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学者研讨“金融危机的文化启示”
彭宇哲
金融危机究竟与文化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说金融危机深层原因是道德缺失？中华文化对全球未来将发挥什么作用？2009年10月31日至11月1日，北京外国语大学校园由于今冬第一场皑皑白雪的装点显得格外靓丽。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和中国哲学史学会联合举办的《东西方‘我们’论坛》（《WE论坛2009》）召开了。中国、美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著名经济学家和文化问题专家以“全球经济与东方文化——金融危机及其文化启示”为题，实现了一次跨越文明边界的高级研讨对话。
参加此次高级学术对话的学者有华尔街分析评论家、《金融帝国》迈克尔·哈德森（Michael Hudson）；英国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伪黎明：全球资本主义的幻象》约翰·格雷(John Gray)；著名英国经济历史学家、《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约翰·霍布森(John M.Hobson)；《当中国主宰世界》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著名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学者、《儒道文明新千年》的李瑞智(Reg Little)、美国著名当代儒学家成中英、著名中西思想文化比较学者田辰山。国内经济、政治和文化学界知名学者有：《美国批判——自由帝国扩张的悖论》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经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丁一凡；《看不见的手范式悖论》的、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崔之元；农业与资源经济学专家顾秀林；中国外交学院教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学者苏浩；夏威夷大学比较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温海明。受邀参加对话的青年学者有侨居加拿大学者、《美元刀》吴学云；德国奥登堡大学比较德中哲学博士生巴拓识（David Bartosch）、南丹麦大学英语系硕士生艾晰及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学士彭宇哲。学术对话使用英语，由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顾问、《WE论坛2009》特约主持人张仲民（James Flowers）主持。
对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以往探讨多从现象、经济或技术层面探讨。此次对话以 “金融危机及其文化启示”为题，从深层的思想文化层面追究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及探讨中国文化对化解危机和人类未来前途的积极贡献。中外学者针对金融危机背后的文化、启蒙文明的深层危机、美国主导文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反思新自由主义文化、寻找中华文明、第二次文艺复兴或启蒙？—东西方同舟共济等六个议题进行了深入热烈的讨论。
金融危机背后的文化——
对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从现象和技术上看都有其原因。但是如果从中西方思想文化的比较和以此比较角度探讨政治学与文化领域，迈克尔·赫德森分析说，问题处在财富寡头手里，症结是金融业和房地产都是为少数寡头发财服务的。使得他们成功的意识形态文化就是新自由主义。他们宣扬私有化最有效率，实际上，私有化之后不是效率提高了，而是费用飙升了。GDP表示的不是收入，而是费用的上涨。成中英提出，财富和权力的串通一气导致财富和道德大大拉开距离，现在的金融危机提供了一个严肃的典型案例。顾秀林认为，金融危机在文化上的根源是西方殖民主义的“理想”传统，植根于掠夺财富和奴役他人的那种恶的“人性”，而不是在起舞或者技术层面上的能力不足和失败。美联储事实上是洛克菲勒、摩根等几家私人的美国顶级金融巨头手里的工具，它作为私人的美元货币体系掌握全球金融货币权力，把信贷创造的机制滥用到极致。田辰山认为其实追究起金融危机的文化原因来并不难。虽然不难，但人们并不去做。温家宝总理在剑桥大学提出，“导致这场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是因为道德的缺失”。