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高恩：华盛顿的全球赌博（第一部分）

彼得•高恩：华盛顿的全球赌博（第一部分）

目录
前言
第一部分全球化赌博
导言
二“资本市场”、金融体系和战后国际货币体系　
三美元—华尔街体系　
四美元—华尔街体系从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演变
五权力政治、美元—华尔街体系和克林顿政府　
六1998年恐慌时期的政治与经济　
七结论

第二部分全球化时期的政治格局
八海湾战争、伊拉克和西方自由主义　
九东欧新自由主义理论和实践　
十新自由主义和市民社会　
十一东方后共产主义党派　
十二北约与欧盟的扩大　
 
前言
20世纪90年代，美国政府和美国商界精英尝试进行“全球化”，换言之，它们试图使美国成为21世纪控制全球主要经济和政治局面的强权国家。这一点对那些关注世界局势的人而言己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尽管如此，对于美国为达到这一目的而采取的具体方法，他们可能就不那么了解了。本书就探讨了其中的一些方法及其影响。
从历史角度来看，在20世纪的上半叶，西欧以法律统治的形式建立帝国，进行扩张，而美国采取的方法有所不同，美国扩张的主要特点是试图把主权国家这一国际性制度作为其全球主宰机制。在战后的几十年中，许多国家的国内局势是由来自共产主义和其他左冀运动的威胁决定的，而外部局势则是由美苏竞争决定的，上述这两种背景促使这些国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集团接受美国的“领导”。但是随着共产主义和苏联的衰退与解体美国必须寻求新的方法，使世界各国继续聚集在美国的领导之下，并对美国的经济优势重新定位。
克林顿政府执行的美国冷战后的全球计划涉及两种新的方法，用来改变其他国家内部和外部的局势，使它们朝着继续接受美国政治和经济统治的方向发展。国内局势的这种转化是打着新自由主义运动的旗号进行的：这包括国内社会关系朝着有利于贷方和食利者的方向转化，生产部门越来越从属于金融部门，财富、权利和社会保障离劳动大众越来越远。
国家外部局势的转化是以全球化的名义进行的：这包括向核心国家打开本国的政治经济市场，允许它们的产品、公司、资金和金融机构进入本国市场、使本国的国家政策依附于华盛顿、纽约和其他主要资本主义中心地区的发展和决策。
上述这两种转化相辅相成：国内社会力量关系的变化，即所谓的新自由主义运动，使赞同全球化的社会团体强大了起来，而支持全球化的社会团体同样支持这种形式的社会关系的转化。有些国家和社会体制试图抵制这些转变，但结果是，它们将发现它们越来越被美国市场及其同盟——欧盟市场排斥在外，并遭受经济制裁。即使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生产部门，由于害怕这种排斥，也会转为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运动的支持者。这两种变化都有利于美国政治和经济影响的扩大，因为它们不仅向美国的跨国合作，而且向美国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都提供了开放的条件。
早在苏联国家集团解体之前，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运动就在西方社会传播了开来，但美国政府是在90年代才开始积极地推广和普及这些运动，并对这些运动进行了特殊的诠释的，这种诠释使其他的政治经济国家与美国的政治经济利益捆绑在一起，而这种捆绑过程既通过双边努力来完成，也通过修改多边组织章程，使它们成为这些运动的工具而实现。
国内和国家间跨国关系的这些变化渐渐造成了一种新的体系，而这种体系反过来又慢慢使得其他国家的领导层与美国政府和商界精英的需求趋向一致，但另方面，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运动又确保了其他国家必须对发生在它们本国的一切情况承担全部责任。这样一来，美国将得到全球跨国新秩序的种种好处，而随之带来的风险和成本则被分散到了美国国外。这就是美国全球计划与众不同的主要形式。这就是全球赌博。
经过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一段并不十分顺利的开头，主要的西欧国家已成了这一计划中处于次要地位的合作伙伴，与美国的关系既是下级军官般的俯首听命似的合作关系，又带有一些摩擦和竞争。而美国与日本的关系则充满着更多的冲突。因为日本资本主义的国家和区域性发展远不如西欧来得与美国的全球计划合拍。
人们通常认为推动全球化进程的是技术和/或经济的力量，而非美国政府和商界精英的政治能力和资本主义利益。但是我在本书的第一部分中提出，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主要由美国政府建立的——特殊的国际货币体系和相关的国际金融体系使美国得到了巨大的政治权力，而全球化的进程主要就是由这种政治权力所推动的，一旦了解了现行货币、金融体系的性质，我们就能了解它是如何被连续几届美国政府用做国家经济策略的强有力的工具的，以及美国政府是如何利用这一工具推动全球化进程和与此相关的新自由主义国内转变的。
本书的第二部分研究了全球赌博时代国际政治的诸多方面。“沙漠风暴”之后对伊拉克的长期封锁很好地说明了一点，即美国有能力排斥并打击对其控制进行抵制的国家。有关这一话题的章节主要描述了美国如何通过利用所谓的自由价值，来对这类封锁进行意识形态上的自圆其说。书中这一部分的其他章节研究了大西洋区域国家为把有利于它们的体系强加于东中欧及东欧国家所作努力背后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结尾章节指出华盛顿政府决心通过北约扩张来维护对西欧的政治领导。这种做法必将给欧洲安全带来新的威胁。
全球化运动主要的可笑之处在于，虽然有人坚持说它是由于经济和技术的有机变化，而非政治的影响而产生并发展的，但实际上它却给经济带来了不稳定，而且在经济上可能是行不通的。全球化运动随后导致了长期的金融动荡，并系统化地在最脆弱和最敏感的国家中造成经济崩溃，同时它也容易在那些紧跟美国的新自由主义道路，把国家命运与证券市场的运作联系在一起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形成繁荣—衰退交替循环的极端形式。但是迄今为止这种经济上的弱点却一直与政治上异乎寻常的成功结合在了一起：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从未遇到过真正意义上的威胁或挑战。
然而这种政治上的成功是由于90年代这十年中存在的两种特殊情况造成的。首先是国际左冀运动的混乱以及随之而来的国际劳工运动的衰退；其次在冷战期间美国的“同盟国”形成了服从于美国领导的习惯，但是这两种情况不可能永远存在。正因如此，我们必须记住全球赌博的机会成本，也就是未走道路的潜在成本：美国政府及其从属的大西洋区域合作伙伴对建立21世纪更具包容性、更制度化的全球政府体系（包括国家之间以及国内社会两者）的任何尝试所表现出的不屑一顾。
苏联国家集团的解体使美国商界精英受到了一种诱惑，令人想起了浮士德。一道门似乎被打开了，美国人看到了迄今为止无法想像的巨大的世界性权力。然而仅仅在短短的十年中，靡非斯特（魔鬼）的印迹已经显现了出来。“华盛顿共识”的经济配方在结构上就存在缺陷，但同时它对美国的经济活力却是很重要的。美国非常成功地使许多国家完成了国内重组，但在某些方面这却使这些国家将来控制并管理国内冲突的能力大大削弱；美国的军事优势远远大于世界历史上的任何国家，但是在国家崩溃和人民反抗的情况下，这种力量的展示毫无用处。
本书并未试图对20世纪90年代的这些国际发展提出一个全面的对策，本书只是研究了国际发展中的一些重要方面。这些研究的指导思想并不是什么十分完善的、自以为是的大道理，而是被称为经验的东西。
经验之一是，大西洋区域国家的外交政策并不透明，它们在对公众的宣传中很少涉及它们的运作目标。西方国家外交部的特点是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的特点，媒体宣传从不涉及这些方面。再加上国家和许多多边组织的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从不对公众公开，这就使得人们很难了解西方国家策略。如果民主的公众舆论要想行使它的职责，去影响所在国家的政府行为，那么我们必须了解政府是如何使用这些国家权力，以及是为何目的而使用的，这就要求我们不能轻信国家政策，同时，我还发现这通常还要求我们去研究细节，采用“后退制图法”从实际政策造成的后果中反推出有关政策目标的假设。
经验之二是，虽然从长远的历史角度来看，强权国家的国家策略经常是漏洞百出并且不合时宜的，但是从技巧和细节上来看却是相当复杂、相当神秘、相当高深的。这里特别重要的是，当代国家策略包括了传统的外交强制手段之外的许多其他政策工具，其中心是一系列的国家经济策略以及市场管理和信息管理的工具。
现在国家行政当局所采用的政策是各种工具和策略的综合，但学者们并未运用各种社会科学原则的对等综合去研究国家政策，许多现实力量起作用的区域似乎并不与专业学术上的社会科学（经济学或政治科学）原则所涵盖的区域相吻合。本书所作的研究要求我游离在原则界限之间，虽然在有些地方我并不觉得自己具备这么做的条件。
书中第二部分的内容有些已以文章的形式发表过，另一些则摘自早先发表的论文。第八章最早刊登于《新左派评论》第187期（1991年5－6月），标题为《海湾战争、伊拉克和西方自由主义》。第九章发表于《新左派评论》第213期（1995年9－10月），标题为《东欧新自由主义理论和实践》，第十章发表于《从劳工的角度关注东欧》第53期（1996年夏），标题为《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市民社会》。第十一章的最早版本发表于教育出版社多纳得•萨森的《向左看》（IB
Tauris.1997），标题为《东方后共产主义党派》。第十二章的最早版本发表于《从劳工的角度关注东欧》第56期（1997年春），标题为《欧洲扩张》。我在此感谢这些出版商，感谢他们允许我重新使用这些材料。

第一部分
全球化赌博

一导言
20世纪90年代是全球化的年代，在全世界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中到处都可以看到它的印迹，但是全球化的印迹愈是到处可见，人们对于全球化本身愈是觉得难以琢磨。大量的学术研究并未能够就它的形式所涉及的范围达成共识，左翼和右翼的一些知名学者甚至对它的存在都抱怀疑态度。而另外一些人，主要是英美国家的记者和政治家们则坚持说全球化是一头巨兽，它将吞噬一切不尊重它需求的东西。他们认为全球化的目光“如太阳般空洞无情”，这种目光投向苏联国家集团、欧洲社会模式、东亚发展模式，无不使它们一一屈服。在这些权威人士看来，全球化是一种新的星际文明的使者，它将带来一个统一的世界市场，一个风险社会，一个超越国家管辖的世界，它是一股无法阻挡的、半自然的全球转化力量.
然而，随着东亚危机渐渐演化为全球国际金融恐慌，那些“全球金融市场’的主要操纵者，那些被认为是在全球化舞台上大展拳脚的人士，却在思考全球化是否已在经历垂死前的阵痛。1998年初,美国摩根•斯坦力投资银行的高级分析师乔•昆兰提出全球化已走到了尽头的可能性。他提到“全球化是这十年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经济现象，”他强调：“美国社会和美国企业从中获得了最多的利益……全球资本的移动速度越快就会有越多的资本可供选择，而无须动用国家本身不那么可观的储蓄，也会有越多的资本来促进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简而言之，全球化带来了世界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的牛市。”但是昆兰担心的是，世界上不同地区的政府可能在渐渐地反对全球化，它们可能决定要在1998年结束全球化进程。他这样说道；“明年世界经济的最大风险不是发展延缓，而是全球互相依赖格局的瓦解——随之带来全球化的终结。”所以对昆兰来说个，全球化是个相当脆弱的东西，依赖于国家的扶持而存在。就这样，我们意识到在20世纪90年代的国际政治经济中确实存在一股强劲的新力量、我们称之为全球化。但我们对全球化的轮廓、动态及起因，仍然知之甚少。对我们而言它就像漆黑的屋子中的一只黑猫一样不可捉摸①.
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只是捕捉全球化这只黑猫的又一次尝试，或与其说是抓猫尝试，不如说是试着抓住一件它的主要器官：它的中枢神经系统。我们认为它的中枢神经系统存在于国际货币和金融关系。在20世纪最后的四分之一时间中进行重新设计和管理的方式之中，货币和金融的这种新体系是称之为全球化的整个动态系统的互联机制的中央发动机之一，而且这种新体系绝非是经济和技术有机活动过程的自然产物，它完全是某个国家——美国的历届政府所作的政治决策的政治结果。从这种惫义上说，我们更倾向于摩根•斯坦力的观点，即全球化是一种依赖于国家政策的现象，而非英美国家媒体人士所鼓吹的另一种观点，即全球化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结构。为说明全球化在国际现实社会中的位置，我们姑且称之为一种“体系”，但它并不是美国国际关系文献中使用的准法律意义上的体系，这一点我们将在以后解释说明。
国际货币和金融关系总是领先于国家的经济而且也特别是政治决策的产物。如果在研究全球化的过程中不涉及1973年以来国际货币体系的政治方面，那么这种研究就无法发现全球化动态发展的主要特点。因为现在的这种国际货币体系既是国际“经济体系”又是国家经济政策和权力政治的潜在工具。我们在此称之为美元——华尔街体系（DWSR）。我们将试图研究这种体系的演变过程：从20世纪70年代体系的建立到80年代和90年代体系下的国际经济政治，直至亚洲危机和1998年的恐慌。
我们并不是在说，通过研究国际货币和金融关系在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时间中的发展，我们就了解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阶段存在的问题。正如罗伯特•布瑞那所证明的，长期经济不景气这些问题源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体系中根深蒂固的危机。经济长期萧条的产生为尼克松政府提出的国际货币和金融事务改革提供了合适的背景，但是生产危机并没有决定反应的形式，还是有一系列的方案可供领先的资本主义国家选择的。美国在国际政治斗争中占了上风，而最终选择的方案也就反映了这一点，这种方案导致了我们称之为全球化现象的产生。从70年代起，尼克松政府推行的这种方案渐渐发展成了一种模式化了的并不断重复的国际体系，对跨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历届美国政府都对这一体系加以利用，使之成为美国国家经济政策的强有力的工具。而最异乎寻常的是，美国政府由此获得的这种巨大的杠杆力量在大部分有关全球化、国际体系和国际政治经济总体发展的文献中都被完全忽略了。
我们无须使用代数或几何，甚至几乎无须使用算术或统计来研究美元－华尔街体系，即使一点都不熟悉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也完全能理解该体系的基本关系和概念。确实，要理解国际货币和金融关系，不了解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奥妙反而是一种绝对的优势。
本书的第一部分研究了美元—华尔街体系的运作。首先我们简短地讨论了一些术语，这些术语与“资本市场”的含义以及金融系统的作用和形式有关。在第三章中我们研究了尼克松政府在70年代为国际货币关系建立的新机制而随之产生的体系既为美国政府也为英美的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提供了杠杆利益，这一体系的诱人特色之一是：它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金融市场上的国际私人金融机构和美国政府的美元政策之间建立了一种动态的、辩证的关系。有关全球化的绝大部分文献都倾向于建立这么一种主要假设，即市场能力（和市场动力）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主要以对立为主——这种假设带有深深的自由主义的色彩。然而塞缪尔•亨廷顿在尼克松变革时期写的一篇启发性的文章指出，这一观念是十分错误的：“有关民族国家走向灭亡的预言是不成熟的……它们似乎是基于一种零和假设……即跨国组织力量的增长必定伴随着国家权力的衰退。然而这并不一定如此。”我们试图去研究由美国政府操纵的“
美元－华尔街体系”是如何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下运作如何依附并改变了国家内部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状况以及国际间关系的。
第四章是关于“美元－华尔街”体系在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时间中的运作情况的。我们研究了美国政府如何寻求利用这一体系，以及欧盟国家、日本、南部地区国家和原苏联国家集团对此所作出的反应。此外我们还研究了这一体系在美国国内金融、经济和政治体制的变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在第五章中，我们试图把美元－华尔街体系及其作用放入90年代早期整个世界政治的动态框架之中进行研究。也就是说我们从在世界上占主导的国家即美国的角度来看待这此问题，而且我们试图在美国领导人建立战略目标和重新组合策略的过程中考虑苏联国家集团的解体所产生的影响。我认为，他们理应而且也确实认识到了他们主要的挑战来自于东亚和东南业，为了对付这一挑战、也为了挫败将来可能出现的对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威胁，美国领导人不得不大力鼓吹美元－华尔街体系，而且还可能在东亚地区把这一体系用做国家经济政策的一种工具：我们有一些间接的但却很能说明问题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
在第六章中我们对一种传统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这种观点认为，完全是因为市场力量才点燃了l997年秋天开始的东亚危机的导火线，即韩国危机。但我们认为，是美国财政部起了关键的作用。因为在韩国的经济危机中，美国财政部实行了一些新的做法。而正是美国财政部在韩国的这种干涉行为应该为随后产生的印尼危机负责任，而且这种干涉行为也间接地引发了一系列的事件，最终使东亚危机演变成了199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尽管这并非是有意行为，而之所以美国财政部的行为能对全球经济产生这么重要的影响，这是因为美国20年来一直利用美元－华尔街体系对世界经济进行控制,这种控制对世界经济影响深远。最后我们提出，是否有另一种社会民主资本主义策略来扭转全球化的动态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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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我必须承认，这一比喻出自瓦格纳教授最近在柏林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说的一个绝妙的笑话，这一笑话是这样的：经济的历史就如同在漆黑的屋子里追一只黑猫；经济学就如同在一间没有猫的屋子里追一只黑猫；而计量经济学是在一间没有猫的屋子里追一只黑猫而且说猫已经抓到了！

二、“资本市场”、金融体系和战后国际货币体系
绝大多数关于全球化的理论都着眼于研究资本在“全球资本市场”上不断增加的流动性以及由此对国家经济带来的影响，但若仔细分析，我们就会发现“资本市场“这一术语的定义是含混不清的。因为该术语一方面大量涉及了金融领域的许多不同现象，这些现象其实与通常意义上的资本并无直接关系，另一方面它又排除了许多资本的实际操作，所以我们必须明确什么是全球的或其他范围内的“资本市场”，这样我们才能理解这种称之为全球化的国际现象。

所谓的资本市场
在日常普通的语言中，我们把资本与生产性投资所需的资金的概念联系在一起，这些资金用来购买生产可出售产品所必需的机器、原材料以及支付雇员的工资。在这一基点上使用资本这一词汇是可行的，因为这种用法强调了资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起到的对社会有利的作用。
有关全球化的一种主要的含混不清的观念是，许多人相信流动着数以亿万计美元的所谓“全球资本市场”在某些方面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部门的发展。正是因为我们以为“全球市场”
与生产密不可分，所以我们才会觉得我们别无选择，只得接受全球化这一概念。然而在现实中发生在所谓的“全球资本市场”上的大部分情况都应更多地被视为是对生产体系的冲击，而非是在向新一轮生产提供资金来源。把“资本市场”的现有形式看做是不可缺少的功能性投资机制是错误的观点。一方面“资本市场”远不止是生产性投资的漏斗，因为它除了包括大型的、多样化的有望获得未来收人的所有权市场之外，还包括各种形式的信贷、储蓄和保险，而并不仅仅是只为生产性投资提供的信贷。但另一方面它又远非是生产性投资的漏斗，原因在于，进行生产性投资中的很大一部分资金根本不经过所谓的“资本市场”。
关于资本市场作用的这种混淆与另一种有关合并和收购的概念混淆有关，所以人们经常以为当一家公司收购另一家公司时，就发生了某种形式的资本投资，然而通常的情况是，这种资产的收购可能与新的实际投资根本毫无关系，反之，可能会发生与此相反的情况：为了能消除竞争，使资产的购买者获得更大的市场能力，收购行动可能会与减少所获资产的活动有关。在20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时间里，这种‘资本集中化”过程在国际间飞速发展，被称为“
对外直接投资”，但其实在绝大部分清况下，它只是指公司所有权的变更，甚至还可能导致生产性投资的降低，而非承诺为扩大生产提供新的资金来源。
如果认为“资本市场”规模的大幅度扩大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正朝着好的方向发展，那么这种观点就如同认为保险业的大规模扩大意味着世界正变得更安全一样，是一种完全错误的观点。保险业可能会在一种完全相反的情况下运作：犯罪率越高，财产保险市场越大。同样地，当可以短时间内在“资本市场”上获得大笔财富时，根据经验，这种趋势说明，从社会角度来看资本主义体系中有某种东西正运作得非常糟糕。
我们将从金融体系最显著的特点，即金融体系在提供信贷中的作用着手探讨些相关术语。
信贷涉及向人们提供金钱，前提是日后人们将偿还所欠款项，并通常以利息的形式支付一笔额外费用或“权利金”。①信贷并不一定带有资本主义色彩，国家信贷体系中有许多部分与生产根本无关。工人们可以把他们的储蓄存入一个信贷合作机构，在生活困难的时候从该机构获得贷款，希望能在条件改善时偿还。他们支付权利金来获得这种服务但因为这种合作机构是非赢利性的，所以权利金的数目可能很小。这种合作机构满足了消费需求而非生产需求，所以不带有资本主义性质。在房产市场上操作的建筑协会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它们向人们提供信贷用于购买住房，这类机构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它们提供的信贷直接产生于存入机构的储蓄之中，换言之，它们的资金来源是经济中以往的价值生产：雇员的储蓄来自于他们在生产中已经获得的工资。②
由于银行能在信贷运作中创造新的金钱，所以银行显得与众不同。银行作为一个整体能够在任何时间向整个经济中的每一个人提供透支，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时，我们就能够看到银行的不同。所以除了源自以往价值创造所带来的储蓄的金钱之外，还有更多的金钱在经济中流通。这些金钱中的一部分实际上是我们所说的虚构金钱——并非产生于过去的创造，而是产生于预期的金钱，这些金钱预计将在未来的生产活动中得以实现。③在资本主义制度中，银行也并不一定是作为私有的资本主义公司在运作。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欧洲100家最大的银行中过半数都是上市公司，从理论上而言，这些银行的金融运作标准都是由公众决定的。而且即使它们是私人银行，由于它们有能力发行用于信贷的金钱，它们在公众经济中发挥着基本的但同时又是强有力的作用，所以任何一个明智的资本家阶层都会确保国家不断地干预它们的运作（尽管，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这些国家行为会被尽量地低调处理）。正如卡普斯坦所说：“银行被告知它们必须持有多少资本，可以在什么地区运作，可以出售什么产品，以及它们可以出借给任何一个公司的金额的大小。”④
这种虚构信贷金钱的存在对整个经济而言是非常有利的，因为它起到了便利商品流通的作用，没有了它，经济发展的速度将会慢得多，对雇主而言这一点尤其重要。正是由于它们的存在，雇主们才能够筹集到购买设备所需的大笔资金，而这些设备要到许多年以后才能生产出全部的价值。如果雇主们只能用真正拥有的储蓄来投资——即源自以往价值创造的金钱——
那么对固定资本的投资就会昂贵得多，对很多投资而言都是太昂贵了。此外，信贷也成了扩大消费品销量的一种重要手段，另一种说法就是现代经济是构筑在大笔债务之上的。所以银行在疏导储蓄和为生产性投资创造新资金（虚构金钱）方面确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整个的资本主义经济就可以靠着一个完全由这种银行组成的金融体系来运作。
但是从历史角度而言，也出现了其他形式的金融机构，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发展中起到极为关键作用的盎格鲁－撒克逊社会中更是存在着其他形式的金融机构。首先，作为融资手段的股份和债券发展了起来，一个公司可以出售股份，然后把由此所得的资金投资于公司经营中。股份只是一张张的纸片，但是正是这些纸片赋予了股份持有者获得公司经营活动所得利润的合法权利。公司或政府也可以出售债券，并把所得用于各种广泛的用途。这些债券也是类似的纸片，这些纸片赋予持有者在固定的时间期限内获得固定未来收人流的合法权利。股份和债券（从18世纪起在英格兰被统称为“股票”）的一个特殊的特征是二级市场发展了起来，人们在二级市场中可以买卖这些能让持有者合法获得未来利益的纸片。今天有各种各样形式的这种纸片，它们能够自由买卖，并且其持有者能合法获得未来的某种利益或权利。我可以购买并出售这样一种纸片，这种纸片使我有权在将来的某一个时间按照某一个汇率买进或卖出一种货币。这类纸片所有权的市场有了巨大的发展，所有这些可买卖纸片被统称为“有价证券”。
值得一提的是，股份和债券的最初发行是作为融资的一种手段，筹集的资金可能用于也可能不用于生产性资本投资，而这些有价证券的二级市场⑤则根本与生产性投资不发生直接联系，相反在这些市场（如股票市场）上，人们买卖的是未来生产活动中创造的未来价值的所有权，他们并不为未来的那种生产活动提供资金，但他们却要求从中获得未来利益。这些从未来生产活动中获得未来利益的要求既可以是直接要求也可以是间接要求。拥有福特汽车公司的股份意味着直接有权获得福特公司创造的未来价值，而我持有俄罗斯政府的债券意味着我对将来俄罗斯创造的价值拥有间接的所有权要求。我之所以购买俄罗斯债券并不是因为我觉得俄罗斯政府将会创造出价值，而是因为我认为俄罗斯政府将会通过向其境内的其他生产活动收税来向我支付我的权利金：没有生产，我的债券便没有了收益。
有了这些背景知识，现在我们可以来重新讨论“资本市场”。实际上当我们使用“资本市场
”这一词组时，我们主要指的是（当然并不仅仅如此）证券市场。这样我们就会发现如果按证券市场去理解“资本市场”，那么这样的“资本市场”可能与向资本投资提供资金毫无直接联系，这种市场反而是和另一种相反的过程有关：买卖从未来的生产性价值创造中获得利润的权利。同时，虽然银行贷款和债券可以被用来起到筹资的作用，但它们同样可被用于其他用途。而且，不管是外汇市场还是所谓衍生物市场都与资本投资不存在直接的关系，后面我们将研究这两种市场的功能。
怎么会出现这样一种明显的语言误用，以至于各种金融市场都被称为资本市场呢？答案是，这并非是整个人群中的一部分人，即食利者和投机者的语言误用。食利者的收入源于从未来生产利润中获得的权利金，而投机者通过买卖证券或货币获得收入，他们试图以高于购入价的价格出售他们持有的证券或货币。
如我们在上述分析中所显示的，从原则上而言，食利者并不是构成完整的资本主义制度所必需的一个因素。商业银行完全可以承担系统再生产中对以往财富创造所得的资金和对以虚构金钱形式出现的贷款金额进行疏导的那些部分工作（商业银行本身可以上市）。
因而，当我们研究所谓的“全球资本市场”的发展时，我们发现其大部分活动并非是向生产性活动提供资金，而是有关世界不同地区中的未来生产利润的交易或是有关抵御各种风险的交易活动，而且处于金融流动之中的各种机构存在这样一种趋势，即越来越倾向于食利者和投机者，把他们的利益置于生产性投资的功能性需求之上。当我们去研究所谓的资本主义两大支柱（货币资本和生产性环节中的资本使用者）之间存在的紧张局面时，这一事实就暴露无遗。

资本主义的两大支柱及其规范
我们注意到，不管金融系统主要是以商业银行的形式组成还是以证券市场的形式组成，资本主义内部都存在着一种固有的分类：一方面是以钱生钱的资本，另一方面是生产性资本。这两种实体由于具有不同的资本运行路线，因而各自的关键之处也不同。对生产性环节中资本的使用者而言，资本运行路线如下：开始时的资本表现为货币（其中部分借自货币资本家），这些货币随后转化为生产过程中所需工厂设备、原材料和员工；经过生产之后资本体现为大批量可供出售的商品；当销售实现时，资本以货币的形式再加上生产过程中获得的额外赢余而重新出现。从这部分额外赢余中，资本使用者向货币资本家偿还先前所借的款项，并支付权利金。
但是，从货币资本家的角度来看，资本运行过程显得有所不同：起初是货币资金，然后这笔货币资金在一段时期之内投入某个项目，等到这段时期结束时，货币资本家希望能要回这笔货币资金，并获得一笔权利金。资本主义对货币资本家而言，就是任何可提供未来收益的项目。如果购买福特股票的年获利是6%，购买乌克兰政府债券的获利是34％，而购买一箱拉斐特酒，一年后出售的获利是150%，那么对货币资本家而言，每一种情况下的问题都是一样的；在不确定的未来，这些不同的“资本市场”中的哪一个会给他提供投资安全性与高产出的最佳组合？
因而，能被用做资本的财产同时体现为两种相反的事物：在一方面是货币资本家，他们控制着巨大的累积资金；在另一方面则是经营企业的资本使用者。这其实是同一件事物的两种形式，就如同是天父和天子一样，但是有一点非常重要，即它们虽然是同一件事物的两种形式，但它们是处于对立面的两种形式。正是由于这一点，作为资金主宰的货币资本就能在资本主义发展中起到一个计划性的作用。因为货币资本家远离生产环节中的资本使用者，而且相对独立、这样货币资本家就能选择究竟把货币资本借贷给哪个环节。如果一个环节已经达到
“成熟期”，几乎无法取得平均利润率，那么虚构金钱以及那个环节中产生的价值资源就会被转而投向其他看来有可能产生更高回报率的环节中去。所以通过这种重新调配，货币资本家手中控制的金融体系应该是能起到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的。＃#对于资本主义的支持者而言。货币资本家所起到的这种发展协调作用被视为是整个体系中最自然、最完善的方面，我们可以这样说，在生产环节和金融环节的关系中，生产环节是决定性的，而金融环节则占主导地位，生产环节由于是产出价值的源泉，金融环节的货币资本家最终直接或间接地从中获取了他们的资金权利金，因而是决定性的；但另一方面，由于决定了过去累积资金和新的虚构信贷货币的投放地点——谁将获得源源不断的资金，而谁又没有——所以金融环节是占主导地位的这两个环节之间实际的力量平衡部分是由经济周期控制的，在经济繁荣时期，生产性资本非常丰富，到处是现金。而且，可以这么说，生产性资本甚至能左右货币资本家；但在经济箫条时期货币资本家变成了无清而且蛮横的暴君，而生产性资本的使用者则向他们企求获得贷款，以渡过难关，然而两者之间的力量关系同样受到结构设计的显著影啊——受到生产的社会关系的影响。虽然国家承担了种种责任，而且是一个政治化了的过程，它却能够而且确实也打破了货币资本和生产性资本之间的平衡，打破了货币资本和信贷体系中其他部分的平衡。例如，如果政府愿意的话，它可以把货币资本支柱排除在信贷体系的整体部分之外，政府同样对货币资本支柱本身的内部结构和相互影响作出非常重要的决策。什么该允许银行做？什么不允许？究竟要不要有个私营的证券市场？诸如此类。同时我们也必须记住，政府除了在设计两大资本支柱之间的关系之外，它同样也在设计着它本身与金融支柱之间的关系，因为它同样也将希望使用信贷体系。
通过对这两大资本支柱的分析，我们发现，与这两种不同的资本运行路线相联系的两种资金流动的速度和节奏也存在着重要的区别。对货币资本家而言，出于安全的考虑，他们往往追求快速回报，并使资本尽量处于流动状态之中。而资本的使用者寻求建立更长期的资本运行路线，特别是对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而言，更是如此，因为只有在多年之后。这些资金才会产出其全部的价值。因此，第一组资金即货币资金倾向于导致游资流量的产生，游资甚至对外部环境中极细微的变化都极度敏感；而第二组资金即生产性资金则往往导致实在的、长期的资金流动，对环境中的重大变化也必须保持稳定。游资流量与资金权利金联系在一起，这些资金权利金要么来自证券交易，要么来自期限极短的短期贷款。当我们试图去分析国际资金流动时，这两种资金间的区别显得特别重要。就各种货币能在国际间自由流动这一点而言，我们肯定会在这两种流动之间看判显著的区别：某个国家的兑换率出现一个小的变化或者另一个国家的政府制定的短期利率出现一个小的变化，这些都会导致游资流量产生突如其来的、重大的变动，但是对另一种与生产中实实在在的长期投资有关的资金流量而言则影响不大。⑥
在任何一种实际的资本主义体制的运作中，生产性环节中的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关系当然绝对是一种基本的社会关系，但是货币资本和生产性环节之间的关系又是另外一种绝对主要的社会关系，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一些最严重的矛盾就与金融环节和社会中其他环节之间的关系有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大西洋地区的政治局势受到一些力量的控制，这些力量赞成新自由主义者的所谓“金融抑制”和凯恩斯以赞赏的口吻提到的“食利者的安乐死”。而在
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的时间中，食利者不断与“金融抑制”进行斗争，并逐步重新复兴。食利者的复兴与这样一种思潮并存，这种思潮认为，由凯恩斯等人以及美国在德国与日本的战后占领政府所支待的金融体系的设计方法——“金融抑制”——对表面上源于远东的真正的资本主义而言，是一种陌生的方法。这些争论的焦点不仅在于货币资本和资本使用者之间的制度化的权力关系，还在于政府的作用以及贯穿整个社会的阶级关系的形式。但是要了解整个清况，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些社会和机构的设计问题并不一定就能完全在国内解决，从资金能在不同国家的货币区域之间近乎自由地流动这一角度来看，要解决这些问题实际也是整个国际体系的一项工作。因为只有通过充当货币的形式，货币资本这一支柱才能起作用，而且就国家的货币能通过个体的经济因素近乎自由地转化为其他国家的货币这一点而言，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金融关系会受到来自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中金融关系的强有力的影响。
在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的时间中，国家资本主义中的货币资本支柱和生产性环节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的改变成了后来被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的主要特点，但是这种转化是与国际货币和金融关系这一领域中发生的重大变化紧密相连的。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将研究国际货币体系以及国际货币体系是如何与国际和国内的金融体系发生关系的。

国际货币体系
国际上存在的对国际货币体系的需求，从其本身而言，并非起源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由于整个世界被分割成了一个个单个的国家，每个国家都有着不同的货币，各个国家内部的集团希望与其他国家做生意，甚至希望在其他国家内部做生意，由于这些政治和经济因素的存在，才产生了对国际货币体系的需求。
从历史上来说国际贸易中的绝大部分都与货物买卖有关，所以，国际货币关系中首先产生的问题，是如何让处于不同货币区域的两个集团能够买卖商品，一种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法是不使用这两个国家的货币而是使用第三种形式的金钱，比如说黄金，而黄金与这两种货币都有一个兑换价格；另外一种方法是，这两种货币之间也可能设立了一个可直接兑换的汇率，那么货物的卖主也可能愿意接受这两种货币中的任何一种；等等。重要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有某种国际货币体系，这样，国际经济才能运转起来。
各个国家都对国际货币体系中的这些交换情况进行仔细的研究，以期回答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一个国家的经济机构从其他国家购入的产品数量是否大于它们向其他国家出售的产品数量？换言之，在经常项目交易中，一个国家所谓的国际收支情况如何？收支平衡表呈现的是顺差还是逆差？这些问题非常重要，如果这个国家逆差很大，人们就会开始环疑将来这个国家还能不能找到足够的国际通用货币，用来支付该国在履行国际义务时必须支付的金额。一个存在逆差的国家是否有足够的国际货币储备来不断地填补逆差？它能否从其他地方借取国际上通用的货币，以便继续履行其义务？这类疑虑越是增多，该国国内的经济机构就越有可能面临这样或那样的困难。
但是这一体系并不是个“自然的”或纯经济性的体系，它既带有经济性，又带有政治性。国际收支平衡整个概念的基础是世界的政治性分割，整个世界分成了单个的、拥有不同货币的不同国家，国家间通过政治协议决定建立可接受的国际货币的形式。而且，如何对待经常项目存在顺差或逆差的国家，这一点同样也是由政治决定的。是否该这样来约定，存在经常项目逆差的国家应通过减少从国外进口来降低逆差？或者是否应向存在顺差的国家施加压力，使之多从逆差国家进口？这两种安排中的任何一种都可运用于实际之中。如果逆差国家要进行调整，那么它们就会减少国际采购，这样一来，就将给国际贸易带来不景气；而如果采取另外一种做法，就将对国际经济活动起到一种刺激作用。究竟采取哪一种方法，这就要看国家间关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性质所作的是什么样的政治协议。而且，这一协议不是在力量均等的国家间达成的，强权国家甚至可以是某个大国一个国家，就可以决定这体系将会是什么样的，而其他国家将是“体系接受者”而不是“体系制定者”。⑦

有关国际货币和金融关系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凯恩斯和德克斯特.怀特致力于构建战后国际货币体系，他们认为新建立的必须是一种能够促进国际经济发展的体系，这就要求所建立的是种稳定的、可预测的国际货币体系，这种体系必须是规范化的，是强权国家无法为了商业利益而随意操纵的。
所以，他们继续把黄金——黄金不同于何一个民族国家的货币——作为整个体系的支柱。他们规定美元以固定的价格兑换黄金，而其他国家把它们的货币与美元挂钩，制定与美元兑换的价格，并且不允许这一价格单方面地随意改变。货币价格的改变将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一超国家组织，在国家之间一起协商制定。而且，只有当一个国家的经常项目（主要与贸易有关）出现“根本性不平衡”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才义务接受为改变这种“根本性不平衡”而必须进行的对该种货币平价的变更。上述这些安排的目的是为了使经济机构能享受到主要货币兑换价格的稳定性，因为所有的货币都有一个以黄金为基础的固定价格。在实际中，美元是国际贸易中使用的主要国际货币但它的兑换价格与其他货币一样，也是以黄金为基础制定的，而黄金则是整个体系的定值标准.
凯恩斯—怀特体系的第二个特点，是它在很大程度上禁止私人金融机构在国际间自由地移动资金，同时给予了国家控制并阻止这种金融活动的权利。该体系允许私人金融为了贸易融资的目的转移资金，此外还规定，可以为了本国对外的生产性投资而在国际间移动资金。但是私人金融的其他移动则被禁止，这就是国际范围内的“金融抑制”。那时候，这种抑制意味着投资来源必须是国内“自产”的。同时，这也意味着，货币资本只能在本国所允许的金融活动中寻求获得资金权利金，换言之，国家有权对其国内金融环节的活动进行控制和规范，使之符合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
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的时间相当短暂，而且在其短暂的历史中，一直充满着风风雨雨、磕磕绊绊，其原因很简单，设计这一体系的两大国家——美国和英国，对它们自己制定的规则的各种主要方面，慢慢地变得无法接受了。这体系是在战时设计、并在1944年被批准通过的，而美国是在冷战时期制定了后来慢慢演变成为美国资本主义扩张的国际基础的全球政治—军事策略的，因此，罗斯福政府在制定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各种规则时不可能会想到美国在对外支付方面会出现结构性逆差。但是，美国军事力量计划就是要导致出现这样种结构性逆差，这一点在越南战争中已以显而易见的形式出现了，而为了寻求对欧共体内主要西欧市场的继续控制．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向欧共体输出资本，这就加剧了原本就存在的逆差局面。
但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规则之下，具有贸易顺差的国家——与美国的逆差正好相反——
可以要求把它们多余的美元兑换成黄金，因此，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期,美国的黄金储备就开始显得不够充足，无法履行布雷顿森林体系所要求的美元自由兑换黄金的义务。当然，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规则中也包括了针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法：要么美国采取必要的经济调整措施，对逆差进行控制——可以降低对外军事开支，或通过国内通货紧缩来减少进口；要么美元可以对黄金贬值以此使具有顺差的国家用多余的美元去兑换黄金时，所换得的黄金数量减少。但是，对这两种做法，尼克松政府都不准备采用，相反，它宁愿摧毁布雷顿森林体系。
对“金融抑制”，华尔街和伦敦都显得不太乐意，因为布雷顿森林休系的框架使它们受到了许多限制。早在20世纪40年代，华尔街就设法对怀特的有关金融抑制的初始计划进行了削弱。怀特自己的命运就象征了1943年到40年代末期这段时间中政治气候的戏剧性的变化：他死于心脏病,而在这之前，在40年代末，众议院的非美国事务委员会指控他是或曾经是个共产党员。伦敦的金融势力同样设法施加足够的政治影响，以使英国成为个美国境外的、不受制约的国际私人金融中心，而且通过所谓的欧元和欧洲债券市场，使伦敦金融中心在20世纪60
年代的影响力不断增加。伦敦金融业的发展、美国银行业的发展以及运用境外资金的跨国合作的发展，在60年代对布雷顿森林体系所制定的固定的但可调整的汇率,造成了不断增加的投机性压力。
布雷顿森林体系要求美国一直处于顺差状态，而尼克松政府拒绝接受这种约束，支持尼克松政府采取这种策略的一种观点认为：美国的逆差是由于欧洲和日本的重商主义政策造成的。这两个国家坚持货币贬值，为的是从美国公司手中夺走市场份额，向美国工业资本主义发起挑战：这种观点同样为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发起的要求废除布雷顿森林体系主要协议的运动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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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资金权利金”这一概念包括了利息、场地租金、税收、金融服务费用和股利。
②贯穿于整章中的“生产”一词指的是产出使用价值的活功。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并不是所有的这类生产活动都是由私人资本控制的，例如，烹调或提供住房，可能就不是由私人资本控制。但是，生产性环节中的大部分都是的。
③参见鲍勃.罗松的《资本主义冲突和通货膨胀》和大卫.哈维的《资本的局限性》。
④依塞.卡普斯坦：《控制全球经济：国际金融和国家》,哈佛大赞出版社1994年版.
⑤"二级市场"的存在有其经济方面的依据,即它的存在便利了公司和政府寻找愿意购入它们出售的股份和债券的买主：买主们感到很安全,因为他们知道,日后可以很容易地在二级市场售出他们的股份或债券。
⑥有关这些不同之处的更进一步的讨论，见依普斯坦和金逊司的《国际资本市场和国内经济政策》，《国际政治经济评论》24（1995年秋）
⑦关干这些问题，见大卫•萨罗和苏珊隽基的《货币和国际政冶》

