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国际经济体系的战略选择：改革还是重构？
黄树东
共和国的六十年，是光辉灿烂的六十年，是中华民族崛起的六十年，是挑战和选择的六十年。在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尚未尘埃落定的今天，中国面临对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重新选择的战略机遇。是介入还是改革？是改革还是重构？这是近期中国反危机和中长远发展中必须回答的问题。在新自由主义盛行了几十年的语言范式里，这是一个非常艰难和不同寻常的选择。然而，这不是一个形而上的书本问题，而是一个关系中国经济独立自主，中华民族崛起的战略问题。无论这种选择有多么艰难，从中国的国家利益出发，中国必须选择重构。因为，那个被新自由主义美化和神话了的全球化体系，对超级大国和国际资本而言，是统治世界的方式；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一条通向“新殖民主义”道路，一条通向奴役之路。中国必须拒绝这条道路。
我们在由人大出版的《选择和崛起：国家博弈下的中国危局》一书中，从多个侧面回答了这个问题。现在摘录其中一章的一部分。
《选择和崛起：国家博弈下的中国危局》
第四章 另类“一体化”—通向新殖民主义的道路（节选）
目录
第一节资本技术体制--三位一体的专政
第二节全球化下的经济安全
第三节被肢解的经济主权
第四节 丛林里的自由法则
第五节 “程序控制”--对多数的统治
第六节 制度寻租的“铁三角”
第七节是“普世价值”还是“新殖民主义”
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里，一体化是一种古老的现象。古希腊统治时期在近东和地中海地区的一体化；古罗马在欧洲，中亚，北非，和中东的一体化；奥斯曼帝国时期在自己统治范围内的一体化；中华帝国在儒家文化圈里的一体化；前苏联在东欧的一体化，等等构成了人类一体化历史的画卷。与历史上过往的一体化不一样的是，全球化是资本对世界的统治，是对经济实行全方位开放、自由放任、私有化。古罗马和奥斯曼依靠的剑与火，全球化依靠的是资本和市场。人类在探索自己未来的思想隧道里，产生过劳动者的关于世界大同的理想；全球化则是资本的关于世界大同的理想。全球化作为资本的诉求，作为一种经济战争，它追求的是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统治，尤其是金融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统治。在它的理想国里，资本高于主权，资本的利益压倒社会的公正。然而这一切都掩藏在美丽的神话后面。它公开的宣言和它所带来的后果矛盾重重；它高举的旗帜和它的追求矛盾重重。全球化宣称要把世界整合在一起，全球化却撕裂了世界，让穷者更穷，富者更富；全球化宣称全球化是不断变化的生机勃勃的进程，全球化却让落后国家固守落后，将落后的国际分工定格化；全球化宣称，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得到了闻所未闻的新技术，全球化却伴随着严格技术封锁；全球化宣称，全球化使民族国家以前所未有的幅度，深度，和效益与世界潮流融为一体成为可能，全球化却伴随着分裂主义的盛行和冲突的增加；全球化宣称，全球化将为世界带来自由，全球化却在世界实行程序控制；全球化宣称将带来效益，全球化却带来了一个又一个的经济危机。全球化是自由市场无国界的扩张。它推销的是一个关于市场的神话：你越让市场规则发挥作用，你的市场越自由开放，你的经济就越有效越繁荣。这种放任资本横冲直撞的全球化，直接威胁许多国家的经济安全，蚕食许多国家的经济主权，从而达到对其他国家经济活动，财富和资源的直接控制。全球化就是“新殖民主义”。让我们解构全球化在全球化范围内构建的权利金字塔。
第一节资本技术体制--三位一体的专政
玛拉克斯（Marrakesh）是摩洛哥第三大城市。一座著名的历史名城。它始建于11世纪初期。摩洛克斯的本意是“上帝的土地”。她有着伟大而辉煌的历史，和世界上著名的清真寺。它的清真寺的塔尖建筑对欧洲的教会建筑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位于市中心的露天广场，更是世界文化交流的奇迹，被联合国列为无形文化遗产保护的对象。1994年四月，摩洛克斯将再次成为世界注目的焦点。世界上几十个国家的代表聚集在这里，签署了20几个国际条约的方式。马拉松谈式的乌拉圭谈判判降下帷幕。GATT被改造为WTO（世贸）。乌拉圭回合是全球化进程的标志性事件。这轮谈判于1986年9月在乌拉圭开始，先后经历蒙特利尔，日内瓦，布鲁塞尔，华盛顿，和东京，历时7年多。远远超过了预定的时间表。谈判艰难得令人难以置信。7年多中，各国代表和各国政府间进行了无数次的争吵和让步；发生了许多幕后的折中和幕前的言欢。现在帷幕终于落下，有的与会者指出，“一个新的历史开始了”。
这场艰难的谈判从1982年提出到1986年正式开始，仅仅就谈判议题的争论就花了4年。加上谈判的7年，一共耗时11年多。这场艰难的谈判是世界范围内资本和贸易自由化，技术保护主义，和主权干涉的三位一体全球化进程的开始。
