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与美帝国
：[加]利奥·帕尼奇 著 王维平 摆玉萍 译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4期
2008年4月8日美国http:www.mrzine.org网站刊登了加拿大著名学者利奥·帕尼奇题为《惟有反击！》的访谈，在访谈中，帕尼奇认为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美帝国：因为世界上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正在努力维持而不是颠覆过去30年来建立的全球资本主义秩序，并没有出现激进的民族主义或社会主义，所有这些国家的统治阶级至今都希望美国出来维持全球资本秩序。美帝国不仅仅是民族国家，更多的是世界资本中心。文章内容如下。
问：尽管有目前的金融危机，但你认为美国的霸权没有衰退，而且在将来短时期内，也不会减弱？
帕尼奇：我认为，“帝国”这一措辞更能表达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在缺乏一个全球性国家的背景下，美国就是以这种方式对全球资本主义起着协调、监管和危机管理的作用。
“二战”以前，美国就通过渗透北美和南美的一些独立国家，起到了这样的作用。通过不断地促进贸易、保护美国资本家或者说是所有国外资本家的财产权，美国资本渗透到了那些国家，并鼓励他们重建。
美国的这种作用在“二战”后更为普遍。其作用对象与其说是第三世界，不如说是越来越加拿大化的欧洲和日本。美国的资本家以不同的方式渗透进欧洲、日本的资本，这是以政治上条件为前提的。这种渗透非常深入，它是同那些国家的统治阶级联手完成的。这就是邀请来的帝国主义。统治阶级，尤其是工人运动高涨的国家的统治阶级，把美国看作是资本权利的最安全的保证。
从上个世纪30年代起，甚至在罗斯福新政期间，欧洲资本就大量涌入美国。所以，这一直以来都是一种合作型的霸权或帝国。
当欧洲和日本于“二战”后重新站起来，与美国的贸易逐渐势均力敌时，一种美国霸权正在消退的观点就出现了。这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看法，但从根本上看具有误导性。持这种观点的人没有弄明白，欧洲人和日本人希望美国人在管理全球经济方面起到更加积极而不是更小的作用。他们对美国政策不满，也主要是出自这类原因。
这种观点一直持续到新自由主义时期。有段时间，人们根据贸易逆差的多少或者外国直接投资对美国的渗透的程度，以这种非常经济主义的方式预测美国的衰落指日可待。但每一次都被证明是错的。美国仍然被看作是全球资本的最重要的保护者。
许多人认为，逆差意味着美国经济已无可救药；但是，通过我们刚刚经历的技术革命如信息技术等，美国还是维持了作为资本强国的活力。
逆差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即美国一直是今天世界上大部分产品的市场。逆差并不意味着美国出口的下降，在过去15或20年中，美国出口的增长比七国集团中的任何一国都多。
我认为，从贸易逆差的多少来解读美国的霸权问题，就不能理解美国、作为金融中心的纽约和位于伦敦的美国银行在凝聚国际资本主义力量中所起的作用。人们将短期资本投入纽约或抓住美元不放，不是为了帮助美国。他们购买美元和美国短期国库券，是因为在极度动荡的资本主义世界里，它们仍有最稳定的保值能力。
货币自由交易是造成国际金融动荡的一个主要因素，其动荡性使这一极不稳定的制度，容易发生金融危机。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发生英镑危机，那时英镑仍是重要货币，但现在所发生的美元危机并不是类似英镑危机的那种危机。伦敦现在仍然是一大金融中心，但它本质上是美元金融中心。
值得一提的是，自1979年“沃尔克冲击”以来，尽管贸易逆差有多有少，美元也自由流动，却没有出现过大规模挤兑美元的现象。即使到现在，我们看到的美元贬值也是在可控范围内的，这种贬值还有利于降低美国贸易逆差的规模。
超高利率建立的对美元和美国财政部债券的巨大信心，造成美元一度飙升，接着你就会看到围绕“广场协议”召开的各种会议，互相协助进行调整。
由于美元在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中所起的作用，人们不断地在观察美元的价值水平。但美元并未受损，其完好程度更是令人惊讶。
