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及其启示
李济广
对于美国爆发金融危机的原因，国内外大多数学者的解释虽然不尽一致，但大同小异，诸如金融创新过度、金融投机泛滥、政府监管不严、透支消费、政策失误等等；一些学者分析了较深层次的原因，如美国靠举债消费拉动经济和靠发行美元维持国际收支平衡不能持久，科技创新趋缓与全球化红利消失造成经济停滞等等。然而，对于其最深层的制度原因，却普遍缺乏认识，虽有少数马克思主义学者予以指出，但未引起众多经济学者和政策研究者的重视。本文所要阐明的是，引起西方经济走向萧条的真正原因不是次贷危机引起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引起经济危机；恰恰相反，是资本主义经济方式的剩余价值追求导致的经济危机必然性引起了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美国金融危机及其对于实体经济的影响是当代经济金融化、证券化、全球化条件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新形式；金融泡沫和金融投机给经济运行带来的混乱，不能仅仅从监管疏忽或金融操作失当之中找原因，要看到当代资本主义金融体系本身已严重脱离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成为制造风险的温床，不科学的金融体制不利于生产力发展；只有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方式，构建科学的社会主义金融体制而不只仅仅强调加强金融监管才能避免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停滞衰退。
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内在根源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矛盾蕴含着资本主义剥削的非效率性及相应的经济危机的必然性。按通常的理解，“资本主义占有”指的是生产资料占有，而按恩格斯的论述，“资本主义占有”指的是资本私人占有所决定的产品私人占有，“社会的产品被个别资本家所占有。这就是产生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的基本矛盾”。[1]占有产品的意义是对产品中剩余价值的占有，所以“资本主义占有”带来的就是剩余价值规律这一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剩余价值占有这一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和目的，决定着资本主义经济中生产的扩大和缩小，决定着交换的方式和方法、分配的原则和结果、消费的分布和界限，从而推动着经济的过热、危机和萧条。
社会化的产品及其所包含的剩余价值为资本家个人所占有，决定了生产与消费脱节的可能和必然。在以个体经济为主体的前资本主义经济中，劳动者自己的产品由自己占有，自己的需求量和自己的产量基本一致，这使总供给和总需求基本保持平衡。而在社会化生产方式即大生产或共同劳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劳动者的社会化产品被资本家个人所占有，资本家占有产品后分配给劳动者的份额比较小，资本家又不能消化这个剩余价值差额，加上资本家为获得更多剩余价值而盲目扩大生产规模，造成总需求小于总供给，从而产生生产过剩；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交换方式是“无政府状态”的盲目竞争，竞争压力推动资本家不断提高设备技术水平，从而造成劳动过剩，压制工资上升，进一步导致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这使经济危机成为必然。与此不同，公有制经济可以根据社会需要有计划地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避免剩余价值动机造成的盲目扩张、反向收缩和消费不足，从而使再生产过程顺利运行。
学界普遍知晓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揭示了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剥削造成生产盲目扩张和消费需求不足，但往往忽视甚至否定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并引起经济危机的理论，包括剩余价值追求所造成的投资不足这一重要原理。
