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魂杂志 2009年第8期
国际问题札记
当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根源
吴易风
当前这场从震源地美国蔓延到全球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给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很多家庭、特别是广大劳动群众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金融资产大幅缩水，债务缠身，失业，无家可归，食不果腹，饥饿，没钱看病就医……。就像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克鲁格曼所说：“千恐万惧一齐来”。据美国全国睡眠基金会2009年3月2日发表的美国人睡眠调查报告说，过去几个月内，超过102亿美国人因为经济危机而失眠。据国际卫生组织估计，在这次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中，全球患失眠症的多达几亿人。这些数以亿计的被危机带来的痛苦折磨得睡不着觉的人，陷入沉思。他们可能在同一个漫漫长夜思考着同一个问题：当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根源究竟是什么？
在我们从西方媒体上看到的种种答案中，有两类答案较为典型。一类答案可以称为危机原因简单论，认为当前这场危机只是由于“一个小举措的故障”所引起。另一类答案可以称为危机原因复杂论，认为当前这场危机是由各种各样的复杂原因所导致。
前者的典型说法是：“美国房地产贷款领域一个小举措的故障转变成一场全球性危机。……所有的国家都遇到了同样的严峻形势：银行遇难、货币疯狂、股市崩溃、消费者失望、失业率飞涨。”（法国《世界报》2008年11月2日）
后者的典型说法是：这场危机共有十大原因：1信息和通讯技术使危机朝着灾难性结局发展；2以前多次危机的积累效应；3金融机构控制实体经济造成的投机泡沫导致证券市场崩溃；4生产能力提高和不平等加剧；5新兴经济体对美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融资；6对金融市场放松监管和中央银行作用缺失；7通货紧缩和失业率上升；8粮食危机、价格上涨、环境恶化；9目前货币体系中的关键货币美元只服务于美国利益；10国际金融和银行体系失败、对投资银行监管不力、避税天堂和洗钱。（西班牙《起义报》2009年3月11日）
危机原因简单论准确地把握了这场危机的起因，并概括了危机的若干主要现象，但误以为危机的起因就是危机的根源，因而未能把危机根源的分析引向深入。
危机原因复杂论看到了问题的复杂性，并接触到一些实质性问题，但偏重于罗列现象，未能分辨主次，未能区别现象和本质。
在危机原因简单论和危机原因复杂论之间，还存在许许多多的答案。
一、贪婪是资本的本性，是资本人格化的资产者的本性，追逐高额利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也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绝对规律贪婪，特别是金融家的贪婪，被相当多的人认为是金融危机的根源。
确实，人们看到，正是由于金融家的贪婪，正是由于金融家为了获取尽可能多的高额利润，让金融精英们进行次贷证券化这类金融创新，设计出像次贷证券这类可以使金融家获取巨额利润的金融衍生产品，但同时制造出了杀伤力极大的重磅定时炸弹。次贷证券这类定时炸弹的爆炸，导致了金融危机，再导致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公众、媒体、学界以至政界义愤填膺地指责金融家贪婪。例如，美国评论家托马斯·L·弗里德曼认为美国银行家是“贪婪犬儒”，英国《每日电讯报》认为贪婪是“造成当前危机的元凶”，美国总统候选人麦凯恩认为这场危机源于华尔街和华盛顿的贪婪，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呼吁结束银行家“毫无节制的贪婪”。
确实，人们还看到，当一些濒临破产威胁的巨型金融公司在获得政府巨款救助的同时，照旧滥发高额奖金。2009年1月29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报上得知华尔街去年危机期间累计发放奖金仍高达184亿美元时，怒斥华尔街巨头“可耻”。3月15日，媒体报道美国国际集团（AIG）这个亏损大户接受了美国政府1730亿美元的救助款，却决定给高管们发放165亿美元的巨额奖金。消息一披露，全美公众和媒体愤怒，痛斥AIG高管贪婪，痛斥华尔街贪婪。大西洋彼岸的西欧公众也呼应美国公众，一起声讨“金融肥猫”。美国总统奥巴马说：“我气得说不出话了。”美国众议院议长发表声明，表示不能接受AIG的决定。美国财政部长写信给众议院议长，表示要追回款项。众议院以异乎寻常的速度于4月1日通过限薪法案，限制接受政府救助的金融公司发放“不合理而且过多”的薪金和奖金。该法案的一位提案人说：“我们不应该付钱给纵火者去扑灭自己放的火，我们也不应该付钱给搞垮自家银行的高管。”
金融家的贪婪在美欧成了众矢之的。就普遍受到谴责的贪婪问题，路透社记者请教专家：“为什么高管们一面解雇员工并求着纳税人救助，一面却仍索要大量的奖金？”专家们认为，“这可能是高管们的天性。”（路透社纽约2009年1月30日电）请看，专家们认为贪婪是由高管们的“天性”，即由他们先天具有的自然本性决定的。
问题是，如果“一面解雇工人并求着纳税人救助，一面却仍索要大量奖金”的高管们天性贪婪，那么，在当前的危机中，有的巨型公司的高管们在要求政府救助时，宣布自己放弃奖金；有的高管甚至宣布，在政府救助期间，自己只领取1美元薪金。此前也有过先例。上世纪70年代末，美国克莱斯勒汽车公司亏损严重，李·艾科卡到该公司上任时宣布：在公司经营状况好转之前，自己只领取年薪1美元。这又如何用天性解释呢？专家们是否又认为，“不贪婪”可能是这些高管们的天性呢？
可见，用人的天性来解释贪婪，或者认为一部分人的天性贪婪而另一部分人的天性不贪婪，都会陷入无法摆脱的矛盾，都会使自己的论断与客观事实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
贪婪不应用人的本性来解释，而应用资本的本性来说明。贪婪是资本的本性，从而是资本人格化的资产者的本性，追求高额利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也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绝对规律。
关于贪婪，有“股神”之称的巴菲特的话颇有几分精彩之处。他说：“别人贪婪时恐惧，别人恐惧时贪婪。”（《纽约时报》2008年10月17日）在这里，令我们感兴趣的不是他的炒股原则，而是他直率地承认自己贪婪，并且毫不客气地道出他的竞争对手们即资本市场上其他大投机者们都贪婪。区别仅仅在于何时贪婪，何时恐惧。
