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金融危机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衰落

当前金融危机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衰落

(美)洛仁•戈尔德纳 曹浩翰 译　

    美http://www.counterpunch.org 网站2008年 10月 5日刊登了美国学者洛仁•戈尔德纳题为《最大的“十月变数”——世界资本主义的崩溃》的文章，认为当前金融危机的大背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衰落：资本主义在 1914年以后就进入了衰落阶段，20世纪70年代以来更进入慢性持久危机阶段。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一、处于高度腐朽阶段的资本主义
    我们不妨首先大致看看信贷和金融方面的总体状况以便获得一个总的概念。下文中的多数数据是截止到2005年的，这里我假定其中的很多数据由于当前的紧缩危机每天都在变化。
    美国经济体总计有着超过33万亿美元的未偿债务（债务人包括联邦政府，州、地方政府，以及公司和个人等），这一数据是美国GDP的三倍。没有人能知道与之关联的国际对冲基金及衍生品有多少。国家（包括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消耗了GDP的40％。
    美国的净海外债务大约是5万亿美元（其中海外债权人拥有13万亿，这一数据要减去美国在海外拥有的8万亿美元资产）。这一数据到最近以前仍然在以每年7000到8000亿美元的速度增加（在这以前美元还没有贬值，美国的消费还没有萎缩，流向美国大量收购其廉价资产的海外资本也没有减少，美国的这种借债改善了贸易赤字和一般的收支平衡）。外国投资者持有的债权占美国政府债务的比例越来越高；仅四个主要的亚洲央行（日本、中国、韩国和台湾）单独就持有4万亿（2008年）。最近——看起来似乎已经是很久的事了——对房利美和房地美的救助所需要的资金就相当于来自中国所持有的房利美和房地美的500亿美元的债权。联邦政府债务使得联邦储备银行的通货膨胀行为成为可能。如果道格•诺兰的“金融套利资本主义” 的概念成立的话，那么人们关于银行系统作用（给予存贷款）的旧观念，以及关于联邦政府机构自如地扩展和收缩信用的能力的认识就要被改变了。在银行的账面平衡表之外，“证券化金融” 创生了越来越多的虚拟信用。还应该考虑到与政府关联的实体（如房地美、房利美），这也实体支持了过去四年中抵押债务的再膨胀，其结果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房地产泡沫，现在这一泡沫正在破裂。这整个的上层衍生结构依赖以下几点。1、美国国内的低通货膨胀率，因为如果通货膨胀率偏高就会吓跑国外投资者；2、美国政府的意愿，消费者越来越严重地依赖债务（现在还债支出占据了收入的14％，而这一数据在几年前是11％）；3、外国投资者在美国收支逆差的情况下继续给美国惜钱的意愿和能力。
    现在让我们转到问题的另外一个层面：美国和许多其他“发达” 经济体（它们确实是发达，因为它们在衰退方面走在前面）中非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消费的发展程度。马克思把国家债务看作是一种假象，他把为国家税收（与资本相对应）投入的劳动看作是非生产性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会同意，国家财政中的军事开支是非生产性劳动，即使它为个别的资本家生产着利润。我认为我们还可以把这个结论进一步延伸，延伸到那些由国家采购的其他商品和服务上去，以及／或者国家债务的虚拟资本。为了被用作生产性用途，即被生产性地消费，以生产资料（第一部类）或生活资料（第二部类）形式具体存在的剩余价值必须返回到C或V以便进一步扩大再生产；从这个标准来看，我们会发现美国经济中的非生产性消费是非常巨大的。
    这里我想把关于到底哪些是非生产性劳动的理论争论先放到一边，只是指出马克思发展的理论将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资本主义中非生产件劳动的巨大数量：
    “要积累，就必须把一部分剩余产品转化为资本。但是，如果不是出现了奇迹，能够转化为资本的，只是在劳动过程中可使用的物品，即生产资料，以及工人用以维持自身的物品，即生活资料。……总之，剩余价值所以能转化为资本，只是因为剩余产品（它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已经包含了新资本的物质组成部分。”
    换句话说，无人驾驶轰炸机、坦克、警察防暴装置、游艇、劳斯莱斯、美食餐厅以及路易•威登手提包等很可能给个别的资本家生产很多的利润，但是这些同那些生产资料的商品的生产不同（马克思把这些称为“第一部类”），它们在资本的扩大再生产中通过离开资本循环而不再成为资本；他们不能被生产性消费，如作为进一步生产的手段。在今天的“服务经济”（这个词本身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吹捧的意味）中，这些商品构成了资本家阶级以及这个阶级的“仆人”——如公务员、企业官僚等——非生产性消费的对象。
    这里我们应当仔细地将马克思主义关于虚拟资本的分析同其他形形色色的理论，如货币主义、哈耶克主义、“银行家统治世界”的阴谋论，或者比较成熟老到的左翼凯恩斯主义（如海曼•明斯基等人）等区分开，后面所有这些理论都把金融看作是孤立的，而马克思主义则将虚拟资本同其在生产领域的根源紧密联系起来考察。我们可以把这个起源称之为“技术折旧”，或者过高估价的固定资本“F”的增量，这一增量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不独立性而随时间增加。资本家的资本首先意味着可预期的现金流的“资本化”。劳动生产率带来的产品价格的下跌在不断地瓦解着这一资本化的基础，但这只是在像当前我们面临的这种紧缩和衰退的危机下才完全变得明显起来。在资本循环的过程中，中央银行的行为可以使这种虚拟泡沫的破裂变慢，但它最终却无力改变价格的潜在向下运动趋势。
    这种观点可以从学术上完全解释上世纪70和80年代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界中引起很大争论的“价格一价值”“转型问题”。因为在经过长时段之后，个别资本的市场价格同它再生产的社会成本之间并不是直接对应的，而是同其资本化相对，这种资本化的背景是由通常的可以实现的利润率决定的。资本主义的纸币——获取包括利润、利息和地租在内的社会财富的凭证——可以在很长时间内流通而同价值没有直接的关系，只要有足够的剩余价值可以支撑他们。这种剩余价值不仅仅来自生产过程中对工人的剥削，还可以来自其他原始积累（如把其他生产方式的劳动力再生产整合进来）带来的贡赋，或者来自赤裸裸性质的掠夺，也就是说，完全不考虑现有劳动力和资本工厂的再生产。这些都是经验才能说明的问题，他们是不能通过矩阵代数推演出来的。
    因此，2007年7月以后的信贷危机事实上深深根植于最近几十年来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的资本循环之中，现在我们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二、资本螺旋式后退以解决自身危机
    首先，我们来介绍点历史，以便对过去三四十年中资本主义社会和经济的巨大衰退能有一个明晰的概念。
    这场危机可以追溯到“二战” 后重建的繁荣时期，其标志是1965－1966年美国、日本和西德的短暂的经济衰退，这一衰退早在1958年的“美元危机”中就已经显露端倪了。当然，同今天的危机深度比起来，那个时候的衰退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1968年3月布雷顿森林体系几乎完全瓦解，为了阻止恐慌的蔓延，世界汇率市场为此还专门关闭了几天。
