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多方面地决定整个世界政治
弗朗索瓦•萨巴多François Sabado
〔第四国际2009年2月的国际委员会会议上作的这份报告，在2008年11月执行局会议提交的报告结构内，发表在2008年11月的第406期《国际观点》上，题为“评金融危机”Taking the measure of the crisis。〕
1. 最近的事态发展证实了危机的深度和持久，尤其是它的制度特性。
这不是一个短周期的危机。金融危机与生产过剩的总危机相吻合并加重它。信贷的瘫痪正在逐步减少经济活动。这场危机已经蔓延到整个世界。其规模可与1929年的危机相比，但不同于1929年，危机是全球整体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扩大到整个世界经济。资本主义全球化已构成了世界商品市场，实行了广义的“再商品化”运动，并为一个世界劳动力市场创造了条件。
因此，这场危机具有整体性质。它有几个组成部分：经济危机，银行和金融危机，粮食危机，能源危机，气候危机。2009年1月贝伦世界社会论坛（WSF），实际上最清楚地表达了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的这种结合。一些人想把贝伦论坛中心限制于生态环境的问题；事实上，从标志着本次论坛的各个方面来说，这次中心是经济危机。
资产阶级及所有的“专家”们担心焦虑。他们没有一个替代模式。他们正在讨论各种情况，但没有专家能看到一个摆脱危机的方法。他们设想2010年底的“软”复苏，或者一个日本式的危机：一个近10年的持久通货紧缩，但没有人敢预想一条摆脱目前危机的路。与1929年不同，各国政府和行政当局进行了干预，以图遏制它。在一系列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用作减震器…但要到何时？
当然，这还不是资本主义的结束，因为只要没有任何的替代品，也即直到反资本主义的解决方案可以实施以前，对于该制度不存在“没有出路的局面”。它总是可以创建新的回旋余地。资本主义可以同它的危机、它的痉挛、它的衰退一起苟存下去。所以无处可容纳大难临头的说法，但目前我们清楚地看到，该体系已达到了极限，资本主义危机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的代价已经把摆脱这种制度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对有些人，这是一个超越资本主义的改革问题；对于反资本主义者来说，有必要同资本主义决裂，推翻它。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将有这一危机的'前'和'后'。
2. 因此，我们处在深刻而长期的危机中
*银行和金融危机在继续：“有毒”产品在毒化该制度。
出现了“垃圾桶银行”或“坏银行”的说法，其用意是剔除所有的“有毒”金融产品，但由于他们并不真正了解金融产品的深浅，所以他们不能决定用什么价格回购这样或那样的产品。结果，各国政府要么倒退，例如美国，要么害怕启动机制，会曝露更大范围的未解决的信贷问题。避税天堂继续发挥作用。金融市场的不透明性阻止发展新的控制机制。银行发放的贷款越来越少。国家的贷款，援助和资助不能得到保证，因为银行的情势依然令人怀疑。即使政府贷款很难进行谈判。去年12月在德国有警告。一些国家已破产，比如冰岛。而希腊，匈牙利，巴基斯坦，西班牙和立陶宛则局势危急。新的银行破产可以把该制度系统进一步拖下水。公共财政不能无限期地延伸，除了印刷更多的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进入危机的一个新阶段…。斯特劳斯•卡恩代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了干预，要求给银行更大规模的国家援助，用以重新启动信贷供应，对政府提供的资金没有达到危机的规模表示遗憾。因此，国家的偿付能力和债务的暴增有限。在这个阶段只有美国，由于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角色，有办法继续其负债政策…
*生产过剩的危机——在银行和金融危机之前，它已出现在某些部门——已经遍及各处。
世界经济正处于衰退状态。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测约为0.5%。美国和欧洲联盟国家则是负增长。我们正在目睹工业生产的下降：美国下跌9%，日本下跌9.8%。成千上万的公司关闭或裁员。渐渐地，每个部门都受到影响。美国有7.2%的失业率，即一千一百万失业者。据克里斯蒂娜•罗默和贾里德•伯恩斯坦（奥巴马的经济顾问）的一个报告，在未来几个月内有300万至400多万的就业机会可能会丧失。通用汽车公司和克赖斯勒公司仍然需要几十亿美元，才能维持不垮台。关于失业问题的预测令人印象深刻：经合组织国家会有超过3000万至5000万失业者。这是一个真正的失业浪潮。至少在2009年和2010年，该就业的萎缩和失业率的上升将继续增加。我们会有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高的失业率。
*危机是世界性的。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危机和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的情形，两者之间并无关联，这个假说还没有得到证实。中国经济增长下降了7至11个百分点。根据中国海关数字，贸易出口量11月下跌2.2%和12月下跌2.8%。进口则萎缩了21.3%。上海有数以千计的公司已经关闭，数以十万计的中国人，首先是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工，发现自己要失业了。无可否认，百分之七的增长速度证明了中国经济的实力。危机甚至会确认世界经济重心倾向新兴国家的改变趋势，但在该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美国和欧洲。更重要的是，这场危机将导致中共政权优先发展国内市场，在很大程度上，这也将取决于政治和社会的斗争，包括在共产党内部…但是，在这场危机中，中国经济能够成为重新启动世界经济的火车头，成为带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另一台火车头吗？目前没有这样的证据。更何况还有如俄罗斯和印度这样的国家也开始卷入了经济衰退。
3. 新自由主义“模式”遭受了历史性失败
华盛顿共识爆裂了开来。统治阶级，新自由主义和社会自由主义政府已遭受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失败。有一种新自由主义的一致性，即：私有化，灵活性，放松管制。今天，这一致性已经移位脱臼。但他们还没有遭受到社会的失败。离政策或方向的修改还很远，他们的政策就是“坚持顶住”，使工和人民负担危机，并把新自由主义的框架同一系列的设计或“坚持顶住”措施结合起来，希望…这场危机将结束，他们能回到正轨！此外，资本家利用危机重新调整公司结构，推进公司高度融合的过程，继续压低工资…
因此，有变化，有新论述，有保障措施和局部经济刺激措施，但他们并不质疑总体的路线。我要从这个角度论述三个问题。
3.1 凯恩斯主义回头了吗？
可能有一些剂量的凯恩斯主义，一种凯恩斯主义的代用品，注射进新自由主义政策，但不会有新凯恩斯主义的回头。无可争议，有国家在经济方面，在挽救银行方面的新干涉主义，有工业和金融集中和重组的政策。同整个极端自由主义的列根和戴卓尔腔调——少而又少的国家干预——相比，这是一个改变。但是，我们不应忘记，这是个管制松散的国家，私有化的国家，摧毁了社会成果的国家。我们不应该混淆讲话与现实：国家从来没有消失。今天，国家的干预是要保存制度，绝不是重建“社会性国家”。国家并不会为了捍卫普通民众而进行干预。
