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大萧条与当前的金融危机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大萧条与当前的金融危机

：［英］克里斯·哈曼

国外理论动态

　　曹浩瀚　译
　　英刊《国际社会主义》2009年春季号刊登了英国著名左翼学者克里斯·哈曼题为《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与当前的金融危机》的文章，反驳了主流经济学对大萧条的种种解释，并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认为利润率长期得不到恢复是大萧条的根本原因，而这种现象之所以以前没有出现，是因为20世纪初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垄断阶段，垄断资本人为地推迟生产能力的摧毁并将危机转嫁到中小企业身上，导致大量中、小企业破产和危机被延长和加深。哈曼还比较了大萧条和当前金融危机的异同，认为当前危机和大萧条相比有重要的不同点，倒是和20世纪90年代日本危机更有可比性，只是危机在规模上大得多，并且由于美国在全球具有政治军事霸权地位，它有能力系统性地向全球转嫁危机，因此这次危机的全球政治军事后果也要大得多。文章内容如下。
　　“我们正处于深渊的边缘。稍不留神就会走向上世纪30年代初那样的大萧条。”自从2008年9、10月间银行系统的问题暴露和股票市场急剧下挫以来，我们不止一次听到类似的说法了。
　　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是到那时为止资本主义遇到的最严重的危机。当时两个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和德国的工业总产出下降了一半，并且都有约三分之一的工人失业。大萧条是到那时为止20世纪最重大的经济事件。而如何应对那场萧条也成为主流经济学面临的极大的挑战。
　　
　　大萧条的过程
　　
　　绝大多数流行的观点把上次大萧条追溯至1929年10月的华尔街崩溃。从这种观点出发，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今天正在经历的衰退同样也是金融危机的产物。但实际上，在1929年华尔街崩溃之前，美国经济已经在走向衰退了。事实上，在1927年就开始了一次衰退，不过这次衰退由于后来的工业投资高潮很快结束。到1929年初夏这次投资高潮结束了，在7月和8月产出开始下降。也就是说，“在崩溃之前经济就出问题了”。考虑到美国当时占了世界工业总产值的一半，这必然会对全球经济产生影响。但是这种现象不仅仅出现在美国，在欧洲大陆，金融崩溃之前同样已经出现了经济衰退。这个情况在德国最为严重，德国是当时世界上第二大工业经济体，它从1928年起就面临着经济低迷：“德国很多的工业部门在‘一战’后的理性计划中已经达到了临界点，资本主义重建工作也宣告结束…一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美国的海外投资出现了急剧的下降。”“到1929年夏天，萧条的存在已经是明白无误的了”，这时失业人数达190万，而法兰克福保险公司(FIE)的重大失败引发了一连串的破产。从1929年3月起，比利时经济开始下滑，到年终时已经下降了7％；英国经济的转折点则在这年的7月出现。在崩溃期间只有法国的经济还在增长。事实上，促使美国经济在崩溃前出现股票交易繁荣的一个因素是海外短期投资资金的回流，这些美国资金之前作为短期投资被投往德国，但是后来由于投资机会的限制不得不回流。即使承认经济危机在证券市场崩溃前就已经出现，很多的评论家认为危机的直接影响很有限。巴里·爱森格林这样写道：“经济史学家们很早以前就排除了危机作为引起总产出和就业下降的一个因素，这主要是基于如下两点：平衡只涉及总的家庭财富的一小部分，花光财富的边际倾向很小。”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安娜·施瓦茨认为，危机是“导致经济活动严重收缩的潜在力量的一种征兆……但是危机的发生肯定加剧了经济收缩”。
　　一开始，危机看起来就是一场典型的短期衰退。在头12个月里美国工业生产下降了20％，失业率则上升了16％。这比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历的任何一次衰退都要严重很多倍。但是这个期间的衰退也只是与1893—1894年、1907年及1920—1921年的几次衰退差不多，而后面这三次衰退都很快就恢复了。在这十二个月内倒闭的地方银行不断增加，不过即使这样，在1931年的头几个月还是出现了一次产出的小增长。
　　随后，由于在欧洲同时发生的危机的影响，衰退进入第二个阶段。在这一年5月，奥地利最大的银行——安斯塔特信用公司(Credit An—stalt)——倒闭，这给那些向该银行放贷的德国银行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每个国家的问题都相互影响。英国由于外国资金从本国银行抽走而遭受了很大的打击，英国工党政府在8月末倒台。新政府同金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断绝关系，这在美国引起了极大的恐慌。联邦储备委员会为保持美元价值而提高利息率，随后“银行倒闭现象明显增加”，工业产值令人恐怖地降到了1929年水平的40％。尽管物价下跌了14％，但这难以阻止在职人员因为货币收入下降了31％而带来的生活水平的降低。
　　即便这样，1932年上半年似乎出现了复苏的迹象，工厂的就业有所改善，工业产出开始增加。“1932年初秋的整体经济形势表明，自1929年以来，经济首次出现全面而确定的反转。”但这不过是风暴前的短暂平静而已：“可是，显然是由于商业管理人员和资产阶级对选举结果的忧虑，在1932年底出现了一波新的恐慌……到第二年形势急转直下。”仅1933年前三个月又有462家银行——大约占全美银行总数的一半——停止营业，而到这时工业总产出已经降到萧条前的一半了。也正是在这时，弗兰克林·D.罗斯福当选为美国总统，迫于危机的强烈程度，他不得不采取比他原先所预计的要激进得多的措施，并迅速在国会通过了紧急经济法案。罗斯福新政常被人们看作是大萧条终点到来的标志。确实，它代表着政府政策的一个重要转向，它事实上承认，如果没有系统的国家干预，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已经无法解决自身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它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分水岭。但是国家对资本主义的具体管制程度是有限的。