三
美元—华尔街体系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要支柱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崩溃，在美国和其他国家都被视做是己被削弱了的美国资本主义的某种失败，这种失败包括美国所鼓吹的国际货币秩序的瓦解以及由此出现的一种混乱的“非体系”状态。但实际情况却很不相同，尼克松政府下决心一定要摆脱整套制度化的安排，这些安排限制了美国在国际货币政治中的主宰地位，它们决定要建立一个新体系，在这种新体系下，美国对国际货币事务将拥有无上的权力。当时，在产品市场上，美国资本确实受到了来自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挑战。通过把国际货币体系改变为个一个美元—华尔街体系，美国希望重树美国资本的主导地位，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正是这一策略中的一部分。
我们将不会在此具体研究20世纪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早期发生的国际货币危机，但有两个决定性的时刻值得一提：一个是在1971年8月，尼克松决定割断美元与黄金的直接联系，使美元不再与黄金直接挂钩；另一个是1973年秋天石油价格的上涨以及主要西方国家对由此带来的金融问题的处理方式。

美元—华尔街体系的建立及其结构
1971年8月所作的“关闭黄金兑换窗口”的决策意味着，美国从此不必再维持美元对黄金或其他任何货币的平价，美元不再受此约束：这一决策使美元价格能按美国财政部的意愿来变动，同时也促使了黄金慢慢退出了国际货币事务，整个世界经济因此被推向一个纯美元标准。
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国内，有越来越多的人支持纯美元标准，支持者们如保罗•沃尔克，在60年代末期进入了尼克松政府，而1971年发生的国际货币危机又给这些支持者们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但是问题是，西欧或日本都无法接受一个纯美元标准。当时谈判内幕的知清者威廉姆森就清楚地指出了问题的关键：“一个主要的政治问题是，美元标准把世界货币政策的决策权置于一个国家手中，而这个国家也就因此能够极大地影响其他国家的经济命运。为了相互依赖的利益而牺牲主权是一回事，但如果双方的关系是单方面的，那就又是另一回事了，两者的区别就如同是欧洲经济共同体与一个殖民帝国之间的区别……事实是，接受美元标准，这必定意味着某种程度上的力量失衡，这种失衡在战后初期虽然确实存在过，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就慢慢地消失了，直到整个世界发现自己正在慢慢地——虽然并不情愿地——开始接受美元标准。”
由于关闭了黄金兑换窗口，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对美国产生了不满的情绪。为了消除这种不满，尼克松政府支持召开有关世界货币改革的联合会议。通过所谓的“二十国集团”，这一会议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部开始工作，并从1972年一直待续工作到1974年。会议中受到广泛支持的观点是：建立一种新的、革新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特别提款权将作为一种国际货币支柱或各国货币的定值标准，起到一个主要的作用，美元也将同样受其约束。但是，尼克松政府显然并不想要接受这么一个规划，也不想要接受大会的一致决定，它们只是想借此争取时间，以便在大会讨论之外的事件上施加影响。威廉姆森指出，因为石油价格在1973年秋天上涨了四倍，所有的与会者都意识到，集体设计一种新的、统一的国际货币秩序是行不通的，最后，整个会议以失败告终。
尼克松政府就这样建立起了它的美元标准。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巨大波动中，越来越多的国家被迫放弃维持本国货币与美元之间的固定汇率，这对美国政府正合适，因为美国政府正希望对其他国家进行重新评估，那么现在，它就可以通过本国的美元政策来实现这一计划了。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发展，因为由于某些原因（我们以后将讨论），在所有的政府之中，只有美国政府才能做到既大幅度地改变美元对其他货币的价格，又不会产生其他同样试图这么做的国家会面临的不良经济后果。
尼克松政府采取的第二个步骤，是试图确保国际金融关系不再受国家中央银行的控制，而是越来越多地由私人金融机构对此进行操纵，它们寻求通过利用美国对国际石油供应的控制来实现这一目标。很多人现在仍然认为，1973年石油价格的大幅度上涨是海湾国家实施的反以色列、反美政策的一部分，这一政策与以色列的赎罪日战争有关。但是，我们现在知道，石油价格的上涨是美国对石油国家施加影响的结果，它是美国针对西欧和日本“同盟”而实施的国家经济策略的一部分。尼克松政府关于石油价格上涨政策的另一个方面是，它们希望通过石油价格上涨，美国私人银行能在国际金融关系中起到一个新的作用。
在欧佩克国家对石油提价的两年之前，尼克松政府就在计划着要使欧佩克国家对石油大幅度提价。早在1972年，尼克松政府就制定了一项计划，要在欧佩克国家最终采取美国建议对石油提价时，让美国的私人银行对石油美元进行循环利用。美国政府很了解该如何利用不断扩大的私人金融市场，使之成为美国财政部美元政策影响力的政治加码器。但是，根据美国当时驻沙特阿拉伯大使的说法，尼克松政府致力于石油涨价的主要政治目的，并非是要决定性地改变国际金融事务，而是要大大地打击当时极度依赖中东石油的日本和西欧经济。但是尼克松的官员们对这一计刘的后果很有战略性眼光，绝大多数的政治科学家都认为，他们的战略洞察力超过了其他任何政府，他们很好地掩盖了在石油涨价中所起的作用，同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又巧妙地操纵了与它的“同盟”进行的所谓“国际货币改革”的讨论，这一切都显示出了超凡的能力。
美国政府意识到，石油涨价将会导致产油国的美元收人大幅度地增长，而产油国国内的生产性环节是无法吸收如此之多的资金的。同时，石油涨价又会使许多国家出现贸易逆差，因为它们石油的进口成本飙升。所以，所谓的石油美元将必须通过西方银行系统，从海湾地区循环至非产油国。其他国家的政府希望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石油美元进行循环使用，但是美国对此表示反对，美国坚持由大西洋地区的私人银行（当时由美国银行控制）来充当回收循环的工具。而且由于美国在政治上控制了海湾地区，它最终能够按照它的意愿行事。
对究竟是否要放弃国际“金融抑制”以及是否要放弃由国家中央银行牢牢控制国际金融活动这一制度，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产生了广泛的争沦，而关于石油美元回收循环的争论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的这些争论中，美国是完全孤立的，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工作人员以及所有其他国家的政府都想对国际私人金融活动保持严格的控制。但是，美国最终通过双边行动而如愿以偿，并在1974年解除了对进出美国的资金流动的限制（金融行话称之为废除“资本控制”)，以此来支持它所提倡的石油美元的活动形式。
从20世纪50年代起，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就存在着一种违规行为，而美国对此加以充分的利用，这一点毋庸置疑。这种违规行为就是：伦教在金融交易中所起的国际性作用。英国政府允许伦敦成为美国境外的金融中心，各种各样的几乎完全不受制约的国际私人金融活动都可以在这一境外中心操作。在60年代，由于所谓欧洲美元市场的发展，伦敦的国际金融交易发展得十分迅速：伦敦的银行接受境外美元的存款，然后又把这些境外美元借给世界各地的政府和企业。但是，伦敦作为境外中心所起的作用本身，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的政策（这种政策允许美国银行通过在伦敦进行操作的方式，摆脱美国国内银行法规的限制）。
国际货币关系中私人金融的这种全新的作用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私人资本活动，在性质上完全不同。当然，在几乎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际货币体系之下，私人资本都会设法跨境移动其货币财产，这一点毫无疑问。同样毫无疑问的是，60年代，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投机性的私人资本活动正在不断发展。但是，尽管如此，现在的这种新安排，却使国际私人金融进人了国际货币新体系运作的中心舞台，并且在以一种完全不同于旧体系之下的规模进行着运作。
值得一提的是，把私人银行从“国际金融抑制”中“解放”出来，这主要并不是美国银行利益集团对美国政府进行游说的结果，也不是美国政府在允许金融业中所谓自发的市场力量自行其是。最初，美国银行本身并不愿意把石油美元回收循环至南部国家中去，但是美国政府必须依靠它们这么做，所以就采取了积极的措施对它们进行激励。鼓励措施之一是，促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也对这些国家提供新的平行贷款；另一项鼓励措施是，美国在
1974年撤消了对资本项目的控制，使美国国内银行也参与到这类贷款活动中，这样一来，所涉及的就不仅仅是在伦敦操作的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银行了。此外，更进一步的鼓励措施是，美国政府决定废除对银行提供给单个借款者的最高贷款数目的规定。最后，美国政府让所有的美国银行了解到，万一它们由于提供了这类贷款而遇到麻烦，美国政府一定会帮它们解决的。
尼克松政府采取的“解放”国际金融市场这一策略，其背后的理论根据是，“解放”了国际金融市场，就能使美国不再受制于其经济方面的弱点并能增强美国的政治力量。根据艾里克
•海勒那的说法，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官员认为，不受束缚的国际金融市场将使美国得以保持其特殊的国际金融地位，以及美元在国际上所起的重要作用。对这些变化的整体政治经济意义的基本方面，海勒那作了如下的概括：“美国霸主地位的基础正在发生着变化，从对其他国家的直接权力转化为一种更以市场为基础的或更趋向于结构化形式的权力。”
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这些过程是如何发挥作用，加强了美国的政治力量，以及增强了美国经济政策制定的自由度的。但首先我们必须指出，私人国际金融地位的上升，对国家间的国际货币关系具有相当的意义。这种地位的上升改变了各国政府使其货币在国际间保持稳定的基础：在旧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某种货币稳定性是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的，一是该国的贸易收支平衡情况，二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中央银行）对待出现贸易收支逆差的国家政府的态度。出现经常项目（货物贸易和“无形”收入，如来自本国驻海外公司的利润和股利以及外国公司股份的收入）顺差的国家，其货币稳定且坚挺。如果某国出现了经常项目逆差，它就必须使用本国的外汇储备来保护本国货币，或者说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国家的政府来助它一臂之力。
在新体系下，拥有经常项目顺差的国家通常仍处于有利地位，但是其货币稳定性的有效基础开始依赖于另一个因素：该国在国际私人金融市场上的贷款信用。在以前的体系之下，由于
“金融抑制”的作用，私人金融市场受到相当程度的排斥，无法参与到国际货币体系中来，而现在，它们将起到一个主要作用。
乍看之下，这一新体系似乎把政府从以前的严格束缚中解放了出来。现在，即使出现了经常项目逆差，政府也能从一开始以伦敦为中心后来是英美联手的私人金融市场上筹集到款项以渡过难关。而且，政府还能允许其货币兑换率更灵活地浮动，而不是使所有其他的经济目标都服从于一个目的，即保持本国货币对其他主要货币的固定兑换率。但是，参与到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中来的大部分国家很快就发现，从长远来看，这种解放只不过是一种假象，实际上，它更像是一个圈套。
新体系实际起作用的方式依赖于其自身的两大主要机制：美元以及越来越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金融市场。这样，比起布雷顿森林体系来，这一新体系使得美国政府对整个世界的国际货币和金融关系拥有更多的影响力。美国可以自由地制定美元的价格。为了维护本国的国际货币关系，不同的国家都会越来越依赖于英美金融市场的发展，而这些市场的发展趋势又受到美国公共机构、美国财政部和联邦储备委员会（美国中央银行）的所作所为的左右。这样，当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相对经济力量有很大程度的衰退的时候，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性环节开始进入长时期的不景气之时，尼克松却使华盛顿政府拥有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的杠杆利益。
当然，美元—华尔街体系并非完全以美元为中心：其他货币，特别是德国马克，确实也作为一种国际货币起着相当大的作用。而且华尔街及其巨大的附属市场——伦敦市场也并不是惟一的资金来源。但是在20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的时间段中，美元—华尔街联盟确实是占据了主导地位。
还有一点非常值得一提，即这一体系的两大支柱一一美元和华尔街是如何互相扶持、互相壮大的。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新的美元中心使人们都转向华尔街寻求资金，因为美元是占主导地位的世界性货币，所以大部分国家都希望美元成为它们主要的外汇储备货币，这样一来，它们就受制于美国的（或英国的）金融体系。同样的，由于世界经济的许多主要商品都以美元而且是为了获得美元而进行交易，所以那些交易方就会希望在纽约或伦敦为交易融资。因而，美元的这种作用大大地促进了英美金融市场规模的扩大和成交量的增加，这是方面；同时，也有来自于另一方面的作用，作为一个金融中心，华尔街的强有力的影响力也增强了美元的主导地位：任何人要筹资或贷款，他们都会考虑一个重要因素，即该金融体系的规模和实力。一个金融市场的资金来源和范围越广，对借款者来说，就越显得安全，所报的利率就越有竞争力。在证券市场（买卖债券或股票的市场）上也是同样的道理，对那些希望从证券上获得收益的人来说，安全的市场是一个买卖率很高的、大规模的市场，因为在这种市场上，任何时候你都能找到买主购买你的债券或股票，你就能非常容易地退出。而且如果你有一笔可观的储蓄，你想在高风险市场上寻找高回报的投资方式，最好是把你的资金交给一个大规模的、经营多样化的操作机构，这种机构能通过在不同领域的操作，把在某个领域中的损失吸收掉，并用在另一个领域中的赢利加以补偿。因而，美国金融市场的规模和美国金融机构的不断增强的实力使之成为一个很具吸引力的市场，人们都愿意把资金置于美元区域的中心或在那个中心筹资。通过这种方法，华尔街以它的实力增强了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主导地位。①

美元霸主地位的经济和政治意义
美元的霸主地位使美国政府获得了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工具，这种政治工具是以这一新体系的形式出现的，只有当我们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去理解这种新体系的经济和政治意义。
当我们开始讨论国际货币时，我们谈到，一个国家要支付从国外进口的货物和服务时，它就必须拥有国际上接受的通货资金。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几乎没人会接受来自于乍得（非洲中北部国家）的以乍得货币为支付货币的付款方式。所以乍得必须挣得（或借到）一种通货，比方说美元，这样它才能从国外进口。但是，对美国来说，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出现的国际货币新体系之下，这种巨大的束缚完全不存在，因为国际通货就是美元，美国无须通过国际贸易来挣得美元：美国在国内印刷美元！
这种特殊地位带来的特权我们称之为霸主特权（铸币特权）。概括来说，美国不会遇到其他国家会面临的国际收支平衡方面的限制，它在国外的支出可以远远超出它的收人。因此，美国可以在国外建立昂贵的军事基地，而不必顾及外汇的限制；美国跨国公司可以大量购买外国公司或进行其他形式的对外直接投资，而没有支付方面的制约；同样美国货币资本家能够把大笔资金投人有价证券投资（购买有价证券）。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美元的霸主特权使美国的金融体系作为世界主要的贷款来源，拥有了巨大的优势。而且，正确理解美元霸主特权对贸易关系——进口和出口——的意义这一点非常重要。当世界市场上主要商品的买卖交易都以美元作为交易货币时，与其他国家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公司相比，美国公司受美元汇率变化的影响要小得多。所以如果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兑换率大幅度上升，美国粮食出口商为此所受影响的程度要轻得多。而且如果美元升值导致大量进口商品涌人美国国内，造成收支平衡表中的经常项目出现非常大的而且是长期的逆差时，那么这种逆差就可以用美元来消除。所以，霸主特权使美国政府拥有了一种能力，它们能够随意左右美元的国际价格，由此造成的经济后果由世界其他国家来承担，美国能够自我保护，不受影响。②

华尔街主导地位的经济和政治意义
尼克松政府成功“解放”英美私人银行体系，使英美私人银行参与到国际金融活动中，由此带来了四个方面的主要影响。首先，它在突然之间把私人银行推到了国际金融的中心，摧毁了原先中央银行的主导地位，使英美金融体系和美国金融机构迅速建立了国际主导地位。第二，它造成了国际金融机构监控方面的巨大漏洞。第三，它使许多国家特别是南部国家的金融体系和汇率，越来越受到美国金融市场发展的影响。最后，它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银行体系内部造成了巨大的竞争压力，并使美国政府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决定国际金融市场上竞争压力的形式和所使用的国际规范种类。所以由此带来的变化，其意义非常之重大。
解放国际私人金融，第一个受益者是伦敦市场和美国的以货币为中心的国际性大银行。1981
年，里根政府实施了一项法律，允许在美国境内建立所谓的“国际银行业务服务设施”，这样，就使得华尔街也具备了与伦敦一样的境外资金中心的性质。人们可能会以为，伦敦城所起的作用意味着，它至少应拥有与华尔街相同的地位。但这却是一种错误的想法，原因很简单：伦敦城是作为美元的金融市场在起作用，它整个的境外操作模式依赖于美国政府的国际金融政策。所以，它主要是作为美元区域的服务中心和华尔街的附属市场而进行操作的。
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大部分活动就这样集中到了华尔街（和它的附属市场——伦敦），而我们非常有必要搞清楚这一点到底意味着什么。人们经常认为，这一点意味着存在一个所谓的“全球”金融市场。如果这是指伦敦和纽约与全球各地的人们进行交易，那么这种观点是正确的，因为世界上绝大部分的国家和这两大中心之间不断发生着资金流动。但这绝不意味着世界上所有的金融市场都融合成了惟一的一个整体性的金融市场。相反，在国家之间，甚至在国家内部，金融市场仍是——而且大部分仍是——被分割成不同部分的：即使欧元发行，欧洲大陆仍然存在着许多障碍，使欧洲金触市场无法成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整体市场，这一点很能说明问题。但是，在70年代，伦教和纽约的金融机构确实开始在它们的国际金融市场和世界各地的国内金融市场之间，建立一种比60年代更为牢固的联系。通过比较1975-1990年间的国际银行贷款和债券融资的规模，我们能了解到国际私人金融业务的发展：1975年的银行贷款为400亿美元，到了l990年，这个数字远远超过3000亿美元；在同一时期中，债券融资的规模上升了将近10倍，从190亿美元上升到超过1700亿美元。
如果我们谈论的是全球金融市场，而不是美国金融市场对其他国家金融市场的不断增加的影响力，那么这样就会掩盖了美国金融市场主导地位的力量范畴。如果有人认为“美国”这一定语不重要或甚至是多余的，那么他们就应该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国际金融体系是由中国或伊拉克的市场和金融机构控制，而不是由华尔街控制的，那么，从一个经济政治角度看，他们是否会因为这个市场能以同样的条件提供同样的信贷服务或其他金融服务而就接受这种控制呢？但是要更直接地说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到，由于美国金融市场在国际金融市场的金字塔网络中占主导地位，所以，能否进入这一市场，不同经济国家与这一市场之间的各种各样的联系，以及这一市场内部价格的动向，所有这一切都具有重大的经济和政治意义。
从20世纪70年代起，华尔街中心下断施加压力，试图削弱阻碍其进人目标国家国内金融体系的障碍。华尔街的这种做法具有三重目的：第一，摧毁华尔街和目标国家内部私人金融机构之间资金双向自由流动的障碍；第二，使华尔街金融机构完全有权在目标国家内部的金融体系和经济活动中开展业务；第三，重新设计目标国家内部金融体系，使之适应华尔街金融机构和美国客户（跨国公司、货币市场共同基金，等等）的经营策略。
当然，华尔街和伦敦并没有能够建立起垄断格局。因为日本发展了起来，开始出现了一些全球最大的金融机构，而且法兰克福、苏黎士、巴黎、香港和新加坡也变得举足轻重起来。但是，所有这些其他的金融中已都还没能够与华尔街和伦敦的规模相抗衡，而且，与经济的其他环节相比，规模——市场规模和金融机构能调动的资金的规模——在金融事务方面是完全具有决定性的，因为这样你就能够从事小规模机构无法从事的业务，你就能够在金融领域的技术革新方面起决定作用。
在进行金融业务时，英美金融机构实际上几乎是完全不受约束的，因为各国中央银行试图用来对伦敦和华尔街的金融机构进行管制的，只不过是在国际结算银行中提出的一些相当含糊的、不具备法律效力的指导纲领罢了，根本不起什么作用，所以这就使得英美金融机构的竞争优势又有了巨大的增加。这种优势，连同规模优势，不仅使华尔街能够保持其主导地位，而且还使得其他国家内部有关本国金融机构的公共法规受到了削弱，因为它们本国的金融机构都跑到境外去竞争，以此逃避本国法律、法规的约束，而且它们还向本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放宽政策，以便能与华尔街竞争。
如上所述，对银行系统而言，不对银行业务进行管制是相当危险的，银行之间肆意竞争的结果是两败俱伤。但是由于华尔街在私人金融市场上的主导地位，所以究竟应该为出现偿债困难的银行建立何种竞争机制、何种法规、何种国际性协议，这些都成了主要由美国政府及其英国同盟来决定的问题。如果美国政府选择不进行规范管理，那么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就很难维持它们自己的规范框架。如果美国决定进行管制，那么其他银行系统也就能同样进行规范，但即使如此，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是由美国来决定管制的形式和范围。因而华盛顿的决策给全世界各国的银行系统带来了影响和压力，出现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下面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一系列连锁反应中的一部分。首先，通过调整美国国内利率，美国联邦储备局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国际利率水平，因而它可以由此决定国际信贷的成本，并给其他经济国家造成巨大的影响。当国际私人信贷的成本较低时，能够获得低成本信贷的金融机构会从事一些在当时条件下似乎是可行的项目。但是如果美国的决策突然导致信贷成本上升，货款变得非常昂贵，那么，即使是根基非常牢固的企业也会走向破产，因为低成本信贷会在突然之间变得非常短缺。而且，由美国金融市场控制的国际金融体系会出现大幅度的波动，一会儿信贷资金泛滥，一会儿又出现信贷资金大幅度的削减。更糟的是，由于美国在国际经济中所处的主导性政治地位，所以美国在政策选择上的自由度相当大，这就使得人们无法准确地预测美国经济周期的发展步骤，以及美国国家政策的方向。
其次，通过是否进行金融管制，美国巧妙地成为了所谓国际金融微观经济学的主宰，因为美国可以决定对银行放款进行规范和监控的尺度。实际上，美国一方面鼓励银行承担风险，另一方面又防止银行草率行事，以免破产，美国就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着调控。在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的时间里，美国经常非常乐意放弃对国际金融机构进行管制，不管它们是70年代的美国大型商业银行，还是90年代的投资银行或对冲基金，都是如此。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其他地方的金融机构就受到了巨大的竞争压力，它们就会向其政府加压，要求放宽限制，或者，它们就想方设法，逃避本国法律、法规的限制。华盛顿经常宣称，因为技术上的或其他方面的原因，无法对金融机构进行管制。但是，如果进行管制对华盛顿有利的话，华盛顿就会很乐意这么做，而且，从过去的情况来看，还能做得很顺利。
1988年达成的有关国际银行监控指导方针的所谓巴尔斯协定，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这一协定之所以得以达成，是因为美国与伦敦联手，为的是共同建立一个英美规范体系。这一点就足以确保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有其他国家会走到一起，建立一个共同体系。随之建立起的体系是一个侧重于为美国利益服务的“君子协定”，因为这一协定提供了激励措施，鼓励所有的银行优先购买政府债券，而这正好满足了美国越来越迫切的需要，因为美国政府负债累累，而且银行又不愿意向工业企业提供贷款。这一协定充分显示出，政府对国际金融市场进行规范是非常容易的事情，惟一的条件是，美国支持这种规范管理。
第三点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美国政府找到了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既可以不对国际银行和金融市场进行规范，又可以把美国银行和金融体系遭受由此产生的市场崩溃的风险降到最低。通过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控制，以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靠着欧洲同盟的支持，美国发现，当美国的国际金融机构由于从事国际业务而出现偿债困难时，借款国家的国民会帮助它们摆脱困境，而美国经济本身几乎无须为此付出多少代价。这种方法最早是用于80年代初期出现的拉美国际金融危机，当时这种方法具有非常重大的经济和政治意义。我们将在后面章节重新研究这一点。
同时，美国设法在不使其主要商业银行遭受风险的情况下，扩大华尔街对国际金融界的控制。它成功地设法改变了放款形式，使更有利于“借贷”资本家的债券市场成为主要形式，使短期银行贷款更多地取代了中长期贷款。
最后一点，同时也是华尔街对国际金融界的控制所带来的最重要的政治意义是，金融体系是任何资本主义制度中极为重要的部分，而同时金融体系又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控制管理功能紧密相连。资本主义国家正是通过对金融资金流量的控制，以行使其大部分的政治权力，来控制整个社会的。华尔街能够加强与各国国内金融体系的联系，并摧毁其间的障碍，从这个角度来看，各国国内的金融体系可能会变得不受其本国的控制。当某国国内出现金融危机时，美国可以对该国的整个资本主义体系进行重组，使之更符合美国资本主义的利益。

美国和全球管理
任何一个国家，不管该国的经济结构是属于凯恩斯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都会在其国内的货币和金融事务中起主要作用，同样，世界主要国家也会在国际货币和金融事务中起主导作用。有关国际经济的论著很少涉及在国际金融的主要方面不断出现的这些政治性干预，这是由意识形态的盲点所造成的，而且根据学科分类，这一问题同时涉及政治科学和经济学，所以这种盲点更为严重。在对全球化的众多定义中，这种盲点也显而易见，在这些定义中，全球化被认为纯粹是一种技术和经济力量，这种力量不仅与国家政治控制无关，而且与国家政治控制是对立的。
而且由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受到的国家政治影响在各国之间程度不同，这就使得这种近视越发加深。委婉地说，这些领域所受到的政治影响分配不均：在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的时间中，这种影响力主要集中于一个国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存在着一种基于20世纪40年代达成的合作协议的类似全球性权威的东西：黄金作为一种凌驾于国家之上的货币支柱发挥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中央银行试图管理货币和金融流量。当然，美国绝对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体系中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但它同样受到该体系超越国家之上的规定的制约。而经过了尼克松时期之后建立起来的新体系的主要特点是：美国仍然起绝对主导作用，但同时不再受到法规的制约。美元—华尔街体系有点像英国宪法：起主导作用的力量有能力随时随地制定法规。美国能够决定美元价格，它同样能够对不断发展的国际金融关系进程起决定性的影响作用。
所以我们就面临着一个问题，这问题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是绝对重要的：美国政府是否会从美国本国的利益出发，去操作新的美元—华尔街体系？或者，美国政府是否会超越其本国利益，就如同是一个凌驾于国家之土的世界性政府，使一切国家利益，包括美国本国的利益，服从于全球的整体利益？或者，第三种可能性是，美国政府是否会走一条中间路线，在一个或大或小的寡头政治圈中，建立一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如大学间董事会一样的联盟，而美国就在其间，为了该寡头政治圈的整体利益，在某种程度上牺牲一些本国利益？
答案是，美国政府是按照美国宪法所规定的政府职责行事的，它把美国的利益放在了第一位。其实尼克松采取步骤摧毁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美元—华尔街体系，这一切都是为了要把美国的利益置于首位。
有一种方法可以检测出美国政策的使用范围，那就是美国是否会为了国际货币和金融的有效管理，而寻求在美元—华尔街体系内建立起一些条例和机构，这些条例和机构已被证实是国内经济管理中必不可少的？我们可以逐个研究下列的问题：
（1）各国都极为关注国际货币的稳定性。然而，在美元—华尔街体系中，主要的国际货币都剧烈波动，甚至创下历史记录，相比之下，20世纪30年代甚至都成了货币相对稳定的时期！货币的这种超乎寻常的活跃状态是美国别有用心的政策的产物，是美国拒绝建立稳定的、有法可依的新体系的结果。
(2）为了保证某种程度的稳定性，在世界经济中建立起有关信贷供应的宏观公共管理规则。相反，国际信贷资金一次又一次地在供过于求和秩序混乱的资金紧缩之间动荡，其主要原因又是因为美国希望如此。
(3）为了保证最低程度的负责任的行为，为了限制金融环节或生产性环节中可能出现的危险的竞争性压力并避免市场崩溃的发生，对主要私人信贷供应机构建立起微观公共管理规则。相反，在这一领域中，任何机构都可自由行事，只有当美国政府希望实施这些规则时，才出现例外情况。
(4）为了鼓励资金流向生产性环节而非流向投机性活动、欺诈性的市场控制活动和腐败活动，对国际金融和国际生产性环节的共同方面进行公共管理。在这方面的记录能很好地说明问题：有一种系统化的力量使得一个又一个国家对本国生产性活动的管理屈从于国际金融不受约束的主导地位，而且使得所有的国家越来越无力抵抗这种控制（又一次在这一领域中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作为抗衡公共当局的主要工具）。
一些学者认为，美国在尼克松之后的国际货币金融政策受制于美国与七国集团（七国集团是指美国、德国、日本、法国、英国、加拿大和意大利）中的其他国家建立的合作性的寡头政治圈中的规则。但是，就美国的主要战略性政策而言，这种看法缺乏足够的证据。七国集团的存在，只是证明了美国试图利用七国集团这一联盟，使其他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能按照美国的意愿行事。虽然在许多情况下，七国集团中的其他国家并不准备听从美国的摆布，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采取了合作的方法。一些学者把1978年波恩峰会所谓的重大意义视为是合作性政策制定的一个例子，这的确是一个例子，只不过是以德国政府同意美国政府的大部分做法这一形式出现的例子。而且，不管在卡特政府中存在着什么样的合作精神，到了里根政府时期就消失殆尽了。在高层货币政治中，最强调合作的是1985年签订的旨在降低美元价格的广场协议。这次会议确实就降低美元价格达成了一致，而且后来美元的价格确实降了下来，但是，正如戴斯特尔和兰德尔•海宁所说的，美国财政部长贝克早已决定要降低美元价格，而且已经开始在这么做了，贝克只不过是利用七国集团的协议，以便在美国国内的政治斗争中，打击那些对已经制定的美元降价决策持反对意见的势力。
而且在对国际金融的管理中，美国的首要政策同样很明显。在70年代，美国政府一开始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屑一顾（尼克松时期），尔后，坐视该组织走向衰退（70年代后期），好不容易进行的有关国际金融规范的讨论转而在国际结算银行中进行或成了双边讨论。里根政府一开始完全是敌视态度（对世界银行进行尖刻的攻击，十分敌对）。美国后来之所以改变了对这些机构的调子，并不是因为美国放弃了美国第一的政策，而是因为贝克看到了，在拉美的债务危机中，这两大机构一旦其从属性的新功能有了正确的定义，就会成为美国国家经济策略中极有价值的工具。寡头政治圈中的合作与此毫无关系。所以，事实是，某届美国政府设法做到极为合作，条件是，这一合作是指按照华盛顿己经制定的行动路线共同工作。
华盛顿已经制定好了整套的学术理论来说明其美国第一政策的合理性。这种理沦指出，只有当一个国家起绝对主导作用时（霸权），国际货币事务才有可能稳定。这种理论还进一步解释了现今出现的混乱无序现象的原因：美国不再起完全的主导作用。学术界否定了这种理论，但是至少这种理论试图对在20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的时间里美国政府在国际货币事务管理中所表现出的异乎寻常的行为进行解释。
因此最后一个问题是：如果美国对国际货币和金融事务的政策主宰了美国本国的利益，那么，这是指可察觉的国家经济利益还是政治利益，抑或是两者兼而有之？要想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了解，处于资本主义金字塔顶端的资本主义国家国内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到底是什么，这也就要求我们首先要对资本主义内部出现的声势浩大的国际化运动有很好的了解。这些问题我们留待以后再谈。现在，我们来集中研究一下我们一直想证实的一些问题：首先，在20世纪70年代建立起了一个国际货币金融新体系。其次，这一新体系的动态发展不可避免地与国际体系中的一个国家（美国）的行为，与国际金融市场网络中的一个金融市场（华尔街）的活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第三，美国政府遵循本国宪法的职责要求，从本国利益出发去管理这一国际新体系。

一个自我支撑的体系——美元—华尔街体系
现在我们有能力去了解美元—华尔街体系的运作模式了。美元是一种国际货币，其他所有的可兑换货币都通过兑换率与美元发生联系。美国政府选择在美元与其他主要货币之间不设定固定汇率，因为如果设定固定汇率的话，美国就无法把美元价格作为一种工具，去实现其他目的。因此，在新体系之下，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率呈螺旋状的上下波动，完全改变了它国的贸易和其他环境。而且在这些宏观的波动中，不断有着微观方面的变动。世界各国及各种经济机构必须使它们的活动对美元的这种不断出现的宏观与微观变动进行结构性的适应，不然就会面临国内经济失衡或经济危机等各种各样的风险。
同时，美国控制的国际金融市场和美国的私人金融机构在更大程度上与美元体系的国际货币关系相互作用。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主导地位意味着，各国会以美元作为其主要的外汇储备货币。而汇率的波动则意味着，想要稳定本国货币的国家势必需要比以前更多的外汇储备。而这些外汇储备投资于美国金融市场（如购买美国国库券），因为这些证券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一旦因为要稳定汇率而需要资金时，这些证券很容易变现。同时，对那些为各种目的（包括为保护本国货币）需要借款的政府而言，华尔街提出的交易条件是最有竞争性的，而且，华尔街还能提供新的金融工具，使各国政府和各种经济机构能够对付汇率波动的问题：它不仅是一个发展巨大的外汇市场，而且是一系列全新的衍生工具市场，如远期外汇衍生工具、货币互换、贷款，等等。虽然许多人把这些归功于“技术”方而的创新，但其实它们只是由于货币市场的巨大波动而导致出现的一些富有创造性的反应，例如，远期外汇市场和利率转换市场使经营机构能防御未来货币价格波动而导致的风险。
许多有关全球化的论著都试图使我们看到“国际资本市场”所具有的不可阻挡的、压倒一切的力量，这些论著大部分都会提到外汇衍生工具市场的巨大规模、外汇市场上巨大的货币交易额，或是美国国库券市场上极为快速的资金周转。然而这些全是国际货币关系中政治性货币波动的结果。
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因素，各国政府从私人金融市场融资，但是，这些融资手段本身受制于不断变化的还款条款（与美国短期利率的浮动密切相关），而且，由于融资货币为美元，而美元的上下波动十分剧烈，因而各国债务的实际价值会随着它们本国货币与美元的兑换率的变化而变化。所以，与华尔街的这种联系，使各国借款方会面临进一步的问题。
就单个政府而言，国际新体系的动态机制与本国的经济管理发生着相互的作用。美元价格的突然变化会导致一个国家的贸易差额和贸易条件同样发生突然的变化。政府就会面临这样一个选择：从华尔街融资，以此作为一种缓冲，或者进行本国经济的宏观调整。而能否作出第二种选择，这就要看该国政府的社会和政治力量了：它能否通过向本国的各种社会团体摊派费用，来平衡预算并扭转贸易逆差的局面？如果这样做有困难那么该国政府可能就会选择从华尔街融资。当资金供应十分充足时，华尔街就会——即使不能说是不顾一切地，也是非常积极地——向各国政府放款，并为此提供各种激励措施。但是政府选择这样做，只会在将来造成更大的调整方面的问题，只要美元或美国利率（或国库券利率）发生进一步的变化，这种问题就会突然出现。
对那些在国际产品市场上实力较弱的经济国家来说，这些困难更加明显，这此国家的政府缺乏足够的社会政治力量来解决经济薄弱问题和调整问题。当然，这些问题在南部国家最为突出，所以这一新体系不断地在南部引起支付和金融危机。每年，一个又一个国家出现金融危机。止如华尔街经济学家亨利•考夫曼所指出的，在“过去的20年”中，世界许多国家都出现了金融危机。这种由于国际原因造成的危机使体系中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有机会在解决危机的过程中起到辅助作用。如果这种金融危机不是系统化、地经常地发生的话，那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即使不说是多余，也并不是十分重要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是要确保有关国家进行国内调整，以便有能力向华尔街偿还债务。同时，就如同一个国家的主要金融机构出现问题时，该国会提供紧急财政援助一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国际上也以同样的方式，向金融机构提供援助。但是这两者之间又存在着极为重要的区别：当一家美国银行在美国国内出现问题时，美国的纳税人提供资金援助；但是，如果同一家美国银行在国际上遇到了问题，那么实际上提供资金援助的不是美国的纳税人，而是负债国的国民。因而，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美国银行的风险就转嫁到了负债国的国民头上。
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作用，出现危机的国家最终总能重归美元—华尔街体系，只不过重归时就多了严重的债务偿还问题，而且国内的金融和经济结构也受到了削弱。同时，外部环境还是一样的变化多端，该国很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再次出现金融危机。
但是美元—华尔街体系的一个矛盾之处是，南部发生的这些金融危机并没有削弱体系本身，实际上反而更加强了该体系。首先，在危机中，出现危机国家国内的富有的财富拥有者手中的资金通常会流向华尔街，这样就加强了华尔街支柱的力量。所以，在80年代早期拉美国家的债务危机中，出现了巨大的资金外流：阿根廷，153亿美元；墨西哥，327亿美元；委内瑞拉，108亿美元。其次，为了偿还更高的债务，有关国家必须出口产品到美元区域，以获得偿还债务所需的资金来源，这就又更进一步地加强了美元的主导地位。第三，由于美国金融机构的大部分风险都可以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进行转嫁，这就使它们能更积极地从事国际业务，并更有攻击性。最后，由于南部国家力量的削弱，在双方决定未来融资方式时，华尔街的信贷机构就多了更多的讨价还价的实力。现在的融资方式越来越倾向于对贷方有利：证券化债务和短期借款，而不是长期借款，等等。
美国有关世界经济的政策不断反复地变化，但自始至终，美元—华尔街体系一直稳居其位，并能不断地自我壮大。1995年，美元仍是最主要的世界货币：所有国家中央银行国际储备的
61.5％是由美元组成的；所有国际银行贷款的76.8%是美元贷款，其中39.5%的国际债券的货币单位是美元，欧洲货币储蓄的44.3%也以美元为货币单位；同时美元也是47.6%的国际贸易的支付货币以及83%的外汇交易中所使用的两种货币之一。而且，如果把欧洲国家之间的交易排除在这此数字之外，那么在上述的分类中，美元在所有交易中的主导地位是压倒一切的。

