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机视角下对资本主义的再认识
臧秀玲 时新华
【内容提要】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重创,也为我们提供了认识资本主义的全新视角。当前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金融垄断阶段,在形式上与过去的资本主义发生了很大改变,但是其内在的根本矛盾未变。在变与不变中认识资本主义,首先要在不变中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过渡性,在变化中充分估计资本主义对社会矛盾的调节、适应能力。
2007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引发了西方世界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热捧,也为我们提供了对资本主义再认识的全新视角。资本主义出现新变化背景下金融危机的根源是什么?资本主义至今处于什么阶段,其固有矛盾是否仍然存在?资本主义的前景到底如何?本文拟围绕这些问题对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内在矛盾及前景进行一番再认识。
一、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金融垄断阶段
积累的内在冲动,决定了资本主义无止境的扩张和增殖的本性。资本主义社会自从来到世间就是一个处于不断变化中的社会,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二战后,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兴起为资本主义世界注入了新的活力。资本主义社会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各方面都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出现了二战后较长时期的稳定和繁荣,在与社会主义两制并存中依然处于优势地位。
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这是国内外学术界的共识,但是如何称谓这一阶段、怎样概括这一新阶段的特征,学者们有不同的见解。国内具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四种:一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该观点认为,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已经处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其实质性特征是国家对经济的调节。二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该观点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种形式的国际垄断资本已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占有支配地位。它是由私人垄断资本主义逐渐发展起来的,是垄断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其实质是资本国际化或资本国际社会化,是资本在国际化运动中实现不断增值。三是社会资本主义。这种观点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无论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社会结构到社会生活,从内部关系到国际关系,社会化的程度都越来越高,范围越来越广,层次越来越多,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因素在逐步增长,可以称之为社会资本主义,即含有社会主义因素的资本主义。四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该观点认为,同以往相比,当代资本主义发生的最深刻变化是在金融领域。金融垄断资本无所不在的事实使得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新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在西方,左翼激进学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等也从不同的侧面进行了新的概括。如美国学者丹•希勒的“数字资本主义”、英国学者苏珊•斯特兰奇的“赌场资本主义”、美国学者爱德华•勒特韦克的“涡轮资本主义”、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的“全球资本主义”、埃及学者萨米尔•阿明的“新帝国主义”、法国学者让•克洛德•德洛奈的“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等等。这些学者对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特征描绘更多的是从科学技术新发展等特征进行切入,很少涉及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层面,他们对资本主义发展中自我否定的历史趋势的分析十分深刻,但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尚缺乏彻底的揭露和批判,这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不过他们对资本主义新发展所进行的描述和分析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观点和材料。特别是法国学者让•克洛德•德洛奈提出的“金融垄断资本主义”观点对于我们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特征更具启发性。该观点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处于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其主要特征有:一是生产资本的全球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生产资本从部门和领土的角度向全球扩张并互相渗透。二是伴随着资本生产的全球化,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化,出现了银行、保险、金融市场在质和量两个方面的扩张等,从而保证资本的流动性。