乌拉圭回合的本意是讨论世界农业改革的问题。这轮谈判之所以艰难，是因为美国为谈判加入了新的议题。这些新议题包括服务领域（金融和银行业）的贸易问题，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和国际投资问题。这些议题直接反应了金融资本的诉求。这些议题涉及三大方面：1）国内经济政策（主权），包括国内经济制度，经济条例，和司法体系等等；2）扩大自由贸易的范围；3）实施技术保护。这些议题的实质是，要把GATT这种贸易组织扩张成凌驾于会员国经济主权之上的跨国组织，成为干预其他国家经济体制经济政策的工具。许多发展中国家基于主权的考虑坚决反对就这些非传统贸易议题展开讨论。
金融资本不仅是全球化观念的背后推手，还是全球化进程的重要推手。这新些议题来自于美国的商业利益。是商业利益通过政府表达的利益诉求。在谈判受阻的时候，美国商界告诉美国政府，不把这些项目列为正式议题，不对GATT进行根本改造，他们将很难继续支持GATT，将转而支持以双边和区域条约为特点的贸易机制。虽然谈判异常艰难，美国政府没有后退余地。与此同时，为了成功地使这些提议被列为正式议题，美国的跨国公司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在美国提议面临许多发展中国家反对的时候，美国商业组织展开了全球范围内的游说和动员。他们在欧洲日本加拿大等地寻求支持。在美国商界的领导下，欧日等国的大企业在这场谈判中展开广泛的游说，利用他们代表的国际资本的压力和诱惑，迫使许多发展中国家改变了立场。美国跨国公司的在中全球范围的游说活动，受到美国政府的积极支持。这是美国跨国公司第一次大规模的成功的介入国际规则的制定过程。美国大公司的地位从此迅速上升，成为全球化进程的主要游戏者甚至规则制定者之一。
最后美国提议被列入了正式议题，并得到通过。从此当代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历史被彻底改写：一方面在全球范围推动全面的经济自由化，一方面实施严格的技术保护（知识产权），；一方面彻底解放了资本（金融自由化），一方面彻底束缚发展中国家选择发展道路的自由，寻求对其他国家内部制度和法律的改造，拆除限制资本自由流动的主权限制。技术保护--（金融）资本和要素的自由流动—发展中国家内部制度改革三位一体并存的现象成了世贸框架的基本特点。世贸通过这种三位一体的干预方式，在向其他国家大规模推行市场经济，推销早些年产生的“华盛顿共识”，推动全球化进程和国际分工。于此同时，通过国际条例严格保护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对高端产业和技术的垄断，把这些国家对其他国家长期实施的技术封锁合法化。
资本-技术-体制三位一体的全球化诉求，从此成为美国政府的全球化立场，成为WTO的全球化立场。这种三位一体的战略为国际资本统治世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会。1）国际资本得以通过金融资本，生产要素，和产品流动的方式控制世界范围内的财富流动和国际分工。2）国际资本通过介入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市场化全球化体制改造，打破了束缚国际资本流动的主权限制，国际资本得以蚕食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实行“体制寻租”。3）国际资本对技术的垄断和技术保护，有效保护了发达国家对先进技术的进一步垄断，保护垄断利润。
这种“三位一体”的统治的确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国际资本不再满足于传统资本主义带来的剩余价值，不再满足于工业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不再满足于传统帝国主义时期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形式，开始寻求新的扩张方式。这种方式就是通过资本对权力和技术的垄断，在世界范围内寻求垄断利润。这种垄断利润包括对技术的垄断和对权力的垄断带来的双重垄断利润。在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国际资本通过战争在世界范围内瓜分世界市场，通过剑与火征服发展中国家。这种通过人类最原始的征服方式扩张资本的战略，在二战以后收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全面反抗。而且，在两霸权对抗时期，世界体系主要是两大体系的对抗。由于战争的预期成本的上升，战争不是资本扩张的首要选择。全球化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发达国家的资本通过国家政治权力的结合，通过对国际体系规则制定权的垄断，而改写国际规则；通过限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撤销国家之间对资本的主权限制，干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制经济政策和经济战略，而谋求剩余价值。