金融危机，从深层次来讲，它是道德问题。但是文章需要进一步做下去。另外一方面是故意不去做这种联系。因为讲金融危机源于文化因素，已经成了讲道德问题，就成了文化危机，这又变成信心危机。所以最好不要把金融危机与文化挂钩。但是从良知出发应该讲，广大公众有知情权。或者说，对人民群众，应该讲实话，不应该忽悠他们。金融危机发生原因，最基本的是两个，一是金融衍生产品成为有毒产品，二是政府的放任。这从文化上看符合逻辑，这种金融危机出现，可直接追溯到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核心价值。这基本思想逻辑也是两个信条：一、追求个人幸福、无限制积累私有财富，把这作为绝对原则和自由，对自由的破解则是不择手段，这些是“人权”；二、政府对这种个人行为的放任（西语是laissez-faire）乃至保护。这是以约翰·洛克和亚当·斯密为典型代表的启蒙运动自由主义核心思想。
启蒙文明的深层危机——
李瑞智提出，金融危机把全球经济突然拖入一个动荡局面，表明推崇欧洲启蒙运动的“普世价值”从而建立了英美统领两个多世纪的全球秩序，又是因为它而摧毁了自己。约翰·格雷认为，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诠释和人类发展映射出了从18世纪晚期就开始盛行的欧洲和其文化殖民的启蒙思想。启蒙运动基于许多假设，多数没有严密的检验。有一个说法是历史是不可避免的单向发展过程。宗教解释了启蒙思想的新教会特征。目前主要的启蒙思想七成渝对多种文明的对立思想，是仿照基督教的一教论思想而来。只有当其他文明被转变或毁灭，人类才能作为一个整理进步。田辰山分析说，金融危机反映的是英美一翼西方启蒙文化深层危机。英国古典自由主义成了启蒙运动的唯一符号。这是对启蒙运动的劫持或者偷换概念。启蒙运动经过了一个法兰克福学派阿多诺所分析的辩证过程，已走向自己的反面。人类没有达到思想自由，只是上帝角色的转换，由审判、惩罚人到对个人放任、为自己的不轨行为辩护；“上帝”本身和取代它的“科学”，最后都变成服务个人追求幸福、无限积累私有财富的手段，成为新迷信、绝对原则和普世价值。
美国主导文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
美国如何传承和推广启蒙文明？格雷分析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似乎夹杂着新教会的做法，试图将美国价值观和美国霸权一起推向世界。这些举动已经被现代化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合理化了。自由市场不是自我产生的，很容易周期性地发展和衰退，这就需要政府干预。而目前存在的全球自由市场是一种美国霸权结构，而不是自发的过程。不仅其他国家会摆脱控制，随着美国抵押信贷市场的信用崩塌，它也会崩塌。美国是无法仅仅依靠金融系统的半国有化阻止这场灾难的。美国仍然是不可匹敌的军事强国，但向全世界退清其霸权的财政能力，很可能是不可修复的。赫德森指出，这样的金融体系操作，是新自由主义的产物。事实说明，新自由主义是失败的。但是金融寡头说是成功的，它鼓励人们背上债务，财富由他们来聚敛是成功的。他们向许多国家兜售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告诉人们要想富有起来，就要让外国金融机构进来操纵你的金融体系就行了。我们来借给你们钱，你们买我们的东西，你们要关掉你们的设施。全球发生金融危机都是债务危机。约翰·霍布森指出欧洲中心主义有效地在只是结构上划分了东方与西方，造成了文明的“种族隔离”。此划分提升了西方在全球历史演进中至高的主体地位，不仅自古及今，而且定义了未来。李瑞智认为，美国的问题的实质是对世界人民的无休止的欺掠而造成的危机时刻的到来。决定英美秩序的价值观是服务于美国大公司的侵略扩张利益的，这个结论很难否认。西方大公司的野蛮操作，在国内买卖政治和法律权力，它的同类相残性质，对制度的选举装饰成为一种嘲弄。成中英指出，权力和财富拥有者已经掌握了美国的制度，为了他们资深的利益而不是整个公众的利益。西方缺乏（或美国缺乏）人性作为内在目的就像是人类机体缺乏免疫系统一样地致命，释放了所有形势的细菌和微生物，最终可是人类生命和人性灭亡。田辰山认为，美国文化是继承并把启蒙文化推向极端的文化。古典自由主义的理想成为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和被捍卫的价值，不是本身具有人类经验性的合理性，而是富有者与权力者手中有借助上帝概念的政治力量。美国文化是在欧洲中心主义历史观和价值观基础上建立的文化。它被制造为文化软实力。
反思新自由主义文化——