    到1969至1970年间，一场真正的企业流动性危机在美国爆发，这一危机由于佩恩中央铁路的破产而闻名（这一破产更是极好地反映了通过资本化所反映的资本估价与资产的实际潜在价值之间的关系）。到1970年企业债务达到了“二战” 后的最高点，而自从1957—1958年的衰退之后流向“实物”生产部门的投资一直在逐步减缓，或者有时由于越战带来的军工生产而总的保持不变。
    就在这走向衰退的1969—1970年，企业流动性成为当时的中心问题。
    这里我将证明，60年代末这些标志着先前的扩张时期结束的信号出现之后，世界资本主义就基本上“空转”了，在这以后史无前例的越来越多的天文数字般的信贷金字塔开始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其代价则是不断增多的各种形式的社会衰退，对此我们称之为世界范围内的缩小的社会再生产，或者是非—再生产。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几年前联合国的一份报告，1968年正是“发达资本主义世界”战后收入分配的一个转折年；从1945年到1968年，美国最富有的1／5人口和最贫困的1／5人口的收入差距在缩小，而在1968年以后其收入差距又在扩大，今天这一差距比1929年还要大。在其他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中这一趋势可能不这么极端，但是人们仍能发现类似趋势的存在。
    这种扩张年代结束的另外一个基本指标则隐藏在单收入工人阶级家庭的消失这一事实中，该现象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在那之后就加速发展。这使我们离这场作为社会再生产危机的中心只有一步之遥。每周40小时？1960年出现了数百万的四口之家，现在这些家庭每周需要80劳动小时或者更多（通常是比80小时多得多）。
    1971—1973年间布雷顿森林体系（“黄金—美元”体系）崩溃，取而代之的是更加直接的“美元”体系，在这种体系下美国的国家债务成为世界金融体系的公开的绊脚石，这种状况一直持续至今。这种现象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世界货币”，它是深深根植于生产和再生产体系的价值危机的结果，这点我在后面将继续谈到。
    1972—1973年的再次通货膨胀导致后来通货膨胀的加速发展，随之而来的是1974—1975年的世界经济衰退，这次衰退是“二战”以后（到那时为止）最为严重的一次。70年代中期的再次通货膨胀导致1978—1980年的急剧的通货膨胀，其结果是沃尔克紧缩以及撒切尔—里根的“新自由主义”的胜利。这也是凯恩斯主义最后一次与通货膨胀联系在一起，其结果是70年代后期的一系列经济事件，如失控的通货膨胀，加州的第十三号提案，美国政府对克莱斯勒公司的救助，卡特的预算削减以及英国的“不满的冬天”，在所有这些之后接踵而至的是撒切尔和里根的自由主义的胜利。1979—1980年之后，资本主义转向了一种可以称之为“军事凯恩斯主义”的措施，其主要政策内容是大量的军事投资和对富人减税。
    当我们讨论70年代中期的情况时，我们也不应该忽视美国霸权在这个时期的衰落，它体现在一系列的世界危机中：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工人暴动，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军事失败，非洲合恩角地区“亲苏联”政权的出现，南非的叛乱，葡萄牙在非洲的前殖民地出现“亲苏联”政权（安哥拉—莫桑比克—几内亚比绍），以及“欧洲共产主义” 现象中所体现的欧洲左翼运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的增长等等。到70年代后期这种趋势进一步在尼加拉瓜和伊朗革命中得到蔓延。
    “华盛顿共识”的反制措施似乎就是为了阻止美国霸权的这种衰落，它的“平衡表” 应该考虑到它付出的人力成本。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社会民主党和斯大林主义者都努力把工人的武装起义导入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架之内，但是在多数地方对左翼运动都进行过长期而血腥的反动镇压；在南美的一些国家（智利—乌拉圭—阿根廷，再加上1964年以后的巴西），军人政权在1973—1976年间纷纷被建立起来；联合国的发展中国家为了争取食物、燃料和债务减免而成立的“77国集团” 为实现这些目标发起了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运动，这一度给美国的国际霸权造成广泛的威胁，但是后来这种斗争也偃旗息鼓；非洲和印度支那曾经如火如荼的“民族解放运动” 后来也是偃旗息鼓，有的甚至成为一场闹剧，还有的则迅速转向了“市场社会主义”（如越南）。在伊朗，毛拉们则取得了胜利，他们将左派清洗掉了，并让数百万计的左翼人士去参加 1981—1988年间的两伊战争；在黎巴嫩，逊尼派和什叶派，还有一些基督教派，以及这些派别背后的国际势力（叙利亚、伊朗、以色列和美国）之间长达15年的内战彻底毁坏了这个国家；沙特阿拉伯提供的金钱和宣传帮助则煽动着从中国西部的乌鲁木齐到摩纳哥的伊斯兰运动；在阿富汗，有美国背景支持的伊斯兰武装叛乱推翻了左翼民族主义者的政权，赶走了苏联的军队，最后使得塔利班掌权。此外，美国资助的军事行动镇压了尼加拉瓜革命；反对苏联的美中联盟在国际上得到巩固；里根、撒切尔、密特朗、戈尔巴乔夫以及藤都把市场看作是优于其他形式的经济制度；在“民族解放运动” 衰落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开始在100多个发展中国家推行其“结构调整计划”。到90年代初期，世界范围内已经发生了40多场战争；仅非洲南部的六国战争就夺去了四百万人的生命，这是1945年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场战争（而且自1945年以来没有一年没发生战争）。在类似刚果、利比亚和塞拉利昂这样的国家和地区，填补“民族解放运动” 后留下的空白的是“四骑士启示录”，除了抢劫、掠夺和屠杀之外，不再有任何的意识形态或者其他（政治）目标；在南非，非国大执掌了政权并很快加入了“华盛顿共识”；1990—1995年和1999年的南斯拉夫战争中出现了灭绝人性的民族主义者和民族屠杀，这给了美国以机会去羞辱无力的欧盟；在最后一个现存的“工人国家”朝鲜发生着饥荒，而在整个第三世界，每年有六百万儿童死于疾病和恶劣的生活条件（如缺乏洁净的饮用水），而这些完全都是由于经济原因（贫困）导致的。
    三、三十年“华盛顿共识”的“资产负债表”
    尽管“华盛顿共识” 在其推行的30年当中对国家主义的发展模式取得了胜利，但是它也不时为“金融事件” 所困扰，然而所有过去的这些金融紊乱同最近的也就是2007年夏季的这次比起来都显得不堪一提，最近的这次危机甚至使得被新自由主义长期诟病的政府不得不再次进行干预。
    1979—1982年：沃尔克的联邦储备管理机构将利息率提升到20％，这在1970年后的高通货膨胀率之后首次实现了正的实际利息率，为此导致了1980—1982年的大衰退；里根政府大肆军事开支导致的财政赤字由于日本的借债而得以维持。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垃圾债券”和“杠杆收购”开始出现在金融市场上。在美国的劳资关系中工人不得不普遍作出让步，甚至那些利润丰厚的公司也开始迫使重新签订没有到期的劳动协议。
    1982年：由于首次重要的第三世界债务危机，巴西和墨西哥处于债务违约的边缘；美国一些银行遭受的损失被有效地转移到国家身上（国有化）；由于这次经济打击，普通墨西哥人的生活水平下降了50％。