资本和体制和技术的结合，为资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权力，为金融帝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权力，为资本推动的体制改革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权力，为资本垄断技术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权力。三位一体，加强了对世界的统治。资本不再仅仅是资本，资本控制着体制，资本垄断着技术。全球化创造了这种史无前例的统治世界的方式。这种“三位一体”严重危害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独立和安全，导致财富的大量流失。
资本。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摆脱贫困的进程中，急需资本，把目光投向国际资本。通过提高资本而介入发展中国内部的体制改革，成了国际资本逐利的重要手段。在WTO的框架下，国际资本现在寻求的不再只是市场竞争下利润的最大化，还包括制度寻租下利润的最大化。国际资本通过政府，超政府机构，它们自己大规模的介入其他国家的经济决策，和体制改造，在世界范围内谋求技术垄断和“政策优惠”。所谓“政策优惠”实际上是资本获取垄断利润的一种形式。“制度寻租”成了国际资本（及其各种化身）在当代的主要特点。通过主权诉求和制度诉求，通过这种诉求而谋求超额利润，成了国际资本的一种不加掩饰的冲动。这种制度寻租获得的超额利润远远超过单纯的市场行为。许多国际资本在有些发展中国家的竞争，有时就表现为这种“制度寻租”的竞争。这种“制度寻租”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包括三个层次：体制改造，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通过这种“体制寻租”为国际资本营造可以获得最大利润的“制度环境”。例如，在拉美和亚洲经济危机中，IMF和世界银行就成了“制度寻租”的工具；WTO的入会谈判就成了“制度寻租”的过程。“制度寻租”的具体操作方式是多方面的，其根本特点就是通过“制度”，“政策”，和“权力”获取超额利润。
技术。许多国家在80年代以后，希望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交往来获得先进技术，从而实现自己的产业升级和技术升级，实现最终摆脱贫困陷阱的目的。通过开放而获得先进技术，也是中国80-90年代的重要诉求，甚至是开放国门的主要理由之一。当时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是：“闭关自守”导致了落后。随着世贸和美国实施三位一体的全球化战略，通过开放而获取先进技术从此成了发展中国家一厢情愿的梦想。发展中国家在WTO体制下被完全排斥在人类创造的最先进的技术之外。开门政策从此不再是技术进步的有效手段。全球化时期的许多新技术开始深入世界不同地区人民的日常生活：计算机，手机，万维网，卫星通讯，光纤，生物工程等等。这些新技术加快了世界的一体化。然而在世界对这些技术的依赖加深对同时，有些国家对这些新技术的核心技术实行严格保护和垄断，使之得以通过这些新技术而控制世界，控制人们的选择。谋求垄断利润。在这场新的技术革命浪潮中，许多地区，面临“新技术被动接受者”的陷阱，面临被再一次排斥在新技术革命之外。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高技术产业低技术化的困境。这种技术垄断强化了旧有的国际分工，强化了南北贫困差距。
WTO将技术垄断制度化，从一个侧面去掉了了全球化关于共同繁荣的旧日承诺，去掉了温情脉脉的面纱，露出了资本牟利的残酷本质。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经济学家（Joseph Stiglitz）曾指出，由于WTO关于保护知识产权的条款，许多贫困的发展中国家，不再能够通过仿制而在本地生产廉价的生物药品和受到专利保护的其他药品，导致医药短期，药费攀升，使大量的贫困人们的疾病得不到治疗。这种技术保护的实质是通过对人类技术的垄断来谋求超额利润，是“技术寻租”。这种“技术寻租”是以“制度寻租”为前提的。全球化通过构建保护技术的“制度环境”，而实现“技术寻租”。
制度。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寻求摆动贫困的道路，开始被推向自由放任，没有保护的世界竞争之中。全球化成了美国化。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寻租的结果，将一种单一的经济模式推广到世界各地。同一个世界同一种模式。制度已经论为强国寻租的手段和工具，成为“软帝国”扩张的主要形式。