问：那么是不是就如凯恩斯所言：如果你欠银行100英镑，这是你的难题，但是如果你欠银行100万，银行就有难题了？世界上其他地方的资本家们不得不使美元升值，因为他们有太多的利益与美元密切相关。
帕尼奇：确实如此，而且这一点体现了一体化的程度。
问：马克思主义者往往从利润率下降的角度来研究危机。然而，根据大部分账户可以看出，在过去的几年中利润有了相当大的恢复。我们是不是应把这次危机看作是一次利润率没有提前下降的危机？如果不是，又是什么？
帕尼奇：我、我的同事以及合萨姆·金丁一向所持的观点是，上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的利润挤压因为工人的失败以及第三世界民族解放激进主义的失败而得到解决。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欧洲和其他地方对银行体系和工业体系进行了重组，这为利润率的回升奠定了基础，最近十年尤为明显。
这一解释与罗伯特·布伦纳对上世纪60、70年代利润危机的原因的解释截然不同。他对利润危机的解释与早在上世纪70年代安德鲁·格林和鲍勃·萨克利夫提出的“工资挤压”解释非常相似。
我们认为必须对造成利润挤压的因素有一个更为广泛的理解，不能仅仅局限于工资斗争，虽然在有些国家，如英国或某种程度上在美国，工资斗争非常重要。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和学生的激进主义运动，这些对资本形成了更广范围的压力，造成了美国的财政危机，以至于有一段时间，政府没有足够的空间去减少企业的税收。
将上述因素与工人阶级的工资斗争放在一起才是全面的，我们认为所有这些与利润危机有很大关系。
我们认为，通过击败工资斗争和社会运动，引进新自由主义，利润危机得以解决。
布伦纳认为，危机主要是民族国家资本之间的一种竞争造成的，且长期以来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即退出的企业总是不够多。这些企业创造了一些利润，不及过去那么高，但它们仍留在生意场上。
与之相比，我们认为我们一直在经历着整个资本主义历史进程中最有活力的一段时期。这一时期具有强大的剥削性，给全世界包括帝国中心造成了巨大的不安全感，但其活力正与其剥削和制造不安全感的能力有关。
这不仅仅是对产业工人阶级或低收入服务部门的剥削增多的问题，这还是让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专业人士为企业超时过度工作的问题。
我们所见到的利润恢复是很大的并且是真实存在的，并不像布伦纳通常所解释的那样，这只是摆脱连续不断的结构危机的一种失败的特别方式。我的看法是，有些马克思主义者主张一场危机长达四十年之久或更久是不能成立的。
是不是这就意味着排除了另一场严重的利润危机会发生的可能呢？不会，无论如何都不会。即使不使用传统术语“利润率下降趋势”，我们也需要时时警惕发生另一场严重的利润危机的可能性。
我认为，利润危机的严重性取决于剥削率能再次提高到多少，也就是说，取决于工人阶级对资本为走出困境而进行重组的形式有多大的抵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站在工人阶级复兴和工人阶级战略的角度来解释这些事情的原因。
资本主义制度在金融部门里是最易引发危机的，在更深层次上，对生产部门亦是如此。危机的严重性最终取决于阶级关系。最严重的资本主义危机是那些难以提高剥削率的危机。这就是为什么上世纪70年代的危机久拖不决，因为那时由于普通劳动者的战斗性强，剥削率很难提高。
问：信用体系是否已变得更易引发危机？
帕尼奇：信用体系变得更为庞大，更加复杂，在某些方面更有效率，同时也更易引发危机。这一体系的规模和复杂性与新自由主义的新规制有着直接联系。与新政类型的管制相比，这种新规制允许金融部门内有更多的竞争。
信用体系的膨胀一直以来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成长作用重大。在自由浮动货币体制下，世界各地流动着大量资金和众多贸易，为了能够对货币和利率的边际变化所带来的巨大风险进行调整，就需要一个相当复杂的金融交易体系。
