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体制下美国经济增长的矛盾与危机

 新自由主义体制下美国经济增长的矛盾与危机

——对当前金融危机的再思考

丁为民

已发表于《经济学动态》2009年第3期

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从美国开始，一个资本主义的新秩序以相当快的速度强加于世界，这个新秩序被人们称作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既是一种学术思潮，又是一种经济体制。30年后，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正在美国和世界蔓延。各方人士都行动起来，去努力解释和摆脱这场危机。本文旨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借鉴西方左翼学者的研究成果，揭示新自由主义体制与这场危机的内在联系，并得出一些重要结论。虽然本文研究的经验资料主要以美国为限，但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实行了新自由主义体制，所以，一些结论对这些国家也基本适用。

一、新自由主义体制的特征与矛盾

与凯恩斯主义及其指导下形成的以需求管理为核心的体制有重大区别，新自由主义体制主要是围绕增加有效供给展开的。国家干预的削弱、税收和福利的大幅缩减、国有企业及其职责的私有化、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工会组织的瓦解等，是这一体制的显著特点。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就是在这一体制下运行的。

新自由主义体制扭转了凯恩斯主义体制下资本与劳动的妥协造成的“工资挤压利润”倾向，增加了资本实现积累和增长的动力，利用信息革命的成果，促成了20世纪末的“新经济”和美国历史上最长的经济上升期。但同时也孕育了新的矛盾与危机。到上世纪末，新自由主义体制所累积的矛盾已突出表现出来：

1．明显提高了私人经济的利润率

新自由主义体制运行的第一个显著成果，是明显提高了私人资本的利润率。这里的利润率，是广义利润 (产出减去全部劳动成本)与固定资本存量总额扣除折旧的比率；所有的税金、利息和股息仍包含在利润之内。图1显示，从 1960年到80年代初期，用这种方法计算的利润率约从22%下降到14%。而到上世纪末，这一指标已经大体恢复到60年代初期的水平。

图1. 部分欧洲国家和美国私人经济的利润率（%）

实线为美国    虚线为欧洲（仅指德、法和英三国）

资料来源：转引自Gérard Duménil and Dominique Lévy，

Neoliberal Dynamics: A New Phase?

 2．资本重新获得收益和财富

在私人资本利润率明显提高的同时，美国最富有的1%家庭占有社会总收入的百分比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二次大战以前，1%最富有的家庭大约占有16%的总收入。这一比重在二战期间迅速下降，到20世纪60年代，已降到8%。但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这一数字突然强力上扬，到上世纪末，已达到15%，大体回到二战前的水平（Gérard Duménil and Dominique Lévy，2004）。美国最富有的5%的家庭的收入与总数占20%的最贫困家庭的收入之比，也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由1976年的14.5：1，扩大到1996年23.5：1(Andrew Hacher,1997:11)。

再看家庭财产占有份额的变动情况。美国左翼经济学家伍尔夫（Wolff,1996）的统计表明，美国最富有的1%家庭拥有全部家庭财产的份额，1928年是45%，1950年是30%，1970年是20%，1980年是31%，1990年是36%，1999年又惊人地恢复到45%（估计）。

因此，法国左翼经济学家迪蒙和莱维（Gérard Duménil and Dominique Lévy，2004）指出：“凯恩斯主义盛行时期，是以最富有家庭的相对收入被削减为特征的，同时，他们相对财产在70年代也被大大限制了。新自由主义可以被看作是对这种恶化形势所做出的反应。”

3．工人实际工资（报酬）持续下降

与资本获得的利润、收入和财富明显增加相反，在新自由主义体制下，劳动者的实际生活水平却显著下降。美国左翼经济学家大卫·戈登 (David M.Gordon，1996：19-20)在《臃肿与吝啬》一书中介绍了上世纪60年代至上世纪末美国工人实际工资的变动情况：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早期，工人平均小时税后实际工资增长很快，然后增长放慢，且有些波动，到1972年达到战后最高点。在此后的1973~1989年，以年均低于1%的速度下降；1989~1994年，以年均0.6%的速度下降；到1994年，小时实际工资已从1972年的顶点下降了10.4%，回落到低于1967年的水平。而在1994年，人均实际经济产出已比1967年增长了53%。据此，戈登指出：“把70年代初期以来的这一趋势称为‘工资挤压’只是一种客气的低估，把它称为‘工资崩溃’可能更为适宜”！