关于贪婪，《华尔街日报》一篇评论的一句话也不乏精彩之处。这篇评论说：“是贪婪吗？这是美国之道。”（《华尔街日报》2009年3月16日）贪婪是“美国之道”，意味着贪婪是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之道，是美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之道。更一般地，贪婪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之道。
资本的贪婪，只有用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才能得到科学说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及贪婪，但从不说抽象的人的天性或本性贪婪，更不从个人道德品质论述贪婪，而是把个人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产物，把贪婪看作是资本贪婪。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资产者是资本的人格化。资本贪婪，作为资本这一经济范畴人格化的资产者必然贪婪。马克思说：“这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2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援引英国工会活动家和政论家邓宁《工联和罢工》中的一段话：“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9页）
追求尽可能多的高额利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绝对规律——这就是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剩余价值规律。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是生产剩余价值或利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第624页）。又说：“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版，第679页）这一规律决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所有主要方面和主要过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济规律体系中起主导作用，因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经济规律。正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正是对剩余价值的追逐，正是对尽可能多的高额利润的追逐，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和经营的动力。当前这场危机起因于美国次级信用住房抵押贷款债务的证券化，而次贷证券化和次贷证券买卖正是为满足金融家们对尽可能多的高额利润的追求。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当前的金融危机是金融资本贪婪和金融资本人格化的金融寡头的贪婪所造成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作用的结果。
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是资产阶级财富在不断积累，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贫困在不断积累；一方面是资本为追逐剩余价值或利润而推动生产盲目增长，另一方面是贫困不断积累导致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广大劳动群众的实际购买力大大落后于生产能力的增长。矛盾尖锐化的结果必然导致周期性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爆发。马克思说：“生产资本愈增值，它就必然更加盲目地为市场生产，生产愈益超过了消费，供给愈益力图扩大需求，由于这一切，危机的发生也就愈益频繁而且愈益猛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52页）
二、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是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必然恶果
当前这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是美国和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长期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必然恶果。
新自由主义是与国家干预主义相对立的一种西方经济思潮。这种思潮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与当时形成的凯恩斯主义思潮互为对立面。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强烈地震撼了资本主义世界，也强烈地震撼了西方经济学界。这时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三种经济思潮：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市场社会主义。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凯恩斯主义承认资本主义失业和经济危机的严重性，承认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存在严重问题、甚至存在“完全被摧毁”的可能性，认为只有进行国家干预才能挽救资本主义；以米塞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继续为自由市场经济辩护，反对国家干预，更反对社会主义；以兰格为代表的市场社会主义认为，自由市场经济和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都是市场资本主义，真正的出路在于市场社会主义。
新自由主义从形成到现在，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在这一阶段，大萧条有利于凯恩斯主义而不利于新自由主义，大论战以凯恩斯主义的胜利和新自由主义的失败而告终，凯恩斯主义上升为西方主流经济学而新自由主义成为非主流经济学。第二阶段从70年代起到当前金融危机爆发时为止。在这一阶段，新自由主义上升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它深刻地影响到西方国家的经济政策，并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世界上不少国家。第三阶段从当前这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开始。在这一阶段，新自由主义受到广泛的批评和指责，开始走下坡路。