    1984年：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首次从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变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在多年批评政府由于税收政策和大规模开支导致财政赤字之后，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者突然告诉人们，“财政赤字并不是问题”。
    1985年：广场协议迫使日元重新估值50％，其结果是日本原先的美元资产贬值50％。
    1986年：伦敦金融市场监管实现“大爆炸”的去管制化政策，这开始了世界金融市场的大膨胀。
    1987年：世界证券市场大跌，造成一次大的“金融风波”，随后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新主席格林斯潘迅速对流动性松绑，纸币价值开始恢复，随后又经历了1990—1991年的衰退。
    1989－1991年：美国贷款市场的彻底垮台使得美国的国际债务增加 1500亿美元；1990年起官方宣布经济进入衰退，房屋价格平均下跌了20％。过去十年间的“垃圾债券”英雄们都成为过眼云烟。
    1990年：日本股票市场从38000点暴跌至12000点，银行坏账剧增，房地产投资急剧缩减，日本进入长达十多年的紧缩时期。
    1994年：墨西哥发生“龙舌兰风暴”，美国政府花费 1500亿美元来援助持有墨西哥债券的美国投资者；奥伦治县（加州）由于债券市场的损失宣布破产。
    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横扫韩国、。香港、印度尼西亚和泰国，使这些国家经济遭受重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韩国提供了570亿美元贷款，但同时强加了苛刻的限制条件。危机导致上述国家和地区经济和社会动荡，数以千万计的人生活受到影响。
    1998年：俄罗斯债务违约；结果“长期资本管理”对冲基金倒闭，联邦储备委员会不得不提供130亿美元对一些银行进行救助并进行监管。
    2000年：网络经济的繁荣归于破灭；纳斯达克指数下跌60％，而且后来从未恢复过。
    2001年：“9•11”事件之后，金融市场又经历了一次大的下跌，这是更长时段的2000—2003年“熊市”的一部分。2003年安然公司的破产标志着更深的虚假资产负债表丑闻危机，随后又有2003年的世界通信公司前CEO的110亿美元的会计欺诈案。
    2002年：道琼斯工业指数跌至7300点，创下熊市的新低，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将利息率下调至1％。2000—2001年的经济衰退迎来的是“二战” 后最为疲软的经济复苏。到2007年秋，道琼斯工业指数逐渐恢复回升至14000点。
    2003年：由于大规模放松信贷审查导致资产（股票、房地产）价格上涨，首先是在美国，然后是在欧洲（西班牙、英国和爱尔兰）出现了房屋市场泡沫。
    就在 2000—2003年熊市和 2000—2001年的衰退以及随后的“没有增加就业的恢复” 之后，“次贷”现象开始浮出水面。
    四、历史上最大的庞氏骗局的理论基础
    在过去20年中，资本主义金融界出现了一种“证券化金融”，它是指从某种潜在的收入来源中获取现金流，将其打包成可以出售的形式，然后将其以资本化的价格加以出售。从某一资产中获得的资产包可以进一步加以打包形成新的资产包，因此在理论上可以这样无限地重复进行，形成在最初的现金流基础上高耸的“上层建筑”和“杠杆” 机制。如同艾滋病毒的传播一样，美国的这种不稳定次级抵押贷款通过国际金融系统逐步对外扩散，然而这种金融风险的传播往往是在最高级信誉和担保（AAA级别）的伪装之下进行的。“证券化金融”使得资本主义世界可以在这种始终不透明的工具下构造一个经典的“庞氏骗局”，而对外则宣称是一场革命性的变革。而在这种外表之下，“杠杆率” (总的发行的纸面价值同实际拥有的资本或现金的比率）达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水平，这样只要纸面价值稍有下降就会迅速导致银行破产。
    在金融部门其他表象之下，从2000年之前网络经济的繁荣转向后来的房地产繁荣是联邦储备委员会试图保持美国消费者手中的购买力的结果。对于那些博学的资产阶级专家而言，他们早已忘记了生产和再生产中藏着的更深刻的危机，他们始终只能把这种已经处于负债状态的美国消费者看作是世界经济十多年来的发动机，在这十多年中，美国的债台越筑越高（包括企业债务、政府债务以及个人债务），为了维持这种状况，美国不得不从国外不断地借债，到2007年美国不得不每天借30亿美元。不断资助美国消费者以保持其消费能力成为保持世界经济这种虚假发展的当务之急，也只有这样才能阻止在实物生产部门的更深刻的危机的爆发。
    例如，中国央行持有l—2万外汇资产：中国工人生产出来的中国产品同美国花花绿绿的票子（美元）进行交换，然后这些美元又借给美国消费者以使他们能够购买这些商品。这些钱不可能真正地归还，尤其是考虑到如果美国的政策制定者能够达成其目的，使中国的货币重新估值从而使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达到合乎美国人心意的4：1的水平，这样的结果就是中国央行手中持有的美元资产缩水一半。这方面日本人是吃过苦头的，1971年尼克松政府取消了布雷顿森林体系，日本的美元资产也大大贬值，中国人应该从这里学到点什么（不过中国人对其中的利害关系了解得很清楚，他们正在公开地讨论这些问题）。
    以上我们对“华盛顿共识” 在现实中30年的历史的概述只是对这些重大的事情作了粗略的介绍。这里我们在现实中正面对的是作为一个全球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体系在其腐朽阶段的最后一次回潮，这个衰落过程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就已经开始了。
    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衰落
    这里我们所说的“衰落” 究竟是在何种意义上说的呢？
    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达到了一个特殊的时刻，在此之后在世界范围内它不再是一种进步的生产方式了。历史地看，我们可以看到在资本主义存在的第一个世纪，即19世纪初到1914年，劳动生产率一直有着稳定的增长，同时世界范围内、在已经完全资本主义化的地区，生产性的工人阶级也在增长。在这个时期，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之前那种生产率的发展已经不可能以和平的、进化的方式来发生了。（对资本主义进行这种分期绝不是忽视其在历史上所犯下的罪恶，包括长达几个世纪的黑奴贸易，以及对新大陆的掠夺和种族灭绝行为等。）
    当美国和德国迎头赶上并超过英国成为主要的资本主义大国时，作为资本主义人口中的活跃的组成部分，生产性工人阶级在世界范围内都在增长。
    然而从“一战” 到上世纪70年代，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像美国和德国那样发展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70年代开始，尤其是在80年代，韩国和台湾（地区）确实真正成为了世界上发达的国家（地区），但它们是非常特殊的，是美国所准许的，它们的“成功”是为了（给东南亚其它国家）提供样板以抵消中国和朝鲜（对它们）的吸引力（直到70年代朝鲜都比韩国的发展程度要高）。在那以后，香港、新加坡，之后还有中国和越南就追随着韩国和台湾的发展模式了，但是考虑这种发展时不能不考虑到下面这些情况的修正作用，即美国和欧洲的下降和停滞，还有东欧、俄罗斯、中亚以及中东的非产油国、黑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完全倒退。因此，与1914年之前那个时期不同的是，亚洲新兴国家和地区的崛起并不是世界整体范围内的发展和升级，而是此地的发展和彼处的后退并存的局面。
