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和丸”在下沉……，向左还是向右？
集体资本主义的破产与自民党政权的崩溃
陈励志 [email protected]
由于民主党在东京都等地议会选举中的大胜，7月21日日本首相麻生太郎被迫宣布正式解散众议院，8月31日进行大选。经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长达10多年的经济停滞之后，日本经济尚未完全恢复又重新陷入了自二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之中。而与此同时，自二战后统治日本政坛长达半世纪之久的自民党体系也行将垮台。日本，何去何从？
10年痛苦之后的总崩溃
自20世纪90年代到 21世纪初的日本经济停滞期曾被称为“失去的十年”，长达数年的GDP增长停滞、零利率、数百万人失业和每年超过3万人自杀。当2003、2004年日本经济刚开始出现恢复的曙光未久，2008年中期开始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再次给日本经济以沉重的打击。危机初起，曾经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日本在经历了相关金融改革之后，银行体系拥有充足的现金流可以帮助全球经济摆脱金融危机，但与之相反的现实却是日本经济自身随同全球危机的发展正在快速下沉。
尽管日本银行（央行）总裁白川方明于5月22日在金融政策会议后举行记者会上称日本国内经济形势“处于悬崖边缘的状态已经过去”；日本财务省也赶在大选前也向上调整今年第二季度的经济预期，希望以此来鼓励选民。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7月15日公布的对日本的年度经济审查报告预测09年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将继续下跌6%创历史新低。野村证券金融经济研究所等日本八大民间智库对日本2009年度实际GDP增长率的平均预测值为-3.9%。
其他数据也显示日本经济并未得到根本好转。今年一季度日本经济与去年第四季度相比下降15.2%，下滑幅度之深创二战后的纪录。日本零售业连续10个月下滑，日本连锁店协会7月22日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日本全国各超市的总销售额为10876亿日元（约合110亿美元），销售额比上年同月减少2.0%。日本六大银行集团(三菱日联、瑞穗、三井住友、理索纳、住友信托与中央三井信托)与10大寿险公司2008年共亏损近3.9万亿日元（约合390亿美元）。上半年，日本八个主要汽车生产厂商的产量跌幅均创历史新高，其中丰田集团2008财政年度净亏损达到4369亿日元（约合44亿美元），是1938年之后，71年来首次出现亏损。日本九大电器公司除去三菱电机以外的8家公司均为亏损，净亏损总额达到2.22万亿日元（约合222亿美元），也创下了新的历史记录。所有指标都直逼十年萧条期最严重时的状况。
众多著名的日本全球型跨国企业面临数十年未见的亏损，而它们几乎都实行或计划实行同一策略：裁员。索尼、NEC、东芝等大牌公司在过去的一年中都裁员达1-2万人，根据5月份路透社调查显示，有4成制造企业在今年将继续裁减正式员工。尽管日本总务省7月31日公布的6月份完全失业率（季节调整值）为5.4%， 但日本早稻田大学学者野口悠纪雄却认为，日本的实际失业率高达9%，完全失业人数达347万，濒临失业者还有233万人。
由此带来的是日本劳动大众和青年的民生日益艰难与痛苦。自杀率不断提高，今年日本上半年自杀人数超过17000人（日本的自杀率在发达国家中一直居前，平均每10万人有24人自杀，是美国的2倍多）。自上世纪经济停滞期以来，日本众多新近毕业的年轻人无法取得正式的会社工作，而不得不接受临时的派遣工作，这些工作往往缺少保障和养老金，而且收入远较正式工作人员低。据《金融时报》的报道，目前日本就业人口中超过三分之一是临时派遣工，而据厚生省的调查估计从去年10月起失去工作、或预计到今年9月将失业的非正式员工总计达约23万人。至今年6月份日本25岁及以上年轻人中，NEET族（not in education，employment or training——不读书，不工作，也不接受培训）的“三无”人员人数增至38万。在一项最近就业问题的民意调查中显示青年一代对未来的绝望，日本中学生认为当陪酒小姐甚至比当公务员或护士更有前途。日本已经在经合组织成员国（OECD）30个国家的贫富分化最严重排行榜中名列第四，而仅在十多年前日本还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之一。