美元—华尔街体系以及各种体系的传统观念
国际关系中存在着各种体系，这一观念是罗伯特•凯汉和约瑟夫•耐在20世纪70年代首先提出的，而这一观念的传统定义是斯蒂文•克瑞斯那在1983年提出的。克瑞斯那把体系定义为
“在某个问题区域内汇集了因素期望值的原则、标准、规则和决策过程”。这一概念在对国际关系和多边机构功能的分析中极具影响力。我们在本书中所使用的体系的概念在某些方面与克瑞斯那的有共同之处，似是在此一些基本方面存在差距。
美元—华尔街体系在三个方面符合克瑞斯那的体系概念。首先，它符合这样一种观点，即国际关系并不仅仅是由处于无秩序竞争状态中的、彼此之间相互作用的、与世界市场的最小单位一一相互影响的经济机构共同发作作用的国家构成的。国际上有着一些模式化的、结构化的体系，能够对这些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加以控制。在这种意义上，美元—华尔街体系是对国家间关系进行结构化和模式化控制的国际机制。其次，美元—华尔街体系与克瑞斯那概念中的一点非常吻合，克瑞斯那认为，各个国家之所以参与到这些体系中来，是因为它们意识到，在体系中相互合作对它们而言是有利的。这一点也适用于美元—华尔街体系。第三，克瑞斯那还认为，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经常是在体系建立中起决定作用的，甚至是单方面起作用的因素：不要以为体系的建立是取得一致或互相协商的结果。体系的这种强迫性特点同样适合于美元—华尔街体系。
但是，两者之间的共同点仅限于此。在克瑞斯那看来，体系在本质上是准法定化的。他认为，国家慢慢地接受了一套规则、标准或原则，或者是接受了一套固定的集体决策程序。但是，美元的主导地位，以及美元通过兑换率对国际货币价格进行的控制，这些并不是准法定化的标准或规则，这是一个定期发生的事实。所有在某种程度上维持着本国货币可兑换性的国家是这一事实发生中的一个参与部分，它们本国货币的价格直接或间接与美元挂钩。国家确实也可以选择退出这一体系：使本国货币无法自由兑换。但如果货币无法自由兑换，它们就无法真正参与到世界经济中去。所以，现在各个国家确实加入到体系中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它们觉得这样做符合本国利益，这只不过说明它们别无选择。
这一点同样适用于体系中的另一个支柱：美国金融市场。各个国家和各种经济机构并不一定要加入到这一市场中来，它们可以避免把外汇储备投放到这一市场上，也可以避免从这一市场上借款，但实际上它们无法避免被卷入这一市场，因为它们必须为它们所有的经济活动提供资金。而且如果它们需要从国外借款，那么最经济的、最合理的资金来源是规模最大的、最富竞争力／最不受控制的，也是流动性最强的市场——华尔街。
克瑞斯那的定义还存在着一个问题，即这一定义认为体系是在单个的“问题区域”内运作的。但美元—华尔街体系并不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区域”：各个国家都试图处理好国际和国内政治经济中的众多问题，而华尔街作为一种货币和金融框架，是这些国家为解决所有这些问题所必须面对的。如果把体系局限于“问题区域”，这就是在对现实社会进行毫无意义的分割：在保障空中安全的国际法律体系和如美元—华尔街体系之类的框架体系之间并不存在共性。另一个问题是，体系学家们通常把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之类的机构视为克瑞斯那式的体系，并把它们从美元—华尔街体系的模式化的常规活动中分离出来，而这些常规活动恰恰是这两个机构的运作范畴，也正是这些活动使这两个机构的存在变得富有意义。克瑞斯那定义的最后一个问题是，这一定义设立了一个先决条件，即体系处于国家和市场的对立面，两者之间是分离的，而美元—华尔街体系则把国家和市场作为其有机的组成部分而包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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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商业银行是最大的国际银行。在大部分时间中，日本银行和一些欧洲银行的规模更大。但是纽约和伦敦之外的其他货币市场的规模要小得多，而且美国投资银行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使得客户能够获得这些联合资金。
[2]这些优势，以及因为拥有了主导货币而获得的其他优势，在技术上被称为霸主特权。

四
美元—华尔街体系从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演变
从尼克松时代到1993年有关美元—华尔街体系演变的美国国家政策
尼克松下台以后，我们可以用以两条线索组成的混合体来形容美国政府和美元—华尔街体系的情况：首先，利用美元兼国际私人金融进行的一系列异乎寻常的赌博行为，均对该体系进行充分利用；第二，美国政府越来越坚信，对美国的国际利益而言，美元—华尔街体系具备极其重要的作用，所以美国政府采取措施，不断改进和完善该体系。这两条线索都涉及到使用“美国第一”的方法，但是，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到克林顿时代，才开始出现一个具有一贯性的主要计划，或更准确地说，对该体系在美国国家策略中的作用，才慢慢出现了一种战略性的观点，而且往往是在先前的冒险行为出现了问题、引起了危机之时，才慢慢形成了这种观点。每一次出现问题时，美国政府都设法把不良后果转嫁到他人头上，并采取新的相应的措施，这些措施最终都加强了美元—华尔街体系。只有到了90年代，而且特别是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资本家阶层似乎才一致认为，可能它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完美的计划，该计划涉及范围广泛，所使用的策略性手段均有助于该计划的最终成功。但是按照克林顿政府的执行方式，这一计划也有可能成为另一次漏洞百出的冒险行为。该计划的每一个阶段结束之后，整个世界都因此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的标志是，符合美国利益的美元—华尔街体系的内部条理性不断进化。
卡特政府试图使美元贬值，以保证以工业环节和传统的准凯恩斯主义为中心的某种增长策略的实施。1975年到1979为年期间，随着美国政府寻求提高制造业的产量和出口量，美元对日元和马克的比价下降了四分之一。同时，除了在工业政策方面利用灵活的美元价格之外，卡特政府对未来如何发展和利用美元—华尔街体系毫无兴趣。
直到里根政府时期，情况才发生了变化。早在里根当选之前，美元政策就已经出现了变化。由于担心可能无法控制美元的下跌，担心不断加剧的通货膨胀和工业生产能力过剩，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沃尔克提出了著名的改革手段，提高利率，使美元价格坚挺，致力于重新树立美元作为一个稳定的价值标准的地位（而不仅仅是流通环节中的一种通货膨胀手段）。后来，里根政府进一步采取了这些手段。
里根政府在政治经济方面所进行的改革，其主要特色是两方面的：第一，几十年来第一次把货币资本列于政策制定的范围之中；第二，把美国利益置于第一位，扩大并充分利用美元—
华尔街体系。在制定政策时考虑货币资本，就意味着降低通货膨胀（因为通货膨胀降低了货币资本的权利金），采取措施解除对银行和金融环节的控制管理，对富有阶层提供巨大的税收减免（这样做总是能够活跃金融环节和投资活动），并执行美元坚挺政策。从原则上而言，战略防御预算的大幅增加，预算赤字的不断增加，并不断从国外吸收资本，这些总能促进工业的发展。美国国家政策的这一方面在根本上意味着，美国整个国家成了美国工业环节出口市场的代言人。货币资本和反通货膨胀运动的这种全新的主导地位，对资本使用者而言，具有一种刺激效果，使他们为了重新赢利，而全然不顾工人的能力、权利和安全。
但是里根政府同时也开始寻求发展美元—华尔街体系，当然最初该体系只是被视为是解决单个问题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但是，使美元价格保持居高不下，这就意味着，除非美国政府能从海外吸引大量资金，使之流入美国金融市场，不然美国国内的利率就会高得惊人。为了能够吸引大量资金，美国政府开始着手解除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其他国家内部对资本的控制，特别是日本和西欧国家。这样就开始了一个为时较长的解除资本控制的运动。
撒切尔政府在1979年上台之后所作的第一个决定就是解除英国政府对金融活动的控制，荷兰在1981年紧随其后，而德国总理科尔在1982年一上台时也作出了同样的决策。1984年，法国政府决定推行欧洲共同市场的策略，这就给放松金融控制这项运动带来了重大的突破：法国政府的这项决策其实就是主张在整个西欧市场取消对金融活动的控制。丹麦在1982年实现了金融活动的自由化，同一年意大利也开始了阶段性的自由化措施，而法国在1989年也开始解除对资本项目的控制。在80年代，美国政府成功地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使其部分放松对资金自由出入的限制，这对促进英美金融市场的规模和分量而言，是前进了一大步。
同时，沃尔克在1979年转而采取的高价位美元和高利率的政策又导致了在80年代初期出现的拉美国家和东中欧国家的债务危机。当然，沃尔克提高利率使美元保持高价位的目的，并不是想要引发这种危机，而且这场危机也几乎摧毁了美国的银行系统。但是，就在试图解决这场危机的过程中，有意对第三世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控制的里根政府学到了一些非常有用的东西。它们从过去的欧洲帝国主义时代吸取了一条珍贵的经验：帝国主义国家会利用某个国家的债务危机，迫使该国对其国内生产的社会关系进行重组，以利于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对该国的渗透。因此美国开始使用美元—华尔街体系，迫使其他国家向美国公司打开其国内的金融体系和产品市场。而美国金融机构掌握的第二条经验是，为循环使用石油美元而进行的中长期辛迪加银行贷款，使这些银行的资金都与借款国的命运捆在了一起，因而缺乏灵活性。所以美国金融机构开始寻求更安全地使用生息资本的操作方式：通过购买债券进行放款，所持债券可在证券市场上出售，因而可随时收回借款。它们还学会了促使处于危机中的目标国家建立其国内股票市场，并对此进行操纵，以此作为赚取资金权利金的一个赢利性极佳的方法。但是这些运作方法都要求目标国家解除对资本项目的控制。此外，美国从拉美国家危机中学到的最基本的一课，同时也是极富矛盾性的一课是：当美国南部某一个国家出现金融危机时，由此带来的资金外逃会导致华尔街直接受益。当一个国家出现金融危机时，不仅该国会出现大量资金外逃，其他有可能受影响的国家也会出现资金外流，而这些资金都会流入英美金融市场联盟，增强该联盟内部资金的流动性，降低利率，给整个英美金融市场带来良好的影响。
最后一条经验，在某些方面来看也是最重要的一条经验是，毕竟对美国资本主义而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存在并不是没有意义的。随着美元—华尔街体系的建立，美国财政部和美国金融市场渐渐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排斥在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似乎快成了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一个术语而已，里根上台后也无意重振该组织。至于世界银行，里根政府把它视为一个半颠覆性机构，它充斥着陈旧的准凯恩斯主义的关于50年代“美国发展”的陈词滥调。但是里根的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在债务危机中意识到，作为表面而言的世界性组织，这些机构是维护美国资本主义利益的非常有用的工具。因而，自从1985年贝克在汉城提出了后未被通称为“结构性调整”的“贝克计划”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在国际上有了新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组织一直是首先服务于美国利益的，但它们主要并不是通过密谋操纵来秘密地为美国利益服务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密谋——毫无疑问有着很多阴谋——所以这些组织的决策制定过程极为隐蔽），相反，它们依靠两种机制来发挥作用。首先，通过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的完整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积极地维护着一种体制，在这种体制之下，美国能够对美元——华尔街体系加以充分的利用。其次，通过重塑危机国家的国内经济，使这些国家有能力偿还债务。世界银行正在把这些国家拉入同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该体系的结构造成了这些国家国内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并重视出口；此外在这一体系之下，这些国家还通过吸引外国资本进行私有化，通过解除对资本项目的控制、吸引硬通货资金的流入等措施，以达到降低预算赤字、在资本项目上多挣外汇的目的。这样，美国放款者的贷款得到了偿还，美国工业界得到了生产所需的廉价原材料，美国公司可以购买包括私有化了的公共设施在内的当地国家的国内资产，而且由于当地国家解除了对资本项目的控制，美国公司还可以进人当地的股票市场进行操作。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提出了许许多多的规则和标准，但是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曾经在任何时间，真正按照这些规则和标准中的任何一条运作过，所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可以任意要求某个国家对其经济的某一个方面进行改革，而且，它们总能把要求改革的原因归结为某方面不符合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的某些规则或标准！这样一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极力维护的这一符合美国利益的体系，似乎更加成了一个以规则、标准为基础的国际体系。
正如尼克松—福特—卡特时期给里根政府留下了后遗症一样，里根时期也给布什（本书中所称布什均为1989—1993年就任美国总统的老布什）留下了不少麻烦：这一次是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的巨额双赤字，而且特别是由于金融体系中的房地产投机市场的崩溃，致使在苏联国家集团解体时，美国缺乏足够的资金来对这些国家施加影响。但是有一个理论仍然奏效，即一系列的冒险行为也会导致事物的变化与发展，因为债务危机就导致了美元—华尔街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样美国就可以利用该体系的发展，来弥补美国在试图控制俄罗斯和东欧发展中出现的不足之处。美国可以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结构性调整体系强加于一个地区，理由是，这是一个新的全球发展变化形式，而不是在拉美危机中服务于美国利益的一种特别设计的措施。布什成功地说服西欧在东欧转制的问题上服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财政部〕的指挥，其结果是，美国成功地加强并巩固了美元—华尔街体系的影响范围，并通过私有化，通过由美国投资银行对当地股票市场进行操纵，通过用美元购买俄罗斯和其他地方的大笔资产，通过在债券市场上购买东欧政府债券获得极高的回报，通过把大笔的东欧外逃资本（大部分为非法）投人英美金融市场，并通过每次对所提供的服务收取大笔费用，使美国金融机构能够有更大的余地与东欧地区前特权阶层联手，从事腐败的但同时又是利润极高的大规模投机业务。总之，这完全可以说是一个成功的故事，特别是考虑到这整项事业导致的巨大的灾难性代价，是由远在东欧的国家来负担，而且西欧（当然是靠着北约的帮助）会试图对此进行控制，这一切都与美国无关，考虑到这一点，更会觉得这是十分成功的。
在克林顿于1993年成为美国总统之时，美元—华尔街体系已存在了整整20年。美元依然是极为重要的国际货币，华尔街在国际经济中的作用远比在70年代时更为举足轻重。以华尔街为中心的国际金融市场与单个国家国内金融和经济体制之间存在的各种障碍已被削弱，在有些国家甚至已被完全排除。而且，由于存在债务上的依赖性，原东欧集团国家和南部国家与华尔街之间的联系被大大地加强了，而这种债务依赖的形式已由原先基于中长期银行贷款的债务依赖，转为基于证券和短期贷款的债务依赖——这种债务依赖更加容易受华尔街证券市场短期活动的影响。除了这些发展之外，美元—华尔街体系发展演变的另一个特点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一种公共权威机构，在处理该体系对南部国家和原东欧集团国家所产生的影响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不是作为一个凌驾于所有国家之上的公共机构在发挥作用，它的作用只是把控制该组织的国家的政策——即美国的政策——贯彻到正经历着程度不一的危机的国家中去，而这种危机正是由于美元—华尔街体系的活动引起的。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克林顿政府在执政期间，发起了一场进一步推进美元—华尔街体系的运动，一力面消除以华尔街为中心的国际金融市场与各国之间的种种障碍，另一方面把一整套新的限制条件强加于各个国家，用以对各个国家的国内活动进行约束。同时克林顿政府也积极推进美国对美元—华尔街体系的利用，以满足美国国家经济策略的目的。但是，在研究克林顿时期之前，我们将先简单地回顾一下，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早期美元—华尔街体系对世界其他国家政治经济的影响。

政治经济国家对美元—华尔街体系的反应
到目前为止，我们只关注了美国在美元—华尔街体系中的作用，但是我们必须简单地研究一下，从20世纪70年代美元—华尔街体系建立至今，世界经济的其他主要组成部分对该体系所作出的反应。
在战后时期，世界经济的中心是由以德国为中心的西欧国家和日本，以及北美组成的。从国际政治经济角度来看，欧亚大陆这两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复苏，走的是完全不同的两条路。德国的复苏是建立在西欧内部地区间不断加深的联系之上的，而日本在亚洲大陆上则是孤军奋战，一开始与美国加强联系，随后同西欧市场的联系也不断加强。所以，正如我们将看到的，美元—华尔街体系在70年代的逐步建立，对美国以外的这两个经济中心产生的影响截然不同。无论是德国还是日本的资本主义领导人都不赞同也不欢迎美元—华尔街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以及美国对此体系进行利用的各种方式。与此相反的是，无论在亚洲还是在欧洲都有美元—华尔街体系的拥趸者，当然特别是在像英国、荷兰之类金融环节特别发达的国家以及与国际私人金融关系密切的经济环节中更是如此。

德国和西欧

对于美元—华尔街体系在70年代造成的国际货币的混乱无序，德国和日本都是极端敌视而且又十分担心的。西欧对此作出的反应是通过四个方面慢慢体现出来的：首先是在货币领域对该体系作出一种防御性反应，即在西欧建立一个新的地区性货币体系——汇率机制，朝着统一货币的方向努力。其次，转而采用一种新的积累策略，这种策略使货币资本能够控制资本使用者。第三，试图在全球范围内对该体系进行利用。第四，对“借贷”资本主义在西欧社会中的作用，欧洲内部存在着纷争。我们将逐个研究这四条线索。

地区性金融体系

如果西欧没有对美元—华尔街体系作出防御性反应，那么欧洲内部混乱无序的货币活动就会使欧盟为关税统一所作的努力化为乌有，使欧洲内部实行自由贸易成为一种无稽之谈。所以德国能够说服它的西欧同伴，以德国马克为中心，对西欧货币进行管理。这样，整个西欧就能维持货币的稳定性，德国马克就成了西欧经济与不断波动的美元之间的联系。而且德国在
70年代就作好了准备，声称德国与德国马克的这种主导地位，只不过是努力实现货币统一这一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如法国所希望的）。所以尽管经历了70年代建立之初时的不稳定，80
年代和90年代的各种危机，这一地区性货币体系还是牢牢地建立并维持了下来。
苏联国家集团的解体使人们对这一体系产生了疑问，因为人们首先对未来德国资本主义的走向产生了怀疑。德国总理科尔对此作出的反应是，决定实现真正的货币统一，以此来维持这种地区性安排。这一决策一直贯彻至今。①

金融资金的自由流动以及货币资本的全新的中心地位

一些西欧国家想要维持凯恩斯模式的资本积累方式，即国家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工业资本的扩大。法国社会主义政府在80年代初期就尝试这么做，但是里根政府利用高价位美元和高利率与法国人的计划相抗衡，由于里根政府所采取的经济策略的影响，这一努力以失败告终。法国人这一计划的失败使密特朗政府意识到，对国际金融活动控制权的争夺是一个更大范围内（统一市场以及实现货币统一）的策略中的一部分。由于国家的政策框架是由固定汇率和资金的自由流动构成的，西欧国家政府除了德国以外，都把它们对货币政策的绝大部分控制权拱手让给了欧洲私人金融市场。②当西欧国家政府声称，“全球化”使它们无法像从前那样驾驭其国内经济时，它们实际所指的是，由于它们决定使本国经济管理服从于欧洲固定汇率机制和资金的自由流动，它们在国内的手脚就被捆柱了。这种变化使得西欧与美国在国内宏观经济优先问题方面出现了相似之处：优先考虑的问题是为了降低通货膨胀率，为了货币资本的利益，维护货币作为固定价值标准的地位，促使资本使用者在经济活功中减少人工劳力并降低工资成本。这就是出现大西洋新自由主义的真正基础。

试图在全球范围内对美元—华尔街体系加以利用

在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的时间中，西欧资本一直面临着国内长期的经济不景气现象，而现在，西欧资本终于能利用美元—华尔街体系所提供的可能性，转而向外寻求资本积累的新领域。就这样，为了能够打开其他经济国家的市场，西欧资本与该体系共存并受益于该体系，而且还接受了该体系中美国的领导地位。

关于投资环节所起作用的争端

虽然上面所提及的变化大大改变了货币资本在货币资本家／资本使用者这两者之间的平衡关系中的力量，但是大部分的西欧国家政府并不同意摧毁用来控制国内金融体系以及控制金融体系与生产性环节之间相互关系的整个机构性框架。它们试图维持这么一种金融结构，其中心是大型的受控制的银行、相对小型的证券市场和大部分由国家控制的金融体系。为了要维持这样一种结构，它们不断面临来自不受规则约束的英美金融机构的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以及各种各样越来越强的宣传攻势，要求它们把金融体系中与健康、养老金和社会福利项目有关的那些部分转移到由“借贷”资本控制的私人金融市场上。这种宣传攻势主张对金融体系中的这此部分进行私有化，因而明显地不利于受雇者，但却因为能帮助降低税收压力而赢得了资本使用者的青睐。但是西欧国家中的大部分资本家阶层都对这场运动采取了抵制的态度，部分是出于政治原因（害怕缺乏足够力量对抗未来国内可能出现的叛乱），还有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些活动会极大地增加有利于英美金融机构的机会，使它们不仅能控制西欧国家的金融环节，而且还能控制其生产性环节。③有关这些问题的争端主要是在德国和英国政府之间发生的，两国为投资银行（按传统的英国说法为商业银行）的不同规范方式争执不已。在
l992年末，终于出台了一个有关投资服务和资本充足率标准的折中性的欧盟指导方针，这一方针主张在该领域实行更大的自由化。
所以，欧洲大陆地区的这种自发产生的机制使机构性障碍慢慢减弱，整个局势越来越有利于
“借贷”资本家的利益，因为欧洲所建立的区域性体系导致政府规范性机构之间产生竞争，这种竞争的结果是金融环节中最不受规范约束的机构将获胜。如果欧洲大陆不具备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性权威机构的话，那么针对美元的欧元屏障只不过是试图在华尔街和美国公司越来越强的控制之下，对金融体系和生产性环节进行保护而已。

日本

在对付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货币市场混乱的过程中，日本发现自己所处的地位更加岌岌可危。由于依赖于美国市场，日本不断面临着个一个又一个由于美国的缘故而遭至的调整性危机，同时又一直受到巨大的政治压力，必须与美国建立一个管理贸易体系，此外美国还不断试图对日本国内生产的社会关系进行干涉。日本试图通过产品多样化打进西欧市场的做法受到欧盟的强烈抵制，即使走了英国的后门，也只能克服部分的障碍。美国依赖于日本向纽约金融市场投入大量资金，而这又加剧了美国公众对日本的不满情绪。日本在80年代末期屈从于美国的压力，放松了国内的经济政策，从此，日本政府发现在本国的金融体系中出现了大量的泡沫现象，而这些泡沫现象正是德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极力避免的。到了90年代，这些泡沫的破灭，使日本国内经济陷入了长期的不景气，至今仍未复苏。
然而在80年代的后半期，日本经济界的精英们确实开始发展一种新的资本积累策略，即在东亚和东南亚发展起一个牢固的区域性网络，该网络不是建立在西欧模式的新重商主义区域性贸易政策的基础之上，而是主张向该区域投入生产性资本，以促进该地区的区域性发展——
这种政策无论是在西欧对东欧和东中欧的政策中，还是在美国对拉美国家的政策中，都无法找到。通过这种策略，日本资本可以应付美元价格的大幅度波动：高价位美元为日本本国经济提供机会，而低价位美元又为日本在周边地区的经济提供机会，使与日本有关的资本获益，因为这些周边国家的兑换率大部分都与美元挂钩。处于该网络中的经济国家除了发展区域性贸易和金融活动之外，还向北美洲和欧洲出口。
日本的这种防御性策略与东亚和东南亚已经呈现出的强劲的发展势头相吻合，并大大地增强了这种势头。其结果是，在世界经济中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发展中心，在整个90年代，这一中心就如同一块磁铁，吸引了世界其他主要经济国家的资本。所以，从经济自发合理性来看，日本资本主义为对付美元—华尔街体系而采取的区域性策略绝对是成功的。日本在本国资本与东亚和东南亚之间，创造着一种活跃的资本积累的巨大良性循环。纯粹从区域性角度而言，这比德国资本主义在西欧领域所找到的解决方法更为有效。但是，这种方法也存在其脆弱的一面。德国政府以货币统一和一种大政治观念（欧洲一体化）的形式，构筑了一道政治—
货币屏障，而德国的欧洲邻居们都认同这两种形式。但是，日本的区域性策略并不存在这种政治—货币屏障与之旗鼓相当。如果说德国在这一领域中的屏障就如阿基里斯般刀枪不入的话，那么日本的屏障就如它的脚后跟一般不堪一击：因为该区域中的大部分国家属于美元区，所以在这种区域性策略中的政治—货币方面存在着分裂；而且，不管在处于主导地位的社会集团这一层面，还是在普通的社会层面，都不存在政治性集团。相反，该区域却由于政治方面的互相猜疑，由于过去发生的敌对行为所遗留的宿恨，而四分五裂：在中国和日本之间，在韩国和日本之间，在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等等，均是如此。在战后初期，部分是由于美国的支持，西欧克服了彼此之间同样根深蒂固的敌意，而在日本的区域性腹地，这种变化并未发生。

南部的分裂

在战后长时间的经济繁荣中，南部国家从整体上而言，同样出现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在
1960年到1975年之间，这些国家中有50个国家的年度平均增长率超过3%。在中东和拉美地区，要素生产的总增长特别高，分别为2.3%和1.8％，而东亚的年度生产增长仅为l.3%。
随着美元—华尔街体系的形成和石油危机的出现，不同的国家出现了不同的发展局面，其决定因素只有一个，即相关国家应付新体系所出现的反复无常的而且经常是异常剧烈的变化的能力。随着石油危机的冲击和逐渐形成的核心国家的经济萧条局面，南部的绝大部分国家都感受到了在经常项目上出现的压力。为了缓解这种压力，它们要么在新的美元—华尔街体系之下大借外债，要么在国内进行大幅度的宏观经济调整，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使本国货币贬值。在这两种选择中，从国外融资是相对容易的一种选择：如我们所看到的，一方面是英美银行体系急于放款；另一方面，从国外融资可以使这些国家避免出现宏观经济调整会导致的国内社会冲突。
我们非常有必要强调的是，从华尔街融资不仅极为容易而且在70年代的情形之下，对各国政府而言，在经济上还是十分理智的选择。在1983年，美国副国务卿依利那•康斯特伯对美国国会解释道，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如何创造了一些条件，这些条件使正在执行目前经济政策的南部国家政府会走向一条灾难之路：“我们的政策并未把对调整的需求作为焦点。相反，我们主要关心的是，鼓励对欧佩克顺差资金的有效‘循环使用’——这是保证各个国家能够按需借款的一种委婉的说法。用来鼓励借款而非调整的措施十分诱人，从目前和预期的通货膨胀考虑，利率极低，甚至为负数；到处都有流动资金；而且借款者和放款者都认为持续的通货膨胀会带来不断增长的出口收益，并且会降低外债的实际负担。”借款国政府主要的失策之处是，只在目前经济理性框架之内制定经济政策，而没有意识到，它们所面临的整个经济框架会受到通过美元—华尔街体系贯穿于整个世界经济的美国政府所作的有关美元价格和利率的政治决策的影响，而发生改变。
那些采取借款方式的国家——中东国家、拉美国家和部分原苏联集团国家（特别是波兰、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在执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所规定的“结构性调整”的过程中，陷入了债务危机以及长达15年甚至更久的经济萧条。而走国内调整路线、避免债务陷阱的国家主要在东亚，这些国家经受住了由新体系的建立所带来的冲击，并持续发展。④其他国家则由于美元—华尔街体系的缘故，出现了一系列的金融危机，这些金融危机对整个国家都造成了影响。在70年代，一年之中出现金融危机的国家不会超过五个，而在1980年到l995
年这段时间中，只是在两个年度（1988年和1989年）中，这一数字低于五个，在有些年度中，一年之中出现金融危机的国家甚至超过十个。根据国际货币基会组织的统计，该组织三分之二的成员国，从1980年起都经历过严重的金融危机，有些国家甚至不止一次。
对这种经历，有一点必须强调，支持美元—华尔街体系的理论家声称，拉美国家—（和东欧国家）的债务危机是由于这此国家早先执行的、涉及国内众多环节及贸易保护主义的进口替代发展策略的失败引起的，所以，它们不得不引进一种新的策略性变化形式——所谓的“自由市场”形式。然而，正如丹尼•罗德里克所证实的，这些国家出现的债务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内金融危机，并非是由于进口替代策略和政府控制的资本积累策略所引起的——按主流经济学的说法，这些策略是微观经济发展手段——而是因为这些国家政府未能根据70年代石油涨价和货币—金融新体系的影响，作出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罗德里克解释道，进口替代工业化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为拉美、中东和北美的许多国家，甚至一些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在70年代的后半期，这些国家的经济开始崩溃，其原因与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本身或政府的干涉程度几乎无关。最后只有那些迅速并果断地进行相应的宏观经济调整（在财政、货币和汇率政策方面）的国家才渡过了难关。
”
所以，在采用了美元—华尔街体系之后，经济局面出现了转变，这种转变的因果关系的真实形式如下：一个成功的发展战略突然面临着宏观经济战术方面的巨大挑战，这种挑战是由于国际货币—金融新体系有意造成的混乱局面而引起的。宏观经济方面的这种战术性失败导致了严重的货币和金融危机，而正是由于这些危机的出现，使得华盛顿政府能够把一种新的战略性模式强加于这些国家。当时，华盛顿声称，这种模式优于先前失败了的战略。然而，这种新模式不过是为偿还美国银行贷款而采取的一些特定解决方法的综合，而且国家将因此变得十分脆弱，无力抵御美国资本主义的进攻。
当号称是新模式样本的墨西哥在经过了十年的经济萧条和短暂的经济增长之后，又一次陷人严重的金融危机（1994—l995年的墨西哥危机⑤）的时候，人们更加清楚地意识到，情况确实如此。因为，由于通常的意识形态机制的作用，华盛顿共识的上层人物们确实相信他们的新模式，就如先前的债务危机所“证实”的那样，是优于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的，他们真是没能注意到墨西哥新模式的极度的脆弱性，因而墨西哥后来发生的崩溃对他们是一大打击。但是，他们仍未认真对待墨西哥危机所提供的前车之鉴，即所谓的经济改革自由市场模式只会导致将来抵御危机能力的下降和政策脆弱性的增加。这种模式必须成为一种好的模式，因为这是惟一的一种符合美元—华尔街体系实际情况的模式，而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国家——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越来越离不开美元—华尔街体系了。
所以，这些危机的发生使南部国家分裂成了两个区域：新的依赖于美元—华尔街体系的国家和东亚及东南亚地区的新的经济发展中心。新的依赖于美元—华尔街体系的国家，彼此之间也存在许多不同之处，有些国家走上了社会分裂的道路（大部分的非洲国家），而其他国家进入了经济不景气的时期，间或不定期地出现经济增长（大部分的拉美国家和中东国家）。
在80年代之后依赖于美元—华尔街体系的这些国家，经常出现金融市场的不稳定和经济的不景气，间或出现强劲的经济增长，继而又出现金融崩溃。从1980年开始，一个又一个国家出现严重的金融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三分之二的成员国逐一受到过至少一次的影响。每一次危机出现的时候，美元—华尔街体系的英美国家媒体就会指责该国家的政府无能、腐败，或者其他使全球半数以上的国家中的每一个成为特例的原因。但是过了一段时间，这些说法渐渐地不再令人信服，因为我们意识到，整个世界上似乎所有的国家都极为腐败和无能，因而出现危机；而与此同时，仍然是这些媒体又在向我们保证说，每次除了一个国家之外，整个世界就整休而言运作得非常良好！
按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来计算的话，这些金融危机的代价是十分高昂的，特别是在危机形式发生于银行体系中心的国家，更是如此：在阿根廷1980—1982年的危机中，这些代价不低于国民生产总值的55.3％；在以色列1980—1983年的危机中，是30%；在墨西哥1994—1995
年的危机中，是13.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如何分配这些代价时起了关键的作用，该组织积极地为美国利益服务，而三国集团（三国集团指美国、德国、日本）中的其他国家也被动地接受这种做法。

东中欧和东欧

从90年代起，在美元—华尔街体系控制之下的国家的经历与80年代绝大部分拉美国家的经历惊人地相似，都是悲剧性的。美元—华尔街体系的鼓吹者有充分的理由祝贺自己，因为他们成功地使这些国家中的一些接受并采用了资本主义制度，尽管对这些国家中的大部分人来说这是个十分痛苦的过程。而十年后，只有波兰一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了该国1989年的水平，整个地区所有的其他国家都一个接一个地发生着金融危机，而且只有当这些危机有所缓和时，笼罩着所有这些国家的愁云惨雾才有所消除。

新的经济增长中心

东亚和东南亚的新经济增长中心包括中国大陆、韩国、台湾，而且现在也越来越发展到了更靠近南部的国家。它们之所以走到了一起，不是因为它们具有共同的国内发展模式，而是因为它们所采用的宏观经济策略使它们都经受住了70年代国际新体系的考验，因为它们能够进入美国市场，因为它们中的许多国家在进入了80年代之后能够获得大量的资金流入，这些资金不是来自纽约市场的游资，而是来自东京的生产性投资。它们构成了一个新的增长中心，该中心的意义不在于这些国家具有很高的增长率，而在于更深的层次：在整个世界中，这些国家构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持续性的资本积累中心。
在80年代初期，该地区（不包括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只占世界产出的六分之一。但是到了90年代中期，就购买力平价调整而言，该地区已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约四分之一，如果这种形势继续下去的话，那么到2005年，该地区会占到世界总产出的三分之一。而加上日本之后，我们会发现，整个世界经济的中心在500年中第一次不再受大西洋地区国家的控制了。
同样地，在过去的十年中，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对外出口几乎翻了一番，大约占世界出口总额的五分之一。此外在工业化国家的出口中，它们作为目标市场所占的比重也在不断增加，这对1990—l993年大西洋地区连续出现的经济衰退起了缓冲作用。从90年代开始，一直到1997
年，该地区在全球新投资中大约占据了三分之二，同时在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增长值中大约占到一半。所以，该地区作为大西洋地区国家经济的直接推动者，其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
而在实现这一切的同时，该地区并未与美元—华尔街体系的国际运作理念以及与该体系紧密联系的英美“借贷”资本家的利益发生冲突。所以迈克尔•康德斯一直喜欢强调，该地区的－些股票市场向西方“借贷”资本提供了非常良好的机会，例如，在香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作为国民生产总值一部分的股票市场的市价总值，超过了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市价总值。当然，他也会声称（尽管这一观点站不住脚），在90年代，大西洋地区的投机性资本流入这些证券市场，对该地区的生产性资本的发展起了某种基本的帮助作用。但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1997年9月在香港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会议上，香港金融管理局的总执行官对来自各国的中央银行和政府的官员作了一次演讲，在这次演讲中，他对这种情况作了如下的解释：