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的理论是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集中论述的。其第十五章《规律的内部矛盾的展开》集中详细阐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历史局限性。在那里，马克思指出，在剩余价值规律的支配下，“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这就是说：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相反：生产资料只是扩大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的手段。……手段——社会生产力的无条件的发展——不断地和现有资本的增殖这个有限的目的发生冲突。”[2]即资本家的利润成为投资需求的界限；如果资本家预计利润将大大下降或利润消失（利润少不等于没有相当数量的增加值），投资过度就会转化为投资不足，从而导致产能和生产资料产品过剩，并加剧工人的过剩和生活资料产品的过剩。马克思多次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不是在需要的满足要求停顿时停顿，而是在利润的生产和实现要求停顿时停顿。”[3] “剥削程度下降到一定点以下，就会引起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混乱和停滞、危机、资本的破坏。”[4]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还说，“于是危机爆发了。它不是表现在消费需求、即个人消费需求的直接缩减上，而是表现在资本对资本交换、即资本再生产过程的缩减上。”[5]这也如《资本论》手稿所说，“如果‘超过工人本身需求’的需求消失了和缩减了，那就会出现崩溃。”[6]
就是说，投资不足是资本主义经济方式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主要表现，同时投资需求由热到冷，直接触发经济危机。
当代发达国家的高税收对私有制有一定削弱，社会福利和宏观调控扩大了总需求，但私有制和无计划的市场化破坏效率与公平的弊端并未消除。
二、美国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的关系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于与实体经济密切接触的房贷市场，表现了美国住房消费能力的不足，而美国整体负债消费意味着整体消费能力严重不足。大量数据说明美国是一个私有制条件下严重贫富分化的国家，例如1970—2002 年,占人口90%以上的家庭的购买力几乎没有增加,而占0.01%的富人家庭的购买力则增加了4 倍。[7]作为一个高度发达却处于资本剥削下的国家——正像农业高度发达的美国竟然使10%的人无法使获得足够的食物一样——三分之一的老百姓无法拥有自己的住房，六、七十万人无家可归，而中国城市居民接近90%的自有住房率，实际上发端于公有计划经济时期平均化的分房制度。美国住房贷款泛滥，甚至给那些收入较低、信用记录较差的“次级”借款人发放巨额买房贷款，2005 年12 月,未偿还的按揭房贷相当于美国GDP 的69.4 %，充分证明其住房消费能力匮乏，而住房市场是其主要消费品市场之一，2006年住房投资在全部投资中所占的比重达到30％以上。当住房价格盛极而衰导致其抵押价值下降时，房贷危机不可避免；遇到2008年那样百姓收入下降，粮油价格暴涨导致生活成本上升，利率上升导致还贷压力大，促成了包括优质借款人在内的购房者无力偿还购房贷款（这是迟早会发生的事）时，金融危机被引爆，暴露出住房生产严重超过住房的支付需求，生产严重过剩。前“两房”高级咨询顾问宋鸿兵指出，房地美和房利美出问题代表优质客户违约大量出现，因为“两房”95％以上的贷款都是优级贷款，然而2006年以后“两房”的贷款违约率却涨了7倍。实际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整体消费水平都建立在举债支出而不是自己消费能力的基础上。1994年至2005年，英国家庭负债占GDP的比例从108%升至159%，在美国，这一比例从92%升至135%，即使在保守的意大利，负债占GDP的比例也从32%升至59%。[8]如果包括投资举债，美国平均每个居民都有十几万美元负债，这意味着美国存在全面的需求不足。
在全球化的经济中，国际剥削等原因形成的世界性两极分化比一国之内两极分化更严重，因之，世界性消费不足比一国之内的消费不足更突出，全球性负债消费和世界性的扩张性金融政策就是其产物。世界性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世界性剥削的生产方式，造成和激化全球生产的无限扩大趋势与全球消费需求市场的有限性及地球资源有限性的矛盾。本文无需赘述世界贫富悬殊的惨状及其对于消费不足的影响，只需说明相关对策及其效果的有限性及其与国内的不同。缓和世界性消费不足及投资不足的方式，一是发达国家借款给不发达国家以提高其需求能力，二是顺差国向逆差国输出资金以保证其购买力，三是美国大量发行世界货币美元，通过逆差购买亚洲制造业国家等世界市场货物，客观上成为世界性的扩张性货币政策。这些都具有不可持续性。例如一国之内只需在萧条时期实行扩张性政策，然而世界需求量与生产供应量之间差额严重，世界性扩张性货币政策在比较繁荣时期也需持续增加美元供应。但这种供应不仅造成世界性通胀压力，而且不可能持续增加。在不景气和危机时期，消费者和企业会没有信心去借贷，商业银行也没有信心把款项贷给企业和消费者，商业银行也就因之不需要向中央银行增加贷款，美元的发行就会受到制约，其刺激需求的作用就会大大降低。例如在美国，作为居民三大基本消费----吃、住、行----之一的交通工具，2008年美国汽车市场在零利率贷款的刺激下销量仍然创15年新低；汽车销售市场高达85%的按揭购车率，在金融机构惜贷时，汽车巨头汽车销量和流动资金数额直线下降。近两年，一方面出现通货膨胀，一方面出现停滞趋势，扩张性金融政策的两难境地正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难以避免。