所有这些情况在20年前的日本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上世纪80年代经济快速发展期，日本一直宣扬其特有的“集体资本主义”（Collective Capitalism）模式，此模式也同样适用于韩国和新加坡等国，并为中国当局进行资本主义“改革开放”时尽力摹仿。这是不同于英美等国完全自由主义化的资本主义运作模式。它极为重视长期的合作关系，所有的大企业与公司间都采用互换股份和互相派遣董事的方式实现“股份连锁所有制”模式（pattern of interlocking share ownership）。据统计，东京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中，互相持有交叉股权的系列公司（keiretsu）占整个市场的70%左右。通常关联企业会以1、2家银行金融机构加1、2家综合性商社为核心，以几家重要的关键性制造企业为骨干，然后网络数百家的中小公司羽翼其下，组成一个相互关联，互为补充而又对外封闭的企业网络。这种稳定的所有权形式为日本企业提供了充足的资本，使之能够采取长期投资战略，而不是着眼于短期或中期的收益。
许多世界知名的日本跨国型企业其实都伺身于这一商业模式之中。譬如，赫赫有名的索尼、东芝、丰田、松下和NEC等跨国制造企业都是围绕着三井—住友金融集团、三井物产与住友商事两个综合性贸易公司而进行运作。同时，三井住友集团通过事实上控制控制澳大利亚的力拓集团和巴西的淡水谷集团，再由下属的世界的新日铁公司与力拓和淡水谷两公司进行年度谈判而控制着全球铁矿石的定价权。并且三井财团还控制着日本四大主流报纸之一的《日本经济新闻》（Nihon Keizai Shimbun，也同时是日经指数(Nikkei Index)的发布者），《日本经济新闻》的前身就是三井财团的内部经济刊物《中外物价新闻》，《日本经济新闻》同时还控制着东京电视台，日经NBC和日经电台（Nikkei Radio）等其他重要媒体。
日本资产阶级政府一贯积极介入整体的产业规划、技术发展和市场培养，并为国内的资本集团提供市场保护排除外国资本；通过通产省对政策导向、物价管制、技术导入许可和产业选址等许多方面进行指导，直到本国企业具备一定实力之后再进行市场自由化。虽然由于这一问题，日本与欧美一直存有贸易争议，并导致日美贸易战；在金融危机后，日本政府不得不适度掩盖其对经济的干预，但干预和引导本身却从未停止过。日本的汽车、造船、电脑、平板电视与DVD等产业的发展与成熟都与此有密切相关，而且这一经验也成为东亚其他儒教文化圈的国家韩国、新加坡和中国所效仿。正如美国东亚问题专家厄扎拉•沃格尔（Ezra Vogel）在他80年代的书籍《日本第一》（Japan as number One）中所描述的，在日本经济成长中最大的功臣是通商产业省。通商产业省极其热心地看护着日本的产业界，以至于有人给她起了个外号‘教育妈妈’。日本政府的行为在促进日本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战后在集体主义的影响下，长期执政的自民党政府为维持资本主义制度、麻痹工人阶级和确保自身的统治，而长期采用递增课税制度和各种社会保障制度，大范围地参与到社会收入形成和收入分配的过程中。直到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高层管理者与普通工人间的收入差距不超过10倍，许多日本人认为当时的日本是“一亿总中产”（日本目前总人口约为1亿3千万）的全民平等社会。与此同时，日本80%的劳动力从事的都是永久性正式工作，大多人一生只会在一家会社（kaishia）服务而不更换工作（终身雇佣），并且通过按部就班的等级化升迁体系确保收入增加（年功序列制）。企业本身构成了日本社会生活的组织核心，资本家和政府利用传统的儒教和武士道文化弱化工人斗志和诱导工人无条件忠诚、奉献和服从公司，作为回报工人将获得终身雇用、养老金、社会保障等。并通过专属的工联主义的企业内工会，将工人斗争限制在单一经济层面与固化的劳资妥协的框架之内，虽然这些工会具有庞大的会员人数，却毫无真正的斗争意识。同时，企业特别重视建立团队精神和团队认同，抹杀个人的特异性；相对较小的收入差异也支持了这种精神的认同。
通过这一系列方法，大多数工人阶级无论在组织上还是在政治意识上都被抹杀了个人的独立意识，并延续着个人对“命运共同体”企业的集体服从。这种以封建式权威主义为框架的资本主义运作方式渗透到了日本经济和政治的各个层面，并导致即使在面对上世纪90年代的长期的经济衰退，日本工人阶级和普通群众仍然在政治上处于失能状态，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群众性运动和底层政治力量。但是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衰退和如今更为深重的经济危机，已经使这一制度遍受打击和摇摇欲坠。
