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以升
“世界经济组织是全球化的，但是政治的组织是地区性的，或者说是国家层面的。”年近九旬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上周五开幕的“2009全球智库峰会”的演讲中点明了当今世界的一大基本张力。
在基辛格看来，当前世界需要解决的不仅仅是金融危机问题，还包括环境、气候、武器扩散、能源等一系列问题，而这些问题都是全球性的，需要全球性的应对办法。“这实际上是我们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
像是一种定调，在峰会上，很多中外嘉宾发出了类似关于谋求某种“全球治理”的声音，尤其是在国际货币体系和全球金融监管领域，“世界货币”、“全球监管”的声音此起彼伏。
“欧元之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蒙代尔（Robert Mundell）说，毫无疑问，货币面临全球化的过程，我们需要单一的世界货币。
所谓世界货币，即是超主权货币。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今年3月份提出了这样的超主权货币主张。这种主张被市场认为是挑战美元主导货币地位：以一种新的超主权的全球货币，来取代目前美元的主导货币地位。
蒙代尔指出，从单一货币机制开始，全球政治家在不断进行这方面的探讨，最终我们实现全球化货币或者货币体系。
蒙代尔教授一直是“世界货币”的主要倡导者。这一轮全球层面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讨论，尤其是在2008年11月和今年4月华盛顿和伦敦G20峰会时期，都得到了广泛的热议。当今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危机的根源，并且需要改革，这已经是一个国际共识，但改革的方向，则存在根本性争论。
粗略来看，核心的方向性分歧有两个。一方认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方向应该是“多元化”，由更多的国家货币，来分担美元的全球货币地位；另一方则认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方向，是推动成立全球货币、全球超主权货币、全球通用货币、全球单一货币，并通过改组IMF或是新成立全球中央银行的方式，来执行对全球货币的发行和管理。
此次峰会主办方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执行副理事长、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教授在峰会演讲中即指出了这种分歧。
“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是应该建立唯一的国际储备货币，还是多元化的国际储备货币？是否可以建立一种超国家的货币存在？”刘遵义在演讲中开宗明义。
关于超国家的储备货币，刘遵义还排除和解释了几种选项——很多人说可以用黄金，但黄金储量不够，也无法跟得上货币供应量发展的趋势；也有人提出了美元和欧元作为超国界货币，有人提出美元和欧元汇率比较稳定，是否可以融合成一种货币，这是学者提出的一个观点，我们还不知道是否可行。
提出这个观点的学者即是蒙代尔教授。他曾在上世纪末提出，融合美元、欧元、日元为一个DEY货币，充当全球货币；近年来他丰富和补充认为，应该把人民币和英镑也纳入这个框架，运用欧元创建的思路，共同构建一个全球货币。
针对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3月份提出的把IMF特别提款权（SDR）发展为超主权货币的提议，刘遵义指出，欧元也被称之为一种超国界货币，在欧洲的税收都是以欧元来计算的，但我们不能用SDR来买汉堡或者是进行交税，SDR只是一种货币概念，不能在日常中使用。
“总之，是否应该有一种国际货币，以及由一个国际组织来监管和发行这种货币，这就形成了新的问题。”刘遵义说。
峰会上热议世界货币的还有更多重量级嘉宾。
美国联邦国会前参议员斯蒂文森（Adlai Stevenson）指出，我们应该建立新的货币基金组织，如果我们建立全球货币机构，就有可能建立新的国际货币，并由它管理全球货币的市场。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所长萨克斯（Jeffrey Sachs）指出，危机要求改变国际货币体制，美元不应该成为全球唯一的储备货币，我们需要一种新型、全球化的货币框架。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任达杜什也指出，危机中提出了美元本位的问题，需要对世界的货币体系进行储备货币的多样化。
来自中国的嘉宾，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肖耿也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他认为，全球系统性风险的来源是来自中央银行没有得到约束，没有人监管中央银行。
“我们应该学习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方式，世界贸易组织非常重要的成功，就是WTO约束了各个主权国家制定贸易政策的权利。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要降低关税，就要对所有的国家降低关税，这就保证了全世界自由贸易有一个稳定的环境。”肖耿的思路，实际上是借鉴WTO的思路，构建一个全球货币管理框架，而这个框架的核心，是新成立的“全球央行”性质的组织，拥有全球货币的管理权，而各国要出让这部分的货币管理权。
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执行主任乌赞（Marc Uzan）在智库峰会的会刊采访中直言，“全球金融危机使得大家都很清楚要改革货币体系，如何恢复国际货币体系秩序，我认为这将是今后两年最重要的讨论话题。我认为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蒙代尔教授支持我的想法，我们准备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组织一次全球性的货币会议，并在会议上提出自己的议案。这次会议是一个由世界各地顶级专家参加的会议，将成为寻找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最佳方式的开端，同时也将为一种全球通用货币的出现奠定基础。”
乌赞提到了2010年的时间表，这让笔者想起了去年CBN做“探索国际货币体系”时的几组访问，当时蒙代尔教授对CBN说，“自2003年以来，每年在意大利我都会举办会议，专门讨论怎么才能创立一个世界货币。我和我的同事们考虑这个问题已经达5年之久。我们期待着在当前这样一个危机时刻，我们可以来推广世界货币的政策。当前的金融危机，是唯一可能的时机，因为你只有在危机的时候才能来做成这样建立新系统的事情。”
除了世界货币，本次全球智库峰会还有多位嘉宾提及了全球统一金融监管问题。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祁斌在演讲中表达了这种统一监管的困难，但他透露的一件趣事也很有意思。
“去年下半年危机程度已经比较深了。我到美国访问。当时和美国历史学家、《伟大的博弈》戈登（John Gordon）吃饭，他讲到自己在美国成为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人。因为他在1999年曾经说过，资本市场跨过国界，但监管还在国境之内，全球只有来一场泰坦尼克号式的大灾难，才能实现全球统一监管。所谓大乱出大治。”祁斌说。
如果说真正如蒙代尔、戈登所言，“期待着这样一个危机来推广世界货币、推广世界统一监管”，那我们真是处在一个历史性的时代。笔者所参加的这一场2009全球智库峰会，也将能够在这种大变革中具有某种时点性意义，而下一个标杆性意义，或许在2010年蒙代尔和乌赞们在中国联合举办的世界货币会议。
对于中国来说，我们仍然没有辩论清楚，如果世界实现了这样的统一货币，对于我们而言，是否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符合人民币的长远理想？虽然周小川行长正式提出了超主权货币概念，但在中国学界，这个问题并没有回答清楚。
总的来看，与国际智库人士对“世界货币”的热议相比，在此次峰会上我们也能清晰地感受到，这种世界货币的广泛讨论，很少得到中国学者的正面思考性回应。这是一个问题。（系本报评论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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