针对美国主流经济学利用“福利抵消说”掩盖新自由主义体制矛盾的做法，美国左翼经济学家艾里克·尼尔森（Eric A.Nilsson,1999）进一步把雇员的非工资福利变动考虑进来，利用实际小时报酬概念（等于实际可支配小时收入+实际小时福利）考察了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生产工人实际生活水平的变动。他的主要结论是：（1）美国的生产工人纳税后的实际工资在1978~1995年期间降低了12.5%。（2）由雇主提供的福利的实际价值比实际工资下降得更快，在同期下降了21%。（3）生产工人实际小时报酬，在1978~1994年期间下降了13.7%。

根据戈登和尼尔森的发现，我们完全有理由把新自由主义体制下劳动者的生活状况描述为“绝对贫困化”。而这种态势只是在新世纪才得以遏止。即便如此，工人实际工资的增长仍低于生产率提高的水平。

总之，新自由主义体制克服“利润挤压”的倾向，但形成了“工资挤压”和“工资崩溃”趋势，它极大地加深了资本主义国家的贫富分化，使某些指标甚至回到二战前或20世纪“大萧条”前的水平，从而深深地埋下了危机的祸根。

二、新自由主义体制的矛盾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

社会生产和社会消费的关系是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核心；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二者的关系表现为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矛盾。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在考虑到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特殊社会规定之后，马克思进一步把它表述为剩余价值生产与剩余价植实现之间的矛盾，并揭示了这一矛盾的表现。

马克思（1894/1975，第270、272页）指出：“总资本的增殖，即利润率，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刺激”。而在社会资本再生产过程中，“直接剥削的条件和实现这种剥削的条件，不是一回事。二者不仅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分开的，而且在概念上也是分开的。”这里所说的“直接剥削的条件”，是指剩余价值生产的条件；“实现这种剥削的条件”，是指剩余价值实现的条件。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在时空上是分开的，二者的顺利进行所要求的条件也有重大区别。下面，我们利用马克思提出的说明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商品资本循环公式，做进一步的解释。

从公式可以看出，资本的宏观运动过程是由生产环节与实现环节组成的。因此，我们可以把资本的运动过程称为由这两个环节组成的生产—实现链条（production —realization chain）。在生产—实现链条中，这两个环节是相互联系的，但各自顺利进行所要求的条件却大不相同：剩余价值生产环节要求通过各种办法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延长剩余劳动时间，相对（甚至绝对）降低工人的实际工资，增加利润；而剩余价值实现环节则要求增加工人的实际工资，提高社会消费力，使投资和利润迅速回流到资本手中。

这两个条件显然是矛盾的。因此，资本主义的不同体制只能主要倾向于解决或缓和一个方面的问题，相对满足一个环节的条件（正因如此，才形成体制差别）。而这势必要以牺牲另一些条件、激化另一些矛盾为代价。矛盾累积到一定程度，必然要打乱经济增长(积累)的进程，形成经济危机。这正如美国左翼经济学家泰姆斯·德维内（Tames N. Devine,1987：22-23）指出的：“积累可以打破生产—实现链条的任何一个环节，但哪个环节被打破取决于资本主义遇到的条件，而这一条件在不同历史时期又是不同的。有时（如60年代末）实现条件（需求）允许获得高利润率，但不好的生产条件（如高工资，低的工作努力等）又导致为了稳定积累所需的利润率太低；有时生产条件可能对利润率有利，但实现条件不好，阻止了积累。资本主义经济就是在这种相互掣肘、进退维谷的过程中歪歪斜斜地疾驶的。”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剩余价值生产与剩余价值实现之间的矛盾，在不同的体制下，可能具体表现为好的生产条件与不好的实现条件或不好的生产条件与好的实现条件之间的矛盾。而这一矛盾的深化或历史条件的变化，又是促使经济体制发生转型的直接原因。 美国左翼经济学家大卫·科茨（David M. Kotz, 2003）就曾根据“国家与经济的关系、劳动与资本的关系、资本与资本关系、居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特征”，把20世纪以来美国的经济体制（他称之为 “制度结构”，institutional structures，简写为ISs）分为交替进行的两种类型：1900到1916年，调节主义体制占统治地位；1920到1932年，自由主义体制占统治地位；1947到1973年，调节主义体制占统治地位；1980年到现在，（新）自由主义体制占统治地位。科茨的研究表明，在资本主义的制度内，无论是基于理论思考还是历史经验，调节主义体制都比自由主义体制更有利于资本积累和经济稳定。“但是，各个学派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由于危机是根植于资本主义的结构性框架的，所以，不论是加强政府干预（如凯恩斯主义所主张），还是没有政府干预（如新自由主义所主张），危机都是不可避免的。”（Andriana Vlachou and Georgios K. Christou ,1999：15）

