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隅顽抗的新自由主义
江涌 黄莺
《国有资产管理》2009年第11期
美联储前主席沃克尔认为，这次危机可能不会埋葬资本主义，但是一定会埋葬美国模式的金融资本主义。危机敲响了美式自由资本主义的丧钟，作为自由资本主义的指导理论新自由主义被越来越多的世人所唾弃，鼓吹新自由主义理论者失魂落魄，但是他们不甘心就此退出历史舞台，放弃他们已获得的实际利益，因此纠合残余，负隅顽抗，竭尽全力做最后的挣扎。
金融危机直击新自由主义的要害
正是因为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辉煌了近30年的新自由主义突然发现自己陷入了生存危机。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金融市场成为新自由主义和其他各种思想交锋的一个主要阵地。美国金融界的无德与贪婪不仅是美国国民抨击的焦点，而且金融界“应当受到约束”也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金融业成为举世关注的焦点并非偶然，金融业是美国经济的制高点，是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新源泉与政策的试验场，是新自由主义者与其它形形色色主义者争夺的核心。以自由理论为基础的金融业和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命运直接关系到美国的未来。
20世纪80年代，代替凯恩斯主义主导美国经济政策的新自由主义，是对古典自由经济理论的回归。但是，新自由主义更加强调，一切进入市场，一切都可交易；为适应市场主宰一切的要求，必须进行以产权改革为核心的私有化改革；以“无形的手”取代“有形的手”，扫除资本流动障碍。该理论将美国的国内经济政策与其国际经济政策高度统一。在美国国内，凯恩斯主义遗留下来的各种政府干预机构被纷纷拆除，行业受到的诸多监管被不断削弱乃至取消，日趋盛行的观念就是“小政府就是好政府”。在国际上，美国将自由理念从商品贸易领域扩展到服务贸易领域，并要求其他国家进行“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改革。1990年“华盛顿共识”的诞生标志着新自由主义从指导国内经济政策的理论嬗变为服务于美国国际经济霸权的工具。
毫不夸张地说，在新自由主义政策实施的近30年时间中，最受益的就是美国金融业。而在新自由主义向全世界扩张的背后，金融业也发挥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新自由主义理论扩散和金融业扩张，互为表里，互相促进，共同为美国的经济霸权服务。
金融业是美国的核心竞争力之一，也是美国维持其世界经济主导地位的一个重要支点。二战后，美国的制造业优势逐步丧失。从70年代初开始，美国的商品贸易从战后初期的顺差转为不可遏制、迅速扩大的逆差。对美国而言，二战后由它自己主导建立的国际自由贸易体系已经不能便利地为其所用。相反，大量逆差导致的黄金外流影响着美国的经济稳定，侵蚀了美国的经济基础。因此，当务之急就是找到新的竞争优势，尽快缓解外部经济的严重失衡。最终，美国政府发掘了服务贸易的价值，开始在国际上积极推动服务贸易谈判。而服务业也借助生产重组改变了自己的定位和功能，增加了对经济的影响力，经济虚拟化与金融化由此昌盛。
发达国家所擅长的服务贸易并不相同，美国、英国精于管理国际化资本的金融服务业，而日本、德国侧重于工业生产的信息整合服务。换句话说，美国的优势在国际金融领域，因此打开其他国家的金融市场，对于美国经济的持续繁荣至关重要。当然，金融服务虽然有利可图，但其收入并不足以弥补庞大的商品贸易逆差。迄今，美国服务贸易顺差总额仅占商品贸易逆差总额的10％多一点。但是，美国如果能够在全球市场开放之下通过发达的金融业掌握其他国家的资金命脉，并吸引或驱使国际资本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也同样能够帮助美国维持其庞大的经济体系。为此，美国政府不断为金融业松绑，扫除其他国家为金融资本自由流动而设置的障碍，鼓励日新月异的金融创新。
放松监管不仅能够激发人类的想象力，而且也能够激发人类的无限贪欲，没有束缚的金融业迅速膨胀，正变得越来越危险。首先，美国的自由经济学家声称发明了能准确测量风险的复杂模型。华尔街的金融专家让人们相信，风险是可以被分割、打包、重组和准确测量的，但是他们犯了两个错误：一是风险很难被准确测量，事实证明，测量的工具和输入的数据都存在问题；二是即便能够准确测量也不意味着消除了风险，相反，金融风险是在很多情形下是一种系统性风险，无法消除。其次，金融衍生品的业务规模迅速膨胀。据统计，仅债务担保证券（CDO）这一个产品的全球业务量就从2004年的1570亿美元迅速膨胀至2006年的5200亿美元。衍生产品业务量的飞速扩大、金融业的持续膨胀完全不能反应实体经济的成长。反过来，金融业的内爆却能引发严重的经济衰退。第三，美国发达的金融业为海外闲散资金提供了投资工具，也为海外资金向美国流动提供了重要的渠道。华尔街开发出来的金融工具受到了欧洲发达国家投资者的追捧，这也是美国次贷危机一经爆发就迅速向欧洲蔓延的重要原因。