大规模的裁员、临时派遣工的大规模出现和自杀率的升高彻底戳破了“工人与企业命运共同体”与“一亿总中产社会”的神话，日本民众发出了“一亿总下流”的感叹，这些痛苦的现实唤醒了群众尤其是青年人希望改变的愿望，不过这种政治愿望是如此混淆而自相矛盾，所以导致日本左右翼激进化的同步发展。真正由群众通过自发性运动与明确诉求提出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现行资本主义秩序的目标还需要加以时日。
“政权交代”与“世袭政治”
8月31日 即将进行的议会总选举无疑是目前日本政局的重头戏，但是否能因此带来真正的“转变”？答案显然不容乐观。
虽然出现“西松建设献金丑闻”，民主党被迫更换党首为鸠山由纪夫，但仍很有可能大比分击败自民党掌握政权。7月上旬举行的地方选举中，民主党之风横扫。在首都东京都议会选举中，民主党的议席从35席上升到54席，而自民党则从48席锐减到38席。在其他大县（相当于中国的省或者美国的州）如名古屋、琦玉、千叶和静冈等地的地方市长和知事选举民主党候选人也纷纷将自民党候选人打败。根据7月19日共同社的民意调查显示，民主党在比例代表选举中的支持率以36.2%遥遥领先于自民党的15.6%。
但无论是目前执政的自公联盟（自民党与公民党）还是最大的反对党民主党事实上都是完全执行新自由主义路线的政党。从21世纪初起，自民党内的追随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力量小泉与竹中派宣扬经济新自由主义、社会极端民族主义和外交上“随美主义”，企图将日本原有的集体资本主义体系彻底解体，而实现全面的市场自由竞争，但前首相小泉所着力的“邮政私有化”已经步履蹒跚，而且就在这一阶段日本的非正规雇佣人员从1997年到2007年增加了580万人；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的“构造改革”路线在全球性经济危机面前已然彻底破产。
而所谓要实现“政权交代”与“日本重造”的反对党民主党其实与自民党在政治和经济理念上并无什么两样，除了重复着美国民主党奥巴马“改变”(CHANGE)的口号，在经济危机面前也拿不出什么真正的对策。两党纲领对造成日本经济困难劳动群众贫穷的根源资本主义完全没有任何触动而是力求完善而已。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无论台前党派选举“表演”如何激烈，事实上日本政坛的“世袭政治”的格局没有发生任何根本改变。自明治维新后，日本的财阀与武士阶层就形成了由少数经济财阀家族和政治官僚家族把持政纲的局面；虽然历经二战战败、美国控制与宪法修改，但由于没有土地改革和美帝国主义出于反共目的的纵容，所以这一政治体制从来没有遭到根本性的触及与转变，而这同样也成为培植日本极右翼政治势力的土壤。
譬如，目前代表自民党竞选下任首相的现自民党党首和现任首相麻生太郎和代表民主党竞选的鸠山由纪夫都来源于日本著名的“四大公卿家族”（麻生、小泉、鸠山和安倍）中的麻生家族与鸠山家族。而且鸠山家族本身也来自于自民党中，鸠山由纪夫的祖父鸠山一郎是自民党及自民党的前身自由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曾担任上世纪50年代的日本首相。其弟鸠山邦夫虽曾在90年代于鸠山由纪夫一起离开自民党创立新党；但之后又回到自民党内，出任干事长和麻生内阁的总务大臣，6月中旬刚辞去总务大臣，可能会加入民主党协助其兄长。而自民党在选举前就拒绝对选举世袭制度的改革，为保证跨越3代持续101年的小泉世家能继续握有众议院席位，自民党内部强行指定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次子小泉进次为众议院神奈川11区的候选人，前首相小泉纯一郎还大言不惭地对选民说：“请原谅我爱子心切。”
在这种盘根错节的“家族政治”的现实统治下，所谓的“政权交代”不过是一场换汤不换药的把戏而已。而根本性的问题是在于：由于集体资本主义的经济运作与世袭政治垄断的格局，所以日本政坛目前缺乏真正意义上的能够代表群众性左翼从而突破资产阶级家族政党政治的政治力量。这与在经济危机面前群众中日渐激进的政治意识转变发生了明显脱节，也是导致10多年来，无论是在经济停滞的“失去十年”中，还是深重的经济危机面前，日本仍然没有出现大规模群众性社会运动的根本原因。
新的左翼选择与民众的激进化
日本现有的左翼力量由于诸多原因而无法真正领导与代表日本的工人阶级和普通群众进行斗争。日本现有的所谓“主流左翼”，包括日本共产党与社民党深受美国自由民主主义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与欧洲强调“小政府”、“由政府向民间放权”等右派有相通之处，更多强调自由而非平等；而且由于一再的机会主义转型与放弃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主动放弃群众基础，压缩生存空间，所以它们与主流的自民党和民主党的区别也日渐缩小。
