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树东：货币的反逻辑—霸权是怎样打造的？
黄树东
《选择和崛起》第16章
现在有人在中国打“虎”。打虎专家们认为，西方的发达没有剥夺，靠的是体制。对这种观点必须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不能让谬论流传，误我华夏。《选择和崛起》就是一部正本清源的书。
现在摘录9月出版人大的《选择和崛起》第16章。同读者分享。
西方的体制究竟优越在什么地方？有没有财富的掠夺？美元和霸权是什么关系？美国为什么在相对经济实力越来越弱的时期，霸权越来越强？中国的选择在那里？
第一节”预算软约束”“用市场换财富”，美元的“体制寻租”
第二节 货币，全球化，和霸权
第三节 金融全球化，危机倾向和美元循环
第四节 金融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
第五 繁荣—破裂：金融资本的危机宿命
第六虚拟增长和发展抑制
第七节建立新世界货币的关键是去出口导向
第八节 出口导向的实质
第九节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
第一节”预算软约束”“用市场换财富”，美元的“体制寻租”
1973年，“尼克松震荡”导致布雷顿体系解体，为金融全球化提供了前提。美元和黄金脱钩，是划时代的事件。她彻底改变了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改变了美国国际收支赤字的性质和作用。在布雷顿时代，美元黄金挂钩，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是美国的一种责任；而其他国家拥有的美元储备是一种权利。任何拥有美元储备的国家，都可以用美元向美国换取黄金。美国对向世界输出的每一美元，都暗含着一种承诺---将来用黄金赎回。美元和黄金脱钩以后，美国向世界支付的美元不再具有内在价值，不再有任何实物担保，美国不再为赎回这些美元而担心。而其他国家的美元储备不再是一种可以向美国兑换黄金或任何实物资产的权力。美元和黄金脱钩，使美国成了世界上唯一一个可以无偿向其他国家索取货物，资源和产品的国家。美国为了维持军事霸权，从此可以无限制的制造贸易赤字，不再受到承诺赎回的限制。美元和黄金脱钩，使美国得以用外贸赤字来支撑财政赤字，支撑庞大的军费开支。如果说在金本位时代，美国的外贸赤字从理论上讲还多少受到黄金储备的约束的话，美元和黄金脱则彻底结束了这种约束。外贸赤字的这种软约束，给美国财政支出带来了“软约束”。财政赤字的大小，完全决定于国家利益的需要。
美国成了世界上唯一一个享有免费印制世界货币特权的国家。从理论上讲，美国的印钞机可以无限制的印制美元，是创造财富最佳手段。怎样通过这些一文不值的美元，创造财富；怎样通过印钞机，创造无穷无尽的财富，成了一种全新的战略考虑。在这种货币霸权的情况下，美国开始推行全球化，开始大幅度开放低端市场，开始无节制的购买世界各地的货物，实施更大规模的外贸赤字。全球化是美元“体制寻租”的重要战略。美元“体制寻租”是美国霸权的基础。它为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为庞大的军费开支，为消费者获得廉价产品，提供了免费的财力支柱。在国家利益推动下，全球化作为一种陈旧的历史现象，在70年代以后，被重新捧成历史的必然。全球化浪潮，开始席卷世界。
美国大规模的贸易赤字，必须建立在发展中国家出口导向基础上。其他国家的出口导向和美国外贸赤字相互依存，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没有出口导向，没有全球化，就不可能有大规模的外贸赤字。发展中国家将自己的发展建立在美国市场上；而美国则以不断扩张的外贸赤字支撑自己的霸权。这种战略交换，建立在美元（没有任何内在价值）霸权的基础上。假如美国必须为美元提供承诺，假如美元必须和黄金挂钩，美国这种过度扩张的外贸赤字，最终导致自己的破产。没有美元霸权，就没有无节制的美国外贸赤字。没有美国无节制的外汇赤字，就没有发展中国家不断增长的出口贸易，出口导向战略就是去依据。
全球化的过程，是一个非常残酷的过程。其残酷性，不亚于当年大英帝国用炮舰推行自由贸易。是国际金融资本，发达国家政府，国际金融机构对发展中国家联合洗劫的过程。
全球化作为20世界70年代以后的国际经济战略，最早由“三方委员会”提出。三方委员会的背后推手是金融资本。推动全球化的核心是推动金融全球化。金融资本是推动金融全球化的西部牛仔，发展中国家是他们要攻占的最后一片未开发地。国际资本通过在世界范围内大规模洗劫的方式，推动全球化，把发展中国家融入后布雷顿体系中。许多经济学家，把这种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和美元的关系，称为布雷顿第二。
这个布雷顿第二建立在上世纪80年代的拉丁危机和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废墟上。国际金融资本不仅导致了这两次金融危机，而且在这两次金融危机中异常冷酷。跨国金融机构，IMF，世界银行，以及发达国家的政府，为了保护国际金融资本的利益，在危机中强制性的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和紧缩性措施，把弗里德曼的“金马甲”强制性的套在发展中国家身上，推行私有化，市场化，开放资本市场，削减公关开支，实施紧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导致许多国家危机加深，社会动荡，政权更迭。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指出，IMF的政策，导致印尼75%的破产率（12）。有人估计，受经济危机打击的国家，在三年之中，平均损失GDP12%-13%。受到危机打击最大的是劳动者。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Stiglitz博士指出，亚洲金融危机的“成本落在工人身上”。泰国的失业率高达50%，有200多万人失去工作（12）。
当危机的尘埃最终落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一片废墟。怎样避免金融危机货币危机，成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头大大事。这个时候，美国联储会主席，格林斯潘提出了“格林斯潘规则（Guidotti-Greenspan rule）”。格林斯潘呼吁发展中国家，至少要积累相当于未来一年的外债总额的外汇储备。他们认为这是为防止类似的金融风险所必须买的保险。
许多国家纷纷将自己的货币紧盯美元，开始尽量储备美元。把外汇储备当成稳定货币的基础。其中也有些国家，由于外汇储备过高，为了维持汇率的稳定，大量购买美国政府债券。国际金融资本强加在发展中国家头上的金融灾难，成功的强化了美元霸权。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美元而走向了出口导向的道路，走向了全球化。出口导向导致美元储备的增加。继石油美元大循环以后，另一轮美元大循环开始了。这就是“赤字美元大循环”。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防止金融风险，储备了远远高于“格林斯潘规则”的水平。
美国是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出口市场。美元储备和出口导向结合，成了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发展中国家向美国输送货物，换取美元。美国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唯一发行国，大量印制美元，支撑其外贸赤字。许多国家再把这种美元换成美国国债，通过国际金融体系将这些美元循环回美国。随着美国霸权的物质需求越来越大，这种货物和财富的循环规模越来越大，美国的贸易赤字和发展中国家的美元储备越来越大。全球化的范围和规模也越来越大。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越来越多的美元储备，给美国带来了越来越多的贸易赤字。
这种“用市场换财富”的战略，这种出口导向和赤字美元大循环，迅速把亚洲国家整合进全球化经济体系中，为美国世界霸权，为其巨额度财政赤字和军费开支，为美国人消费水平的提高提供了财力支持。美国有理由雄视历史上所有的帝国。历史上有哪一个帝国，能通过征战，通过殖民地，获得美国通全球化获得的利益一样多？大英帝国的坚船利炮统治世界，美国用债务和自己的市场统治世界。
人类历史上那些大帝国，往往面临大炮和黄油的经典困境。美国在50年代初期，也就大炮和黄油的选择进行过争论。要大炮还是要黄油，还是二者都要。争论的结果是大炮和黄油都要。美国从此走上了“债务财政的”道路。而支撑这个债务财政的是美元霸权，就是美元霸权支撑的外贸赤字。外贸赤字是解决大炮和黄油两难困境的工具。从那时後开始，美国就开始以世界资源建立超级霸权的战略。从某种意义上讲，拖垮前苏联的是美元，是美元带来的全世界财富。在两霸对抗时期，盟友们通过储备美元的方式，为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买单。冷战以后，传统盟友对美国的安全需求减少了。寻求新财富来源的美国，开始转向发展中国家，通过推动出口导向和“赤字美元”的循环来解决那个经典困境。全球化为美国解决了“大炮和黄油”困扰。
全球化，新自由主义，私有化等等，终于实现了美元“体制寻租”的梦想。全球化体现代经济体制，为美国打造了前无古人的“聚宝盆”。而美国霸权就建立在这个聚宝盆上。
全球化浪潮席卷亚洲洲和美洲。许多人被全球化的承诺和现实的反差震惊。全球化摧毁了民族国家的边界，导致货物和财富，大规模的从穷人向富人循环，穷国向富国循环。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货物和财富，源源不断的被循环到发达国家。世界范围的资本逆向循环，导致穷国更穷，富国更富。亚洲经济在全球化中迅速增长，然而，亚洲大量的财富被循环到富人和富国，亚洲有高达60%，约16亿的人口生活中贫困之中。（1）世界上大多数最贫穷的人，生活在拥有高额外汇储备的国家里。全球化的世界依然如故：富国统治穷国，富人统治穷人。