根据本文第一节所揭示的新自由主义条件下的矛盾，可以看出，新自由主义体制下的经济，明显带有有利于生产（供给），不利于实现（需求）的特征。好的剩余价值生产条件，与不好的剩余价值实现条件之间的矛盾；或者说，有利的供给，不利的需求，是剩余价值生产与剩余价值实现之间矛盾；或者说，是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矛盾，在新自由主义体制下所采取的主要形式。类似1920到1932年自由主义体制占统治地位的情形，这一矛盾激化的结果，很可能是以经济衰退为特点的“大萧条”。

三、新自由主义体制下危机的推迟

为什么新自由主义体制的矛盾在其实施的一段时间里，特别是在新世纪的前几年，并未以危机形式表现出来？为什么在2007年矛盾激化后，首先表现为次贷危机或金融危机？这是本文要回答第三个问题。通过分析，我们要进一步揭示新自由主义体制造成的另一个后果及其对经济运行的影响。

美国经济的金融化和金融霸权的恢复，是新自由主义体制另一个后果。如何理解经济的金融化？美国学者克瑞普纳（Greta R. Krippner,2005）指出：“我把金融化定义为一种积累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利润主要是通过金融渠道而非贸易和商品生产生成的”。他提出，应按照这一标准衡量一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并对美国的情况进行了图示（见图2）。

注：FIRE是金融、保险和房地产这一广义金融业的英文缩写

图2. 1950~2001年美国的公司利润在三大产业的相对份额

资料来源：转引自Greta R. Krippner,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the Ameiican Economy.

如前所述，金融市场的自由化，是新自由主义体制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上世纪30年代，鉴于1929到1933年大危机的教训，罗斯福政府曾要求国会通过“证券交易法”，阻断了金融机构与实体企业的联系，使美国经济的金融化进程受到阻止。而图2则显示，在新自由主义体制下，美国经济的金融化过程明显加快了。

经济的金融化，不仅意味着金融活动对于公司积累有着战略意义，意味着对于积累特权拥有战略地位的社会角色（金融资本）将会重新获得政治和经济权力（参见Greta R. Krippner,2005；Gérard Duménil and Dominique Lévy，2004，2006）；而且意味着金融活动会明显改变人们的经济行为，并影响实体经济，加速或阻碍实体经济活动的发展。这是.新自由主义体制下的危机得以推迟的重要原因。

在新自由主义体制下，金融活动对推迟危机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1）通过制造股市繁荣（到2000年，美国道指已达到上世纪60年代股市最低指数的3倍）和提高利率（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实际利率已达到60年代的1倍），形成了巨大的财富效应，推动了生活消费，间接缓和了生产和消费的矛盾。（2）通过消费信贷拉动消费，直接推迟经济危机的爆发。下面，重点分析第2点。

1．消费支出持续增长引发的形式悖论

在美国经济中，消费支出几乎占到GDP的2/3，其变化对经济运行有重大影响。表1显示，在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四大因素（消费、投资、净出口和政府采购）中，消费有特别重要的作用。而在2001年之后，由于消费支出的持续增长，一场可能出现的经济衰退被避免了。这显然是同第一节所描述的事实相矛盾的。

          表1. 有关变量对美国实际GDP增长率的贡献（%）

  资料来源：转引自David M. Kotz，Contradictions of Economic Growth in the Neoliberal Era:

Accumulation and Crisis in the Contemporary U.S. Economy.

2．家庭债务支撑消费增长

对新世纪以来美国消费支出增加的原因，有各种说明。但是，通过美国家庭债务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更有力的解释：即家庭消费支出扩大的相当部分资金是靠增加消费信贷获得的（见图3）。

图3. 美国家庭债务占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率

资料来源：转引自David M. Kotz，Contradictions of Economic Growth in the Neoliberal Era:

Accumulation and Crisis in the Contemporary U.S. Economy.