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和民主党左翼鼓动家保罗•克鲁格曼，在他的博客上表示的：“让我们弄清楚，它完全是黄色社会主义：损失社会化而利润私有化”。只有考虑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全部有关层面，凯恩斯主义的讨论才有意义。这不是关于这个或那个经济措施的一个讨论。
从这个角度来看，毫无疑问有一个“浪漫”的凯恩斯主义观点，但如果我们用1930年代中后期的美国以及战后欧洲的政策，作为一个参照点的话，情形就远非如此。
凯恩斯主义政策的选择，不是统治阶级内部一场意识形态辩论后的社会经济建设选择。它是力量关系促成的，美国工人斗争的高涨，使得公共政策和工资政策上的转变有必要。但最重要的是，凯恩斯主义政策的执行，依据于军火经济，该经济同战争和一些势力有关，这些势力同特殊的社会和政治运动相联，而那些运动促成了战后的“社会妥协”。是战争造成的破坏，使得战后必须要重建，从而为经济复苏创造了条件。
因此，那些是特殊情况中的事件。
然而引人注目的是，危机深度以及各种有必要“重新发现资本主义”的论述同行动两者之间的不平衡。有一些象征性的决定——如美国某些收入的高端数目被封顶，英国政府的代表出现在英国银行的管理董事会上——，但并没有关闭的避税天堂，没有新的金融规范或有效的信贷控制，以刺激经济活动。还没有采取技术上和财政上可能的措施。例如，瓦勒里•季斯卡•德斯坦声明（发表在2009年1月12日的世界报）证实了这个事实，即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尚未建立新的财务准则，新的审计程序，新的条例（例如，有关销售你所没有的金融产品这种“卖空”做法）。
但更重要的，必须强调的是，所有的刺激方案都被认为是不够的。有分歧存在：法国计划不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1.5%至2%。七千八百七十亿美元的奥巴马计划则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五，分量更重。但是，我们必须看看这个计划涉及的美国危机的深度。据奥巴马的经济顾问克里斯蒂娜•罗默和贾里德•伯恩斯坦的说法，这一计划只会把失业率在2010年底限制在7%至7.5%之间——比现时的失业率多一点——如果没有计划，预设的失业率是8.8%。更重要的是，在共和党的压力下，公共开支减少了910亿美元，减税额增加了640亿美元。
美国政府的计划和决定，考虑到教育，社会保障，某些大公共工程的新公共开支，但如果我们给银行，给富人减税，给公司援助投资加上二万亿美元——但在什么样的控制下？——并且限制旨在刺激需求的措施，我们就不会找到危机的出路。
在这种情况下，根据保罗•克鲁格曼的说法，刺激方案只能弥补增长所丧失之潜力的一半。相对于按现有的生产能力和劳动力预计的增长，可能的增长将只有一半，这已经使奥巴马受到了民主党左翼的尖锐批评。
塔多•帕托的文章［我们将出版该文］，谈的是目前政策和凯恩斯政策之间的关系，它解释说，在1960年代末，德国社会民主党部长制定了凯恩斯刺激方案。这项计划是400亿德国马克的公共投资。今天，将相当于400亿欧元。然而，德国政府只投入了50至80亿欧元。
在美国和欧洲，他们又在谈论银行的“国有化”。我们不能从理论上排除银行的“资产阶级国有化”。换言之，即“临时和部分”的国有化，用以挽救资本主义银行体系，但我们不应该误解国家干预的含义。实际上，为了挽救银行系统，只有通过国家和大规模援助进行干预，对问题银行作或多或少的国家控制。在英国，政府代表参加银行的管理董事会。当政府或专家们设想“国有化”时，它仅仅被视为暂时的，局部的。总之，这是再次由社会负担损失来挽救制度，并为在适当时候重新私有化和重启利润争夺战创造条件。此外，没有任何政府质疑过去几年中进行的私有化。打击公共服务，削减公务员人数的做法得以确认。再一次，我们远离战后国有化和公共服务设立时期盛行的经济和政治关系。
我们处在危机的第一阶段。它的深化可以倾覆所有的资产阶级政策。经济和政治的理性“可以推动更多的经济刺激，工资和社会的让步，更多的绿色增长”。在统治阶级的政策中可能有实质性变化，这取决于各个势力的社会和政治关系，但资本主义并不是一个合理的制度，而是各个有自己利益的资本之间的竞争，是有其自己利益的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是有自己利益的各国之间的竞争…所有这一切可能导致新的紧张和新的对抗。在任何情况下，当今压倒一切的是统治阶级的社会和政治利益，统治阶级正在寻求一切手段维护自身的利润。
3.2 另一个问题：“绿色资本主义”能重新启动运行吗？
我们可能有一个既处理环境问题，同时又开辟新积累领域和新市场出路的资本主义吗？关于这个问题，围绕着奥巴马的某些建议（见迈可•哈的文章《绿色资本主义可能吗？》在2009年1月的‘意外事故’）有一整套说法。
绿色资本主义是理论上可能的。气候变化问题的决议，提交给了下次世界大会作讨论，它指出：“抽象地说，在可再生能源基础上的资本主义似乎是可以想象的，因为可再生能源的技术潜力，相当于全球能源消费量的8至10倍。在实践中，从百分之八十的能源基于石化来源的现存资本主义开始，朝向这一绿色资本主义的转型，完全不符合急救气候的要求。重新启动当今资本主义而又不重新开始温室气体的排放，这是不可能的。资本主义只考虑排放量减少的定量指标，而转型的过渡需要许多定性指标。”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存在。
将要引进新技术，生态税，导致交通和住房领域中的变化。但是，谈论“绿色福特主义”或“摆脱危机的绿色出路”，则是不懂资本主义处理生态环境问题的局限性了。
a） 首先是一个“时机”的问题。这场危机是即刻的。需求下降，信贷萎缩，预算问题限制了新能源的开支。这些问题的答案，即使按照“绿色资本主义”的说法，也是中期和长期的。而这场危机需要立即，甚至迫切的答案。
b） 他们需要有足够的盈利能力。新技术的成本或生态税造成了盈利能力的问题。对一系列部门而言，这是太昂贵了。而且不能肯定，在作了大力投资的绿色部门，生产效益是否足够高和持久。
c） 必要的是，不仅要有可观的增长，而且还有发售。但是，工资持续的下跌限制了这个绿色增长的销路…
d） 一个世界经济的“生态”重组，需要协调，国际标准，中长期的选择和取向。这些选择同竞争律及市场是冲突的，后者的基础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获取尽可能多的利润。
e） 最后，这样的选择，结合持久的凯恩斯主义回头和大规模生态增长，只能是来自于经济实际动力以外的选择，来自于与巨大动荡有关的社会和政治选择…如果没有这些选择，我们将处在危机的深化和局部有限的复苏交替出现的情形中。
f） 更加实质性的是，一个满足社会需求，相应于新生产消费模式的逻辑，同资本竞争主导的资本主义盈利逻辑是不能共存的。我们需要国际的规划和协调，以便重组世界经济。这是生态社会主义方案的基础。
3.3 贸易保护主义的转变提上了议事日程吗？
危机自动地加剧了竞争，甚至能够把它变成经济战争。世界贸易和交流趋于萎缩。美国政府要求“购买美国产品”的声明，西班牙政府的“购买西班牙产品”的声明是一个迹象。欧洲联盟和捷克主席对法国政府用六十七亿欧元援助其汽车产业所作的批评，也反映了这一倾向。欧盟的内部矛盾使得协调的欧洲计划无法设立。由于危机，欧洲的经济管理比以前更为本国化；把稳定公约放置一旁。德国，英国和法国之间，关于他们在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上的经济特殊地位的问题上，相互对立，就表明这些矛盾。