这种大循环带来了一体化。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种一体化中，最突出的就是中美经济的一体化。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弗加森（Ferguson）把这种一体化叫做“中美国（Chimerica）”。弗加森在2007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一体化的“中美国”由两部分组成。西边的“中美国”富有而快活，东部的“中美国”则贫穷得多。然而这两部分彼此互补。西边的擅长高科技，市场营销，和商务管理；东边的专门生产（初级产品）。东边的节约，把钱借给西边的。东边的一边创造了许多外贸盈余，然后又马上通过政府间的手购买美国债券，把这些钱借给西边的一半。在过去几年里，中国的外汇储备以每年2000亿美元的速度增长，到了2007年几乎达到GDP的40%。有人估计，过去几年，中国是美国政府新发行债券的主要购买者。中国以极其低廉的价格为美国提供了大约2兆亿美元的储蓄！以市场和产业开放吸引外资的中国，其实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资本和国民储蓄的净输出国。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种中美经济关系，是布雷顿第二的主要支柱。换句话说，是新自由主义下，美元霸权的主要支柱。（1）这种“中美国”的实质，是贫困的东边无偿向富有的西边提供实物和资本。
在弗加森的浪漫笔调下，“中美国”被描述为“天堂里的婚姻”。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婚姻”？一种对谁有益的“婚姻”？
尽管中国向美国输出了大量的货物和财富，尽管中国为美国提供了价廉物美的产品，和价格低廉的资本，“中美国”并不轻松。全球化没有改变美国大战略的实质。不仅如此，由于“中美国”为美国提供了大量的物力和财力支持，使美国有能力进一步强化其在亚洲的军事存在。美国有人对中国带有一种双重的警惕：一种当年对苏联的冷战警惕加上对日本的经济警惕。2006年的一向民调表明，美国人中对中国友善和不友善的各占一半。四分之三的美国人担心中国成为军事强权。（2）美国在东北亚的安全存在是为日本，韩国和台湾提供安全保障。美国冷战后一直鼓励日本重新武装。假如在克林顿时期，美国私下和日本谈判军事条约，使美国东北亚的军事存在实际上能够覆盖台湾；而布什政府则直切了当的要日本一同防卫台湾。(3). 华盛顿邮时报曾经刊文指出，美国“在亚洲大规模的扩张她的军事力量，作为强化美国及其盟友，使之能阻退和击败中国的战略的一部分”（4）。 中美间的经济关系，也很不轻松。2005年5月13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启动世贸条约中专门针对中国的歧视条款，限制中国三大类别的纺织品进口。2006年3月底，两个针对中国的法案被引入美国国会。一个法案指责中国违法了贸易规则，指责中国人为操纵汇率；另一个法案则威胁，假如中国不使人民币升值，将对中国货物征收27.5%的关税。美国财政部也加入了这个大合唱，要对中国是否操控汇率进行评估。（5）中美贸易战争一触即发。等等。。。
全球化实现了美元“体制寻租”，“中美国”强化了美国霸权。
第二节 货币，全球化，和霸权
目的和手段的矛盾，使历史上的帝国普遍面临经典困境。
人类历史上的所有帝国，都面临帝国无限扩张同帝国有限资源的永恒矛盾。许多帝国在无限扩张的过程中，由于受到资源的限制，往往在帝国鼎盛的时候忽然倒塌。以大英帝国为例，在18世纪的英法7年战争后，财力匮乏。为了寻求额外财源而对北美殖民地征收印花税。结果导致了美国独立战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大英帝国顶着战胜国的光环，获得了许多托管地。帝国的版图和势力范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然而，帝国已经耗尽了国力。当时的帝国就像红楼梦中的贾府一样，外面的架子虽然没倒，而里面已经空虚了。为了偿还战争债务大英帝国不得不大量出卖海外资产大英帝国国力的衰退成了大英帝国退出历史舞台的前奏。
前苏联，在某种程度度上，也是被过度的军备竞赛所拖垮的。
“美元体制寻租”和贸易赤字，为美国提供了破解困境的钥匙。
1971年翻开了美国霸权史上新的一页。这一年是新帝国的开始。
外贸赤字成了美国追求国家利益的有效手段，美国可以通过外贸赤字，不受约束的利用世界资源，来追求帝国利益。
每当美国在战略上大规模扩张的时候，美国的外贸赤字就大幅度上升。从某种意义上讲，拖垮前苏联的是美元霸权。在两霸对抗时期，美国依赖美元带来的世界资源，同前苏联进行军备竞赛，使后者不堪重负。在70年代，美国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和“滞涨”，而前苏联经济表现相对良好。1980年，美国尚未完全走出“滞涨”。里根上台以后，一方面大量减税，一方面开始了耗资巨大的“星球大战”计划，军费开支迅速增长。在卡特时期，联邦赤字平均每年为545亿美元。在里根时期，平均每年为2106亿美元。里根曾经指出，“国防预算不是问题”。在整个80年代，美国以高外贸赤字支撑高财政赤字和高军费开支，外贸赤字大幅度增加。最后终于拖垮了前苏联。假如没有美元霸权，里根的经济政策不仅不能拖垮前苏联，而且将会导致美国经济上的“自杀”。美国承受住了70年代长期的“滞涨”，而苏联却在二战以后的第一次经济停滞中崩溃。其中的历史信息值得人们深思。
布什政府上任以后，继续里根“革命”，一方面大幅度降税，一方面大幅度提高军费开支。尤其是在911以后，布什政府在反恐的同时，进行两场战争，大规模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大幅度加强在亚洲的军事存在，大规模限制中国在台海地区的主导权。美国再次面临目标和手段的经典困境。美国产生了大量的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谁将会为美国巨大的赤字买单？有人将目光投向了被它当成潜在竞争者的中国。
根据美国统计局（Census Bureau）的数据显示，从2000年开始，中国成了美国最大的入超国。到了2007年，美国对华赤字高达2562亿美元，占美国当年外汇赤字总量的37%，相当于当年军费支出的40%。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这几年，正是美国对华赤字大幅度上升到几年，是美国霸权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张的几年。2000年布什就职以后的一系列内外政策导致财政赤字急剧上升。假如，美元不是世界货币，加入没有中国提供的上万亿美元的免费货物，没有中国提供的上万亿廉价贷款，美国早就会遇到大英帝国和前苏联遇到的问题，早就面临物价飞涨，利息上升，入不敷出，经济严重困难的困境。美国霸权会受到极大削弱，至少不得不大幅度收缩。中国长期被有些人列为潜在对手。然而美国却利用潜在对手的财富来对付这个潜在对手。
如果你把2000-2007间，美国每年的国防支出和外贸赤字，做一个相关分析，你会发现他们间的相关系数为0.98；如果你把美国的国防支出同美国对中国的外贸赤字做同样的分析，相关系数为0.97；如果你把美国国防支出的年度变化，同美国贸易赤字的年度变化做一个相关分析，你会发现，他们的相关系数是0.81；假如你把美国防务支出的年代变化，同美国对华赤字的年代变化做一相关分析，你会发现，相关系数为0.72.
美国以贸易赤字推动国家利益的战略需要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必须有国家愿意为了“美元”而把自己的货物无偿输送给美国。没有其他国家的出口导向战略，就不可能有美国的赤字战略。全球化的历史性作用，就是把许多国家推向出口导向的发展道路，成为美国的赤字战略捕猎对象。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假如这个世界是一个互通有无的世界，每个国家追求国际收支平衡。没有一个国家，愿意为其他国家而生产。在这种情况下，假如美国依然用财政赤字来支撑霸权，大量的财政赤字发出的美元，不能作为支付手段，用于购买其他国家的货物和服务，转化成美国的贸易赤字。美国将面临什么结果？美国将出现通货膨胀，利息上升，结果美国个人消费和投资将减少。这就是经济学家讲的，政府赤字导致的“挤出效应（crowded out）”。我们再设想一下，世界是一个真正的金本位制，货币具有真正的价值。美国这种长期的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将导致黄金的外流，同样导致通货膨胀和利息上升。在这两种情况下，赤字战略会导致美国经济的最终衰退。
在美元基础的全球化体系下，美国的赤字美元通过贸易赤字流向了世界，换回了货物和服务。要实施这种战略，必须有人愿意为美国的赤字买单，愿意实施出口导向。
全球化体系下的出口导向战略，是专门为美国赤字战略量体裁衣而制定的。全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其进出口总量必须相互抵消。全世界所有实施出口导向战略的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每年的净出口是一个正数。这个正数，需要别的国家的净入超（贸易赤字）来消化。否则出口导向战略无法生存。在当今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由于其货币不是世界货币，不可能长期实施大规模的外贸赤字，否则将会给这些国家带来金融乃至经济危机。美国是唯一一个能够长期实施大规模外贸赤字的国家。其他国家的出口导向，包括中国的出口导向，最终都是建立在美国赤字战略的基础上。
出口导向是“美元寻租”的基础，而“美元寻租”又是“出口导向”的前提。
表面上看出口导向和这种赤字战略是是单纯的市场交换。然而这种市场交换违背了市场交换的第一定律：等价交换。这种交换是“印刷纸”和真实货物之间的交换。这种交换是剥削的一种形式。这就是全球化和出口导向的实质。许多读过西方经济学的人认为，全球化导致货物要素冲破国界的限制，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从而实现资源在全世界的最佳配置。其实那永远是一种麻醉自己或麻醉别人的幻觉。这些人忘了，西方经济学同时还认为，只有当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效益时，才有可能实现所谓的资源的最佳配置。对美国而言美元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只有当进口货物带给美国的边际效用接近于零的时候世界范围内的资源配置才能实现均衡。那些相信西方经济学的人，必须承认，全球化体系是不均衡的，世界市场是低效益的体系。全球化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自由贸易。但是，同样是自由贸易，当今的全球化却失去了19世纪自由贸易的基本特点。在金本位体制下，自由贸易虽然存在许多不公正，至少是在确定了“价格”以后，实行的是“等价交换”。而当今的全球化却是确定了价格以后，实施不等价交换。支付手段，储备手段，价值尺度通通没有内在价值。包装全球化的那些核心理论都产生于金本位时代。新自由主义用这些理论来推动全球化，实在是张冠李戴，有欺诈之嫌。