在举世瞩目之下，奥巴马政府出台了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全面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该方案传达的信息非常明确，金融业必须瘦身，必须置于监管之下，必须矫正它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新的金融监管政策一出立刻引起了各界巨大纷争，反对者举出了包括金融业竞争力减弱、美联储职能膨胀、监管效果不彰等种种理由。总之，反对者对新自由主义的经典教义恋恋不舍，对政府的干预充满恐惧和怀疑：自由飞翔的翅膀被折断的金融业还能支撑美国现在的经济发展模式吗？美国外部失衡的调整是否会以更加破坏性的方式出现？在华尔街的道德沦丧成为众矢之的后，美国的世界金融霸权如何维系？
三大挑战令新自由主义摇摇欲坠
“百年一遇”的大危机像世纪大洪水一样淹没了资本主义的每个角落，为数不多的新兴市场成为汪洋中的孤岛和扁舟。危机的肇事者、自由资本主义的典范——美国突然发现，自己信奉了多年的新自由主义学说正受到各种思想的猛烈冲击，其中，影响最大、最可能对新自由主义构成威胁的，要属经济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在全方位冲击下正摇摇欲坠。
经济民族主义动摇了新自由主义的国际经济政策。新自由主义的坚固堡垒——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将经济民族主义比作邪恶的“幽灵”，一只从坟墓中伸出的手。并认为，即使是在实用主义至上的大危机时代，政府的政策选项中也不应该包括“经济民族主义”。因为，“试图将工作机会和资本留在本国的做法会把经济危机升级为政治危机，并把世界进一步拖向衰退的深渊。”这种反经济民族主义的主张尽管获得了各国政府口头上的一致支持，但并没有减慢经济民族主义回归的脚步。美国经济拯救计划在一片声讨声中加入了“购买美国货规定”；世界生产汽车的各国政府都给予本国汽车业特殊保护；一些欧洲国家要求获得政府资金援助的企业优先采购本国制造的产品。当然，发达国家始终没有放弃它们的“双重标准”，它们在指责他国经济民族主义的同时，都给自己的经济民族主义用了一个更动听的名词——经济爱国主义。
危机持续重压下的经济民族主义形形色色，除了贸易民族主义、投资民族主义外，“金融民族主义”也开始登上报刊头条。为了将“经济的血液”留在国内，各种规定纷纷出台。例如，为保持本国银行系统的稳定与竞争力，相关国家政府争相为银行注资，要求本国银行尤其是接受政府援助的银行必须优先为本国企业融资；为全力确保母公司或机构总部安度危机，各大公司与机构纷纷将资金从境外撤回，跨国资本的“返巢”给东道国产生了极大的流动性压力，在严重依赖西欧资金的东中欧国家，出现金融动荡与危机，波罗的海小国拉脱维亚由此出现社会动荡与政局更迭。此外，还有一些国家对任何一家在本国经营的银行提出了更高的流动性和资本金的要求，这无疑加剧了日益紧张的国际资本争夺战。经济民族主义甚嚣尘上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新自由主义日趋式微。
社会主义直接冲击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根基。2009年4月的一项民意测验让美国主流经济学家忧心忡忡。该测验表明：在40岁以上的美国人中，53%倾向资本主义，20%倾向于社会主义，另外27%倾向不确定；而在30岁以下的美国人中，有33%倾向于社会主义，37%倾向于资本主义。这一调查结果在美国国内引起了极大关注，《每日金融》发表文章，提出疑问《美国向社会主义国家靠拢了吗？》。《纽约日报》也载文称，由于美国政府持有银行的大部分股份、对汽车产业指手划脚，并可能出台全民化的健康保障体系，“媒体就美国是否倾向社会主义议论纷纷”。
《孤星时报》干脆问道，“我们是不是要更名为美利坚社会主义合众国？”文章说，“奥巴马政府的社会主义倾向竟然没有引起以自由市场传统为荣的美国民众的义愤，真是太令人困惑了。”将奥巴马政府与社会主义相连，在美国媒体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共和党前总统候选人麦凯恩就曾多次指责奥巴马是社会主义者。在奥巴马政府公布金融监管改革方案后，奥巴马首席经济顾问劳伦斯·萨默斯还专门向媒体澄清奥巴马不是社会主义者。虽然给奥巴马打上“社会主义者”的标签有些离谱，但新自由主义者的目的是明确的，那就是要阻止奥巴马政府对金融业的大规模监管改革，阻止政府经济政策向左倾斜。
引发美国媒体激烈口水战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民主社会主义、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福利国家主张，以及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第三条道路”等许多理论的综合。它与新自由主义宣传的“私有化”发生了直接冲突。尽管没有迹象表明美国政府有长期经营国有公司的打算，奥巴马政府对金融机构和大型汽车企业实行的国有化政策更多只是权宜之计，是美国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的体现，但是次此危机美国政府采取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国有化政策，直接冲击新自由主义几乎不可动摇的“私有化”根基，影响深远。