上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出现滞胀。面对滞胀，凯恩斯主义失灵。它对滞胀既不能提供理论解释，又不能提出对策。这为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广泛传播创造了条件，新自由主义得以从非主流地位上升到主流地位。新自由主义有很多派别，包括新奥地利学派、伦敦学派、芝加哥学派、货币学派、弗莱堡学派、供给学派、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公共选择学派、新制度经济学派等。每个学派都有自己的影响范围。在英国，影响撒切尔政府的主要是新奥地利学派和货币学派的新自由主义；在美国，影响里根政府的主要是供给学派的新自由主义；在俄罗斯，影响学界和政界的主要是芝加哥学派萨克斯的“休克疗法”；在中国，影响学界一部分人的主要是以科斯为首的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明晰论”。撒切尔政府在英国推行私有化和经济自由化，里根政府在美国推行非调控化（又译为去管制化、解除监管、放松监管、解除管制、放松管制、放松规制等）和经济自由化。撒切尔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被称为“撒切尔主义”，里根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被称为“里根经济学”。里根的名言是：“政府不能解决问题，政府本身才是问题。”大市场和小政府是里根新自由主义的改革目标。美国式新自由主义在1999年以“华盛顿共识”的形式出现。“华盛顿共识”包括企业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税收政策、贸易政策、利率政策、汇率政策、外资政策等一系列政策。美国前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斯蒂格利茨把“华盛顿共识”的核心内容概括为：“政府的角色最小化”、“快速的私有化”和“快速的自由化”（包括贸易自由化、利率自由化和汇率自由化）。“华盛顿共识”的这“三化”，对我国学界的一部分人产生了不小影响。
经济自由主义认为，自由市场经济依靠市场调节，即依靠“一只看不见的手”自行调节，就能实现资源配置效率。与此相反，国家干预主义认为，只靠市场调节不能实现资源配置效率，除了市场调节，还必须有政府调节，除了“一只看不见的手”即市场之手，还必须有“一只看得见的手”即政府之手，才能实现资源配置效率。
政府调节包括对宏观经济的政府调节和对微观经济的政府调节。前者即我们习惯说的宏观调控，与此相对应，后者就可以称为微观调控。里根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取消或放松微观经济的政府调节，也就是我们的媒体现在常说的取消或放松监管。具体到金融领域，就是取消或放松政府对金融业的监管。其理论依据是，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为了自身利益，能够很好地保护自己股东的利益，无拘无束的、不受任何政府监管的金融市场会达到最高效率。
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罗斯福政府对金融业进行政府调控，建立了严格的监管制度：控制金融机构的数量；规定银行资金的流向、流量和使用范围；规定存款利率的上限，禁止高息揽储；建立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提高银行信用；加强美联储管理货币的职能和权力。80年代美国进行新自由主义的金融改革，对金融业进行非调控化（去管制化，解除监管）：利率逐步自由化，直至完全由市场供求决定；允许商业银行发放住房抵押贷款；提高存款保险额度，从4万美元提高到10万美元；取消对贷款利率的限制，允许自由浮动；取消货币管理机构对利率的控制；降低商业银行在美联储的准备金率。这些改革实质是逐步实行金融自由化。
可是，实践证明，无拘无束的、不受任何政府调控的金融市场没有达到最高效率，而只是让金融寡头和高管们获得了最高利润和最高酬金。在里根政府以及随后几届政府的金融自由化政策下，金融家为了获取尽可能高的利润，不顾后果地进行所谓金融创新和设计金融衍生产品。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一级市场的商业银行不怕任何风险，大胆发放次级信用住房抵押贷款，立即转手将次贷债务卖给二级市场经营次贷证券的金融公司。经营次贷证券的金融公司也不怕任何风险，经过打包，立即转手将次贷证券卖给国内外投资银行和其他投资者。坐享利润而不承担风险，对金融寡头和高管们来说是金融创新和金融衍生产品设计的最高理想原则。然而，正是这类金融创新和金融衍生产品设计在带来巨额利润的同时，给美国和全球带来了空前的巨大灾难。
金融领域实行非调控化（去管制化，解除监管），就是实行金融自由化。金融自由化的结果，大大加剧了金融经济领域的无政府状态，从而大大加剧了整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无政府状态。单个经济单位的组织性与整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无政府状态的矛盾因而更加激化。从实体经济领域来说，这一矛盾就是单个企业或公司生产的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的主要表现之一。因此，归根结底，金融自由化加剧了单个企业组织性与整个社会无政府状态的严重冲突，激化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爆发准备了条件。
金融自由化导致不受监管的金融衍生产品不断出新。金融投机家巴菲特在2003年就看出了金融衍生产品的危险，他说：“金融衍生产品是金融界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是，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这种具有大规模杀伤力的金融衍生产品不断出新却被美其名为“金融创新”。“金融创新”导致不受监管的金融业盲目地急速扩张，出现了持续近30年的历史上最大的金融泡沫。
根据新自由主义理论重建的美国金融体系是金融自由化的金融体系。美国政府还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包括通过国际经济组织的不合理的游戏规则，迫使各国开放金融市场，使金融自由化实现全球化。美国的金融霸权地位也由此达到了顶峰。
危机爆发后，西方学界、政界、商界和新闻界都有人不同程度地看出这场危机是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必然恶果。