这种市场交换，实际上是一种新形式的剥削。
全球化的船，上去容易，下来难。
以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点战略，使世界经济增长依赖美国霸权的扩张力度和外贸赤字的大小。美国霸权扩张迅速，外贸赤字越高，出口导向国家的经济增长越快。在通常的情况下，美国用外贸赤字依赖于财政赤字。财政赤字成了推动世界经济的火车头。美国财政部（有时包括联储会）不仅管理着美国的总需求，也管理着全世界的总需求包括中国的总需求。
全球化使美国成为世界流动性的最终提供者。全球化导致市场化和货币化过程深入世界经济的各个方面。全球化越发达，世界经济越货币化，对世界货币的需求和依赖越深，世界经济对美元提供的流动性依赖越大，美元的地位越难以取代。全球化使美元变成了世界经济的DNA.美元的这种地位，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表现了出来。美国金融危机导致许多国家的美元流动性不足，不得不向美国联储会通过货币对置的方式，寻求大量美元贷款。在世界信用萎缩的最困难时期，美国实际上成了世界上的“最后的贷款者”。美国作为软帝国流动性的最终提供者，使世界更加依赖美国的贸易赤字。在这种世界经济体制下，如果美国成为一个贸易盈余国，将导致世界流动性萎缩，信用收缩，世界经济发展放慢。
美国的债务（外贸赤字美元）成了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手段，成了推动某些国家经济发展的因素。全球化就这样使债务变成了一种权力，变成了统治世界的手段。
全球化降低了美国经济的周期波动，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周期波动。外贸赤字是美国反周期的重要手段。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美国大规模的外贸赤字，实际上是将生产过剩转嫁给其他国家。美国经济（尤其是总供给）从而具有更大的调整弹性和应变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外贸赤字是美国反周期的重要手段。在经济扩张时期，为了缓解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美国大规模的增加外贸赤字，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国内经济过热。在经济萧条时，为了减少总供给过剩的压力，美国大幅度减少外贸赤字，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衰退对美国经济的破坏力。外贸盈余是放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周期的变量。在经济扩张时，美国贸易赤字大幅度上升，加剧中国经济过热；在经济收缩时，美国贸易赤字大幅度下降，加剧中国的生产过剩。
历史上的那些帝国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这过帝国在帝国范围内形成了一个与帝国利益一致的体系。全球化为美元建立了一个维护软帝国的利益体系。在美国一篇中，我们已经看到，有时候一个国家内部发展道路的争论，不仅仅是价值的争论，往往是利益的较量。在美国1812年代战争中，新英格兰的那些与大英帝国有诸多利益联系的大商业利益，基于自身利益考虑，没有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全球化在许多国家催生出许多这样的利益集团。全球化导致美元和美国国债大规模泛滥。全球化越发达，美国的外贸赤字越多，拥有美元资产的国家，机构和个人越多。美元和美元资产将这些主体的利益绑在了美国身上。他们的利益以及与他们利益相关的利益都依赖于美国经济和美国市场。美国利益的代言人，美国金融资本利益的代言人，在许多国家出现，以多种形式和面貌推动帝国利益。
美国和大英帝国不一样，从20世纪以来对外几乎没有领土要求。追求领土的扩张不是她的战略目标。她索取财富的方式不是通过领土的征服，而是通过思想的征服，意识形态的征服，和体制的征服，通过全球化，通过债务而实现的。大英帝国用坚船利炮统治世界，美国用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统治世界。这种将债务变成权力的战略传统，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美国立国之初，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
在全球化体系下，某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在一定时期内的高速增长符合美国的霸权利益。从国家博弈的角度看，中国的出口导向战略实际上强化了美国实力，间接支撑着美国的世界和亚洲战略，增加了中国统一台湾的困难，延缓了中国的崛起。假如目前这种全球化体系不改造，假如中国不走内向发展的道路，假如中国继续以别人的市场来导向自己的经济，就算有一天中国GDP超过了美国，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将通过这种剥削关系而输送给美国。美国将继续享受中国GDP增长好处。
赤字霸权不仅是军事霸权的基础，也以军事霸权为前提。假如世界上其他什么弱小国家对美国玩这一套近似于“赖帐”的游戏，肯定会招致“看得见的铁拳”的无情打击。
第三节 金融全球化，危机倾向和美元循环
全球化是金融资本主义的时代。全球化的核心是金融全球化。而金融全球化的目的，就是在美元的基础上，建立由国际金融资本主导的全球金融体系。出口导向和金融全球化是全球化战略的两个重要方面。这两个过程使美元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流向世界，而世界又将这些美元循环回美国。美国得以在获得免费实物的同时，获得廉价的资本，维持资产泡沫。
金融资本主义时代是以资本自由流动为基础。布雷顿体制是金融资本的滑铁卢。政府控制汇率，金融资本不能在国际上自由流动。二战以后到73年以前，几乎没有现在意义上的外汇市场，和国际资本市场。那是工业资本主义的时代。金融资本受到抑制的结果，工业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由金融资本的投机带来的大规模金融危机几乎消失。布雷顿体系的崩溃，解放了国际金融资本。然而当时的国际金融资本同政府控制的外汇储备相比，微不足道，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带来的影响也微不足道，不足以改变国际金融的格局。美国金融资本和美国金融机构尚不具有控制发展中国家的实力。培养国际金融市场和催生国际自由资本，成了金融全球化的重要战略选项。
为了迅速扩大受美元形式的受美国支配的国际金融资产，为了重新启动国际金融市场，美国表现出了超级大国的大手笔。1）美元迅速贬值和石油以美元定价。这两件彼此相关的事，导致石油价格的上涨，大量石油美元一夜涌现。刚刚解放的世界金融系统，一下出现了规模巨大的美元热钱，出现了受金融资本支配的短期金融资产。2）“石油美元大循环”。将大量的石油美元迅速变成受美国金融资本支配的自由资本，并迅速把它们循环到发展中国家，使这些国家开始受到国际金融资本的控制。3）大规模推动日本金融改革。日本是当时世界上主要的储蓄国家，又是世界主要的美国储备国。日本金融开放的结果，大量的廉价资本涌进世界资本市场。特别是90年代以后，日本为了对付经济衰退和避免日本过度升值，实施了长时间的零利率政策。日本利率和其他国家资产投资回报间的差距，导致国际金融资本，在日本以零利率借日元，再投资于其他国家货币，以谋取利率差。这种国际资本的大流动，导致大量廉价信用流向世界。4）实施大规模的外汇赤字，制造大量的美元热钱，和大规模的短期资本。其中主要有“中国贸易美元大循环”。中国后来取代日本成了最大的美元储备国。中国的外汇储备被通过多种形式，大量循环回美国，形成了大规模廉价资本。于此同时，美国通过“世贸”和双边关系，迫使中国迅速开放金融市场，实现金融全球化。如果不是次贷危机，推动中国金融全球化，有可能是下一部重头戏。
这一系列战略布局，导致国际金融资本的规模迅速扩大，国际热钱的规模迅速扩大，国际间金融资本自由流动的规模和迅速增加。如前所述，1983，世界上五家中央银行（美，德，日，英和瑞士）拥有1390亿美元储备，而外汇市场的流动每天只有390亿。五家央行的潜在弹药，相当于市场的3倍多。到了1998年，这五家央行只有278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市场的交易量高达1.8万亿。权力的中心已经从政府转向了金融资本。这1.8万亿，主要是由私人决策推动。
金融全球化彻底改变世界权力结构，彻底改变了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1）迅速坚固了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大批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意向不到底金融风险，尤其是货币风险或汇率风险，及其带来的债务风险。为了稳定货币，发展中国家不得不更大规模的储备美元。金融全球化使美元储备地位更加巩固；2）金融全球化进一步推动了出口导向。发展中国家以储备美元寻求货币稳定的政策，进一步强化了发展中国家出口导向战略，强化了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市场的依赖；3）金融全球化，增加了私人资本的自由和权力，降低了各国政府的金融主权，经济主权，尤其削弱了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央行）控制外汇，监控资本流动的能力。大规模增加了国际投资者，投机者的影响。美国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评级机构，共同基金，对冲基金，私募基金等在世界金融体系中的控制作用越来越重要。结果，发展中国家面对海啸一样来去自由的国际金融资本措手无策。在由国际金融资本推动的资本和热钱的冲击下，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宏观经济稳定越来越脆弱。金融体系越开放，受到国际金融资本的冲击越大。越开放风险越高。这就是为什么，欧洲为了自己的金融安全和金融主权，要在金融全球化的过程中另搞一套。4）金融全球化增加了IMF和世界银行的权力。而这些机构基本由美国控制。美元是世界货币，美国有世界上最大的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政府债券。世界金融资产中大部分是美元资产。而大量的国际自由资本和热钱主要是美国。美国成了统治全球金融体系的中心。