在三位一体战略下，资本对利润的追求-制度寻租-技术保护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的三大特点。在世界范围内，资本的权力不再局限于资本，资本的权力来自于对体制的控制和技术的垄断。资本的掠夺再不仅仅是传统的资本掠夺，还包括“体制寻租”，“技术寻租”。全球化使布雷顿体制限制资本自由的围墙倒塌了，它赋予资本和市场的权力，远远超过了民族国家的主权。资本和市场的权力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大。控制资本，控制技术，控制体系成为全球化下面，国家博弈的主要手段。全球化成了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一体化；成了体制推广的一体化；成了技术垄断和控制的一体化。控制这种“三位一体”的主要决策中心，在世界的金融中心，在某些国际机构，在某些国家的首府，某些大型的跨国公司的总部。“三位一体”建构了权力的金字塔。
“三位一体”描绘的新“世界秩序”具有两极特点：控制和被控制者。发达国家通过对金融，体制和技术的控制，而实现对发展中国家的控制。这种“三位一体”是了解全球化的钥匙。“三位一体”是对全世界的专政。
第二节全球化下的经济安全（省略）
第三节 被肢解的经济主权（节选）
三位一体统治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限制其他国家的经济主权。传统资本主义用战争现在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全球化通过构建国际体系来限制发展中国家的的经济主权。经济主权是经济安全的保障。一个国家控制自己的经济活动（包括经济政策），控制自己的财富，控制自己的资源，控制自己的财富分配等，是一个国家经济主权的基本范围。一旦部分或全部失去这种经济主权，这个国家通过经济活动为自己的国民和国家谋求最大福利的可能性将极大降低。在经济主权受到大规模的蚕食以后，谁来谋求自己人民的最大福利，谁来谋求自己人民的幸福和谐？是那些有强权控制的世界经济组织，还是无孔不入的国际金融资本？经济主权的丧失，必然导致财富资源的逆向流动。从历史经验来看，控制一个国家的经济主权，是控制一国财富的成本最低的战略手段。
经济全球化、资本全球化、金融全球化、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等等，全球化作为一种信仰风靡世界。但是全球化究竟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什么？全球化作为一种被市场导向的经济学家们所美化了的世界经济体系，意味着产品服务，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但是，在现实世界中，任何要素和产品的流动，都受到每个国家的法律规范的影响。所以，全球化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改造世界其他国家有关内部体制和法律体系的进程；是国际资本冲破国界冲破别国主权的过程；是世界范围内的经济体制自由化的过程；是市场化，私有化的过程。主导这种过程的往往不是民族国家自己，而是发达国家或受其控制的世界金融和贸易机构。全球化过程就是发展中国家主权流失和削弱的过程。就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的蚕食，是国际资本对经济主权的蚕食。这就是全球化的实质。
这种对其他国家主权的限制是全球化提出的初衷。布热津斯基在“两代之间”就明确提出“新世界秩序”对民族国家主权的限制。在布热津斯基以前，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在“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书就指出，（民族）国家一方面太小而无法有效处置大的问题；另一方面又太大而无能处置地区性问题。不同的是布热津斯基，将对民族国家主权的限制当成“新世界秩序”的一种特征。
但是，这种对主权的限制是不对称的，单向的。强权是规则的制定者，是全球化进程和机构的控制者。在这些机构的设计中反映了强权的利益，从而反应的强权的主权要求。这种不对称的主权流失，实际上就是强权对发在中国家经济主权的侵蚀。
美国在崛起过程，在推行全球化过程中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主权。
美国在设计世界体系是念兹在兹的就是国家主权。以布雷顿体系为例。在布雷顿体系的谈判进程中，有两个相互竞争的方案。一个由美国提出，一个由英国提出。两个方案都建立在凯恩斯主义基础上。从今天看来，这两个方案没有什么大的差别。但是，当时美国和英国就两个方案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为什么？让我们看看英国的方案。
英国的方案由凯恩斯提出。其核心是要建立一个类似于“世界中央银行”的国际机构，这个国际机构超越于世界其他国家之上。于此相应的是建立一种“银行券”（bancor）作为世界货币。从单纯的自由贸易和国际货币体系金融体系的整体看，这无疑是最好的计划。但是这种设计的深刻用心是，要控制美国，将美国从超级大国降低为和其他国家一样的地位，将美元降低为其他任何民族货币同等的地位。这种计划要求美国在一定程度上交出金融货币的主权。一旦这样，美国和英国就处于平等的地位，大英帝国就有可能利用历史的传统优势维持现有世界格局，维持自己的帝国地位。假如美国从自由贸易的意识形态出发，采用了英国的建议，那美国不可能是后来的美国，世界金融体系货币体系，美国霸权的历史等等都会改写。