这与19世纪70年代农民面临的处境如出一辙，而且他们今天仍需面对。当加拿大西部的一个农民在春天播种小麦时，他不知道10月份当他出售谷物时，加元的价格是多少？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之一就是成立合作社，但最主要的办法，即如同19世纪70年代建立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一样，需要通过一系列大型、复杂的金融中介。
这位农民需要去当地的小银行，在4月份签订一份10月份交货的合同，以便出售小麦时能够套期保值。这个合同需要经过15个中介才能到达进行小麦期货贸易的芝加哥商品交易所。
其他的农作物几乎也是同样如此。我们今天可以在全球范围内看到这些的“衍生品”。它们起着控制风险的作用。当布雷顿森林体系于1971年崩溃，在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帮助下，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建立起了围绕货币的衍生市场，这并非偶然。
这一体系越来越庞大，越来越复杂。这种衍生品现在不只针对实际产品，也针对各种各样的金融工具。这个市场上充斥着数目极其庞大的玩家，他们都在投机。
但是，正如迪克·布瑞安在《有衍生品的资本主义：金融衍生品、资本和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中所言，就其消除蕴含在复杂多样的全球资本主义中的巨大风险的能力而言，这可能是资本主义自创建合资公司以来最重大的一次发展。
但是，同时，这一体系也更具有风险性，因为它确实涉及投机。此体系极其复杂，这里的人们都是运用非常复杂的代数进行操作，我们绝大多数都不懂，他们中也很少有完全弄清楚的。此体系中没人能弄清楚在某一确定时间点上，谁持有某一个确定的票据。
另外，新自由主义的规制主要是自我管理。银行的管理是通过巴塞尔协议、国际结算银行和国际或地区的央行进行。管理银行的方式之一就是要求它们自我管理，也就是说它们必须保证其账户有一定数目的资本；且它们能够非常容易地避开规制。
次级房贷市场的危机可以追溯到1988年，美国投资银行开始在伦敦建立“结构性投资工具”，这使得银行可以绕过巴塞尔协议中规定的资本充足率标准。它们设立小金库，投资如次级房贷衍生品这样的风险性产品。
最为重要的是，大多数国家银行体系并无深奥之处。有一次，我听到前任美联储主席沃尔克在多伦多的贸易委员会讲话。他刚从阿根廷回来，这是在阿根廷危机之前。沃尔克问阿根廷央行行长它们整个银行体系的总资本是多少？在来到多伦多之前他曾在费城停留。在那里的一次行长晚宴上，他问一家地区性银行——费城第二大银行的总资本是多少？这家银行的总资本比整个阿根廷的银行的资本还要大！
所以沃尔克来到多伦多说：“看，危机是不可能的。即将发生的事了不起是西方银行将不得不购入阿根廷的银行系统。”前加拿大银行行长，一个纯粹的货币主义者，站了起来说道：“那当然好，但是绝大多数国家不愿意让外国人拥有它们的银行体系。”
所以，在极度动荡的国际金融资本主义中，既有效率也有矛盾。
全球央行和财政部，最初的准世界央行美联储，都设法保持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转；它们设法灭火；危机在不间断的混乱中得以遏制。
我们无法得知它们是否能够一直这样。它们在管制方面的主要功能是充分了解金融市场上的玩家，以便处理危机。我们可能会从这次危机中看出，需要加大强制性管理，这同样需要协调来完成。
我仍然认为这一体系绝大多数是自我管理的。它就像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这一法案要求董事会在账目文件上签名，并因此担负法律责任。
但是也许全球资本主义不一定以我们所了解的方式继续保持新自由主义。我在十年前写过一篇文章《全球化的社会民主主义化》，我认为从眼下的危机来看，这是有可能的。至于它能走多远，对改变阶级力量的平衡有多大意义，这取决于广义上的工人阶级是否能够从下至上地改变阶级力量的平衡。
但我认为，通过这次危机，人们肯定会对部分资本主义国家和美国有更多的指导和监督，即使危机久拖不决，也许持续三两年，随着银行体系的震荡会产生进一步的集中。
问：美联储和欧洲央行针对目前的经济危机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政策。国际协调效果似乎不好。
帕尼奇：是这样，也不是这样。追溯到这场危机的开始，去年8月，美联储和财政部快速合作，向市场注入流动性，而且欧洲银行也投入了他们的大部分流动性。
有趣的是，它们注入的大部分资金很快进入伦敦，进入了国际银行市场。那都是经过协调的。接下来是11月份关于流动性投入问题的合作。此层面上的合作有很多，欧洲央行在其中扮演中心角色。