    历史地看，我们可以把1914——1945年看作是资本主义体系失去的几十年，其间充满了不断的危机、战争、反动、破坏等等，不一而足。这个时期当然也有些例外，如日本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它同时也在中国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此外还有一些技术创新，如在美国和德国在20年代的“理性化运动”（这个时期有着历史上少见的8—10％的高失业率），甚至在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这种创新也存在（如美国的汽车工业）。拉丁美洲在1929—1945年通过高关税保护实现了自己的“进口替代” 的民粹主义政策。此外我们也不应该忘记斯大林主义在苏联实现的急行军式的工业化，这一工业化在其集体化运动中夺去了大量农民的性命，结果在后来的整个苏联时期俄国农业都在拖后腿，此外斯大林主义的工业化将工厂置于苏联秘密警察的管理之下。除去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2000万）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8000万）外，这个时期单纯就经济发展来说其特点是在局部的快速发展的出时，世界范围内更广泛地存在危机、停滞、衰退。这些局部存在的发展要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普遍的发展潮流中才能得到世界的承认。
    从“二战”结束的1945年到70年代初的这段时期被人们称为战后繁荣时期，这个阶段可以理解为资本主义在经历了早期的即1914—1945年的危机后的重建时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重新恢复1914年之前存在的那种资本主义，相反资本主义在这个时期经历了扩张，这种扩张一直能持续到新的更高的“价值标准” 的时期，在这样的时期，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已经不再能成为确定资本主义交换价值的基准，已经不再是资本主义商品“价值”的共同决定因素。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丧失其这一功能的最重要的社会表现是1965至1977年间美国和欧洲的工人反抗运动。
    实际上，由于信用扩张带来的70年代的失控的通货膨胀，战后的繁荣时期在60年代中期结束，但是一直延续到70年代。
    在60年代中期，如同有关证据显示的那样，日本、西欧和美国都发生了严重的衰退。美国和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信用使他们的经济再度通胀，因此把繁荣时期延续到70年代初。但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已经消失了。
    从70年代早期起，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制度就处于持久的危机之中，它在不断地尝试重新建立一种动态平衡。资本主义危机意味着生产的下降，大量的失业，旧资本的消灭，（从而）为新的具有可接受的利润率的扩张创造条件。从1973年起一场史无前例的慢性危机发生，这场危机至今都没有结束，相反现在它已经加速发展演变成一场类似于1929年的全面危机。马克思的《资本论》对于危机的本性有过论述。消灭旧的缺乏竞争力的竞争性资本，消灭大量的虚拟资本和信用，促使价格和工资下降使得新阶段的扩张可以开始，在这个新阶段，利润率不至于低到资本家不愿意投资的地步。这就是经济危机的机制。
    为了真正充分地证明上述分析而不仅仅停留在描述的层面，这里我们有必要运用马克思的有关术语，同时我们也希望使问题仍然尽可能清晰，而不至于因为引入这些概念而使问题变得过于复杂。
    作为一种生产制度，资本主义是由马克思称之为价值规律的东西调节的。价值规律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中所能买卖的各种商品的平均成本是由一个一般的“标准” 决定的，这个“标准”则由当前再生产这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这种价值标准——它决定着所有商品的价值——的最终基础，则是再生产劳动力，即能够运用当代生产技术的活劳动力的社会必要时间。没有活劳动可剥削的资本是产生不了利润的，这点在试图把自动化和机器人生产来作为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方案的局限性中可以看出来。
    在资本循环的一个又一个的周期中，资本主义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也使得商品越来越便宜。它使得技术更加廉价，让工资（劳动力的资本主义价格）变得更低，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它可以补偿越来越低的工资，因为工人阶级的消费品也变得越来越便宜。
    因此在整个生产体系中，“可变资本”，即再生产劳动力的总成本，由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变得（相对）越来越小。
    马克思把这个总工资（V，或者可变资本）相对于当前所有生产资料的价值（C，或者不变资本）下降的过程称为资本有机构成上升的趋势，他用C／V的关系式来表达这点。既然资本主义利润只能来自对活劳动 V）的剥削，这样马克思就发现，相对于资本的总量（C）——它是由活劳动推动的——利润率有下降的一般趋势。
    在一些情况下V的这种下降可以由于工人工资的物质内容的增加而受到一些抵消。在19世纪的美国、英格兰、法国和德国，即几个最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那时工人将他们工资的一半用于购买食物。后来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了一场农业革命。加拿大、阿根廷、俄罗斯以及美国和澳大利亚用最现代的耕作方法和运输技术来生产和运送谷物，这样使得农产品的成本变得很低，由此导致谷物价格的下降，而这却在那些仍然采用小农方式耕作以及内陆运输的其他国家（主要在欧洲）引发了危机。这样截止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工人阶级在食物上的开支有所减少，他们有更多的工资用于购买其他消费品。
    对“二战”后的繁荣的解释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降低了总的工资。但是由于食物和其他的基本生活必需品变得更加便宜，工人可以购买电视、汽车、房屋以及其它他们在“一战”之前不能买或者根本就不存在的东西。换句话说，价值规律使产品变得便宜，但是在某种程度上生活水平，包括工人的生活水平，会上升。
    但是我们应该把1914——1945年看作是这样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内，资本主义试图采取那些它过去用来解决19世纪的经典危机的那些措施，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在这个时期内试图为新的扩张阶段寻找新的基础。然而这已经无法再以旧的方式发生了，它无法再通过一次崩溃、通过几年的萧条来为新的扩张开辟道路了。在这个由资本主义制度统治的世界上，劳动力的总的生产率已经太高了，它已经无法在资本主义的形式下继续了。过去通过崩溃、紧缩、萧条、复苏和繁荣（这些涉及到对过时技术的替代，用缩水价获得更新的技术——这种技术在危机后可以变得有利可图，同时会延长大规模失业的时间）周期循环来实现的资本扩张现在要求在大得多的规模上进行实际的物质销毁，这既包括技术，也包括工人阶级。而这个过程又同制度的和地缘政治的因素交织在一起，因为大不列颠再也不是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老大了——虽然如此，它不会那么优雅地给后来者让位，英国的霸主位置不是它自己主动让开的，它只能被推开。德国试图把英国推到一边，而美国则成功地将英国和德国都甩在了后面。这样如我前面所说的那样，资本主义需要30年的战争和政治转型来为世界规模的资本积累创造新的条件。