虽然，建立布雷顿体制对战后美国打开欧洲市场，打开其他世界市场，建立美国霸权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美国没有也不会为了建立这个体制而建立这个体制。对美国而言，建立一个让自己臣服的体系，不如不要这样一个体系。美国坚持要按自己的条件建立这个体系。美国在这场争论中坚持不放弃自己的主权。由于前世界帝国和崛起中的世界帝国在实力上的差异，美国方案被采用。由于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欧洲在重建中需要美国的援助，结果不得不接受美国的方案。这就导致了IMF的产生，导致美元取代英镑而成为世界储备货币。这是对美国战后几十年经济金融霸权的建立和维系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事件。
美国维护主权的努力不仅表现在战略方面，而且还体现在技术层面上。一布雷顿会议为例，美国为了会议的成功，当然是符合美国利益的成功，作了周密的筹划。下面这个例子似乎可以说明其周密到了什么程度。会议的许多工作人员，例如记录员，往往又是美国代表团的成员。在会议讨论中，总会有些国家要提出各式各样的建议，并希望他们的建议能被充分讨论并反映在文件中。但是一旦记录员认为某些国家的动议不符合会前达成的共识，不符合美国利益时，记录员就会不予记录而使之无疾而终。再以WTO为例。美国大力推动建立了WTO体系。与此同时，美国有自己的“贸易法案”。在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双边贸易关系中，有很多方面，这个“贸易法案”是凌驾于世贸框架的。以中美贸易为例，中美贸易中，美国对中国的反倾销等等问题必须由这个“贸易法案”来规范。
对发展中国家的主权蚕食来自于四个方面。
第四节 丛林里的自由法则 （省略）
第五节 “程序控制”--对多数的统治
日内瓦坐落在日内瓦湖边，城外两山环绕。湖光山影，风景秀丽。这是一座全球化的城市。许多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在此设有机构。坐落在此地的世界贸易组织，和坐落在华盛顿的IMF和世界银行，构成了全球化体系的三大制度支柱，是新自由主义的主要推手。表面上看许多涉及世界贸易和金融体系的规则由这三个庞大的机构制定。实际上这些规则来自于世界上的某些政府。这些机构决定着许多国家的命运，掌握做许多国家急需的资源，制定着国际竞争的规则，操纵着许多国家内部的财富分配。这些机构并不代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利益。这是对多数实行统治的地方。是少数通过“程序剥夺”而在世界范围内实行“制度寻租”的地方。
从70年代后期以来，IMF的实际作用是“帮助改革”。在发展中国家广泛推行以 “华盛顿共识”为特点的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计划”全面干预发展中国家内部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成员国如果因为经济困难或经济危机而向IMF寻求帮助，则必须吞下IMF改革方案所带来的苦果。这些改革政策包括市场化，私有化，和金融开放等等。通过这种所谓的“危机干预”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全面推行新自由主义。IMF的这些“帮助”往往以保护国际资本利益为出发点，导致有关国家经济危机加深，财富大规模外流，国际资本控制进一步加强。有人甚至批评IMF支持对美国和欧洲友好的军事独裁政权。有人统计过，从1948年到现在，IMF一共为21个这样的政权提供过大量的贷款（1），总计高达4040多亿美元（按当时价格计算）。
发达国家对IMF和世界银行的控制是通过对投票权的控制实现的。坐落在华盛顿的IMF的决策机制颇像一家世界公司的董事会。与一般董事会不同的是IMF的决策机制里，有一个美国条款，正如WTO有许多中国条款一样。只是性质不同。这个美国条款保证美国在重大问题上有否决权。而中国条款却给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带来许多歧视。IMF的决策机制有两大特点：第一，一般问题的决策由50%的投票通过；第二，重大问题决策则需要85%的投票通过。但是国家间投票权的分配是不平等的。美国拥有16.77%的投票权（足以否定重大议题），G7加在一起达44.44%，加上传统西欧的一些国家，远远超过50%。（中国的投票权只有3.66%。）这种机制一方面保证了美国和其盟国通过控制50%的投票权而控制了一般议题的决策，保证他们的共同利益得到实现；另一方面又保证了美国在重大问题上的否决权。这种否决权保证美国利益在任何情况下（包括盟友的反叛的情况下）不受到伤害。这种美国条款，是美国控制跨国家机构维护经济主权的一个例子。这种决策机制保证了少数国家对IMF的控制。在这种机制下，只要美国及其盟友愿意，原则上可以通过任何提案。在同样的机制下，只有没有发达国家的支持，所有100多个发展中国家加在一起，也无法通过任何提案。