因此，我们将有压力、冲动、“保护主义”倾向，在紧急情况下，这将促使各国领导人为维护自己的地位采取一些行动，特别是反动的、民族主义甚至排外的政治举措，但这个世界的领导人追求的选择方向是保护他们的阶级利益，这恰恰意味着，要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维护他们的地位，继续把他们融入世界经济和国际机构。
此外，历史经验促使统治阶级遏制其保护主义冲动。但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危机的深化可能会导致修改。并可能引起大众阶级的波动，民族主义的，反动的，极右的思想可能重新出现。高举反动口号“英国工作给英国工人”的英国劳工运动某些部门的反应，幸好是少数，却是这一点的证明。贝卢斯科尼政府授权的，由反移民尤其是反罗马尼亚移民的意大利右翼所组织的夜间“巡逻”，也证明了种族主义、仇外和极右思想的崛起。
在任何情况下，工人运动必须保护自己免受这些“保护主义”或民族主义政策之害。任何惩罚南方人民的政策，特别是通过各个海关和税收施行的惩罚政策，必须予以拒绝。还必须拒绝这个或那个国家工人之间的任何竞争。围绕在国际层面上的共同要求的团结，是面临危机时的决定性问题之一。
4. 奥巴马的胜利是世界转折的一个显示
我们已经说过，在美国地位大为恶化的经济形势下，它是美国统治阶级“改头换面”卷土重来的选择，以及美国大众拒绝布殊政府8年执政的选择，这两者的结合。的确，要了解奥巴马的上台，注意到美国世界地位的削弱这一点是重要的。
因为在新的世界局势中，奥巴马将是捍卫美帝国主义利益的人，更何况美国市场和军事力量的巨大仍然给他重大的优势。
在经济层面，美国依赖于其债权人——日本人，中国人，各种主权基金——资助其债务者。但是，这些债权人反过来也依赖于美国和美元的价值。事实上，我们可以预期，美国遭受危机的打击后，美元会下跌。然而，美元却在上升！首先，因为它得到一个国家的支持，这是不同于欧元的地方。其次，得到大众效应——美国巨大而持续的力量的支持。最后，美元得以维持上升，是因为如果它崩溃，将祸及中国，日本和各种其它的资金。构成中国储备的二万三千亿美元中，有一万七千亿美元投资于美国！人人相挺以致炒高了美元…所以这就是美元（和它的美国资本主义），尽管同人民币和欧元关系紧张，它仍然是世界参照货币。
在军事方面，奥巴马的回旋余地有限，但毫无疑问，他仍然是美国政治军事机器的头子：在以巴冲突上，他将继续全力支持以色列政府。他在复位美帝国主义的战略重点，优先考虑阿富汗，在那里美国下令新增部队（超过1.7万人），并敦促其盟国再派遣一些部队！在伊拉克，他已决定了情况允许时的撤军日期。在更广泛的层面，美国保留了政治和军事霸权，但必须同其盟国重新谈判，重新讨论这个问题。2001年9月11日以后，我们不再处于1990年至1992年的情形中，甚至也不处在2001-2004年的情形中。奥巴马政府将与欧洲联盟，与拉丁美洲之巴西这样的国家有更为合作的政策。但这需要拉丁美洲的配合对应，即：同进步制度保持相当距离甚或决裂。查韦斯已被定性为美国和其它南美国家建立良好关系的“障碍”。奥巴马已确定美国对古巴的政策。此外，卡斯特罗声明谴责美国新总统的幻想。
更何况还有大量的幻想。你可以在贝伦世界社会论坛的某些部门感觉到它，有人竟然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奥巴马不在世界社会论坛上？幸运的是，这些声明是非常孤立的。考虑到现政府的，同布殊政府相比的“新立场”，我们应该没有错解奥巴马是什么人，他维护什么样的利益。
5. 危机多方面地决定整个世界政治
危机将挑起变化，也许是左翼和工人运动情势中的动荡。
社会民主党的政策仍然在其社会自由的框架内。其领导人原则上支持救援银行的计划，同时考虑它们的不足，并要求补充。正是这些势力，尤其是当他们在野时，引用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以便将其纳入仍然在新自由主义框架内的政策。然而，面对着民众对危机的反应，反对和抵制，他们可以骑墙越过运动，采取更左的立场。但是，当它是一个基本立场的问题时，就像在欧洲那样，他们就采取其一般的方向立场。讨论左翼领导能力，比讨论面临危机时各个势力和民众第一反应的关系状态，更无意义。第一反应表明，人民和工人不准备无动于衷。抗议危机的第一次世界大示威是贝伦世界社会论坛。除了各种各样的反应，十三万与会者表示有必要拒绝资本主义危机。他们给全球正义运动以新的能量。重新发现了世界社会论坛的“巴西”根源，使得论坛有可能再次开始。因为，尽管有卢拉政府的政策，贝伦论坛还肯定了存在于巴西的社会运动，工会运动，MST（无地农民运动）和成千上万的如印第安族群那样的其它社团的力量。也是在这个同查韦斯的帝国主义局部破裂经验的框架内，莫拉莱斯和科雷亚激励拉丁美洲人民的抵抗力。从这个角度来看，尽管有美帝国主义的巨大压力，尽管有希望在其任内，使这些国家同巴西以及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的右翼势力一致的卢拉经验，在玻利维亚和委内瑞拉全民公决中“赞成”票的胜利，代表着拉丁美洲的决定性支持点。社会成果（保健，教育，减少贫困）和政策（反对美国统治）是不可否认的。如果这些制度已经失败，我们可以想象这些国家和拉丁美洲的力量关系的变化，古巴的压力，等等。现在，他们面临着一个主要问题：面对危机所采取的态度，目前的社会成果是不够的。特别是，如果委内瑞拉以石油为基础的回旋余地减少的话，这确实代表一个考验。或者这些国家将无法抗拒危机的影响，或者在危机的基础上和社会运动的压力下，这些国家的政府将采取影响经济结构，财富分配和财产结构的措施。现在是确认破裂程度加深与否时候。
经济危机和工人的社会政治激进行为之间没有自动的联系。
经济危机和阶级斗争之间没有机械的关系。相反，有左翼和右翼的两极化，存在可能或将要发展的反动压力，但在另一方面，工人和他们的组织不接近危机，同势力和既得地位没有关系，没有出现在这里和那里的激进力量。在一些国家，在一些部门已经有社会阻力。
在更广泛的层面，在贝伦的成功和拉丁美洲的那些抵抗，希腊青年的暴动，法属西印度群岛事件，1月29日巴黎的200万示威者之间，我们怎样才能着手把它们联系起来？我们必须遵循每一个国家示威和罢工的曲线。尽管有80年代和90年代的失败，但是已经获得的成果，和工人运动维持的政治上，组织上和宪法上的地位，以及准备斗争的新生代的出现，这些代表了对社会抵抗运动的相当多点的支持。
正是这种双重运动：传统左派和社会抵抗的社会自由演变，给反资本主义左翼提供了新的空间。
最后，在国际危机的关头，中东和巴勒斯坦问题是一个关键问题。赞同加沙人民抵抗的支持运动给巴勒斯坦人民团结运动提供了新的活力。
6. 资本主义的危机，其深度，其持续性，把反资本主义的行动方案提上了议事日程
在宣传领域里，原先一般解释的那些东西，会变动荡。自由秩序的捍卫者完全动摇了。新自由主义说法的一致性被粉碎在半空中。让资本主义更道德，重建资本主义，这样的咒语，完全缺乏可信度。它们不过是困扰着资本主义领导人的恐慌的表现。我们的答案则有一个新的意义，一种新的相关性，即必须建立直接要求和社会变革目标之间的联系，这将导致制度的改变，为21世纪的社会主义引导出一个反资本主义的，生态社会主义的过渡计划。
“我们应该拯救人民，而不是拯救银行家！”
“不能让人民和工人负担危机，要让资本家承担它！”
面对裁员，解雇，购买力下降，公共服务的破坏，和环境污染，我们需要有一个社会和生态应急计划。拒绝裁员，拒绝技术性的和部分的裁员，减少工作时间，和让失业者分享所有工定期和不定期的工作，以便人人有一份工资合理有保障的工作，增加工资，以刺激需求，保护和重组面向大众的公共服务，大型公共工程主要优先考虑生态因素（节能，可再生能源，打击污染，公共交通，社会住房，在对社会有益的生态活动中创造就业机会）。妇女的特别要求是，反对强制性非全日制工作，反对不定期工作，新的公共服务，特别是关于儿童的，也必须在社会紧急状况中占有完全的地位。
在这场斗争中，我们有一个“巨大”的论据。在过去几十年中，在竞争的名义下，在竞争力和打击预算赤字及债务的名义下，当权者顽固不化，拒绝了每一个重大的需求…而一夜之间，数百亿送给了银行！！！
