村萧条，其真正的实惠，值得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他认为最严重的问题是，“这种偏重于大动脉建设而忽视毛细血管的交通投资思路，不但难以带动当地经济发展，而且对交通运输体系本身还会造成更严重的结构失调。”
1848年2月，卡尔·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到 ：“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事实上，目前的危机对中国而言，就是生产过剩。
2004年以来的5年，虽然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年均高达25.4%，年均投资率51%，但银行存差仍然从2004年的6.4万亿元飙升到2008年的15.8万亿元，说明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储蓄大于投资的格局不但未有所改变，而且持续加重。
同时，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基尼系数由改革之初的0.2上升到2006年的0.47，这个收入分配差距已超过了发达国家水平，说明在贫富差距扩大的背景下，内需启动源动力——消费不足的局面一时难以改变，使得我国不仅难以出现全面供给不足，反而已经存在全面生产过剩的基础。
据十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陆百甫介绍，预计2010年我国钢铁产业剩余产能约2.5亿吨，煤炭行业潜在产能过剩将达4亿吨，电力行业目前已经出现明显过剩，水泥行业在2005年产能过剩率就已达20%左右，纺织行业主要依赖大量出口维持产需基本平衡，汽车行业目前生产能力已超过实际需求300万辆……
按照默里·罗斯巴德的解释，大萧条就是淘汰过剩和无效产能的过程。而中央政策中的“扩内需、调结构”，也正是顺应这种经济规律消除脂肪增强肌肉的行动。但“保增长”压倒一切的局面下，种下的“龙种”，却收获了更多投资、更多过剩的“跳蚤”。
近日，有媒体报道，“4万亿信贷资金正流入产能过剩行业”。对此，上述发改委研究人士认为这是完全可能的事情，“地方利益、部门利益、垄断利益等等隐形的利益集团早已形成了自己的路径依赖。过去30年，既得利益的不断坐大是目前结构调整体制改革难以推进的根本障碍，这种背景下，投资更容易进入产能过剩的行业。”
在他看来，当前情势已经越来越危险：“我们要分析什么是长痛和短痛？什么是我们的根本目标和战术动作？显然，当前我国经济最大的问题就是消费短板待补、产业结构失衡、改革推进迟缓和社保不健全。只有利用危机的倒逼机制，坚定信心改革调整上述问题，才能以短痛换取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才是我们当前经济工作的根本目标。”
危机不仅在考验人类对恐惧和苦难的承受力，更是检验一国领袖伟大抑或平庸的镜鉴
“如果决策者因为怕一时的疼痛，或者为了数字增长目标而难下决心或政策动摇，继续用盲目投资打气壮胆，”他警告说，“最后的结果可能是，未来需要付出远超过中国国力和社会可以承受的代价和痛苦。”
“最悲观的预测：全球滞胀”
——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国 际金融研究中心秘书长张明
ISM制造业指数(936.853,-9.30,-0.98%)、PMI采购经理指数以及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等种种数据表明，美国经济“急剧下滑”的势头正在减缓，我们有望在年末看到一个出现复苏迹象的美国经济，从而看到全球从这场经济危机的阴影走出的可能性。
伯南克忙着将此功劳算在美联储头上，后者一直在不遗余力地维持金融和信贷系统稳定性；奥巴马则更想将此归功于自己那总额高达7879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然而，所有人都忘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无论奥巴马还是伯南克都没有正面回答一个问题：自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裂以来，美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该如何解决？或许，这才是美国经济如今深陷泥潭的根本所在。
《商务周刊》：目前这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将走向何方？在您看来，最坏的结果将会怎样？