三是在当代资本全球化的有力推动下,资本主义企业实现了空前规模的积聚。来自各个不同国家的资本的相互渗透和并购,最终形成了巨大的全球垄断寡头,即产量超过中等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巨大的跨国公司。四是全球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形成。这里所说的全球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是指金融资本与世界范围内的产业资本、商业资本、服务资本、保险资本和各种投资资本的复合体。各国的私人垄断资本和国家垄断资本融合成全球的私人垄断资本。最后,信息技术深入到所有生产部门,其中包括服务部门,推动了生产过程的自动化和连续化。高技术资本主义改变了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从而引起了就业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化。
可见,如何准确界定当下资本主义所处的阶段,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认为用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来加以界定,最能反映资本主义新变化的阶段性特征。这是因为,近30年来资本主义最深刻的变化发生在金融领域,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化就是这一变化的集中体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金融化的倾向,且日渐明显。金融业在整个经济活动中日益上升为主导地位,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控制与管理不断加强,金融资产在经济总资产中的份额上升,金融活动、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在国内和国际经济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1960年金融保险业占美国GDP的4%左右,到2007年这个比例占到了8%。美国GDP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例正逐年下降,但其金融资产却占世界总量的40%,表明它主要靠金融支持其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而在其GDP中,实体经济创造的份额在下降,1950年为61.78%,到2007年为33.99%,下降了27.79个百分点;而同期的虚拟经济创造的GDP则由11.37%上升为20.67%,占1/5(其虚假的面额要大十几倍)。实体经济的下降与虚拟经济的无限扩大,表明美国经济急剧走向虚拟化。
金融垄断资本在资本主义各国已经无所不在,并随全球化的扩展迅速向全世界蔓延。作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重要组成部分的金融资本通过金融全球化打通金融资本在全球流动的障碍,一方面控制全球经济,另一方面利用其资金优势在各个国家进行投机,赚取超额投机收益。在金融越来越成为现代经济命脉的情况下,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使国际垄断资本有了一个控制全球经济的最重要的杠杆,从而通过控制金融,把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牢固地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中。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初次让世人看到金融垄断资本的虚拟性、投机性本质及其巨大危害,也让世人感受到金融垄断资本在逐步向全球扩张。2008年金融危机向全球的扩展进一步表明,资本主义已进入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形成高度虚拟化、泡沫化的经济王国,全球化的世界已经日益置身于金融垄断资本的掌控之中。
二、金融危机的根源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肇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其根源表面上看是美国经济中虚拟经济比重过大,银行违背了从业的最基本法则,将资金贷给了许多没有能力还贷的人,投放在次级抵押贷款市场上的大量资金无法及时回流,造成了银行资金周转的困难。但是从本质上看,金融危机的爆发有其深层次的根源。
美国学者大卫•科茨认为,这次金融危机是1980年以来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泛滥所导致的一个非常符合逻辑的结果。他指出,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与金融危机二者之间的关联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解除对金融的管制。解除管制是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没有国家严密监管的金融市场是非常不稳定的。二是新自由主义造成了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贫富分化带来的问题是,谁来购买不断增加的产出?21世纪以来,工薪家庭的收入水平出现了停滞或者下降,他们不得不把房屋作为抵押进行借贷以保持之前的生活水平。当债务变得过高而无法持续下去,工薪家庭很难再靠其收入进行正常借贷以致无力偿还债务时,危机就会爆发。
美国共产党则认为,金融化是导致这次危机的深层原因。金融化是美国资本主义体制性弱点和矛盾的产物,同时也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积累和治理模式的急先锋,目的是为了恢复美国资本主义在国内事务和世界事务中的活力、获利能力和支配地位。正是金融化的成功促使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产生了新的薄弱环节,使其变得不可持续。在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它也成功地把美国历史上最多的财富由财富的创造者——工人身上转移到财富占有者——美国金融资本的上流社会手中。
法国学者德洛奈和中国学者朱安东都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背景下,这次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主要有:第一,不公正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国利用美元优势极其不负责任地降息和滥发美元,催生了美国的金融泡沫。第二,美国金融市场对来自本国的资金以及来自贸易盈余国家的资金的大量吸纳,堆积起史无前例的金融泡沫。第三,美国实体经济领域利润率的下降。第四,美国贫富分化严重。