世界银行的决策机制于此相似。
发达国家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控制，则是通过议程控制，通过复杂性，模糊性，和不透明性而实现的。WTO实行一国一票，一致通过。但是，这种投票权的平等分配并没有带来民主。WTO的决策过程的特点是非透明性，非参与性，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被排斥在决策过程以外。这些国家对重要决策的介入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两点式”：在某一项重要议题启动时，和在方案付诸表决时。中间的过程被无情的省略掉了。一般来讲重要的议题都是由发达国家提出。当某项建议在WTO的某一分支机构被正式列为议题以后，决策程序就进入了幕后操作阶段，以寻求支持和化解反对。这个咨询和谈判过程是决策的实质阶段，一般包括美国，欧洲，日本，加拿大等发达国家. 在100多个发展中国家中往往只有几个被吸纳进去。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被排斥在外，不仅没有参加权，而且没有知情权。虽然在这一过程中，有一些吹风会，通报会等。但是，那都是不涉及细节的简介。发达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充分利用自己的市场，经济，金融，以及政治的强权，对可能有异议的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团或政府施加巨大的压力。最后那些坚决反对此项决议的国家迫于经济政治的压力放弃在公开投票中反对该项决议。从而实现一致通过。就鉴于此，发展中国家强烈要求提高透明性。（2）
控制决策程序的另一个特点是“故意复杂”和“故意模糊”。为了获得一致通过，WTO的许多文件故意用词模糊，含义晦涩，前后不一。要了解这些“故意模糊”的文件隐含的各种可能的解释，每个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团需要一个庞大的律师团。而许多发展中国家本身无法提供大量的通晓西方法律的律师，而雇用私人律师又太贵。这种模糊性使许多发展中国家在通过某项决议时，不能准确知道这些决议对其经济究竟意味做什么。许多人抱怨这种“故意模糊”。作为折中，WTO为此成立了一个“世贸法律顾问中心”以帮助发展中国家。这是一种按人均国民收入收费的服务。美国没有参加。这种模糊性的另一个作用，就是把决策权力从谈判转移到诉讼，依靠律师来界定这些法律文件的真正含义。将决策权从发展中国家手中剥夺出来，交给律师。美国只有世界4%的人口，却有50%的律师。这种“故意复杂”反应了美国的法律优势。美国通过自己的律师，来界定和解释WTO文件的含义，从而获得规则制定权。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一方面标榜程序公正自由，而否定结果上的公正平等；另一方面又通过程序控制，实现对多数和弱者的统治。所谓的自由，只剩下自由这个词汇。自由市场经济，全球化体系就是通过这种不民主没有代表性的方式而推行的，就是建立在少数对多数的统治上面的。在全球化时代，这种没有授权的决策，对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发展道路，带来巨大的影响，甚至经济灾难。
第六节 制度寻租的“铁三角”
在“三位一体”的专政下，制度寻租是强权和国际资本追求世界财富的新手段。资本通过制度寻租，在世界范围内和权力结合，实现对市场的控制。形成了资本-权力-市场的“铁三角”。
资本和权力结合的方式很多。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强权通过对决策程序的控制，对发展中国家主权的控制，对发展中国家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方向的控制，对发展中国家市场开放的范围和程度的控制，等等方式实现与权力的结合。资本与权力的结合还表现在发达国家对全球化国际机构如世贸，IMF和世界银行的控制。在完成权力控制的同时，资本利用手中控制的权力，控制的机构，控制的程序，控制的技术，撬开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大肆侵入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通过投资合作和吞并的方式消灭核心民族产业，完成对市场的控制，和对市场的垄断，尤其是技术市场和高端产业的垄断，而实现获取超额利润。“铁三角”是制度寻租的有效手段。
资本-权力-市场结合的铁三角，是全球化的基本特征。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在全球化的国际经济体系里，在有些发展中国家融入世贸组织的过程和协定中，都可以看到这种“铁三角”的影子。国际资本既控制权力，又控制市场，通过世界范围内的“权力寻租”和市场垄断而获取高额利润，而推动财富从穷国向富国的逆向流动，扩大贫富悬殊，扩大南北差距。