　　联邦储备委员会为阻止崩溃的进一步发展，保证给剩下的银行提供资金。为提升价格，政府专门出资收购并且销毁农作物。市政建设工程给230万个失业者提供了就业机会。通过鼓励成立各种卡特尔——它可以控制价格和产量，《国家复兴法》帮助工业提供一定形式的自我管制，另外，这一法案也使得工会提出提高工资的要求(从而也会提高消费需求)比以前稍微容易些。当时也进行了极其有限的国家直接控制生产的实验，这主要体现在田纳西河流管理局的成立上。同时，美国政府还退出了金本位制，这样美元的价值和美国的资金水平就不再完全由市场决定，而是取决于政府的有意识的调控，美国政府通过这种调控以帮助出口。美国政府就这样通过多管齐下试图复兴私人部门经济。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美国政府并没有进行直接控制。甚至“用来促进就业的金融手段也很少采用，因为罗斯福领导的民主党政府坚持财政平衡的信条”。
　　政府这种小心谨慎的政策对危机的影响有限。从1932年3月到这年的夏末经济又有了些好转。但是这种好转“既不快也没有广泛发展”，而工业产值在短暂上升后第二年又开始下滑，结果仍然有1200万人找不到工作。直到1937年工业产值才重新达到1929年的水平。但是这时仍然有14.3％的失业率——并且这个“小繁荣”之后不久就出现了“美国历史上最急剧的经济下降”，结果“1932年以来经济增长获得的成绩失去了一半”。失业率又升至19％，至1940年美国参战时失业率仍然有14％。实际上，这场资本主义面临的最大的危机并不是由政府政策终结的。政府干预所能起到的作用至多是将连续的衰退变为长期的停滞，结果是失业率居高不下，工业产出甚至低于危机前十年的水平。对此J.K.加尔布雷斯总结道：“30年代的大萧条永远没有结束。它只不过是在40年代中的大动员中消失了。”
　　
　　主流经济学对危机的解释
　　
　　人们曾经尝试用各种办法来解释这次危机。在形形色色的解释中，英国经济学家亚瑟·塞西尔·庇古给出的解释最被人广为接受。他认为，由于工人不接受货币工资的削减，导致工人工资要价过高。如果工人能接受降低工资，那么似乎供给和需求就可以自动地解决这些问题。杰出的美国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欧文·费歇尔后来给出了一个货币主义的解释，他认为货币供应量过低，结果导致价格下跌、过度负债和企业破产。更近的“货币主义”理论家则把矛头指向中央银行的策略。这种观点认为，如果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能够采取行动制止1930年和1931年货币供应收缩的局面，那么一切都会好起来。而战后最主要的货币主义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则把大萧条追溯到1928年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本杰明·斯特朗的去世。
　　与货币主义者不同的是，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和其他“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们认为，上世纪20年代初的过度信贷导致了过高水平的投资，而这只有经济萧条本身才能解决。在此之外，任何政府干预只会使事情变得更加糟糕。其他的一些经济学家或批评“一战”后世界经济的混乱，或批评当时的金本位制度。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他的同事如阿尔文·汉森和保罗·萨缪尔逊等人则认为，储蓄相对于投资的过度发展导致了相对于经济产出而言的“有效需求”不足。即便这样，上面每种观点的支持者们发现很容易在其他的观点中发现漏洞，没有一种解释可以经受严格的批评。
　　
　　对危机的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解释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为大萧条提供一个主流经济学所不能提供的解释。这主要是通过运用马克思经济理论中的核心思想——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
　　马克思认为，利润率下降趋势存在于或多或少比较规则的繁荣一萧条(商业)周期之中，这个周期是由资本主义生产系统中的投资决策缺乏计划协调导致的。在他看来，相对于剩余价值的源泉——生产性雇佣劳动力的增长而言，资本积累的速度更快。这样，剩余价值对投资的比例，即利润率，就趋于下降。而随着利润率的降低，投资的刺激会消失，这会带来积累速度的放缓。其结论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生命越长，衰退会越深。
　　不过有一些起反作用的因素。工人可能被要求延长劳动时间，增强劳动强度；农业和消费品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以降低工人的生活成本；更加快捷的通信可以降低产品运输和销售的成本；最后，通过淘汰一些企业，危机使得其他企业可以廉价地收购工程和设备，这就如失业工人不得不接受工资的降低一样。这样在危机中保存下来的企业的利润率就可以提高，从而为新的投资生产的扩展创造条件。从这种角度看，利润率下降的压力会加重危机，而危机则带来利润率的某些增加。
　　上世纪20年代，波兰裔奥地利经济学家亨利克·格罗斯曼发展了马克思上述关于利润率的理论。他试图反驳奥地利社会主义者奥托·鲍威尔的一个观点，后者认为，如果经济的各个部类可以同时扩张，那么资本主义就可以无限制地扩张下去。格罗斯曼通过引申鲍威尔的计算证明，在资本主义的演化过程中会达到这样的一个临界点，在这里利润率的下降意味着无法进行进一步的投资，除非完全摧毁现存投资的盈利性。这样，临界点将导致资本积累的停滞。他由此认为这证实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的观点。不过，格罗斯曼的论证中存在一些模糊之处。在某些地方他暗示利润率下降会导致“资本主义的崩溃”，但是在其他地方他的结论则是利润率下降会导致不可避免的周期性危机，这样通过毁灭部分资本来避免利润率的下降从而保存其他资本。
　　上述分析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大萧条的印证?