美国为了增加控制金融全球化的能力，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改革：长时间的金融自由化。美国自己的金融自由化表现在四个方面：1）放开商业银行。在80年代以前，美国商业银行收到政府的严格监管。商业银行基本是地区性银行，很少有跨州的大型银行。里根上台以后，推行了商业银行的自由化，打开商业银行的地域限制。在二十几年中，通过合并和收购，美国产生了一大批大型的商业银行。其中有的银行，拥有高达全国存款总量的10%以上；2）减少对华尔街投行的监管；3）放任影子银行的发展。影子银行的发展是美国金融自由化的重要方面。这种影子银行几乎不受政府监管，然而他们在金融体系中的份额越来越大。到了2007年，影子银行提供的贷款，相当75%，而美国传统银行提供的贷款只占25%；4）放任金融创新。这一系列的改革，催生出善于创新的，世界一流的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对世界金融体系影响巨大的银子银行（对冲，私募等）。美国还改变了IMF和世界银行，使他们成为金融全球化的推行机构。通过IMF的贷款推动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自由化。
金融全球化形成了一个以美国金融体系为中心的世界金融体系。这个体系凌驾于其他国家的政府之上，成了没有边界的帝国，美国联储会成了世界中央银行。这种金融帝国，成了美国霸权的一根重要支柱。在这个金融体系中，国际资本的流进流出，不再主要由民族国家的政府决定，而是国际金融资本的决定。民族国家被国际金融资本推到一边，被边缘化。金融资本主义开始从新居于统治地位。这个金融体系，在世界范围内，成功的推动出口导向，推动美元大循环。大量的财富和货物开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美国循环，美国也更加不节制的向全世界印刷美元，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加外贸赤字。世界从此进入了新的分工格局，美国成为主要的金融出口国，出口美元和其他金融产品；而发展中国则向美国出口真实货物。然后通过购买金融产品的方式，将美元循环回美国。全球化实现了两个目的：为美国提供免费产品；为美国资本市场提供廉价资本。这些廉价资本推动了美国资本的长期增值。
金融自由化，金融资本的贪婪和自由，增大了世界金融体系的危机倾向。金融资本推动的繁荣—破裂的金融宿命在世界范围内不断上演。金融体系的这种脆弱性，在发展中国家尤为严重。规模巨大的国际金融资本，通过杠杆运作，可以在短时间内，运作天文数字一般的金融资本。他们有如潜伏的阻击手，在世界范围内，贪婪的寻求投机的机会。而一旦他们在发展中国发现某种投机的机会，国际资本就会向海啸一样席卷而进，导致特定国家的资本过剩，形成资产泡沫。然后呼啸而出，导致泡沫破裂。导致繁荣—破裂的危机。在金融资本大规模流进流出的过程中，民族国家的政府往往一筹莫展。最后导致国民财富的大量流失，甚至留下经济长期停滞的隐患。拉美危机，日本金融危机，亚洲危机，90年代初期的墨西哥危机，俄罗斯的债务危机，2000年阿根廷危机等等。而这些国际金融资本，主要来自发达国家。
金融全球化提供的两个条件，极大加强了国际金融资本对世界的统治，削弱了发展中国家政府的金融控制能力。第一，世界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巨大的美元热钱。第二。金融创新带来了多种杠杆手段。二者结合起来，使国际资本巨鳄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动员天文数字一般的资本，忽然对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发达攻击。这种攻击，可能骤然而起，骤然而去，导致资本大规模的流进流出。
在主要的金融危机中，都可以看到美国的影子。有时候，这些金融危机，实际上是金融体系中心国转嫁危机的结果。拉美危机是这样，日本金融危机是这样，亚洲金融危机也是这样。以亚洲金融危机为例，90年代初期，美国发生了由商业不动产贷款引发的银行危机，美国进入经济衰退。为了推动美国经济复苏，美国联储会降低利率，扩大信用。美国银行体系拥有太多的流动性（和石油美元大循环时期相似），太多的热钱。金融资本急于寻求高回报地区。最后他们发现了亚洲那些正在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这些亚洲经济体几乎都实施出口导向战略，把美国市场当成经济起飞的跳板。美国在向这些经济体开放自己市场的同时，迫使这些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开放资本市场，实行全球化，尤其是金融全球化。金融开放使美国的过剩流动性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流向亚洲。这些过剩的热钱，通过泰国的许多金融机构，大量涌进资产领域，如房地产，股票等等。导致金融泡沫或资产泡沫。最后导致亚洲金融危机。
金融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危机符合美国国家利益。1）全球金融体系的这种危机倾向，使发展中国家为了金融稳定，而进一步的推动出口导向和积累美元。有些国家干脆将自己的货币发行量与美元储备挂钩。“白条”美元在世界上的霸权更加巩固。2）美元更容易被循环会美国。由于全球金融体系的这种危机倾向， 一旦有风吹草动，世界金融资本就会大规模的逃向美国。这就是美国推动金融全球化，主导世界范围内的金融改革的原因。3）金融体系越开放，民族国家的金融独立性越弱，国际资本的威胁越大，发展中国家控制资本流动的能力越弱。在全球化体系中，其他经济体系对美国只有两个主要作用：为美国提供免费产品，和廉价资本。其金融体系越不稳定，对美国越有利。假如你的金融体制比较封闭，你对赚到手中的美元管得比较严，那美国金融出口业在你那里是不太有市场的。所以，为了达到财富循环的目的对方会要求你实施金融改革，开放金融体系，按国际金融市场的要求来改造你的金融体系。他明知你越开放，你的的金融产业就越将变成一个流血的产业，对方还是动用外交，政治，以及市场压力，来迫使你就范。市场是迫使其他国家开放金融体系的重要手段。以日本的例子为例，日本的GDP早已依赖美国市场，只要美国施压，为了保住GDP，防止因GDP被对方市场压缩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日本最终只有就范，按别人的时间表和要求来改造你自己的金融体系。
第四节 金融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
有人认为，金融自由化是历史的必然。金融自由化的核心是私有化，市场化，开放金融市场，开放资本市场，开放外汇市场，让市场力量发挥主要作用。金融资本独立于政府是金融全球化的主要诉求。然而，金融全球化加剧了金融资本社会化和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导致金融资本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和私人盈利冲动的矛盾。
金融全球化不仅解放了金融资本，使资本得以更加自由的去追求最大利润，而且使金融资产更加集中，更加社会化，甚至全球化。结果使这对矛盾更加严重。这种内在矛盾的存在，决定了全球化金融体系必然走向金融危机，走向世界性金融危机。
私人金融资本的盈利冲动必然导致体系性风险增高和私人占有的矛盾。
资本的冲动是盈利。然而资本盈利的冲动必然导致盈利机会的减少。资本在追求利润最大化时，会走向反面。资本追求利润，往往会导致资产价格普遍上升。资本价格的上升，导致未来回报率下降。比如，当土地回报率高的时候，资本会竞相追逐土地，导致土地价格上升。土地价格上升必然会导致土地预期回报率下降。这时资本就会流向新的高回报的领域。导致这个新领域的资产价值上升，预期回报下降。资本就像黄虫一样，在追逐利润最大化时，将超额利润的机会一个又又一个的啃食掉。这是资本无法避免的自我否定，是资本的宿命。金融全球化加剧了资本的这种宿命。由于金融资本可以在全球化范围内以电子速度流动，许多盈利机会可以在几秒钟内被啃噬掉。同时金融全球化导致金融资本的泛滥，过多的金融资本，追求相对有限的盈利机会，结果导致预期收入下降。于此同时，美国政府的双赤字和低利率加剧了国际金融资本泛滥，进一步加剧了资本收益下降。
预期盈利水平的降低导致资产规模的扩大。回报率的下降是对资本生存价值的挑战，迫使资本开始通过资产扩张，加大杠杆运作的方式来提高回报利率。美国金融资本开始把经营的重点放在资产扩张上。依靠举债来提高杠杆倍数，通过提高杠杆倍数来提高所经营的资产的规模。在这种情况下，对冲基金，私募基金，CDO，各种衍生债券，LBO，等等开始大势泛滥。银行开始大规模的扩张自己的资产规模，提高杠杆倍数。为了扩张自己的资产规模，许多金融机构采用了不少的“创新手法”。大规模提高杠杆倍数，成了金融资本生存的不二法门。例如LBO。有许多LBO案的投资人，只有一点自有资本。在看准了捕获对象以后，往往是向华尔街投行获取巨额贷款，用于收购捕获对象。当然，华尔街得到的回报是高额的佣金。然后，华尔街又将这笔巨额贷款，通过证卷化卖给其他投资者。所以，LBO案是四两拨千斤的赚钱方式。金融球化导致对冲基金爆炸性增长。对冲基金的投资者遍及全世界。许多对冲基金的杠杆倍数达到几十倍！这几十倍了债务来自于全球金融体系。不仅如此，金融资本的许多创新，使它们既提高了杠杆倍数，又不必在公司平衡表上反应出来。例如SIV。许多金融机构通过SIV追逐过度风险，却不必在平衡表上表现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公司的风险常常被低估，投资者很难评估这家公司的真实风险。许多非银行金融机构，如房贷公司，甚至某些CDO保险公司，以及其他金融机构都普遍增加了杠杆运作。
