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美国企图“和平统一”中国的“战略宣言”
众所周知，“和平统一”正是中国政府着力解决台湾问题的长期政策。自马英九主政后，当前两岸关系似乎正在走上“先经济、后政治”的发展轨道，“和平统一”眼见大有水到渠成之势。那么，笔者将这个“和平统一”用于描述中美关系的现状，这是愚昧无知还是生搬硬套？或者干脆就是危言耸听、故作惊人之语？当然不是，笔者这个判断完全是本着“求真务实”精神对中美关系现状及其发展作出一个事实陈述而已。
今年是中美建交三十周年，尤其在当下国际社会面对因美国次贷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之时，中美两国领袖均对当前的中美关系作出高度评价。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甫一就职即表示，“没有哪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能像美中关系这样重要”；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其任内首次出访亚洲四国时非常“贴心”地形容中美两国应该“同舟共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则在接见希拉里时表示，“21世纪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温家宝总理在08年9月访美演讲时则强调，“中美两国从未像今天这样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从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到应对日益增多的全球性挑战和推动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中美合作的领域和意义已远远超出双边范畴，正在全球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中国外长杨洁篪在去年7月出席“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成立仪式时发表演讲指出，中美两国已建立了60多个对话和磋商机制，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执法、科技、教育、能源、环保、航空等方方面面，此外中美双方还特别建立了战略经济对话和战略对话机制，为探讨两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性、全局性议题，以及促进政治层面的战略沟通提供了重要平台。“9·11”事件以来，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了18次会晤，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协调立场；双方政府高层每年均有密切的接触与频繁的互访，“大大增加了两国战略互信，推进了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由此可见，中美两国的政治结合度在今天空前紧密，当下的中美关系确实“处于历史上的最好时期”。
在如此一片“大好形势”之下，05年9月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首次提出了中国应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Stakeholder）”的说法。其后“利益攸关论”被写入美国2006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正式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新定位。自此以后，部分美国政要和学者相继抛出“中美共治世界”之类的时髦话题。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主张中美两国应建立一种“命运共同体”结构，将两国关系提升到类似二战后大西洋两岸关系的高度；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也认为，中美关系必须成为一种与美欧、美日关系类似的全球伙伴关系；华盛顿彼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坦提出了“中美两国集团论（G2）”，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弗格森则提出了“中美国（Chimerica）”的概念；连美国军方也来凑趣，提出了所谓“中美共管太平洋论”。上述这些具有一定指标性意义的论调虽然仍未成为美国政府的实际对华政策，但无疑集中地反映出近来美国对华战略的“新思维”。
可以看出，这些让中国主流精英感到头晕目眩飘飘然的“高帽子”不外乎包含政治与经济两大内容。首先，精通资本主义营商之道的美国惯于将国际社会视为一个大股份公司并当仁不让地自视为最大股东，其他国家则根据实力大小、地位高低成为其中等级不一的股东（此即“Stakeholder”这个英语词汇的本意），而美国作为“大股东”自然拥有“一言九鼎”的最后话语权。因此，中国一旦成为这个由美国主导的“股份公司”的“利益攸关方”，在享受美国所配给的权利之余自然还必须尽到“对美负责任”的义务。明乎此，基辛格与布热津斯基等人所提倡的“中美共治理念”里面的政治内涵也就不言自明了，无非就是将“社会主义中国”以一个漂亮的政治包装“收编”进美国阵营之内，驱使从此“循规蹈矩”的中国为其“赴汤蹈火”，在朝核、伊核、反恐、全球环保、气候变暖以及应对金融危机等诸多国际热点问题上“与美国展开战略合作”。同时，美国“收编中国”还有一个战略目的，就是以此离间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良好关系，尤为重要的是离间中俄战略伙伴关系，使得中国逐步成为“孤家寡人”，不得不顶着“共治”的虚名越加“卖身投靠”美国。