　　约瑟夫·吉尔曼和谢恩·梅格、热拉尔·杜梅尼尔、多米尼克·莱维及刘易斯·科里等人对美国大萧条之前几十年间的利润率的估算都显示，在1880—1920年间美国资本的利润率经历了长期的下降过程，期间累计下降了大约40％——这可以由这期间投资对雇佣劳动力的价值之比(即“资本有机构成”)在长期上升得到说明，这期间该值上升了20％。一些估算显示，利润率在20年代有过小幅上升，但这只是通过提高对工人的剥削率，如迫使工人尽他们的最大努力去加快工作节奏，并阻止工资上升等实现的。在1922年到1929年初，工人的实际工资只增加了6.1个百分点，总消费只增加了18个百分点，而同期工业产出增加了大约三分之一。这种差距在1928年和1929年间达到最大：这时工业产值增长是消费增长的3倍。迈克尔·伯恩斯坦注意到“在非农业人口中，除去收入较高的7％的人口，剩下人口的每人可支配收入在20年代后期的繁荣时期反而下降了”。
　　如果经济要保持充分就业，上述产出和消费之间不断增长的差距就要加以弥合。持续增长的生产性投资是可能填补这一鸿沟的，但是它只是部分地做到了这点。与前几十年相比，总的实际投资增加得越来越慢——按照吉尔曼的计算，比以前要慢三分之一；而按照斯坦德尔的计算，则慢了50％，他写道：“几乎没有人意识到，新政期间商业资本的年度增长率只是三十年前的一半。”
　　上述关于投资速度下降的叙述跟之前大家接受的认识相矛盾。“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观点认为，大萧条的强度应追溯至上世纪20年代的繁荣。”但是这种看法并没有将工业中的生产性资本与零售业和金融业的非生产性投资区分开，而且它常常把国内的房屋建筑视为“投资”。这样如果把投资分解为几个具体组成部分的话，上面斯坦德尔和吉尔曼的说法就可以得到印证。欧文·汉森对1923年至1929年间的巨大的年均投资额——这一数值达到183亿美元——进行了分析，他发现“只有97亿是生产性投资(包括投资商业部门的投资)，而这其中只有三分之一是新增投资”。更近的R.J.戈登已经注意到这点(但是没有把其中包含的结论全部发挥出来)，他写道：“上世纪20年代装备工业的繁荣微不足道，生产性的耐用设备所占的份额只有大约百分之五。”
　　利润率的恢复不足以吸引足够的生产性资本来吸收在上一轮生产和剥削中积累起来的剩余价值。这反映在当时有关“过剩资本”的大量商业评论中。
　　对此，一些企业试图通过巨额的个别投资来寻找新的利润来源——福特在1928年建起的巨大的胭脂河(River Rouge)汽车工厂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当时出现很多新的产业扩张(这不由得让人想起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网络和通讯业的发展)，它们看起来似乎能够提供很可观的利润，一个例子是“在1928年和1929年间大量的新投资涌向收音机接收设备制造业。在短短的18个月内，这个行业的生产潜力增加了三倍”。
　　不过，尽管一些企业愿意承担在这些新行业中的投资风险，也有一些企业比较审慎而没有凑这个热闹。他们利用自己在某一行业的统治地位来保持价格——即使这样意味着不能利用全部生产潜力，从而保持着相对于那些风险行业来说较慢的积累节奏。这样的结果是他们没有投入自己太多的资本或者雇用足够的工人，因而没有创造新增的需求去消费其他产业的产出。因此，在繁荣末期开始运营的那些大型新工厂必然会给市场产生大量没有需求的产品，这样必然会大大降低这些产品的价格和老工厂的利润率：到1929年底市场上每年可以生产1500万套收音机，然而只要400万套就能满足市场需求。
　　但是这种潜在的问题由于种种原因长期被掩盖着，具体原因包括诸如富人奢侈品消费的繁荣、在非生产性的房地产业的投机、为了促销在销售商店的建设上的花费等等。汉森写道：“在整个2a年代，来自生产投资和消费之外的刺激和动力一直都存在……非生产性资本开支促使恢复得以持续。”不平等的显著增加(想想最近三十年的情况吧)意味着富人和中产阶级不得不在社会总消费中占据42.9％的份额。根据科里的看法，“资本主义生产的平衡越来越依赖于对那些具有超额购买能力的一小部分人的‘需求’的人为刺激”。
　　与此同时，销售商品方面的成本开支越来越大。截止1930年，销售成本已占到了工业成本的59％，其中1929年仅广告收入一项就达到了20亿美元——这比制造业中的工厂和设备开支只少了25％。吉尔曼认为“非生产性支出”(广告、营销等等)占总剩余价值的份额从1919年的一半上升到20年代末的三分之二。
　　连续的投机繁荣把股票市场和房地产价格推到一个令人目眩的高度。这些部门自身并不吸收剩余价值(它们只不过把投资资金从一些人手中转移到其他人手中)，但是作为副产品它们确实涉及(产生)大量的非生产性开支(新的建筑、非生产人员的薪资、过度的消费等)。非生产性投资的象征是帝国大厦的兴建——它于1930年完工，而这时正是危机发生的时候。但是对利润的追逐也导致一些资源进人“生产性”企业，而如果没有投机高潮的话，这些企业并不会被认为是有利可图的。
　　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债务的增长，这点在繁荣的最后几年尤其重要。“生产扩张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耐用消费品，而这种贷款多数是由银行之外的借贷者提供的……主要的汽车制造商建立了专门的机构，这些机构主要用来资助顾客购买他们自己生产的耐用商品……这不仅仅对股票市场产生了影响，而且还对汽车工业这一上世纪20年代新兴的主要产业产生了影响，此外，它也波及商业资产市场，而这一市场在当时美国的每个城市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但是最终某个时刻还是到来了，在这个点上，原先潜在的问题开始表现出来。1925年以后，新建房屋开始建设，它在整个经济投资中占的百分比“从1925年的27.1％下降到1929年的24.8％”。R.J.戈登承认，“在1929年经济的总需求就已经有下滑的趋势，虽然这种趋势当时为消费总量和财产账目所掩盖，但是一旦投资锐减的话，这后两者将会迅速衰减”。汉森认为：“‘外部力量’在1928年迅速减少，一年之后繁荣也就随即终结了。”R.J.戈登则写道：“1928—1929年间耐用消费品的增长太快了，这导致这种增长不可持续。大量生产线被建立起来，生产能力大大过剩，这意味着……某些耐用商品的订单在1929年初必然会减少。”