凯恩斯主义近乎颠覆“无形的手”的永远正确性。2004-2008年，信奉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撰写了大量文章，警示危机的来临。对他们而言，大危机是他们重新夺回经济学正统宝座的难得机会。与“宏观经济学之父”凯恩斯的幽灵一道重返人间的还有凯恩斯的信徒海曼·明斯基。华尔街的崇拜者甚至把金融狂热变为恐慌的那一刻称为“明斯基时刻”。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主义四面楚歌，明斯基却选择在那一艰难时刻出版了由他执笔的凯恩斯传。他曾说，他和凯恩斯的共同点是，他俩都不是凯恩斯主义者，凯恩斯主义是对凯恩斯思想的误读。例如，凯恩斯一直认为金融市场是经济危机的根源，但以保罗·萨缪尔森为代表的主流凯恩斯主义理论却将金融市场摒弃在危机模型之外。因此，2008年的金融危机也引发了关于凯恩斯真实思想的大讨论。
近30年来，西方经济学一直是自由主义的天下，美国众多政界财经高官、企业高管都是哈耶克的徒子徒孙，众多经济学界泰斗学阀、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是弗里德曼的学长学弟。然而，金融危机扭转了这一切，一直以批判新自由主义为己任、后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获得了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石破天惊，但是也是预料之中。不久前，保罗·克鲁格曼出版新著《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和2008年经济危机》，被视为凯恩斯主义的权威之作，其传达的核心思想是“回归萧条经济学”，复活凯恩斯主义的观念。
新自由主义的反击苍白无力
面对各种思想流派的进攻，新自由主义给予了顽固的回击。但他们的论点在大危机的背景下有的明显苍白无力，有的则是赤裸裸的歪曲。
一是凤凰涅槃理论。新自由主义——当代的“清算主义者”坚持认为，市场崩溃将促使一个得到净化的经济重生。新自由主义信奉的是凤凰涅槃式的理论。按照熊彼特的理论，这是“创造性破坏”，是市场永保活力的秘方，是自由资本主义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二是低增长理论。新自由主义者十分推崇“风险承担行为”，认为正是企业家愿意承担风险，银行家愿意给承担风险的企业家融资，自由资本主义才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而任何对市场的干预和限制，都会导致经济陷入低增长和低预期的困境。
三是潘多拉魔盒理论。新自由主义者认为，政府是“必要的麻烦”，所以政府管的事越少越好。为了论证这个观点，近30年来出现了一系列理论，如货币主义认为，政府只拥有有限的信息，试图消除经济周期的政策只会导致更高的通货膨胀和更深的经济衰退。理性预期理论认为，人是理性的，当政府改变政策时，人们也将改变对未来的预期，并使政府的努力归于无效。实际商业周期理论则更干脆，美联储不管如何调整利率，都不会对经济产生任何影响。总之，新自由主义的核心理论都认为，政府对于补救经济无能为力。政府管多了，就会产生自我膨胀的欲望，犹如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只会带来更多的问题。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凯恩斯主义治下的二战后的世界经济最后以70年代的“滞涨”收场。
但是，新自由主义者无论如何百口善辩，也难以清楚解释下面几个问题：
其一，在众多国家，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后果无一不是有利于富人与社会精英，加剧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加剧社会两极分化。在20世纪60、70年代，拉美20％最富的人和20％最穷的人在社会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大约相差6倍，而在80年代实行新自由主义后这一差距迅速拉大，1999年，拉美10％最富的人和10％最穷的人在社会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大约相差40倍，2002年竟然上升到46.6倍。与两极分化相伴的是失业、贫困、疾病、死亡与社会动荡，拉美人民失望连接着失望，“失去的10年”之后“又一个失去的10年”。