总之，美国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必然性的产物。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金融体制中从事金融投机的金融资本又是经济危机的引领者。
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个最显著特征是金融行业坐大，金融体系充斥投机性。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称, 全球金融资产占全球年度产出的比例, 已从1980年的109%飙升至2005年的316%。1997 年金融投资占世界投资的85%。金融业务中易于投机的证券化交易比重日益加大，1980年, 银行存款占全部金融资产的42%，到2005年前, 这一比例已降至27%。大量复杂的金融产品从股票、债券、大宗商品和外汇中衍生出来，到2006年底, 利率互换、汇率互换和利率期权交易的票面价值约为全球GDP的6倍。惯于捣乱的新型市场参与者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本基金非常活跃，据估计，2007年第一季度对冲基金管理下的资产价值约为1.5万亿美元。[9]现在世界金融市场每天的交易额98 %以上都与商品贸易无关。天文数字般金融资本的投机化使现代资本主义表现得更为腐朽。
现代金融资本的一个主要祸害是通过对利润的有力掠夺加剧两极分化，进一步破坏消费市场。美国在1965年，金融企业利润占利润总额百分比的5 年移动平均线是15%，而这一比例到2005年达到45%。[10]金融投机集团和金融寡头一年赚取数十亿美元，创造了垃圾金融品的金融资本代理人也赚取数十倍、数百倍于雇员工资的薪金。2006年美国企业高管的平均收入是一般工人最低工资的821倍。欧洲不少银行首席执行官在银行遭受重创时仍然拿着千万欧元或数百万英镑。这些金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最终来源于对劳动者实际收入的挤压。金融巨鳄们不仅通过对经济的主导来获利，还通过疯狂投机攫取不义之财，而当灾难来临时,大资本家可以通过各种套期保值等安排减少或避免损失而将损失转嫁给百姓投资者和发展中国家。不仅如此,与产业资本不同，金融集团不会轻易破产，他们可以要挟政府用人民群众（不是纳税人）的钱为他们买单。即便企业破产使股东发生“有限”损失，早已装满腰包的代理人却什么也不怕，有的代理人甚至在自己的财团关门时还可以拿走数以千万计的遣散费。实际上，国家向金融集团巨额注资并非十分必要，一些金融机构倒闭，对企业融资的影响不会有多大；企业缺的不是钱而是市场。据研究，美国现在公司坐在堆积如山的现金之上,公司积累的储蓄已超过6000 亿美元,但由于缺乏有利可图的机会,投资一直呈现下降趋势。[11]国内外消费者，特别是萧条时期的消费者倒是很缺钱，可被金融寡头绑架的美国用7000亿美元拯救金融集团，却不愿资助经济发展的最终动力消费者，而消除美国国内贫穷只不过需要2000亿美元，使世界10亿贫困人口消费水平提高一倍一年无非只要3000亿美元。
现代金融资本的另一副作用是改变经济危机的轨迹和形式，通过诱导生产过量、催生经济泡沫、制造虚假繁荣，为害经济运行。近三十年来，新自由主义横行世界，通过生产国际化、市场全球化、金融自由化、资本私有化，以及货币的天量发行，金融财团得以爆发式膨胀并进一步支配投资、融资和资金运动。为了抵消劳动者实际收入的不断下降的影响和国内投资的困难，各国财团及其政府不断使用金融资本提供债务融资以刺激市场以缓解生产过剩，通过制造掩盖过剩的虚假繁荣泡沫来延缓危机爆发。美国不仅平均每人必须花掉收入的14%去偿还各种家庭债务，更是通过用向世界输出十数万亿美元获取美国人所需货物以维持本国的经济水平。这种极其不平衡的、建立在巨额债务基础上的经济增长必然十分脆弱。另外，巨量金融资本除了依赖金融房地产等投机活动,难以找到可以按照较高利润率赚钱的途径，大亨们的绝大多数资本不是去生产可供人们使用的产品，而是用于股票债券外汇特别是千奇百怪的金融衍生品的赌博性投资。债务性投资和赌博性投资数额巨大，使经济危机容易由金融混乱所引发。世界燃油价格的大起大落，粮食市场的跌宕起伏，许多国家的严重债务危机和金融动荡，以及通胀和通缩，我们都看到了金融寡头在其中的身影。
消费需求具有自行变化比较缓慢的特点，而易于波动的是投资，金融化的经济使经济周期循环主要由金融资本而不是产业资本来引领。对剩余价值的追求，推动职能资本超过消费能力过度投资。美国力图攫取更多剩余价值的房产商希望建造并销售越来越多的房屋，但与商品价值相对应的货币价值却大部分掌握在资本家尤其是金融巨头手中，广大雇佣劳动者的收入与房价不相称——每7.5个房子就有一个空置过剩，大概十年也消化不了。银行便通过贷款投资以刺激消费市场，间接投资机构又大肆购买打包的次贷证券。各种盲目投资使金融泡沫与房产泡沫一波高过一波，据估计，2007年初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占房屋总价值的38％，投行经营杠杆飈升至数十倍。金融投机使金融集团依赖大量后续资金不断进入金融市场推高金融、房地产泡沫以获利，但是这种零和游戏获利模式不可能一直运行下去，房产、贷款和证券投资达到一定点必然反向运动即走向投资萎缩。因为即使没有还债成本和生活成本上升，消费能力也无法适应持续增加的住房投资和其他投资，处于走钢丝状态的房贷证券投资更是不能持久，当次贷证券投资者在贷款违约增加的情况下预期利润严重不足时，投资者便会纷纷抛售，金融危机就被金融投资的崩溃所引爆，物质生产无法由泡沫刺激进一步去推动；继之，泡沫破裂使恐惧在金融机构和职能资本中间蔓延，出现信贷紧缩，实体投资由过度到不足。2007年第四季度以后，美国房屋建筑投资减少了25％，2008年一季度，美国机器、设备和厂房等方面的固定投资下降了2.5％。连锁反应使世界衰退最终到来。