新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是什么关系？金融危机与新自由主义有关联吗？赫德森说新自由主义代表是金融业、保险业和房地产的寡头们。格雷指出，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将被视作西方没落的一种表现。“现代化”这个额前考虑的概念怂恿这一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野心勃勃地更迭政权。战后时期西方统治的最有名的理论借口是新自由主义。但是世界面临重重困难，新自由主义思想没有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答案。未来20年，世界将新增20亿人口，工业化仍在加速，我们需要有效的政府措施保护自然环境，缓和其恶化。只有这样“市场是可以自我调节的”这种危险的新自由主义谬论才会没有生存空间。丁一凡指出，造成美国金融危机的因素是从20实际80年代开始的一场新自由主义运动发展的结果。这场运动的宗旨就是要解除政府对市场的管制，实行市场的全面统治地位，市场的权利在经济效率的名义下被神圣化。田辰山认为，新自由主义文化是启蒙运动古典自由主义文化在七八十年代起的具体表现模式。新自由主义是对资本主义危机解救理论凯恩斯主义的“修正”主义。其核心原则是回复古典自由主义，也即追求一己之私的个人幸福、无限积累私有财产和政府放任论，实行在社会扩张私有领域和由市场机制占领社会。应该说，导致金融危机的衍生信贷产品和所谓的“政府监管不严”是因为新自由主义文化的绝好导引。
寻找中华文明——
当前社会的主流文化是什么？具有哪些内容？中华文化与此主流文化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如何寻找中华文明？马丁·雅克提出，他新书的“霸权”概念使用在中国身上并不确切，其实是葛兰姆奇（“主导”）的意义。理解中国在成为全球大国之后的行为会是什么样子是很难的事情。造成这种困难的具体原因有两点：一个是西方的知识缺陷，也即西方的一套概念和知识是很西方中心主义的，很缺乏具备理解中国的资质；另一个是如果只从经济力量崛起方面出发简单化地去设想中国政府，是不好判断中国将来的行为会是什么样的。因为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与中国的利益追求交织在一起，决定着中国行为会是不同于以往的西方大国的。另外，中国应叫作“文明国家”而不是西方意义的“民族国家”。 格雷认为，随着中国的崛起，西方任何现代化的单一性概念都过时了。将来绝对论者鼓吹的西方模式社会都将变得相对化。因此将有几种现代化形式，而不是一种。政权和文明发展可以有多条道路，可以保持差异性而不会相互争斗。中国传统思想已经理解了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中国的政治思想既包含现实主义也包含技巧性的无为自由概念。西方统治的结束不是另一个争端时代的开始，而是成为一个文明互相促进的新时代的开始。霍布森认为，大量史实证明，中国的崛起其实是重返她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1978年后中国的崛起与她在宋朝时候的第一次崛起颇为相似。中国曾在全球经济中扮演了引领者的角色，直到19世纪中叶。李瑞智认为，中华文明主张集体责任、人性美德、卓越教育、遵纪守法、创新精神和慎独修养。这些美德在民族遭遇屈辱的历史关头起到中流砥柱的思想作用。三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历史对东亚和东南亚在混乱的全球现状中试图打造一个稳定翻涌的和谐亚洲的构想而言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产。苏浩指出，中国的智慧表现在她以一个特色社会主义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策略，实现了向历史与文化自我的回归。中国的历史观是一种螺旋形上升模式的人类社会发展。崔之元指出，儒家思想“仁”的观念，字的构成是“二人”，其基本意义是关系。联合国人权宣言中的人权内容，当初是经过争辩的；中国人参与了起草，其中包含了许多中国文化意义的人权思想。
田辰山认为，追求以幸福为标榜的个人私利，在此之下的无限积累一己之私财富，并为此在自由和权利口号之下的不择手段、政府放任和个人主义绝对原则和普世价值的东西，其实于中华文明，恰恰是会伤天害理的东西。中华文化、文明作为天经地义的是任何境况下追求“适当关系性”，也即“仁”、“天人合一”、天道、人道、得道等等一系列的观念。这种文化来源于对世界宇宙的一种“一多不分”认识。“不分”就是天地人的浑然而一，浑然而一就是万物的不割断的联系性。而所谓“一”就是万物之间不断裂的延续。“一”就是“道”，“道”就是延续过程。中国思想始终围绕的就是一个“道”字，“道”就是中庸，中庸就是追求天事人事中的恰当关系；恰当了，就是得道了，就是道德的。基于这样一种天经地义，对世界宇宙认识的“一多不分”，中华传统不追求绝对真理，因为一多不分的宇宙不存在绝对真理与原则，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中国如何做事？通变！追求世界上、现实中万变的不离其“宗”。“宗”是什么？宗还是延续、关系。中国思维中的变不是割断，不是无本无缘意义之“新”，而是延续的新。变承载着延续，延续在变化之中。应该说，没有延续就没有变，没有变也不会有延续。中国人做的就是研究、把握变化之中的延续——《易经》的所谓通变。中华文明注重实际运作中的“变通”，也称“应变”，或者“与时俱进”、“实事求是”和“知行合一”。中国人不按照绝对原则办事（反对任何教条），而是按照实际发生的变化办事。这是大智慧。不是南辕北辙那种实用主义。而是目的与手段的统一论。这是改革开放事业取得伟大成功的根本文化原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走上了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