全球化推行到哪里，“铁三角”就走到那里。
新自由主义从批判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出发，却走到了资本对权力垄断的终点。这种自我否定表现了新自由主义的虚伪。不同的是，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在否定了实现公正的政府干预以后，走向了实现资本利益的政府干预。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反对政府控制是假，反对公平是真；提倡普遍的自由是假，提倡资本通过对权力的控制而实现自由是真。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表面上倡导自由市场，倡导减少政府干预，认为政府干预既减少了自由又降低了效率。实际上新自由主义反对的是推动公正和平等的政府干预。那种扩大不公正不平等，扩大贫富悬殊的政府干预，不仅不是全球化反对的对象，反而是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追求的目的。全球化越发展，国际资本对权力（有些国家对非政府跨国机构（NGO））和市场的控制越有效，通过权力和政策推动的世界范围内的不公正越严重。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全球化和市场经济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发展过程，而往往是资本同权力共同推动的过程，在有些拉美国家，甚至是军事独裁者推动的过程。
新自由主义这种利益倾向严重的自我否定，在新自由主义的主要提倡者身上表现的尤其明显。有人曾经指出，提倡个人自由，反对政府干预的弗里德曼，曾经与世界上的军人独裁政府，有诸多联系，甚至依靠军人独裁来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提倡个人自由和实行军事独裁，这两只表面上截然不同的手，居然握在了一起。
颇具讽刺味的历史现象，透露的常常是令人深思的历史法则。
新自由主义不仅把这种“铁三角”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到处推行，而且在许多国家内部也四处推行。资本和权力通过私下结合，实现对市场的控制或操作，实现超额利润是有些发展中国家，某些资本暴利的重要手段。
这种“铁三角”运作的结果之一就是扩大剪刀差，包括生产要素的剪刀差和产品的剪刀差。生产要素的剪刀差是指，资本，资源（包括土地，矿藏等），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之间的价格剪刀差；产品剪刀差是指产品价格间的剪刀差。剪刀差是实现财富分配和再分配，甚至财富掠夺的有效手段。
通过政治资源，通过左右政策而达到左右这种要素或产品剪刀差的目的，是“制度寻租”的一种特点。在这种“体制寻租”过程中，资本，政治权力，和市场，是寻租大三角的三边。而资本是最长的一边，控制着政治权力和市场，并通过操作政治权利和市场而操纵要素（比如土地和资本）的差价，而实现暴利。
英国工业化时期的“羊吃人”的现象，实际上是资本以无偿或低价的方式占有当时的重要资源：土地，形成了土地价格（低价或0）和资本价格的剪刀差。这种资本和资源的剪刀差，在新自由主义体制中比比皆是。由于资本的相对稀缺和政府对资本的渴求，这种土地（资源）和资本之间的价格剪刀差成了许多多发展中国家私人资本原始积累的一个重要方式。资本通过政治资源的运作，扩大资本和土地（资源）的剪刀差，获取暴利。许多资本得以低价购入土地，高价出售房屋。这种价格的剪刀差，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私人资本“制度寻租”的重要手段。私人资本还通过降低劳动力价格的方式，拉开资本和劳动力两种要素的剪刀差，导致资本效益的提高和劳动的贫困并存的现象。
优惠资本的政策，实际上就是在资本和其他要素（如劳动）间形成剪刀差的政策；优惠外国资本的政策，实际上就是在外资和内资间形成剪刀差的政策。有的国家的私人资本，以毫不节制的方式，在短期内走过了别国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积累道路。导致这种资本急剧积累的背后，一定有一种不同寻常的剪刀差机制。
这种剪刀差，带来分配的极大不公：一方面是巨额财富积累，另一方面是大面积的相对贫困；一方面是暴利，一方面是低消费。在国际经济关系中，这种剪刀差，必然导致财富的大规模掠夺，导致资本的逆向流动，导致穷国更穷，富国更富。
在国际经济秩序中，资本在垄断了国际政治权力和市场的以后，更加积极的提倡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和全球化。在这种情况下，所谓放任，就是放任处于垄断地位的资本的自由，放任他们随意寻租的自由。所谓“全球化”就是通过资本的一体化，是国际资本在世界范围内，在发展中国家内部，能够通过“铁三角”的“制度寻租”而获得超额利润。
国际资本是这样，国内资本也是这样。
第六节是“普世价值”还是“新殖民主义”