亚洲地区的大部分储蓄，特别是政府部门和私人环节的制度化了的储蓄，仍然投资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就我们香港而言，8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的
95%以上投资于亚洲以外的国家。在对外汇储备的管理中，比较中庸的做法是，外汇储备中的75%都是以美元为单位的资产，大部分是美国政府债券。而在我们的管理中，我们已经放弃了这种做法，同时我也知道，亚洲总的外汇储备中的80%以上，共计6000亿美元，大部分是投资于北美和欧洲的……所以，我们可以说，亚洲在为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提供资金，解决预算赤字问题，但是同时，亚洲却需要通过国际对外投资，吸引外来资金进入亚洲地区。而对外证券投资的不稳定性是亚洲经济国家货币金融体系动荡的主要原因。有些人甚至认为，亚洲经济国家在为非亚洲国家的对冲基金提供资金，而正是这些对冲基金扰乱了亚洲国家的货币和金融市场。这种看法可能不太友善……但是本地区金融中介的有效性确实存在问题，而这种问题正阻碍着长期储蓄转化为长期投资。
美国的政治经济
美元—华尔街体系的构筑对美国金融体系和美国经济起了巨大的反馈作用，而同时，美国本身的发展又对美元—华尔街体系内部的发展趋势起了非常重要的而且是不断增强的作用美国金融体系具有一个结构性特征，这种特征使美国金融体系几乎与其他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体系都不同，即美国的银行体系极度分散化。其他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体系几乎都拥有大型的、全国性的零售性银行，这些银行控制了国家信贷体系，而且与中央政府保持着一种密切的内部关系，而美国并不具备这种模式。⑥在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的时间中，随着经济条件的不断变化，美国金融体系中出现了许多新的力量，填补了有些人所说的银行体系分散化留下的空白。而且，随着这些新生力量的不断壮大，那些用来防止程度最危险的体系脆弱性进一步扩大的条例、规则就对它们不具备约束性。⑦下面我们来列举一些最具意义的变化。
首先，在向生产性环节提供信贷方面，商业银行的地位有明显的下降，而所谓的共同基金的作用在不断增强。这些共同基金组织以债券而不是银行贷款的形式，向公司提供信贷。共同基金购买公司发行的债券，这样，共同基金就可以向储蓄者支付高于银行储蓄的利息。此外，共同基金还可以通过债券和其他证券（在金融市场上可自由买卖以获得资金权利金的书面文件）投资的多样化，使储蓄者受益。这样，美国企业所需的货币资本的供应就与证券市场上价格的涨跌联系在了一起，而且美国国内各个阶层的储蓄也与这些市场上的价格走势捆在了一起。共同基金越来越庞大，其规模不能说超过，但至少也与全美银行体系的储蓄规模相当。
第二个主要的趋势是金融业各个环节之间障碍的消除。随着共同基金的发展，银行也开展起它们自己的共同基金业务，这样也就越来越涉及到证券市场的交易。美国储蓄与贷款机构（与建筑协会等同）被解除了管制，这样，它们就能进行证券交易，能够如商业银行般地开始进行操作。通过这些方式，整个美国金融体系都被卷人了证券市场这个巨大的旋涡中，向投机性投资打开了大门。
第三大主要的变化是出现了许多系列的新的证券形式。例如，抵押合同已成了可进行买卖的文件；所谓的垃圾债券，即为筹集大笔资金进行公司收购而发行的高利率的债券，已经变得十分抢手；而且一整套称为衍生工具的新的证券形式又发展极快，这些衍生工具的价格是由其他的初级证券或货币的价格动向派生而来的。衍生工具的大部分交易都不受约束，因为这些交易都是买卖双方在场外直接进行，而非通过规范化的交易方式进行的。衍生工具交易发展所带来的一个重要影响是，它把一个市场——如股票或债券市场——的价格动向与另一个市场——如外汇市场——的价格联系在了一起，因此，与以前相比，一个市场上出现的震荡会更容易影响到其他市场。
第四大主要变化是对冲基金的出现。对冲基金这一名称是一种委婉的说法，其实就是投机性机构，它们利用不同时期价格的差异和不同市场上价格的差异，自负盈亏进行证券的买卖，以此赢利。最大型的对冲基金都不是边际投机者，而是大型投资银行和互助基金的产物。对冲基金还有其他名称，所以作为合伙企业的哥德曼•萨克斯公司，其实主要是一个对冲基金公司，换言之，该公司l996年和1997年的利润的大部分来自自负盈亏的投机性交易。从本质上而言，所罗门兄弟公司其实也是一个对冲基金公司。因为银行无法从事投机性活动，所以银行经理就帮助有权进行投机性活动的公司建立对冲基金机构，这样，就不是银行，而是合伙企业在从事投机活动，这此合伙企业通常为了逃税，在境外注册。然后，大型银行就向这些其实是它们自己创造的企业贷款，使得这些对冲基金机构拥有真正巨大的资金来源，能够对市场进行操纵。拥有巨大规模的资金来源非常重要，因为投机者通过使用规模极大的资金，能够使市场价格朝着他所希望的方向调整。
我们会在后面重新研究这种市场力量问题。但是，现在非常有必要强调一下的是，对冲基金公司能够大量吸收银行和共同基金的贷款，对市场进行操纵。这种借款方式，用行话来说，叫做“杠杆作用”。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对冲基金机构在任何时间所能使用的银行贷款可以达到机构本身资本的20倍。最大的对冲基金机构之一的老板索罗斯曾经说过，为了进行操作，公司的举债规模可以达到公司本身资本的50倍。而现在我们发现，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举债经营能力竟达到其资本的250倍，换言之，如果该公司的资本为25亿美儿的话，那么它实际可以运用的资本达到6000亿美元。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美国对冲基金机构的总资本估计为3000亿美元，假设对冲基金机构的举债能力为其资本的50倍，那么它们所能使用的资本达到惊人的15万亿美元。所以，美国金融体系的中心存在着这么大规模甚至更大规模的投机资本，而且它们完全不受约束。
我们要谈论的最后一个美国金融体系中的结构性变化是，在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的时间里，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交流的巨大发展。美国国内市场上的所有主要机构——共同基金、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以及对冲基金公司——大都大大地介入了国际业务之中。外汇市场和外汇衍生工具市场是两个最活跃的发展环节，但是这两个市场都是不受约束的场外交易市场。同时，美国金融市场与世界各地市场之间的资金流动也有了巨大的发展，而且随着其他金融市场在压力之下不断地对外开放，美国大型金融机构也在全球各地设立了办事处。
从上述简短的概括中，我们可以大致得出两条结论：一是就正常情况下的业务量而言，美国证券市场的规模已经变得相当巨大，这就使得这一市场具有了能够吸引生利资本所有者的一种特质：在正常情况下：美国证券市场具有相当的流动性，换言之，任何人如果想要抛出并退离市场的话，很容易就可以做到，就如想要买进的人能够很容易找到卖主一样。但第二条结论是，整个金融体系的内部结构从战略上而言，变得越来越脆弱，越来越无法抵御危机。资本主义制度之下的信贷体系所经历的所有一切都说明了，由于法规体系的瓦解、证券市场不断增强的主导地位、高风险的新型证券的巨大发展以及由于这类新型证券在整个投机性资金体系中越来越强的主导地位，美国金融市场比以往都更加脆弱，更加无法抵御恶性的金融危机。即使在普遍有着严格管理监督的银行环节中，这种监控管理似乎也被大大地削弱了。最近的一次调查显示，只有3%的美国银行在严格按照法规条款行事。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即美国政府为什么会允许出现这样的发展局面，而且不采取任何阻止手段？最直截了当的答案就是，制定法律、法规的管理者本身与大投机者关系密切。美国财政部长罗伯特•罗宾本身就是个职业投机商，因为他曾经是哥德曼•萨克斯公司的管理层中的一员；联邦储备局的格林斯潘在未进入政府工作之前，一直在进行着市场操纵工作；而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成员们也是不断地在华盛顿的工作和市场交易之间两头忙。上述的解释显然很能说明问题，但是因为这个问题极为重要，我们当然希望美国政府中的其他权力部门能够进行干涉并加以控制，如美国急统和国会。
第二种解释可能是政府的这些其他机构本身依赖于金融投机机构，以获得竞选资金：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华尔街的好朋友。事实上这是千真万确的。罗斯科普夫曾经说道，民主党主席隆•布朗向克林顿指出，发展符合华尔街利益的经济政策极为重要，因为这样便能充分利用华尔街可能提供的巨大的竞选资金。这种说法当然也有道理。但是，除了金融市场之外，美国资本主义还存在着其他非常重要的权力中心，如果政府的决策性控制权落于投机性机构手中的话，这些权力中心一定会表示不满，并吹毛求疵。
而第三种解释可能是美国社会中所有的战略性社会团体都已受制于金融市场的机构性动态发展。大公司管理层的收人和财富与股票和债券市场上的未来价格捆在了一起，因为它们把储蓄投入了投资银行、共同基金和对冲基金，所以它们一直在本公司进行重组，把“股东利益
”的扩大作为公司经营的主要目标。而且美国的工人阶层也慢慢地依附于证券市场，以获得养老金、健康保健，甚至是工资，因为这些都越来越与证券联系在了一起。任何规范性的措施都会不可避免地对目前的经济活动产生消极的影响，所以主张采取这些措施的政治家们就会失去范围相当广的政治性选民的支持。
而这种政治方面的障碍又得到了主张自由竞争和自由市场的投资理念的支持。但是我们不必去夸大这种理念的作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层的生活，不仅是因为工资关系，也是因为储蓄关系，而与资本紧密相连。如能像西欧那样，由政府介入储蓄体系，那么工人阶层的社会福利保障就不会如此受制于市场的发展和“借贷”资本家的利益。但是如果储蓄关系直接由私人金融市场控制，工人阶层本身也会具备投资者的利益要求。
这些确实似乎是美国在90年代所面临的政治局面，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美国历届政府为了所谓的美国资本家的利益，利用美元—华尔街体系而造成的。但是这样做究竟是否加强了美国资本主义相对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牢固地位，关于这一点，我们下面再讨论。但是有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这种做法对整个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产生了一种类似于麻醉剂的效果，并使美国的政治经济在金融方面变得越来越脆弱。
随着克林顿政府的上台，不断发展的美元—华尔街体系不再只是美国从其在金融货币方面的主宰地位中获得巨大利益的工具，它已演变成了美国建立全球主宰的一种极端手段，而且也成了克林顿政府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政治性战略的中心内容。

美元—华尔街体系与国内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变化的动态
我们研究了美元—华尔街体系对各国政治经济的影响，这种研究使我们注意到了该体系是如何通过运用政治经济因素，对世界各国国家内部的社会经济结构进行改变的。具体的改变方法是，在国家内部造成社会冲突，而且美元—华尔街体系引起的这种冲突定是发生在力量不均等的社会集团之间。在发生危机的情况下，国家内部的某些社会集团可以利用美元—华尔街体系，以达到增强其在本国的政治社会地位的目的。
我们可以把美元—华尔街体系的这种方法非常清楚地表达出来：当发生了金融危机时，某些社会集团就能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经济重组计划中获利。它们的货币资本可以流入华尔街以躲避国内的危机，而整套重组计划的实施一般能够加强它们在本国的社会地位；为重振国家金融而进行的国营产业的私有化又使某些能够筹集到大笔资金的资本阶层获利，出口环节也能受益于整套重组计划，而资本阶层作为一个整体，能够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重组计划中，把它们的统治强加在其他的、从属的社会集团的头上。受到削弱的国内资本环节是那些从事进口替代的环节，而向国内市场供应日常用品的企业会被国外的跨国公司收购，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施的计划，这些跨国公司就有了新的途径，可以收购国内资产。
所有这些结果都不是自发产生的，它们都是因为社会集团之间存在政治争端而产生的，而发生危机时该国国内的政治结构和政治力量的对比又决定了这些政治争端的最终结果。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努力推行一个标准化的、适合所有国家的经济重组计划，但是其结果的具体形式总是随国家的不同而不同。举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来说，在原苏联国家集团中，私有化的形式就非常多种多样，而不同形式的私有化对社会所带来的影响又造成了新一轮的社会政治冲突，反过来，这些冲突又对经济重组带来的后果十分不利。这就是为什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社会和机构性策划者会竭尽全力，力图使重组计划能够经受得住预计会出现的强烈反击的打击。
然而，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与特定国家国内的某些社会集团所结成的联盟而言，它们所推行的这些社会改革计划，至少是部分成功的。这种成功当然不是指持续性的宏观经济发展——离这还差得很远，因为通常新的危机就潜伏在不远的将来。但是，不管社会集团的强烈反应造就了什么样的政府，这一政府将会面对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平衡，而且，如果想避免出现新的金融混乱危及市场的话，政府也只能在很大程度上接受这种新的力量平衡。所以，美元—华尔街体系就这样造成了许多国家国内社会动态机制的一种深层次的社会转化。
然后这些变化又反馈到了国际理论界。国际社会“整合”的发展使国际理论界集中出现了一种理论，其主要表达形式为“华盛顿共识”。一眼看去，这种共识的起源似乎是个谜，它被认为是一条纯知识学习曲线的结果：人们是如何了解到所谓的中央统制经济政策并不可行或者不如“自由市场”的“借贷”，投资策略来得可行的。然而这种对“华盛顿共识”理论的解释不可能是正确的，因为比起新的自山市场策略在当前（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时间）的业绩来，过去的中央统制经济策略在过去所取得的业绩更好，而在最近一段时期中，惟一真正活跃的经济国家是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其中一些国家实行的就是高度的中央统制经济机制。
要掌握实际的情况，当然必须彻底研究理想化状态和现实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华盛顿共识
”这一观念教会了人们去改革社会关系；而是社会关系的实质性变化使“华盛顿共识”这一观念有了市场，而且推动整个过程的不是在某个问题领域中建立起的一套法规、标准和原则的准法律体系，而是美元—华尔街体系中货币和金融所具备的强大的物质力量。一旦这个国际社会经济体系开始瓦解，那么“华盛顿共识”这一观念也会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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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符合德国资本主义利益的是一个小范围的马克联盟，倾向于向东欧发展，而不包括地中海国家。但是迫于政治上的压力，德国不得不支持一个大规模的欧洲货币联盟，这种联盟必将要求德国或地中海国家作出重大的调整。
[2]在美元—华尔街体系之下，除美国、德国和日本以外的其他国家政府，只能控制下述三个特点中的两个：汇率控制、完全的资金流动性和独立的货币政策。
[3]私人金融在养老金等领城的巨大扩张，将会需要证券市场也同样进行大规模的扩张，而且还会削弱银行与企业之间的联系，同时向美国货币资本打开收购欧洲企业的市场。
[4]能否迅速进行国内调整的一个关键因素，是该国国内各社会阶层的力量平衡情况。而东亚国家之所以能够迅速进行国内调整，是因为与那些未能进行国内调整的国家相比，它们更具备把进行调整的代价转嫁到工人阶层头上的能力。
[5]墨西哥危机也同样十分有趣，因为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内部引发了美国和西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冲突。墨西哥对美同而言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所以美国下决心要稳定墨西哥经济，即使这意味着要花掉西欧200多亿美元，也在所不惜。而西欧认为，墨西哥危机对全球金融体系不构成威胁，所以，这笔钱应该由美国出，国际结算银行只负责提供过渡性资余，其余的应由美国从共他地方筹集。但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成功地说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迈克尔•康德斯，让他公开宣布西欧将提供全部资金，而非仅仅是过渡性资金。这就意味着，如果欧洲人公事公办的话就会使墨西哥危机进一步恶化，因而就会被认为是整个墨西哥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事会的会议记录，前所未有地第一次向公众公开了，这是因为欧洲官员故意泄密，以显示他们井未投票赞成这种帮助墨西哥摆脱困境的方法（而是弃权了）。
[6]大型全国性银行具有这种主导性地位，这不仅在日本、法国和德国（德国也有地产银行）是如此，而且在英国和原英国统治之下的国家如加拿大也是如此。七国集团中只有意大利与美国类似，在其金融结构中不具备强有力的全国性银行支柱。
[7]当然，美国金融体系中有一些部分仍受制于英国金融机构所谓的极为严格的控制管理，因为证券及交易委员会的权力是巨大的。但是证券及交易委员会对进行证券交易的机构进行管理，其出发点不是为了降低宏观经济风险，而是为了确保各机构进行公平竞争。

五
权力政治、美元—华尔街体系和克林顿政府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试图研究美元—华尔街体系的结构机制，这一体系作为一个经济机制，同时又作为一个政治机制，在不断地自我发展。美国政府通过其美元政策以及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控制，对这一体系实施控制，同时，这一体系也受制于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金融市场的活动。同时我们也大致研究了该体系对各国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结构的一些影响。此外，通过研究美元政策以及美国对国际金融规范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运作地位的态度，我们简单地说明了美元—华尔街体系是按照美国的国家利益而运作的。但是，我们有这么一个间题：在目前的资本主义体制之下，我们该如何来理解国家利益？我们该如何对一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下一个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定义呢？如果我们能解答这一问题，我们就能试图提供一个理论框架，用来解释克林顿政府在国际政治经济中所采取的激进行为。

国家利益和来自国际社会的挑战
关于国家国际经济利益的主流理论

主流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只要一个国家的政治领导人理智地按照本国的利益行事，那么除了一些过渡性调整矛盾之外，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利益是不会导致产生任何有关经济国家本身的国际政治冲突的。我们可以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利益作如下定义：首先，通过提高本国生产力，为国内民众带来长期的经济繁荣——某个国家生产力的提高不会影响它国追求更高的生产力水平；其次，通过坚持自由贸易、充分利用国际劳动分工所带来的优势；第三，为了有效管理国际宏观经济流量，与它国政府保待合作。随着经济不断繁荣发展，该国的收入不断增加，在国际上的政治地位也不断得到加强。所以，根据这种观点，只要其他国家采取类似公开的、理智的政策，那么一个国家的国际利益与它国的利益基本上是协调一致的。因此，主流理论认为，各个国家之所以试图在国际经济中运用政治干预手段，这是因为各个国家内部的一些特殊利益集团为获得“逐利活动”的优势，运用它们的政治影响力对政府施加了压力，而这种优势实际上对整休的经济利益而言是不利的。
主流经济学确实承认，由于存在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国家之间可能会出现调整性的紧张局面，而这种紧张局面可能会使国家对进口施加贸易保护主义限制，或对出口提供补贴，以避免进行国内调整。所以我们必须建立一整套健全的法律、法规，这样，国家就不会为了避免进行内部调整而采取这些最终是对己无益的措施了。
主流理论对国家间经济的相互依赖性越来越强这一点也有额外的补充，它们认为某个国家的政府在其国内采取的行为会对其他国家国内的政治经济产生跨国连带作用，所以就需要建立新的国际体系，对各个国家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中所制定的国家政策进行协调。但是主流理论中这些额外补充的方面最初是在维持国家间经济利益上最大程度的和谐性这一基本框架下，作为解决所出现的技术问题的技术方法而提出的。
这种主流经济理论与主流多元政治科学非常吻合，它们都把自由民主国家中的政治视为党派间拉选票的竞争，而选民则是本着最大程度地扩大选民福利的原则进行投票的，因为这种选民福利与选民个人的兴旺发达有关，所以选民们就会迫使其政府致力于经济发展和国家繁荣。而如果能按照自由主义经济学所描述的方法，努力实现这此目行的话，政府就会因此得到政治方面的最佳回报，因为自由主义经济学掌握了保障国家繁荣、使选民满意的方法。但是当然也会存在这样的危险，即选民中的某些特定集团也会为了获得“逐利”方面的优势而试图控制整个政治局而，这种优势将能加强某些集团的个别利益，但是却会阻碍整个社会整体利益的扩大，所以，这种特殊利益集团行为可以而且也是必须受到抑制的，其方法是设计相应的民主责任制度。
这些主流经济政治科学的观点和“新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主流理论不太吻合，因为“新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家间体制的不可避免的特点促使各个国家为获得相对力量（相对力量是指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力量）而相互争斗。因为国家在整个无政府主义的世界中是作为孤立的实体存在的，而国家在这种状态中要保障其安全，惟有最大可能地扩大本国相对于它国的力量，所以为了获得这种力量，国家之间不断发生着冲突。新现实主义者声称，在这种不停爆发的权力冲突中，各个国家特别在乎军事力量的建立，它们对经济并无多大兴趣。新现实主义者的这种观点与上述主流理论又有了共同点。
但是近年来，相对于自由主义政治经济的主流理论，新重商主义理论又再度流行并再度占上风。其实与其说新重商主义是一种严谨的理论，还不如说是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国际经济局面从根本上而言是由国际政治条件和政治力量的共同作用决定的。从这个基点出发，新重商主义理论认为，国际劳动力的金字塔型分工是“由政策路线决定”的，而并不是自由市场格局的自然产物。自由主义国际经济学对此作了这样的假设：政府通过操纵市场，避免国际市场进行“正常”的运作，并使其政策路线对国际劳动分工起到决定性的影响作用。那么，由于国家间制度对国际市场的影响，每个国家为了在贸易中争取获得国家优势而试图运用其对外的政治影响力来操纵其外部环境，国家与国家之间就不可避免地存在为了争取本国经济繁荣而引发的政治冲突。这些观点符合新现实主义理论，但是在认知层面上却与主流的新占典主义经济学有冲突（即使那些持有重视实际发生情况的新重商主义观点的学者在研究该发生什么的时候，也持有自由主义的观点）。
这些不同理论存在的一个问题是，虽然它们似乎能对国际关系的大部分情况进行说明，但同时它们也似乎漏掉了许多。主流经济学提醒我们，国家生产力以及国际宏观经济协调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同时它又过多地依赖于“一味逐利”这一不利于福利发展的观点，来对违反主流经济学标准的国家政治经济方面的大部分活动进行解释。我们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这个例子从主流经济学观点来看，完全是非理性的。从主流观点看，美元在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的阶段中的剧烈波动完全是非理性的。我们真的能把这种现象解释为是由某些集团一味“逐利”而造成的吗？如果这样来解释的话，那么肯定有一些集团是从高价位美元上获得利润，而另一些集团则从低价位美元上获得利润。这样的话我们该如何来解释在一届政府的任期之中，逐利者之间看似是抢座位游戏性质的活动呢？
至于新重商主义，它解释了主流理论未能解释的一切现象，但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它又未能解释主流理论能够解释的现象——资本主义经济大国之间合作与纷争相结合的现象。新重商主义的观点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一定会存在一种几乎是永久性的经济竞争局面，但是这种局面的紧张程度会随时间和地点的变化而变化。
要了解经济学中国家利益的含义，我们认为这些理论有一个共同的弱点：它们把经济的含义定义为“发展”、“繁荣”、“工作机会”和生产力，而在“经济”含义和“政治”含义之间没有任何中间性的过渡层次。所以，它们把一些需要仔细研究的问题视为是理所当然的问题：例如，究竟是何种社会机构实际上控制了经济“发展”的命脉？这些机构的内在需求是什么？这些机构的这些内在需求以及它们的利益兴趣是如何通过在国内政治活动中发挥作用，从而形成了国家利益的含义的？我们需要这样一种理论，它应该包括国家在经济问题方面采取的介于经济行为和国家政治行为之间的社会中间性行为，例如把资本主义制度作为一种社会体制这一概念就提供了这种中间行为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这种观点对经济行为和国家行为进行了灵活的解释。
我们在这里不再介绍有关资本主义国家国家利益的其他理论，因为这需要我们提供除主流社会科学之外的另外一种相当成熟的理论，我们只是简单地提供一些初步的概念性方法，这些方法有助于我们对资本主义大国定义其国家经济利益的程度取得比较一致的理解。资本主义国家的定义方法既包括了主流经济学所推崇的国家间合作，也包括了新重商主义强调的国家间冲突。

国际经济学中关于资本主义国家国家利益的一个初步的观点

在一个资本主义经济国家中，选举产生的政治家们确实想要得到主流经济学认为他们应该得到的东西：比以往望高的生产力水平和发展速度。但是这种事情并不是直接由政府控制的，它们是由掌握着生产性劳动力的私人资本控制的。因此通过民主方式选举出来的政治家必须满足资本拥有者的特殊需求，因为正是资本拥有者这个集团将决定是否投资以及经济是否向前发展。所以，就资本家这一社会集团对经济生活的控制这一点而言，我们不得不把经济学中的国家利益视为该国国内资本家的利益。
私人资本家要的并不是经济发展本身，他们要的是资本的增加和投资的安全。而这些目标的实现并不一定要依赖于那些以扩大国家生产力为最终目的的行动，私人资本家可以通过扩大对现存生产力的控制来实现这些目标。如果他们遇到竞争，那么他们对付竞争的一种方法就是通过致力于提高生产力、降低单位成本、提高产品品质，来增加销量，并以此吸引更大的市场。但是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方法可以对付竞争：利用资本的规模，采取战略性策略，击败规模较小的竞争对手或潜在竞争对手；或者拉拢竞争对手，与之建立卡特尔组织，以控制市场。因此，在一个闭关的经济国家中建立垄断体系之后，为高产出而进行昂贵的投资似乎并非是进一步增加资本的捷径。而且，如果市场已经饱和并已经受到控制，对新技术（生产力快速持续发展的关键）进行巨大的投资，其合理性似乎也下大明显。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由于发达产业的资本—产出比率极高（或者，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就是资本的有机组成极高），所以就存在着非常大的经济压力，使得整个国家越来越受到垄断的控制。资本投资中每增加的一个英镑，只能产出一点点额外增加的附加值。生产性环节在固定资本方面需要巨大的投资，而进行这种投资的资本家，为了要获得足够的投资回报，他们必须要能够对市场进行长期控制，有了这种把握之后，他们才会进行投资。所以，这种资本主义投资计划有着一些必要的条件：阻止新加入者进入这一市场；对价格进行控制，以更获得固定资本投资的足够的长期回报。
发达产业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能够受益于规模经济效应，因而，一个公司的市场份额越大，该公司就越能更有效地与潜在对手进行竞争，所以，公司都有一种本能需求，需要扩大市场份额，以获得最大程度的规模经济效应。
以前，数目众多的小规模资本在国内多元化的市场上进行着竞争，在这种条件之下，市场上主要公司的破产对整个国家并不会造成严重的影响。但是，如果国内大的垄断公司破产，而导致国外的垄断公司占领本国市场，那么这个后果可是非常严重的了。
现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国民经济中生产性环节的垄断程度确实很高，这些垄断资本试图维持它们对市场的控制，其主要手段有：阻止他人进入同一个市场；实现“资本集权化”（大公司吞并小公司），以及资本集中化（发展生产体系），以获得最大程度的规模经济效应。国家政府也在这些垄断资本的要求之下，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帮助，具体的做法有：为垄断性产业提供巨大的国内市场；为垄断性公司提供范围广泛的支持性服务（基础设施、劳工培训等等）。
当这种准垄断性产业的主要市场向国际发展，而且这些环节中的本国资本在国际上没有遇到严重的竞争时，可能会出现大量的投资活动和技术创新，因为这些相关公司对未来资本的增长很有信心。但是当新加入者为了争夺市场份额，成功地向这些准垄断资本发起挑战时，就会出现非常严重的问题：对固定资本进行的新的大规模投资会变得极具风险性，新的竞争使利润减少，即使是最大的公司也有可能面临破产的风险，继而经济开始崩溃。
如果上述描述还算大致正确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探讨一下这会在国际上造成何种影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在国际间运作，其目的有：首先是为了获得生产过程中所必需的，但在国内市场上又无法购买到的原材料，而且，有些原材料非常重要——能源和战略性物资，如铝、矾土、铜等——以致这些资本拥有者不能完全让市场来决定这些产品的供应，他们转而寻求本国政府的帮助，要求本国政府施加政治影响，以保证这些产品的供应。其次是要控制竞争时常是十分激烈的国际市场。就如为了要保证原材料的供应一样，在面对十分激烈的竞争的隋况下，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就会发生“逐利行为”，拉拢政府的力量来帮助击败竞争。但是在这里，“逐利”这一名称并不合适，因为在垄断性竞争的条件下，这些做法是一种必需的、全而的要求。此外，另一个目的是获取国外的劳动力资源，可以是高科技领域所需的高技术劳动力资源，也可以是低技术水平的廉价劳动力资源，用来从事国内劳动过程中劳动力密集型部分的工作，政府同样可以在这些方面提供帮助。
在这种国内资本主义的背景之下，我们可以问这么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才是一个特定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合理角色？当然，政府并不就意味着获选的政治家，政治家们来来往往，但政府还是那个政府，而政府高级行政人员要使每一届获选政治家们明白整个国家长期的局势和利益，而不仅仅是其任期内的情况。从这个角度来看，政府必须尽力确保本国资本家获得尽可能最好的条件，这样才能使他们愿意增加对生产性环节的投资，提高生产力水平，并提高产量，这是国家本身资源力量的物质基础。因为这一切都是由资本来决定的，所以政府绝对有兴趣去为本国最重要的资本服务。而且又因为这些资本在国际间运作，政府还必须努力去为它们的国际利益服务。这些资本不断把其收入和利润寄回本国，而且还把影响控制力扩大到了海外市场，从这些方面来看，政府就会认为其国际地位更牢同了：本国资本在国际市场上越是分布合理，该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就越是强大。
这可能意味着，在核心国家普遍存在的经济萧条的情况下，单个国家和由其他国家组成的整体之间一定存在着利益冲突。如果由于它国垄断企业的行为，导致某国主要垄断企业的利益受到了威胁，那么就会爆发国家间的非常激烈的竞争。但是通常而言，国际间除了存在劳动力分工之外，也存在着资本分工，因此，只有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大规模的国际汽车制造公司，而其他国家并不一定有。所以，英国就准备不再努力去维持其汽车公司的地位，因为英国有其他的国际领先行业（希望如此），如金融业、军用工业、制药业等。但是，对德国而言，如果它的汽车公司无法进人国际市场，那么情况就会截然不同了，因为战后德国的重点工作并不是建立一个大规模的、国际须先的金融市场。这两个国家都会致力于确保各自关键环节中资本的利益在国际上能够得到很好的保护，而且，在这两个国家的大部分行业中，可能会出现“资本配合”，那时，它们就会彼此合作，在与第三国的谈判中，它们可能会联手，互相帮助。
欧盟最近的发展，特别是统一市场最近的发展，能够显示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些方面彼此合作的程度。建立欧洲统一市场的目的是为了打破欧盟内部阻碍国际竞争的障碍。但是，这一统一市场使得每个成员国能够鼓励本国各行业的领头企业扩大其国内垄断势力，然后设法与欧盟中的其他国家在各自的领域中进行合作，这样，它们就能在垄断性的“资本分工”
中共同合作。这种组成卡特尔的合作性做法在某些环节中显得比其他环节容易得多：无论如何，统一市场至今还没有完全实现，而所建立的合作性卡特尔联盟通常并不稳定。然而，在维持和加强国家间合作方面，统一市场计划比任何新重商主义理论家所预测的都要成功得多。
同时，要不是欧盟作为影响世界其他经济国家的一种有效杠杆而对其成员极具价值的话，欧盟国家是不可能如此成功地实现地区性合作的。欧盟把欧洲资本聚集在一起，进行合作性运作，其国际性目的有：
（1）每个成员国都可利用欧盟的贸易体系，阻止来自欧盟以外国家的进口商品对其构成竞争。
（2）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方面，每个成员国都可以把欧盟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国际外交杠杆手段：威胁那些不愿意打开本国市场的欧盟以外的国家，若它们继续这样做，将无法进入欧盟市场。
（3）欧盟贸易体系并不涉及成员国的促进出口问题，所以每个成员国都可以随心所欲地采取任何方法，增进本国垄断性企业在国外的利益。
在核心经济国家经济萧条的情况下，在核心圈以外寻求新的突破口成了一项主要的任务，而欧盟为其成员国在设法完成这一任务时提供了一项非常有价值的公共服务。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利益
在了解了这些情况之后，我们可以来研究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利益。因为美国能够主宰国际经济管理的作用过程，而且美国又是国际上主要的军事—政治国家，所以美国在各方面极具优势，这就使得它与任何其他国家相比，都更有能力改变国际环境，使之更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元—华尔街体系就是其主宰优势的一个主要例子，整个世界都处在美国的影响范围之内，而且，美国还希望通过其资本在国际上不断加强的力量，来确保对整个世界的持续控制。此外，与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美国可在更多的环节中寻求确保其资本的统治地位。
对于美国的领导人而言，带着资本主义的眼光去看整个世界，这与去看一张普通的世界地图是完全不一样的。除了地缘战略学以及相关的后勤基地和物流要求之外，国家版图的幅员辽阔本身意义甚微，真正关键的首先是战略性经济原材料（石油等）的分布位置，如有可能，必须对这些重要物资进行严格控制，这是维持主宰地位的绝对必要的条件。而除此之外，对美国有意义的是些规模非常小的地理区域：那些有着今日或未来主要的劳动力资源和主要市场——特别是美国资本的决定件环节所需的劳动力资源和市场——的区域。对于未来环节中高技术劳动力的控制，以及对于高技术劳动力所制造的机器的控制，这将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种劳动力所创造的价值只有通过国际市场销售才能实现。例如，在19世纪，英国劳动力制造的产品销往世界各地，一小部分比较富裕的人在各自的国家购买英国制造的产品。但是在现今世界中，真正的大市场通常要集中得多，主要是在高技术劳动力密集的小型区域：北美、西欧和日本。因此，对于寻求加强其资本地位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对这些规模相当小的区域的控制是非常关键的。但是，占据统治地位的国家也必须以动态的概念看待这一问题，它们必须找出以后的25年中高技术劳动力密集的地区和主要市场的方位，并设法对由此产生的大量价值进行控制。至于这此范围之外的大量的其他地区并不重要，这些地区的居民至多只有一些附带价值，甚至根本毫无意义，大国惟一要关注的是要遏止这些国家可能出现的动乱，阻止这些国家滑入可能会影响国际其他国家的野蛮状态中。
在这一框架体系中，我们可以肯定的是美国确保其资本主义主宰地位的原则，但是我们无法确定美国与世界其他地区国家之间可能出现的冲突与合作的程度。要确定这个问题，就要看美国保障其关键环节的资本对主要地理经济区域实施控制的需求与这些地区实际发生情况之间的吻合程度。但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任何国家若是企图阻止美国资本顺利地进入这些主要的劳动力和市场密集区域的话，肯定会招致美国极为猛烈的反击，更不用说是企图在这一地区周围设置障碍，使之发展成为能够在关键环节上对美国资本发起进攻的地区性发射台了。
所以，美国的利益是毫无疑问地确保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地区向美国资本顺利地、制度化地打开其市场，同时确保这些地区不会因为任何原因，如为了在国际劳动分工中获得大过于美国的力量而进行转型，而使美国资本无法进入。
如此条件之下的美国无须经常担忧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会超过美国国内经济的发展速度，就如重商主义者所声称的：毕竟这种发展就是美国公司在这些地区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的发展。在另一方面，任何把美国排除在外、积极进行大规模经济发展的国家，都会成为美国的敌对国家。
然而，有关美国策略的最后一点，我们也应该提一下，就美国在金融领域所保持的统治地位而言，美国及其资本一定会利用这种金融力量，以便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吞并其他地区的资本主义公司。美国所具备的这种金融打击力量使之有机会能够为了控制市场而对竞争对手进行吞并，但是，其前提条件是这些地区的法律并未禁止这类恶意收购。所以，市场开放并不仅仅意味着美国公司能够在其他政治经济国家建立自己的企业，它还应该涉及与生产有关的其他力面，包括公司管理的法律形式和有关公司收购的法规，这些法律、法规应该有利于在关键环节中运作的美国公司，使之能够进入并控制这些国家的国内市场。
根据这些情况，我们可以看到，与当代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理论家的建议正好相反，美国会希望其军事活动配合美国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所进行的其他活动：因为军事力量本身并不是最终目的。但同时我们也能看到，美国通过利用其在美元—华尔街体系中的主宰地位而从该体系中所获得的巨大优势，并不足以确保其统治地位，因为成功控制国际货币金融关系并不意味着获得了一切。美国需要把其统治地位构筑在对全球经济中的生产环节的控制之上，而目，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的话，那么美国对国际货币金融的控制最终都会是十分脆弱的。
所以我们可以以我们并不成熟的理论为基础，建立一套假设：
（1）美国政府若理智行事的话，应该会希望确保其关键部门的资本在市场发展最活跃的地区获得控制权。
（2）美国政府会希望确保最活跃的劳动力密集地区和产品市场能够最大程度地向美国资本开放。
（3）美国政府为了防止出现被这类市场排斥在外的风险，会采取应急性的非常措施。
（4）美国政府会要求建立一些制度，以确保对那些同时是剩余价值主要国际产出中心的关键地理区域的结构性控制。
（5）美国政府会使美元—华尔街体系朝着实现上述目标的方向发展，除非它拥有更合适的策略手段。

20世纪90年代早期国际资本主义动态发展的模式
1993年克林顿上台，美国在经历了20年美元—华尔街体系的运作之后，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大致与70年代时相同，但不同的是，美国出现了一种70年代不曾出现过的令人担忧的新弱点症状，这种症状反映在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上。美国在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早期出现过国际收支逆差，但那时的逆差是由于非结构性因素引起的：越南战争和美国向西欧市场进行大规模的生产性投资，目的是要在欧共体市场上占据重要位置，以便为未来的经常项目挣得大量收入。但是到了1993年，美国经常项目中出现了严重的结构性逆差，这种逆差既是由贸易逆差造成的，同时也是因为美国必须偿还其不断增加的国际债务而产生的，美国的债务高达其国民生产总值的70%。我们知道，经常项目收支是一项重要的指标，它能够显示出一个国家的资本是否能从其他国家中获利更多，还是正好相反。①美国的贸易逆差说明了美国在生产部门存在着越来越严重的竞争劣势。如果经常项目不能保持顺差，那么该国货币的地位永远不可能完全稳固。当然，美元的霸主地位使美国能够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能自由地摆脱支付方式的限制，但是，贸易逆差仍是一种弱点的症状，一种人们在经济危机中肯定可以找到的弱点的症状。而且到了1993年，美国越来越依赖于它的同盟——日本（虽然在华盛顿，这一同盟越来越被视为是“对手”）的合作，才能弥补经常项目中的这些弱点。日本的资金不断流入美国市场，大量购买美国国库券，实际上帮了美国财政部的大忙。②布什在任时的最后一项举措就是再一次试图迫使日本政府——这一次是在汽车工业的竞争上——
作出妥协，以维护美国的利益，而结果却很让布什丢脸，也让美国的领导层感到不安，因为日本人根本不把布什当一回事，而且日本人还显示出他们对在资助美国政府方面所起的作用了如指掌。
因此我们必须来研究一下经常项目逆差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问题，而且我们也应该对美国资本主义在更大范围内的全球资本主义动态发展中的总体情况作一个总结。美国许多有关政治经济方面的文献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即“衰退论”（指的是美国正在步l914年前的英国的后尘，选择了一条最容易走也是最容易出乱子的路，最终走向永久性的衰退）。当然，这种说法十分夸张，但是，与20世纪早期的英国进行比较，这一点绝对是具有启发性的。
确实，当代国家间政治经济的相互影响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时的国际体系的动态发展之间有着显著的相似之处（当然，也有不同之处)。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来对这两种情况进行分析：核心竞争对手、新的经济增长中心、附属的支持性地区以及有组织的劳动力。
当然，领头国家分别就是英国和美国。这两个国家都在与核心集团中的其他国家之间不断发生的相互影响的过程中，经历了相当长的发展阶段：对英国来说，其他国家就是除英国以外的西欧，发展阶段就是19世纪；对美国而言，其他国家是西欧和日本，发展阶段是“二战”
后的经济繁荣阶段。在英国和美国的这两种情况中，最终的结果是一样的，即核心集团中的其他国家发起强有力的竞争挑战，它们赶上了领头国家并开始慢慢占领领头国家的市场；核心集团内部分别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经济萧条的趋势；除此之外，核心集团内部还出现了紧张局面，而且，由于一些政治变化，如1871年德国各州合并成了一个统一国家，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集团化发展趋势，特别是在西欧，③这些都使得核心集团内部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
在这种情况下，核心集团内部特别是领头国家内部，出现了越来越强的呼声，主张跨出核心集团的范围，去那些未开发国家寻求机会，以解决发达国家内部的问题。未开发国家中的一部分是被称为附属的支持性地区的国家，对英国而言，这当然就是它的殖民帝国内部的国家，特别是印度殖民地。在核心集团市场上已失去竞争力的产品可以被大量倾销到殖民地的市场上，这些国家国内生产的社会关系可以进行重组，以适应这种变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制成品出口中不少于51%是纺织品的出口，以前这些纺织品都是销往欧洲的，而现在它们销往殖民市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一年中，这些出口中的60%是销往亚洲殖民市场的。正如埃立克•霍布斯鲍姆所形容的那样，“是亚洲拯救了兰开夏郡”。但其实亚洲所做的远不止这些：因为亚洲市场支撑住了兰开夏郡的纺织业，这就使英国有能力继续从世界各地进口产品，以满足国内需求，这样也就缓解了核心集团内部的紧张局面。更为重要的是，印度间接地支撑着当时的国际货币体系。如果印度关闭国内市场，兰开夏郡的纺织业崩溃，那么要求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压力就会无法阻挡，其实早在20世纪初期，这种压力就在英国工业的中心地带不断形成并日益加剧。如果英国选择了贸易保护主义，那么国际货币体系就会被摧毁。
在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的时间里，核心集团内部出现了经济萧条，在这种背景之下，出现了一种与英国借助殖民市场类似的体系。美国试图通过大量出口和旨在寻求市场的对外直接投资，把附属的支持性地区变成美国产品的倾销基地。美国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元—华尔街体系的运作，打开这些国家的市场，重组这些国家内部生产的社会关系，以确保这些市场能够吸收美国产品。这样，美国出口的大幅度上升，又反过来支持了美国国内的产品市场，缓解了核心集团内部的紧张局面。与英国的模式相似，90年代美国一半以上的出口都销往南部国家，尤其是拉美国家。然而，即使在自家后院的拉美市场上，美国的出口量也低于欧盟国家。不管是在较早的时期，还是在现今阶段，附属的支持性地区还为核心国家的生产过程提供了重要的，但同时又是廉价的生产资源。④
当然，美国和英国各自对其附属支持性地区的控制机制存在着重大的差异：英帝国的直接统治意味着对殖民地不存在国际收支平衡的限制，因为这些国家的货币体系就是以英镑为中心的。英国可以让这些国家与伦敦的贸易出现永久性的逆差，而无须向它们提供市场，以支付由于逆差引起的债务。而对美国而言，在利用美元—华尔街体系的同时，需要不断向这些附属国家提供出口市场，使这些国家能够向美国金融环节偿还债务。在另一方面，英国必须直接负责维持其附属国家内部的秩序，而美国的体制使得美国可以把这种责任推到这些附属的主权国家本身的头上。所以，即使作为“后备市场”对美国而言似乎是一种沉重的负担，但这种情况可能就像是一种摇摆和迂回。
派特内克进行了一项先进的、创新性的研究，他在研究中发现，19世纪末期，世界经济中出现了核心集团之外的另一个因素，该因素同样也是整个体系运作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是由可被称为新发展中心的国家构成的。这些国家为了积累生产性资本，除了吸收剩余劳力之外，也从核心集团吸收剩余资本。在1865—1914年之间，核心集团的大部分资本出口是以英国有价证券投资的形式进行的，而且，在这一时期，英国有价证券投资中的68%是投资于这些新的发展地区的，其中的一些是在英帝国范围之内，而另外一些则跨出了这一范围。英国借贷资本家把资本大量投入新发展中心，其行为本身是把早先的投资目的地改为更落后的西欧中心地带。
在后来的一段时期也出现了同样的模式，只不过这种模式已经有了显著的变化。首先，核心集团中出现的经济衰退并未带来能够缓解局面的巨大劳动力输出；其次，并不只有核心集团中主要国家的投资者才向新发展中心地区进行生产性投资，核心集团中的外流资本部分也来自集团中其他国家的生产性资本。
另一种相似之处也同样重要：在这两个时期，有组织的劳工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似乎都非常薄弱，因此，政府能够采取策略，对核心国家之间的紧张局面加以掩饰，并把矛头不仅指向未开发国家，而且指向工人阶层（在第一个时期中出现的劳工移民使这一点更容易做到）。同样地，到了90年代，随着苏联国家集团的解体，有人希望劳工运动会永久性地衰退下去，这样核心国家之间大部分的紧张局面就可以通过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加以掩饰，并向下转嫁。
当然，这两个时期也存在着重大的差别。首先，与现阶段相比，来自伦敦的资金的国际化程度在第一个时期更广泛、更深入，单是英国银行在世界各地就有8000多家分行。其次，通过法律统治的方式进行外部扩张，这已经不再可行：帝国主义权力中心无法再维持对南部国家的直接控制。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双边安全条约和跨国公司这些机构在运作时，必须与当地主权国家合作。这些主权国家根据帝国主义体系和国际法的要求，必须为与核心经济国家发生联系而可能在其国内发生的任何情况承担起全部责任。第三，第一个时期的国际化发生在核心集团内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异常稳定的背景之下，这与美元—华尔街体系的混乱状况完全不同。
90年代的美国政策制定者们熟知历史，对他们而言，最大的问题是，前一个时期和现阶段是否还存在着另外两个共同点。首先，在第一个时期，核心集团内部出现了对英国权力的挑战，其形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经受住了这次挑战，但已在货币金融关系中的统治地位却受到了致命的削弱。美国会面临类似的挑战吗？第二，英国又面临了来自新发展中心的另一种不同的挑战，新发展中心的国家包括像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些国家以及阿根廷、日本和美国这类国家。美国帮助英国对付来自欧洲核心集团国家的挑战，并以此为手段，获取了核心集团的出口资金并从英国手中夺取了控制权。这种情况还会以一种新的方式发生吗？
要找到会令美国同样经历英国曾经历过的那两种挑战的因素并不太难：第一个因素，我们可把它称为货币—金融威胁；第二个是来自新生产中心的威胁。