第二次文艺复兴或启蒙？——
欧洲人文主义和中国人文精神的本质思维特征是什么？如何孕育克服金融危机的新的文化土壤？德国奥登堡大学比较德中哲学博士生大卫·巴拓识提出，以基于中国的跨文化启蒙运动解决全球经济问题以及生态灾难。全球公司与一些有着神秘色彩的私人经济相关联，他们滥用欧洲启蒙思想的道德目标，把它变成世俗乌托邦的、虚伪的西方帝国追忆意识形态。只要他们需要就指挥西方主流媒体。他们学会了在资金上控制西方的科学和技术革新，以有利于建设他们的金钱帝国。他们并没有实践真实的道德。我们今天面临大部分问题，历史上、科技上、意识形态和经济的，都是他们贪婪利润、权力和统治世界的结果。他们破坏世界但并不负责。我们需要发起一个新的跨文化启蒙运动。作为有责任感的、理性的西方和东方人应该联合起来，制定方法来稳定世界经济，在现代和跨文化环境中应发挥中国自古以来的真知灼见。新的跨文化启蒙运动必须是反对欧洲中心论的，应该有助于打破西方公众对中国的启示和无知和由于政治选产造成的误解。应该把革新的、思想开放的中国和非中国思想家和发明家召集在一起，共同勾画在哲学、经济、技术、历史、医学和物理等领域的新跨文化对话途径。在对话过程中，重点必须放在文化之间的差异，而不对他们评价；不是囫囵吞枣混淆在一起，也不是评判是非黑白，而是首先学会如何找到文化的差异，因为找到差异是十分有益的。我们有来自不同文化的人组成的智囊团，会在和谐的多元化中发挥人类的大智慧。文化的和平碰撞与友好相处是将来人类在地球上生存的必然条件。中国是地球上能够提供人类所需要的新文化启蒙运动的支柱力量。温海明认为，金融危机为美国实用主义和中国的儒家思想对话提供了历史契机。
田辰山指出，欧洲人文主义是从上帝转向个人，转向欲望。而中华文明的人文精神始终关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恰当关系，即“仁”。“仁”不仅是人的，也是天地自然的。我推出一个“第二次文艺复兴抑或启蒙”的提法，就是基于中西两种不同的人文理念。西方人文主义是建立在二元主义之上的、上帝和人是一对冲突上的。中国有的是没有上帝超绝性的、建立在万物互系性之上的人文精神，是对西方二元主义思维缺陷的补正。西方文艺复兴与启蒙存在很大差别，但在打倒迷信、获得思想自由上都是夭折的。一切现代原则，都成为上帝的、变成神圣、绝对和极端的。上帝及其替代概念——科学和真理，都遭到劫持、成为追求一己之私幸福和财富的手段。人的自由只被限定是个人的和物质的，上帝的悲剧，也是人的悲剧；在这个意义上，文艺复兴和启蒙都走到自己的反面。两个伟大运动的由于上帝被转换角色而夭折了。从现在起，人类需要的新复兴或新启蒙，应当具有如下特点：一、它不再是世界一隅（欧洲）的，不再是欧洲（或西方）中心的；它是人类的、全球的；二、东西方都需要向传统发掘比现代性更有益于人类生存与共同福祉的文化因素。西方需重新开发郝大维和安乐哲所说的第一问题思维（特点为联系性思维），克服现代过于极端的第二问题思维（特点为单线单向思维）；三、西方思想和西方单一价值体系一统天下局面结束。东西方在精神层次相互发现(世界观、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意识结构对话)、理解和尊重。这是一种双向互动局面，它还未曾真正在历史上出现过。四、从现在开始以后的一个历史阶段；它包括西方后现代意识（也即包括对西方现代性批判及对传统的觉醒）、东方文明与思想文化的觉醒。全球化是客观条件，它给人类带来种种不可回避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又远远超出现代性思维的能力；现代性及科学主义迷信的局限带来今天的危机。这种情况决定着必须有一种思想意识突围——第二次文艺复兴与启蒙；它是多极的、多元文化的。
《东西方“我们”论坛》（亦称《WE论坛》）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东西方关系中心创立并组织。取英文“东方”“西方”单词的首字母，得到另一英文单词“WE” ──“我们”。它的英语表达方式为:West and East are not “We vs. They” but Make “WE”。其理念为：东西方浑然而一；东西不同，和而不同；都是“WE” —“我们”，携手共进，同舟共济；以中华之“和文化”精神，实现东西方的共同发展进步。
2009年11月22日
相关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