　　1929年春夏的这种收缩表明，市场不需要那么多源源不断冒出来的汽车和收音机工厂——而那些依赖这两个产业的钢铁和电力产业当然也面临着生产过剩的局面。在这一年中，“生产资料商品”的产出下降了25％，第二年再次下降25％。生产性行业的收缩必然导致资本家削减非生产性开支，结果引起房地产价格的剧烈下降，而这导致银行不能实现账户平衡，因为银行把大量资金投向房地产，结果是连续的银行倒闭风潮。
　　由于这次大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非生产性消费和投机来弥补生产性投资的不足，依靠私人借贷来支撑(消费者对耐用商品的)消费，一次大的萧条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而在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发生的萧条——当时美国占据了全球工业产出的一半左右，且美国是当时欧洲工业国的主要债权国——必然会在全球产生强烈的影响。
　　德国发生危机的情况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巴登斯通用两种很不相同的方法来估算一战前和20年代的利润率，结果差别很大，但是他的结论是，20年代的利润率没有能够回归到战前的水平。伴随着低利润率的是投资的低迷——在1925—1929年间总投资只占到净国民产值的11％，而这一数据在1914年以前是14％，在1950年之后则是18％。不仅仅如此，在这些投资中只有很小部分是固定(资产)投资，只有大约20％被投资于工业。多数投资发生在中央政府管理的公共设施以及地方政府的住房项目上。德国当时的金融部长哈尔玛·沙赫特抱怨道，资产账面上的繁荣“驱使资金从真正的恢复转向投机”。地方政府、企业和个人通过借贷来支撑这种非生产性的投资。但是他们发现要这样继续下去难度越来越大。“由于国内债券和股票市场的崩塌，投资的减少很早就开始了。”在这种情况下只需“一个很小的外部冲击”就可以引起“这个极不稳定的系统的崩溃”。1928年德国实际的投资下降了14％，出口下降8％，政府开支在1929年下降3％，而1928—1930年的三年间德国失业人数分别是140万、190万和310万。
　　当时世界上的第三大经济体英国的情况稍微复杂些。与美国和德国不同，在整个20年代英国经济远没有达到繁荣的地步。这主要是由于两个相互作用的因素引起的。第一是英国早在1914年以前利润率就已经开始下降，这在很长时间内都对投资起着抑制作用。另一个因素是英国为了维持英镑在原先国际经济和政治上的显赫地位而试图将其汇率水平恢复到战前水平。其结果是英国重工业如采煤、造铁、炼钢和造船业等出现了长达二十年的萧条，在这一时期即使在“好的年成”，英国的失业率也比半个世纪前最差的年份还要糟。而美国和德国的危机对于上述工业部门来说更是雪上加霜。但是，由于这些部门在20年代并没有经历繁荣，所以结果反而是英国后来的危机总的来说还不如美国和德国严重(虽然如此，在英国的老的工业部门和地区，人们却是吃了很大的苦头，在这些部门和地区失业率可能达到30％)。
　　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关于利润率下降的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那次全球大萧条。在三个最主要的工业国中，低利润率导致生产性投资的低迷，而如果不是因为非生产性的开支、投机泡沫、负债消费和赤字减少的话，这就意味着经济的停滞。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的任何停滞都会引起上述这些开支的下降，结果将是生产性工业部门需求的快速急剧下降。
　　但仅仅这些还不足以解释为什么衰退最终转变为如此严重而持久的大萧条。这个问题需要我们对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危机的论述加以充实才能回答。在马克思那个时代之后，最大的企业的规模有了很大的增长，它们对整个经济系统的影响也不可同日而语——马克思曾把这个发展过程称为资本的积聚和集中过程。危机的深度需要从资本主义的这个新发展来加以说明。
　　实际上，布尔什维克的经济学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1931年就注意到，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那些最大的企业能够让它们效率低下的部门在危机中生存下来，他写道：“自由竞争淘汰落后的企业，但是垄断资本主义却不断地将这些落后的企业重新开张。”这样的结果是使“危机向衰退的转变变得困难”，它阻止——至少延迟——危机后重建过程的出现。