杠杆运作是所有金融机构的特点，但是金融全球化加剧了杠杆倍数。以华尔街为例，华尔街在鼎盛时期，以极少的自有资本为杠杆的支点，轻尔易举的撬动了几十倍的资金，得以轻而易举的为其不断扩张的资产提供大量的资金链。按华尔街自己的计算，华尔街的五大投资银行，在2007，其运作的资金达到资本的30倍左右。如果考虑到资产的高风险性，加上许多没入帐的资产，加上各种金融衍生工具，其动用的资金远远超过其帐上公布的数字。华尔街的投行，无不以几十亿几百亿的自有资本，运作起几千亿几万亿的资产。华尔街五大银行，除去贝尔斯顿经营的总资产在2006年增长23%，2007年底再增长17%。是年底，该四家投行经营着高达38763亿美元的总资产。2007年底美国GDP总额是14。03万亿美元。也就说，四家投行经营的总资本相当与美国当年GDP的27。6%。而且，这种资产增长的速度远远高于GDP增长的速度。按名义价值计算，2007年美国GDP增长约4。94%，但是华尔街的总资产增长速度(17%)比美国GDP高了12个百分点！在金融资本的这一扩张过程中，其回报和损失是不对称的。以对冲基金为为例。假如你是唯一的投资者。你投入10万，然后通过杠杆效应运作100万资产（许多对冲基金的杠杆倍数高达30倍）。在这种情况下假如你成功，你的回报率可以提高到10倍。但是，假如你赔光了，你只赔10万，而社会则要陪90万。这种不对称的关系，使金融资本在可能的情况下，有拼命扩张资产的内在冲动。拼命扩张，不计风险的扩张资产是金融资本抑制不住的欲望。为了扩张资产，金融资本把触角伸向全世界。通过世界金融体系将全世界的资产吸纳到自己体内。以社会的资产，牟取自己的利益，是金融资本的普遍特点。
资产规模急剧扩张导致社会风险的高度集中。这种建立在杠杆运作上的金融资产的集中，导致社会风险的集中。不仅给金融资本个体带来了极大的风险，而且给金融体系，经济体系带来极大的风险。金融资产规模增加到一定程度，它所具有的系统风险和私人风险就融为一体。任何一家大规模金融企业的破产，同时会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震荡，甚至崩溃。如贝尔斯登，AIG，美林，两房等等。任何一家这样的金融企业的破产，都可能导致美国乃至世界金融体系的瘫痪。金融资产的高度集中，催生了一大批，规模大，分布广，涉及领域的多大金融机构。这些金融机构动辄经营上万亿美元的资产。由于其功能和性质，这些机构带有巨大的系统性和社会性风险。这些机构的失败或破产，会给整个金融体系，给社会，甚至给世界经济体系，带来巨大损失。社会风险大量集中在少数机构，少数金融资本上，这件事本身就使金融体系的危机可能性大大提高。少数人的错误决定，少数机构的失误，可能导致整个体系的动荡。这种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增加。
社会风险的集中导致巨大的社会风险和金融资本私人盈利动机的尖锐矛盾。金融资本逐利导致金融资产的高度集中。金融资产集中到一定程度，导致系统风险和私人风险的界限的模糊。然而，这些金融资本的私人占有性质，使这些带有巨大体系风险大的金融机构被当成了私人盈利的工具。由于其社会化性质，这种机构有能动员规模巨大的社会资源或社会资金；由于其私人资本的性质，这些巨大的社会资本常常成为资本追逐自身利润的工具。结果导致大量社会资源被导向高风险领域，最终导致大量社会资源的浪费。现在困扰美国金融体系次级贷款，就是这种矛盾的表现。在资产泡沫的时期，这种以社会资源谋求资本利益的现象，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美国曾有人发明了一种叫做“由你选择支付方式”的房贷。投资者贷款买了房以后，每一个月的房供多少有房主自己决定。你可以只付全部利息，也可以只付一部分利息。剩下的利息部分，加到你的贷款总额里。这种贷款可以让放贷款的银行的贷款总额自动档不断上升。是追逐风险的典型“创新”。美国目前的这场金融危机，就是私人金融资本，运作大规模的社会金融资产，为了高额回报，最求过度利润，最后导致了整个金融体系的危机。
这种基本矛盾必然导致金融危机。社会风险和私人风险的模糊，加剧了社会化和私人占有的矛盾。私人资本在追逐利润的时候，通过杠杆运作大规模集中社会资产，使私人风险逐步转化为社会风险，导致社会风险和私人占有的矛盾激化。大规模集中的金融资产，体现的是体制性风险和社会风险。整个金融体系或社会承担了巨大风险，却被排除在决策之外，不能分享收益。而金融资本在大规模集中了社会风险的同时，垄断了决策权，垄断了利润。由于这种内在矛盾，金融资本实际上是以系统风险为代价，来贪婪地追逐资本个体的盈利；用系统风险为赌注，来满足资本逐利的动机。在某些情况下，私人金融资本，可能为了自己的短期利益，牺牲体系的长远稳定；可能为了自己的超额利润，追求过的的风险。以AIG为例，它实际上是在以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为代价来追求金融资本的利润。
第五节 繁荣—破裂：金融资本的危机宿命
金融资本的内在矛盾使金融资本必然走上繁荣—破裂的宿命。
资本逐利导致的这种大规模的资产运作，给金融体系带来了巨大的风险。这种风险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有三种：一种是资金链风险；一种是非流动性风险；最后是资产泡沫的风险。
金融资本逐利带来的第一个系统风险是资金链风险或者“金融挤兑风险”。金融资本杠杆运作的特点，是以短期举债支撑低流动性的长期投资。杠杆效应，或者依靠借钱来赚钱有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借钱的利息比投资的利息要低。两者间的利息和利润差就是金融资本利润。假如你借钱的利息高于投资的利息，那你的杠杆不仅不能给你带来回报还会导致亏损。你的杠杆倍数越大，亏损就越严重。所以，如果你要撬动几十倍的资金为你谋利，你必须做到低借入高回报。短期贷款由于时间短风险小，利率相对较低，从而成为杠杆运作的主要手段。短期筹资渠道主要影子银行，现金市场，商业票据，银行贷款，短期抵押贷款，再购买条约(REPO)，等等。这种短期债务期从一天到9个月不等。总之，时期越短，利息越底。美国那些高杠杆运作的金融资本，如冲基金，SIV，CDO，某些房贷公司和银行，都是依靠这种方式运作。主要依赖这种短期债务。资产规模越大，他对短期市场的依赖越大，资金变得链越长，风险也就越。依靠债务来经营资产的前提，就是你的短期债务能够不断的向前滚动。这种依赖短期债务的高度杠杆运作，使整个金融体系非常脆弱，增加了突发性金融危机可能性。不仅如此，一些非内生变量的变化，可能导致整个体系资金链条的破裂，导致金融危机。例如短期利率的上升，货币供应量的减少，投资者信心的忽然崩溃，信用的忽然萎缩，等等，都可能导致危机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将会收回投资，债权人将会抽回贷款，那些高杠杆金融机构将面临似于银行挤兑的风潮，从而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痉挛性收缩和金融危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金融全球化带来的，由外生变量导致危机的可能性更高。例如美元利率的上升，美元供应量大萎缩，国际热钱的撤退，外资金融机构忽然收紧信用等等，都可能导致危机。以金融开放为例，假如一个国家的金融非常开放，大量外资金融机构在国内金融市场的份额很大。在金融资产高度杠杆运作的情况下，一旦这些外资金融机构，忽然紧缩信用，制造恐慌，将马上催生金融危机。
金融资本逐利带来的第二个系统性风险是“非流动性资产的增加”的风险。几乎所有的金融机构都是以短期债务，支撑长期投资的方式，获取利息差。金融资本在以短期债务支撑大规模资产扩张同时，为了获得高额利润，必须追逐低流动性的长期投资。这些资产的回报高于短期债务。结果，导致金融资产的流动性普遍下降。许多金融机构积累了大批几乎没有市场的长期资产。以银行为例，银行的长期资产大致可以分两大类：证券和贷款。美国金融机构长期以来积累了许多没有市场的证券，和没有市场的贷款。美国许多银行的贷款贷款如商业贷款和LBO贷款等等，几乎没有市场。没有市场就没有价格。这类资产的价值只能有模型，现金流，或管理阶层决定。对这类资产而言，所谓由市场决定的均衡价格是不存在的。这种非均衡性是金融体系的内在特点。由于存在着没有市场的长期资产，所谓市场均衡，对金融体系而言永远只是一种幻想。随着金融资本规模的增加，这类资产的规模不断上升。
导致这种非流动性的还有“金融创新”。金融本来是为实体经济服务，在金融全球化下，金融资本异化成了实体经济的主人。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各种金融创新的产生，金融产品和实体资产越来越远，最后几乎和实体资产脱钩，成了抽象的金融符号。例如有些金融衍生产品，结构产品（Structural Contract），它们几乎与具体的实体资产无关，很难评价金融资产的内生价值和风险。金融资产的价值往往建立在一些假定的前提和设想上。许多衍生工具，和证券化债务等等，很多都是建立在这些假定和模型上的。有时候金融产品的价值由只能有模型决定。在这种情况下，许多金融机构出现了大量的低流动性甚至没有流动性的模型资产。这种金融资产和实体资产脱钩给金融资本带来了巨大的创新计划和牟利机会。美国金融机构曾经创造的大量新产品。这些创新或着眼于对冲风险，或着眼于提高回报。但是许多的创新产品，除了给金融资本带来丰厚的利润外，根本就没有经济价值。例如CDO。这些名目繁多的新产品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与日俱增的复杂。许多新产品基本上是依据于某种理论假设，然后通过复杂的数学模型加工处理而制成。这种创新新产品，貌似非常先进，其实根本无法在现实生活中重复和通过现实生活的检测。没有人知道这些产品是否具有经济价值，有多少经济价值。加上结构过份复杂。就是最精明的投资者也很难理解其风险和回报特性。这些产品流动性很低，往往没有市场。没有市场就没有价格，无法靠市场定价。这些资产的价格是由一些复杂的数学模型来确定，甚至由管理阶层判断确定。然而，这些模型资产的的价值究竟是什么，谁也不知道。由于这些资产有模型或管理阶层决定，为金融资本人为制造超额利润提供了机会。在金融泡沫时期，许多金融资本拼命追逐这类资产。美国大型金融机构，无不拥有几十亿甚至几百亿的模型资产，往往达自有资本的几倍。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金融系统是由这些资产支撑的。这些非流动性资产的经济价值很不好评估。许多模型或管理层决定的会计价值，很有可能远远高于经济价值，在这次金融危机爆发以前，有些金融机构实际上已经没有支付能力。