西方学界现在有不少学者在批判新自由主义。例如，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希勒说：“放任自流的资本主义总能产生好结果的思想是危险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彻底粉碎了人们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的信仰。……上世纪里根政府提出了‘政府不能解决问题，政府本身才是问题’的口号，但现在‘只有政府才解决问题’。”（日本《读卖新闻》2009年1月3日）曾有“日本的萨克斯”之称的日本经济学家中谷岩对自己过去信奉新自由主义表示忏悔，他在新作《资本主义为什么自灭？》中坦言，过去相信资源配置应该尽可能交给“市场”，“国家”应该尽可能回避介入“市场”，政府的作用越小越好。“日本套用基于美国个人主义价值观形成的新自由主义思想推进改革，结果导致日本丧失优良传统和产业竞争力，日本社会开始分裂。”中谷岩忏悔的是，他自己过去过度相信“市场”，现在看来既愚蠢又危险。日本经济评论家内桥克人说：市场万能、竞争至上的新自由主义的必然结果是就业体系破坏，社会纽带断裂。（《人民日报》2009年3月23日）
西方政界现在有些政治家也批评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理念或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例如，英国首相布朗在2009年元旦发表的新年讲话中说：在历史书中，2008年很大程度上将以大规模的经济和金融危机而被记住，在这一年，“放肆的自由市场理念最终被抛弃”。（中新社伦敦2009年1月1日电）
西方商界现在也有人批评新自由主义的过分放松监管。例如，有“金融大鳄”之称的绍罗什也批评新自由主义的过分放松监管。他说：“过分放松监管是目前危机的根源。”（法新社华盛顿2008年11月13日电）
西方新闻媒体现在也在批评新自由主义，承认当前的危机“促使很多人质疑自由市场的原则”。一些西方媒体不仅认为新自由主义已经失败，而且认为新自由主义时代已告结束。英国《金融时报》说：“自由化时代也是金融危机格外频发的时代。在经济泡沫的蛊惑下，似乎所有人都失去了理智，金融家们的贪婪、普通投资者的盲目、监管者的松懈、政府的失察都表现得淋漓尽致。而所有这一切都蕴含着最终导致自由化时代灭亡的种子。”《泰晤士报》说：“世界各国讨好地对金融机构承诺尽可能减少限制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英国《泰晤士报》2008年9月20日）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新自由主义的坚定信奉者、政策制订者和执行者格林斯潘现在也承认有错了。危机爆发后，美国国会“为了确定监管体制中的哪些漏洞助长了如今殃及世界各国金融市场的危机”，于2008年10月23日举行听证会。推行新自由主义解除金融监管政策的责任人、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到国会作证。他承认，“过去错误地相信自由市场可以调节金融体系而无需政府加强监管”。在众议院监督和改革委员会的追问下，格林斯潘表示，自由市场理论“有缺陷”。还说，“我不知道漏洞有多大多深，但我对这个事实感到非常沮丧。”除了承认在金融衍生产品上自己有“局部错误”之外，格林斯潘承认了自己信奉无拘无束的自由市场经济的错误。他说：“我误以为，由于涉及其自身利益，组织机构、尤其是银行等部门最有能力保护自己的股东以及他们持有的股票”。议员追问：“换句话说，你发现自己的世界观和思想观念不正确、不管用。”格林斯潘回答：“的确如此。”他还说：“这正是我感到震惊的原因所在”。据报道，格林斯潘的发言稿上还有这样的话：银行自我调节能力的全面崩溃令他“万分震惊，感到难以置信”，“真不知道我们怎么能避免裁员和失业人数大增”。（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2008年10月23日）
但是，在新自由主义遭到广泛痛斥、一些新自由主义者在忏悔或不同程度地认错时，国内外仍有一些人在继续鼓吹新自由主义。
在美国，布什是一个坚持新自由主义的典型代表。在即将卸任时，布什在危机的沉重打击下，不得不说在监管方面必须进行“制度性改革”，但是他仍然在继续顽固地宣传美国式的“民主加自由”的新自由主义。布什说：“为避免这场危机卷土重来，我们在监管方面有必要进行制度性改革。与此同时，我们须维护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以及对自由市场、自由企业制度和自由贸易的承诺。”（美联社戴维营2008年10月18日电）
在国内，在这场危机爆发前，迷恋新自由主义的人通过多种方式主张在我国实行新自由主义。其中一例是，某报纸在论解放思想的名义下发表评论员文章，标题上就有“破除管制”的显赫大字。该评论说：“哪里有管制，哪里就没有自由”，提出今后30年的主要任务就是破除管制（即解除监管），回归自由。在这场危机爆发后，曾经迷恋于新自由主义的人在分化，一些人在反思，一些人集体失语或保持缄默，但仍有少数人在继续公开宣传自由市场经济，宣传新自由主义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正如一位学者所批评的：“令人可笑的是，国内却有那么一些食洋不化、对新自由主义顶礼膜拜的先生或女士们，……仍在喋喋不休地援引着所谓的‘市场化’原则和精神，叫嚷着政府不应该过问和干预”。（《社会科学报》2008年11月13日）
现在，西方国家在危机中进行政府救助本身就是对新自由主义的否定。美国政府的“救助行动……破坏了华盛顿为世界开出的自由市场处方”。（英国《金融时报》2008年9月29日）新自由主义主张政府角色最小化，现在西方国家都在加强政府角色的作用；新自由主义主张私有化，现在一些西方国家在对若干大银行、大公司实行国有化、再国有化或部分国有化，至少是暂时国有化；新自由主义主张自由化和解除监管，现在西方国家都在恢复和加强监管。简言之，为了摆脱危机，西方国家正在对新自由主义反其道而行之。
长期以来，美国不仅在自己国内推行新自由主义，而且把新自由主义强加于人，强制地要求其他国家也实行新自由主义。布什政府财政部长保尔森直到2008年10月21日，即美国不仅已经深陷金融危机而且已经陷入经济危机的时候，并且他自己即将下台的时候，还在敦促中国实行金融自由化的改革。但是，当前的危机使美国政府强求别国实行新自由主义遇到了困难。英国《金融时报》说：“华尔街很难再绷着脸说，亚洲政府应当停止干预经济、把工作交给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去完成。”（英国《金融时报》2008年9月30日）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也说：“一直以来美国总是对别国的经济政策指手画脚，但现在再想这么干怕是不行了。”