给银行的这些资金必须用于资助优先的社会需求。围绕这些需求，我们建议最广泛的团结行动。
这次紧急社会计划还必须同民主权利和自由的捍卫相结合，尤其是捍卫移民和非法劳工的权利。
除此之外，还要就危机答案展开战略辩论。从这个角度来看，贝伦世界社会论坛的辩论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第一种方案，新凯恩斯主义，集中于新的规定：关闭避税天堂，新的财务准则，金融交易的税收。贝伦金融危机会议的讨论宗旨是“让金融服务于公民”，但并没有质疑银行和大公司的所有权，要不就主张私人银行与一个公共银行中心的混合系统。我们已经知道，在资本主义统治下的混合系统，结果会让私营部门作主导。这些建议同时伴有一个办法，这个办法规定国家和国际机构发挥核心作用。社会运动只是向联合国或这样那样的20国集团会议施加压力，G20有机会扩大到南部的某些国家而成为G23。
第二种方案采用部分需求（税收，打击避税天堂），但把它们同挑战资本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首先，通过一个重新分配财富的激进政策，把大量的利润分给工资，就业，社会保障，公共服务。
但是，这场危机提出了另一个问题：谁控制，谁决定，谁拥有？这是所有权的问题。银行或大企业的破产不仅是金融过度扩张或欺诈的结果；它是不计代价为少数特权者寻求利润的主导之制度的后果。我们必须有一个变化的规则。例如，必须让权力远离银行主。银行必须在工和消费者的控制之下国有化。破产的公司，必须置于公共控制之下，由工管理。但是，围绕“公共财产的概念”——全球正义运动的要求之一，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危机扩大了“公共财产”的概念。“公共财产”不仅是水，土地，卫生，教育。有必要把它扩大，扩大这个概念的使用范围，包括社会需求所必须的所有经济部门。这意味着，将中心放在事物的使用价值而不是交换价值上，就像世界社会论坛许多讨论中（特别是在解放神学家弗朗索瓦•胡塔特的插入发言中）强调的那样。而且，如果经济被视为公共财产，那么，关键经济部门的公共和社会拨款，民主和控制的问题就提了出来。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运动大会的宣言，它支持的有这样一些目标，比如对银行作无偿的并由工控制的国有化，减工时但不减工资，发展各种形式的社会财产，所以它构成了我们参预的支持点。
所以这是一系列更新了的论点，旨在提出摆脱危机的反资本主义出路。在战略层面，它有双重后果：
a） 为了满足需求，把各个力量之间的社会关系，放在动员的中心位置。深度危机作出的必要变化是这样的，它们需要一场异常规模的社会和政治动乱。这些力量关系能够在体制水平上表达出来。可以得到部分改革。但疯狂捍卫自己利益的统治阶级的行为，确定了即便要获得部分改革，我们也需要并将继续需要大规模的社会动员。
b） 反资本主义方案的应用，需要一个反资本主义政府，依靠大众阶级的动员和自我组织，承担同制度破裂的进程。必须依靠民众控制和管理的部分经验，通过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对抗，为这一目标做准备。争取这种反资本主义的政府，同参与管理资本主义危机的议会联盟或政府不协调，就像社会民主党和中左派今天所做的那样。
弗朗索瓦•萨巴多，第四国际执行局的成员和革命共产主义同盟全国领导层成员（LCR，第四国际法国支部）。
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
弗朗索瓦•萨巴多François Sabado
本报告介绍了我们眼中国际形势的最重要特点，没有涉及每个问题，它可能会被标记为某种欧洲中心主义，导致某些问题的部分解决方法。另外，关于国际建设的问题和下次世界大会最紧迫的事情，随后会有一份报告。
2007年夏末以来，国际形势的明显特点，是金融和经济危机冲击全球经济。这一危机的出现形成了一个转折点。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因为它代表一个时刻，包括几个过程，是发生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历史改变的一部分，特点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及其矛盾。
对该危机，我们已经根据法兰歌思•切思奈，厄里克•图桑（Francois Chesnais， Eric Toussaint）和革命共产主义联盟（LCR，原第四国际法国支部）经济工作组的分析作了研究。
1. 在一个美国经济周期终结的意义上，这是一个转折点，该周期起于2003年的经济回升，以国内消费膨胀和大量债务为标志，在非常低的利率和降低财务费用的基础上，该机制导致当前的“房屋泡沫”。因此，发展了“次贷系统”，即浮动利率风险贷款系统，给最脆弱的家庭贷款。连带外国资本金融赤字和美元贬值，这是2003年至2008年美国增长模式的主要机制之一…但是，2005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美联储，美国中央银行）提高利率，使得经济机器失调，造成数百万负债家庭的破产和崩溃，从而导致重要信贷机构的破产并使银行体系动摇。因为信用是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特点。事实上，为了维持高额和定期的利润，动态的需求是必要的。它不会来自工资，因为雇主把工资压得很低，也不会来自充分发展的新兴国家的国内市场，也不是来自从分配给股东的收入，因为股东数量不足以支持需求。因此，当代资本主义在房屋信贷用户里发现了这方面的需求。这个危机过程在美国发作了。
2. 我们所面临的不仅是一个金融和银行业的危机，而且是一个真正的经济危机。全球化金融体系特有的机制把次贷危机在世界范围内扩大。它挑起偿债能力和流动资金的危机，打击了整个国际货币体系。这导致资本大规模的注入美国经济（国会通过超过1680亿美元的经济重新扩张计划）导致利率下降，在另一方面，因欧洲中央银行（ECB）拒绝降低其利率而导致新的紧张局势。但这项政策不足够让经济机器再次开动…
由于美国经济衰退的预测正一点一点地被证实，美国地产业已经崩溃。其它国家如西班牙、爱尔兰和澳洲采用了与美国相同的住房贷款机制，因此也受到危机的打击。
u 美国经济活动正在减缓。
u 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增长预测为1.5到2%左右。
u 2007年1月，美国经济创造的就业机会的结算结果是负的。2007年1月，美国经济失去了17000个工作。
u 在房地产和工业界分别丧失了2.7万和2.8万个工作。市场估计创造了7万个就业机会。在法国，2007年创造了30万个就业机会，但在工业界丧失了五万多职位。
u 300多万住户将发现自己无家可归。
u 我们正在重建将造成数以万计失业者的体制。国际劳工局（（ILO）估计，将有五百万以上工人失业。
在目前阶段，这个金融危机的代价是数百亿元的损失。
这场国际金融体系的危机导致信贷收缩，从而使得经济活动减速。各大银行需要清理（把“烂债”从“良好投资”中清理出来）从而导致经济活动放缓。
行政当局及美国联邦银行正面临着一个可怕的两难局面：要么重新启动经济，降低利率，注入流动资金，加剧赤字和债务，加大通胀压力，并有货币贬值恶化甚至导致美元崩盘的危险（这是一个真正的危险：在五年内，美元已贬值25%，增加了危机的风险）或者，通过提高利率，或减少债务，尝试减少不平衡，而这会导致经济活动大幅下降，他们发现自己正处在一个经济衰退中。