金融全球化加剧了这种 “非流动性”。美国作为世界金融的中心，为了吸引世界范围内的资本，美国金融机构的杠杆倍数不断放大，金融体系的这种“非流动性”不断增加。这表现在美国金融机构的“第三类别资产”的巨大规模上。美国的财务会计标准董事会(FASB)2006年9月公布了有关公平价值确定办法的SFAS157(财务标准条例第157号)。这项条例要求所有上市公司在财务报表里按获资产公平价直(Fair Value)确定的难易程度划分为三个层次。其目的是要求上市公司公开其资产/债务作价的方式。投资者可以由此衡量该公司的资产风险。一级资产是流动性高的资产。这些资产有活跃有序的的市场。其价值由市场价格确定；二级资产流动性相对较低的资产。这些资产偶尔有市场交易。其价值可以按这种价格定价；也可以按模型来定价，但是这些模型的输入能直接或间接地观察到；三级资产是没流动性的资产。这类资产流动性很低，几乎很少有市场交易发生。他们的价值只能由管理层的估计来确定，或参照公司自己的模型来确定。以华尔街的投行为例，截止2007年10月，第三级资产远远超过了他们的自有资本。摩根斯丹利的三级资产高达其自有资本的251%，高盛达185%，贝尔斯顿达313。97%，美林达225。4%，里曼达171。18%。如此巨大的低流动或不流动资产的存在，使市场均衡无法实现。
毫无疑问，那些非流动性，依靠模型或管理层定价的资产里面，隐藏了许多不良资产。
金融资本带来的第三个风险是资产泡沫。由于金融资本运作杠杆越来越高，资产价格越高，回报越少。越来越多的金融资产追逐着越来越少的盈利机会。到了最后投资的回报完全依赖于资产本身的增值。大量的金融投资，形成的购买力，推动了资产的价格，使资产价格背离内在价值，形成资产泡沫。一旦投资衰减，泡沫就会破灭。
金融资本的这三大风险（资金链风险，低流动性风险 和泡沫风险）在任何时候都存在。在繁荣时期，金融资本的杠杆倍数不断扩大，经营的金融资产越多，风险越来越高，越来越集中；非流动性或长期投资资产越来越多，大量的不良资产，隐藏在非流动性资产或长期投资里；资产泡沫越来越严重。在这种情况下，整个金融体系在高杠杆部位运作，金融体系的血脉越来越不流畅，由于不能准确评估（甚至过高评估）非流动性资产的价格，许多金融机构的经济价值已经为负数，处于破产边缘。整个金融体系已经处于危机边缘。最后泡沫破裂。投资者大规模挤兑投资，债权人大规模抽回资金。金融资本逼迫去杠杆效应。为了满足投者挤兑的需求，金融资本不得不抛售大量的长期投资或非流动性资产。这些没有市场的资产，找不到购买者，大部分必须以远远低于账面价值出售。金融体系中那些模型资产和其他第三类资产，开始大幅度贬值。许多不良资产开始浮现。许多金融机构要么出现流动性危机，要么出现支付危机。从而导致大规模的金融风潮。这个时候，金融资本有大规模收缩，导致信用萎缩，经济低迷。而经济低迷，进一步加深金融危机。金融资本就进入了危机阶段。
金融资本的这种繁荣—破裂的危机倾向和经济周期共振。在经济繁荣时期，金融资本追求过多的风险，导致信用扩张，导致泡沫，导致经济进一步扩张；在泡沫破裂时期，金融资本追求太少的风险，导致信用收缩，导致经济进一步收缩。这种规避风险的行为，不仅进一步恶化了金融危机，而且导致经济衰退更加严重。日本就是一个例子。
金融资本的这种繁荣-破裂的危机同金融资本与生俱来。金融全球化加剧了这种危机。第一：金融全球化导致金融资产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程度集中；第二金融资本在世界范围的自由化，导致资本流动速度的空前高涨。在繁荣时期，资本大规模的迅速集中，导致泡沫。一旦风吹草动，资本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撤离，导致信用市场瞬间收缩，金融市场瞬间痉挛。
金融资本的内在危机倾向，决定了金融资本必须要么国有化，要么接受公权的非常严格监督和规范，要么兼而有之。然而金融全球化于此背道而驰，实施金融企业的私有化和金融资本的自由化。金融全球化体系从本质上讲是一个更加不稳定的体系。从1973年，金融资本解放以来，世界上连续不断的出现金融危机。美国自身的金融泡沫也不断出现。90年代初期的商业不动产贷款导致的银行危机；2000年的科技泡沫。
美国金融霸权面临两难挑战。由于这种繁荣—破裂的危机存在，美国需要不断吸引全世界的资本，来支撑她的资产泡沫，或减轻泡沫破灭的打击。假如，美国资本市场有一天不再能制造出有吸引力的回报，不能吸引世界资本，美国将无力循环会赤字美元。美国霸权将会衰竭。而金融自由化是实现这种循环的基本前提。没有有金融自由化，就没有美国的金融霸权；然而金融自由化又必然导致危机。这是美国金融霸权面临的两难挑战。
目前的金融危机，是金融全球化内在矛盾的大爆发，是金融全球化走到极端的表现。金融资本必然爆发金融危机。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金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核心内容。金融全球化不是历史的必然，全球化也不是历史必然。中国金融改革不应当引进自由放任的金融体系。中国应当发挥中国的传统优势，对金融机构实施国有，实行严格监管。金融资本救不了中国。中国也不应当实行金融全球化。金融全球化，放弃对资本管制，必然会使中国金融体系出于美国金融体系的控制之下，成为高风险体系，最终将走向危机。
第六节虚拟增长和发展抑制
全球化，出口导向，金融自由化，不仅不是历史的必然，反而是历史的循环。他们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是虚拟增长和发展抑制。货币价值直接影响出口竞争力。实施出口导向的国家，面临一个两难处境。出口增加，美元储备增加，带来货币升值的压力。币值的增加，将导致出口竞争力的下降。为了避免货币升值，拥有大量入超的经济体系，不得不把外汇储备大规模的循环回美国，购买美国国债或其他虚拟资产。出口导向战略越成功，越要走向这种恶性循环。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导致虚拟增长和发展抑制。这种虚拟增长必然带来发展抑制。抑制发展中国家总体经济发展的内在冲动。
大规模出口导向带来的主要是外汇储备的增加，金融资产的膨胀。于此形成反差的是，内向发展的相对萎缩。虚拟增长和发展抑制并存，是大规模追求出口导向的必然结果。这种以内向发展为代价的虚拟增长模式，是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难以承受之痛。在出口依存度高的国家，全球化带来了一个奇特的经济现象：出口的高速增长和内部经济发展的相对抑制同时并存；外汇储备的急剧增加，同内向经济的相对萎缩并存。这种现象不仅在发展中国家国家存在，甚至在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中也存在。
第一．过度的出口增长导致内部发展抑制。在推行出口导向战略的经济体内，出口增长和内需发展进行着激烈的资源竞争。出口导向把经济资源从发展中国家导流出去，形成漫长的大规模的经济资源流失。在有些国家，由于政府推动偏好出口增长的政策，出口产业在这种竞争中占据优势，内部发展往往在竞争中失败。结果，出口的增长远远高于GDP的增长，越来越多的经济资源被出口产业占据，内部发展获得的资源份额越来越小。在出口高速增长的阴影下，内部发展得不到足够的阳光。GDP中出口份额的增长，诉说的是内需经济相对萎缩的故事。出口增长越快，出口占GDP的分额越大，出口产业在资源竞争中实力越强，内向发展越不足。出口的超高速增长的另一面是内向发展的超速相对萎缩。
当出口份额达到GDP的某种程度以后，当出口导向严重抑制了内向发展的时候，就会导致出口过度增长与内部发展严重不足的恶性循环。内部发展的抑制，导致内需不足；内需不足，加大了对海外市场的依赖，加大了出口推动的力度，导致出口以更高速度的增长；出口的这种超速增长，又进一步加剧了内需发展资源不足的困境，导致内部发展的进一步相对抑制。在这种恶性循环中，越来越多的经济资源被出口产业争夺，越来越多的产出为别人的市场所控制，越来越大的经济份额因别人的需求而存在。出口产业控制着越来越多的经济资源，在政策上享有越来越大的偏好。在这种情况下，跑在别人市场轨道上的出口产业，已经不再是总体经济发展的引擎，而是以内向发展为代价。与出口高速增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内向发展相对落后，内需产业的相对落后，总体产业实力的相对下降。
当出口导向产业，主要是建立在来料加工的基础上，建立在进口原材料的基础上，建立在所谓的“世界产业链内部分工”的基础上的时候，这种发展抑制就更加严重。出口产业导向在和内向发展争夺资源的同时，带动的是其他国家产业的发展。所谓世界产业链内部分工，是指在一个产业链内部形成的世界范围内的分工。比如世界计算机产业，发达国家控制技术和关键部件，中国实施装备等等。这种世界产业链内部分工往往由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控制。这些跨国公司处于产业链的顶部，控制着开发，核心技术，核心部件，产业发展方向，和专利，而发展中国家则处于产业链的底部，成为依赖廉价劳动力进行简单装配的基地。以中国的有些“高科技产业”为例，他们带动的是发达国家核心技术的发展。“世界产业链内部分工”抑制了发展中国家内部产业链的形成，使之扁平化。这种出口导向，不仅抑制了内向发展而且抑制了关键产业的发展。
出口导向对发展的抑制，是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主要原因。日本出口产业的繁荣和内需产业的衰退的并存，导致日本对外部世界的进一步依赖。然而，日本繁荣的出口产业和离岸经济，并没将日本拉出漫长的衰退。出口导向是一个大漏洞，稀缺的经济资源就从这个漏洞中流失。这种以满足别人需要为目的的经济增长模式，值得反思。
第二．虚拟资本（外汇储备）的增值欲望导致实体经济抑制。推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因素是，实物资本的积累，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开发。出口的高速增长，带来外汇储备的高速增长。中国大量的国民储备，没有起到推动实体经济建设的作用，变成了外汇储备或其它类别的外国金融资产，被循环到了美国或其他国家。这种虚拟资产越多，国民储备的流失越多，实体经济的投资就越少。外汇储备这种虚拟资产和任何虚拟资产一样，到了一定程度会产生一种自我扩张的冲动。即虚拟资产脱离实体经济的需要，追求自身的增值。虚拟资产追求虚拟增值的结果是大量的虚拟资本或外汇储备在增值的动机下被投向海外市场。由于多种原因，这种投资往往是长期投资。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这种长期投资的意义是什么。这种长期投资的经济含义是，中国的一部分国民储蓄被长期投向了海外，在长时期内不能推动中国自己经济的增长。这种长期投资就是中国储备和中国经济资源的长期流失。只有当这种长期投资被收回中国，通过必要方式，变成中国的实物资本的时候，中国流失出去的国民储备才会实现回流。这种外汇储备对外长期投资有两个后果：第一是增值，第二是损失。如果是损失，就意味着中国国民储备被永久流失到投资目的国。假如增长，只有当这种增长转化为中国经济的实物投资，才对中国经济产生正面作用。假如这种虚拟资本的回报又变成投资，这种虚拟增长同样不能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不能走国民储备长期流失的道路。