张明：从全球，无论是从美国还是中国这两个主要经济体的政策层面来讲，谁都不愿意进行结构调整，大家都寄希望于短期的经济稳定，仍然延续过去的增长模式，这样的做法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可以说，一旦失衡，矛盾就会爆发，全球经济调整将会以一种非常突然的方式发生。我们认为，即使本轮经济调整可能带来经济的反弹，中长期内，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依然很大。另外，从美国政府目前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来看，全球存在的通胀危险很大。
我们从以下几个数据可以看出一些端倪：2008年9月，在雷曼兄弟破产之前，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规模已经达到了8500亿美元，去年年底，这个数字上升至2.3万亿美元。如果考虑到今年3月美联储直接购买美国国债和机构债的计划，今年下半年，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规模可能会突破3万亿美金。这一增长，可以说都是负债，基本金却没有变化。之所以美国目前看不到通货膨胀的迹象，关键在于金融危机的去杠杆化效应还没有结束，大量资金还在美国的国债市场上寻求安全的“避风港”，没有进入风险投资领域。可以说，目前美国的货币层数很低，即广义货币和基础货币的比例很低。一旦金融市场稳定，去杠杆化过程结束，这意味着银行又开始放贷，货币层数会突然上升，通缩的压力会马上转变为通胀压力，这必定会带来全球性的通胀。我们目前不担心的是美元对日元和欧元的贬值，更大的担心来自于美元对大宗商品的贬值。也就是说，美元一旦贬值，油价飙升，通胀压力随之也会到来。
对于目前全球经济危机以及恢复，我想，中期来看，我们面临着新的调整；但长期来看，不会有一个可持续的增长。同时，全球经济还面临着通胀压力，最悲观的预测则是：全球在不远的将来面临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的双重压力。
《商务周刊》：您是如何判断美国当前的经济形势？奥巴马的经济刺激政策是否能够带来预期的反弹？与此同时，美国经济存在着哪些潜在风险？
张明：目前从美国的金融市场来看，一些指标显示，美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情况好于预期。美国股市与其低谷时期相比上涨达20%—30%，整个经济有回暖的迹象。我们的判断是，如果没有突发事件，美国金融市场将逐渐趋稳，下半年或许能够恢复正常。当然，美国的金融资本市场依然存在着一些不确定性，包括美国商业票据市场的规模与危机前相比还比较小，以及美国商业银行对发放银行贷款的审核依然非常很严格。
从实体经济来看，无论从新房和二手房的交易量来看，还是从美国ISM制造业指数和PMI指数来看，美国实体经济均表现出反弹的迹象。根据我们的判断，在今年下半年或到明年年初，美国经济将恢复GDP的正增长，下半年经济的降速将趋缓。当然，要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这不是一两年就可以实现的。
但有一点很重要，无论是实体经济还是金融市场，美国经济存在着一个根本缺陷：从美国的消费部门来看，不论是失业率的上升，还是消费者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我们都还没有看到显著变化。
《商务周刊》：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拯救了1930年代的大萧条，互联网成为了1990年代的美国经济发展的支撑点，而在2007年以前，美国经济则主要依靠金融和房地产两个增长点。面临这场经济危机，在您看来，足以支撑美国经济复苏的新的增长点在哪里？
张明：至少目前我们还没看到美国经济形成了一个新的增长点。这个新增长点的标志在于：它能否至少带来规模为1万亿美元的新增投资，另外，它能否带来新的就业。从目前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经济政策来看，他把新的增长点放在了新能源和医药两个行业。事实上，这两个行业的崛起尚需时间。目前，奥巴马总统的经济政策的缺陷在于其并没有纠正美国经济结构性的失衡。而解决这一失衡的关键在于纠正美国居民的过度消费，美国居民的储蓄率很低，这是不可持续的。
遗憾的是，目前美国政府的政策在这方面并没有做出显著调整，它仍将重点放在了重新刺激信贷，这仍然延续了旧有的模式。美国政府的这一做法，在短期内的阵痛是比较小，但长期来看，一旦失衡性的问题开始反弹，这个模式仍然需要调整。
基于此，美国目前实行了很宽松的信贷政策，大量的资金流向医疗、房产等环节，居民重新开始消费。但是，美国的内部失衡问题，包括居民过度消费、政府和居民过度借债以及外部失衡包括经常账户赤字这些问题依然存在，并可能进一步恶化。最终的结果，这些问题会导致美元的进一步贬值。因此，这一轮经济政策调整下，美国经济的反弹是暂时的，它缺乏长期发展的根本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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