3. 在这场危机的源头，有切思奈称之为“不间断积累的长期阶段”，即自1950年以来的一个不间断（没有战争或革命）的资本积累过程。这是资本主义历史上的这种类型的过程的最长阶段。这个金融化的起源与资本主义是一体的，即与利润积累是一体的，利润不再投资于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直接生产。这些利润的定价游离于生产过程之外，而仅仅通过金融市场的交易来确定。此外，还有两个其它的金融交易，也按同样的方式定价：私人退休基金和同石油收益连接的资金流动。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不断地被市场吸收能力所限制。如果商品生产和服务业没有足够的利润，那么投资就会落在其它地方：对投资在商品生产的每1美元或欧元，就会有多得多的资本金寻求在证券交易、投机基金、财产投机、黄金、金融和货币交易中为自己定价——这是资本主义利润积累的逻辑，是私有资本和私有生产数据的逻辑。
20世纪70年代末也有转折点，同自由反改革思想和华盛顿共识有关，它导致我们所谓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就是说，一个标志着“大大超越经济范围的资本主导”的社会，一个通过经济的“大规模商品化”和“大规模金融化”的迅猛扩张而来的市场社会。这个全球化的实现，只能通过在俄罗斯、东欧国家和中国那样的大国里恢复资本主义的过程，重新整合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来达成。这强烈刺激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增长，不过这个资本主义受到一些矛盾的破坏，这些矛盾同金融资本的迅猛扩张是相连的。
但这种增长也是三十年左右的某种类型积累的结果，特别是因为：二十多年来，经济中的工资份额的下降，分配给工人的那一部分财富生产的下降。结果，这剩余价值，比全国财政收入增加得更迅速，被一小层财富拥有者垄断了，这些财富拥有者在疯狂地搜寻越来越多的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这导致的结果是：巨大过量的流动资金和金融资本，离开实质经济而自立，并且自行其是。它运作到这样的地步，使得不平衡过大，以致引起危机：这是正发生在美国的事情，在整个2000年的头十年里，那里一直存在着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实质经济最慢的增长（即使是有一些增长）和最强烈的金融经济扩张之间的矛盾。这是美国增长模式的限制，该模式的增长今天正在弱化甚至消耗殆尽。
新的世界力量关系
4. 但是，它显示了新的世界力量关系，显示了美国、欧洲和新兴国家如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南非、马来西亚之间的新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它也是一个转折点。
20世纪90年代的危机几乎只触及所谓发展中国家：1994年至1995年的墨西哥危机，1997年至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危机，1999年的巴西危机，2001年至2002年的阿根廷危机……这一次，危机没有爆发在外围，而是在中心。
北方金融体系的危机是如此，以致我们眼睁睁目睹资本外逃到如印度，中国和巴西这样一些国家的证券交易所。北方国家被迫接受由南方的“主权财富基金”拯救他们的金融机构。
这些资本运动也以金融形式表现实质经济的变化：
世界GDP分布的变化：在过去十年，根据所有的估计，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GDP的份额增加了一倍，从6%升至12%。当然，关于中国的统计是不可靠的：2007年12月，世界银行承认，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按购买力平价（折算为我们用这笔钱可以购买的等价物）被高估。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不应该是88190亿美元，而是53330亿美元。对贫困家庭数目做计算时，这使得一个主要结果有几千万的差别，但这个或那个数字之间的这些差别，不会让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总趋势有疑虑，该趋势就是：修改世界经济力量间的均衡和相互关系。
经济增长率的提升，商品和服务生产的增加，全球劳工分工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作为世界“工厂”或“工厂”，中国得益于部份世界生产机器（特别是美国）的搬迁和再定位的整个运动，也获益于大量的分包业务。同时，这一重组加强了中国资本主义。她现在应该是第三或第四位的世界强国。她已是仅次于德国和美国的世界第三大出口国。她是信息技术生产的第二大国。虽然其消费比例仍然薄弱，但在固定资本的生产性投资上，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和关键经济部门上，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增加，增加了25%以上，甚至有导致“经济过热”的风险。
她是接受外国资本直接投资（外国直接投资，FDI）的第一个国家。还有一个需要加以研究和澄清的问题：在中国的外国投资中，什么是来自散居于香港、台湾的华人资本份额以及美洲华人资本的资本份额…，它们与本土资本合并可以给整体中国资本相当的实力。中国和印度的增长率在8%和9%之间，而美国和欧洲在1.5%和2%之间。中国制成品的出口已积累了数量可观的储备外币：到2007年12月，它们价值超过一万四千亿美元。它有一个2.5亿到3亿居民之间的市场。
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的国内生产总值加在一起，其经济权重潜在地相当于美国的——我所以说‘潜在地’，是因为它是“四个国家的经济”权重，而不是一个单一国家的单独一个经济体的权重。亚洲国家和石油国家积累的储备相当大。2007年底，发展中国家一共持有460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工业化国家持有的不到其三分之一。亚洲国家的商业盈余和这些外汇储备，被置于美国的短期国库券，股票，私人债券中。正是它们，实际上在补贴美国的赤字。
5. 当然，现在我们也不应低估这些新的世界经济巨头对美国经济的依赖。美国继续扮演世界经济火车头的角色。它代表了25%以上的全球GDP，不要忘记欧洲，它的27个国家，代表了约25%至30%的全球GDP。美国市场仍然是中国生产面向的一个主要市场。35%以上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依赖于出口，即使有些专家解释说，中国经济的出口敏感性正在减少。中国国内市场没有足够的容量来吸纳中国的生产。大西洋彼岸的严重经济衰退难免会影响世界经济活动，而且也会影响中国，即使是有限的。但中国身上的更重的压力是程度巨大的社会不平等，城乡之间的难以忍受的紧张，有所减少但仍然非常严重的影响着数亿人的贫困。对贫困的统计往往低估了它。
但有一个新的世界经济结构，让我们提出一些问题，即同整合新兴国家时的世界经济危机有关的分析问题。
两个替代假说
如何摆脱目前的危机，答案大部份就在亚洲，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关系中：
目前的金融危机揭示了一个过度积累和生产的过程出现在所有亚洲经济体里——中国、日本、韩国、台湾、印度。这标志着世界需求的总体下降，它可能导致类似1929年危机的总危机发生。中国内部市场的限制，约6%至7%的通胀上升率，社会不平等的增加，特别是在农村，贫穷的钱袋急速增加，粮食危机以及遏制机制灵活性的中共（CCP）独裁，这些加重了危机爆炸一侧的份量。但也有一些其它的假设：