    这里我们上面提到过的“资本有机构成”是最相关的。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衰颓从下面的事实中可以得到体现（这是劳动生产率太高以致在资本主义形式下无法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另外一个证据），资本投资C）的巨大积累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任何通过新的技术创新来使C变得便宜的重要变化都会消灭现有的已经投资下去的大量资本。保存这些投资的价值也就成为资本主义发展动力中的制动因素，这种动力曾经促使资本主义发展到非常高的阶段。
    因此危机是二重性的：资本有机构成（C／V）上升导致的利润率的系统性的降低，这成为实际创新的限制，这同时也意味着这样的一个事实，即标志着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可变资本V已经减少到不再能成为商品交换的共同决定者的程度。危机既不是缺乏劳动生产率导致的，也不是由于缺乏劳动力，而是由制度的潜力有限这点决定的，在这样的制度下，资本的投资要求带来足够的利润率。资本主义制度的这种无政府的特点只能通过毁灭（部分资本）和暂时倒退的方式来重新建立平衡，这点我们在 1914—l945年以及  1973年来的历史中已经看到了。如果能爆发一场从资本家手中将经济和政治权力夺取过来的革命，资本主义的价值规律对现存技术和劳动力的统治立即就能结束，同时也可以迅速过渡到一种新的生产阶段，它从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中解脱出来并能更快地创造实际财富，并将继续过渡到一个完全不同类型的生产活动和财富形式上去。
    资本主义对于人类真正发展的限制的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汽车—石油经济，这种经济形式自上世纪20年代以来尤其是1945年以来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的关键。很多能极大地提供燃料利用率的汽车发动机时不时地被发明出来，但是这些专利都被主要的石油生产商收购并从此销声匿迹了。类似地，汽车和石油制造商成功的游说使得任何严肃的公共交通发展项目都难以通过，他们以此使得人们（不得不）继续使用汽车，而其结果则是人们在交通堵塞和候车中白白损失数以十亿小时计的时间，还有巨大的石油消耗，而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铁路系统大量闲置以致腐烂。（例如在洛杉矶——这里我们只是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它在1914年以前有一个良好的公共交通系统，但是在汽车业的压力下，这个系统被拆除，以致对于那些经常在城市和郊区往返的人来说这段路程成为噩梦一般，而这种情况一直待续到今大。）
    因此传统（马尔萨斯主义的）观点认为的当前危机是“技术太多” 的结果这一看法（这一观点为许多环境运动参与者所持有），是对很多技术的不发展的一个极好的意识形态掩护，反过来这种意识形态也促进了这种不发展。
    从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在我上述提到的那个大衰退当中，一个类似于1914—1945年的历史过程正在发生，这里美国再也不能扮演体系的霸主角色了。美国不能扮演这个角色，其他国家也不能，没有一个国家能取代美国，但是为了重组做界体系使得新的扩展阶段得以到来，各方面正在进行斗争。而且我认为，就像1914—1945年那段历史一样，这种斗争不能以和平方式进行。我并不能准确地知道（战争）什么时候会爆发，我也不能确定它是否会爆发，因为潜在的危机非常之深。但是不管怎样它是当前世界范围内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世界的不同地区，东亚（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俄罗斯、印度、欧洲，都对当前的世界体系表示不满，都想使之发生变化重组。但是它们当中的任何一个都还没有强大的足以推翻美国的权力，而美国则纵横捭阖，巧妙地力图阻止它们形成一个强大的集团。这就是当前正在进行的危机的地缘政治背景，这同1914年不列颠霸权衰落后出现的停滞状况是类似的。
    但是这些仅仅只是问题的一个层面。其更深的层面在于，再一次与1914年相似的是，不可能有更大的世界性的繁荣了，在资本主义范围内不会再有了，因为资本主义的价值规律已经不再能用1914年之前那样的方式来提高世界范围内的劳动生产率了。

    六、资本牺牲人类发展来保存自己
    现在让我们更加仔细地考察一下自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来资本主义的功过平衡表。在拉丁美洲，如在阿根廷这样的国家，发生了大规模的赤贫和去工业化的现象。在一些国家，例如巴西，这意味着大约 20％—30％的人口的边缘化，他们几乎无缘参与任何类型的经济活动。黑非洲（撒哈拉以南）的情况更为严重：在很多所谓的“失败国家” 里几乎不再有实物生产的投资。而东欧和俄罗斯则经历了15年的所谓的“休克疗法”并由此过渡到私人资本主义，在这个过程中数百万的老人死亡，因为在新的通货膨胀之下他们的养老金变得一文不值。在前苏联的中亚共和国，人们的生活水平一度降到1991年之前的30％。在中东的非产油国情况虽然不像上面说的那么系统和严重，但是也有类似的部分人口被边缘化的现象。而在那些主要靠石油收入的国家其发展也是非常扭曲的。至于在亚洲，如我上面提到的，有某种形式的发展，如四小龙、中国，但是实际上如果把印度和中国加起来，那么有大约15亿的农民处于这个进程之外。我看不到资本主义能以何种方式将他们纳入这个过程。而在欧洲和美国，大规模失业的时间在延长，美国和英国的去工业化（产业空心化）在继续。此外，每一百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在监狱中。这些，就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给历史交的答卷。
    在上面列举的这些现象中我们看到，资本主义是怎样继续发展生产力但是却不能将这种生产力的增加转变为社会的真正发展和进步。
    换句话说，资本主义已经创造出了能够支持更短的工作日的生产力水平，而在整个世界范围来看我们的社会已经可以实现更短的工作周。但是这些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下是不会发生的。资本主义需要活劳动，资本只有剥削活劳动才成其为资本。说句实话，70年代初期以来的缩小的社会再生产侵蚀着已有的总的劳动生产力——这就是它们这样做的目的所在——但是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保证我们快速脱离资本主义转向新的生产方式的生产力基础仍然存在。
    从19世纪中期直至20世纪中期，世界工人阶级运动的一个主要口号是为8小时工作制和40小时工作周而斗争。从那时起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资本主义实际上一直在缩短劳动周，当然这是在经典工人运动的压力下实现的。
