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对国际金融危机原因的分析

    面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西方学者对其产生的原因众说纷纭。西方学者包括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资产阶级学者有些什么看法呢？

    一

    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大卫·科茨教授认为，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在大卫·科茨看来，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与有管制的资本主义虽然在本质上都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但在形式上有很大的区别，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具有如下特征：（1）放松对经济和金融的管制，允许自由市场的存在。（2）政府不再对宏观经济进行积极调控，追求低通胀率而非低失业率。（3）社会福利急剧减少。（4）大型企业和政府打击、削弱工会力量，劳动市场格局改变，资方完全控制劳方。（5）自由、残酷的竞争取代了有节制的竞争。（6）商品、服务和资本在不同国家之间相对自由的流动。

    不言而喻，这种基本上是放任自流的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是在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已大大发展形势下的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将不可避免地会加剧世界发展的不平衡，拉大国际南北之间、国内贫富之间的经济水平的差距，从而加剧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及其派生的生产过剩和消费需求不足的矛盾，最终演化为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然而，新自由主义者却迷恋于自由市场万能论，根本看不到放松国家管制所带来的必然发生的上述消极结果。科茨深刻地指出：“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家们宣称，如果没有国家的管制，金融市场会更有效率，人们就能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回报率最高的领域。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没有管制的市场非常容易发生危机，而且在新自由主义条件下金融危机会变得更加严重。”（《金融风暴启示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第20页）接着，科茨又进一步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论证了在放松管制的新自由主义条件下，为什么会使金融危机更加严重。他说：“1945—1973年间，在国家管制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美国中央银行和政府迫使金融资本尽量把钱借贷给实体经济部门的企业。这种情况下，金融机构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相反，它们被分成各种不同的类型，只能从事指定类型的业务。” 然而，在70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潮兴起以后，即在“1980—1982年间，美国国会通过了两个重要法案，解除了对金融机构的管制。这样，美国的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就可以自由地追逐最大利润。因此，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被吸引从事投机性业务，”（同上书，第21页）金融衍生品也就越来越多地滋生繁衍出来，而在80—90年代形成在全社会以至所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涌现出新自由主义的金融创新浪潮。这种缺乏监管的金融创新浪潮自然就为更加严重的金融危机创造愈益成熟的条件和基础。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由2007年的住房次贷危机引发的。因此，“可以说，这次金融危机是1980年以来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泛滥所导致的一个非常符合逻辑的结果。”（同上书，第22页）这就是西方一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所得出的结论。

    二

    西方其他许多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又是怎样看的呢？他们虽然观点各异，可以说，一个经济学家有一个不同的说法，而且一般都不曾像科茨那样能深入地从新自由主义制度的本质和特征上去分析，但有的却看出这次危机不仅仅是金融方面的危机，而是把它与生产过剩危机联系起来认识。同时还更有一些学者差不多都在不同程度上把对金融和经济疏于管制、放任自流的缺陷视为形成当前危机的重要原因。

    著名的左翼经济学者罗伯特·布伦纳更直接了当地把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归结为生产过剩。他指责美国前财政部长鲍尔森、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等把当前这场危机只简单地当作金融业问题来解释，并说“深层次的实体经济还是稳固的，所谓的经济基础还是完好的。这种观点最能误导人。” 他同时纠正说：“导致眼下危机的根源在于1973年以来，尤其是2000年以来发达经济体经济活力的下降。” 为什么会下降？“一个主要的解释是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资本投资回报率深层的、持续的下滑。……利润率下滑的主要原因在于全球制造业持续性的产能过剩。”“其后果就是，一个产业接着一个产业出现供过于求的情况，这样一来既压低了产品价格，同时也减少了利润。”于是资本家“别无选择，只能减少厂房、设备和雇佣。……所有这些削减措施最终只会导致总需求长期不振。而总需求的持续萎靡已经成为导致经济长期低迷的直接原因。”（《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5期）应当肯定，布伦纳把当前这场危机的根源归结为总需求不足、产能过剩的观点是正确的，缺陷是他没有进一步说明资本主义经济生产过剩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他同时又指出，这个实体经济的虚弱不振与金融危机之间是有联系的。他说：“这两者间主要的联系在于经济为了维持自身运转而不断加深对借贷的依赖与政府为确保借贷的持续进行而不断加深对资产价格走高的严重依赖。”例如，“维持房地产和信用市场泡沫”就是体现这种对资产价格走高的依赖，而要维持高房价和信用泡沫又必须以低利率为基本前提。这次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再到实体经济的衰退，实际就是这种“依赖”链条断裂的结果，可见，布伦纳在这里已比较深刻地指明了实体经济的衰退与金融危机之间的内在联系。