货币—金融挑战
这种挑战首先可能是由于欧元的构建和美国国内的金融动荡这两者引起的。一次严重的美国金融危机有可能会使美元—华尔街体系走向其对立面：美国国库券可能会出现资本抽逃，由此会引起回流的美元资本的抽逃，而对美国非常严重的外债危机而言，这些回流的美元资本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发生了任何令美国金融市场干涸的事件，那么美国金融市场上的外国借款国可能就会抛售它们用来作为美元储备安全保障的美国国库券，这就可能带来双重影响：随着利率的大幅上升，在美元国库券市场上偿还美国债务的代价就会上升；同时，欧洲市场的利率会下降，因为人们会大量地用美元去兑换马克（或欧元）。美国为了偿还债务，不得不借入马克或日元，而美国与这两个货币区域恰恰存在着经常项目逆差。在这种时候，人们开始担忧起美元的中期前景，而且由于整个世界经历了长达25年之久的美元—华尔街体系的运作，大量的美元已遍布世界各地，所以当人们开始自我保护，以逃避即将来临的美元危机时，这场危机就带上了一种新的性质：在这种情况下，美元开始变得类似于卢布——一种贬值起来似乎无下限的货币。当然这是一种噩梦般的情况，而且也只有当美国金融体系所出现的危机达到墨西哥危机的程度时，才有可能出现。但是，如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出现了一系列小型的但却在不断加强的震荡的话，也有可能出现相同的结果。不管是发生哪一种情况，最终的结局是一样的：总有一天，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会突然发现一个无法逃避的事实，即世界领导权已经花落他家。
当然，只有在除了美元之外，又出现了一种可选择的世界性货币的情况下，这种倾向才有可能成为现实。这种货币可能不会是日元，因为尽管日本拥有其他国家无法与之相比的金融顺差，但是日本国内的金融市场规模太小，无法支持日元使之成为世界货币。而且从贸易角度而言，日本的经济太闭塞——它的进出口只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小部分。但欧元就完全不同了，由于有着巨大的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出口的支撑，欧元可以很快就成为一种主要的国际货币。而且如果欧洲金融市场统一了的话，它们就能很快与华尔街抗衡，成为国际资金的重要来源。如果那时欧盟对允许外国金融机构在欧盟境内进行运作的同时欧盟应享受的对等权利进行严格的解释的话，欧盟就会限制美国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在欧盟内部运作，直到欧盟的金融机构在美国市场上获得了同样的权利为止（目前欧盟的金融机构还不具备这种权利）。这种前景，即使说得委婉些，都会令任何一届美国政府感到不安。

来自新生产中心的威胁
这种威胁似乎不那么紧迫，但却更危险。它来自于日本资本主义与东亚和东南亚发展中心的结合。这两者都成为了世界生产体系的主要中心，致使美国资本的赢利取决于与这一地区的联系。而且这两者同时又对国际劳动分工进行重新组合，致使美国工业处在了一个从属的地位上：“位置商品”——为国际有钱阶层生产的、代表其身份地位的产品——以及生产这些产品的固定资本都将属于东亚。如果与西欧一样，日本和东南亚地区形成了一个日元区和贸易集团，该地区成为了一个整体，那么上述这种威胁就有可能出现，而且这种威胁将极具杀伤力。美国可能会突然发现，想凭借其政治力量打破该地区的障碍并进入该地区，就会招致该地区的联手抵抗。日元区作为杠杆力量的源泉，会严重削弱美元—华尔街体系。同时，日本——因为它不是一个债务国——就可以聚集起巨大的金融资源，用于生产性投资。这样南部国家的财政部长，甚至是美国的财政部长，都会排着队，请求东京提供投资和金融支持，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工作就仅仅是围绕着圈子日见缩小的、附属于美国的那些国家了。正如美国在20世纪初期曾经帮助过英国一样，日本的区域性领导人也会非常乐于帮助美国，以阻止美国经济进一步衰退：他们甚至会支持一个美元—华尔街区域，类似于美国在“二战”后支持过的英镑—伦敦区域。
从80年代末期开始，这两种潜在威胁就成了美国政策专家主要考虑的问题，当然，也并非是惟一考虑的问题。美国拥有巨大的政治力量，可以与这两种威胁进行抗衡，并可以以有利于美国的方式，对冷战过后的整个世界进行重塑，进一步稳固美国在21世纪中的统治地位。而且，因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美国的税率是最低的，所以美国能够采取必要的结构性措施——提高国民生产总值中税收所占的比例——使其政府的财政基础更牢固。
但是，当克林顿政府上台时，美国政府政策分析和政策讨论的层面与过去存在着质的区别：需要研究的问题已不再是在一个大部分为已知的战略环境中进行不断增强的策略性调整的问题。从本质上而言，需要研究的是历史性战略回顾问题。
上述两个威胁中，来自欧盟的威胁表面上似乎更具危险胜，但其实美国也发现了一些能与之抗衡的因素。首先来自欧元的威胁并不是由于欧元的发行而产生的，而是因为欧元有能力作为种世界货币而挑战美元。但是欧元要挑战美元，首先必须具备一些必要的支持条件，而欧盟在短时间内是无法获得这些条件的：一个可依赖的、牢固的政治基础，在危机中可作为统一的政治单位而共同行动的政治基础；具有独立于美国的、足够的军事政治能力，而目前这种能力的发展进展很小；由统一为一体的政治当局支撑的强有力的、统一的金融环节——要实现这一点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一个连贯的而且在政治上能被接受的，有关欧洲大陆社会经济的政策框架，这种政策框架通常会受到自发的市场力量的削弱；一种用来消除长期存在着的欧洲经济衰退的方法，这种方法欧洲中央银行似乎还不太可能找到；一种用来消除欧洲政治中存在着的分裂倾向的方法，而目前欧洲却出现了极右势力的发展，而且，对于社会政策和整个欧洲的民主统一性也出现了严重的分歧；此外，最具破坏性的可能是，欧洲大陆的东部国家，其社会和经济结构支离破碎，需要进行调整，而欧洲国家明显不具备这种能力，无法提供一些合理的、严肃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最后一点是，因为西欧领导人长久以来一直有着争争吵吵的习惯，所以美国政府不需要花什么力气，就能使他们四分五裂。同时，美国资本不仅很容易进入欧盟市场，而且对于美国公司而言，欧盟现在的政治结构极为有利，因为这一结构的中心是一个不受欧盟内部民主机制控制的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主要目标是解除管制，以利于跨国贸易，所以，该委员会很容易会受到美国跨国公司影响力的控制。
而东亚和东南亚，由于在政治上并不统一，所以乍一眼看去，这个地区似乎不那么具有威胁性，但是，这一地区却存在着两套强有力的、从未来的角度看是互补的社会网络把这一地区的资本捆在了一起：以日本贸易为中心的网络以及连接中国大陆与海外贸易的网络。而这两种网络正在世界上惟一出现真正资本积累的地区发展着相互之间的联系性和互补性。而且，这两种网络都倾向于把美国资本排除在外，更糟的是，该地区比较发达的经济国家，特别是韩国，正直接打入美国主要资本主义经济环节所占领的市场。此外，该地区与日本资本主义经济之间正变得越来越协调，绝大部分国家都设立了种种障碍，使美国无法在它们的政治经济方面施加支配性的影响力。
从主流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克林顿政府根本没有面临任何政治经济方面的威胁，但是如果从新重商主义的角度看，却是到处都存在着威胁。而从我们所作的假设来看，对克林顿政府构成的威胁来自东亚和东南亚，而且这种威胁还将是一种潜在的非常严重的威胁，因为这种威胁产生于积极的资本积累，而且有种种迹象表明，在国际劳动分工的金字塔中，这种资本积累的地位在不断上升。当然，美国资本主义也会乐于顺应这股潮流，因为这股潮流为美国在出口和内部结构投资等方面带来了巨额的绝对收益，但同时这也代表着一种威胁，因为这些绝对收益越是可观，那么美国政府就会越难采取能令其在地区性竞争中胜出的强硬措施。

克林顿政府的策略
克林顿集团及其通常采用的立场

当克林顿上台时，美国国内充满了一种正发生着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正面临着一个是造就一个伟大的时代还是成为历史的感觉。美国人意识到了美国在军事领域和货币金融体系中的强大力量，而在另一方面，美国人也意识到了来自东亚的威胁，并对欧洲心存疑虑。人们意识到美国即将通过新的信息工业，创造出一整套全新的全球经济发展模式，在这模式中，信息工业将起到发动机的作用，为重振美国所希望控制的国际资本积累开辟一条康庄大道。但是虽然美国在信息工业这个领域进行了大量的投资，信息工业却并未给美国生产力带来所谓的具有改革作用的潜能。最后还值得一提的是在与苏联国家集团和国际左翼运动的斗争中美国取得的胜利，但是与此矛盾的是，苏联国家集团的解体却提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美国用来在全世界施加政治影响力的方法，以及通过类似于冷战时期安全区域的机构来加强这种影响力的方法是否存在问题。
所以当克林顿上台的时候，美国知识界正全力研究着这些战略性问题。正如一个政策专家所说的，“从根本上而言，我们必须为冷战后的对外政策建立一整套新的理论基础。”还有一些专家认为，克林顿所面临的任务与杜鲁门在l945年时的一样。一个学者说道，克林顿“目前正处于开创”国际事务新纪元的时刻，这“关系着下半个世纪的安危”。
当然，克林顿集团本身并不打算公开它们是如何从理论上去理解它们所面临的战略性问题，和为解决问题而制定战略和策略的。人们必须间接地解读种种迹象，例如，去解读克林顿政府的人员任命和机构安排，以及政策声明和政策制定。
克林顿对高级外交官员的任命，如沃伦•克里斯托弗（国务卿）、安东尼•莱克（国家安全局）、玛德琳•奥尔布赖特（驻联合国大使）、劳埃德•贝森（财政部），都属于按常规出牌，这些官员都比较保守，他们与往届政府的联系，甚至可以追溯到卡特时代。⑤很多观察家都觉得奇怪，克林顿作出了如此保守的人员任命决定，可他却被认为是一个对外关系的行动主义者。其实这些观察家的看法本身就是过去的思维方式的产物，过去，人们以为国务卿或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或国防部长所作的决策就代表了国家的外交政策，这种陈旧的观念忽视了国家的经济策略手段，而克林顿正是把这些手段置于了积极的行动主义者的手中。
克林顿为充分利用国家经济策略的杠杆作用而组成的政府团队十分引人注目：罗伯特•罗宾、隆•布朗、米基•坎特、劳拉•泰森、拉里•萨默斯、杰夫•嘉顿、艾拉•马哥兹那和罗伯特•里奇（以及副总统艾尔•戈尔），这些人对于如何捍卫美国的统治力量，都有着与众不同的共同观点。对他们而言，这是“关于经济的问题，笨蛋”。⑥而且他们认为，要想加强美国资本主义的地位，就必须首先采取国际政治手段。此外，与这种观点相呼应的是，他们还坚信国家政治手段在经济事务中的重要性，甚至是主导性：国家资本主义的成功是具有
“路径依赖性”的，而国家可以通过制定法规来创造这种路径。而且民族国家和市场力量之间不应该存在无谓的对立：不管在技术、贸易，还是在金融方面，它们都应该共同合作，互相帮助。克林顿任命的这些人不是传统的民族贸易保护主义者，但他们同样也不是自由贸易主义者。人们用“全球主义者”这一名称来形容这一团队所代表的这种思潮，即他们是一种全球新重商主义的鼓吹者。他们所持的新概念是，国家之间的竞争正从政治军事资源和关系这一领域转移到控制先进技术和控制市场这一领域。人们也用“地理经济”这一名称来描述这种新游戏的本质。与其他人相比，劳埃德•贝森可能属于不同时代的人，而且出身背景也不同，但他同样持有“全球主义者”的观点。
在劳拉•泰森所著的《谁在打击谁》一书中，以及在那些在政府中工作或与政府关系密切的人士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对这个新团队所持观念的解释。克林顿新任命的美国贸易代表米基•坎特经常直截了当地阐述他们的观点，他公开支持美国采取一种新的门户开放政策，以确保21世纪会成为一个“属于美国的新世纪”。他这样说道：“冷战的日子已经结束了，那时，当我们的贸易伙伴不履行他们的义务时，我们不去追究，这种日子早已过去，国家安全和我们的民族经济安全这两者无法分割……现在不再有单方面的付出，不再有免费搭车者。”
克林顿对主要行政部门的改组就反映了坎特所谓的对外经济目标与美国国家安全之间的联系：克林顿刚一上台就在白宫内部建立了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平级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之所以为该委员会起名为国家经济委员会，是为了要显示该委员会将会在美国全球策略中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就像国家安全委员会曾经在冷战中所起的作用一样。同时，国会指令贸易部建立贸易促进协调委员会，以协调负责制定贸易政策的19个美国政府机构的工作。而且还有一个现象也很能说明问题，即国家经济委员会的负责人是罗伯特•罗宾——一个非常有经验的对冲基金投机商，他曾是哥德曼•萨克斯公司的高级合伙人。⑦克林顿对罗宾的任命使克林顿集团与华尔街建立起了最初的联系。
大卫•罗斯考夫特总结了克林顿政府对所采取的举措进行定义的方法，其实罗斯考夫特本人也曾参与了这些举措的制定，他把克林顿政府制定的新的国际策略描述成一种“狂躁的重商主义”策略。而斯坦利•霍夫在研究了克林顿政府在世界经济事务中所采取的新的积极行动主义策略，以及为使其他国家向美国产品、资本和服务打开市场而采取的行动之后，也作出了类似的结论。

对东亚和东南亚的战略性关注

在整个克林顿执政期间，许多关注克林顿政府的观察家都认为，克林顿政府所采取的国家经济策略主要是针对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东亚和东南亚。在罗斯考夫特看来，这是整场运动的主要目的，他说道：“商业外交，不管如何定义，如何实施，它的发展归功于许多其他因素，但同时也归功于亚洲新兴经济国家的兴起。”如果美国“要维持其经济领先地位的话”
，亚洲和东南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当然，克林顿政府从来没有承认过这一点，相反，它们声称，它们的目标是要打入它们所谓的十大新兴市场。但这十大市场中有六个在亚洲，它们分别是中国、印尼、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而其他四个市场中，美国已经占领了两个：墨西哥和阿根廷，第九个市场，波兰，实际上通过自身的努力，也已经向美国开放，这样，除了亚洲以外，就只剩下巴西是美国的主要目标。所以，从根本上而言，十大市场的目标就是指亚洲。克林顿政府把在世界新兴市场上的目标定为价值为1.5万亿到2万亿美元的商业机会，其中出口机会占1万亿美元。按照罗斯考夫特的说法，美国的“情报机构也被卷入了贸易争端，它们为这些经济行为提供分析和其他形式的帮助”。
负责国际贸易的商业部副部长杰夫•嘉顿1994年l月在纽约面对对外政策协会发表的演说中首次对这种新兴大市场策略进行了概括。1989—1994年期间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署副署长的约翰•斯特瑞姆勒指出，虽然克林顿“从美国在一小部分国家中的特殊利益这一角度”去定义他的“对外政策学说”，显得有点不同寻常，但其实里根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样做的，里根当时的目标是阿富汗、安哥拉、柬埔寨和尼加拉瓜。斯特瑞姆勒指出，美国之所以会特别关注印度尼西业，主要是因为日本和欧洲正在夺走美国在该市场所占的市场份额。斯特瑞姆勒同时解释道，美国为占领印尼市场所采取的行动会“使日美关系变得复杂起来，因为日本把印尼看做是在其势力范围之内的国家”。问题的关键是要在美国和目标国家之间建立起经济和政治的“交叉点”，换言之，就是要对这些国家国内的政治经济进行改革，以使它们与美国资本主义之间实现一种整合一致。正如斯特瑞姆勒所言，“克林顿政府的策略专家似乎已下了这么一个结论，即国内必须实现的目标和国际上的现实情况都要求一种新的更微妙的‘美元外交’形式——美国与构成现今大的新兴市场的少数几个国家之间在经济政治方面更多的整合一致。要在这些外交方面取得成功，就如同要实现美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外交目标一样，是有相当难度的，但是，如果成功的话，就会给美国带来整整一个世纪的、无人可超越的繁荣和安定……”
为打进这些市场，克林顿政府公开寻求美国经济的贸易伙伴，商业部长隆•布朗直接督促美国公司在签订特定合同时寻求政府的政治帮助。除了进出口银行之外，美国政府还发动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和贸易发展协会向那些在大的新兴市场上寻求准入和控制的公司提供优先帮助。
但这只能是一个小细节，根据大西洋委员会国际协会（北约引导民间舆论的机构）中的荷兰部所作的一项研究，克林顿政府有关对外经济政策的主要概念是，国家之间的竞争正从以政治军事资源为中心转移到控制先进技术和控制市场这一领域中。这种观念与我们所作的有关美国20世纪90年代合理对外策略的假设极为吻合，我们认为美国对外策略的目标应为东亚和东南亚。问题的关键是美国可以使用什么样的策略组合来决定性地打开这一地区的市场，使之接受美国的霸权地位。

策略选择

对于一个拥有像美国一样巨大资源的国家而言，可以采取一些方法把目标地区内的劳动力和市场永久地置于本国和本国经济公司的控制之下，我们在此简单地概括一下这些方法。
（1）以前欧洲帝国使用的方法：直接的军事统治和服从。
（2）把该地区的国家组成一个由美国领导的同盟，一致对抗一些来自外部的威胁：这是战后美国为在关键生产部门获得霸权而采取的典型做法。
（3）向该地区发动一场全面的经济战争（包括尼克松政府在70年代早期为对抗其“同盟”
而采用的石油战）。
（4）在利用多边组织方面，采取一种更激进的行动主义策略。
（5）在双边和地区型经济策略上采用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组合。
（6）通过宣传，寻求本国与目标国家之间的社会联系。
（7）利用美元—华尔街体系提供的手段，进行货币金融竞争。
为了对克林顿政府所面临的制定政策方面的两难境地有所了解，我们将对上述这些可能被采用的手段进行简单的研究。

直接的军事统治和服从

当然这种选择方法不能当真，但是去研究一下为什么不能当真，这一点极具启发性。理由很简单，虽然美国在武器技术方面极为先进，在军事能力方面具有压倒一切的优势，但是在当今世界，采取军事镇压，继而进行殖民统治这种做法是无法想像的。原因之一是，随着美国打击对手的军事力量的不断加强，美国几乎拥有了无限的能力，但同时美国承受人员伤亡的能力却变得极低。而在当今世界中，直接进行军事控制，并打击被控制国的国民运动，都要求军队具有一种可以承受大量伤亡的能力。⑧世界民众政治意识的增强以及空闲时间的增加，使得19世纪常用的战舰加殖民主义的策略在今天已经不再可行。另一种选择是，发动国内政变，扶植依赖于并服务于美国利益的集团上台，以实现支配该国的目的。但是这种行动不可能凭空实现：通常这需要该国国内存在一种人们意识到的威胁（传统上总是来自左翼的威胁），而统治阶层中有一部分人认为现今政府未能对这种威胁采取对策。如果一个地区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而且国内也不存在严重的社会威胁，那么这种前提条件就不会存在。
但是，如果这两种策略都不能采用的话，那么似乎就存在着一种无法解决的两难局面：假设必须接受目标国家是一个主权国家的原则，那么美国别无它法，只能通过目标国家内部的社会统治阶层来实现美国在这些国家内部的目标。这样，问题的症结就在于该如何改变这些社会统治阶层的态度。

把目标国家组成个一个由美国领导的、一致对抗外部威胁的同盟，为获得美国的保护，有关国家只得向美国公司打开国内市场

这是美国在冷战期间采取的典型做法。塞缪尔•亨廷顿曾经解释过美国的这种策略是如何运作的：“西欧、拉丁美洲、东亚、南亚的大部分地区，中东和非洲都进入了所谓的‘自由世界’，这是一种委婉的说法，指的其实就是安个防卫区。在安全防卫区内的国家政府认为采取下列行为符合其国家利益：①接受华盛顿政府含蓄地或明确地担保该国独立性，或在有些情况下是该届政府权威性的承诺；②允许美国各种各样的政府或非政府机构进入本国，这些机构都希望实现它们认为是重要的目标……欧洲和第三世界的绝大部分国家……发现，允许跨国公司进入所带来的优势超过了企图阻止这些公司进入所必须支付的代价。”
对此大卫•罗斯考夫特进行了补充说明，他认为，在战后，“对于接受美国安全保护伞保护的国家而言，由美国保护而带来的和平绝对是要付出代价的，如果一个国家在安全防卫方面依赖于美国，它必须同时与美国进行贸易与商业方面的往来。”这种策略的效果取决于两个条件：首先，美国必须有能力说服当地社会的统治集团，使它们相信它们面临着一种来自外部的威胁；第二，美国必须有能力说服这一集团，美国，也只有美国才具备对付这种威胁的决心和必要的资源。在西欧，威胁当然就是共产主义的内部威胁和外部威胁，而且根本不需要说服西欧的统治阶级相信这种威胁的存在，相信美国的能力——相反，在许多情况下，它们都是在恳求美国出面干涉。⑨美国的大公司，靠着其与众不同的组织模式就这样进入了外国劳动力和产品市场，一开始是加拿大，然后是西欧（欧共体的法规和再发展对此起了促进作用），接着是世界上的其他国家。通过这种方法，而不是采用现实主义理论中的原始军国主义概念，军事力量在战后资本主义权力政治中起了主要的作用。
随着苏联国家集团的解体，布什政府仍然希望美国作为安全防卫区域控制国以及巨大军事资源拥有者的这一地位，能够在与其经济对手的竞争中，仍然成为加强美国资本主义地位的强有力的武器。布什进行了诸多努力，以确保北约中仍然存在一个完整的德国，然后，他又向伊朗发动战争，布什采取这些行动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要让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其他国家知道，它们必须认真对待美国的利益。但这是一个错误的开端，随着苏联本身的解体，美国在政治上利用其巨大的军事优势的能力注定要受到削弱。
当然，这种能力并没有消失，把西欧、中国、日本和俄国的军事资源相加，其总和仍然小于美国所拥有的军事资源，这一事实是世界政治中最根本的事实。毫无疑问，美国决心在对抗俄罗斯和中国联合力量的斗争中保持其战斗能力并获胜，当然，这并不是因为美国希望与这两个国家发生战争。但是，如果这两个国家确实组成了一个对抗资本主义世界的联盟，那么美国就可以乘机在政治上再一次利用其战略性军事力量，使核心集团中的其他国家组合在一起，更牢固地受其控制。而且，这种军事力量也具有另一种非常重要的作用；这种力量能够阻止美国的“同盟”，使它们不敢组成可能对美国资本主义构成威胁的国际联盟。在70年代末期，当德国和西欧的其他国家似乎有意建立一个新的体系，以加强与苏联的经济联系之时（当时西欧面临着经济萧条，以及美元—华尔街体系的混乱局面），美国叫嚣要对西欧的“
芬兰化现象”采取对抗行动，并在德国和意大利部署导弹，同时在第二次冷战中发动全面攻势，靠着这些手段，美国成功地扼杀了这场运动。而且这种行为本身也排除了三足鼎力中的另两个中心想要直接挑战美国所拥有的世界资本主义领导权的可能性，不管是德国还是日本，对于这种冒险行为，都不曾显示出任何兴趣。
但是美国的问题并不是没能阻止三足鼎力中的另外两个国家在政治上发起直接的挑战，美国的问题是，在冷战后出现的新的未开发地区，美国正在逐渐失去保障其经济利益所需的政治杠杆作用，这些地区包括东中欧和东欧以及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因为这些地区并没有面临需要像美国才能提供的军事力量才能对付的外部威胁，所以美国在冷战外交中使用的手段就失去了效果。⑩
在1993年，克林顿政府确实企图在东亚使用这种带有冷战色彩的外交手段，它采用双管齐下的策略，同时制造了两种威胁：第一种是指朝鲜可能发动的核打击会对该地区造成的威胁；第二种是指一种低层面的“威胁”——中国的人权行为。⑾这两种威胁当然都带有反共产主义的色彩。这些手段相结合，美国还发起了一场运动，试图使东亚和东南亚的非共产主义国家，包括日本，联合起来，在所谓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的范围内向美国打开经济市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目标是既要以有利于美国经济渗透的方式开放市场，同时又要削弱在东盟地区组成把美国排除在外的地区性经济合作组织的可能性。
但是这些为了经济目的而采用的以前冷战时期惯用的策略都失败了。与平壤的对抗并未击中要害，美国渐渐发现，如果对平壤太强硬的话，由于害怕美国发动军事扫击，平壤确实就会使用军事手段，而军事冲突是美国最不希望看到的。而同时美国又发现该地区的其他国家更倾向于接受中国在平壤和华盛顿之间进行调停，而不是加入美国的阵营，对朝鲜进行威胁。对美国而言，这是一种外交灾难和耻辱。至于美国企图在该地区获得政治上的支持，联合起来就人权问题向中国发难，美国忽略了一个关键的因素，即美国未来同盟国家中的大部分都认为美国关于人权问题的论调是不对口味的，这还是最委婉的说法。美国在1993年初期宣布今后的中美贸易关系取决于中国对其人权问题的改进，然而，一年之后，克林顿政府不得不宣称“我们需要把中美关系放入一个更大的更具建设性的框架之中来考虑”，而不是局限于完全以人权为中心。这种调子的转变是发生在美国在朝鲜问题上需要中国的帮助之时，但同时也是发生在美国经历了一年的挫折之后，因为在这一年中，美国的欧洲同盟拒绝在美国的领导下打人权牌，相反，它们都急切地希望能够在中国尽可能地扩大贸易。

向该地区发动全面的经济战，或以发动全面经济战相要挟（包括像尼克松政府在70年代早期为打击其“同盟”而采用的石油战）

从80年代中期起，美国国内就日美关系频繁地出现这种公开的言论，当时，美国一些很有势力的团体发起了一场大众媒体运动，把日本描绘成是美国的敌人和威胁，由此足以看到这种言论的严肃、认真程度。但是，如果对该地区或日本发动直接的、正面的经济战，或是实施经济封锁的话，那么代价将是十分昂贵的，而且还会产生许多与预期相反的结果。欧洲国家很可能不会与美国在这方面进行合作，这种做法很可能会摧毁由美国领导的许多国际机构的内部结构，而且还可能会动摇美国经济本身。所以，克林顿政府把发动一场全面的经济战用做要要挟该地区的手段，一种有可能将来在该地区使用的方法，同时克林顿政府还调动了许多政策工具和运作理念，使这种威胁更具说服力。这些手段包括：运用里根时代制定的用于发动单边贸易战的超级-301条款，加强所谓的反倾销行功的力度，声称美国经济介入其他经济国家已成了一个美国国家安全问题（这样就可以在这个问题上动用经济战的手段），鼓吹存在经济对立国的理论，而且对于这些经济对立国，自由经济的原则不再适用。此外，克林顿政府甚至对关税贸易总协定中的贸易问题多边原则都不再做表面文章，表示不再遵守，相反，美国采取了互惠这一主要原则，提倡“公平”贸易。最后，美国还威胁道，美国将在美洲大陆建立地区性堡垒，作为把东亚公司排除在外的手段。

积极行动，改变多边组织的行动章程

在美元—华尔街体系的运作中，80年代的美国政府在发生危机的国家身上获利甚丰，因为美国迫使这些国家向自由流动的国际资金打开金融市场，向美国金融公司打开金融市场，以及向美国公司打开资产市场，以便美国公司进行资产收购，等等。但是，美国所获得的这些利益都是视特定国家和所发生的特定危机的具体情况而分别获得的，并不具备整体性。这些利益的一部分，特别是与国际资金自由流动有关的利益，有一部分是回流的，就像在智利和其他地区一样。但是问题是，由于东亚和东南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避免了金融危机的发生，所以美国的这些手段在这些国家大部分就失去了用武之地。
在里根政府和布什政府已完成的工作的基础上，克林顿政府决定彻底改变各种多边组织的行动章程，使这些多边组织能够更努力地致力于积极打开经济国家市场，这样这些多边组织所起的功能性作用就与亨廷顿所谓的冷战期间安全区域所起的作用相似。罗斯考夫特曾经说过，那些希望在这些多边机构——就像北约这类机构——发挥作用的国家不得不就本国经济资产问题与美国打交道，因为美国是这些机构中起主导作用的国家。如果一个国家试图在这些回题上避免“与美国打交道”，那么它就无法获得这些多边组织的成员国资格；而且，如果被这些组织排除在外的话，那么该国家就容易遭受一整套的经济竞争手段的打击；同时也无法安全地进入国际市场，因为一个国家能否安全地进入国际市场，这已经越来越取决于该国在多边组织中的良好地位。所以美国制定并实施了四项相互关联的计划，来改变这些组织的章程，具体内容如下：
首先，改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章程，使之致力于最终消除各国对资本项目的控制，使资金能够在国家间自由流动。在这一问题上取得的较大的政治性胜利是，l997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在香港会议上作出决定，修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协议条款，使之致力于在这方面实现完全的自由化。
第二，在世界贸易组织的章程中加入一整套的全新内容。具体做法是，达成一项使金融服务自由化的协议，其最终目的是使每个金融公司能够完全自由地进入任何金融体系，并拥有与当地公司同样的权利（所谓的国民待遇）。一般认为，在这方面取得的较大的政治性胜利是，世界贸易组织内部在1997年12月达成的有关全球金融服务自由化的协定。
第三，在两个主要方面改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行动章程：①把结束对资本项目的控制和对金融服务公司流动性的控制视为取得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资格的前提条件；②增加一整套称为多边投资协定的法规，这些法规使工业公司能够完全自由地介入某个国家的国内经济，购买当地公司，建立自己的运作机构并控制当地产品市场。一般认为当多边投资协定在1998年最终达成时，美国在这方向也取得了较大的政治性胜利，虽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谈判的最后环节中还是一直踌躇不决。
第四，要求多边组织从证券市场的组织到技术垄断（所谓的知识产权）的保护等各方面采用一整套的其他手段，这些手段使美国拥有领导权，能够对一个国家国内生产的社会关系进行重组，以符合美国公司的要求，或者用另一种方法来表达的话，就是符合经济理论中的最新
“科学”发展，这就是华盛顿共识的表达力法。
制定并实施这些计划的目的并不真是要一下子就消除所有地区的机构性障碍。实际上，克林顿政府对拥有像智利这样一个重新实行某种程度资本控制的盟国，并没有任何异议。其实实行这些计划的目的是要利用这些多边组织行动章程的转变，把它们作为所谓的政治“开瓶器
”，来打开“某些特定政治经济国家”的“瓶盖”——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瓶盖”。
在根本改变多边组织行动章程的过程中，涉及到了多种政治因素，对这一点的正确理解十分重要。首先，建立一个对全球具有控制性的世界体系，使之能够对当今世界广泛存在的、理由充分的、要求消除民族国家间竞争的呼声作出反应，这一想法极具普遍性，而美国的这些计划的实施看上去是顺应了这种现念，多边组织行动章程的根本改变似乎实现了这一点。第二，另一种想法也同样具有影响力，即通过法律的规范，通过使用对所有国家都适用的全球法，来取代一国对付另一国的领导政治。多边组织章程的彻底改变似乎与这种愿望相吻合，因为人们以为这些多边组织是按照一定的法律、法规进行运作的。但是，第三点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是，上述两种颇具影响力的观念存在于一种与这两种观念完全矛盾的现实之中：对大部分成员国而言，多边组织具有超国家的力量，但是，这一点并不适用于所有国家，特别不适用于控制多边组织的美国。一个被某个国家用来控制全球的组织并不是“对全球具有控制性”的超国家机构。美国可以把它不喜欢的内容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日程表上删除。美国同意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其条件非常明确，如果世界贸易组织的裁决对美国“不公平”，美国政府有责任对其置之不理，这种做法就使世界贸易组织成了讨价还价的产物，而不是一种法律的框架体系。万一美国能够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体系之外达成一项更好的双边交易，美国就会置世界贸易组织的原则而不顾，缔结这笔交易。正如荷兰大西洋委员会有关美国贸易政策的研究所显示的，在克林顿的领导下，美国的这种贸易政策在“公平贸易”的代名词下，正朝着管理贸易的方向发展，所使用的是与美国互惠的指导原则，而非多边主义原则。⑿美国在日美关系上，一直系统化地使用管理贸易这一概念，这一概念指的是用结果导向的体系来取代法规导向的贸易体系。换言之，目标国家在某些产品的进出口数量方面，必须受一些规定指标的限制，就如前经济互助委员会形式的贸易计划中规定的那样。
美国发起的这场彻底改变多边组织章程的政治运动还有最后一个特点值得我们关注，即如果没有欧盟及其成员国的支持，整个这场运动根本不可能完成。在乌拉圭回合结束之后，在按照两个中心的利益重组并征服世界经济方面，明显出现了一种新的大西洋合作伙伴关系的迹象。正如美国商业部副部长（负责市场进入和协调）瓦格所解释的，“经验显示，虽然我们的国家很强大，但是我们无法单靠自己的力量去打开世界市场，在这方面我们必须获得合作伙伴的支持……如果没有了美国和欧洲的联合领导，那么就没有哪一个回合的贸易谈判或主要的多边行动会取得成功。”瓦格继续解释道，对于乌拉圭回合、信息技术协议和基础电信业务协议而言，先前的美国—欧盟协议是多么的重要，对世界贸易组织的金融服务协议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草签的多边投资协定而言，情况也是如此，后者在法国政府提出反对之后，情况有所变化。斯图尔特•艾森斯塔特，负责经济、商业和农业事务的美国副国务卿，也同样强调了这种合作性努力的重要性，他认为这种合作能够向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施加压力，使它们就范。
在建立这类跨大西洋联盟的准备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机构是所谓的跨大西洋业务对话组织，该组织是由美国商业部部长隆•布朗在l994年12月的乌拉圭回合中提议，并于l995年11月在塞尔维亚的第一次会议上宣布成立的。正如美国商业部副部长瓦格提到的，他主管的部门之所以提出跨大西洋业务对话组织这一概念是因为，“在美国和欧洲公司各自向对方市场作巨大的交叉投资的情况下，就已经存在着一个统一的跨大西洋贸易共同体，这一共同体会在任何对美国和欧洲双方都有利的共同方案上达成一致。”跨大西洋业务对话组织在一年两次的美国—欧盟峰会召开之前定期举行会议，达成提案后，向峰会提出。