    但是之后又怎样呢？如同收入更加平等的趋势所经历的一样，劳动周缩短的趋势后来逆转了，现在北美和欧洲周劳动时间在延长，然而为什么会这样呢？不是因为没有足够的生产能力，而是因为，为了作为资本生存和盈利下去，资本再次需要剥削活劳动。没有其他事情更能说明，资本怎样不能将它在劳动生产率上的进步转化为整个社会的成果，因此它不得不消灭部分生产力以重新建立足够的积累率和利润率。
    这就是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第三卷的中间讲到的。他讲了些什么呢？资本成为自身的限制。
    超过一定点之后，资本就不能社会地实现在竞争中获得的生产力成果。它的生命来自利润的私人化和成本的社会化。
    这种情况在1914—1945年间发生过，而在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来它又发生了，不过这次是以更加模糊的形式发生的。以下是对美国1973年以来的经济的极为简略的概述，在这个时期内美国的GDP增长了十倍。美国1973年以后危机的社会再生产维度有众多的方面，但是就如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其中没有一个能够像单收入工人家庭消失这一现象那样突出。在60年代美国有数百万这样的家庭。虽然人们认识到60年代的绝大多数单收入家庭的户主是白人男性，但是今天我们不应该因为这点而转移注意力，今天由于工资被严重压低，为了维持一个工人阶级家庭需要两个或者更多的人去挣钱。本人无意否认“劳动力构成的女性化”的重要性，但是事实是，60年代以后美国数百万的妇女进入劳动力队伍是因为她们不得不出去劳动。即便从个体的角度看，美国的平均周劳动时间已经从1970年的39小时上升到现在的43小时左右。1973年美国的最低工资是每小时3.25美元，今天这一数字为6.15美元，然而为了达到1973年的购买力水平当前的最低工资应当升到18美元每小时。更广泛地看，1965—1973年实际工资保持在较高水平，但是自那以后对于美国至少80％的民众来说工资开始回落或下降（主要是下降）。高等教育的开支飘升，使得多数人越来越难以承受。在20个“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高中生测试比较中，美国的成绩一再排在最后一位。在1978年民众抗税的影响之下，30年来加州的公立学校从美国最好的学校之列掉到最差之列。美国的预期寿命在世界上排在第42位，与它相近的是约旦和其他准发展中国家。为了大的制药公司和保险公司的利益，医疗护理花费占了美国GDP的14％，比经合组织（OECD）其他国家的比例都高，但是多数经合组织国家的医疗系统更好、保障更加普遍。在美国有4000万人根本没有医疗保险。此外，有1％的美国人被关在监狱中，这一比例自35年前开始就以指数比例增加。
    但是这种反动不仅仅只发生在劳动力再生产上面（这点上面的数据已经显示了），在世界的物质再生产上同样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据当前的保守估计，重建美国的基础设施需要1.6万亿美元，社会倒退对于一般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只需要回忆一下卡特里娜飓风给新奥尔良带来的破坏这种极端的例子就可以知道了。
    资本主义的统计使得要将“生产性投资”独立出来非常困难，但是至少从1973年以来生产力（资本主义意义上的）就没有恢复到1945—1973年间的平均水平的3％，即使是20世纪90年代的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小恢复阶段时期也是如此。
    有可能还有另外一场类似1945—1973年的繁荣吗？答案是肯定的，但是，就如同1945—1973年的繁荣排除了人类的很大一部分一样，可能会有另外一场繁荣，但是它将进一步使更多的人口被边缘化。这就是（资本主义）衰落的意义所在：资本无力去进一步扩展人类的社会力量。
    七、纲领：走出资本主义的过渡纲领的形式与内容
    现在我们来讨论纲领的问题。
    如果我们要成功地驳倒并战胜反动的纲领——包括那些亲资本主义的左翼（如奥巴马、纳德等）提出的纲领，随着危机的深化这些纲领会越来越多——那么一份关于展望未来的纲领就具有头等重要性。这里关键的一点是要能区分真正批判资本主义的纲领和那些仅仅只是寻求对资本主义进行重组甚至将其“描成红色”的纲领。
    在美国，在一定程度上还有欧洲（还有东亚也越来越如此），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造成经济体的诸多扭曲，同时也使得工人和普通人具体地思考一场工人阶级革命究竟可以干什么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困难。
    例如，在美国——它是除了英国外衰退最为严重的国家，只有大约15％的工人从事生产（这决不意味着其他工资劳动者就不是与革命有密切利益关系的无产者）。
    因此，美国当然地成为世界经济中的一个寄生的经济体。
    它通过国际金融体系从世界的其他部分，例如东亚、韩国、中国和日本等攫取财富。
    这使得美国可以去工业化并且拥有所谓的“服务经济”。
    但是这种服务经济完全依赖于世界继续承认并接受美元标准并对美国不断增加的债务金字塔融资这一点。
    现在世界经济的情况基本上是这样的：美国消费，其他地区生产。美国之所以能够这样因为世界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借给美国巨额的债务。现在这种制度安排对双方都起着作用。因为世界的其他国家，例如中国，可以因此有重要的经济发展动力，因此它们很需要美国的市场以保障自己继续发展经济。而美国则由此获得其寄生角色，获得消费品而不用生产任何东西去同其他国家交换，除了一些花花绿绿的美元票子。
    因此如果要给一个处于真正的衰退的经济体如美国的工人阶级革命提出一个纲领，许多人会想知道它能意味着什么。在上世纪60和70年代，美国还是一个主要的工业强国，当时要想象这样的纲领意味着什么要容易得多，例如成立工人委员会和苏维埃等。工厂就在那，我们把它们夺取过来，插上红旗，那就是革命。
    但是现在大多数工厂关闭了，过去在工厂工作的人现在在送比萨饼，在为麦当劳工作，或者（在这次金融危机之前）在房地产部门卖房子，如此等等。
    因此，在世界范围内看，过渡到共产主义所需要的生产还是足够的，但是在像美国、英国这样的国家（还有西欧也越来越接近这种类型，以及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还有日本和韩国），特别需要撇开资本主义生产的日常面貌，给人们提出一个行动纲领，告诉人们实际的工人革命到时可以对经济做些什么。
    在银行和保险公司，还有房地产公司，以及其他一些不需要的或者明显地对社会有害的经济部门（例如，军火生产），我们并不需要工人委员会和苏维埃，我们想整个地停止这些经济活动。
    我们还想让这些不得不在不必要或者有害部门工作的全部劳动力、全部工人从中解脱出来，这样他们可以使劳动周变得更短，帮助形成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形成更高的物质生活水平，而使社会财富不至于被那些部门消耗或浪费。
    以美国汽车工业为例吧。1973年在美国东部的汽车工业区有75万名汽车工人。
    当时这些工人是美国工人运动中最为积极的部分，他们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尤其是其中的黑色轿车工人。
    在最近的35年中，这部分劳动力极大地减少了，以致在今天，例如，在美国汽车联合会中总共只留下50万名汽车工人，而且不久这一数量会变得更少。
    当前，福特公司处于深刻的危机之中，通用汽车同样处于严峻的经济困境之中，它们正在同留下的汽车工人谈判以获得最可能的解决方案。
    现在甚至还有可能出现通用和克莱斯勒合并的可能性。
    同时，在美国还有很多的非工会制的汽车工厂，尤其是在南部的一些州，这些汽车工厂大多是外资所有，如日资、韩资、德资和法资等。