当前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爆发，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彻底失败。新自由主义从一种思潮成为系统的政策始于英国撒切尔政府。从1979年撒切尔在英国开始全面推行新自由主义到2009年，正好30年。英国《金融时报》为此发表《撒切尔时代的终结》一文，说：随着本周末迎来铁娘子撒切尔入住唐宁街10号30周年的日子，许多英国公众认为，撒切尔主义“30年的实验彻底失败了”。（《金融时报》2009年4月28日）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商务部一位高级官员也说，“世界正处于一个分水岭。这是……里根—撒切尔主义的终结，‘把它交给市场，政府管得越少越好’。那已经结束了——画上了句号。”（英国《金融时报》2008年9月29日文章）（未完待续）
（本文是的系列文章《当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观察和思考》的第三篇）
当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根源（续）
《中华魂》2009年第9期
2009年09月08日 13:26
三、美国主导的金融全球化和经济全球化，是美国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迅速蔓延为全球性金融危机和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决定性条件
人们常问：是什么机制使美国的次贷危机迅速蔓延成全球性金融危机和全球性经济危机？
为了认清这一问题，不妨首先回顾一下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的亚洲金融危机。现在回顾那场危机，至少有两个问题值得留意。第一，为什么东南亚金融危机会首先在出现经济“奇迹”的泰国爆发？第二，为什么随后的亚洲金融危机没有蔓延到中国和印度？
东南亚金融危机始于泰国。泰国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危机爆发前，经济高速增长，平均年增长率8%，被誉为“泰国奇迹”。高增长率以及廉价劳动力和廉价土地吸引来大量外资。外资主要进入并控制泰国房地产市场和证券市场。房地产市场和证券市场不断升温，出现房地产市场泡沫和证券市场泡沫。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中，在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施加的市场化、经济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压力下，泰国过早地和过度地开放金融市场，撤除了所有自我保护的屏障。加之泰国金融体系内外腐败严重，导致贷款猛增，银行呆账、坏账十分严重。金融市场一出现不稳，外资就纷纷撤出，结果爆发了金融危机。泰国金融危机很快蔓延成东南亚金融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又很快蔓延成亚洲金融危机。除了东南亚国家，日本、韩国、俄罗斯也都发生了金融危机。关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美国财政部和国际基金组织竭力为自己开脱，宣称危机只是这些国家金融透明度不足和裙带关系严重的结果。熟悉内情的斯蒂格利茨不同意这一说法，他说：“这场危机很大程度上是（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推动的过度市场化的结果。”（《大西洋月刊》2002年第10期）当时西方国家纷纷预言，中国肯定会卷入这场地毯式的金融危机。可是，事实与西方国家的预测相反，中国没有卷入亚洲金融危机。不仅中国，印度也没有卷入亚洲金融危机。西方国家事后认为，这是由于中国和印度当时融入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程度还不够深。
印度没有卷入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可是在当前这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中，印度却没能逃脱危机的巨大冲击。为什么？日本《经济学人》的一篇文章提供了答案：“直接原因是近年来印度实施的资本流动自由化政策。”（《经济学人》2008年11月11日）资本流动自由化正是美国主导的金融全球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与20世纪90年代东南亚金融危机和随后的亚洲金融危机不同，在当前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中，没有卷入危机的国家相当之少。当然也有例外，缅甸就是一个。由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多年对缅甸实行经济孤立和制裁，缅甸成为全球化的“弃儿”。这次却“因祸得福”，幸免于当前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是美国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迅速蔓延成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决定性条件。过去，美国发生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不会迅速蔓延到全世界。即使在发达国家中，也不是每次危机都具有同时性。现在，由于美国主导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美国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就会迅速蔓延成全球性金融危机和全球性经济危机。美国《纽约时报》承认：“全球化……使美国把自己的有害抵押贷款传染给世界。”（《纽约时报》2008年10月19日）
全球化一词出现的年代并不长。然而，全球化现象或全球化趋势的出现则是很早的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描述了当时的全球化趋势：“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时代的经济全球化。