然而，关于通货膨胀问题，关于降低利率是否可以解决问题，欧美间存在分歧。它部分地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德意志联邦银行和欧洲央行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形成开始，最为关注的就是通货膨胀。
纽约的美联储在这一点上向来更为实际。它能够这么做是因为，世界相信美国的短期国库券，认为美国左翼力量比较脆弱，且对美国作出的违约担保深信不疑。同时美国有更多的平民主义。实际上，美联储并没有像欧洲银行那样从政治体系中独立出来。
我认为，美联储通过一种方式行使欧洲央行从未行使过的世界央行职责，从中你可看出帝国结构的等级制。1月或2月初，亚洲出现股市崩盘，进而蔓延到欧洲，美联储于周一晚上召开会议，周二早晨就宣布大幅降低利率。美联储认为它必须放出大幅降低利率的讯号，不是为了它能做到什么，而是为了实现其可消除股市恐惧的象征性效果。从传统来看股市有这样一个观点，即利率降低意味着人们会从债券转向股票。虽然我不能确定今天这一观点还有多大作用。不管怎样，美联储的信号确实有效果。
就全球股市来说，美联储起到了欧洲央行所没有起到的特殊作用。
问：近几十年来一些金融危机对贸易和生产的冲击作用相对较小。你认为这是否是由于金融领域已从消费信贷中所获极多这一因素？我们能不能把这次比以前严重得多的金融危机，看作是通过减少消费支出而非投资支出所导致的贸易和生产方面的危机？
帕尼奇：迄今为止有迹象表明，在欧洲、北美，尤其在第三世界，对投资筹集资金并非不可能。
如果像迪克·布瑞安所解释的那样，衍生工具在对冲风险中起主要作用，那么很难说从长期来看，金融危机会影响贸易。
人们往往忽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生活水平提高的程度，虽然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实际工资没有增长或增长不多。当然他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主要是通过工人融入金融实现的。
工人们往往认为他们自己是投资者，其净财产会随年龄的增长而增加。
当这个体系崩溃的时候，为时已晚，因为它不仅在信用卡市场，而且在抵押信贷市场，渗透到了非洲裔美国工人阶级中，后者一直以来都是将美国劳动者融入美国梦过程中致命的短板。
人们希望看到比现今围绕美国住房危机的抗议更为激烈的抗议。但还没有看到很多群众运动。可这并不是说将来不会有。
今天的《华尔街日报》上有人猜测，市场正在等待美国买进所有的坏账——无论是通过美联储直接购买，还是通过特殊的机构——换言之，使之社会主义化。
这一操作就像英国政府对待北岩银行一样，但其规模要大得多得多。美国国内的坏账很有可能就有数千亿美元，更不要说全世界的总额了。
可以想像这有可能发生，然后消费者进入信贷体系的能力将会得以恢复。但是现在这还没有发生，并且我预测也不一定会发生。这次危机有可能会通过一些表面措施进行救助，这将会导致重大震荡。
问：你是否听过这样的一个观点，即如果美联储在“新经济”泡沫和“9·11”之后，没有降低利率，就不会有房地产泡沫问题。他们是什么意思？难道他们喜欢这场危机？
帕尼奇：他们是说，要在不可持续的不平衡问题变得更突出以前找到解决办法。
但是事实是，像美联储这样的机构将要努力阻止危机，如果不能阻止，也要避免危机演变成全球的资本主义危机，这是它们的本质。
美联储的主席本·伯南克，其博士论文就认为美联储和财政部本可以通过向银行体系注入流动资金来阻止大萧条，而不该扮演传统的银行家的角色，要求账目平衡。
人们担心的最大的不平衡是美国的贸易赤字。但到目前为止，这一问题正在通过美元的相对可控贬值得以解决。尽管可能会带来通货膨胀，但赤字已从占GDP的7%降到5%。
此外，需要我们记住的是，通过短期资本流入弥补赤字，世界并不是在帮美国的忙。今天人们购买美国短期国库券是因为在这个极不稳定的世界里，唯有它们和黄金最相似，仍可支付一些利息。
我和金丁同时认为，只有美国能凭借当下资本主义力量极不对称的特点，如此长期地维持这样的赤字。但是它能够这样做，是因为美元和美国国库券在世界经济中所起的作用。
这有点像作为金融中心的伦敦相对于英国的“贸易逆差”；也有点像纽约相对于北美的逆差。
除非所有国家的边界都消失，我认为我们需要从美元的特殊作用的角度来看看美国的赤字，而且我认为欧元不会即将取代美元。