或者，用内部需求的增加和内部市场吸收中国生产的新能力来补偿外部需求的收缩，然后，会有再启动经济机器的新可能性。中国生产过剩的唯一补救办法，是把基于出口增长的经济活动调整为以更多内需为中心的增长。如果这样，美国和欧洲的“反危机”机制和新亚洲能力的结合，可以遏制危机。在任何情况下，有必要研究并且再研究发生在中国的事，尤其是因为我们缺乏其内部知识，而且由于传统和我们关注的国际趋势基本集中在一系列欧洲和拉美国家。研究亚洲必须成为一个优先事项。
恶化的劳动阶层的力量关系
6. 经济—世界正在改变其轴心。但这些经济进程表达了世界政治全景的变化，力量关系的变化。
a） 这个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新阶段是长期的，这期间，从劳动阶层的角度来看，其相关的势力在全球削弱瓦解。开始于1970年底的自由主义高压，再加上俄罗斯的重整，东欧国家和中国融入世界市场，为统治阶级的主动性提供了新能力。自由主义反改革思想，社会关系的开放，再加上新技术的引进，转换成灵活性和不稳定的工作，改变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形式。在世界劳动力市场的章程的框架内，被置于彼此直接竞争中的工数量，有相当大的增加。
b） 此外，随着世界经济的变化，在资本和劳动之间也有一些新的势力关系。从社会力量的总关系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的重新定位，发生在这样的国家，在那里，具有工会或政治形式的独立工人运动，在结构上是薄弱的。在美国有工会的存在，但从未有大规模的工人党。斯大林主义所造成的破坏，粉碎了俄罗斯和东欧国家中独立工人运动形式的可能存在或出现。在中国和印度，数千万人进入工资劳动经济，但至今没有政治或工会代表。中共的独裁，迄今已阻止了独立的工人组织的发展，即使在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冲突和社会暴动，表明存在萌芽形式的协会或工会。在印度，情况更为复杂，因为在许多州有一些起源于亲苏联或亲中共的组织。
亚洲，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的独立社会组织的存在和发展，对于世界各势力的社会政治关系，将是决定性的。在一系列东欧国家的部分政治复苏——包括工会的重建，新一代工人进行的斗争激烈的罢工，和政治左派尤其是波兰和俄罗斯左派的重生，以及斯洛文尼亚的工会战斗——必须专注地遵循进行下去。
c） 尽管这些工作阶层在退却并且有一些变化发生，但在稳定世界局势方面，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并不成功。不存在一个新的世界秩序：
首先，由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内部矛盾，特别是资本主义金融积累模式的限制，战争的风险；
其次，慢性的社会阻力，包括初级阶级斗争，反对高昂生活费用的暴动或动乱，控制自然资源的运动，民主的反叛。
最后，政治危机。资产阶级领导的危机与左右两派的政治代表性危机，甚至公开的政治制度危机结合在一起。拒绝布殊，德国大联盟的无能，意大利的嘉年华，和萨尔科齐的越轨行为是这种现象的例子，而这发生在帝国主义中心。
陷入泥沼的美国
7. 这些新结构在国际政治领域有结果，被削弱的美国资产阶级和在这个新的世界竞争中要保持其地位的欧洲强权，尤其是面对中国和俄罗斯，他们的利益使他们聚集在新的联盟系统里。这远不排除为各个资产阶级侵略性地寻找新的市场份额，以及世界经济中保护主义紧张局势的发展，但美国和欧洲联盟的政治联系趋于加强。萨尔科齐的法国和布殊的美国的新关系是这个转折点或变更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希拉克反对伊拉克战争。萨尔科齐支持它。他甚至站在与伊朗对抗的前线。但更广泛的，法国返回北约和融入这个联盟内欧洲军事力量的设想，则清楚地表明正在进行的重组类型。
美国处在新选举的前夕（在2008年年底），它能够导致美国政策的转变或修改。美国和国际政治的大问题，将是弄清楚美国是否会从伊拉克撤军。
极有可能，为了根本的原因，占领会继续。在过去的长时期，美帝国主义已确认了其战略上的政治军事重新部署的政策。正如欧内斯特•曼德尔指出的，二十多年前它就面临一个矛盾，面临着经济及美元的下降趋势和其政治军事机器霸权之间的不对称性，该军事机器得到以军备为中心的经济的支持。这些深刻的倾向使克林顿，奥巴马，甚至麦凯恩之间的细微差别或分歧是相对非本质的，即使美国竞选展开的方式，以某种样式表现出美国政治制度的缺失。不过说到美国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和政策，这是一个用侵略性的军事政策补偿一些经济转弱的问题，该政策就是占领伊拉克和阿富汗，对抗伊朗，在较小程度上与俄罗斯和中国对抗。这一方向，还包括一个“再殖民化”某些国家的政策，目的是保持或甚至扩大对自然资源或石油一类战略原料的控制。
但军事上的优势并不自动意味着军事胜利。“新越南”是美国媒体经常惯用的形容当地美国军队情况的说法。政治上和军事上，布殊政府是真的陷入了困境。无论是在伊拉克，还是在阿富汗，美国不会赢得战争。以色列没有赢得对黎巴嫩和真主党的战争。他们不能在伊朗重复“伊拉克方案”。重新武装的俄罗斯和美国，两国之间的紧张也影响到世界关系。最后，就像在巴基斯坦、阿富汗或某些非洲地区那样，整个冲突地区都正在出现“失控”冲突地区的情形。造成国际形势的不确定和未知要素，带有前所未有的战争风险。从军事的角度来看，即使美国仍然“第一”，在单极世界秩序后面，我们正看到多极力量关系的一些要素在出现。
8. 也正是在此框架内，必须考虑新的社会和政治现象，它们不采取阶级矛盾或极端化的形式，标志着或将标志着世界局势的演变。我将不会详细探究它们，但它们有一些重要的后果：
a） 全球气候变暖的生态危机和后果已经开始，并有可能在长时期内引发新的灾难——生态的，社会的和人类的灾难。我们刚刚在这些墙壁内举行了一个研讨会，发展我们关于气候问题的思想。
b） 组织，流派，宗派或宗教群体的存在，当然，有必要分析他们的特点，但有一个一般的趋势。可以有进步的宗教流派，但在全球范围内大部分宗教流派是反动的。这正是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境内所涉及的情况。应该指出的是，宗教现象的增加也影响到资本主义中心的国家：萨尔科齐对政教分离的质疑，福音派在美国的崛起。
c） 也有必要考虑非洲一系列国家的破裂倾向，而且还要考虑其它危机的出现和后果，像巴尔干地区的情形一样。
拉丁美洲的后果
9. 美国陷入伊拉克的方式有国际上的后果，尤其在拉丁美洲，更是如此。问题不在于低估了“帝国”仍然加在它视为后院的拉美大陆的压力，因为哥伦比亚最近对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的攻击提醒了我们。按相同的方式，有必要把一场国际经济危机给拉美大陆可能带来的后果，连带拉丁美洲地位的恶化，特别是有关的农业出口和某些原材料问题，融入我们的分析。其地位的这种恶化，会加强北方的压力。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更需要指出的是，拉美大陆的亲美右派，特别是它的先锋队：哥伦比亚乌里贝政权获取主动性的能力。有“哥伦比亚计划”在，更有查韦斯在12月2日全民公决的失败，再次给美帝国主义一些获得主动权的能力，就像冻结委内瑞拉国营石油公司（PVDSA）资产的试图表明的那样：在巴拉圭也有军事基地。