当前的现实的全球化是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是历史上早已存在的全球化过程的继续和发展。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全球化的性质表现为三个从属关系：“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同上，第277页）在当代，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的性质也表现为三个从属关系：使发展中国家从属于发达国家，使前社会主义国家通过演变从属于资本主义体系，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过去，当加拿大经济由于与美国经济联系过于紧密因而很容易被美国经济病症传染时，人们常用的一句话是：“美国一打喷嚏，加拿大就感冒。”后来，随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与美国经济联系紧密的国家日益增多，因而有更多国家很容易被美国经济病症传染，这时人们常用的那句话就改为：“美国一打喷嚏，很多国家就感冒。”现在，当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几乎遍及全世界时，人们常用的那句话又改成：“美国一打喷嚏，全世界就感冒。”当前，由于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流感病源地美国通过金融全球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传染途径，使世界多数国家和地区都传染上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这场全球性大流感。
这次危机爆发后，《纽约时报》用一个新比喻来说明美国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对其他国家和经济的影响：“在这样一个世界，美国连在床上挠挠耳朵都得想想对其他国家和经济的影响，更不用说翻身了。”（《纽约时报》2008年10月19日）
以上这些比喻，实际上意味着两点：第一，美国金融瘟疫和经济瘟疫极具传染性。在全球化的大潮中融入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国家，由于被迫或主动拆除了防火墙，失去了免疫力，因而很容易被美国的金融瘟疫和经济瘟疫所迅速传染；第二，不同经济体的经济健康状况和金融健康状况存在很大差异。越是“体弱多病”的经济体，就越是容易被美国金融瘟疫和经济瘟疫传染，而且病情就会越是严重，损失就会越是巨大。也就是说，美国经济体的病症传染给“体弱多病”的经济体时，会对后者产生一种非常有害的放大效应。在这个意义上，“美国一打喷嚏，全世界就感冒”，“美国连在床上挠挠耳朵都得想想对其他国家和经济的影响”一类形象化比喻，并非没有根据。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在这场危机中蒙受的损失远大于美国蒙受的损失。亚洲开发银行统计，在这场金融危机中，不包括日本的亚洲国家损失的金融资产比美国和欧洲损失的金融资产高出65%。世界银行承认，在这场危机中，穷国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
应当区分当前的现实的全球化和未来的理想的全球化。未来的理想的全球化是社会主义全球化和共产主义全球化。当前的现实的全球化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这种全球化的规则是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通过它所控制的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定的，其实质是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全球化。
西方一些媒体对全球化的实质并不都加以掩饰。例如，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发表《全球殖民主义》一文，把当前的全球化与全球殖民主义联系在一起，说：全球化“是规则制定者的全球化，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这两面旗帜掩盖了……将产生灾难性后果的新殖民主义。”（《人民日报》2002年7月21日）美国《耶鲁全球化》在线杂志的文章说：“在很多发展中经济体和第三世界国家，……每个国家都被迫服从命令，接受美国自由贸易的全球标准，包括公共机构的私有化。”又说：“全球化需要自由市场的统一，需要输出一些超现代的美国银行体系概念，对冲基金、不可靠的企业债务评级公司、虚假的抵押体系以及‘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的流动公司已经占领了全世界。”（《耶鲁全球化》在线杂志2008年10月7日）
西方一些媒体对全球化的利弊也能作出比较接近事实的分析。例如，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说：全球化除了有利影响，还有一系列不利影响，包括“侵犯国家主权”、“侵蚀当地文化和传统”、“威胁经济和社会稳定”等。（《国际先驱论坛报》2000年1月4日）
与媒体不同，西方政治家谈全球化往往只讲利而不讲弊，只讲全球化“大船上”所有人都平等，都利益一致，而不讲他们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平等和利益冲突。有典型意义的是欧盟主席巴罗佐的讲话：“我们同在一条船上，要么一起畅游，要么一起淹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研究了中国成语“同舟共济”的含义之后，也用“同舟共济”这一中国成语表示西方现在常说的“我们都在一条船上，要么一起沉没，要么一起获救”的观点。但是，同是美国国务卿，离任多年的基辛格就比较直率地说：“全球化对美国是好事，对其他国家是坏事……因为它加深了贫富之间的鸿沟。”（《新德意志报》2000年7月22日）
当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爆发后，西方一些经济学家、经济活动家和媒体不同程度地看出了全球化与这场危机的联系，并认为这种全球化已经或正在崩溃。克鲁格曼说：“金融全球化的风险超出了我们的意料。”（《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和2008年经济危机》，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第180页）绍罗什认为：“从根本上说，全球化和放松管制的模式已经崩溃，正是这一点导致了此次金融危机的发生。”（美国《新闻周刊》2008年10月13日一期文章）《今日美国报》说：“持续近20年的金融全球化时期已突然停止。”《泰晤士报》说：“最重要的是，无政府状态的全球化时代也结束了。”（英国《泰晤士报》2008年9月20日）
舆论提出应当用经济多样性取代经济全球化。例如，《耶路全球化》在线杂志说：“资本主义当前的自由统治及其所有社会结构的全球化适应性已经走向末路。正如我们在生态学中倡导生物多样性一样，经济领域同样需要经济多样性。”（《耶鲁全球化》在线杂志2008年10月7日）
这场危机会唤醒人们重新认识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并要求改变美国的主导作用。经过这场危机，美国对全球化的主导作用有可能逐步减弱。但是，如果全球化真的变得不符合美国利益，美国就会起来反对全球化。德国《明镜周刊》网络版最近发表题为《布什，全球化的反对者》的文章对此作了估计，说：“如果全球化的规则不是由华盛顿确定的话，它将拒绝任何形式的全球化。”
四、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永恒伴侣