    但是这些工厂的厂址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它们一般分布在小城镇，非常孤立，工厂所在地区也没有工人阶级斗争的传统，据我所知，在这些工厂中工人很少有积极的斗争精神。
    从革命的观点来看，这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即使在40年前，革命纲领中就不应包含按照旧的方式继续生产汽车的想法。
    真正革命的纲领应该指出汽车工业的整个社会组织带来的巨大的资源浪费，指明其他的交通方式、其他的城市组织形式、其他的利用石油的方式，等等。即使在40年前，革命纲领也不应该是为了制造更多的汽车。革命应该改变生产的整个性质以减少我们社会对汽车的依赖，并促进其他类型的交通方式如大规模运输，使其可以取代汽车，这样城市就会以不同的方式组织、规划。
    这是在物质生产没有衰落的社会形式下的革命纲领。因此革命纲领不应该是工人委员会、苏维埃，工人控制以生产更多汽车（不论这些制度在其他方面是如何地重要），而是建立完全不同类型的工作，建立完全不同的生产形式。
    这就是我对于革命纲领和当前所见的资本主义制度衰落之间的关系的全部答案。这只是一种抽象的模型，它试图戳穿衰退资本主义的外观而直入其本质。
    我建议使用如下的“试探性” 的手段去研究世界经济中的虚拟资本：假定世界工人革命成功了，然后我们从有利于世界苏维埃的角度去考虑世界生产。这个想法当然是急性病的，半乌托邦式的，但是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必要的抽象，它可以同我们今后的纲领互动，直至世界革命使得这样的抽象变得具体起来。它同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一卷和第二卷并不是毫无共同之处，后两者从成干上万的表象中剥离出资本究竟是什么，然后在《资本论》的第二卷末尾和第三卷，将这种抽象放回到日常的现实中，这使得分析更加接近资本主义制度的直观运作。
    我认为60、70年代那种占主导地位的斗争方式的消逝以及这种斗争在今天不再有效的主要原因在于利益的全球化。在整个社会层面上任何改良主义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与之相对应的是具体的、局部的和防守性的斗争，这些斗争有可能取得暂时的胜利）。这就是为什么“改良”在现代是一个反动口号的原因。如果如马克思在1844年所说的那样，“在法国，一个人只要有一点地位，就足以使他希望成为一切”，今天为了得到点什么就必须首先得到一切。
    以下列举的措施谈的只是为了扩大社会物质再生产所需要采取的一些主要措施，它还没开始讨论到一些如果不是更基本的话，也是同等重要的问题，即对于生活的改变，“把人类能力的发展作为自己的目标”——而这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所在。
    过去人们对工人阶级革命的“想像”是一场总罢工或者群众大罢工，占领工厂，建立工人委员会和苏维埃，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并由此开始对社会化生产实行直接民主管理。
    我认为这种革命模型已经脱离了当代的现实，至少在西方国家是如此（与中国和越南相比），因为资本密集型技术的发展、小型化和业务外包等使从事“直接生产过程”（这是《资本论》第一卷所反映的资本主义现实）的劳动力在总的劳动力队伍（更别说总的人口了）中所占的比例变成一个相对较小的部分，而即使那些继续从事物质生产的工人，他们生产的常常是一些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不需要的东西（例如，军备）。更为现代的工作场所将会被成功的革命取缔和废除，而不是将之置于“工人的控制”之下。
    就像我已经说过的那样，这些只是一些试探性的方案，但它很可能是有用的方案。
    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看，尽管总的全球“产出”在增长，但是生产性工人的总数占资本主义人口（工资劳动者和资本家）的比例一直都在缩小。这看起来似乎与中国和印度的情况有些矛盾，但是自从1997年以来中国就失去了2000万个工业工作岗位，而在印度，工人在总的劳动力中所占比例仍然不到10％，它的绝大多数劳动力仍然在农村。这里不管哪个例子涉及的都不仅仅是数量的问题。重要的是总的价值，在价值规律意义上全世界总劳动力的总价值。中国工资极低的工人，以及一些高技术工人，他们使西方世界的高收入人工人消失了。将中、印工人整合进世界市场的全部意义在于减少“V”——总的工资价值，即马克思主义者称之为可变资本的部分。
    这种苏维埃的第一个任务将是组织全球过渡以走出价值生产（马克思意义上的价值）。世界革命大概将在C（不变资本）对V（可变资本）的比例，即资本有机构成，变得非常高——这意味着价值已经过时了——的时候发生。但是价值的基础是什么呢？它是再生产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现有生产性劳动力的社会成本。革命将在全球范围内加快生产力的发展使得生产和再生产真正从价值形式中解放出来。
    我们需要的是将世界范围内可用的各种资源——包括现有的劳动力、生产资料——掌握起来以服务于这一过渡。再生产当前意义上的世界社会的成本是（未来）“虚拟资本” 尺度的基础。这是一个最低纲领，“头一百天”的纲领。
    1．废除美元标准，并对世界经济进行“有组织的通货紧缩”（在这个问题上危机无论如何也已经帮了很大的忙，不过是以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方式）。
    2．废除所有的社会不需要的以及有害的劳动。
    3．缩短了作日，从第二部类解放出来的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可以帮助实现这点。
    4．将革命扩展到全球，并将全世界人口的生活水平提高到一个可接受的国际标准。
    5．逐步过渡到不依赖汽车、钢铁和石油的经济模式，消除由这种经济模式产生的城市、郊区、远郊的地理划分。
    八、试探性的进一步评论
    这里我们还有一些更进一步的纲领要点，这在上述框架的基础上为未来的胜利的世界苏维埃提供了更多的细节，当然这些都是非常试探性的，不成熟的。它们类似于资本主义体系的“第十一章”——破产程序。
    作为废除资本的一部分（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马克思称之为“资本关系”），在废除虚拟资本时我们使用“全球会计准则”或者“世界资源会计”来给现有的所有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编撰“财产清单”，所有这些都折算成使用价值（目的是使所有的生产都摆脱交换的需要，这样社会度量尺度就既不用价格，也不用劳动时间，而是严格地用生产出来的实际货物和服务的使用价值）。
    （1）实施技术出口工程以整体上提高整个第三世界的水平并消除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2）开始征收最低限度的世界税收。
    （3）解除石油－汽车－钢铁联合体，转向大众交通和火车。
    （4）废除臃肿的军事部门，还有警察、国家官僚、企业官僚、监狱、金融—保险—房地产部门（FIRE），此外还有保安和情报部门等。
    （5）由此游离出来的劳动力将承担对社会有益的工作从而帮助缩短劳动周。
    （6）大规模发展有关能源的项目，如核聚变、太阳能、风能等。
    （7）尽可能地将“更多则更省” 的原则推广开来（例如，在第三世界国家用卫星电话来替代陆路通话技术，以及用廉价的CD来代替昂贵的立体声系统，等等）。
    （8）提出一个具体的农业计划以充分利用美国、加拿大和欧洲的粮食资源，同时发展第三世界的农业。