仍然要给玻利维亚“政变者”（putschist）右翼和秘鲁及墨西哥“自由－专制”右翼以支持。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西班牙语，ALCA）是一个失败，然而美国和一系列南美国家之间的双边条约已经缔结。但是，尽管过去数周在拉丁美洲的情况中，出现了有利于美国、哥伦比亚和极右力量的调动和转变，我们还是必须加紧削弱美帝国主义对拉美大陆的干预能力。介入伊拉克和阿富汗，又准备干预拉丁美洲，在军事层面上是很困难的，虽然美国保持对南美的压力，无可否认的是，一个新的力量关系出现在美帝国主义和一系列拉美大陆国家之间，而且它并非是最不重要的。这种力量关系有利于两个国家集团。
第一组集团由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和巴拉圭组成。获益于一个经济发展的阶段和执政政府的能力——巴西的卢拉，阿根廷的基什内尔，乌拉圭的塔巴雷•巴斯克斯——引导，控制和整合他们的群众运动，或更确切地说，整个他们的领导层，尤其是巴西的工人党（PT）和联合工会联盟（CUT），以及阿根廷的庇隆主义政治工会派（即使卢拉比基什内尔更靠近右派）的那些领导层，这些国家的统治阶级已赢得了新的谈判回旋余地，并在美帝国主义身上强加了一系列经济要求。他们按自己的利益，以自己的方式，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伴随他们的是“社会援助”的一面。尤其是以其农业出口政策和同国际金融体系的特殊关系，他们已经强力打进了世界市场。这个以巴西和阿根廷为首的国家集团，今天占据中心地位。
第二组今天正在承受一个与美帝国主义部分破裂的新经历，它由委内瑞拉领头，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紧随其后，他们都得到古巴的支持。这些国家，每一个有它的特性，今天正试图减缓债务的束缚，取回他们天然资源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确保食品、保健和教育的社会方案，恢复其国家主权，反对美国和欧洲（尤其是西班牙）的压力。在这些政治和体制的变化下面，存在社会运动和群众运动的动力，这些运动持续活跃在整个大陆，当然有程度的差别。巴西的形势显示社会动员水平的一个下降。阿根廷则继续有一个高水平的斗争，还连带强力的工会和协会，但他们的政治意见表达极其脆弱。托洛茨基远左派的三个选举集团的选举得票结果低于2%。正是在玻利瓦尔、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动员的过程中，社会运动保持一定程度的自发活动。在一些国家，这些运动同激进的或革命的民族主义潮流的进步相连。
委内瑞拉，一个关键的国家
从这个角度来看，很多事情依赖于发生在委内瑞拉的事。革命过程依然开放，但查韦斯处在一个十字路口：要么，他前进，再次同最具战斗力的团体连接起来，满足基本大众的要求，玻利瓦尔革命进程将重新启动和深化；否则，他须屈从整个政府官僚和雇主阶层的压力，包括来自玻利瓦尔过程内部的压力，寻求引导、调和及阻止这相同的过程；而且他将失去作为其社会和政治基础的各重要团体的支持。全国工会（UNT）或‘社会主义潮流’的某些工会领导人的干预，提醒我们政府的当前航向。不过还有，一切都在运动。
玻利维亚危机正在加速，在那里，莫拉莱斯和大多数人、工人、农民、印地安人捍卫的新宪法虽然通过，却不被右派和集中在桑塔•克鲁斯和西部省份的“富裕白人阶级”承认，西部省份中有四个地区刚刚宣布了它们的自主权。为了本宪法的实施，为了满足玻利维亚人口中最贫穷阶层的生死攸关的需求，革命者都站在莫拉莱斯的社会主义运动（MAS）一边。
但关键的国家是委内瑞拉。如果玻利瓦尔进程失败，这在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将会有立即的反响，更遑论古巴。卡斯特罗的引退开启了一个新的政治局势。直接或间接的干预风险始终存在着，这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记住要与古巴团结一致反对帝国主义。但是，正如菲德尔说的，危险在于革命从内部被消耗掉，而且现在有一场辩论正进行着：与市场应该有什么样的关系，他们应不应该走中国的道路，可以有什么样的革命民主空间……一句话，这所有一连串的问题，我们必须解答。
欧洲的社会阻力
10. 欧洲，因为经济竞争力削弱和政治瘫痪，尽管它在世界上的地位更减退了，仍然是一个主要的，为保护权利和社会成果而发生冲突的对抗地区。尤其是，这些政策在资本主义的欧洲有一系列的后果，在那里，欧洲主要的资产阶级，为确保他们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身先士卒地攻击“欧洲社会模式”，事实上是攻击社会保障制度，工人的社会权利，公共服务。这项政策集中在新的“欧洲条约”上，该条约全盘采纳2005年被法国和荷兰人民拒绝的欧洲宪法的计划大纲。由于融入欧洲联盟的东欧国家的缘故，该条约正在得到加固。
这种整合已导致了一系列社会权利的废除，并因此把这些国家占多数人的阶级的整个生活和工作条件降低。在法国，萨尔科齐政府的思想家已公开宣布：要废除1945年抵抗运动全国理事会（CNR）的方案和那以后的所有社会成果。萨尔科齐宣布，他“要超过撒切尔夫人的改革”；但他既缺乏有力量的关系，也没有政治工具来实施他的方案。
资产阶级领导和政治代表性的危机，在一些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尤其是，对养老金和某些工人阶层的特殊养老金制度实施其反改革立场，通过压低工资和质疑社会权利，统治阶级继续赢得一系列的得分点，但他们还没有战胜工人运动。在像法国、意大利和德国这样的国家中有社会阻力。20世纪80年代，在“英国矿工”型的欧洲，没有发生过一次工人运动的重大失败。重要斗争和主要对抗仍然摆在我们面前…
…及其弱点
不过应作三点注解：
斗争是防御性的。它们不能阻止，更不能扭转反改革过程。它们表现为暴动或局部的斗争。它们可以适度地动摇制度；但是，这并不能停止反改革进程。
在整个欧洲，这些斗争是程度不等，因国家而异的。在法国，阶级斗争水平仍然相当高——欧洲人在谈论“法国例外”——在意大利也是这样，在90年代结尾和2000年的头十年的开始，有一个由工会运动和强大的全球正义及反战运动的总罢工组合期。最近，在德国有一个铁路工人的重要罢工，即使它是一个没有得到其它工会和大部份工会左翼援手的罢工。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社会斗争的水平仍然很低。在北欧国家，尽管有较强的攻击，情势仍在政府和工会运动领导层的控制下；斗争水平是相当低的。
在有一定程度斗争的国家里，必须强调一个矛盾的局面：在斗争水平和觉悟水平之间有一个真正的不平衡。可以有局部斗争和暴动，却没有阶级斗争浪潮的简单增长——随着一个全球水平的斗争，工会和工人政党成员有所增加，而且阶级斗争和革命政治潮流有所增加——就像20世纪60年代末，以及20世纪70年代的欧洲，尤其是欧洲南部的情形一样。因此，所作的斗争难以找到使用阶级斗争术语的政治表达。
接受或拒绝资本主义全球化——两种左派
11. 在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下，面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左派、工人运动、社会运动面临两个主要趋势：一个方向是适应自由资本主义，另一个是（我们的）抵抗，斗争以及反资本主义的战斗路线。在法国，我们有一句套话来形容这种情况：我们认为，“有两个左派”。当然，在现实中还有几个不同的“左”，但我们真的面临一个根本的选择：接受或拒绝这种资本主义全球化！