    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回答“我们是怎样陷入危机困境的”时，驳斥了自由主义者认为市场自由调节能维持社会经济正常运转，反对国家宏观调控的观点。他说：“我们从大萧条（指30年代大危机——引者注）中吸取的教训是，市场不会自我调节。……今天，甚至连总统都认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必要性，以及政府设法维持经济处于接近充分就业的必要性。但是自由市场经济学家耍了个花招，推广这种理念，即一旦经济恢复到充分就业，市场总会有效地分配资源。按照他们的观点，最好的管理，就是根本不要什么管理。”那么是否真的不需在微观上进行管理就能使社会宏观经济正常运转呢？斯氏指出，事实是“我们正处于微观经济大规模失败之中。” 即由于放弃了对金融市场的管理，使得它们在履行分配储蓄和管理风险这两项关键任务方面“都失败了”，具体表现在有“数千亿美元都分配给了超出美国人支付能力的住房贷款。不是去管理风险，金融市场却创造了更多的风险。我们的金融体系在去做它该做的事情上的失败，其破坏性程度堪比大萧条时期各种宏观经济的失败。” （《金融风暴启示录》，第25、26页）

    对于自由金融市场在分配储蓄（资本）和管理风险两方面失败的情景，斯蒂格利茨指出，美联储的流动资产（可以低息贷出的金钱）和松缓的规定导致了房产泡沫。当泡沫破灭的时候，基于超额估价的资产而做出的融资过度的贷款就成为坏账。而近年来出现的所谓金融工具的新“发明”，只是隐藏了系统化融资的规模，把风险变得比较不透明。正是这些发明才让这次的经济危机变得比早期的经济危机更加戏剧化。 这就是说，近些年来在不受约束的金融自由化大潮下，那些创新“发明”出来的层出不穷的金融衍生品实际不但不能规避风险，而恰恰是相反地把系统化金融风险隐藏更深，更不透明，以致使当前的金融危机变得比过去金融危机更为戏剧化，更为出人意料的严重。

    为了说明金融自由化必然要带来更为严重的金融风险，斯氏差不多在此同时发表的《命运的逆转》一文中还从上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上台以来几次金融危机的历史事实中予以说明：首先是智利在70年代皮诺切特总统上台以后“受到教条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影响——这种试验结果以灾难告终。……智利现在仍然在偿还因为其不幸而产生的债务。随着1987年（记得黑色星期五，当时股市暴跌了将近百分之二十五），1989年（储蓄和贷款崩溃），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1998年（拯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和2001—2002年（安然和世通的垮台）大量问题的出现，人们可能认为，对于让市场自己决定这种智慧，将会产生更多的怀疑态度。” 果然，在2002年安然事件曝光之后不多几年，接着就爆发了当前更为严重的金融危机，而这一连串频发的金融事件，都是与金融自由化，“让市场自己决定这种智慧”分不开，或者说前者是由后者引起的必然结果。

    这种由新自由主义所引起的上述历史事件的必然性，去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与斯蒂格利茨也持相同观点，只是用了另一些历史事件来做例证。他认为，美国当前这次经济危机是整个近30年来世界危机的一个延续，他说：墨西哥、巴西、阿根廷、泰国、印度尼西亚都已经历过了，现在是美国。 意即近30年来，无论是拉美和东南亚各国的金融危机，还是当前美国的金融危机，都不过是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所产生的结果。

    美国著名的国际金融家索罗斯在2008年9月谈到当前美国金融危机的原因时说得更清楚：“眼下发生的事情令人难以置信！这是我所说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这一放任市场和其自动调节理论作用的结果。危机并非一些外来因素，也不是自然灾害造成的，是体制给自己造成了损失。它发生了内破裂。”（《参考消息》2008年9月21日）

    不仅如此，连美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前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2008年10月23日在国会作证时，面对事实也不得不承认这次危机的产生与自己对金融业疏于管理，任其放任自流有关。他说：“我犯了一个错误，想当然地认为，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自利性能够在最大程度上保护股东利益和公司资金安全，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

    以上说明，许多西方经济学者，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和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者，甚至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基本上都认为，当前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根源在于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或者与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和发展有关，是放任自由市场泛滥惹的祸。而国内少数信奉新自由主义的人则认为是自由市场受到国家干预未能充分发挥其作用的结果。究竟谁是谁非，社会实践乃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此问题上，当前主要的社会实践就是各国政府采取的应对之策及其效果。当前各国政府主要是采取继续实行新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政策，并把它视为“复活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自由主义经济学派——引者注）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机会”呢？还是在加强国家干预，从而使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有了升温和加强的机会呢？客观的事实已作了明确的回答：这次危机爆发后，各国政府都采取了快速有力的干预措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9年4月2日在伦敦召开的第二次G20峰会作出决议：对所有具有系统性影响的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和金融市场实施监管和监督，这就意味着关于当前危机源于自由市场泛滥，因而必须加强国家干预的观点已取得世界普遍的共识。

    当然，导致当前这次金融危机的深层次的原因，正如大卫·科茨教授所说，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制度所决定的必然要周期性爆发的一次表现。因此，只要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存在，周期性的危机就不会根除。当前各国政府尽管采取干预措施要远胜于执行新自由主义的放任政策，但也绝不能迷信其干预措施能包治百病，更不能一劳永逸地根本消除危机的再次发生，最多只能使其暂时得以缓解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