如果说美国这个“政治阳谋”还较为容易识破的话，那么经济方面的阴谋就不太为世人（尤其是中国老百姓）所知了。众所周知，中美建交几与改革开放同步启动，这一个看似“巧合”的历史事实实际上深藏着许多政治秘密交易，反正自此也启动了三十年的“中美经贸合作史”。时至今日，中美两国的经济结合度同样空前紧密，双方已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从03年的1260亿美元增加到07年的3020亿美元，中国成为美国第三大出口市场，并连续6年成为美国增长最快的海外出口市场。至08年5月底，美国在华投资项目累计达5.5万多家，实际投资额超过581亿美元，而美国在华投资回报率近年来一直高于美在海外投资的平均水平。但在这些公开的、亮丽的经济数据的背后，中美双边经贸却另有一张别样的面孔。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目前中国拥有近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位居世界第一，其中的七千六百多亿购买了美国国债，有五千余亿购买了美国次贷垃圾债券，余下的减除欧元、日元及黄金储备外也就所剩无几了。换言之，迄今为止中国共有一万三千多亿美元的财富已经进了美国的腰包，正为美国的经济建设“贡献力量”。近年来，中国对美贸易顺差急剧上升，据中方统计06年已达一千四百多亿美元（美方数据则为2325亿美元），导致双方在贸易问题上的摩擦不断加剧，美国亦藉此对中国施加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但在事实上，中国的对美出口产品大多数为美国所必需的日用消费品，根据摩根士丹利的一项研究，美国消费者在过去的十年间由于购买中国廉价产品节省了六千亿美元的生活开支。此外许多中国对美出口产品实际上来自美国在华投资的跨国公司，绝大部分的利润仍然落入美国的腰包。
质言之，中美双边经贸的实质就是中国每年均以自身的廉价劳动力和土地资源为维持美国的低利率、高消费以及社会稳定“流血流汗”地贡献力量（顺差越大表示‘贡献’越多），而且中国这个不折不扣的“包身工”在拿到“工资”后不是自己用来养家糊口，反而还要不断购买美国国债来继续“补贴”老板，好让美国老板继续“享受资本主义腐朽生活”。可见美国就经贸问题对中国的指责完全是“得了便宜还卖乖”，明明是强奸妇女还反诬受害者是伤风败俗的“淫妇”。明乎此，我们就能够理解提出G2的伯格斯坦为何主张“美国应寻求同中国发展一种真正的伙伴关系，以实现对全球经济体系的共同领导”，提出“中美国”的弗格森为何表示“中美已经走入‘共生时代’，作为全球最大消费国的美国与世界最大储蓄国的中国应该相互合作，方式是美国负责消费、中国负责生产”。因为美国的政府官员与经济学者都是“明白人”，自然对目前这种美国单方面受惠的中美经贸关系现状感到满意，并希望采取各种与时俱进的“忽悠术”好让此一状况永远维持下去。
然而，中美经贸的真相远不止此。在“对外开放”、“招商引资”的大旗下，在充斥国内各领域的大批汉奸买办的帮助下，美国资本和企业在中国如入无人之境，大肆购并中国的优质国企民企，不仅大比例地占领了各种产品的国内市场及控制了诸多重要产业，还通过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手段从中国的各级股市（A股、B股、H股）及各类证券（银行、人寿、社保）里巧取豪夺，以低廉代价掠夺了巨额财富。更有甚者，那个戴着“国家主权基金”帽子的中国投资公司高达两千亿美元的资本金，居然是由中国财政部发行1.55万亿元特别国债借款给中投，中投再以此借款金额向央行买进两千亿美元外汇储备而得来，而且完全用于投资美国等西方金融证券。这个由政府管理层协调的央行、财政部、中投三方配合运作而将投资美国债券与国内紧缩货币结合起来的“金融改革”，美国因此而获取双重巨大利益，而中国则因此蒙受双重巨大灾难（*）。自1992年以来，中国大陆向国外流失的财富总额几乎可与鸦片战争至建国前这百年里因割地赔款所造成的财富损失等量齐观，何况晚清政府及民国政府好歹也打了几次反侵略战争，而今天的巨大损失却是在一枪未发的“和平发展”的情况下因各种政策失误及汉奸买办卖国所造成的。
从上述事实之中，我们基本可以看清中美两国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已经形成了何等紧密的、却又不正常的“合作关系”。在一片“和平友好”、“经济繁荣”的华丽景象掩盖下，我们看到的是中国的国家机器已被西方全面渗透，导致在政治上屈从于美国、在经济上受控于西方、国家安全饱受美国威胁、人民利益遭受巨大损失的真实现状。当中国的大部分外汇储备都流入美国腰包，当中国的对美经贸依存度节节升高，当中国的许多重要产业乃至金融行业均被美国控制，请问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有人会说，中国购买了最多的美国国债，成为美国的最大债主，所以美国才要来巴结中国去“共治世界”，这不是好事吗？那我们就来看一个简单的例子：甲是一个百万富翁，他借了一万元给朋友乙，那么甲作为债权人自然可以天天催着乙还债，甚至以此威逼乙为他提供各种名目的“额外服务”；但如果甲借了九十九万元给乙，情况马上就会颠倒过来，名义上甲虽然还是债权人，可他已经丧失了主动权，只能想尽办法来讨好乙，好让乙早点还钱（别指望会有法院来帮你主持公道）。这个例子说明，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所谓“债权人”及“债务人”都不过是一个虚名，最重要的是看实质性的财富掌握在谁的手里，谁掌握了最多的实质财富谁就是老大。事实上，任何一个稍具国际金融常识的人都明白，中国由于买进了大量纸面上的美元资产，为了使之不致严重贬值只能拚命维持美元汇率的稳定，不但不能（也不敢）现在抛售美国国债，未来还要不断地继续买进。换言之，中国的财富已经被美元套牢了，这意味着中国也已经被美国“绑架”了（个别中国高官也公开承认‘中美两国利益已经捆绑在一起’）。