在双边和地区性经济策略上使用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组合

克林顿政府不断地把双边、地区间、地区内部和多边策略以一种非常复杂、非常高明的方式结合起来，以寻求最大的收益。有一个阶段，这种做法似乎在朝着一种新的经济门罗主义运动发展，目的是要占领拉丁美洲国家市场，削弱拉美南部共同市场，并威胁要把日本、东亚甚至是欧洲排除在外。当其他地区出现恐慌时，美国政府就——比如说——与东亚交涉，如果东亚同意和美国达成一笔美国希望获得的市场进入的交易，那美国就担保东亚和平。而这样一来，欧洲就会担心美国在单方面地与日本达成一种双边垄断交易，所以欧洲就主动提出与美国达成双边的美国—欧盟垄断交易或是一个全球性的多边交易。美国又利用欧洲的这种提议去威胁亚洲，要求东南亚联盟国家同意与美国在这方面进行交易，等等。
就这样，克林顿政府灵活地运用着这种把特定国家或地区排斥在外的威胁策略：这种策略极为强调早期北美自由贸易区协议所谓的巨大的战略性意义，使欧盟和东亚国家都担心克林顿政府会建立起一个地区性堡垒，用以发动贸易战。这种环境对克林顿政府非常有利，因为这样它就可以最终与法国政府在乌拉圭回合上针锋相对。同时，法、美长期存在的争端使其他国家无暇顾及提议中的世界贸易组织条约，亚洲的问题可以放在一边。与世界贸易组织达成了交易之后，克林顿政府就与国会取得了一致，即如果世界贸易组织开始“不公平”地对待美国，美国保留对该组织置之不理的权利。克林顿政府想尽办法使亚太经合组织成为建立美国—日本集团的强有力的杠杆手段，惟一的条件是，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包括日本，必须向美国打开本国经济。
通过双边协议和亚太经合组织的力量，克林顿政府极力推动东亚国家的门户开放运动。1993
年亚太经合组织在西雅图的峰会上同意建立“一个亚洲太平洋经济国家共同体”，并促进了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的圆满结束。第二年，亚太经合组织在印度尼西亚达成的茂物宣言宣称，到2010年占亚太经合组织贸易85%的工业化国家，以及到以2020年该地区的其他国家，
“要实现自由及开放的贸易和投资”。1995年亚太经合组织大阪峰会采用了所谓的大阪行动议程，该行动议程列出了行动原则、存在的问题以及时间表，通过这些，亚太经合组织将能够把其政治使命转化为有形的结果。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在大阪承诺，要在1997年的1月开始自由化进程，但l996年在菲律宾的苏比克湾召开的峰会则显示出，该地区的政府在是否要把这些具有相当高度的原则贯穿到实际中，采取实用的自由化措施方面，还存在着相当的分歧。但是，随着1997年温哥华峰会的准备工作不断开展，美国金融全球化利益的代言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积极地活动，迫切要求实现门户开放政策。例如，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弗雷德•伯格斯坦还在坚持道：“金融服务的自由化和解除管制，对整个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地区（也是其他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而言，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该地区朝着克林顿政府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其实际的进程却是很小的，甚至是微不足道的。
在要求彻底解除对金融服务自由流动的管制方面，克林顿政府的态度异常强硬，但是，它的其体做法却是经过了周密的考虑，并且有着非常明确的目标的。它威胁道，除非一些特定的国家能够大大地放松对金融服务进入的限制，即泰国、印度尼西亚和其他东亚及东南亚国家，不然美国就要退出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建立它自己的自由化金融服务市场网络。同时，克林顿政府确保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要求每一个新成员国必须首先解除资本管制，或者具有一份已获同意的解除管制的汁划，美国把这一要求作为对抗韩国的武器，因为当时韩国正在要求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要求打开东亚金融环节的运动开始于80年代，该运动的主要目标是资本项目自由化和解除金融管制。在80年代，韩国解除了许多对资本外流的管制，包括国外有价证券投资、对外金融信贷和银行存款，但是它仍然保留了对各种资本流入的许多限制，特别是那些导致债务责任的资本流入。直到1997年，韩国对本国债券在国外发行的总值还有一个最高额度的限制，对韩国股票的各种层次的证券投资也有最高额度的限制。但是外国投资者能够更容易地进人韩国国内的证券市场，而且，在1996年12月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之前，韩国解除了许多限制政策，比如对带有对外直接投资性质的公司间贷款的限制，对外国公司和韩国公司的友好合并的限制（虽然仍然禁止韩国大型的家族财团企业与外国公司合并）。在加入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之后，韩国为履行其义务，不得不制定计划，以贯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资本移动自由化法典》，并接受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76年制定的《国际投资和跨国企业宣言》以及“国民待遇”决策。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对金融服务业中的跨国交易放松管制。韩国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就自由化计划达成一致，该计划要求加速实施自由化措施，以便在
1998年12月之前完成大部分要求，并在1999年12月之前完成其余的任务。
在贸易问题上，美国一次又一次地试图去找日本的麻烦，但这些努力都被证实是徒劳的，因为日本有能力进行抵抗，甚至还击。但是针对韩国，华盛顿还是发起了一场强大的贸易战：美国向韩国电视机采取了反倾销行为，对韩国的钢铁、纺织品和服装采取了所谓的“自愿出口限制”，此外还对韩国产品采用了超级-301条款，理由是韩国使用了不公平的竞争手段，并要求韩国向美国的某些产品更大程度地打开国内市场。这一轮针对韩国的贸易战取得了效果，1987年的韩美贸易中，韩国的贸易顺差高达96亿美元，而到了l996年，韩国针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却变成了4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
同时，泰国和印度尼西亚也大大地解除了其国内的资本控制，但是，它们并没有向希望参与其国内经济竞争的美国金融公司提供一切权利。马来西亚也采取了类似的政策。这些国家抵制美国公司，使它们无法自由进入这些国家的金融业务环节，无法享受国民待遇。在1997年初，美国把这一问题视为主要的国际问题，为此，美国威胁道，除非东南亚国家，特别是泰国和印度尼西亚，能够完全承诺实现自由化，不然，美国就会阻止世界贸易组织有关金融服务业自由化的一揽子协议的完成。1997年春，英国政府代表西欧政府进行了调解，并试图说服美国政府降低要求。但是对于克林顿政府而言，这些国家都是关键性国家，而进入这些国家的关键就是打开其余融业务环节。这就是1997年4月时的情况，而就在这一个月中，双方的僵持局面之中出现了一个新的作用因素：美国大量的对冲基金开始进攻泰国金融市场。
但是这些对冲基金的攻击并不是以数量为目的的，如果只是这样的话，美国到了1997年就应该很满意了，因为韩国成了美国第五大出口市场。这些攻击其实是为了对韩国国内的生产社会关系进行彻底的重组，以便控制韩国的资本主义体系，使韩国资本主义经济以及该地区的其他国家的经济与美国资本主义的利益保持一致。而这就需要在韩国内部和该地区的其他国家内部寻找同盟，这些同盟会帮助美国打开其本国社会关系的缺口。

通过宣传，在目标国家内部寻求国内社会联系

因此，克林顿政府的重商主义贸易外交只是一个多头并进策略中的一种战术。另一种非常重要的战术是与目标地区国家内部的战略性社会团体建立并加强意识形态上的联系的战术。在大众宣传的层面上，有一种观念起着关键作用，即不管是好是坏，所有的国家都必须面对一个现实，这一现实就是存在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当然，该种力量并不是美国本身，因为如果是的话，这种力量就会与韩国比较强烈的民族主义进行对抗。所以，不是美国，我们所说的力量当然是“全球化”力量。但是对于更高层次的资产阶级听众，宣传攻势则更具有目标性，所迎合的是当地资本家逐利方面的热情。为了吸引放款者的兴趣，经济生活被重塑为储蓄者为了投资自由以及为了获得应得的资金权利金，而与蛮横的“金融抑制”之间持续进行的一场战争。
在90年代中期，针对韩国商业阶层中存在的逐利投资倾向，美国华盛顿共识的宣传机构，包括非常重要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出版物，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宣传攻势。这种宣传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华盛顿的国际经济研究所，这是一个不知疲倦地服务于美国利益的机构，它们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提交的报告有着一个非常冠冕堂皇的标题，即“重组韩国的金融环节，使之适应竞争”，这一报告是站在受到种种限制的韩国放款投资者的立场上，对“金融抑制”的强烈抨击。报告指出，如果没有投资自由，“储蓄者所获的投资回报率就很低”；在金融抑制的情况下，“向项目提供资金的标准，通常不是按照投资回报率，而是基于一些非经济方面的考虑……就韩国而言，这种情况反映在银行资产的低回报率上，而且韩国银行资产的回报率被认为是新兴市场国家中最低的……更普遍的现象是，政府在金融市场上的干涉行为损害了民间资本环节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越来越受到政府官员政策决策的左右……其结果是收入增长的速度毫无必要地减慢了……”而且，“在缺乏可靠信息的条件下，市场无法有效运作，只要考虑一下在这种条件下对股票市场上的股票进行估价的难度，就足以认识到这一点”。“最后，金融抑制成了政府债务持有者身仁无形的负担。通过限制资本流动，政府实际上能够强迫国内居民按照较低的利率接受政府债务，而如果不存在资本控制的话，同样的政府债务，其利率就不会那么低。”简而言之，对这份报告的们而言，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就是储蓄者们拥有获得那么一点额外利息的人权，而几十年来，韩国政府在对其经济发展进行非良性的集中投入的同时，对储蓄者的这种获得资金权利金的人权进行了严格的限制。

利用美元—华尔街体系中的各种手段，进行货币金融竞争

到了1997年，人们可以证明，美国在对东亚和东南亚发动的攻势中取得了一系列显著的、可以以数量来衡量的成功。美国不仅成功地获得了进入该地区市场的新的合法权利，而且还成功地从该地区获得了更大量的利润。但是尽管如此，美国资本在该地区经济中的分量仍在下降。
美国贸易促进协调委员会1997年的年度报告显示，美国在亚洲出口市场上所占的份额在下降。虽然美国对墨西哥、阿根廷和巴西的出口份额在增加，但是在中国、印度和韩国（还有在南非和土耳其）美国所占的市场份额已经有所下降。
美国出口亚洲产品的总的份额从1990年的15%增加到1996年的20%，但是25种关键产品类别对该地区的总的出口份额却从1990年的13.5%下降到1996年的12.3%。日本的出口份额也从
20.5%下降到18%，而欧盟是从16.4%下降到5.7%。这些下降从很大程度上都可以被解释为是由于亚洲内部的国家开始互相出口而引起的：亚洲国家间相互出口的份额从l990年的34.2%
上升到l996年的38.6%。“然而，在一些关键产品方面，主要是由于日本和欧盟所占份额的增加，才导致美国份额的下降。”通过对亚洲进行一种新的定义，并对亚洲国家间贸易忽略不计，表5.1强调了相对于日本而言，美国的地位是如何的薄弱。
表5.1
1996年七国集团对亚洲的出口
出口国
亚洲出口市场的百分比
美国
29
日本
43
德国
10
英国
6
意大利
5
法国
4
加拿大
2

--------------------------------------------------------------------------------
注：亚洲包括韩国、东盟国家、印度、巴基斯坦、中国大陆和香港。1996年的总出口为
3500亿美元。
这些数据显示，到了1997年初，美国对该地区开展的攻势不再起作用。
难道真是不再起作用了吗？美国财政部还掌握着一项武器，这项武器我们还未好好研究过，即美国利用美元—华尔街体系，使其成为货币金融竞争手段的能力。把美元—华尔街体系作为这样一种工具，这一点是很容易解释清楚的。该地区（亚洲）的政治经济国家并不具备第三世界国家通常会有的脆弱性：政治势力薄弱的国家，其薄弱性表现为巨额预算赤字，这些巨额预算赤字会使这些国家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进行大规模的借贷，背上沉重的债务。而该地区国家并非是以这种方式背上债务的，相对于美元—华尔街体系而言，它们的脆弱性首先来自于该体系的货币支柱。因为这些国家都依赖于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这就使它们非常容易受到货币大幅波动的影响。由于它们的货币主要与美元挂钩，而它们又大量向日本出口，所以美元对日元的低汇率促进了它们出口的增长，但是，美元的升值和日元的贬值，又使它们的出口受到了影响。在80年代初期，作为可被视为美国针对日本开展的政治攻势中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采取措施，支持美元贬值，日元升值。这样，日本工业就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日本采取的对策是，一方面，把新投资转移到该地区的其他市场上，以便从贬值了的美元中获利；另一方面则大声疾呼，要求建立一个在日本领导之下的、能够把该地区结合在一起的日元区。如果日本成功的话，对美国资本主义利益而言就将是一个灾难性的打击。
但是，随着克林顿政府在1995年任命拉里•萨默斯为美国财政部副部长，华盛顿改变了其美元—日元政策，而且允许美元对日元的比价上升到比以往都高的水平。这就使该地区中许多经济国家的出口业开始承受巨大的压力，同时，大量的游资也开始从美国进入该地区。那些已经放松了资本项目控制、允许这类资金进入本国的国家发现，由于这类游资的流入，本国货币的价格被抬得很高，而另一方面，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在不断增加。1996年，流入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的资金增长了43%，高达170亿美元。表5.2显示了90年代流入亚洲新兴市场的私人资本的规模。亚洲出口的紧缩给亚洲私人环节中的一些非常重要的部分造成了困难，它们不得不从美国、欧洲以及日本银行贷款，以渡过出口紧缩这一难关。
表5.2
流入亚洲市场的私人金融资金
单位：10亿美元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净私人资本总流量
21.4
37.7
22.4
59.5
75.1
98.9
106.8
净对外直接投资
9.5
15.2
17.2
35.2
44.6
50.7
58.0
净有价证券投资
0.9
2.8
9.6
23.8
18.5
20.1
20.1
净其他投资
12.9
19.7
4.5
0.5
12.0
28.1
28.8
源于境外政府机构的净融资
5.6
10.7
10.2
8.2
5.9
5.0
6.7
源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和世界经济展望资料库。
总之，到了l997年，美元—华尔街体系两大支柱的联合作用使该地区的经济国家陷入了一个圈套。美国的美元政策是即将来临的危机的第一个关键性的前提条件；美国政府和美国金融公司成功地说服了该地区的许多国家政府打开国内的金融环节，允许游资自由进入，这是第二个前提条件。1995—1997年间游资的实际流动其实是由于在美国经济繁荣期间美国金融环节的利率下跌造成的，它们希望在该地区仍然飞速发展的经济增长中寻求更高的短期资金权利金，这是第三个关键的前提条件。到了1997年秋，已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剩下的就要靠美国的几笔对冲基金来完成了。

迅速引发东亚金融危机的意图以及为此采取的措施

当然，我们要研究的问题是，克林顿政府究竟是否有意识地利用了美元—华尔街体系，把该体系作为一种国家经济手段，用来对付东亚和东南亚经济国家？可以肯定的是，美国财政部和联邦储备局确实利用了美元对日元的汇率，使之成为一种政策手段，萨默斯制定了抬高美元对日元比价的计划，并采取一切措施以保证该计划的实施。我们无法理解的是萨默斯为何希望美元对日元的比价升高。一种解释是，他希望帮助日本经济，特别是扩大日本对美国的出口，这种解释世界上恐怕没有人会相信。另一种解释是，他希望能够阻比日本采取建立日元区的行动，但是日本政府从未加入过要求建立日元区的运动。这样，对于萨默斯的这项政策，就产生了一个谜团，惟一的解释是，萨默斯有意要压制日本在该地区的后方经济国家，这些国家的货币都与美元挂钩。而且我们掌握的有关克林顿政府坚信该地区对美国经济构成挑战的所有情况，也说明了这一点。
同时，90年代中期，克林顿政府在东亚和东南亚的活动主要为说服该地区国家结束对资本项目的控制，为此，克林顿政府施加了巨大的经济压力并提出了多种优惠条件，而这种情况在美国针对智利的政策中并不曾出现。美国政策的焦点是亚洲，是致力于打开亚洲金融环节，使外国金融服务能够不受管制，自由进入亚洲市场，特别是在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韩国这三个市场。当然，用于有价证券投资的游资流入该地区，这并不是美国政府组织进行的，但是这种游资的流入是肯定要发生的：这类与美国国内经济周期密切相关的资金的外流，其动态众所周知；而且美国财政部长罗宾曾多年服务于哥德曼•萨克斯公司，十分有经验，他对这些动态了解得很清楚。正如尼克松早在70年代就意识到的，金融市场可以被用来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工具。
至于提供给东亚和东南亚的银行贷款，美国政府在冷战期间一直声称，德国和日本银行为其本国的政治策略服务，但是美国政府一直采取着不同的方法。然而实际上，在70年代美国银行向南部国家进行石油美元再循环的过程中，美国政府起了很强的政府指导作用。
但是，我们当然无法掌握克林顿政府存在这方面意图的证据，以及与私人部门进行协调的证据，在许多研究分析美国经济策略具体实施的文章中，我们都无法找到这种证据。所以我们必须使用一些间接证据来进行推断。
让我们来举一个著名的例子，虽然这个例子有点像事后诸葛亮，但是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保罗•沃尔克在1979年大幅提高美国利率时就意识到，这样做会使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陷入一场严重的金融货币危机。但是在他提高利率之前，他有没有想到这一点？而且，他提高利率，是不是就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曾经坚持说，在他的考虑中，这一问题并不是最主要的，而且不管怎么说，当时的联邦储备局缺乏足够的资源能力，无法对利率上升在该地区的影响作一个先期的研究。我们当然不能就这么听信他的解释，但是间接证据显示，我们可以相信他：因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1979年的利率上升还存在一些明显的美国国内方面的其他理由；而且如果他意识到他会在拉美地区引起一场巨大的危机的话，他当然也会同时意识到，这样做也会使美国银行濒于崩溃，沃尔克当然不可能希望出现这种情况。
另一方面，当那些自以为与美国决策者保持良好联系的分析家们声称，里根政府在1981—
1983年间有意识地提高美元价格和利率，目的是要向“社会主义法国”施加压力，我们完全可以把这种做法视为是国家经济策略的一种情况，所使用的是货币政策。这一条信息来源是可信的，而且这一目标的政治重要性十分明显：在西欧，人们把在1981—1983年间法国开展的旨在促进经济增长的运动的失败视为凯恩斯主义的最终失败。那么，这儿我们就有了一个典型的例子，能够说明美国政府为了战略性政治目标，把美元用做一项主要的武器。同时，里根政府成功挫败法国所进行的实验，其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华盛顿的主要智囊团成员之一，美国国际金融研究所的兰德尔•海宁声称，美国政府经常利用对美元价格的控制，使之成为在与西欧打交道过程中的外交手段。海宁指出，美国不像西欧那样容易受到汇率变动的影响，“当与欧洲政府在宏观经济政策或国际收支平衡上发生冲突时，美国官员经常对这种不对称现象加以利用。在许多情况下，美国威胁将出现巨大的汇率波动，这就会迫使欧洲政府为符合美国的要求而在本国再次实行通货膨胀，或抑制本国经济的发展。”
东亚和东南亚例子中的间接证据毫无疑问地说明了美国财政部进行了战略性策划。但是，这种策划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当然是从宏观经济方面削弱这些国家的实力，造成金融不稳定和货币脆弱。但是是否是在为对冲基金的金融性冲击作准备呢？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美国大型对冲基金在东亚和东南亚危机中的活动似乎是一个晴天霹雳。直到1998年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危机爆发，大部分人可能才第一次听到对冲基金这一名称，但是对美国财政部的官员来说，对冲基金是他们日常工作中的主要部分。在90年代爆发的所有主要的货币金融危机中，对冲基金一直是主要的影响因素，例如1992年的意大利里拉危机和英镑危机，1993年的法郎危机和欧盟兑换率机制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机和许多其他危机。而且当我们谈到对冲基金的时候，我们并不是指散布在全美国的一千多家这类机构，我们谈的是同一名称下的少数几笔基金，这些基金在国际货币市场上运作，而且这些基金获得贷款的能力几乎是无限的，能够从最大的美国银行中获得巨大的贷款。虽然对冲基金透明度很低，而且对其本身的运作严格保密，但是它们是处在美国金融结构的最顶端，它们所拥有的力量，使得像超级-301条款或反倾销措施这类手段相形之下不过就像玩具手枪罢了。我们必须更进一步地研究这些对冲基金是如何运作的。

对冲基金金融竞争

在美元—华尔街体系之下，美元对日元和马克的比价大幅波动，其直接的结果便是，在外汇市场上特别是外汇衍生工具市场上运作的对冲基金的发展。外汇衍生工具可以被用来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套期保值（例如保险），以预防两种货币的兑换率出现大幅的突然变化而造成损失（外汇风险）。我们将解释如何利用这种套期保值，然后对对冲基金所进行的投机性运作进行研究。你（指英国人）可能在做一笔生意，你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法国进行采购，采购的价格以法国法郎计，而当时英镑对法郎的比价较高，是1个英镑兑换10个法郎。可是，在未来的三个月中可能会发生某种情况，致使英镑对法郎的比价大幅下跌，跌至1个英镑只能兑换5个法郎，如果那时候采购的话，其成本将是现在的两倍。但是在衍生工具市场上，你可以向一家银行支付一定的费用，购买按1英镑兑换9.5个法郎的价格用英镑兑换法郎的期权。如果英镑与法郎的比价一直保持是1:10，那你损失的不过是支付给银行的费用。虽然你有权利按l:95的价格购买法郎。但是你并不一定要按这价格购买法郎，但是如果英镑确实下跌，比如，在三个月的时间里，跌至1个英镑兑换6个法郎，那么你购买的期权就会弥补你的大部分损失，因为它使你能够按照1:9.5的价格，而不是l:6的价格用英镑兑换法郎。所以这种所谓的远期外汇衍生工具市场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对你有所保护。
对冲基金投机者之所以能够对这些远期市场加以利用，其关键主要在于相对于目标市场的规模，他们所能筹集到的资金的规模。如果相对于目标市场而言，投机者的资金规模较大，那么他就能用自己的资金对市场价格进行调节，而其他较小规模投机者的紧紧追随，又能使所设定的价格保持坚挺，这样，大投机者就能收到倍数效应。而且随着倍数效应的继续，他就可以退出他所占领的市场地位，而在退出的同时，他带走了大量的利润。
我们再举法郎与英镑兑换率的例子。一开始的运作是一样的，只不过投机商签订了巨额的期货合同，能够在一个月后以1:9.5的价格出售英镑购买法郎。比方说他签订的期货合同金额高达100亿美元。⒀为此，他必须向一家银行支付一定费用。接着，他开始等待，直到一个月快结束的时候，他突然又开始大量借入英镑，然后又大量抛售英镑，由于他所抛售的英镑金额巨大，致使英镑价格下跌，比如与法郎的兑换率下跌3%。在这时，其他小型的投机商看到英镑下跌，也加入了抛售英镑的行列，这样就使英镑继续又下跌了3%。一夜之间，该投机商又借入一大笔英镑，并抛售以购入法郎，同时，市场上风传大庄家在采取行动，这样每个人都加入了抛售英镑的行列，英镑就又下跌了10%。当期货合同到期，该投机商能够以1:95
的价格出售英镑购进法郎的时候，现货市场上英镑与法郎的比价已跌至l:5。这样，该投机商在执行了期货合同之后，就赚取了巨额利润。与此同时，市场上出现了英镑危机，等等。
华盛顿共识的官方解释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康德斯和他的副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要策略的设计者―斯坦利•费希尔对此的官方解释都是，对冲基金投机商的作用甚微，他们只是充当了导火线的角色，而且他们所引发的现象其实早已存在于一个经济国家内部所谓的基本规律之中。其证据是，在金融市场上，没有哪个投机商能够导致价格产生结构性变化，因为在这些市场上，经营者的数量众多，而且这些经营者中的大部分人的经营行为十分理智，他们的买卖行为是建立在他们对相关的基本经济的判断之上的。（费希尔的调子不得不有所改变，承认“市场上情绪的波动……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较大，有时这种较大的情绪波动会具有传染性效应，而在某此情况下，这种传染性效应本身会非常强烈”。）
这种官方解释十分肤浅，因为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在大型的发达经济国家中，其大型金融市场上流动资金极为丰富、整个市场运作正常的情况下，这种观点才站得住脚。但是正如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许多其他人士所指出的，对于较小经济国家中的小型的、十分不稳定的金融市场而言，情况远非如此。即使对发达国家的市场而言，在许多情况下这一观点也不适用：1998年10月的一个星期之内，美元对日元的比价令人吃惊地下跌了
10%，多数人都认为其原因是由于有一两笔数额巨大的资金在抛售美元，购入日元。而之所以一两笔资金抛售美元、购入日元会产生这种效果，是因为当时的市场交易不旺：当只有极少数人愿意买（或卖）时，价格的下跌（或上涨）就可能被夸大。
外汇期货市场上的大型投机商们同样不同意康德斯的观点，对他们而言，相对于特定外汇市场规模所筹集到的金融资金的规模是决定性的。所罗门兄弟公司的前首席货币投机商比尔•
利普舒茨与杰克•史瓦格进行的下列对话，非常生动形象地解释了这一点：

史瓦格（以下简称史）：为什么规模大就是一种优势呢？
利普舒茨（以卜简称利）：你在开玩笑！
史：没有，我很认真。
利：如果有一个大买主进入市场，使市场价格上升4%，这就是一种优势。
史：但他还要出货，除非他对市场判断正确，不然的话，规模大似乎并不是一个优势。
利：他并不需要一下子把货全部出清。外汇市场是一个打心理战的市场。你以为市场将很快恢复平衡——快到他还来不及把货全部出清，但情况并不一定如此。例如，如果你使市场价格上升4%，那么在接下来的几天中，你将改变整个市场的心理状态。（换言之，当其他人看到一个强有力的对冲基金造成了一次大的价格波动的话，他们就会在接下来的几天中效仿大基金的做法，也进行购买，这样大基金就能抛售给他们，赚取利润。）
史：所以，你的意思是说规模就是优势。
利：在外汇市场上，这是一种巨大的优势。
史：你在所罗门公司进行交易的账目有多大？
利：这个问题其实没有直接的意义。像所罗门这样的一个公司，交易活动的背后并没有资产的直接支撑。相反，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交易商和金融机构向银行取得了金额越来越巨大的信用透支。银行很乐意提供这些信贷服务，因为我们是所罗门兄弟公司。这又是规模在另一种情况下发挥优势的例子。到了1990年，我们部门所获得的信贷额度可能高达800亿美元，但是，并没有哪一笔具体的资产是投资于外汇交易活动的。
（利普舒茨所提的800
亿美元，指的是80年代末期的数字。到了90年代中期，最大投机经营公司可利用的杠杆资金可能十倍于这一数字。）
利普舒茨对最后一个问题的回答使我们了解到，这些巨大的对冲基金能够从美国银行获得极为巨大的金融打击力量。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出现的危机给我们的最大的启示之一是，对冲基金能够从美国最大的银行获得几乎是无限的融资能力。虽然像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索罗斯的昆腾集团公司和罗伯逊的老虎基金这些基金的活动十分隐蔽，但它们其实就在华尔街网络的最中央进行运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经提到，这些基金的融资规模达到其本身资金的20倍，而索罗斯则更承认道，其融资规模可达本身资金的50倍。但是，最后人们发现，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融资规模竟然达到了250倍。主要对冲基金的联合资金应该是3000
亿美元。假设它们的融资规模是本身资金的100倍（不是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250倍），那么它们的融资能力加在一起就达到30万亿美元。当然，这些对冲基金并不会把资金放在一起，只有一些最大的对冲基金才会这么做。这样，往往是五六个最大的对冲基金联手合作，冲击货币，它们联手合作所筹集到的资金远远大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富裕的中等经济国家如澳大利亚的国民生产总值。
金融衍生工具市场使其他任何金融环节都相形见绌，而衍生工具市场中最大的市场是外汇衍生工具市场。国际结算银行在l995年作的一项研究表明，用于外汇衍生工具的总的投资额达到16万亿美元。虽然在1995年4月，普通外汇市场上的日交易量为5200亿美元，但在同一个月中，外汇衍生工具市场上的日交易量却高达7400亿美元。
人们可能会认为，这样巨大的一个市场上肯定会有许多的各种各样的经营公司在操作，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一市场的中心位于美国、伦敦和加拿大，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调查，这些市场上不少于75%的交易都是由十家对冲基金操作的，而且这十家公司合作非常紧密。这十家公司交易中的大部分都是“场外交易”，而不是在交易机构内部进行的，因而完全不受任何约束，而且它们的交易活动十分隐蔽。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调查，外汇衍生工具交易中的约65%都是在这些交易商之间完成的。通过联手合作，这些公司能够筹集到巨大数额的金融资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计是，外汇衍生工具对冲基金为向货币发起投机性冲击，它们能够筹集到的资金在6000亿美元到10万亿美元之间，它们的这种战斗力真是令人震惊。
毫无疑问，在向泰铢，然后是向该地区其他货币和香港股票市场发起的冲击中，对冲基金正是背后的驱动力。对冲基金发起的第一场对泰铢的冲击是在1997年5月，正是在克林顿政府发动运动，要求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向美国金融机构开放金融市场的一个月后。泰国是最容易受到攻击的目标，因为它是该地区经济最为开放的国家，泰国政府所采用的经济模式也是与美国的要求最接近的，而且它也有着美国式开放金融体系的典型特点——房地产市场存在巨大的投机性泡沫。
《金触时代》和其他金融杂志当时就对对冲基金在触发1997年亚洲危机中所起的主要作用作了全面的报道，但是大部分的英美主流媒体都似乎把这一现象看成是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偏执的民粹主义的表现。但是马哈蒂尔只是在说明有关这些对冲基金公司所起作用的一个事实，而且有很多人都有同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董事内部在这一问题上也出现了争执，而且这种争执还前所未有地公开化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其他董事，以及东亚和东南亚政府的压力之下，执行总裁康德斯同意对危机中对冲基金的活动进行调查，他任命了一个美国主流经济学家承担这项工作。对于这一经济学家提交的报告，康德斯表示完全同意，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其他董事们并不同意，他们认为这一报告不能令人满意，因为这一报告对这些对冲基金在危机中的作用太过于轻描淡写。而且这些董事们不止是不同意，他们还坚持康德斯必须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8年华盛顿会议的报告中公开记录主要董事之间存在的不同意见。这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历史上是闻所未闻的，它意味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部存在的远不止是在问题分析方面存在的不同意见：有些董事们坚信在这一问题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采取了某种掩盖手段。
当然之所以这问题特别敏感，原因之一是美国政府一定对这些对冲基金的活动十分了解，因为联邦储备局肯定会知道美国大银行在为这些基金在东亚的话动提供资金，这样美国政府当然也就了解了详情，美国的情报机构也同样如此。任何国家的主要银行都与本国政府关系密切，通常，政府会让本国主要的私人银行贷款给某个外国政府或某个大公司，以实现对外政策的目的。而且主要的银行反过来也能从本国政府获得情报信息，这些信息在分析政治风险和其他经营风险时十分重要。所有这一切都被视为是十分正常的。过去美国官员总是坚持美国政府在这方面与其他国家政府是不同的，这种声明在冷战期间可能还有点说服力，但是在美国对冲基金在l994—1995年对克林顿的墨西哥政策造成破坏之后，几乎没有人会相信美国政府会不采取措施，实行某种监控，至少是对对冲基金的活动实行某种监控。如果美国情报机构——如我们所知的——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转为主要收集经济和商业情报的话，我们当然不会相信它们的工作只是局限于关注普通买卖交易谈判中的细微变化，而完全避开在政治上绝对举足轻重的国际金融领域。
但是不管这些对冲基金的活动和美国财政部的活动之间的关系为何种关系，在1997年的夏、秋两季，这两者活动的目标是一致的。

--------------------------------------------------------------------------------
注：
[1]因为经常项目是有形商品和无形商品这两种贸易的结合，包括了跨国公司在海外的生产收入和债务偿还，所以它是一项最有用的指标，能够显示出一个国家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最基本的经济关系。
[2]流入的资本并不仅仅来源于日本，最大的资本流入实际来自英国，此外荷兰也注入了大量的资金，但是日本人购买了大量的国库券。由于80年代末期美元价格的下跌，日本的这些美元持有者（主要为私人）损失了200亿美元。而且到90年代，美国政府对于日本用本国资本购买美国国库券这一点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听以，整个体系的稳定性要视日本政府对于美国国家稳定性的政治性承诺而定。
[3]这种现象的起因是80年代初期开始进行的“欧洲政治合作”建设和货币统一计划的出台。虽然这两个计划的大部分内容并未能够实现，但是支持这两种计划的思潮却在不断壮大。
[4]美国所谓的霸权稳定性理论认为，整个世界需要一个霸权国家，这样世界经济才有可能稳定（特别是对于世界货币体系而言）。虽然在沃尔特和其他人的文章中，这种理论在学术方面受到了质疑，但这种理论的长处在于，它指出了在核心经济国家中缺乏自动的稳定因素。它提出的问题是：谁将提供稳定的“公共产品”？最佳答案是，南部的附属支持性国家，即使它们提供的产品并不真正是“公共”的，因为只有核心经济国家才得以享受这些产品。有关这一理论，见沃尔特：《世界强权国家和世界金钱》。
[5]相比而言，国防部长亚斯潘则是个相对激进的活功家。
[6]在这张名单中，罗伯特•里奇有部分观念与其他人不同：他相信国际经济活动中国家行为的作用，而且他对劳工标准和劳工保护的关注可以在为解决贸易问题而采取的经济外交策略中发挥作用。但是他不像其他人那样，狂热地信奉“凡事美国第一”，所以最后离开了政界。
[7]罗宾后来成为财政部长。
[8]20个美军士兵在索马里的阵亡，就足以使美国撤消了在索马里的军事行动。在波斯尼亚和科索沃地区，克林顿政府并不打算使美军士兵卷入仍在进行中的地面战争。空中力量能够摧毁一个国家，但并不能统治民众。
[9]对英国而言，威胁来自帝国内部（而且，部分也确实是因为美国想要打开英帝国市场而引起的）。但是让美国接手欧洲的反共产主义运动之后，英国希望能解放本国的资源，使英帝国不会被众多的压力击垮，其中也包括来自美国的压力。
[10]当然大国并不一定要对当地出现的危机和危险作出反应，它们自己可以在当地制造危机和危险，这些危机和危险会使危机波及范围内的其他国家欢迎或至少能够接受大国的介入，以便对付危机。如果我们密切关注布什政府1992年在波斯尼亚的行动的话，我们就能看到美国在欧盟腹地使用这种策略的明显的痕迹。见苏珊•伍德瓦德所著的《巴尔干悲剧》。
[11]英国试图使香港在回归中国之后仍然成为英国收敛财富的源泉，为此，英国进行了诸多努力，而美国发起的这场运动正好与英国的这些努力相吻合。
[12]在20世纪80年代，欧共体和美国都着重强调所谓的自愿出口限制，同时，美国还特别在东亚和日本强调自愿进口扩大，这两者都是带有管理贸易特点的“以结果为导向”的手段。
[13]该投机商的往来银行可以同时签订一个月后出售法郎购买英镑的期货合同，以帮其抵御风险。

六
1998年恐慌时期的政治与经济
亚洲经济危机于1997年7月初爆发于泰国，接着受到影响的是马来西亚，但是真正起决定性影响的金融危机则是韩国爆发的金融危机。正是韩国的危机结束了印度尼西亚暂时的稳定局面，并最终使该国家完全崩溃，而且韩国危机的爆发也使整个东亚和东南亚地区陷入了经济萧条之中。
要去了解这些危机的一般发生形式并不十分困难，首先是对冲基金对货币发起冲击，最终击垮了泰铢，接着是印尼卢比。由于这些对冲基金的冲击，美国的共同基金、三足鼎立国家（指美国、德国与日本）的银行以及其他金融公司都把资金从受危机影响的国家中撤出。随着资金的撤出，货币进一步崩溃，直接导致了两种影响：首先，因为西方金融机构不再进行放款，本地银行也就无法获得新的贷款，因而也就无法继续偿还它们的美元债务；其次随着货币的崩溃，以本地货币资源计算的美元债务的规模急速扩大。这种双重打击使发生危机国家的金融体系的其他方面都受到影响，因为本地银行拒绝向工业公司提供新的贷款，使它们面临无力偿还债务的危险。其结果就是出现了一个螺旋式下降的恶性循环，这种循环使得任何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赖以进行经济活动的金融体系面临着完全崩溃的危险。
东亚和东南亚在直到l997年的夏天之前的25年时间中，一直设法避免被卷入可被称为是美元—华尔街体系的两种如悠悠球般双面摆动的致命交叉铁丝网中：美元—日元—马克兑换率的货币性波动（造成贸易和投资关系忽而这边忽而那边，一直摇摆不停）；游资和短期贷款在该地区经济国家的金融中枢中心快速进出的金融性波动。该地区的国家政府对日元—美元兑换率的波动都毫无办法，它们只能调整本国的汇率政策和国内宏观经济条件，以适应兑换率的波动。但是那此屈于美国政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华尔街金融机构的压力，在某种程度上打开了本国资本项目和金融环节的国家，却在使本国经济和本国人民进入一个致命的圈套之中：游资和短期贷款的流入就像从天而降的甘露，因为它们似乎使这些国家能够避免受到货币波动的影响，同时这些国家通过向英美金融中心贷款，避免实施强硬的国内调整措施。但这其实不是甘露，只是诱饵。当该地区的金融环节接受这些的时候，它们就上钩了，它们就成了美国对冲基金的囊中之物，成了金融战中最易被击中的目标。对冲基金开始出击，伦敦和纽约一下子抽回了贷款额度，一个又一个经济国家被拖垮，它们扭动着、翻滚着，就像受伤的动物，被拖上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的手术台。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东亚经济国家都直接卷入了这场危机，那些拒绝屈于美国压力、拒绝放松资本项目控制的国家有幸逃过了一劫，因为对冲基金无法对这些国家实行打击。一个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失败是否会演变为一场灾难，这一点取决于亚洲发展模式受资本项目自由化影响的程度。那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控制了资本项目的国家和地区就没有受到随之而来的金融危机的袭击，如中国大陆、台湾、越南和印度。那些在关键领域实行自由化的国家发现，正是本国宏观经济管理的失败给了那些强大的投机性攻势以可乘之机。即使是并不存在严重宏观经济问题的香港，因为其资本项目实行了自由化，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也不断受到对冲基金的持续冲击。
尽管如此，就如在80年代南部的其他地区出现的危机中一样，英美领导人和其宣传媒体迅速在政治上对这次危机加以利用，声称亚洲国家在控制汇率波动和整体金融环节波动方面的失败，证明了东亚发展模式的彻底失败，同时也证明了英美资本主义模式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性。表面上这是一种十分理性的说法，但其实却十分荒谬。
综观美元—华尔街体系的历史，我们可以把东亚危机视为是两种力量结合的产物，一种是华尔街金融力量的自发驱动力，另一种则是华盛顿政府的政治意图和政治计谋。随着危机波及到东亚整个地区，美国财政部和联邦储备局对于这场危机对全球的影响毫不担心，因为根据以往丰富的经验，它们很清楚地知道，南部国家的金融崩溃总会给美国金融市场带来繁荣景象，由此也会促进美国国内经济的发展。对冲基金可望大量流入美国金融市场，降低美国市场上贷款的成本，繁荣股票市场，并促进美国国内经济增长。而当这些东亚国家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帮助时，美国就能坐收渔利了。
但是罗宾、拉里•萨默斯和阿伦•格林斯潘犯了四个分析性错误。首先，他们未能充分了解这一事实，即东亚和东南亚所代表的不再仅仅是南部国家这一简单的概念，该地区其实是世界经济中一个活跃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该地区出现的严重的经济危机会改变三足鼎立集团之外的经济国家之间的经济平衡，而正是这些经济国家为东亚和东南亚的经济繁荣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这些产品制造商们会发现他们出口产品的价格在下跌。对于这种情况本身，罗宾无须恐慌，相反，他可能还会为此感到高兴，因为南部国家商品相对价格的下跌曾经是美国非通货膨胀性经济景气的关键因素之一。
但是，如果罗宾对商品价格的可能下跌持赞同态度的话，那么他就犯了一个纯粹以美国为中心去思考问题的错误，而且他还忘了考虑商品出口价格下跌将会影响到的另一种情况：那就是由于过去美元—华尔街体系的胜利，致使这些产品制造国的金融体系在结构方面存在着相当的脆弱性。美元—华尔街体系可能已经把像俄罗斯和巴西这些国家成功地转化为华尔街金融机构的利润源泉，但是这些国家之听以成为利润源泉，其原因恰恰是因为过重的债务负担使这些国家的经济被大大地削弱了。由于亚洲经济危机的出现，这些国家和其他类似国家的贸易前景受到了进一步的打击，而金融机构看到了这种危险之后，会纷纷撤离，这就会使这些国家真正地陷入深渊之中。
第三个问题是，我们知道，美国金融体系内部的投机性机构只有通过不断地扩大规模，才能维持其巨大的发展，但是对于这一点，罗宾同样没能充分地了解。像阿尔巴尼亚的连续投机资金，这些投机性机构之所以能够承受因某些金融机构赌博失败而造成的损失，是因为大部分的其他金融机构有能力加进更多的投资，并能够获得新的收益。但是随着多种金融危机同时在许多地区的爆发，华尔街的投机性机构就会发现，一直向它们提供资金的银行会对持续发展失去信心，它们会害怕出现崩溃，所以就会拒绝继续提供信贷，而正是这种做法，导致了崩溃的发生。
由于这类分析性的错误，致使罗伯特•罗宾对于亚洲危机表现得不仅一点都不紧张，而且还十分兴奋、十分热心。正如我们将看到的，美国财政部会把这一危机视为一次历史性机遇，它们认为如果抓住了这次机遇，就能够改变美国资本主义的未来，牢牢巩固美国在21世纪的统治地位。这就是罗宾未能预见的第四个问题：罗宾自己在危机中充当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我们不会在这里去回顾整个东亚危机过程的各种细节，我们将只关注日本和美国政府对这场危机的反应，特别是在东亚危机的关键时刻——韩国金融崩溃之时——美国财政部的立场。接着，我们将从金融结构上去研究亚洲危机转变为I998年带有普遍性的国际金融恐慌的原因。最后我们将讨论究竟是否会存在一条有别于“全球化”的其他的道路可走。
 