图3显示，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家庭债务占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率一直呈攀升态势；在进入新世纪以后，这一态势突然加快了。这说明，2002到2005年的经济扩张，是在美国近年历史中从未有过的高水平家庭负债的支撑下形成的。有关资料表明，从2000到2005年，家庭债务与可支配收入的比率从91.0％上升到120.0％，家庭负债与家庭资产的比率从13.3％升为16.9％，债务实际支付比率从12.6％升至13.7％（David M. Kotz, 2006）。负债消费已经成为美国家庭支持运转的一种重要的经常性行为。

3．推动家庭负债的三个杠杆

为什么美国家庭会在经济衰退的2001年不惜以承担沉重的债务去扩大他们的消费支出？首要原因在于美国政府在那一年启动了快速降息政策，为信贷更多地推动消费支出放松了条件。降息的结果，是家庭债务的实际支付率要比另两项指标提升的慢；也就是说，降息减轻了家庭的偿债负担，撬动了美国家庭负债消费的闸门。

推动家庭债务增加的另一个杠杆，是美国住宅行业的泡沫膨胀。住房市场是美国最重要的市场之一，它的价格指数是美国经济的重要晴雨表。图4显示了美国住房价格指数(housing price index，HPI)与房主等值房租(homeowner's equivalent rent，OER，用来表示拥有某一住房的经济价值)二者比值的变动情况。这一比值直接反映了住房价格是否存在住房资产泡沫。2000年以来，美国住房市场中的HPI与OER比值的大幅攀升，说明住房价格已超出了由其经济价值变化决定的适当价格，不断增大的房产泡沫已经出现。它使得美国家庭资产迅速升值，从另一个方面相对降低了家庭负债与家庭资产的比率。美国家庭正是凭借增值了的家庭资产去获得贷款，而金融机构也正是借此大胆放贷而不必担心贷款风险的。

图4．美国住房价格指数与房主等值租金的比值

资料来源：转引自David M. Kotz，Contradictions of Economic Growth in the Neoliberal Era:

Accumulation and Crisis in the Contemporary U.S. Economy

推动美国家庭债务增加的第三个杠杆，是各类债券市场的兴起。在过去的20年间，在金融自由化政策的作用下，美国出现了一种新趋势，即一旦金融机构发行了抵押贷款，便可以通过发行债券的方式出售这些贷款，转移债权，分散风险。而这又成为美国的金融机构敢于从事各种消费贷款业务的重要推动力。

上述分析表明，在美国经济不断金融化的过程中，美国经济的运行机制和人们的消费观念、消费行为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成为推动消费、延缓危机的主要原因。

四、新自由主义体制下危机的爆发

正是在美国经济的不断金融化，特别是在上述三个金融杠杆联合互动的作用下，美国的次级抵押贷款业务发展起来。

众所周知，所谓次级贷款，是金融机构向信用分数较低、收入证明缺失、负债较重的人提供的住房贷款。贷款人可以在没有资金的情况下购房，仅需声明其收入情况，无需提供任何有关偿还能力的证明。因此，美国次级贷款客户的偿付保障不是建立在客户本身的还款能力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房价不断上涨的假设之上的。这种贷款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其利率明显高于非次级贷款的利率（在利率普遍较低的情况下高达10%~12% ）。在房市火爆的时候，金融机构可以借此获得高额利息并收回本金而不必担心风险。

金融机构之所以敢于从事次级贷款业务，另一个原因是它们可以通过出售这些贷款的债权而分散风险。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出现了专门从事这项工作的新机构。它们在2001年之后的低利率环境中获得廉价贷款，用它来发放贷款，然后对这些贷款进行证券化；其他一些金融机构也利用廉价信贷购买新债券，还有一些金融机构对其中的几种债券进行组合，形成更为复杂的 “复合性”的债务抵押债券。于是，在这个世界里，就形成了一种结构错综复杂的借贷或财产占有关系，所有的当事人都认为自己持有了财产的部分所有权。但是，真实的财产不可能有多重存在，它只存在于实体经济中（参见马克思，1894/1975，第529页）。因此，从基础产权看，美国次级贷款的市场并不大，它不超过美国未偿还抵押贷款债务总额的15%到20%，但通过金融化过程中所谓的“金融创新”活动，其产权被明显虚拟化了，经济影响被明显放大了，甚至世界上的所有的主要金融机构都因持有包含次级抵押贷款的债券而与此有关！

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我们决不能把住宅市场（或房地产市场、不动产市场）看作单纯的商品市场。实际上，它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是耐用消费品市场或生产要素市场，人们进入市场购买商品，是为了居住或为组织经济活动准备空间；它的价格归根到底要受市场规律支配，它的繁荣程度对实体经济有重大影响。另一方面，又是资本市场（或金融市场），人们进入市场是为了通过所有权或占有权交易，进行投机获得资本收益，实现保值增值；它的运行要受到资本规律支配，从而对虚拟经济的状况形成连锁反应。显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后一种性质占支配地位，市场规律要受到资本规律制约。而在新自由主义体制下，作为这一体制的产物，以次贷为基础的住宅市场又具有两个特点：（1）由于它是建立在房价不断上涨的假设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它的投机和资本市场的性质就显得更加突出和强烈；（2）由于其产权被多次虚拟化，所以，它所形成的财产关系就更复杂、更模糊，涉及的范围更广泛。一旦房价停止上涨甚至下降，这一市场的崩溃就是不可避免的。