　　固然，在1929—1933年间有很多的企业破产和倒闭。但它们只涉及农场、银行和中小企业，而不涉及那些统治着重要产业的工业巨头们。“在整个危机期间，那些拥有5000万资产以上的企业从未亏损过，危机主要的冲击是由中心企业来承受的。”通过降低开工率，解雇工人而不是消灭资本的方式，那些工业寡头们得以继续运营，胡佛政府就曾给一些最大的非银行企业——铁路公司提供资金以防止它们破产。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资本间互相吞并的方式来走出危机的旧方式不再有效了。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最终必然会出现形形色色的政府干预——“国家资本主义”。它同时也说明，只要主要的投资决定仍掌握在私人资本手里，那么资本主义国家干预所能起的作用是有限的。只是到后来危机全面深化，最大的企业不得不接受政府对它们的投资进行控制和协调，美国政府兴建了许多工厂然后由私人资本来运营之后，大萧条才最终结束。
　　
　　凯恩斯与大萧条
　　
　　近年来有大量的评论认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有解决萧条的良策但是被政治家们忽视了。事实上并非如此。应该承认，他很出色地反驳了那种认为如果工人工资下降那么市场会自动解决危机的观点。但是如果按照凯恩斯给危机开出的药方去做的话，危机不可能结束。例如，他关于公共事业的呼吁(这一呼吁得到前英国首相劳埃德·乔治的支持)顶多使英国失业率减少11％，但是在1930年到1933年间英国失业率却增加了100％。
　　凯恩斯的传记作家斯凯德尔斯基注意到，凯恩斯提出的每一个建议都会精心地“考虑到商业过程中的心理因素。而在实际生活中他本人确实也是非常谨慎的”。因此，即使1937年的失业率保持在12％，他仍然在这年的《泰晤士报》上发表一系列文章暗示英国在接近繁荣。他非常清楚，资本家们并不欢迎那些可能在短期内会损害利润的措施。因此，在实际政策层面，他会避免提出让资本家不安的建议。
　　格林和霍威尔已经证明，在萧条期失业率最高时要提供300万就业岗位给那些失业者以实现充分就业，政府开支需要增加约56％。但是如果用凯恩斯所能接受的渐进的方法的话，这一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它会直接导致国外资本抽走，进口增加，支付赤字增加和利息率陡升。执行这一计划“即使不会要求建立国家计划经济的话，它也要求将英国经济转变为在很大程度上由国家控制的经济系统”。因此，根据爱森格林的看法，当政府开支确实开始增长而失业减少——到1938年英国政府的军事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增长了5％并创造了150万个就业岗位——的时候，这“更多的是仿效了希特勒而不是听从了凯恩斯”。在美国，一个真正符合凯恩斯意愿的政府干预政策“应该使政府开支的规模达到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水平”。
　　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凯恩斯指出了资本主义过度依靠货币和金融方面的措施来克服危机的局限性，并由此提出了他自己的利润率下降理论(“边际效益递减”)。他看到只有“投资社会化”才是惟一有效的反萧条政策。但是他从来不敢将这点作为严肃的解决方案提出来——因为在正常的和平环境条件下，如果不将资本从资本家手中加以剥夺的话，投资的社会化是不可能的。

两次危机的对比
　　
　　当前危机的直接诱因和20世纪20年代末那场危机的直接诱因不尽相同。20世纪30年代的危机最初不是以银行冻结贷款(一种“信贷紧缩”)而是以工业危机的形式出现，繁荣时期的过度贷款只是加剧了而非直接导致了经济危机。实际上，在冲击银行部门之前，危机已经发生一年多了。但是，这些不同之处掩盖了两次危机显著的内在相似性。
　　在这两次危机中，资本都面临着利润率低于二三十年前的情况。在两次危机发生的前几年，资本都成功地降低了工资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从而防止了利润率的急剧下滑。在这两次危机中，这都足以产生一定的(虽然是剧烈波动的)生产性投资，但其规模又都不足以吸收前几轮生产积累的全部剩余价值。同时，两次危机中，储蓄和投资的差距原本会带来经济衰退的压力，但又都通过各种形式的投机和非生产性投资得以填补。此外，两次危机又都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这种情况，即经济繁荣时期的投机因素无法维持下去，繁荣时期的内在缺陷突然显现，并造成灾难性的影响。还有，两次危机发生前的金融国际化都使得危机发展成为世界性危机——这种国际化在20世纪20年代是美国借钱给饱受战争蹂躏的欧洲重建家园，在21世纪的头几年表现为东亚和石油输出国借贷给美国(购买美国政府债券)。然而，此次危机开始时的情况和1929年危机之初还有更为重要的不同之处。
　　首先，近70多年来，政府支出对整个经济系统来说已经变得至关重要，而在1929年却并非如此。那时联邦政府支出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5％；而在2007年，却占到了20％左右。危机发生后，政府施加干预的速度和力度也不可同日而语。在上次大萧条刚开始时，胡佛政府(1929年3月一1933年2月)确实也提出过一些举措以拉动经济，因此政府支出在1930年略有上升。此外，联邦政府通过1932年建立的“重建金融公司”(RFC)提供资金救助一些银行和铁路公司。但总的来说，政府采取的措施很有限——而且在1931年和1932年，政府继续按照那种加剧危机的旧方式行事。美联储提高利率(弗里德曼和货币主义者认为此举使经济衰退变成了经济萧条)，政府提高税收(凯恩斯学派认为此举使危机恶化)。
　　直到罗斯福政府在1933年3月就职后，政府支出才有了决定性的增加。但即便是在联邦政府支出总额最高的1936年，它也只占到国民产出的9％，到了1937年，这一比例又开始下降。相比之下，布什政府在其即将离任时，也正是信贷紧缩开始演变成经济衰退之时，通过的救助方案总额已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0％。