因此，由于当今中国的大部分财富都掌握在美国以及西方各国的手里，在国际政治当中究竟是谁掌握着主动权，可说是不言而喻、一目了然。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有一个著名论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依赖于经济基础，又对经济基础起反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方面对内推行“经济至上”的重商主义发展政策，另一方面又在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指导”下对外施行“全面开放政策”，结果是将原有的社会主义公有经济制度下的大批国营企业，通过所谓“改制”、“股改”等“市场经济措施”转变为国资、合资及外资企业。那些享受省部级行政待遇的国资央企由于不受公众监管，根据“部门权力个人化”的潜规则，所有的国资央企都可以视为属于其主管人员的“私人财产”。而合资企业则不过是个形式，外资方由于掌握着优势资本及先进技术，不费多少功夫就能实现控股，将形式上的“合资企业”变为实质性的“外资企业”（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一言以蔽之，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存在属于“国有（即公有）”的大小企业了，所谓“国企改制”就是一场“化公为私”的财富革命，原有的公有制可说是全面“改革”为私有制，一个已经不存在公有制经济的国家还能算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笔者在此要特别指出的是，“经济基础”并非指那些高楼大厦、飞机汽车、港口铁路以及生产企业之类的硬件设施，而是指谁拥有这些硬件设施的产权，亦即“生产关系”。正是由于当今中国生产关系的性质已经从“社会主义公有制”改变为“资本主义私有制”了，那么原来建立在“公有制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即政府、军队、司法等国家机器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意识形态）自然也随之转变为“私有制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明乎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何美国轰炸我驻南使馆而中国在“示威抗议”之后不久就加入了世贸（WTO），为何美国间谍机撞落中国军机并自行降落在中国军用机场后只是赔了几个小钱就了事，为何周边国家大肆侵占我海洋国土及海洋资源而中国总是“韬光养晦”，为何美国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慷慨地不断拿出巨额外汇为美日等国“济困扶危”，更能理解美国坚持中国大陆只能以“和平形式”解决台湾问题而中方不仅照办还要邀请美国“共管台湾”。原因很简单，既然中国已经被美国“套牢”并“绑架”了，那么中国还能作出违背美国意志的政治决定吗？
自有阶级社会以来，政治与经济从来就密不可分而又相互影响；既没有独立于政治的经济，也没有独立于经济的政治。换言之，如果你控制了一个国家的经济，那就意味着可以控制这个国家的政治。中国大陆对台“和平统一”的思路就是“先经济、后政治”，不料这个政策早被美国盗取了“知识产权”并转而运用在中国大陆身上；《孙子兵法》里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本来就是中国政府“和平发展”理念的历史来源，不料同样反被美国成功地应用在自己身上。日前，解放军空军指挥学院教授乔良少将发表《救美国就是救中国》一文，内称“在这个时候谈中国独立的国家战略和国际战略，其实都有点自大，因为几乎中国所有的国内或国外政策都深受美国影响，基本上所有的政策都要考虑美国的反应”；“中国到现在还是被绑在美国的经济圈上的，作为美国主要的产品加工厂、商品提供者，中国谈大国思维、大国策略就必须考虑美国因素，这是中国今天的一种无奈”。因此，乔良少将认为中国面对此一困境的唯一出路就是“无论如何还是要帮助美国，不能让美国崩溃，其实救美国就是救中国”。我们都应该感谢乔良少将所说的这一番“直率、坦白”的大实话，他让人们明白了当前这样一个事实：从前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而现在已经“改革”为“只有救资本主义美国才能救社会主义中国”。
综上所述，就目前中美关系现状而言，从表面上看美国正在推行“接触与遏制” 的对华政策，要求中国遵守现行国际秩序并按照西方标准行事，通过“分享权利（共治）”的形式将中国逐步纳入美国所主导的国际体系，防止中国的“崛起”对美形成挑战；但在实际上，美国正力求通过其在华的政治经济代理人，借助各种经济手段（尤其是金融工具）疯狂侵吞中国的巨额财富，进而实现在政治上长期操控中国，使之彻底成为美国的“附庸国”。笔者认为，美国的“和平演变”策略早已获得成功，现在已进入了“和平统一”中国的历史新阶段，并已取得了“良好效果”，“G2”或“中美国”概念的出场，就是一个体现美国现阶段对华政策实质的“战略宣言”。
09、07、13、
*有关参考资料：
1，发改委体改所国资研究中心主任高梁：外资对中国企业的大兼并与大收购
2，仲大军：2006巨额贸易顺差说明了什么？
3，杨芳洲：令美国人兴奋不已的厚礼
4，杨芳洲：要储备委员会不要中投公司
5，杨芳洲：买办化的道路是当前中国最大的危险
6，张宏良：中华民族旷古未有的财富浩劫
7，交行董事长蒋超良：外资参股国内金融权限不应再放宽
8，《中国为何购买巨额的美国国债？》
9，《中投公司背后的政治丑闻》
10，《刘梦熊质问中国财政金融管理当局有关拍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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