这种虚拟资产在和实体资产竞争资源。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外汇储备被投向其他国家的资本市场；另一方面国内关键产业投资不足，教育科技投资相对不足，创新产业投入相对不足，实体经济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外汇储备超过GDP的增长速度，说明经济总量中，越来越大的一部分储蓄，被循环到了外国。国民储备的这种长期大规模的流逝，尤其是以超过GDP增长速度的流逝，说明经济资源在以越来越大的规模流失。这种流失最终将导致中国经济因实体投资不足而长期萎缩。外汇储备应当为国内经济发展服务。日本的教训值得注意，日本积极推动对外投资，GNP长期高于GDP。对外投资虽然带来会计利润，却加剧了日本经济萎缩。
中国崛起的基点只能是发展。无能中国有多少外汇储备，无能这些虚拟资本的投资多么成功，也无法取代发展，取代实体资本的积累，取代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虚拟资本的增长，对外投资，外汇储备不能和中国实体经济发展争夺资源。中国不能靠虚拟资本量的增长而崛起。崛起是发展。中国要用外汇储备谋取中国自己经济发展。追求虚拟增值将导致中国实体经济的相对萎缩。
第三．过度的出口增长导致贫富悬殊。中国长期享有高达两位数的经济增长，拥有几乎两万亿的外汇储备。然而，中国依然有数亿人口生活中贫困中，中国贫富悬殊不断扩大。位于金字塔顶部的10%的人口拥有45%的社会财富；位于金字塔底部的10%的人口拥有不到1.4%的社会财富。（7）。城市地区的人均收入乡村地区人均收入的3.23倍。这个数字在1985年只有2.57倍。（8）。导致贫困悬殊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出口导向，和全球化。出口产业同内向产业竞争资源。大量的资源和财富通过全球化循环到了美国。中国向美国输出廉价产品和低息资本的同时，美国却向中国输出了贫困。
首先出口导向同公共投资争夺资源。大量的资源被发达国家的市场吸走，国民储备的巨大输出，导致中国教育卫生及其他公共投资严重不足。教育和健康问题是发展中国家，贫困群体面临的主要问题。教育是贫困群体走出贫困的台阶，健康有关的灾难是把人们推向贫困的主要原因。中国高额的外汇储备同教育投资的严重不足并存。国民储备被大规模的转化为美元储备的同时，中国长期出现教育资源严重匮乏的现象。高收费的高等教育制度，使贫困家庭和农村家庭的孩子由于贫困而被无法分享教育资源，无法通过成功的教育而脱离贫困。
其次。外汇储备同实体经济争夺资源。就业不足和工资低下是导致贫困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大量外汇储备和对外投，资导致国内投资相对不足，内需经济发展不够，就业不足，工资低下。许多贫困家庭，找不到工作，找不到收入正常的工作；第三。出口导向同内地发展争夺资源。内地投资相对不足，偏远地区投资相对不足，农村投资相对不足。而中国大部分贫困人口集中在内地和农村。内地和农村投资的不足，加剧贫富悬殊。第五。出口导向本身直接加大了贫富悬殊。国际跨国集团，通过对技术，设计，品牌，市场等的垄断和控制，控制利润着分配。他们在世界范围内寻求最低的成本。以沃尔玛为例，它几乎可以年年都要把从中国进口的大部分的货物的价格，压低5%。成本降低的负担落在中国工人的头上。这种出口增长，导致劳动者的长期停滞。
这种出口导向蓬勃发展和贫富悬殊不断扩大，是全球化的普遍现象。经济的迅速增长，本来为解决贫困的根源提供了机会，然而全球化却导致了他们的相对萎缩。教育和卫生是政府发挥作用的重要领域。使贫困群体有机会享有教育和卫生资源，从长远看，有利于缩小贫富悬殊，建立一种包容的，人道的经济增长。我们需要把经济发展的成果，扩散到弱势群体中，为金子塔中下层群体的未来投资。这种有包容的增长，必须建立在内向型发展的模式上，必须避免国民储备的大量流失。
第四．过度的出口增长导致对创新的抑制。中国的出口产业，大部分位于产业链的底部。即使是高科技产业，关键技术往往掌握在跨国集团手中。在很多情况下，中国成了世界的组装车间。出口导向战略，将大量的资源被推动到这一类产业上，产生了低水平的数量扩张。中国对美国货物的输出，长期以来成了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对美国低端市场的出口的超速增长，是推动中国经济低水平数量扩张的重要原因。此外，过度的出口增长，导致国内产业的支离破碎；导致致产业扁平化，导致二元经济，低水平循环。
第五．过度的出口导向导致人力资本建设的抑制。一个国家的发展在很多程度上依赖一个国家人力资本的建设和储备。人力资本建设的主要手段是教育。出口导向外汇储备和教育竞争资源，是中国教育投入长期不足的原因之一。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逐步偏离了公共产品的性质。有些时候甚至出现教育产业化。另一方面由于内向发展不足，工作岗位少，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找不到工作。许多依靠贷款上学的人，毕业就面临失业。许多贫困家庭的孩子不愿上大学。读书无用开始兴起。中国是诗书之国。教育是民族的希望，读书无用是民族之痛。教育从来是中国人改变自己现状的方式。从49-80年代，上大学更是贫困家庭脱离贫困的主要希望。那个时候，一个贫困家庭的孩子和其他家庭的孩子一样，相应平等的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免费而平等的高度教育为许多工人农民的孩子提供了创造新的人生的机会。那个时候，一个贫困家庭的孩子考上大学是一个家的巨大荣誉。中国是一个人口多发展中国家，大部分人口依然在农村和中下阶层。中国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他们。很大一部分社会成员不能享受良好教育，是对人力资源的最大浪费，是最大的低效益。国民储备的大规模输出和教育投资的长期不足，应当引起人们的注意。
虚拟增长和发展抑制并存，不仅是中国经济面临的重要现实，也是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现实。这种虚拟增长和发展抑制并存的原因，是出口导向，是全球化。随着经济的增长，经济总体中，越来越大一部分是为美国而生产。经济发展的成果，很大部分被输送到了美国。美国不仅享有了廉价产品，而且享有了中国的大量国民储备。国民储备流失的结果导致发展抑制。无论我们有多少的外汇储备，无论我们对外投资带来了多高的回报率，他们都不能代替中国自身内在的发展。我们不能走发展抑制的增长道路。也许有人认为，中国不走出口导向的道路，无法解决生产过剩的问题。生产过剩从来就是一个相对于分配的问题。假如中国正确处理收入分配和贫富悬殊问题，中国十几亿人口，足以给中国经济的内向发展提供充分的市场容量。被解放了的广大的国内市场，将极大的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推动内部需求，创造不断增长的需求能力，为民族工业带来无穷无尽的市场前景，推动投资回报的提高，有利于中国社会的所有阶层。
美国的军费开支相当于外贸赤字。中国为美国提供了大量的财力支持。美国由于充裕的财力，得以在亚太地区加强其军事存在。全球化是对中国的不公正，对中国发展的不公正，对中国所有阶层人民的不公正。这种不公正，需要中国自己去解决。
第七节 建立新世界货币的关键是去出口导向
在2009年的20强会议前，中国提出了建立与主权脱钩的世界货币的主张。这是一项非常正确的，符合人类利益的主张。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美元作为世界货币，是美国霸权的基础。在这一章中我们已经指出，全球化，金融全球化是美元“体制寻租”的方式。建立与主权脱钩的世界货币的关键，就是要彻底改造这种全球化体系。而这种改造的关键是去出口导向。为什么？
出口导向战略，需要巨大的海外市场支撑。而当今世界最大的进口市场就是美国。美国作为最大进口国的结果是巨大的外贸赤字。支撑这个外贸赤字的是一文不值而又通行世界的美元。一旦美元不再是世界货币，美国将无法持续庞大的外贸赤字，美国市场大幅度萎缩。许多推行出口导向战略的国家，例如中国，将面临海外市场萎缩的挑战。在那种情况下，许多人也许被再次迫接受美元。配合中国新的货币战略，中国必须改变发展战略，必须去出口导向，走内向发展的道路。我们相信，中国提出新世界货币战略，是中国重新思考发展战略的一个信号。
中国应当走自己的道路。那种虚拟增长和发展抑制的模式，实际上和殖民掠夺没有实质差别。
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实际上是美元体系的主要支撑国。全球一共有大约3万多亿美元的储备，而中国几乎占了2/3；美国的外贸赤字国中，中国最大。冷战以后，如果没有中国经济的支撑，没有中国美元储备的支撑，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在规模和范围上都将小得多。美国可能早就无力支撑起庞大的政府开支，包括军费开支。美国霸权也许早就是一个，更加温和的霸权；美国在亚洲寻求的可能更多的是合作，而不是军事围堵。中国在台海的主导权也许更大。
其实，只要中国走以内向为主的发展战略，让中国人民享有绝大部分经济资源，和经济成果，与主权挂钩的世界货币，就会慢慢退位，即使存在，对中国的影响将被降低到最低程度。
中国要去出口导向。
要建立新世界货币，中国必须拒绝金融全球化。全球化金融体系是由国际金融资本主导的体系。而这些金融资本主要是美元资本和美国的大金融机构。融入这个体系，就是接受美元主导。以这次金融危机为例，欧洲许多国家的金融机构由于拥有大量的美元资产，而不得不依赖美国联储会通过货币对置的方式提供的美元供给，解决流动性问题。这次危机的一个重要发现，就是世界对美元的依赖，比想象的严重。原因就是这个金融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美国的对外债务，几乎全部是美元债务，几乎没有其他货币的对外债务。这次金融危机导致的美元资产贬值，对许多金融机构打击巨大。这就是为什么，欧洲也希望改变这种金融体系。由于美国对金融体系的控制，对IMF的控制，美国作为最大的军事强权使美元成为最安全的货币的事实，决定了在一个开放的金融体系中，美元必将是最强的货币。中国没有必要融入一个必然出现危机的金融体系中。
建立新世界货币的努力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国不必改变世界，但是中国可以改变自己。中国要去出口导向，要拒绝金融全球化，走自己的路，实施内向发展。这是拒绝美元霸权是最佳方式。基于中国出口导向战略对美国市场的依赖，中国不改变出口导向战略，中国将是美元霸权失落的受害者。