综合以上中外学者对金融危机根源的探讨,我们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同样适合于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美国金融危机既是资本主义的体制、机制危机,更是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危机。从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可以看到,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依然存在。
首先,高度垄断与高度投机相结合,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推进到一个新的尖锐高度。这就是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的矛盾使发达市场经济畸形化,虚拟经济—泡沫经济使少数垄断资本巨头大赚其钱。众所周知,生息资本的公式为G—G’,实际上是省略了中间实体资本增殖的公式(G—W—G’)。但发展到巨大金融寡头垄断市场的层面,他们就不愿再费那个事了,干脆从事“钱生钱”的大买卖,一串一串的“金融创新”使G—C’成了买空卖空的连锁交易,脱离创造价值的实体运动,脱离价值决定价格的根基,像断线的风筝一样在空中飞舞。为了缓解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美国采取寅吃卯粮的借贷消费方式,储蓄率几乎等于零,而且以债务形式表征了巨大负值,次贷危机便源于此。次贷的利率高达24%,吹起38%的房地产泡沫,百家银行以金融创新的链条竞相分享这块蛋糕,到头来居民和多数中小经营者捞回的是一场空。
从根本上说,当前的这场危机是美国经济高度虚拟化、泡沫化的结果。金融特别是虚拟资本一旦过大地超过实体经济所能容纳的量,社会经济就变成巨大的泡沫,一旦价值回归(泡沫破裂)便会造成巨大危害,在宏观调控层面上释放巨大无比的负效应。这是一个利用金融、虚拟资本和泡沫经济操纵市场、控制世界大发其财、最终泡沫破灭的过程。金融投机的巨鳄、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引爆者索罗斯说:“这(华尔街危机)是我所说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这一放任市场和让其自动调节理论的结果。危机并非因为一些外来因素,也不是自然灾害造成的,是体制给自己造成了损失。它发生了内破裂。”这个“内破裂”的硬伤是什么?一般认为,是由西方对金融监管不力造成的。这仅仅属于技术层面,是表征现象,最根本的还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地壳运动”;即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以及个别企业内部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经济无序性的矛盾。
正如马克思所说:“这个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庞大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正像一个魔术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唤出来的魔鬼了。”弗朗索瓦•沙奈、保尔•库格曼等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当代全球化发展的结果是建立了金融资本占统治地位的世界积累制度。资本主义企图采取私有化、放松管制和国际调节等种种办法来克服经济危机,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并未消除,反而随着全球性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而愈加严重。
其次,就全球来看,资本的全球扩张使资本主义的阶级矛盾突破民族、国家的界限向全世界发展。近年来的一系列金融危机表明,现代金融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其中交织着复杂的政治、外交乃至军事等问题,甚至成为国际垄断资本巧取豪夺世界财富的有效途径。自布雷顿森林协定签订以来,全世界各国都以美元为标准进行贸易结算,美元在全世界多数国家流通,并作为储备手段,尤其在20世纪70年代美元同黄金脱钩之后,美国可以任意印发钞票,以此作为弥补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宇的手段。估计以这种手段每年流入美国的世界财富约占美国新增GDP的30%。
美国的金融战略把金融自由化政策作为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内容。它一直高调主张并极力向世界推行金融自由化。长期以来,自由化促进增长的论述作为“真理”,被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普遍接受。从20世纪90年代起,美国“传统基金会”编制世界各国(地区)年度经济自由指数,将经济自由认定为国家或地区繁荣与否的重要指标。但是,国际学者对金融自由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的大量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金融自由化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并未得到证实。世界银行统计显示,在1980—2005年金融自由化盛行的25年间,105个发展中国家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只有0.8%,远远低于二战后社会改良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
相反,金融自由化容易导致金融危机。据世界银行统计,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末,全球共发生大大小小的金融危机108次,其中,在金融自由化如火如荼的90年代,金融危机多达63次,比80年代显著增加。拉美自20世纪90年代初奉行金融自由化以来,便成为金融危机频发的地区。金融危机使相关国家财富迅速蒸发,阿根廷2004年人均GDP下降到3000多美元,不足90年代初的1/3。亚洲金融危机仅在1997年给世界投资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高达7000亿美元。可见,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经济繁荣是以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和金融动荡为代价的,从而造成了资本主义体系新的矛盾和危机。