　　国家支出的日益重要性以及中央银行和政府迅速花钱以应付危机的意愿表明，要使经济正常运行需要一个最起码的(政府开支)需求，如果低于这一水平那么经济就不可能正常运行，但是在上世纪30年代早期，情况并非如此。在当前这些开支当中，8000亿美元的军费开支——按现在美元价格计算，它是2001年军费的2倍——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因为它能保证一小批极其重要的核心公司获得市场。这种开支可以明显地缓和危机的影响，虽然每单位军事开支带来的对提高就业的影响比过去(如跟1951年朝鲜战争期间相比，当时单位军事开支带来的就业机会达到最大值)大幅减小。
　　第二个重要的不同之处却刚好相反。主要的金融和工业公司的规模比它们在两次世界大战间的规模大多了，因此，政府救助它们的负担也要沉重得多。20世纪30年代初的美国银行业危机实际上是中小银行的危机——“即使在银行普遍倒闭时大银行也很少出现资不抵债或破产的现象”。在英国，根本就没有出现银行危机。但这次我们看到，在最主要经济体中许多大银行都爆发了危机。随着雷曼兄弟在9月15日一天之内轰然倒闭，英国的哈里法克斯银行、比荷卢三国的富通银行、德国的抵押房地产和冰岛的银行都相继陷入危机之中。随后，危机又蔓延到其他主要银行和对冲基金的“影子银行系统”、金融衍生工具等。
　　根据英格兰银行最近的一次估算，到目前为止，损失总额达2万8千亿美元。如果这个巨大的亏空能够用其他的实际资本来加以填补的话，银行系统还可以勉强维持其正常功能，即给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其他部分提供信贷服务。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资金的话，那么银行的信用职能就无法正常履行——而这是维持美英和其他地方的消费和房地产蓬勃发展的保证，这样必然会出现经济衰退；而且，随着许多工业和商业企业的无以为继，这种衰退还会严重恶化。《金融时报》的马丁-沃尔夫准确地描述了正在发生的一切，他写道：“金融业的杠杆机制曾经被用来套取令人难以想像的利润，但现在它反过来起作用了。它反过来吞噬着这些利润。随着这种反方向机制逐步起作用，消费者将由于高额债务而减少消费，企业则将削减开支，而失业率则会飙升。”
　　但是，恢复银行的账面平衡最终靠从经济系统的其他部分获得实际资本——要么从经济体系中其他有利可图的部门获得，要么降低银行部门雇员的生活水平(解雇职员，或者降低工资等等)，而这又会进一步加深经济衰退。像美国有这么大的经济体的国家当然有可能利用它自身的资源延缓进程，防止经济衰退演变成不断恶化的经济崩溃。但对经济总量不大、债务负担过重的弱小国家来说，确是难上加难。
　　冰岛、匈牙利和乌克兰面临的问题正说明了这一点。这些国家的政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人们一般认为后者在帮助前者——采用了明显的非凯恩斯主义的措施，包括削减公共开支，提高利率等。其他存在类似问题但还未爆发出来的国家包括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克罗地亚、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毁灭性危机的很多例子，比如2001年底的阿根廷危机(这次危机还导致阿根廷的政治动荡)。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的经验，它表明即使在最大的经济体中，政府行动效果也是有限的。
　　
　　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危机
　　
　　在日本发生危机前它曾被视为世界上“第二大超级经济大国”。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平均增长率保持在4.2％，而同时期的美国只有2.7％，西德则为1.9％；在装备制造业方面日本的投资是美国的两倍多。当时媒体评论几乎一致认为日本代表着世界经济的未来。1992年美国国会的一个委员会预计日本将在2000年前超过美国。“追赶日本”成为当时欧洲和北美工业家们激励员工提高生产率的口号。
　　日本的这场危机使日本经济由增长转入停滞并持续了15年之久，期间则交替出现短暂的衰退和更短暂的增长。2007年日本经济的规模是美国(或欧盟)的三分之一，只相当于1992年预计的60％。
　　通常人们将这场危机的原因归咎于金融体系运行中的失误：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危机应归因于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还不够彻底，其他人则认为，日本经济持续停滞主要是由于危机发生后中央银行处理不当。
　　然而，马克思主义有关危机的分析都可以在日本的危机中得到证实。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日本的资本对劳动比率迅速增长——与同期的美国相比日本的增长速度快3倍。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资本对劳动比例的快速增长带来了利润率下降的压力。从60年代末到80年代末，日本利润率大约下降了四分之三。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这种利润率的下降似乎都在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在日本式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国家主导投资方向，银行不关心企业的利润率，他们只保证向工业集团提供投资资金。这样只要有利可图人们就会去投资。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1％，而同期的美国仅占21％。但是，要维持这种高投资只能靠限制大众消费：这部分是靠压低实际工资，部分则是通过国家只提供最低限度的医疗补助和退休金从而迫使人们储蓄。