问：那么美元贬值的影响是什么？以及相应的对美国进口的挤压和美国出口的影响？对中国和其他新兴的、大的出口型国家的影响？
帕尼奇：那些谈论“脱钩理论”的人是错误的。中国还不能对西方市场“脱钩”，特别是美国市场，就此意义上来说，像阿瑞吉那样，谈及全球资本主义力量的重组，具有误导性。
我们看到全球资本主义变得越来越一体化。中国在全球资本主义中的作用也大大增强。如果把这些理解为中国资本取代美国资本，或者中国势力正在取代美国势力，重组就不是一个合适的词。
但是美元的贬值会对那些货币仍然盯住美元的国家带来通货膨胀的影响。
如果中国大力提升工人阶级待遇，那么中国将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从而导致十分严重的阶级冲突，这些冲突也许会导致中国内部的地区冲突。中国发展的不平衡令人震惊。没有经历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地区的人们，高度依赖城市中工人的汇款而生活。
这些影响可能是实实在在的。但是对这些新兴的出口强国的具体影响是截然不同的。巴西和俄罗斯没有受到高价原材料影响，而中国和印度在原料上付出了代价。
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如果国家不对存款作担保，就不会有为大众服务的银行业。这一体系一直以央行能够作为最后贷款人为基础运行。让银行以适当的方式转成公有制的事情需要提上议事日程，要比左翼将其提上日程的计划更为强烈才对。
我的意思是，不要像英国，只是将公共资本给予银行并且说请按商业规则运行，没有涉及任何行政干预。我认为应该将银行转成公有，改变银行的功能，就像密特朗20世纪80年代在法国没有做到的那样，所以银行投资的标准可以重新根据社会目标界定，按照民主的方式界定。
实际上，资本已经流向了美元和美国的短期国库券。除非你认为美国是全球资本的国家，这就很令人费解。尽管发生了许多事情，全球资本仍将美国看作是最安全的避难所和最终的担保者。而且，美国政府的行为向来如此。将房地美、房利美和美国国际集团国有化的决定被看作是美国承担了它对中国、日本、德国和英国承诺的责任的表现，尤其是中国，因为中国购买了大量房地美和房利美的债券。
这一美洲国家绝对是中心，G20会议在华盛顿召开绝非偶然。所有人都认为，危机的任何解决方式都必须在美国的支持下进行，每个人都希望奥巴马能够为资本家承担这类领导角色，并完成这一任务。
所以，我认为美国仍然处在全球资本主义的中心地位。决定这种霸权的物质基础是作为金融中心的纽约。因此，这个问题很好，如果纽约不再作为金融中心，那么这种霸权会发生什么变化？但是我确实想不出哪个城市能够取代它。当然亚洲没有地方能取代纽约成为金融中心。人们可能会开始主张中国有金融上的影响力，但是我们也看到了，源自美国的危机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对美国人来说如何维持全球资本主义的稳定肯定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是只有美国人能够维持全球资本主义的稳定。另外，比以前更甚的是，世界上所有的资本都指望美国能这样做。
问：但是如果美国政府做得非常蹩脚呢？
帕尼奇：有可能，但是除非世界国家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各国沿着破坏全球化的国家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方向前进，否则我认为不存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发生激烈对抗的理由。或者阶级关系会发生某种变化，社会主义选项提上日程。这就意味着脱离资本主义全球化和重申国际社会主义战略。根据北美洲以外地区现存的阶级图景，我认为这两者都不会很快发生。
问题仍然是美国人能否成功度过难关？如果他们失败，会不会引起社会和政治的风波，进而导致其他变化？有这种可能。但是根据目前的阶级图景，各国资产阶级和国家官僚组织都在努力维持过去30年来全球资本主义中形成的各种关系，因此我们不应该认为帝国主义之间的对抗存在很大的可能性。
[王维平、摆玉萍：兰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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