第三,当下的金融危机导致欧美国家陷入二战后最严重的道德和信心危机。人们对现行资本主义和国际金融体制的合法性产生严重质疑。在经济衰退的情况下,欧美国家极端思潮泛滥,民众不满情绪上升,族群对立和冲突加剧,弱势群体前途无望,社会安全与稳定威胁增加。在野党借机煽动民众上街,向执政党发难,扩大自身影响。一些国家因危机导致政府更迭,从而进一步加重了社会危机。继2008年12月希腊发生大规模社会骚乱后,保加利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法国、英国等都先后出现罢工和反政府骚乱。2009年初,法国爆发了百万人罢工示威游行并引发了骚乱。在英国,炼油厂工人罢工引发其他能源行业的工人加入,威胁能源供应。2008年10月,时任冰岛总理哈尔德在全国电视讲话中宣布国家正面临“破产”危机。2009年1月26日,哈尔德被迫宣布联合政府辞职。冰岛政府成为全球第一个因为金融危机而倒台的政府。金融危机演变为社会危机的最直接因素,通常是企业倒闭、裁员所导致的失业问题。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估计,受金融危机冲击,全球失业人口将新增2000万人,若情况继续恶化的话,2009年底可能达到2.1亿人。如此庞大的失业大军无疑是点燃社会危机的主力。
可见,当今的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面临一系列危机,以后它缓解矛盾、延长寿命的手段会越来越少,发展空间会越来越窄,而面临的问题却越来越多。
三、从全融危机看资本主义的前景
金融危机爆发后,中西方许多学者都极为关注资本主义将会走向何方。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的前景?首先要对变化了的资本主义社会有一个正确的再认识。我们认为其中有一个变与不变的内在逻辑。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经济发展模式的完善到政治上民主制度的不断健全,从劳资之间的剑拔弩张到二者之间的相对缓和,从引领科技革命的潮流到以其为主导的全球化触角向世界各地蔓延等,这都是资本主义变的逻辑,是其应对所面临的内外挑战和危机的必然结果。只要社会主义思潮、社会主义运动还存在,只要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这种变化还会继续进行下去。变化的实质是资本主义在其根本制度框架允许的范围内所作的局部调整,这在一定时期内、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缓和了阶级、社会的矛盾。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在变中还有不变的一面,那就是资本增殖及自由扩张的本性未变,资本主义为维护垄断资本利益而加强对本国及世界人民剥削的本性未变,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及生产社会性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依然没有改变。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就是对变与不变这一逻辑的回应。
鉴于1848年的欧洲革命形势,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做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即“两个必然”的科学判断。1859年马克思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修正了此前的看法,提出“两个决不会”的论断:“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这是我们把握资本主义前景的两个基本准则。
有了以上对资本主义变与不变的正确认识,我们就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的两个科学判断指导下对资本主义的前景进行理性的把握。
首先,在不变中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过渡性。资本主义内在的社会根本矛盾并没有随着一系列新变化的出现而消失。作为社会矛盾必然反映的经济危机依然在周期性爆发,1957—1958年、1974—1975年、1979—1982年、1990—1993年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和近年来“新经济”的衰退直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都说明了这一问题。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在不触动资本主义统治的根基、不改变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本质的前提下,其作用毕竟有限,私有制与社会化生产之间的矛盾、市场无限扩大与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需要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并没有被根本克服而只是被延缓,当矛盾达到尖锐化时危机就会爆发。而事实上,这次金融危机同资本主义世界的历次危机一样,是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趋势的阶段性反映。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不仅没有得到克服,反而以新的、更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在更深的层次加剧并在更广阔的世界范围内展开。
正如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所说,“这场广泛蔓延的危机已向人们表明:这是一场同时影响个人、国家和世界的危机,一场同时涉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危机,更是一场涉及体制、理论和意识形态的危机”。资本主义矛盾的深化和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无法愈合的伤口,它们终究会发展到在资本主义框架内无法调和与缓解的地步。而这种矛盾的最终解决,则是由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取代资本主义。