相当大部份的工人运动——社会民主党，前斯大林主义或后斯大林主义，绿党——的传统领导层，和某些发展中国家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选择了适应。这是融入国家体制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整个过程的结果。但这个当今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整合过程，用日益强大的债券，不仅用政治体制而且用资本，使得所有这些政治组合发生了质的变化，结构性变化。选择斯特劳斯．卡恩（法国社会党的主要领导人）掌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是证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要求如此，使得达成统治阶级和改革运动之间的社会妥协的回旋余地，大大减少。
大经济集团，金融市场，政府高层要求改革派领导层接受这样的框架，该框架旨在寻求最大的利润，增加世界经济的金融化。结果，社会民主转化为社会—自由主义。面临阶级斗争，社会民主党用它的支持交换反对社会改良的资本主义秩序，我们从这样的社会民主党转移到社会主义政党，在变成“自由主义反改革政党”之前，先成为“没有改革的改革派政党”。
在欧洲，欧洲联盟提供了基督教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协作框架，目的是部署对养老金的反改革，和清算社会保障制度和公共服务。这并不排除在援助最贫穷阶层的方案（一个最低收入制度，巴西的“家庭补助”方案）与处理工作阶层权利和社会福利的困难核心问题的反改革方案之间，达到微妙的平衡组合。
但这些选择极其显然是政治层面上的：在欧洲社会民主党朝左派和右派之间的一个“第三条道路”的演进中，在现时在意大利和在法国把过去的社会主义政党改造成美国式的民主政党的呼吁中，这也是我们在巴西看到的，在那里，在仅仅大约十五年的时间里，工人党完成了几乎有一个世纪历史的社会民主发展轨迹：从一个阶级政党，工人党转化为社会自由党。再次，这种演变并不排除社会援助政策，这些政策为那些政党提供了社会基础。
这种社会自由的演变代表一个总的趋势。在一系列的国家，它是个未完成的过程。此外，在一个政府交替的政治体制里，统治阶级的需要“能够在右派和左派之间作选择”。因此，这些社会－自由组织不是像其它的资产阶级政党那样的党。偏向“左派”仍然可能保住官僚机器的巨大利益。这是德国社民党的情形，不过有限制，须要同世界资本主义的目前航向保持兼容一致。在另一个层面上，尤其是他们带给普通阶层的感受方面，右派和左派之间仍然存在分歧，但总体说来，社会民主党和其同盟正到处经历这个融入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过程和“走向右翼”运动。
一系列的力量，试图把自己游离于社会自由的力量，例如，共产党，某些生态组织和左派改革党，他们自称作“反自由派”。问题是，他们把自己融入政府机构，或在一个联盟系统内屈从民族－庇隆主义或社会自由派力量，导致共产党及绿党仍留在反自由宣言的水平上，同时又明确地加入中左或社会民主主义的国会或政府联盟：这是法国共产党（PCF）、德国左派党或意大利共产主义重建党的情形。
同资本主义决裂的左派
12. 在左派的另一极，有拒绝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力量，它们抵制全球化和捍卫反资本主义方向。
我们的计划，我们的左派，是一个反资本主义的左派，有革命传统的左派，与资本主义决裂的左派。在这个框架内，我们认为，在建设新的广泛的反资本主义政党方面，我们可以有一个新的时期。“新的时期，新的方案，新型的党”这是我们在90年代初期和中期说的。我们认为，资本主义全球化和其相应的矛盾，及其对工人运动演变的影响，是这个新时期的证据。
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当前的国际资本主义危机，给这项工程以实际可能性。体制内部有更多的矛盾，传统的领导向右转变开辟了更多的空间，在一系列国家里有重新出现的社会阻力，有左翼改革派或反资本主义组织的新经验的发展。在这新的历史时期，问题不只是提出建设我们自己组织的问题，还要再次为工人运动和社会运动、商会、工会的重组和重建筹划远景。
领导危机的问题，出现在其最广泛的层面：觉悟，自发活动的经验，建设，组织。有必要通过一系列的抵抗斗争重新组建一个新项目，新要求，新的组织形式，采纳旧工人运动中最好的东西，而剔出最差的。一切形式的自我组织和自我解放的主轴，在这些重建进程中是决定性的。但建设新的反资本主义政党，也有困难；当然，这取决于革命的和反资本主义的力量的积累，并不存在世界的或大陆的建党路线。
不是机械的，但在最近经验的基础上，特别是在巴西，有必要强调指出，在巴西我们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但我们在巴西也学得了很多。在意大利和法国，这些新政党的主要纲领和政治路线正在显现出来。
新的反资本主义政党：“对事件和任务的一个共识”
13. 我们要建设的反资本主义政党，它们所以反对目前的资本主义危机，并不是为了改革或维护带有人类面孔的资本主义或者处理过度的自由主义，以便返回到战后资本主义，而是为了打击资本主义的利润逻辑。我们需要一个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新方案。一项行动的或反资本主义过渡的方案，它保护急切的需求（工资，就业，服务，土地分配，自然资源的控制，女权主义，最根本的生态层面……），民主的需求（帝国主义主导的国家中民众和民族的主权问题，拉丁美洲的土著人问题）和过渡时期的需求，从而导致对财富作另一种分配的需要，以及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经济的质疑。
这些方案的实施，要求在大多数人的阶级的动员和自发活动的基础上管理工人。
这一仗（是今天的一个主要战斗）意味着拒绝对管理国家事务和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自由派政府的任何参与或支持。这场战斗把我们同左派党、共产主义重建党，作为欧洲左翼党一部分的共产党的计划分开来，同大多数巴西社会主义民主趋势党（DS）的政策分开来。
因此，参与或不参与这种类型政府的问题，在欧洲和拉丁美洲的主要国家，已再次成为权力战略的根本问题。
但是，以托洛茨基所谓的“活动和任务的一个共识”作为参考，我们要建设的这些政党，并没有所有的方案，并不是所有的历史，而只有战略和方案的参考，这些战略和方案的参考坚实可靠，足够供中长期的建党之用。我们不从划定这些政党的意识形态或历史准则出发，而是从联系阶级斗争的关键参考开始，以最好的革命传统，制订出一个社会主义过渡方案。
我们希望这些政党要多元化，成为所有反资本主义的流派和活动家的聚集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将成为这些政党内的一个流派。但我们必须更进一步：在让一系列的战略和方案的问题开放的同时，需要再次研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规划，充分参加关于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的辩论。这些都是新的方案，它们旨在试图回应新的历史时期。
这些都是反资本主义政党的组建基础的参考数据，这些政党正在兴建中——如法国的新反资本主义党（NPA），意大利的批判性左派，丹麦的红绿联盟，葡萄牙的左翼集团，巴西的社会主义与自由党，还有在未来几年内将会出现的其它经验。我们正在筹备的‘1968年五月’的研讨会，2008年5月在巴黎举行，亦在此框架内。
作为国际形势的导言，这报告在2008年3月1日第四国际的国际委员会会议上辩论。
法兰索瓦•萨巴多是第四国际执行局和第四国际法国支部革命共产主义联盟全国领导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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