东京的失败——一次摧毁性的失败
随着亚洲危机于1997年的7月和8月由泰国慢慢地波及整个地区，受害最严重的国家开始向其他国家寻求帮助。美国政府拒绝采取任何积极的措施来稳定货币和金融体系，而且美国还牢牢地控制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8月，在泰国危机最严重的时候，美国政府的反应就是派一个代表团前往曼谷，强烈要求进一步开放泰国市场，使美国资本能够更容易地进入该市场。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就面临着一个决定性的考验，这种考验可能是日本50年来所遇到的最大的政治考验。日本可以承担起带领整个地区摆脱危机的重任，但是这样做的话，日本就等于在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治权威性和美国主要的战略性运动发起挑战。然而，如果日本继续明哲保身，让克林顿政府主宰一切，那么对日本资本主义而言，后果可能会是十分严重的。已经处于严重危机之中的日本金融体系可能会由于体系本身在该地区过度的暴露而被拖垮，而美国很可能会充分地对日本的这一弱点加以利用，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日本政府试图下定决心，以政治方式加以干预。它提出了一个计划，即由日本来管理一个亚洲财团，也就是一个亚洲货币基金组织，以稳定受危机影响国家的经济。这一全新的计划获得了该地区国家政府的强烈支持，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中国政府也支持这一计划，这就毫无疑问地显示了，中国和日本很有可能会结成联盟，而拯救泰国的计划正是日本政府试图建立这种联盟的产物。但是就在最后的关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插了进来，它们对这一计划施加影响，以阻止日本公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全球范围内的控制发起挑战。任日本政府仍然努力实现它的亚洲货币基金组织计划，它认为该组织能够筹集到l000亿美元的资金来源。正如一个分析家听解释的：“（美国）财政部官员因此认为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远不止是一个馊主意：他们认为这是对美国在亚洲影响力的一种威胁。所以华盛顿不遗余力地阻止东京这一计划的实现，这一点丝毫不令人奇怪。”在这方面，克林顿政府得到了西欧国家政府的支持，它们与美国联手，发动了一场运动，对东亚和东南亚政府施加最大程度的影响，迫使这些国家政府拒绝接受日本的方案。《机构投资商》发表的一篇有关采访美国财政部拉里•萨默斯的文章这样写道：“美国和西欧认为日本打算把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作为在该地区实现霸权统治的一个步骤，它们对这一点十分在意，但又不愿意公开地讨论这一敏感问题，所以美国和西欧金融部门的官员们与东南亚国家的宫员们进行电活联系，在电话中，他们竭力说服该地区宫员，让他们意识到这一计划的不利之处，希望这一计划能够不了了之…
…
在印度尼西亚后来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的协议中，美国和西欧为了对抗来自日本的威胁，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到了1997年的11月，日本政府已丧失了信心，下再寻求为本地区开辟一条摆脱危机并能不受美国政府战略目标影响的道路。
围绕着日本这一最终失败了的外交方针，美国和西欧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极为戏剧性的外交活动，这些活动的详细情况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是日本遭受了一次严重的政治失败，而这次失败是由美国在西欧的支持之下造成的。在整个危机过程中，西欧全力支持了美国财政部的决策，而西欧的这种做法，其背后的理论根据至今还是一个谜，但是这种理论根据对未来一定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美国政府对韩国的策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关印度尼西亚的一揽子交易，在一段时间内确实似乎有一定的效果。
1997年11月的第一周，迈克尔•康德斯十分自信地宣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成功地打破了该地区金融崩溃的恶性循环。
但就在那时，韩国的金融问题变得十分危急，而日本的金融体系也同时出现了恐慌的局面，一个纯粹的东亚金融危机正在演变为一个全球性金融恐慌，而这是第一个真正关键的时刻。韩国的经济规模相当巨大，把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经济相加，其总值仍然小于韩国的规模。韩国危机在1997年11月和12月间的发展造成了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经济的崩溃，并促使这场危机波及到了俄罗斯、拉美以及西方的金融中心。
但是1997年末韩国危机中的主要角色并不只是也并不主要是国际银行和韩国银行，这场危机的最终结局是由美国财政部的罗伯特•罗宾和拉里•萨默斯谱写的，他们毫不掩饰，在韩国问题上他们操纵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活动。①他们决定，在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操纵的问题上，不应该再使用过去50年中一直使用的老方法，而应该使用适合21世纪的新的运作方法。对美国政府而言，韩国将是这种运作方法的第一个试验品。
正是美国政府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韩国施加影响的行为，使组成所谓“华盛顿共识”的部分国家之间出现了很大的分歧。
之所以会出现有关美国政府所起作用的争论，其原因是美国制定的有关韩国危机的政策不仅不适合于稳定韩国圆和韩国银行体系，甚至也不适合于稳定国际金融市场。相反，这种政策把美国的全球统治目标作为一种驱动为，来对韩国内部的生产社会关系进行转化，而且为了实现这种转化，甚至甘愿冒着加深韩国危机、持续国际金融恐慌的风险。
在像韩国发生的这种金融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贯的任务就是稳定汇率，同时以某种方式安抚国际金融市场，使它们对韩国银行的偿债能力有信心。这两种同时进行的运作将会使韩国国内经济活动有足够的时间得以继续下去，这样也就能够创造出进行银行体系重组所必需的社会经济条件。
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一次针对韩国的方案根本不是为恢复投资者对韩国的信心而设计的，也不是为了激活韩国主要经济机构的经济活动而设计的。相反，这是一个韩国国家内部的转型计划，这种计划最终会削弱投资者对韩国资本主义机构的信心。
对韩国圆的冲击开始于l997年11月6日，正是在这一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总裁康德斯解释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定的有关印度尼西亚的一揽子计划已成功地打破了亚洲经济动荡的恶性循环。在11月6日到11月17日之间韩国政府试图采取措施保护韩国圆，但最终在17日放弃了努力，并连续三天关闭了外币市场。在11月20日，韩国政府要求日本政府说服日本银行向韩国提供短期贷款，但是这时东亚危机已经使在该地区有大量业务的日本金融机构也陷入了危机之中：日本四大证券公司之一——山一证券将会在四天之后倒闭。所以，日本政府也陷于瘫痪之中。第二天，即11月21日，韩国政府宣布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一个拯救方案。
接着韩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了整整两个星期的谈判，到了12月1日星期一，双方仍未能成交：它们无法达成一致的是第二年的增长目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关闭12家商业银行的要求。第二天，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阿伦•格林斯潘说，亚洲危机很可能会改变由政府指导大笔投资的局面，而加速实现一种鼓励更多私人投资加入的新体系，这是一个十分明确的声明，即美国要求彻底摆脱韩国的资本主义模式。最后，在12月4日，韩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达成了援助金额高达570亿美元的协议。
美国财政部的高级官员们非常清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韩国方案与通常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方案有所不同，这次是一种新的东西。正如《金融时报》所报道的，该方案是由“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精心设计的一种策略，而且美国官员非常自信地声称，‘针对21世纪第一次金融危机，这一策略能够提供真正适合21世纪的解决方法’”。在部长拉里•萨默斯的领导下，美国财政部人员在马尼拉制定了这一策略的各种细节条目。美国财政部的官员们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团在汉城入住的是同一家宾馆，就在这家宾馆的一间套房内，他们完成了与韩国政府进行的极其艰难的谈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该地区的官员们似乎准备与韩国政府缔结比较宽松的条件，但是由于美国财政部官员的干涉，他们最终没能这么做，而美国人在这方面获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总裁迈克尔•康德斯的支持。

美国制定的适合21世纪的解决方案：改变韩国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定的韩国方案具有两大部分的内容：
（1）保护贷方利益并维持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2）韩国经济管理和社会改革。

保护贷方利益并维持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这部分方案的中心点当然是七国集团国家和多边组织向受韩国债务危机影响的西方金融机构提供资金。当然正式而言，这些资金是提供给韩国政府的，目的只是希望这些资金能够直接回流到韩国私人放款者手中。因此，那些曾经向韩国市场大量放款，接着又突然抽回资金的西方放款者也应有所回报，回报的方式就是《金融时报》的资深评论家听说的“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钱进行大规模的救援工作”。
但是，七国集团国家和多边组织所提供的贷款金额并不能完全解决韩国短期债务问题，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方案中的大部分资金——例如，美国财政部筹集的资金——原则上是不能用来偿还这类债务的：协议指定这些资金是最后的备用资金。所以，制定这一方案时就预见到韩国政府会及时采取措施，创造本国的还贷资金来源，为此韩国政府大幅提高本国利率，同时大幅紧缩国内财政政策，以改善本国金融状况。除此之外，韩国政府别无它法，韩国政府不得不把短期贷款的利率调高到21%以上，实际利率为15%；同时将紧缩财政政策，幅度达国民生产总值的1.5％。在这种背景下，美国银行就准备向韩国政府以惩罚性利率提供一笔新的贷款，这笔贷款的规模将非常巨大，足以填补国际援助方案中亏空的部分。
所以要保护西方放款者利益的话，很可能就要让韩国金融危机进一步加剧，最终演变为韩国国内整个金融体系的彻底崩溃。当国内金融危机发生时，政府的经济任务就是向银行系统注入更多的资金，并降低利率，以恢复银行系统的贷款信用，并重新刺激工业部门，使工业部门也能重新恢复贷款信用。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方案却为了解救西方放款者，要制造一场更为严重的韩国国内危机。用《金融时报》马丁•沃尔夫的话来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的是“一种强硬的、针对经济活动的毁灭性紧缩政策……如果问题是债务通货紧缩，明显地放慢经济发展速度一定会使问题更加严重”。“与医生用放血的方法治疗病人相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方案“并不见得好到哪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方案确实包括了许多进一步的要求，这些要求将会加剧韩国国内的危机：韩国圆与美元的比价下跌了30%，汇率的下跌一般会自动大幅度抬高韩国国内价格，但是尽管如此，韩国国内的通货膨胀率必须维持在5%。在另一次颁布的紧缩政策中，韩国银行被要求迅速与国际标准接轨，为了做到这一点，它们不得不建立资本基础和坏账准备，这样就无法再向工业部门提供贷款，直接造成了一次严重的贷款紧缩。马丁•沃尔夫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方案有关这一方面的政策作了如下的概括：“结论是：不管韩国公司和银行现在面临的问题有多严重，很快它们的问题会变得更加严重。”后来发生的情况证明了这一预言是完全正确的。《金融时报》1998年5月的一篇社论指出，“情况证明（东亚危机）的危害比许多人预计的要更加严重。在以前最重要的是重塑公众对市场的信心，而现在如何对付经济衰退似乎显得同样紧迫、同样重要，我们没有必要去支持那种最终会使病人致死的治疗方法。
”

社会改革和外国资本准入措施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韩国方案中之所以会存在导致韩国经济进一步衰退的因素，其实并不仅仅是因为国际社会要不计代价地要求韩国偿还债务。很显然，该种方案的设计意图是要建立必要的韩国国内经济激励框架，以便对韩国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全面的重组，彻底摧毁罗伯特
•韦德所谓的韩国所采用的亚洲发展模式。《金融时报》的一篇社论对韩国方案的总体目标进行了说明：“对韩国来说，这标志着曾经带来巨大经济发展的统制经济时代的结束。但是这场危机显示了，（政府）干预主义条件是无法与向国外自由融资这一点共同存在的，而既然韩国必须向国外借贷，那么就别无其他选择：韩国必须在制度上实现自由化。”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方案，韩国的家族企业将转化为西方模式的公司，把实现短期利润作为首要追求的目标，通过发行股票和内部资金积累来进行进一步的投资。这样，就如《金融时报》所指出的：“银行借贷的减少将迫使（这些家族企业）转向资本市场，这样，随着公司透明度的增加，随着家族所有者的放权，这些公司将受到投资规律的约束。当然这一过程将伴随着极高的代价……”
经济紧缩措施是以沉重打击韩国家族企业为目标设计的，所以，这些措施之一就是特别禁止市政工程项目，而以前韩国政府一直利用市政工程项目来支持家族企业，因而许多家族企业一直从事着这些政府资助的项目的建设。
与推翻韩国发展模式的努力相结合的，是要求韩国采取彻底的门户开放措施，使外国资本能够最大程度地进人韩国市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方案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强烈要求韩国更迅速、更全面地开放市场，使外国资本能够在银行和公司这两大环节自由出入。具体而言就是，对于外国资本对韩国金融机构和韩国国内资产的投资，韩国政府放松控制，实行自由化政策；必须向外国投资者开放韩国国内的货币和证券市场，必须放松对韩国公司向国外借贷的限制，从1997年12月起，对韩国公司中外国所有者所持最高股份的限制必须从26%提高到50%
。此外，也必须向日本产品提供更大的韩国市场（以前，由于日本对韩国的巨大的贸易顺差，日本产品对韩国的出口一直受到限制）。根据协议，协议签订的第二天（12月5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韩国提供55亿美元，而且如果对韩国国内改革计划的初审结果令人满意的话，那么在12月18日，又一笔金额达36亿美元的援助将拨给韩国政府。

美国政府努力寻求适合21世纪的解决方法，但以失败告终

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韩国政府最终对外宣布达成了协议时，整个国际金融市场都如释重负，但是好景不长，24小时还没到，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当国际公司仔细地研究了这份协议之后，它们纷纷惊恐万状地撤离韩国，以致在协议签订的第二天，韩国整个国家陷入了进一步衰退的旋涡之中，但是对于这一点，美国财政部表现得既不吃惊，也不惊慌。确实，它们曾经在方案宣布时指出过，它们并不指望人们会很快恢复对韩国市场的信心。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方案的缘故，韩国危机进一步加剧，但是美国财政部的官员们仍然坚持这一方案，并对这一方案充满信心。
在12月5日，也就是协议签订的第二天，韩国圆又开始下跌；到了12月8日，与3日相比，韩国圆已下跌了16%。韩国圆下跌的原因用简单的算术方法就可以解释清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方案并没有涉及韩国短期债务的偿还问题，而新一轮的恐慌又蔓延到了整个地区。12月
1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了一份文件，这份文件显示韩国方案将要求韩国关闭一些大的商业银行，而这又引起了新的恐慌。11日，整个地区的股票市场损失惨重，②而且股票市场的这种恐慌又波及到了华尔街和拉美国家。12月12日，韩国圆对美元的比价跌至1891.4:1，而9天前，宣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方案时，韩国圆对美元的比价还是1701:1。总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用于稳定韩国经济的方案名不副实，这一方案只是使韩国经济进一步动荡。
但是美国政府不慌不忙地表示，美国政府并不准备改变立场。财政部长罗宾指出，实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方案“绝对是重塑金融市场信心的关键”。这样就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概念：在过去，对外宣布达成了援助方案的协议，这一点理应就能够对出现支付困难的经济国家起到稳定作用，至于方案实施所带来的效果则是第二轮的。但是罗宾却在说，只有对改革方案进行了第一轮的实施之后，人们才会恢复对韩国的信心，韩国的经济才会稳定。美国财政部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员们声称，韩国必须首先实行改革，然后才能与国际社会讨论获得新的货币援助的问题。只有当韩国能够坚持按照协议规定的进程实行国内改革，那么到1
月8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才会再次向韩国提供金额达56亿美元的援助。
但是在12月12日星期五，随着卢比在一天之内下跌11%，一周之内下跌22%（一年为54%），印度尼西亚危机变得十分严重。③同时，汉城的种种迹象表明，韩国准备放弃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交易，对私人环节中的债务问题采取拖欠不还的策略。韩国可能欠债不还这一威胁的出现，引起了华尔街和伦敦的一片恐慌，它们害怕这会导致国际金融体系出现危及整个体系的严重危机。
只有到了这个时刻，美国财政部才真正慌了神，并不再宣扬它的“适合21世纪的解决方案”
。12月15日星期一，美国财政部放弃了一贯坚持的立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其执行董事会将会在那一天考虑更迅速地向韩国提供更多的资金援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声称，这样做是在回应韩国政府的要求，但是韩国政府官员却表示他们对任何这一类的要求并不知情。换言之，“这种要求”似乎来自华尔街。第二天，韩国圆对美元的比价上涨了16%，股票市场的涨幅几乎达到5%，而且整个地区的资产市场也有了复苏。12月16日，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改变了自身政策制定的指导方针，没有按照美国国内指数所要求的那样提高利率。到了12月17日，日本政府宣布减免金额达150亿美元的税收，给日本经济打了一针强心剂。美元对日元的比价大幅下跌，而同时整个亚洲地区的股票市场暴涨。12月18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韩国支付了35亿美元的资金援助，这是所签订的贷款方案中的第二笔贷款，尽管这时韩国并未完全按照所签订方案中的改革进度表实施国内改革。
然而危机仍然没有过去。在12月22日，也就是在穆迪评级代理机构降低了韩国债券和货币的外汇上限之后，韩国圆对美元的比价从19日的1550:1跌至1750:1，东京和纽约的股票市场也同时下跌。12月23日，世界银行向韩国提供30亿美元的贷款——这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牵头制定的援助方案中世界银行应提供的部分。到了12月24日，美国金融市场仍然笼罩在一片恐慌之中，金融机构害怕韩国仍会宣布暂停偿还债务。《华尔街时报》报道说，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牵头制定的援助方案中的一部分，美国应向韩国提供的50亿美元，原本是作为一种替补性的资金，在最后关头才使用的，但现在很可能会由于韩国的违约行为，而无法得到偿还；报道还指出，美国银行正在讨论对提供给韩国私人金融机构的贷款进行重组，提供债务偿还准备条件。这一天的晚些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和其他12个国家的政府共同承诺提供新一轮的金额达100亿美元的贷款，但是它们同时指出，国际商业银行是否同意对韩国金融机构进行重大的重新安排，这一点对韩国的复苏十分关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将在12月30日再向韩国提供20亿美元的贷款（作为210亿美元中的一部分），而且还将在l月
8日再提供20亿美元。美国和其他12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宣布，到l月初，它们将提供
80亿美元（作为它们承诺的240亿美元中的一部分）——这部分钱是承诺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使用的。在这80亿美元中，美国提供17亿，日本提供33.3亿。④美国财政部部长罗伯特
•罗宾说：“这是一件世界性的大事件……对于处在第二条防御线上的（七国）工业国家和其他国家而言，离开第二条防线，走上前去提供援助，这似乎是合适的行为。”他所指的“
世界性的大事件”并不是韩国危机，而是指由于无法承受美国财政部对韩国的政治方针策略的压力，美国金融市场面临着的崩溃威胁。
美国财政部所作的政策让步，实质上是一次严重的政策失败。正如《金融时报》的报道所指出的，美国财政部的官员们“意识到国际货币基金级织、美国、日本和其他国家政府再追加金额达100亿美元的援助这一关键性决定，以及要求银行进行债务重组的决定，这些都是重大的政策变更，都将会对未来金融危机的解决方法带来重大的影响……‘事实是，我们的官方部门面对韩国欠债不还的情况，也毫无办法’，国际经济学会的高级经济学家莫里斯•戈德斯坦说道。”美国财政部本身则声称，这并不是政策让步，额外援助的提供、美国私人银行参与对韩贷款的重组，这些都是有进一步的限制条件的，这些限制条件就是要求韩国更快地、更深入地对其资本主义体系进行重组，但是公众并不这样看。
美国政府政策的退让确实阻止了韩国，使之放弃了采取不履约策略，但是它并没有终止范围更广的金触恐慌：印度尼西亚最终出现了全面的信贷危机，而且事实上也出现了全面的债务拖欠。整个地区正飞快地陷入更严重的经济萧条之中，接着亚洲危机的影响就会波及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像俄罗斯这些产品制造国，这些国家会发现国际市场对它们出口产品的需求将下降，这样它们国内就会出现汇率和金融危机。
但是这一主要事件中最重要的方面是，与韩国货币和债务有关的私人金融市场上出现了恐慌，而美国政府试图对此加以利用，使之成为一种政治杠杆，以便进一步实现其在韩国的政策目标。而正是美国金融市场上的主要金融公司对美国政府施加了压力，要求政府稳定韩国经济。当然要让美国财政部坐下来与私人银行协商，对韩国的私人金融贷款的重组问题取得一致，这会让财政部感到十分尴尬。但是对美国和其他西方银行团体而言，能与美国财政部一起对韩国债务进行重组，十分令人宽慰，因而银行团体对此都表示欢迎。
随着亚洲经济国家都慢慢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该地区l998年发展前景的预测被证明与现实相差甚远，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其中印度尼西亚最为严重。但是美国一直希望能够借着危机的发生，为本国资本获取大笔收益，这一希望似乎有可能得以实现。就韩国未来整体生产关系的性质所引发的战争没有平息的趋势，这场战争最终的结果将是什么，这一点还很难判断。
但就在1997年12月，美国资本已经在期待着能够在韩国市场上大展一番拳脚了。12月27日的《纽约时报》报道说，“对外国买主来说，现在的韩国公司己经成熟了，购买的时机已经到了。”1998年1月25日的《洛杉机时报》的一篇报道指出，“美国公司在韩国看到的机会就像是火灾中受损物品的减价出售机会一样。”《芝加哥论坛报》在l月18日的报道中写道，
“一些美国公司不顾一切地冲向亚洲。”同时《华尔街时报》还报道了可口可乐公司对韩国和泰国公司的收购，文章的标题是“虽然有些人在亚洲遭受了损失，但是可口可乐公司的总裁却看到了机会”（2月6日）。从美国公司对亚洲资产的控制这一角度来考虑的话，那么美国的收获已经十分巨大。正如日本执政的自民党秘书长野中广务在1998年的夏天所说的，“
外国资本，特别是美国资本正在入侵亚洲市场，亚洲已经开始了某种形式的殖民化。”在
1998年的前5个月中，美国公司收购的业洲公司的数量是以往任何一年的两倍，总的费用支出为80亿美元。引人注目的是，美国公司的主要目标是日本金融体系，然后是韩国和泰国，在韩国的目标主要也是在银行业和金融业。证券数据（一家总部在美国的监控机构）把资产收购的热潮形容为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欧洲公司，特别是英国、德国和荷兰公司也非常活跃，共投资约40亿美元用于收购亚洲公司。随着时间的推移，亚洲资本越来越集中于大西洋国家的手中。拿哥德曼•萨克斯的话来说，就是步伐“显然在加快”。同样，保罗•克鲁格曼指出，在众多行业，包括在一些人们认为美国不具备竞争优势的行业中，美国大量收购企业，这一现象显示了这些廉价交易是金融危机导致的竞争弱势的产物。

从亚洲到范围更广的世界其他地区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大的投资银行对于由罗宾和萨默斯（背后有联邦储备局的阿伦•格林斯潘的支持）发起的这场运动并不持欢迎态度。华尔街之所以不喜欢罗宾这种激进的路线，理由很简单：罗宾的这种行为在国际金融体系的核心环节中引起了恐慌，致使印度尼西亚的政治经济走向毁灭，并使国际金融体系的核心环节中的一些重要的投机公司濒于倒闭。事实证明美元—华尔街体系和亚洲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的，国际金融体系的核心环节在1998年出现稳定局面，其实只是一种暂时的平静，因为东亚发展中心在世界经济中的分量决定了一点，即亚洲金融危机对世界产品市场的影响势必会间接地反作用于华尔街。
这就是美国财政部和华尔街未能预见的美元—华尔街体系与亚洲之间的一种联系。就像过去常常发生的一样，亚洲危机最初所带来的影响对美国经济中的一些重要部分是有利的，像债券和股票市场。亚洲的外逃金融资金大量流入纽约，使纽约市场上的债券收益降低，这样就让股票市场上的股票投机活动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吸引力。
但是在1998年的最初几个月中，情况确实变得很明显，东亚和东南亚正慢慢陷入一次严重的经济衰退之中，而且由于该地区是最活跃的世界产品经济中心，这种经济衰退很快便影响到了那些为世界经济提供如石油之类关键产品的经济国家。石油和其他商品的价格迅速下滑，很快便给像委内瑞拉、加拿大，当然还有俄罗斯这些产油国造成了困难。在1997年9月到
1998年9月的这一年间，石油的价格下跌了33%，小麦的价格下跌了39%，铜下跌了22%。商品期货价格的主要指标——包括了17种商品的CRB布里基期货指数——在这一年间下跌了18%。所谓新兴市场的绝大部分出口都是产品导向的，而且由于大部分的这些新兴市场都负债累累，它们的金融体系和货币十分脆弱，很容易受到经常项目大幅下跌的影响。由于这些原因，危机就渐渐扩散开来。
这场危机的第二个决定性阶段，同样也是美国财政部面临的第二个考验是俄罗斯的崩溃。这一次又达成了一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方案，而这一方案同样又并不合适。美国财政部本可以在最后关头才介入其中，提供某种紧急援助的，如果它当时真正了解了它所处的情况的话，它肯定会这么做的。但是，罗宾又再次未能真正了解局面，他只是用一种投机商的眼光看待俄罗斯。六年来，俄罗斯的资产一直是一个巨大的利润来源，但是俄罗斯经济却是灾难性的，一直在持续恶化，一直在无限制地萎缩，已经到了规模极小的地步，在世界经济中已经变得无足轻重。所以，罗宾一定就此推论，何必去为卢布的崩溃问题绞尽脑汁呢？
但是罗宾忽略了两个事实。第一，俄罗斯的精英阶层远非根深蒂固的资本主义者。第二，由于美元—华尔街体系主宰世界经济长达二十多年，致使世界大部分国家的金融体系十分脆弱，不堪一击。从80年代起，几乎在每一次金融危机中，出现危机的国家的政府都会认为拒付债务的风险太大，不应实施，它们之所以会有这种想法，都是基于一个非常根本的原因：它们的金融体系只不过是与国际经济有着多方面联系的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神经中心，简单地拒付债务将会使国家面临在一段时期内被排斥的危险，进而危及到整个经济诸多方面的利益。但是俄罗斯却不同，在整个90年代中，俄罗斯的国家经济生活就是灾难性的、持续性的经济衰退。俄罗斯确实有着一套彻底“现代化”的、国际化了的金融市场，但是市场上的价格却与俄罗斯的实际经济活动完全脱节，所以该市场纯粹是买卖所有权的投机性市场；而且俄罗斯的银行也同样如此：这些银行要么积极地以金融形式把资源抽离俄罗斯经济，注入英美金融中心，要么从事纯粹的投机活动。俄罗斯与世界产品市场惟一的重要联系是能源和战略性原材料。
所以，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俄罗斯提供的七月方案失败、新的西方资金援助又不见到来的时候，卢布就快要直线下跌了。这一次，索罗斯甚至都不需要进入卢布的期货市场，他只需要开口说卢布将会下跌，卢布就真的下跌了。但是出乎意料的却是俄罗斯政府的反应，当时俄罗斯政府没有寻求协商，没有要求更多的帮助，只是简单地终止了对向国际投机商发行的债券债务的偿付。俄罗斯政府对此的声明是，虽然西方投资者以为它们拥有按某个利率计算的短期政府债券，但其实他们错了，他们现在拥有的是按一个低得多的利率计算的长期债券。而且虽然西方投资者们以为他们通过从俄罗斯银行购买衍生工具，对冲了与他们所持有债券有关的货币风险（卢布崩溃的风险），但其实他们又错了。他们不可能拿到钱。
因为叶利钦政府所代表的是极少数的把资金安全地置于英美金融中心的那部分投机商的利益，所以俄罗斯政府的上述策略完全是一种合理行为。俄罗斯国家的财政基础是如此之狭隘，换言之，俄罗斯的财政基础在本国的实际经济生活中的根基是如此之薄弱，以至于就算把一点微不足道的税收资源都支付给债券持有者，对俄罗斯而言也是一种自杀性行为。而且俄罗斯和整个世界经济之间的生产性联系同样也是微不足道的。

俄罗斯的违约行为，以及在20年的美元—华尔街体系的主宰之下，不断被削弱的经济国家的脆弱性

俄罗斯拒绝履行偿债义务，这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因为在整个世界上，有许多经济国家，其公共部门和银行系统在经过了二十多年的货币金融的不稳定和种种危机之后，负债累累。而且这些债务不像以前在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危机中那样，都是中期银行贷款，现在的债务是以证券的形式——债券和股票——出现的，而目与美国放款者和共同基金的利益非常吻合，一有问题，它们就可以立即抛售，逃避市场风险。
然而在俄罗斯采取不履约策略之后，美国放款者和共同基金所面临的问题是：现在该不该抛？俄罗斯的行为可能不会传染给同样有着由短期债券组成的大量公共债务的巴西，但是如果巴西真的也同样拒付，那该怎么办？这将会影响整个拉美地区，以及其他范围更广的地区。因此，这此投机性投资商就有充足的理由谨慎行事，撤出资金，但是这样做的话，当然就会诱发他们一直在防范着的危机的爆发。所有这些想法突然升始在改变着整个世界证券价格的形式，而这种突然改变似乎就是造成美国的一个主要金融机构——所谓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对冲基金——最终破产的原因。该机构一直把赌注压在它所谓的毫无竞争对手的单匹马竞赛上：随着1999年1月货币联盟逐渐形成，意大利债券市场将会与德国市场结合在一起。但是俄罗斯的不履约行为突然使意大利债券市场朝另一个方向发展，尽管当时离欧元的启动已经越来越近了。
但是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危机迟早是要发生的，而以拉美金融体系所承受的压力也是由于世界金融市场之间以游资的形式逐步加强联系而引起的。游资之间的联系本身反映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对于核心经济国家的投机者而言，要进行长期投资的话，世界经济的绝大部分地区已经变得太脆弱、太危险了。此外，当然还有权力关系在起作用。急于偿还债务的国家政府会接受华尔街提供的任何形式的帮助：如果华尔街提供的是游资的话，那就接受游资。但是这种权力关系本身就反映了核心国家以外的其他国家存在的根本上的经济弱势和脆弱性，如果这些经济国家的依赖性不是那么强的话，那么华尔街也不会变得势力如此强大。所以，当我们回过头来研究这种依赖胜的根源时，我们发现根源在于，在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世界许多经济国家的发展道路由于美元—华尔街体系的兴起而被迫终止，致使许多经济国家陷入了使其经济长期衰退和脆弱的经济危机之中。
而美远—华尔街体系本身也同样影响了美国经济本身。由于该体系打开了拉美国家市场，并加强了美国对该地区的出口，美国因此能够“受益”于该体系。到了1998年，大约一半的美国出口是面向拉美市场和亚洲市场的，对于面临着日本和西欧竞争性挑战的美国产品生产部门而言，这是一条非常方便的逃避竞争的路线。美元—华尔街体系向美国产品生产部门提供了另一条途径，使其无须提高本国的生产力水平，也无须对美国经济中储蓄和生产性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重组。而且美元—华尔街体系还具备另一种“有益的”效果：它提供一些渠道，使得普通的美国人也能参与投机—放款体系之中，这种体系的势力范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地渗透到世界其他经济国家的内部。1994—1995年的墨西哥危机就非常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时代》杂志当时解释道：“许多美国人在上周发现，尽管华尔街和整个美国社会之间一直存在着理论上的争论，但其实华尔街早已介入了整个美国社会，在墨西哥面临危险的不仅仅是美国银行和大型的投资公司，还有许多共同基金，这些共同基金的拥有者是千百万的小投资者，他们希望能够用毕生的储蓄在像墨西哥这类新兴市场上赚取两位数的收益。‘
这不单是帮助华尔街摆脱困境的问题，’一个国会工作人员对（援助方案）评论道，‘这是要帮助共同基金和养老基金摆脱困境，而这意味着帮助普通的美国人摆脱困境。’”
《时代》杂志对这些事实的论述是正确的，但是美国经济中几乎每一个环节都出现了强有力的投机力量的发展，这是由于受到了美元—华尔街体系演变的强烈刺激而造成的。到了1998
年，由于巨大的投机活动渗透到整个社会之中，这就造成了许多假象，致使美国经济迅速膨胀：尽管经历了1998年的下跌，股票市场仍是泡沫经济中的主要形式。
15年来，尽管也有过一些引人注目的中断时期，但美国经济仍一直持续着牛市，这一点已经绝对成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关键因素。在最近的15年中，资产价格上升了10倍；就飞涨的资产价格而言，股票市场在近3年中所创造的账面财富比过去30年中创造的还要多。在这3年期间，标准普尔500种股票价格指数所显示的累计收入达111%，计3万亿美元。到了1997年的春天，美国股票的价值最终超过了约8万亿美元的美国年度经济产值。保罗•克鲁格曼对此是这样表达的，只有“当美国经济已有了充分的准备，有能力保持几十年的超常发展”时，我们才能为股票价格的这种飞速上涨找到合理的解释。在美国的许多地区，房地产业的泡沫经济也不断发展，到了1998年的10月，已有证据显示，这种泡沫即将破碎。
而现在整个的美国经济都陷入了泡沫之中。哥德曼•萨克斯公司的美国经济研究所所长这样描述道：“股票市场在保持（美国经济中）的这种良性循环的完整性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极为重要，再怎么夸大都不为过。”整个美国社会和华尔街的银行体系，以及共同基金和养老基金都陷入了泡沫经济之中，此外还有涉及范围非常之广的普通美国人。美国家庭私人债务的比例高过以往的任何时期，大部分的美国中产阶级都借款投资于泡沫经济。
利维经济研究所的大卫•利维对美国股票市场上虚构信贷资金和投机性力量的无限制扩大是如何在1998年初期维持着美国经济繁荣这一点上作了如下描述：在最近5年中的4年里，消费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个人收入的增长，这是扩大利润额的一个关键因素。美国l997年的个人储蓄率是3.8%，是50年来的最低水平。消费者借贷市场的繁荣致使在90年代中期支出超过了收入，但是到1997年，美国家庭所面临的债务和债务偿付负担是创记录的，美国家庭背负的债务前所未有地达到了家庭税后收人的85%。信用卡的债务拖欠比例接近以往任何时期中的最高值，私人破产的比例也不断刷新记录。“由于人们对股票市场上的收益有着非常乐观的看法，这就造成了无节制的消费行为。”不仅是因为证券投资给消费者带来了收益，而且还因为消费者对未来收益有着良好的预期，所以他们的消费行为呈现出无节制的状态。“在战后的任何时期，我们都不曾看到过消费者受股票市场的影响如此之大。”
在被克林顿视为是他迄今为止最大的国内成就（控制美国预算赤字）的实现过程中，股票市场的投机活动也尽了一份力。财政部收到的有关资本收入的税收收入从1995年的440亿美元上升到1998年的1000亿美元：这是美国证券市场上投机性交易规模的一个直接显示。
但是到1998年的10月底，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即将会出现金融危机。美国的金融体系中已经开始出现了信用危机，负债机构很难筹集到新的资金，如果这种信用危机波及到整个美国社会的话，那么整个美国社会的需求便会在极短的时间内急剧下跌。总之，在创作本书之时，美国人民正处于被卷入金融崩溃旋涡的危险之中，而这种崩溃正是由美国人认为是标志着更好未来的投机繁荣造成的。
当美国中央银行和联邦储备委员会在l998年9月底插手拯救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时，人们由此就了解到了被渐渐称为全球化的这一现象中最关键部分的弊病。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阿伦•格林斯潘通过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拯救行动，向公众传达了一整套简单清晰的信息：由于联邦储备委员会只有在出现“整体性危险”时才会介入，因此，目前整个美国信贷体系的安全正受到单个投机性对冲基金的影响；国际金融市场围绕美国金融中心所进行的运作实际上受制于一些主要的投机公司；几十亿直接或间接地依赖于信贷体系运转的普通百姓，他们的未来利益受到了几个从事无节制的、不计后果的投机活动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和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的侵害；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应改变宏观经济政策，降低利率，以帮助挽救一个位于开曼群岛上的公司。全球化已经达到了这种地步。
当我们还在接受和消化这一整套信念的同时，格林斯潘又在继续传递着更多的信息，他并没有开始着手关闭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他也拒绝了一家大型的中西部投资公司的华伦•巴菲特提出的接手该公司以帮助解决困难的提议。相反，他召集了美国所有的大型投资银行来对该公司进行无限期的共同管理，从而形成了一个最大的投机性机构，就如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母公司一般。所以美国众议院银行和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詹姆斯•里奇评论道：“那些共同管理着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银行就像卡特尔一般共同上作，它们构成了世界历史上最强有力的金融力量，它们的行为准则是利润挂帅，而非国家利益标准，因此，不论好坏．它们都会影响到民族国家的利益。”里奇的评论完全正确，这一点我们早在1998年秋天就已经了解了。一小部分像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这样的美国公司机构已经充分显示出了它们向民族国家发起全面金融战的能力，它们可以令一个国家陷人经济崩溃，让几千万人陷入贫困之中。正如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所指出的，这种方法可以摧毁世界上的许多小型经济国家，尽管这些经济国家也具备它们所谓的“基础经济”，但它们的基础远不如这些对冲基金的来得牢固。
这些最大的投机性组织中的大部分完全不受制约并且其活动也完全不具透明度，因为这是阿伦•格林斯潘和美国财政部部长罗伯特•罗宾所希望的，这也是格林斯潘在处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危机中向公众传递的最后一条信息。他声称无法对这些对冲基金进行规范管理，因为如果对它们进行约束的话，它们就会逃离美国，去到像开曼群岛这此地方！所以，他建议应该采取措施，使部分对冲基金的目标，即南部国家的余融体系更具透明度。正如《金融时报》的一篇社论所说的，这样做只会使这些国家更无法抵御投机性袭击。
要让主流经济学家面对这一奇怪的现实是件十分痛苦的事。我们知道，如果某一个金融体系中的家主要的大银行倒闭的话，由于它不再能履行偿付债务的义务，它就会拖垮其他银行，而且，这也会在储蓄者中间引起恐慌，因为储蓄者们发现存在银行中的钱会被一笔勾销。但是如果一家在证券市场上或在外汇市场上进行交易的投机商倒闭，情况就不同了。这些投机商进行投机活动，其实就是通过对一个市场上的价格动向或两个市场之间的价格差异进行赌博而赚取利润，我们知道这种投机活动是股票市场、证券市场、外汇市场以及所谓的衍生物市场——由更基本的市场“衍生”出来的票据市场——所特有的交易活动。但是我们把投机活动理解为漂浮在这些市场上空的泡沫，这些市场作为“资本市场”，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们确保了资本流向赢利最多的环节和地区。所以，如果一个投机经营公司因为下错了赌注而破产，这既不会影响到这些市场上的主要运作活动（人们一直以为这些活动在相当的程度上反映出了一个经济国家的真实发展趋势），也不会影响到向政府和公司环节提供信贷的银行体系。
然而格林斯潘对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拯救行动却显示出了另外一种情况。人们发现美国主要的大银行一直在向投机性对冲基金提供巨大的贷款，而且，它们一边这么做，一边还在声称它们对像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这类投机公司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从事的投机赌博活动毫无兴趣。而且这种贷款形式已经成为美国银行体系中关键机构的主要运作特点，而多年来，联邦储备委员会对此一定早已十分了解，参议院只要通过一项简单的提案，就能禁止这类形式的借贷，但是美国政府对此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因此我们得出了一些毋庸置疑的结论：第一，在美国金融业和美国政府的领导者看来，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进行规模巨大的投机性活动从根本上而言是安全的。第二，这样做，赢利也是极为丰厚的。第三，这是与这些国际金融市场保持联系的一条合理的途径。第四，无论如何，这种方法一定是对美国经济的发展有利的。
上述这些结论其实很难成立，也只有当从事这种投机活动的美国金融界巨头们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控制国际金融市场时，这些结论才似乎有那么一点正确性而言。但是最初这似乎不大可能，因为要实现这一点，需要具备下列全部条件或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第一个条件是，美国金融界巨头们必须拥有巨大的市场力量以及巨大的可动用资金，能够决定这些市场上价格的短期走向，但是如果它们之间存在竞争的话，那就会互相抵消各自的实力；所以第二个条件就是，它们相互合作，不管是把所有市场瓜分成不同区域，还是共同进入某一个市场；第三个可能存在的条件是：它们可以各自收集或共同收集这些市场上未来情况的内部信息，这些信息将能够使它们胜出。
从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情况来看，这三个条件似乎同时存在。首先，该公司能够动用的资金规模确实十分庞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调查显示，对冲基金能够动用的贷款金额是其本身资本的20倍。但是正如我们已经了解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调动的资金是其具备的26亿美元资本的250倍，计6500亿美元，这样巨大的资金足以左右任何市场上的价格。第二，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其实是一个卡特尔组织，由美国所有最主要的投资银行，再加上欧洲最大的银行
——瑞士联合银行共同组成，所以，竞争就不再是一个重要问题。第三，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似乎建立起了非常良好的内部信息的收集渠道。参议员里奇指出，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与政府部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当该公司在意大利证券市场上兴风作浪的同时，意大利中央银行竟已成了该公司的一个大投资商！这真令人震惊。因为意大利银行所采取的行动（和所发表的言论）能够直接令意大利证券市场上的价格向某一方面倾斜，所以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和意大利银行的合作看上去就是一种成功的结合，尽管这种结合应当受到谴责。但是事情还远不止这些，根据欧洲最大的银行——瑞士联合银行1996年的一份内部报告，当时不少于八个国家的国家银行都是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战略性投资商”。后来被路透社获得的这份报告指出，当时存在着阴谋串通，因为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与这些国家银行的联系为其“打开了一扇窗，使其能够了解这些战略性投资商所处的国家内部正在进行着的结构性变化”。这是一种委婉的表达方式，其实就是指该公司当时掌握了足够的内部信息使其能够准确地预测未来。所以当瑞士联合银行读到这份报告时，就决定要“参与一部分的行动”，这一点也就不足为奇了。
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成功的最后一点构成要素是它的公关管理。深受新古典主义理论影响的记者、学者和小型交易商们，由于他们熟悉了新古典主义对金融市场运作规律的解释，所以就很可能会提出下面的问题：既然是市场而非交易商决定市场价格，那为什么像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这样一个投机公司有足够的自信肯定能赢？而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答案是，这要归功于由两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设计的最先进的电脑软件。
实际情况是，即使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电脑中心停电的话，该公司也照样会赢利，要击败这一所有对冲基金中的龙头老大，需要所有最强烈的“外来震波”的共同作用，就像1997—1998
年间冲击整个世界的震波或系列震波一样。对于产生出像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这样的投机公司的体系而言，这些其实并不是外来震波，这些震波产生于慢慢被人们称为全球化这一现象的内部机制的演变。