三、美国金融危机的深刻教训
深入认识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的实质，有助于我们正确地汲取教训，坚持正确的改革开放方向。
第一，预防金融经济危机的根本途径是坚持社会主义经济道路。就金融谈金融，认为金融危机“引起”（应为“引爆”）经济危机的说法是不科学的。经济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所固有的深层次矛盾。资本主义的拥护者只是肤浅地看到，企业逐利追求是经济发展的微观动力，但不能辩证地和深刻地看到，这种逐利追求还可以不断地把经济带入深渊，而经济发展的动力完全可以由按劳分配来刺激。美国《每月评论》主编之一福斯特说，如果目标是要推进整个人类需要的满足,世界将不得不接受另一种制度的到来。这是迟早的事情,舍此并无他途。[12]在国家或社会占有社会化的资本和产品，国家或社会调节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条件下，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生活需要，不仅可以实现充分消费，也可以实现充分投资、合理投资。首先，事实充分证明，公有制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的相对收入水平，可以使广大群众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大大提高。在公有制度下或国家集体控制分配的条件下，如果生产的产品较多，可以容易地用以提高社会成员的消费水平，用以增加投资使之更好地满足社会需要，还可因此缩短劳动时间。“扩大的生产不再引起生产过剩和造成贫困，超出社会当前需要的生产余额可以保证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并将是进一步前进的条件和刺激。”[13]其次，公有经济有较强的投资需求。企业对社会的贡献体现在财富、增加值和就业最大化而不是纯利润最大化，是整体利益最大化而不是企业及其投资人局部利益最大化，不仅单位资本就业容量大，企业生存发展空间也大；在某种情况下，没有盈利（增加值并不少）也可继续生产。这不仅会保持劳动者的就业，为国家提供税收，为贷款者提供利息，为社会创造财富，而且保持着他们的生产性投资需求和派生的消费需求。国有经济还可以做到“逆社会信心行事”，特别是在需求不足的时候，国有投资比私有投资更容易扩大规模。我国能源企业在一定时间内亏损生产，证明宏观效率不等于微观效率之和，统筹兼顾确实会获得“高级盈利”。资本主义经济中对低收入者的福利补贴、扩张政策中的政府投资以及危机之中的政府注资，就是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在向公有制学习。总之，公有制经济可以实现宏观效率最大化前提下微观效率与宏观效率的统一，整体利益最大化目标下计划效率与市场效率的统一，公平正义最大化基础上公平和效率的统一，并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如果我们仅从金融危机和金融混乱寻找经济危机的原因，就会表面现象所迷惑。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说信用制度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那只是因为按性质来说可以伸缩的再生产过程，在这里被强化到了极点。”[14]如果认识不到深层次制度原因，我们迟早也会遭受经济危机带来的不断的阻挠和破坏。
第二，社会主义宏观经济顺畅运行需要合理的微观企业制度基础。与上述原理似乎矛盾的一个现象是，社会主义中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远远小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收入分配差距大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比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小不了多少，相应的是消费率的底下。庸俗的经济学家把消费率较低说成是公有制国家的现象。但这种现象的原因恰恰相反：非公有制经济大比例扩展，公有制经济公有化程度不高，市场化分配理念占上风，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制度滞后，以及公有制企业现行体制存在的非公有倾向。仅就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而言，在一般工商企业，普通职工的相对收入正在下降，根源在于其非国有倾向。无论按西方产权理论和马克思所有制原理，所有制都不简单是个所有权问题，经济上的所有权实现于对财产的占有、支配和分配。我国国有企业国有财产为企业所占有，非公股东大量进入；国家（更不要说最终所有者全体居民）的支配权越来越小，企业一把手个人专断，职工逐渐雇佣化；国家过去长期得不到国有资本收益以后得到的也不会很多，私人股东参与分配，领导收益与利润挂钩，普通员工收益越来越向市场看齐，总之是非国有因素逐渐增多。事实上，如果仅就国内而言，我国生产过剩十分严重，只是这种过剩为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逆差所消化。