其次,在变化中充分估计资本主义对社会矛盾的调节、适应能力。从1825年英国发生第一次经济危机后,经济危机就成了资本主义挥之不去的阴影。从1834年到现在的170多年中出现过35次经济周期和危机。不过,这些危机也从另一方面提高了资本主义应对危机的能力。1929—1933年经济危机后,出现了凯恩斯主义指导下的罗斯福新政,使资本主义世界化险为夷。在1974—1975年的经济大危机中,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经济增长停滞和通货膨胀同时存在的“滞胀”现象,以货币主义和供应学派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使资本主义社会再一次死里逃生,并且出现了“垂而不死腐而不朽”的现象。这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有容纳生产力发展的空间,资本主义对社会矛盾的调节、适应能力还很强。
应当承认,资本主义矛盾的每一次激化都孕育着经济和社会的变革,都可能导致这样的结果,即通过变革,渐进消解矛盾,使资本主义跃入新的发展阶段。资本主义危机同时又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变革的契机,除非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变革已经无法进行,资本主义是不会在矛盾中归于灭亡的。此次金融危机不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一次危机,也不可能是最后一次危机。如果仅凭这次危机就断言资本主义即将灭亡,那只能是我们的一厢情愿。相反,对危机的应战可能会开创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模式、新理念,这无疑会对整个人类发展带来新的动因,因为人类社会就是在不断反思与批判中实现超越与发展的。
尽管当前金融危机对美国和整个世界政治经济体系造成了严重冲击,但通过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当前的冲击更多地还是体现在量的层面,用斯特兰奇的“结构性权力”(安全结构、生产结构、金融结构、知识结构)来看,美国依然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在安全结构上,美国依然是军事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影响和左右其他国家的安全、地区和国际体系的稳定。在生产结构上,美国依然在高技术、高利润制造业中保持优势,这使其在全球产业链条中长期处于上游主导地位。在金融结构中,美元仍将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储备货币、结算货币之一,美国在很大程度上仍能主导着全球的资本流动和信贷发放。在知识结构上,美国的知识创新能力依旧出众,美国的价值观、社会文化、生活方式等软权力在全球依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仍将保持这一状态。
第三,当代资本主义在社会关系方面的变化已经包含和孕育着新社会的各种因素。当今资本主义所表现出的基本特征,无论是生产的社会化、资本的社会化、经济活动的社会化、调节经济的社会化都已经内含着更多的社会主义因素。以股份资本为主要形式的资本社会化,使资本扬弃了私人所有的性质,内含着更多的“社会所有”的成分。经济活动的社会化,使私人资本已经无力驾驭社会经济活动,社会资本取代私人资本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调节经济活动的社会化,使国家成为社会的代表,发挥着超越市场经济自发调节的作用,其所采取的干预和调节措施(如国有化、计划化),尽管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但已经明显带有公有的因素和社会主义的痕迹。
这次金融危机迫使资本主义国家对私有信贷市场进行前所未有的干预,特别是,政府开始对银行注资,直接收购银行和公司债券,并且提供主权担保支持银行间的信贷。美国政府还接管了房利美和房地美两家公司,并将世界上最大的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变相国有化。对花旗银行和美国银行的救援实际上相当于国有化的过程。这些措施虽然并不是社会主义的,但社会生产关系方面的变化也包含和孕育着越来越多的未来社会的各种因素。
尽管在当今世界范围内,私有制还有其生命力,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但是,应该看到的是,私有制之所以还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在不断扬弃自身的私有性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之所以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是因为它在 自身的发展中不断融入反映社会化发展要求的公有因素和社会主义因素。新社会的诸种因素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否定力量正日益发展壮大,这些因素的增长不可避免地将促进资本主义社会在量变的长过程中发生部分的质变直至最后发生根本的质变,即进入新的社会。这种“自然历史过程”不是外部力量强加给资本主义的,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发展的结果。
第四,还有一点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即此次危机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爆发的影响整个世界的金融危机。整个世界市场已经成为紧密联系的网络,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全球化条件下金融危机考验的是全人类的智慧,在这方面社会主义国家有自己的优势,我们要在总结自身发展经验的基础上积极应对。另外,在与资本主义的两制共存中,社会主义依然在资强社弱中处于守势。因此,对这次金融危机,我们不能轻言社会主义已经取得胜利。同时,金融危机的爆发也是世界格局重新洗牌的契机,我们应该具有战略眼光,把握好机遇,一定要在世界经济秩序中争得更多的话语权,积极参与推动国际金融秩序改革,加快发展自己,充分认识市场经济和资本的两重性,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规避市场经济和资本的消极面,增强自身预防和抵御金融危机冲击的能力。
(《环球视野》摘自2009年第5期《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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