被称为日本政坛“主流左翼政党”的日本共产党（以下简称：日共）在当前的经济与政治危机中收益不小。从2008年中期起，拥有26000个支部与40多万党员的日共每月招募新党员均超过1000人，其中三分之一以上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其机关报《赤旗报》的订阅量也首次突破230万，还恢复了自20世纪90年代停止的在大学中的日常性公开宣传。目前日共在参众两院拥有16个席位，10名地方首长和4000多名市镇议员，并在民意调查中已经替代执政联盟中的公民党成为日本第三大党。日共在本次总选举中提出了“中胜”的目标。
但纵观历史，成立于1922年的日共自二战后就一直是执行改良主义的右倾化政党，并在20世纪80年代的党内分裂后，成为了类似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专门关注议会竞选的政党。2004年修改党纲后，更是强调现阶段实现“具有保护国民生活法规的经济社会（即有规则的资本主义）”，确保民主主义与进步主义，从而彻底放弃社会主义的目标。在今年6月为准备选举而召开的日共第8次中央委员会干部会中日共委员长志位和夫明确说道：“我们对财界和大企业的立场既不是‘打倒大企业’也不是‘敌视大企业’”。由于在东京都议会选举中失利，日共议席从13席降到了8席；所以日共一改过去不与主流政党合作的姿态，公开表态只要在维护“非战宪法”等政策能达成共识，日共愿意作为“建设性在野党”与民主党积极合作。
此外，日本国内现存的其他左翼势力或是与日共一样早已蜕变为改良主义政党，或是力量太过弱小而无法表达（金钱民主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如本来在日本政坛曾经有相当影响力的的社会党，上世纪90年代分裂之后元气大伤。当时社会党的右翼力量大都加入了如今的民主党中，而残留的社会民主党却死抱着早已堕落失能的“欧洲的社会民主义”进退失据，变成了一个没有选民基础的无足轻重的小党。
日本政治力量的整体右倾和保守与日本群众中现实政治意识的日益激进化造成了鲜明差别，从而使得事实上与主流右翼政党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之差的日本共产党竟然成为日本选民唯一“可供选择的左翼选择”。但即使如此，在一切为“政权交代”的民主党宣传下，作为相对不那么邪恶的民主党也吸引走了大量日共的选民，所以日共是在本次总选举中能有多少斩获也是实在值得疑问。
其他以草根形式体现的群众性运动仍然处在自发的、松散的和孤立的状态之下，虽然可以注意到日本各地青年中出现了一些自组的行动委员会，利用网络、手机等手段进行联系和动员，并也组织集会和抗议等。但这些运动无论从规模、组织和纲领上仍然是非常弱小和不成熟的。这些活动的参与者大都对于目前建制内的政党抱有幻想，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产党都成为一部分年轻人心中的“改变者”。这就造成了这些本来自主性的青年和群众运动很容易为主流大党收编而成为其进行选举的工具。
同时，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假如日本的左翼力量和工人运动不能尽快整合、组织和发展，由于缺乏有组织的左翼力量的存在和日本传统政治中极右翼的影响；随着经济危机的深化，日本青年与工人由失望而绝望，下一阶段的日本既有的或者新兴的极端民族主义、排外主义乃至军国主义的极右翼政治势力完全可能得以巨大的发展，那将给日本乃至亚洲的政治局势带来难以估量的负面效应。
综上所述，这就为日本和国际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者提出一系列关键而重要的问题：即如何在日本目前的经济与政治形势下寻找左翼力量的突破口，如何发展真正意义上的由底层工人阶级和群众为主导自下而上民主控制的明确具有社会主义纲领的运动，如何将反对市场经济专制、反对新自由主义和反对资本主义制度与反对极右翼势力、实现环境保护、争取就业保障等运动相结合，如何使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以更先进的形式挑战资本主义统治秩序实现工人阶级的解放。也就是说，日本的工人阶级和左翼力量如何能尽快建立一个群众性的工人政党成为了当务之急。
东京街头的无家可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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