    （9）整合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并将那些数百万数百万地积聚在一起的人口分散开来。这意味着消灭各种近郊区和远郊区，从而对城市进行激进的改革。这对于能源消费的影响是深远的。现在是严肃地思考并采取行动来消除《共产党宣言》中提到的城乡对立以达到城乡整合的目的的时候了。
    （10）将所有可能实现自动化的繁重劳动加以自动化。
    （11）普及电脑和教育，使得工人阶级能全面、充分地参与全球及区域的计划、决策。
    （12）免费的医疗和口腔护理。
    （13）将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由此将改变我们对教育的传统定义和理解。
    （14）将非生产性部门的研发转向生产性的研发。
    （15）劳动生产率的极大增加将使尽可能多的基本用品变得免费，因此将使得很多从事收钱和管钱的人（例如，收银员等）从中解脱出来。
    （l）在全球范围内缩短劳动周。
    （17）将必须集中化的事务（如，对世界资源的使用）都加以集中化，而将可以地方化、分散化的东西（如在共同的劳动制度下对于劳动过程的具体控制、调节）加以地方化。分散化。
    （18）采取措施来解决空气问题，尤其重要的是化石燃料的使用排出废气的问题。
    作为结论，这里我们再次指出，这样一个基本纲领的作用——这个纲领的大部分可以被工人阶级政权很快地实行，在于它揭开了最晚在“二战” 以来资本主义的虚假发展的深深扭曲的表象。
    九、展望未来：世界工人阶级自1917—1921年以来的最大历史机遇
    这场危机显示了资产阶级深刻的混乱，同时也给反资本主义的激进左翼提供了自“一战”后工人阶级革命高潮失败以来最大的历史机会。上次工人革命大潮的背景是英国对世界长达一个世纪的统治和长期的资本主义积累，这一统治随着美国势力的坐大而日益被动摇；今天，美国统治世界已有几十年，以“华盛顿共识”——其目的就是为了掠夺——为代表的衰退也已经有了三十多年，而最重要的是，由于上述分析过的若干原因，没有一个国家能继续扮演美国的这一“老大” 角色。这一事实的结果就是未来将在两种前途的斗争中展开：或者是一个世界资本的政府，或者是一个可能的新的工人阶级的“天堂风暴”。这场自1929年以来最大的资本主义危机可能在为1919年以来规模最大的工人起义准备条件。正是在这种“盗贼分赃内讧’的新形势下，可能会出现革命的突破。
    不管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 导致的只是一个比较大的世界性“衰退”，还是一场彻底的大萧条，盛行了30余年的意识形态欺骗在几个月之内就被清理了——如果说不是在几天之内的话。与此同时，在很多的社会组织（各种社会党、共产党和工党，或者美国的民主党、工会等）中，过去用于控制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社会民主主义、斯大林主义、凯恩斯主义——也被大大削弱了，而在过去这些政党都是支持这些意识形态的。1921年，俄国和德国革命，还有一打左右的其他国家的大罢工及工人暴动失败了，自此之后，资本主义的国家主义在斯大林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罗斯福新政中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是这些解决方式，像所有实际的历史解决方式一样，需要在黑暗中摸索多年，需要经历权力野心家们的各种勾心斗角的斗争——这种摩擦和斗争最终（如我前面论证的那样）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只有这样才能为战后恢复勾画出清晰的轮廓。它们进一步发展出相应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其中最重要的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而这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经存在并发展了几十年。
    相反，今天，我们看到西方资产阶级自己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被解除了，他们又回头为一种新型的改良资本主义而努力。在今年11月中旬（指2008年——译者注），“20国集团”（8国集团的扩大）将在华盛顿特区碰面以讨论“新布雷顿森林体系”。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像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那些曾经非常高调的裁军和经济会议给我们今天留下的印象一样，这次会议也将不会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什么深刻印象。这种事情极少是在会议桌旁和平地解决的，这点已经由相对不那么重要但斗争和矛盾并不因此更少的国际贸易多哈回合谈判表明，这一谈判断断续续地拖延了多年，期间也是一而再地出现谈判破裂而停止的情况。我们也有理由肯定，对于自己的帝国特权，美国绝不会轻易地做出哪怕是一丁点的让步，无论是同意美元的重大贬值，还是对美国背负的13万亿美元外债的任何有意义的解决方案，抑或是放弃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等组织的控制性的份额等。即使美国真的做出了某些让步，那么它也必然是装饰性的，是无关痛痒的。除了中左翼准备出来重组世界资本主义外，我们还可以预见到，威权全义的右翼将会再现，通常这一派将会采取一些与温和左翼相同的措施（如法西斯主义者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所作的那样），并将威吓潜在的起义，迫使其转变为“为保卫（资产阶级）民主而战”。
    这次会议面临的真正问题至少将是美国地位的下降，这既反映了美国自身的经济下降，也（首先）是亚洲、尤其是东亚经济权力上升的结果，这个问题将在未来的若干年中在国际冲突和阶级斗争中起着重大作用。在上世纪60年代，亚洲占据了世界GDP的5％，而今天这一数字已经变为35％。总有一天，亚洲的资产阶级将要求国际制度承认这种转变。
    然而，对这次以及还有今后的会议来说，这个真正的问题却不幸将刚好阻碍上面提到的纲领的实施。不管是否意识到这点，对于人类未来的扩大再生产来说，价值范畴（马克思意义上的）的过时将是真正的“不速之客”。无论是这次会议还是将来的会议，无论它是在工人阶级起义和国际冲突（以及二者的相互作用，如 1936—1939年之间的西班牙革命一样）之前、之中或之后，它们都将面临着如何重组世界体系以与世界权力舞台的后来者相处，以及给世界工人阶级强加新的“劳动关系”制度的问题。问题将在于迫使资本积累回到能够为全球资本提供足够利润率的基础上来，就像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断断续续地尝试的那样，如我们前面所论述的那样，后者直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平衡。
    我们的任务在于尽我们的全力使世界资产阶级在这场重组中失败。Hic Rhodus hic salta！Here is the rose,here wedance！（这里就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同志们，历史给我们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如果我们不能抓住这一机遇，我们这一生就再也碰不到这样的机会了。用90年前罗莎•卢森堡的话说：“革命这样说道：我曾经在，我现在在，我将来还在。” 革命或者失败，一切都看我们的了。
    （《环球视野》摘自2009年第10期《国外理论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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