当前这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爆发以来，西方一些政治家在设法安抚人心：可以找到根治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特效药方，不仅能够治愈这场大病，而且能够使这类病不会复发。
2008年10月22日，美国布什总统的白宫发言人佩里诺发布预告：20国集团峰会将讨论目前的危机，“确保类似危机不再发生”。
2009年6月17日，美国奥巴马总统公布金融监管体系“白皮书”。他说，改革目的是要全面修复美国现有金融监管体系，“防止类似当前危机的再度发生。”（《人民日报》记者华盛顿2009年6月17日电）
真能确保类似危机不再发生吗？真能防止类似当前危机的再度发生吗？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来说，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来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是可治之症，还是不治之症？
科学的危机理论、资本主义的危机历史和当前的危机现实都证明，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永恒伴侣，只要存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就必定会发生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没有任何一种理论和政策可以“确保类似危机不再发生”，也不可能找到任何一种新的理论和政策可以“防止类似当前危机的再度发生”。原因是，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是根深蒂固的制度性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所固有的危机，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所固有的危机。
有可能改变的是危机的具体形式、持续时间、深度、广度和破坏程度，不可能改变的是危机的周期性爆发。因此，确保类似危机不再发生、防止类似当前危机的再度发生之类的说法，只是幻想，没有任何科学根据。
当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爆发后，人们多次看到西方国家媒体关于马克思再次受到西方青睐的报道。例如，美国《外交政策》报道说，德国一家出版社的《资本论》销售量从2007年的一百多部猛升到2008年的上万部；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说，马克思的著作重新成为畅销书；英国媒体报道说，众多专家学者、青年学生和工会领袖2008年12月10日聚集在伦敦市中心“马克思纪念图书馆”，出现了“热情对待马克思的场面”；德国《汉堡晚报》惊呼，马克思的魅力无穷，就连德国财政部长也开始阅读《资本论》，类似的报道还有，法国总统手捧《资本论》，刻苦钻研；路透社报道说，“马克思精神遗产复活了”，类似的报道还有，西方“重新发现马克思”，“马克思回来了”，等等。这些报道表明，一方面，在当前的危机中，西方国家很多人对资本主义制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深感失望和怀疑；另一方面，在当前的危机中，西方国家很多人对马克思及其著作重新发生兴趣，他们在从马克思那里寻找关于危机的正确答案和科学说明。
马克思对他那个时代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做过大量的论述和分析。例如，1856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马克思仅在9月下旬到11月下旬不到两个月时间里，就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欧洲的经济危机》、《欧洲的金融危机》、《欧洲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欧洲的金融危机——货币流通史片段》、《法国的经济危机》和《欧洲的危机》六篇文章。马克思根据金融危机和整个经济形势预见到经济危机日益临近，加紧研究经济理论，包括加紧研究危机理论。1857年11月—1858年2月，马克思又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一八四四年的英格兰银行法和英国的金融危机》、《英国的贸易动荡》、《英国的贸易危机》、《欧洲的金融危机》、《欧洲的危机》、《法国的危机》、《英国的贸易》、《法国的经济危机》八篇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文章。更重要的是，马克思撰写了巨幅宏篇的经济学手稿，其中包括危机理论手稿。马克思给后人留下了十分丰富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理论遗产。
当人们现在读到马克思关于“目前金融危机……预示着它会有更残酷、更有害的结局。危机拖得越久，后果也就越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87页）的论述时，当人们现在看到马克思关于金融危机即将发展成为经济危机的预想时，当人们现在重新发现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的根源所作的全面而深刻的分析和阐述时，就好像是马克思在一个半世纪之前已经对今天这场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作了科学的预言和科学的分析。这是马克思当前在西方再次受到青睐的重要原因。
用马克思的观点来分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人们可以看到，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各种矛盾中，基本矛盾是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这种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的这个基本矛盾表现为个别企业或公司的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经济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表现为市场经济中生产盲目扩大的趋势与广大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历史和现实证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的分析是正确的、科学的。