　　正如一位分析家在1988年指出的那样，“日本的实际工资最多只有美国的60％。日本工人不得不把他们一生中挣的大部分钱存起来，以备住房、教育、养老和医保支出的需要”。
　　日本工业以不断加快的速度生产新商品，而这种低水平的实际工资却限制了这些商品的国内市场规模。即使有较高的投资，消费需求也无法吸收其产品：“日本大工业中的消费品部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要使日本的资本积累不因为工人阶级有限的购买力而打断，日本就必须寻找出口市场。”
　　但后来在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国内投资和出口都面临着压力。《金融时报》的吉莉安·泰特以其新闻笔法这样描述这场危机：“到20世纪80年代末越来越难……进行有利可图的投资”；伯克特和哈特一兰登伯格则指出，“相对于有利可图的私人生产性投资机会，日本的剩余价值积累得太多了”。
　　利润率长时间的持续下降最终产生了影响。在利润率下降的同时，里根政府又通过1985年的广场协议约束日本，迫使日元升值——结果使得日本产品相对美国消费者而言涨价，这样日本的出口很难维持原有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泡沫经济应运而生。
　　为了弥补企业因汇率压力而造成的损失，财政部鼓励银行大幅增加企业贷款。增加的银行贷款却大量进入了投机领域。“大公司长期使用房地产作为担保物，流动性的激增引发了房地产价值迅速攀升，并由此使股票价值飞涨。”资产价格上升和股票交易繁荣的局面一直持续到日本公司的净值大于美国公司——尽管日本经济的规模比美国的要小得多。只要泡沫持续，日本经济就继续增长，甚至在泡沫已经开始破裂后也是如此(1990年，东京证券交易所的日经指数下跌40％)。银行借贷使日本经济在1990至1992年间继续保持增长，虽然每年仅有1％的增长速度，但同时期的美国和西欧都处于经济衰退之中。
　　但银行的问题迅速增多。它们的贷款被用于购买土地和股票投资，但是由于这些资产的价格大跌，贷款无法收回。以至在1995年，日本政府不得不用公共资金来拯救两家银行。它当时相信，“大刀阔斧的改革”一定能使东京有一个自由、公平和全球化的市场。然而，在几个月的短暂复苏之后是长期的衰退和一系列的银行危机，银行资产因坏账总共损失71万亿日元(超过5000亿美元)。据美国政府估计，截至21世纪初，深陷危机或实际已破产的企业拥有的资产大约有80－100万亿日元(6000－7000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的数字更是多达111万亿日元(8400亿美元)。

 
　　
　　金融体系在泡沫产生中的作用和旷日持久的银行危机使大多数评论家把危机归咎于日本金融体系的问题。新自由主义的信奉者们声称，问题在于控制着国家的银行系统和工业直接的关系过于密切，这样就没有对银行的严格监管，而在真正竞争性的经济环境下是有这种监管的。1998年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长萨默斯访问东京时，就把日本的银行系统和“财务健康的美国银行系统”进行了对比。上述新自由主义的解释失败了，因为普遍承认美国经济满足“具有竞争性”这一条件，但类似的泡沫还是发生在了美国这样的经济体中。实际上，很难看出20世纪80年代末的日本泡沫和本世纪头十年中期的美国房地产泡沫有什么根本的不同。
　　但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日本的经济停滞的最终原因是银行危机。利润率的下降导致生产性投资的下降，尽管还没有彻底崩溃。新古典经济学家林文夫(Fumio Hayashi)和爱德华·c，普雷斯科特认为，想要投资的公司仍然可以进行投资。但他们也认识到，“平均来说这些项目的回报率很低”。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新自由主义者所设想的通过让危机进一步恶化来实现重组银行系统，或是凯恩斯主义者提出的让危机逐渐深化来实现重组银行系统，都不是解决危机的办法。保罗·克鲁格曼指出：“在有关结构性改革的讨论中，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当有人提出如何增加需求——与供给相对——时，人们对此的回答总是很模糊。至少就我而言，我一点都不敢确信，现在要求日本进行的那些结构性改革会增加需求，我也没有理由相信，更激进的改革会使经济走出现在的危机。”
　　克鲁格曼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向银行注入更多的资金。但是，即使这种方案行之有效，它也有可能导致一种新泡沫的产生，相同的问题在不远的将来还会重新出现。问题在于他没能抓住问题的关键。克鲁格曼虽然有时批评资本主义，但终究还是个资本主义的支持者。危机的根源不在银行系统本身，而在整个资本主义体制。低利润率压低了投资水平，同时使资本家不愿主动提高工资水平。这反过来使得国内经济无法吸收增加的产出。新一轮的大规模积累可能可以吸收增加的产出，但它的前提是利润率要能比之前高得多。
　　日本政府确实采用了一些凯恩斯式的解决方案，展开了大规模的公共工程建设(包括桥梁、机场、道路等)。根据一项统计，这些建设使政府开支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从1984－1990年间的平均13.7％提高到1994－2000年间的15.2％。加文·麦考马克称，随着经济泡沫在20世纪90年代破裂，经济陷入长期衰退，政府采取更大规模的凯恩斯式赤字经济来拉动经济，但其作用却每况愈下。

 