第八节 出口导向的实质
去出口导向，许多人不能接受。
出口导向是70年以来，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选择的经济起飞之路。
出口导向，毫无例外的催生了发展中国家，甚至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的二元经济。出口的繁荣建立在内需的萎缩上；出口产业的繁荣建立在内向发展的萎缩上。
谁不能感受全球化的魅力，请到中国沿海地区走一圈。许多人这样讲。
谁不能理解全球化的残酷，请到中国内陆和农村走一圈。
沿海地区那些摩天大楼同中国内陆农村30多年失修农田设施之间，有一条无形的线。富裕和贫困，繁荣和凋敝是全球化创造的一对双生子。
许多人不能接受出口导向抑制中国经济发展的看法。他们首先会指出中国沿海区和经济特区出现的那些高速增长的奇迹。这些朋友会质问，那些成功例子难道不是全球化推动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
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真理似乎在这些朋友一边。
本人对这个问题也曾经非常疑惑。后来走遍天下，了解了许多不同类型的特区，才发现，我的疑惑来源于我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性，来自于我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来自于我忘了毛泽东的“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的告诫。调查研究，可不是走马观花的转一圈。毛泽东最反对那种跑马观花就下结论的方法。
让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解构这个问题。
假定我们在一个什么地方，圈一块地，实施特殊政策。通过出售土地，或出售存量资产，或私有化等方式来吸引外资，发展经济。由于有利可图，大量外资涌入，注入了许多美元。这些美元在变成投资或消费以前必须换成人民币。
问题就在这里。
假如，外资投入了100亿美元。我用这100亿美元，按目前的汇率，换回了600多亿人民币。这是什么含义？假定中国货币发行总量不变，央行将要发行价值相等（600多亿）的人民币债券来回收多发行的这600多亿。当然，购买者600多亿人民币债券的不会是我。这相当于我从全国其他地方吸走了600多亿人民币。我的货币增加了600多亿，别的地方就要减少了600多亿；我增加了600多亿的投资，别的地方就减少了600多亿的投资。结果，我的经济发展导致了其他地区的投资不足和相对萎缩。
出口创汇对资源配置的作用完全一样。我出口创汇100亿美元，存入银行，换回600多亿人民币，央行要发行600亿人民币债券。这同样相当于从其他地方吸走600多亿人民币！
所以，我的经济高增长，是以其他那地区的低增长为代价的！
所以，这些外资和出口产业实际上成了推动中国内部货币配置和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成了同内地，内需产业争夺资源的方式，是导致经济二元化和不平衡的一种方式。
以上我们假定，为了防止通胀，中国货币供应总量不变。
假如我用100亿美元换回600多亿人民币的同时，央行不发行以人民币债券来回收这600多亿。结果央行增发了600多亿人民币。这600多亿的新增人民币会带来通货膨胀。我的货币供给比其他地方增加了600亿；其他地区的货币供给量表面上不变，由于购买力下降了，从资源的角度看还是减少了。资源还是从别的地方流向我这里。总之，这个特区或沿海地区吸引的外资越多，出口创汇越多，从内地或内需产业吸走是货币或投资越多，内地发展越慢，内地越贫困。
鼓励出口的战略，实际上就是鼓励这种牺牲内向发展的战略。
所以，画一个专区，吸引外资，出口创汇，从内地吸走大量的货币和资源。这个特区的经济增长一定高于其他地区，其他地区一定相对萎缩。道理就如此简单。过去我没有弄明白这种货币供应的变化，把特区的发展归结于这个特区的体制。这是一种误判。在这种误判的基础上，有人把特区的那一套东西，把小政府，市场经济，全球化，引入外资，出口导向，和其他特区体制概括为普遍真理，而推广到全国。必然南辕北辙，当然无效。
近三十年来，中国沿海地区的出口导向产业，通过这种方式从内地吸走了多少资金！那是一个巨大的天文数字！不过可以简单估计一下。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算一算。
被出口导向吸走这些天文数字一般的资源，就是内地发展相对落后的真正原因。内地发展落后不是不搞全球化的结果，是全球化的受害者。内地投资和内需不足，农村的投资不足，内地的相对落后，不断扩大的贫富悬殊，内地许多弱势群体的贫困，就是这种圈走资源的全球化的后果。假如中国不纠正这种发展战略误区，中国内地和内需的发展会进一步萎缩。
这种全球化或出口导向，还是导致中国出现低技术的数量扩张的重要原因。
全球化将资源从中国广大的内陆地区，从关系国家长远发展的内需产业里大规模的挤出以后，被大量集中在发挥落后优势的产业上，集中在利用别人技术的产业上。全球化举中国之力，变成别人产业链底部的加工厂。在这种发展道路上，中国如何脱离低技术陷阱。这些资源本来是可以用来建立门类齐全的产业，用来推动新兴产业，用来办教育，办科技的。
全球化浪潮从把中国内地或内需的资源卷到沿海，再从沿海卷到美国，换回美元，再把美元卷回美国。今天中国沿海地区的繁荣和奇迹，不是全球化创造的，不是同世界市场接轨的结果，不是市场化私有化带来的，是中国960万平方公里上其他地方投资相对萎缩带来的。全球化卷走了中国的财富，却留给中国一个相对落后的内陆，受到抑制的内需产业，和一个巨大的贫困阶层。
这不是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几乎所有出口导向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也是日本长达几乎20年停滞的根本原因。
这种牺牲内向发展和内需发展的全球化战略，不能带来全中国的繁荣，带来中国的崛起。而新自由主义忽视全球化和世界市场对中国资源配置的扭曲。他们认为，全球化-同世界市场接轨-国际资本的介入-市场化-私有化等等，是导致沿海地区繁荣的根本原因。认为沿海的区的发展是新自由主义“点石成金”的结果，从而得出结论，中国要繁荣必须全球化，必须搞新自由主义。
这是一种符合帝国利益的偏见，是一种利他主义的国际经济学。
让我们在拥抱树木的时候，放眼整个森林吧。
出口导向已经完成了阶段性任务，应当淡出。
第九节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
去出口导向，许多人不能接受。有些出于利益，有些出于认知。
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一句名言是，“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 这句话接示了事物是不断运动发展的哲学观念。这句话可以用在出口导向战略上面。在金本位时期和在纯属通货（fiat Money）时期，出口导向战略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国际收支的作用也是不一样的。
出口战略，或者贸易盈余战略，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大英帝国曾经是世界工厂，美国也曾经是世界工厂。国际垄断资本为了争夺或瓜分海外市场，还引发了两场世界大战。1947年美国出口占世界出口的总额的1/3。按价值衡量，美国的出口几乎达进口的两倍。
也许正是发达国家走过的这种历史道路，也许正是美国霸权崛起时的这种大规模的顺差，使许多人迷恋上了出口导向，迷恋上了全球化。在全球化的体制下，中国不通过战争就可以大量进入海外市场，就可以创造大规模的贸易盈余。从历史的角度看，这难道不是一条和平崛起的道路？
遗憾的是，持这种观点的人大约不仅又忘记了马克思主义，也忘记了上面那位古希腊哲学家，只见现象不见本质。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那条道路，在1971年已被堵死。随着金本位的废除，贸易盈余的作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在金本位体制下，贸易盈余最终由黄金支付。贸易盈余导致黄金流入，在金本位下，黄金储备是一种真实的国民储备。这种国民储备可以以投资于国内产业，推动经济发展，推动更多的出口，换回更多的黄金。贸易盈余同国民储备，同经济发展有一种良性循环。于此相反是，贸易赤字则带来黄金外流。黄金大量外流，导致货币贬值，利息上升，国内投资消费双双下降。长期贸易赤字同经济增长间有一种恶性循环，甚至可能导致货币破产。
在美元同黄金脱钩以后，贸易盈余和贸易赤字的作用发生了180度的大颠倒。
在美元体制下贸易盈余，换回的是一大笔“白条”，不能转换为国内投资和消费。否则会导致国内的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导致通货膨胀（因为带来贸易盈余的那部分总供给已经被输出到国外）。这部分贸易盈余只能转换为美元储备。美元储备过多又带来本国货币升值的压力，影响出口导向，于是许多中央银行又将大量的美元储备又被转换为美国政府债券或两房公司的债券。美元是没有内在价值的，无法成为长期的财富储备手段；而美国政府债券比美元更加没有价值。贸易盈余带来财富的大规模外流，严重抑制经济发展。
在金本位下，外贸盈余带来财富（黄金）流入，外贸赤字导致黄金（黄金）的流出；在美元本位下，外贸盈余导致财富外流，（美国）的外贸赤字导致财富流入。
在金本位下，贸易盈余导致黄金储备增加，国民储备掌握在自己手中；在美元本位下，贸易盈余导致美元储备或美国政府债券增加，大量国民储备掌握在别人手中。掌握在别人手中的这笔国民储备的价值，完全受别人利益支配，有可能变得一文不值。
同样的贸易盈余有完全不同的经济含义。千万不能拿别人曾经用过的箭来射中国经济发展的靶子；不能无的放矢；不能将某一种经济战略同具体的历史条件剥离开来。否则不是马克思主义。
对那些处于利益因素而支持出口导向的人，我们要指出，在一个国家公正的经济发展中，局部利益同经济发展是水涨船高的关系。而且，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受到出口导向战略的抑制，是一条使中国社会每个阶层“共输”道路。
《选择和崛起》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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