有人说，全球化是普世价值！世界要走向共同繁荣，必须走向全球化旗帜下的一体化。全球化认为21世纪的世界是大同的世界。这个大同世界的基本支柱是私有化和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全球化在否定了劳动者追求世界大同的理想的同时，试图把资本统治下的世界大同强加在人类头上。全球化归根结底是国家间的利益关系。许多人却回避这种利益关系，说全球化是历史的必然。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交往。交往当然是历史的必然。从古希腊以来，人类就有交往和融合。交往和融合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交往从来就伴随着利益纷争。交往中的利益纷争在简单的商品交换就能折射出来。交往并不是对每一个民族都是公正的。人类历史上许多民族和文化都是在交往中湮没的。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有时候，交往的另一个称呼是征服，而征服的另一个名字叫交往。交往也许是历史的必然。但是某些些被称为“历史的必然”的交往形式，则不一定是历史的必然，不一定符合所有民族的利益。在19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世界交往的增加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大英帝国在自由贸易的口号下，用坚船利炮将鸦片送到中国这种交往形式则未必代表历史的法则。全球化依然。
去掉历史的烟尘，我们会发现这种建立在丛林原则基础上的全球化和建立在征服上面的殖民主义没有什么差别。全球化是通向“新殖民主义”的道路。全球化通过资本-技术-体制三位一体的专政，通过市场-资本-国际规则制定权的铁三角，通过程序控制和机构控制，通过丛林规则，实现少数国家对多少的控制，实现对发展中国家经济主权的控制，实现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控制。全球化向世界推销一种单一的体制，实行单一的全面开放的“一体化”，从而实现对全世界的控制。全球化就是要别人放弃“独立自主”。这不是新殖民主义是什么？而且这个新殖民主义的背后站着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帝国。
在大英帝国的殖民体系和托管体系中，为了维持帝国的经济产业和技术优势，殖民的和托管国在帝国的分工体系中就是原材料的提供地和帝国高端产业的市场。在漫长的殖民统治时期，帝国不允许殖民地从事与帝国分工无关的产业。许多殖民地被严格阻止建立现代意义上的制造业。许多殖民地只被允许从事手工作坊一类的“制作业”。以美国为例，在漫长的殖民统治以后，独立后的美国几乎没有任何现代意义上的工业和企业。
全球化就是殖民主义。不同的是，看得见的手，现在变成了看不见的手；宗主国看得见的手，变成了国际机构看的见得手；宗主国的直接统治，变成了非政府机构（NGO）的统治；对殖民地的权力赤裸裸的剥夺，变成了对程序和投票权的垄断；军队和暴力的统治，变成了资本和技术的统治。对强权而言，全球化是肢解对手经济体系消除竞争对手的最简单有效的办法，是消除强权的永恒忧虑的最佳办法，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上乘战略，是新殖民主义。
全球化的这种“新殖民主义”的本质，早在它被捧成时髦以前，就被一位东方的哲人，一位中国的伟人，一位超越历史的伟大战略家所洞察。在50-60年代，在论及中国的发展道路时，他就洞察到，中国如果不走独立自主的道路，中国将再次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一个伟大的战略家，既谋一时，又谋万世；有穿越历史的眼光，预见历史的发展，气壮山河的创造历史；而不是跟在历史的尾巴后面，囿于历史的表象，磕磕碰碰的追赶历史。
有人说，全球化将世界市场整合在一起。但是，全球化的世界市场从经济学角度讲是一个非均衡的世界市场。资本的三位一体，对程序的控制，铁三角的寻租方式决定了，这过市场不是一个均衡的市场。发达国家对技术的垄断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不均衡。在有些发展中国家内部，铁三角同样导致非均衡。经济学说，不均衡就是低效益。全球化是一种低效益的经济体系。
有些人宣称，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带来高效率。全球化从本质上讲是一种低效益的国际经济体系。这种低效益，有许多方面，其中之一，表现在世界财富的逆向流动，表现在急需资本的发展中国家的大量的国民储备被转化为外汇储备，转化为虚拟资本，人为地降低了发达国家的资本成本，人为提高了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成本。这种世界范围内的现象导致世界范围内的低效益。
大国崛起，要领导历史潮流，要敢于反对虚假的“历史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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