　　
　　日本的公共经济部门的规模增大到英国、美国或德国的3倍，它一共雇用700万人，占所有劳动力的10％，每年开支在四五十万亿日元左右(大约3500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8％，是其他工业国家的两到三倍。
　　事实上，如果把军备开支考虑在内，那么美国和日本就有相似水平的“非生产性”开支。但这还不足以填补日本由于利润率偏低而导致的投资刺激不足的问题。日本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不像美国和德国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那样彻底崩溃。国家好像仍然能够阻止危机，但无论是货币主义手段还是凯恩斯主义手段，或是两者的结合，都无法使日本经济恢复到以前的增长水平。日本部分资本认为，它们能够通过投资海外来摆脱困境——正如总投资和国内总投资的差距所显示的那样。日本通过向中国出口资本产品和(生产过程的)中间产品，接着用这些产品生产美国所需的消费品，从而实现了有限的经济增长。但日本国内还有更多的资本，用资本输出的方式并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这样这些资本只能靠不遗余力地提高剥削率来提高利润率，但这只能减少国内需求，使问题进一步恶化。现在日本已经陷入全球金融危机所造成的衰退漩涡之中。
　　像罗斯福新政的经验一样，日本的经验似乎也表明，由于不能大规模地触动私人资本，国家干预所能起到的最大作用是阻止经济完全崩溃，但它无法克服因利润率下降造成的根本失衡，恢复原有的经济活力。如果果真如此，那么我们就处于非常严重的危机之中。日本经济长达15年的瘫痪并不意味着给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造成灾难性的影响，虽然它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1997年的金融危机，而这场危机对东亚、东南亚、俄罗斯和拉丁美洲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如果美国也发生长达15年的经济瘫痪的话，那么世界各地都会感受到它的影响，因为美国资本会利用美国国家的力量和在世界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将危机带来的损失转嫁到资本主义世界的其他弱小国家身上。
　　
　　结论
　　
　　自然人们都想知道当前的危机到底将有多严重。但这是马克思主义者无法准确预测的事。在1873年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马克思为自己不能事先知道危机的发展进程而感到沮丧：“我在这里向穆尔讲了一件我私下为之忙了好久的事。然而，他认为这个问题无法解决，或者由于涉及这一问题的因素很多，而大部分还有待于发现，所以问题至少暂时无法解决。事情是这样的：你知道那些统计表，在表上，价格、贴现率等等在一年内的变动是以上升和下降的曲线来表示的。为了分析危机，我不止一次地想计算出这些作为不规则曲线的升和降，并曾想用数学方式从中得出危机的主要规律(而且现在我还认为，如有足够的经过检验的材料，这是可能的)。如上所说，穆尔认为这个课题暂时不能解决，我也就决定暂且把它搁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33卷第87页)
　　今天，这种无能为力感仍然困扰着马克思主义者。当银行自己都不知道它们的债务有多少时，我们也很难说自己知道得更清楚。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扩大“救助”的比喻意义：水桶比过去任何一次都大，但债务的水池却更深。在处理从未预料会发生的问题时，惊慌失措的政客和惊恐万分的资本家难免彼此冲突。现在，关键的时刻已经来临。甚至一些资本主义最坚定的支持者，也对银行无力向工商企业提供急需的信贷的局势而感到沮丧，他们甚至已在私下里讨论由国家完全接管国家银行系统的可能性。其他人担心，如果银行突然向“实体经济”释放出国家给它们的巨额资金，由此带来巨大的通胀压力和“严重的经济衰退”(不是马上出现而是经过一段时间才显现)，到时将如何收场?这是那些坚定维护资本主义的人无法回答的。
　　今天，革命的社会主义者不应简单地通过与1929年、1992年或者与其他时期的危机对比来说明当前危机的深度，因为这样只能反映出我们自己的迷茫。我们需要明白的最重要的问题是，这次危机不仅仅是缺少金融管制或是银行家的贪婪造成的，而是系统性的；资本主义的那些主要的企业其规模已经太大，它们已经不可能靠市场机制的盲目运行而度过危机。这就是为什么即使会造成新的问题国家也不得不进行干预的原因——这些问题包括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混乱。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的这次混乱来传播社会主义者的观点，同时在统治阶级试图让人民大众为这次危机买单之时，力争成为各种反抗形式的中流砥柱。我们没有能预见未来的水晶球，但我们能清楚地看到现在正在发生什么和我们的责任所在。正如詹姆士·康诺利所说，“真正的预言家就是那些能塑造未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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