其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导致金融危机日趋频繁。二战后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资本主义世界在凯恩斯主义等理论主导下，很少爆发由金融市场混乱引发的经济危机，而此后，金融危机却频繁爆发。近20多年来，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共爆发了四次大规模的金融危机：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储贷危机和1987年股市大崩盘，整个90年代日本失去的十年，新千年前后美国科技股泡沫的膨胀与破灭，以及2007-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四大危机之外的小规模危机难以数计。同时，在金融市场不断开放、跨国金融资本频繁出入的新兴市场中，主要由外部因素导致的货币危机、债务危机和银行危机也频繁爆发。1994年、1999年和2001年，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都先后陷入金融危机的泥淖。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休克疗法让这些地区发生“巨变”；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让相关国家经济倒退了十年。毫不夸张地说，一部新自由主义在全球扩张的历史就是国际金融动荡史。
其三，为什么美国30年代的大萧条和日本90年代的经济衰退会有迥然不同的结果？答案是美国在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允许9600家银行自然淘汰，普通民众的购买力因此受到巨大打击，进而造成通货紧缩式的全面经济危机，失业率高达25%，工业生产下降80%，经济一败涂地，社会持续动荡。而日本在泡沫经济破灭后，在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银行在政府资金的帮助下进行了重组，没有出现银行挤兑风潮，失业率和生产的下降都要温和得多，分别只有6％和10％。日本的例子清楚表明，政府那只“有形的手”确实在缓解危机方面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其四，新自由主义并非一统天下。当代资本主义其实有两大模式，即盎格鲁——亚美利加模式（美式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和莱茵模式（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新自由主义只是盎格鲁——亚美利加模式的主导思想，而莱茵模式形成于莱茵河流域的欧洲大陆国家，主张市场有序竞争，强调政府积极干预，实行高税收、高福利，关注社会贫富差距，企业融资主要借助银行，注重社会价值与社会责任。实践表明，与美式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相比较，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虽然在经济活力上“稍逊风骚”，但是经济社会的稳定、持续发展状况要优于美式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此外，日本、中国以及许多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基本奉行的是混合式经济，在发挥市场调节功能的同时，强调政府在经济中的指导作用，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曾经历或仍在经历高速的经济增长。而许多将“华盛顿共识”奉为圭臬的国家先后陷入了深刻的危机。这至少说明，对于众多国家而言，新自由主义并非唯一或者最好的选择。
新自由主义并不是没有看到这些问题，不久前华尔街经济学家罗伯特·巴伯拉对正统经济理论提出了修改建议。他认为，正统经济理论必须承认金融业是危机的根源；金融风险是系统性风险无法消除；政府必须对金融市场的过剩进行干预。但是，他强调，这只是特殊时期的应对措施，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回归能最大限度地保证未来经济的繁荣。这种政策设计可能道出了许多新自由主义者的心声。既然凯恩斯主义重返人间的可能性不大，而“原教旨主义”自由市场理论的全盛时代正在终结，做出一定限度的退让或许可以保住自由主义的一些阵地。
其实，美国并不是一个生而信奉自由主义理论的国家。在美国人的思想中，实用主义根深蒂固，没有什么非坚持不可的××主义。实际上，只要对美国社会经济有用，只要对美国维护世界经济霸权有用，不管它是经济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凯恩斯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以及正在诞生的“奥巴马主义”，都可成为美国的国家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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