全球化的辩证性畸形发展
美国金融体系的最高层竟然是由一小部分对冲基金组成，而美国银行向这一小部分对冲基金提供了几乎无限制额度的贷款，这些都意味着在20世纪最后的四分之一时间里，全球化已经以一种辩证的方式走到了尽头。全球化开始于尼克松执政时期，当时美国经济管理必须服从于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的全球经济，而全球化就被视为是把美国经济从中解放出来的一种手段。国际金融自由化确实增加了美国控制国际经济事务的杠杆力量，但是，这种扩大政治自由度，以便为了美国的经济优势而控制世界经济的做法，最终使美国经济本身受到了扭曲，使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脆弱，无力抵挡它无法完全控制的市场力量的冲击。
华盛顿控制美元价格的能力以及充分利用美元—华尔街体系在国际金融事务中的主宰地位的能力使美国当局能够无须为一系列问题操心，但对其他国家而言，这些问题都是十分重要的，它们必须关注国际收支平衡；调整国内经济，以确保国内高水平的储蓄和投资；关注公共和私人债务水平；建立高效的国内金融中介体系，以确保国内生产部门的良好发展。但是美元—华尔街体系向美国政府提供了一条途径，使其无须从事这些工作，而由此带来的结果是，按照资本主义国家会计体系／国民核算的所有正常尺度来衡量，美国经济已经高度扭曲，并且非常不稳定：公共和私人债务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国际收支存在巨大的结构性逆差，而经济周期又依赖于资产价格泡沫。
而且为了使美国经济得以继续发展下去，美国越来越深地依赖于华尔街金融市场，靠其从世界各地吸引巨大的金融资金流入美国。但是如果这些资金流终止的话，或者倒流的话，美国经济的结构性弱点将会暴露无遗，并会带来潜在的灾难性后果。用行话来说，华尔街是一个
“流动性导向”的市场，该市场不断从国外吸引到的资金填补了由美国低水平的国内储蓄造成的空缺，使得美国经济得以继续繁荣。
这种结构模式意味着美国政府非常乐意维持一种特定的国际货币金融关系格局，这种格局极为多变，极为不稳定，容易导致危机的产生。但是国际经济体系的这些特点却能使巨大的资金持续流入纽约，而且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美国大型对冲基金并非某种变异形态，而是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已高度扭曲了的国家利益）而进行运作的金融机构。对冲基金在世界任何一个地区进行的金融战中实施的任何一种国际行动都是为了推动美国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为了施加足够的压力，使利率维持较低的水平，并促进股票市场的繁荣。
全球化的辩证性变异并非是美国联邦政府所制定的计划的产物，现实中并不存在这样恶毒的阴谋家，希望建立这样一个体系，在该体系中，美国宏观经济繁荣的必要条件是在国际经济中不断创造出货币和金融的混乱局面。相反，这整个模式是一系列漏洞百出的赌博行为的结果。但是，不管怎样，这依然是一个结构性的模式。
而且最终这也是一个无法待续的模式。其他理由不说，单是美国经济并非仅仅依赖于不断挑起的国际货币金融混乱这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了。美国经济还越来越依赖于不断扩大的经济增长，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和亚洲的所谓“新兴市场”上的经济增长。美国产业经济比以往更为开放，更为依赖于这些经济国家的宏观经济发展。因此华盛顿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恶性矛盾之中：一方面美国国内经济依赖于华尔街，而华尔街又依赖于“新兴市场”的金融体系中的混乱性不稳定因素；另一方面，美国国内经济又同时依靠发展中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吸收美国产品，并为在这些国家中经营的美国公司赚取源源不断的高额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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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在美国电视节目《新闻时间》的采访中，吉姆•莱勒询问罗宾，他为何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韩国计划上如此卖力？罗宾回答道：“吉姆，在这次计划中，美国的领导地位绝对是最主要的……在现今世界中，在处理这种对我国而言极为重要的问题时，美国真的是惟一的一个有能力发挥领导作用的国家，而这种领导作用正是解决这种问题时必不可少的。”
[2]香港市场下跌5.5%，马来西亚7.4%，印度尼西亚4.6%，新加坡2.3%，菲律宾4.9%，泰国4.9%，而且港币又面临着新一轮的压力。
[3]我们应该把随后发生的印度尼西亚金融体系的崩溃，以及紧接着的苏哈托政权的崩溃看做是美国当时实行对韩政策时未曾预料会出现的副产品。
[4]罗伯特•罗宾解释道，美国的那一部分将由美国财政部管理之下的一个特殊基金来提供，无须获得美国国会的批准。

七
结论
本书的主要观点是，被人们慢慢称为全球化的这一种现象，其主要特点的形成是由于尼克松政府蓄意采取了某些策略。而尼克松政府之所以采取这些策略，目的是为了稳固美国资本主义在国际上待续的统治地位，所以正是这些决策决定了全球化所具备的主要特点。当初之所以建立美元—华尔街休系，是因为美国意识到了一种来自欧洲和日本的威胁，但是这一体系所带来的最严重的后果却被强加在了南部国家和原苏联集团国家的头上。这些国家为这一体系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经历了可怕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数以亿计的人们受到影响。而到了今天，则又轮到印度尼西亚的千百万人口来承受这一野蛮体系所带来的恶果了。
美元—华尔街体系给绝大部分人们带来的是灾难性的经济后果，但伴随着这种灾难性经济后果的却是令人吃惊的政治上的成功。每一次的金融经济危机都被成功地归罪于受害国家本身，而且每一次的金融经济危机都被用来摧毁该国家早先所采用的发展策略。不管拉美国家、亚洲国家和以前的东欧集团国家原先所采用的策略存在着什么样的缺陷，这些缺陷至少不会给它们本国绝大部分人民的生活和福利带来如此毁灭性的后果，但是由于这些国家接受了由美国财政部设计，并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进行推销的框架体系，情况便截然不同了。
同时，美元—华尔街体系虽然最初是尼克松政府对付其三方同盟中的另两方所采取的策略中的一部分，却慢慢地变成了大西洋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和西欧——的一个共同项目，用来共同针对世界其余地区的国家。在本书中我们并未试图去研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长期萧条的根本原因，但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逐渐流行起来的一种做法是，成立大西洋地区联盟，共同努力，打开南部国家市场，利用美元—华尔街体系对联盟以外其他国家的国内社会体系进行重组，以符合大西洋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我们不能把发起这场运动的理由视为只是单纯寻求廉价劳动力或寻求市场，更好的解释是，这是美国和欧盟充分利用其在国际政治经济事务中的权力，通过对大西洋联盟以外其他国家国内社会体系的重组，以获得最大程度的优势，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以便把联盟内部出现的问题尽可能多地推向联盟以外的国家。南部国家的金融危机、对美国和欧盟市场的依赖、积累下来的债务负担、面对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出现的令人困惑的变化、无法指导经济发展等等，所有这些都被大西洋地区的强权国家用来作为在有关国家加强实力的手段：用来控制产品市场；用来购买当地公司资产，以使资本集中于大西洋国家的控制之下；用来利用巨大的廉价劳动力资源（由于核心经济国家比以往都更为严格的移民政策，这些资源一直无法进入核心经济国家内部）；用来为投机目的而有效控制金融体系，为北部国家人民的养老基金赚取更高的边际收益；并用来进行无限制的投机活动以及通常是腐败甚至罪恶的其他活动。大西洋强权国家往往会为这些活动中的大部分找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例如是为了指导那些被认为是无知和无能的南部国家政府恰当地处理国家事务，是为厂帮助它们偿付债务，或者是为了以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向它们提供援助，等等。
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所采取的资本主义扩张方式有所不同，但这只是因为与大西洋国家的资本王义体系相比，作为一种国家资本主义体系，日本资本主义所具备的真正的生产能力要强得多。大西洋资本在东欧和南部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一直是以收购公司和扩大市场份额为主，而日本巨大的赢余资本却一直是用于在东亚和东南亚创立新的生产性资产，并一直与该地区快速的增长率和巨大的工业发展保持一致。欧盟向南部国家和东中欧地区推行的大部分贸易政策中都含有极富掠夺色彩的重商主义活动，而美国充分利用在金融货币环节中的绝对掠夺性优势，来弥补生产性环节中存在的竞争劣势，所有这些都与日本能够促进东亚和东南亚飞速发展并能在其间如鱼得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中国和东亚、东南亚地区其他国家所取得的与日本资本主义相对协调的飞速发展，在美国人看来构成了对未来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宰地位的威胁，而且欧盟也完全同意这种看法，所以克林顿政府就冒险采取行动，最终导致了1997年所谓的亚洲危机。当时克林顿政府所采取行动的直接目标是东亚和东南亚国家，而行动的间接但是更为根本的目标，是可能突然形成的以日本为经济中心的、未来也会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性国家集团。
当然现在还不具备确凿的证据，可以用来证明克林顿政府从l995年起采用了战略性策略，利用美元价格的上升，利用要求放松资本项目控制的压力，利用游资的流入和对冲基金挑起的金融战，以达到使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就范的目的。但是我们发现了许多偶然性的情况，这些情况都显示了确实存在这种战略性的策划。当然这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对冲基金一开始行动，美国财政部就开始强烈抨击韩国生产的社会关系，目的是要实现韩国资产和美国资本主义的完全融合。
但是对于处于该地区周围的政治经济国家而言，由于内部结构已受到破坏，所以它们无力承受由于这种攻击行动的胜利所带来的后果。美元—华尔街体系早先所取得的胜利在俄罗斯、东欧的其他地区以及拉美国家都造成了危害，这些国家还未能从其间完全恢复过来，所以也就无力承受东亚危机所带来的压力，其结果便是出现了1998年的恐慌。而1998年的恐慌显示出，全球化的中心是由华尔街疯狂的投机活动组成的一个巨大的黑洞，而七国集团提供的所谓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一揽子计划不过是试图使这种大规模的投机活动得以继续下去。
有人可能认为美国政府和欧盟确实在积极采取行动，希望能消除对资本项目的控制，使所有经济国家都能完全开放市场，让任何形式的核心资本在任何时候都能自由移动。如果它们真的尝试这么做的话，那我们只能称之为愚蠢的行为。其实它们的目标要小得多，它们只是想要获得一种权利，这种权利将使它们能够随心所欲地打开任何经济国家的市场，能够以多边协议为基础向任何企图抵制大西洋资本主义集团收购本国资产的政治经济国家发起围攻。一方面大西洋强权国家渴望控制市场、资产和劳动力资源，但另一方面，它们又希望能够保持核心集团以外国家和政治经济的稳定，或至少是使这些国家能够继续生存下去，所以，大西洋强权国家必须在这两者之间求得一种平衡。
大西洋地区以及其他地区中有许多人完全是出于好意，希望能够采取措施，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政府，以取代目前如巴尔干半岛般凌乱纷杂的世界政治格局。当然这确实会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目标，但是如果认为目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这种格局就是在朝着这一目标迈出了一步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实际情况是，这种格局目前在履行职能时所表现出的超国家性远不如它们当初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所体现的超国家性，而且更与凯恩斯以及德克斯特•怀特在战时研究设计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所设想的相去甚远。主张这些机构按照它们目前的策略继续发展的那些人听忽略的是，建立真正能够控制全球局面的机构所面临的最大障碍就是这些强权国家本身，因为这些国家目前控制了这些多边机构，并利用这些多边机构达到增强本身势力、增加本身经济利益的目的，所以，如果真正建立起了控制全球局面的机构的话，这些国家的损失将是最大的。而且整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体系的设计，就是要把大西洋地区权力竞争的代价转嫁到南部国家的广大民众头上。
对于许多人来说，为了向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更为统一的世界发展，而不得不接受把管理自制权归还给民族国家这一现实，这是十分令人沮丧的。有人甚至认为可以建立一个中等规模国家间的联盟，以取代美国政府的控制权，并建立一个全球控制体系，该体系至少是建立在一个范围更广的，比如，20个最大国家（以人口数量来衡量）之间的寡头政治合作基础之上的，我们可以把这种做法视为是真正地迈进了一步。但是我们把这种做法提出来的目的，只是为了让大家知道，这种改革计划在目前完全是乌托邦式的，是极为遥不可及的，更不用说大西洋强权国家目前仍在绝大部分问题的讨论中占据主动，而且不管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它们都会拼命维护它们对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控制。
在20世纪，资本主义核心集团与其他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就核心经济国家而言，在许多方面两者之间关系的最佳形式是以英国与印度之间的关系为范例的一个欧洲帝国集团。但是由于核心国家在20世纪中无法处理它们自己内部的关系，这就造成了一些自相矛盾的结果。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美国新兴的、高效的先进生产技术，这两者的结合使核心集团内部出现了一个战后发展的新时期。而不断发展的美国资本主义所需要的是瓦解欧洲帝国集团，而非建立一个美国自己的、其他国家无法进入的帝国集团。但是随着大西洋经济国家又重新出现经济萧条，美国自己就发觉有必要建立一个与英国的印度帝国功能相似的帝国集团：她既是美国工业所需投入的巨大来源，同时又是数量不断增加的美国出口产品的重要目的地市场，并能控制当地市场。此外，这一集团还将自理其管理费用，并能够像19世纪的印度一样，向帝国大量进贡。这些就是美国在20世纪即年代和90年代利用美元—华尔街体系，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社会重组活动所希望实现的目标。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日本就像战争结束时的美国一样，根本不需要这样一种帝国体系：日本能够承受该地区规模不断扩大的持续发展，能够相对轻松地解决该地区出现的像泰国的房地产市场泡沫、货币政策失调等小问题。但是也只有当美国在与欧盟纠缠不清的时候，日本才能不受干扰地解决这些问题。
从70年代起，一届又一届的美国政府都决心奉行美国至上的政策，这是因为它们对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中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所能获得的巨大的特权和利益有充分的了解。但是资本主义国家间的权力斗争现在已经不再是一种零和游戏（一方得益引起另一方相应损失），这并不是因为美国人民的富裕生话依赖于日本或德国经济的繁荣。如果美国能够通过减慢本国经济增长速度来换取日本较低的增长速度的话，美国领导人肯定会很乐意这么做。比方说，美国会愿意在5年中把增长率维持在1%，以换取日本同期的同等发展水平，以改变目前日本为5%而美国为3%的局面。其实资本主义国家间彼此合作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三足鼎立中的三方领导人将会越来越难以控制日益错综复杂的世界局势。这一点虽然在冷战后的第一个阶段中暂时被其他情况遮盖住了，显得不那么明显，但是对于理智的政治领导人而言，这一点仍是十分重要的。
正如在本书所指出的，美国和大西洋地区的其他强权国家寻求控制世界其他地区的主要方式，是控制相关的政治经济国家内部那些势力强大的社会团体。非核心国家内部掌权的社会集团之间按照放款者的利益组成的这种社会联系是有基础的，这种利害关系的间接证明就是掠夺成性的货币资本家阶层，它们靠着西方金融界的大力帮助，最终夺得了俄罗斯的国家控制权。但是就整个世界看，强有力的放款者集团能够通过把资金从本国转移至纽约或伦敦，而获得巨大收益，而且正是因为它们能成功地进行资本转移，它们就可以避免受到本国社会崩溃和杜会发展的影响。这此货币资本家也能够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体系中受益，因为这些体系都加强了金融界在本地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主导地位。而且对于放款者而言，他们的收益究竟来自于本地企业还是跨国公司，这根本无关紧要；如果这两者存在区别的话，他们可能宁愿选择后者。
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在这十年中，劳工运动作为一种社会力量似乎己经永久性地销声匿迹了，而在这瞬间的空隙中出现了一种后来被认为是十分奇特的国际性社会运动，即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运动。许多人可能会相信这场运动是由美国的大众媒体凭空创造出来的，但其实全世界千百万的民众至少也同等程度地参与了这一创造过程，因为他们希望共产主义的垮台会带来一个更好的世界。在世界的有些地区，像东欧，人们为了能够克服认知失调而不得不坚守着这一信念，其结果是人们非常荒谬地沉溺于并不健全的投机性的国际金融市场，并且同样荒谬地接受了一种所谓的灵丹妙药，即主张通过通货紧缩实现经济发展，但实际却导致经济萧条的华盛顿共识。1998年的恐慌不管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从理性的角度来分析的话，这种国际社会运动已经走到了尽头，它已经在我们的眼前慢慢萎缩成了一种仅仅是有关放款者和投机者的非常狭隘的观念。当然放款者和投机者仍然极为强大，但是他们已经丧失了把自己塑造成任何一种全球现代化计划的制定者和实施者的能力。
在下一个发展阶段，放款者的能力和热情将不如从前，而劳工力量会重新抬头，尽管世界银行和西方的金融界会通过废除公共福利条款，引入私人资金管理之下的只向符合条件的贫民提供的所谓的“社会安全”网，来使劳工力量服从放款者的利益。总之，为了能对全球广大民众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福利建立起某种公共制约体系，将会爆发一场长期的战争。
有其他的选择吗？
一直以来，美元—华尔街体系倾向于建立一种新的大西洋联盟，在东亚危机期间，这种联盟第一次真正以一种十分引人注目的姿态发挥了作用。在制定世界经济管理策略方面，美国、德国、英国和荷兰资本主义之间一直存在着许多共同利益，因而能够设计出在国际上推行的、增进彼此共同利益的方案。但是欧元的创立使人们对这种联盟的政治持续性产生了怀疑。由于不受欧盟领导人意愿的控制，欧元能够很快地削弱美国维持美元—华尔街体系的能力，这种情况的后果便是造成跨大西洋地区严重的紧张局面，而且如果这一切是发生在国际经济萧条或更糟的情形之下，那这种紧张局面将更为严重。
在另一方面，欧元诞生于一种极为特殊的政治和机构性的真空之中，例如，在欧盟中甚至都不具备一种明确的机构性机制，可以对欧元与美元的兑换率政策进行管理，而且，欧盟也不太可能建立起真正民主的领导机制，来对欧盟经济进行统一管理，因为要建立这么一种机制的话，需要取得整个欧盟共15个国家政府的一致同意。所以，看来似乎确实是存在着一种强大的势力，使欧盟无法建以一种民主的、负责的领导机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欧盟金融体系中的投机者和放款者集团——与本国中央银行和欧洲中央银行关系最密切的社会集团一一将在欧盟发挥主导作用，并将寻求与美国之间建立关系紧密的联盟。在西欧，普遍存在着这样一种推论，即不论以何种方法，欧盟肯定会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南部国家采取一种比美国政府更为“文明”的态度。但是要证明这一点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根本找不到这一类的证据，而且至少从英国、德国和荷兰政府通常所采取的做法来看，它们在80年代和90年代在南—北经济问题上的策略经常比美国政府的还要糟糕。在贸易政策上，欧盟越来越侧重于新重商主义，有时甚至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当然欧盟之所以如此侧重新重商主义，部分原因肯定是因为欧洲委员会极力希望能向成员国证实自身的存在价值，它们不放过任何一个需要采用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场合。我们很容易理解这种做法，因为欧洲委员会迄今为止还不具备任何足以证明其民主性的业绩，所以就必须不断地在它能够行使权力的主要政策领域，即贸易政策领域积极努力，来证实委员会确实是一种有效的工具，具有其存在的价值。
然而，现在除了法国的社会主义党和意大利的民主社会主义党之外，德国社会民主党又获得了执政权，这就使人们可能会抱有一种希望，即欧盟的政策方向可能会有所改变，欧盟部长会议的政策方针也会有所改变。如果情况确实是朝着这一方向发展的话，那么欧盟完全能够提出一些有效措施，用以对付许多由全球化运动带来的恶性发展现象。
可以采取的第一步应该是，采取措施阻止资本主义强权国家进一步扩大对世界其他国家社会经济策略行为的控制。欧盟应该宣布，所有国家都应该有权决定如何管理本国的金融体系，有权决定采取何种手段控制本国的资本项目，以及向跨国公司、金融机构等提供或拒绝提供何种权利，并同样有权决定采取何种贸易政策。欧盟可能会希望继续接受在世界贸易组织和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等国际机构中与美国缔结的协议中所规定的国际义务，但是对于仅仅是因为某些国家不愿意接受这样或那样的自由化方案，就企图把这些国家排除在关贸总协定原则之外，以此来迫使它们接受世界贸易组织和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等国际机构的做法，欧盟将予以坚决抵制。第二，欧盟应该宣布，进行国际借贷的金融机构必须受到本国政府的控制和保护，若出现问题，本国政府有责任提供帮助，使这些机构摆脱困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向这些国家提供“过桥贷款”，以帮助它们拯救处于困境中的本国银行、对冲基金等等，但是所有的费用将由这些国家的纳税人负担。所以，如果美国银行或对冲基金由于国内或国外的支付危机而面临崩溃的话，它们必须向本国的放款者寻求帮助，这是最后一招，它们不应该再希望印度尼西亚、巴西或俄罗斯的穷人们来承担其间的费用。第三，放款者必须明白，主权国家政府有权单方面地拒付债务，这是放款者在向境外放款时必须考虑进去的一个风险因素。第四，欧盟必须采取措施，建立一个向外国政府贷款的欧盟公共保险新体系，该体系将涉及欧盟本身提供的贷款，以及贷款目的经过欧盟审核的私人或公共金融机构提供的贷款。这种贷款保险活动应具透明度，并非常民主地向公众公开整个过程。但是对于私人向国外进行的所有其他放款活动，在出现借款者的违约行为时，这种体系将不提供保护。最后，欧盟会暂时地继续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现阶段的活动，但是前提是必须公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所有限制条件，同时必须召开国际会议，按照上述建议对国际货币金融体系进行重组。如果其他主要大国无法接受这些意见，那么欧盟在处理国际经济管理问题时就必须采取国际多元主义政策，那些希望继续留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框架之中的国家将有权继续留下来，而其他国家可能就会选择在欧盟的框架体系中进行运作。同时，欧盟将寻求与其他国家协商达成协议，建立固定但可调节的汇率体系。
要实现上述这类设想，必须有一个全新的欧盟金融体系，该体系必须以银行金融中介为中心，接受强有力的公共法规的制约，并支持建立公共或合作性的储蓄机构。欧盟成员国国内的税收体系必须加以调整，以确保对出入欧盟的游资流的税收征收，以及对证券市场上投机性交易的惩罚性税收征收。整个欧盟都必须废除避税港，而且欧盟还应该致力于实现避税港在全球范围内的废除。有一种方法可以实现这一目标，那就是欧盟内部的相关税收当局通过各种途径收集持有境外资金的个人或公司的信息，而且这些个人或公司必须在所在欧盟成员国因为它们所获得的境外资金支付税收。
要彻底贯彻这些改革计划，欧盟内部必须形成一种强有力的政治力量，这种力量必须能够对欧盟内部的放款者和投机者集团行使巨大的政治权力。投机者们经常声称，从技术角度而言，想要再一次对国际金融进行公共管理，这是不可能的，理由是现在已经发生了技术变化。我们知道，从技术上而言，要让国家本身去防止犯罪的发生，这的确是不可能的，而投机者们的论调与这一点相似，也有道理，因为立法体系中的大部分都是事后立法行为：首先是发生了犯罪行为，然后才进行调查和起诉。国际私人金融行业也同样如此，行政管理当局无法阻止公司合法地或非法地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金移动，但是在事情发生之后，行政管理当局必须能够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如果这一点无法做到的话，那一定是因为这些公司的最高管理层本身都不了解他们的手下究竟拿着公司的资金在进行何种运作。当然，公司的管理控制经常是很薄弱的，这一点从巴林银行和其他类似的灾难性事件中就可以看出。但是如果管理层能够及时了解公司的各种运作情况的话，那么国家当局就可以通过进行常规的“透明度”
检查来了解这些情况：政府当局可以检查各类账本。当然政府当局对公司运作情况的了解不可能达到百分之百的程度，因为金融体系的最上层肯定会有着许多的欺诈和腐败行为。但是只要政府当局愿意的话，完全可以施加巨大的政治影响力。
但是集结政治力量，使货币资本重新服从于经济发展的公共政策目标，这一问题的根本关键在于为实现经济复苏所制定的策略这一方面。究其根本，正是经济萧条才使私人金融机构在社会和政治生活方面起到了如此重要的作用。在经济萧条的情况下，政府出现了财政赤字，公共债务不断上升，这些都使政府越来越依赖于证券市场的情况变化。私人金融机构要求政府对公共财政实行通缩性缩减，这样就又加剧了经济萧条的周期循环，加剧了对放款者资金的依赖。所以，致力于重新建立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公共秩序的策略措施必须与经济发展策略相结合。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一个迄今为止本书一直在试图回避的根本性问题上，即究竟是什么造成了核心国家的生产体系在20世纪最后二十多年的大部分时间中出现厂长期萧条。我们在这儿不会开始对这一问题进行严肃的探讨，但是试图对这一现象的原因进行解释的大部分观点都倾向于认为，三大经济集团中存在着某种形式的饱和或生产过度的危机。如果情况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只要具备合适的货币金融环境，东中欧和东欧的那些转而采用资本主义制度的新兴地区就有可能出现一个积极的、迎头赶上的发展过程，换言之，这此经济国家有可能取代东亚和东南亚，起到经济赶超的发展中心的作用。如果真的出现了这种迎头赶上式的经济发展，虽然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萧条的历史问题，但却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缓解这种局面。在20世纪90年代，由于大西洋两岸的资本主义国家联于对该地区实行短期目标的掠夺性策略，致使东中欧和东欧所具备的这种发展潜力遭到了破坏。美国一直梦想着把该地区纳入其操纵国际货币金融的美元—华尔街体系之中，而对为该地区本身的发展创造条件毫无兴趣。同时深陷于经济萧条和国内社会政治紧张局面的西欧各国政府基本上把该地区视为麻烦地区，充满了政治经济威胁：该地区不断施加压力，要求西欧进行产业重组；该地区给西欧造成大量移民的威胁；而且如果像波兰这样的国家加入欧盟的话，又会给西欧造成预算上的威胁。总之，因为这些原因，国际上从未就该地区的经济复苏和经济发展制定过任何真正意义上的策略。
要制定这样一项策略，最显而易见的起点就是从西欧的社会民主党派中的左冀人士开始。15
年来，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在政治上一直是无足轻重的，其领导权分布于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比利时，这些国家在直接的金融腐败方面以及其他方面有着诸多的共同之处。至于布莱尔在工党的领导权，那也是权钱交易的结果。但是德国新一任的财政部长拉封丹却不同，他是一个坚决的欧洲凯恩斯主义者，意志坚定，并在一个绝对是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国家中有着一批政治上的追随者。由于拉封丹，欧洲有可能出现这样一种凯恩斯主义，其根基并不在于凯恩斯的关于在国家经济内部对收入进行重新分配，以促进有效需求的理论——虽然这种再分配本身是一件好事——而是凯恩斯的有关组织战后国际经济以求经济增长的观点：一种寻求全球“金融管制”和中央集权下经济统制发展策略的凯恩斯主义，其重点是生产性经济增长，而使投机放款者慢慢丧失其功能，并最终走向灭亡。非常奇怪的是，这种模式现在被许多人认为是东亚国家的创造发明。
我认为，从理论上而言确实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资本主义曾经最终从20世纪30年代的危机和战争中找到了一条使人类社会中的大部分受益的出路，所以我相信，从理论上而言它仍能再一次找到出路。但是我怀疑它会不会这么做，这并不是因为资本主义性质的本身，而是因为要找到这种解决方法，需要一种战术性激进主义和一种毫不妥协的政治意志，但是我们很难想像欧洲的社会民主党派能够具备这两种条件。
在德国新政府的领导下，欧洲社会民主党派想要拯救目前的危机，就必须采取相当大胆的步骤，其他国家政府如法国、意大利等必须大力支持，以制定一个泛欧洲的经济复苏战略。该战略的关键必须是如何解决东中欧和东欧经济国家中存在的支付困难和脆弱性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欧元靠着欧洲中央银行金融力量的支撑，就可以被用来作为一种有力的杠杆。随着欧元的发行，欧洲大陆的成员国不必再担心经常项目的收支平衡问题，因为这一问题已经不再存在，所以，对于贸易问题，它们一向采取的重商主义态度将会有所缓和。其次，欧元将使欧洲大陆在东方拥有霸权，东方的经济国家将以欧元作为其贸易、会计和货币储备的货币单位，欧洲大陆国家可以在东方尽情采购，然后用它们自己发行的货币——欧元——进行支付。欧洲大陆国家能够在东方进行美国曾经在日本所进行的工作：大大地打开当地市场。
但是这并不是欧元最重要的用途，欧元最重要的任务首先是牢牢地稳定东方国家的货币，使这些货币不受投机性冲击的影响，这样这些国家就能够大大地增加经常项目的赤字，而无须担心是否能承受这些赤字的压力。对欧洲中央银行而言，稳定东方国家货币这一任务并不是一个大问题，因为欧洲中央银行手中拥有巨大的金融资金来源，现在的欧洲中央银行能使其他小银行，如德意志联邦银行，相形见绌。德意志联邦银行向法国法郎提供了无限额的超短期贷款支持，欧洲中央银行同样也能够非常容易地为东亚地区的货币提供类似的帮助，甚至还能做得更好。这样东亚地区的政府就不需要再为对冲基金的冲击而担忧，同样也就可以不再需要去理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了。而且即使欧洲大陆不设置新的资本控制手段，欧洲中央银行也会要求东中欧和东欧国家政府对其资本项目进行控制，这样华尔街就再也不能在外汇期货市场上卖空所持的货币了。欧洲大陆当局就能宣布，在5年内，欧洲大陆的目标是要比东中欧和东欧国家的贸易赤字达到其本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0%，欧洲中央银行将为此对这些国家的货币进行承保。其次，这些经济国家的赤字将主要产生于自主选择进行的公共设施项目和固定资本投资项目的建设，而欧盟（或欧洲大陆）将从其日前非常巨大的贸易顺差中拨款，以填补这些国家因此出现的赤字。
这就意味着欧盟需要提供巨大的、正式的、时效极长的长期贷款，甚至是拨款资助（由欧盟经常项目顺差中的一项“税款”提供资金）。这此贷款并不一定必须是按照非市场性的“援助”利率提供的，虽然要做到这一点很容易，但是，它们必须是长期贷款，而且数额巨大，这些贷款必须由欧洲大陆的公共当局经手。美国和欧洲的投资银行、投机商和放款者已经在东部地区大展了一番拳脚，也该是它们打扫战场并退出舞台的时候了。现在登上舞台的该是欧洲投资银行发行的大量的、面向公众的长期证券，或者同样是欧洲投资银行（实际是由欧盟成员国组成的一家银行）向该地区提供的长期贷款。
这些机制终于可以导致一种良性循环的产生，这是发生在欧洲大陆东、西两大部分之间的生产性互动的良性循环，东部能够进口所需的全部设备，扩大国内市场以及对西部的出口。东部不断扩大的收入流能够拉动有效需求，增加从西部的进口。整个欧洲大陆的投机热能够有效降温，并实现全民就业。毫无疑问，拉封丹所倡导的通过税收体系把财富大量地从资本转移至劳动生产部门的策略，对此又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如果欧洲的大型资本仍然希望进行跨国流动，就随它们去，但问题是流向何处呢？只能从世界上最大的整体市场流向支离破碎的南部经济国家，这些国家采用的是借贷资本主义的理智破产“发展模式”，并不再受“金融管制”约束，虽然在存在共产主义威胁的时期，这种“金融管制”曾经为资本主义世界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如果德国新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府能够走上这样一条道路并取得相当成功的话，那么欧洲大陆同样也就能为世界其他地区提供一条出路，但这将是一场艰巨的政治斗争，对手是在美元—华尔街体系之下繁荣壮大并得到美国政府大力支持的、力量异常强大的金融集团。这场斗争将摧毁美国资本主义的国际策略，并向整个美国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发起挑战。为此，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必须在整个欧洲建立起一个能够真正激起大众热情的政治联盟，而且如有必要的话，这一联盟必须作好准备，打破整个冷战时期的大禁忌：如果有必要的话，为了防止美国的干扰破坏，该联盟必须作好准备，集结整个欧洲的大众舆论力量，共同对抗美国。那些密切关注波斯尼亚危机的人必定知道，当涉及到极为重要的政治利益时，美国是会不顾一切的，同样，密切关注过东亚危机的人必定也会有同感。
但是这一策略所面临的最大障碍并非来自美国国内，同样也并非来自放款者集团的社会势力。其实，最大的障碍来自两个方面：首先，来自欧洲社会民主党派本身的深深的民族主义从属性观念。例如法国人（或英国人）会把在东中欧和东欧实行马歇尔式计划以实现西欧经济复苏的计划，视为是在加强德国力量而非法国或英国力量的一项计划，所以这种想法将会是第一个绊脚石。第二个障碍是，欧洲还未具备一个有效的机构性结构，能够实际去执行这项计划：整个欧洲还没有哪一个经济政府，没有哪一个社会民主领导机构，能够极为负责地利用欧元，以实现欧洲经济复苏。而且，要建立这么一个合适的机构性机制将会是十分困难的，因为这需要召开欧盟政府间会议。在这一会议上，各国政府不仅需要一致同意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以下简称《马约》）进行增补，而且需要一致同意对《马约》进行大幅度修改，使欧洲中央银行更接近于美国的联邦储备委员会：一个目标明确、旨在服务于社会有用发展目的的机构。应该说，这些改变是能够实现的，但是以往的记录显示，这些改变是不会实现的。就拿布莱尔政府而言，过去的记录显示，布莱尔政府希望起到摧毁旧体制的作用，因为布莱尔自己狂热地反对被他称为“税收和开销”的欧洲社会模式。在另一方面，也有人会说布莱尔其实并不热中于任何一种观点，所以有可能把他争取过来支持改革计划。或者另一种选择是，可以通过目前英国政府还末加入的欧洲财政部长会议，非正式地建立起所需的机构性机制。
如果欧洲民主主义运动无法对全球化趋势构成有效桃战的话，那么下一个阶段的国际政治将是十分动荡、十分险恶的。在世界上的许多地区，人们从东亚危机中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大西洋强权国家随时随地都会运用国家经济策略，以阻止其他国家赶上并超过它们。人们在90年代曾经预测，苏联集团瓦解之后，整个世界将在美国的领导下团结在一起。但事实证明，这种预测是十分可笑的，只不过是一种幻想罢了。整个90年代是一个独特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确实有可能在大西洋地区国家的领导之下，实现以全球政治合作和国际机构建设为基础的全球机构性的真正改革，但是正如经常会发生的那样，这一机会在人们初尝胜利果实之时就已经丧失殆尽了。
没有什么能够比现今的时髦词汇“第三条道路”能够更生动地显示出“新思维”的索然乏味：所谓的“新思维”只不过就像是船坞中的滑台，它能使欧洲的知识分子，不管信奉自由民主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都为了克服美国化的欧洲所带来的认知冲突，而放弃他们的自由民主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这些欧洲知识分子已经放弃了努力，不再为国际间存在的问题寻求平均主义的、世界主义的解决方法。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可以看到，平均主义、世界主义这些旗帜适合的是一些更为激进的运动。欧洲的知识分子们将得出一条结论，即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有一点是正确的，那就是资本主义最终将没有能力为这个星球上不断发展的人类社会提供一个可行的框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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