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来分析当前的危机，人们可以看到，在美国房地产市场中，住房供给在盲目扩大，广大劳动群众虽然迫切需要栖身之地，但是很多人买不起住房。他们的这种需要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也不是西方经济学所说的有效需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根本不认广大劳动群众的需要，而只认有支付能力的需求。
供给盲目扩大的趋势与广大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不仅存在于美国房地产市场，同样存在于美国实体经济的一系列市场。房地产市场潜在的生产过剩危机，同样是实体经济中一系列市场潜在的生产过剩危机。然而在一段时间内，美国潜在的实体经济全面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并没有立即爆发。这种暂时现象蒙蔽了一些人的眼睛，因而轻信新自由主义关于经济危机和经济周期已被解决的谎言，误以为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已经过时。
美国实体经济全面生产过剩经济危机暂时没有爆发的原因是，追逐利润最大化的金融“创新”制造了暂时的虚假需求：次级信用住房抵押贷款及其证券化制造了房地产市场暂时的虚假需求，这种虚假需求在一段时间内维持了房地产市场的虚假繁荣。房地产市场的虚假繁荣引起房价连续上涨，从而引起用抵押贷款购买的住房净值上升。住房净值抵押贷款的发放，又进一步吹大了需求泡沫，带动了其他市场的暂时的虚假繁荣。同样，汽车市场的抵押贷款制造的虚假需求，暂时维持了汽车市场的虚假繁荣；信用卡发放条件的放宽制造的虚假需求，暂时维持了许多消费品市场暂时的虚假繁荣；等等。这片虚假繁荣暂时推迟了普遍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爆发。
但是，虚假需求决不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虚假需求决不是有效需求。它只能暂时缓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生产盲目扩大趋势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而绝对不可能消除这一矛盾。相反，矛盾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积聚和积累之后，会以更加猛烈的形式爆发。事实正是如此。次贷证券市场泡沫破裂，股票市场泡沫破裂，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汽车市场泡沫破裂，直至一系列市场泡沫破裂。次贷危机迅速发展为信贷危机，信贷危机迅速发展为银行危机，银行危机迅速发展为金融危机，金融危机迅速发展为经济危机。事实证明，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是唯一正确的和科学的经济危机理论。
前面说过，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是新自由主义的必然恶果。能否因此推论说，用凯恩斯主义或新凯恩斯主义取代新自由主义，用国家干预主义取代经济自由主义，就能挽救资本主义？就能确保资本主义不再发生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答案完全是否定的。
这里需要弄清楚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作用。
新自由主义迷信市场调节，反对政府调节。新自由主义付诸实践的结果，大大加剧了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和破坏性。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政策加剧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两极分化和阶级对立，加剧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新自由主义的非调控化（去管制化、解除监管），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自由化（利率自由化，汇率自由化，贸易自由化）政策，加剧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无政府状态。总之，新自由主义全面激化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表现的各种矛盾，最终导致了当前这场严重危机的爆发。
凯恩斯主义的政府调节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减轻市场调节的盲目性以及由此导致市场调节的破坏性。在一个经济周期中，在危机爆发前，凯恩斯主义的政府调节有可能暂时推迟危机的到来；在危机期间，凯恩斯主义的政府调节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危机的破坏程度，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缩短从危机到复苏的过程。但是，它决不可能熨平经济周期，决不可能终止危机的周期爆发。最根本的问题是，凯恩斯主义或其他形式的国家干预主义都不可能消除导致危机必然爆发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
总之，危机的根源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危机，因而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不可离异的终身伴侣。只有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取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只有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才有可能从根本上预防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只有那时，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才会随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终结而终结。 （续 完）
（本文是的系列文章《当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观察和思考》的第三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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