2004年以来，为了抑制通货膨胀、泡沫增长、持续高位的能源价格，以及减轻由巨大的美国贸易和经常项目赤字引起的对美元贬值的压力，美联储多次升息；与此同时，住房价格却开始下降。这表明，推动美国家庭贷款消费的两个杠杆开始失灵。这一方面，导致美国家庭债务负担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拖欠债务比率上升，贷款违约不断增多，多家次级市场放款机构深陷坏帐危机（2007年3月13日，美国住房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公布的报告显示，次级房贷市场出现危机），进而产生形成一系列连锁反应，世界范围的主要金融机构遭到重创，几乎无一幸免；另一方面，居民消费水平明显下降，由此生产、销售、出口、投资等实体经济均受到打击。与此同时，在世界范围，遭受重创的虚拟经济与受到打击的实体经济又形成逆反馈，致使世界经济快速进入下滑通道。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金融危机。

因此，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归根到底是通过大幅降低利率，增加家庭和政府负债以及制造房产泡沫，所掩盖和推迟的新自由主义体制下供给与需求之间矛盾激化和显性化的结果。它首先表现为次贷危机，但是，按照事物发展的逻辑，必然会对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次贷危机——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很可能是这次危机的必然路径。

四、几点结语

1．新自由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是由新古典经济学构成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以追求自我利益、能够进行理性选择、进行理性预期的个人为研究的出发点，认为这些个人总是能够优化其行为，而宏观运行只不过是这样的个人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他们进一步假定市场可以有效发挥功能，实现出清；认为如果出现经济紊乱，常常是外生变量特别是政府失灵的产物。这是他们不能正确预见这次危机的方法论原因。

2．与新自由主义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把社会生产作为研究的出发点，认为社会生产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构成的，每一个人只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组成部分；因而，人的本性既不是外生的，也不是生来固有的，而是由具体的、历史的社会性质决定的。在阶级社会中，这种生产关系具体表现为阶级结构和阶级冲突，而这种冲突及其与生产力的矛盾才是研究宏观经济运行的基础；进一步说，是造成资本主义宏观经济运动充满矛盾并最终导致危机的根本原因。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宏观经济问题的基本方法和本文力图遵循的方法，也是马克思主义者能够正确预见和说明这次危机的基本依据（伍尔夫，2001；David M. Kotz, 2003, 2006）。

3．由于新自由主义体制长期积累的矛盾的深刻性和为了推迟矛盾所形成的金融关系的广泛性、复杂性，目前正在发生的以美国次贷危机为起点，以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为重要特征的经济动荡，很可能发展成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把这次危机表述为金融危机，并没有全面揭示它的深刻内涵。因此，目前主要西方国家实施的以“注资救市、金融监管”等为主要内容的行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危机，但由于没有涉及深层次矛盾，所以不可能彻底摆脱危机，反而可能使世界经济进入长期滞胀局面。

4．在使用必要经济手段的同时，还要创造条件，逐步实现制度或体制转变。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摆脱这次经济危机。关于转变的方向，西方左翼学者认为，在危机到来之前或危机期间，马克思主义者应采取行动，“包括将向共产主义的生产组织转变列入议程” （伍尔夫，2001）；“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预见，不久就会提上政治议程” （David M. Kotz，2003）。而我们则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尚有发展空间，所以，最有可能的是从自由主义向调节主义体制的转变。当然，由于经济全球化，这种调节的主体和范围都会发生变化，不可能完全回到凯恩斯主义体制。

5．为了抵御经济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做好2009年的经济工作，中央政府提出了“保增长、促内需、调结构”的经济工作方针。为了更好地贯彻这一方针，我们要进一步明确这一方针的内在联系和内涵。在当前形势下，要把“保增长”作为整个经济工作的核心，把“促内需”作为实现这一核心的保障，把包括调节国民收入结构在内的“调结构”作为“促内需”的重要条件。因此，适当缩小贫富收入特别是劳资收入差距，对于我国当前的经济增长和体制改革都有着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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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tz，D. M.（2006），Contradictions of Economic Growth in the Neoliberal Era: Accumulation and Crisis in the Contemporary U.S. Economy”. 该文中文版版权交《国外理论动态》，由丁为民等摘译，以“新自由主义进入危机和终结阶段”为题发表于该刊2007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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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天津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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