正像马克思早就指出的，使用社会资本的非所有者不像所有者那样小心谨慎。包括金融企业在内的西方的“现代企业制度”使少数代理人操控企业，攫取利益，狂热投机。我们只有削弱国有企业的非国有性体制，创造适用于国有企业的企业制度而不套用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企业制度”，对国有企业包括金融企业加强国家监管、人民监督、职工管理、按劳分配，才能发挥公有制的优越性，防止发生金融经济危机。
就国家监管而言，决不能像“主流经济学”在欧美以国有化拯救危机的时刻仍然念念不忘的那样，国家只应充当守夜人。国家不仅应当加强对国民经济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计划和管理，还要发展公有企业，建设好宏观经济运行的微观企业制度基础，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第三，西方“现代金融体制”不是我们应当创建的科学的金融体制。金融泡沫和金融投机给经济运行带来的混乱，原因并非监管疏忽或操作失当，而是金融体系本身已严重脱离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成为制造风险的温床。我们必须分清宏观与微观的对立与区别。例如，虚拟经济虽为实体经济企业所需要，但其宏观规模膨胀则过犹不及；证券指数期货虽可为具体投资者提供避险获利工具，但对市场整体和社会经济除加剧波动之外却一点用处也没有；我国两大航空公司进行燃料期货套期保值遭受巨额亏损，提示我们各种期货交易是否能够起到保值作用或者利大于弊也值得可疑；信用违约掉期等信用衍生品虽在个别场合可使金融机构获得业务保险，但其宏观整体所孕育的赌博风险则没人有能力对其进行补偿（更不要说2008年3月把其市场总值炒到62万亿美元的时候）；债务证券化可以使贷款者收回资金继续增加贷款，但由于全社会的资金不仅不缺乏反而十分过剩，持续增加贷款的结果不仅制造系统风险泡沫，而且使流动性更泛滥；易于造成金融冲击的资本项目可兑换似乎使资金所有者的资金运用自如，但民族国家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本国际流动完全可以通过对资金进出有计划的调控来实现。
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全球化金融资本主义的特征，垄断金融资本的大部分不为经济所需要，而是剩余价值的攫取者，其金融体制正是为这种攫取服务的。从其作用看，一方面，金融的活跃对经济的停滞在一定时期起到刺激作用，是推迟危机爆发的主要手段，另一方面又会积累更多的经济风险，使经济危机的破坏范围加大，混乱增加。但问题不在金融资本本身，问题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所固有的阶级剥削的深层次悖论。例如，如果没有次贷泛滥和资产证券化，美国就推销不了那么多的房屋，也就增加不了那么多所带动相关产业GDP和就业，其经济停滞早就到来；没有发达国家引发危机的的举债消费，世界经济早已举步维艰。所以，加强金融监管、防止金融过度投机、不搞新自由主义也不会避免历史上曾不断发生过以后也还会发生的经济金融危机和停滞衰退。
因此，必须创建国有金融为主体、投资性融资为主体、市场关系为基础、计划调控为导向的社会主义金融体制，不必发展那些华而不实、弊大于利甚至只对金融寡头有利而与社会无益的所谓金融创新，金融市场化的程度和范围必须根据其是否确实提高效率、保证安全、实现公平的效果来实施，金融全球化的领域和方式必须根据整体有利和适度的原则去确定，以防止资本主义自由化金融体制为害我国。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1页。
[2][3][4][14]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79、288、285、498页。
[5]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9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07页。
[7] Suzanne de Brunhoff , La finance capitaliste,Puf,2006, Paris ,P.157.
[8][9]马丁.沃尔夫：《从管理资本主义到金融资本主义》，《中国企业家》，2007年第14期，第30页。
[10] CEA. The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Washington，2008.2，332.
[11]“Companies are Piling Up Cash,” New York Times,March 4, 2008.
[12][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著，吴娓译，2008：《资本的金融化与危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第4期，第92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2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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