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为什么不愿意做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保证
顾克冈 杰弗里•刘易斯
原编者按：这篇短论集中论述、分析了中美有关核问题的对话中最为核心的命题：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承诺，诠释了美国为什么不肯做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承诺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原因，分析了中美在此问题上的分歧和误解以及面临的困境，并尝试提出解决此种困境的方案。文章的辨析还表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承诺关系到中美之间的战略稳定，且与中美之间能否建立战略互信密切相关，因而无论是严谨的学术探讨，还是切实的政策分析，都很有价值和意义。
顾克冈博士和刘易斯博士是美国战略研究界，特别是从事核战略问题研究的中青年领军人物。他们从事核问题研究多年，并为政府和国会提供政策咨询。两位能在偏见根深蒂固的环境下，尝试以较为客观的方式诠释中美关系中的核问题，这不仅体现了他们的专业学识，更体现了他们的学术勇气。诚然，本刊编发此文，并非完全认可两位的观点，但他们的分析和见解，显然有助于国内同行和公众理解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个困扰中美核关系的重要议题。
如果美国要致力于降低核武器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作用，那么美国为什么不愿意做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保证?1964年中国进行第一次核武器试验的当天就做出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并且自此一直遵守此项承诺。中国领导人经常鼓励美国至少要对中国做出这样的承诺，以此展现善意，但是美国始终拒绝做出此种承诺。
冷战期间的“不首先使用”问题
多数中国战略家都不相信美国计划对中国实际使用核武器，除非中国首先使用。那么，美国为什么拒绝对中国做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正式承诺呢?部分中国分析家认为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美国保留对中国首先使用核武器的选项，是为了恐吓和强迫中国，有意制造疑虑，将其作为约束中国行为的手段。但是，还有另外一种中国战略家们应该考虑的解释，这种解释植根于美苏冷战对抗的历史以及美国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关系之中。
由于这种历史，很多美国战略家和外交家无法接受“不首先使用”这样的词语，虽然这些人接受不使用或不威胁使用核武器的一般原则。笔者认为，因为华盛顿无意对中国进行核讹诈，中国有可能从美国获得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可信保证，中国可以就如何达成这种保证向美国提出建议。
有关“不首先使用”和“不使用”核武器保证的呼吁最早源于1946年的苏联。整个冷战时期，包括1972年的一项联合国大会决议案，“不首先使用”提案一直是苏联宣传策略中稳定的组成部分。
要想理解美国人为什么会鄙视“不首先使用”这个词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清楚，苏联极力对美国施压，要美国做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保证，并不是因为苏联真心致力于核裁军，而是为了在争取欧洲人心的竞赛中获取政治和外交优势。
苏联“不首先使用”的宣传攻势意在欧洲，苏联在那里部署着大量的常规军事力量。美国及其北约盟国认为，他们需要用核武器来对付苏联巨大的常规军事力量优势。因此，苏联试图用“不首先使用”这样的概念作为宣传工具，在美国与北约盟国之间打入“楔子”：很多北约盟国依赖美国的核武器保卫其安全，但这些盟国的民众强烈抵制美国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
中国专家需要意识到“不首先使用”在美国的历史，以及在与美国官员和专家讨论这一概念时这段历史所带来的困扰。当美国人“听到”中国人谈论“不首先使用”的时候，这一段历史深刻地影响了他们对其内涵的理解。美国人认为，苏联试图在“不首先使用”保证上进行欺诈，苏联只想利用“不首先使用”离间美国与欧洲盟国。即使是今天，当美国官员听到中国官员谈论“不首先使用”时，许多人都想当然地认为中国也试图在“不首先使用”保证上进行欺诈，并威胁像日本这样的美国盟国。换言之，当中国官员使用这一与前苏联密切相关的短语时，许多美国人自然而然地就得出结论：今天的中国和以前的苏联没什么两样。
美苏就“不在欧洲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争论经年累月，最终演变成美国安全文化中对“不首先使用”这一术语的根深蒂固的排斥。这种排斥最终固化成了一种意识形态正统，虽然仅有个别的美国官员曾经认为发动核战争是符合美国利益的。
1982年，四位前美国政府高官曾提议，美国应该认真考虑如何朝着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迈进。这四位政要--肯尼迪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麦乔治•邦迪、肯尼迪政府的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最初勾画对苏“遏制”政策的乔治•凯南、尼克松政府主谈《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杰拉德•史密斯--认为，仅仅把“不首先使用”设为目标就将有助于缓和军备竞赛，然而美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界对此反应极为消极，只有很少几位外交官和战略家对这个想法表示支持。
知名的英国学者迈克尔•霍华德不无遗憾地表示，“这篇文章引发的狂热……提供了一个令人沮丧的证据，即(反对‘不首先使用’)仍然是一种政治正统，质疑这种政治正统将给个人带来风险。”提出“不首先使用”这种建议的危险，并不在于它会给美国国家安全带来危险，而是会给支持它的美国战略家或外交官的职业生涯带来风险。在美国支持“不首先使用”，就类似“文革”时期对毛主席语录提出批评，极少有严肃的美国决策者愿意承担这种风险。
霍华德还认为，威胁首先使用核武器根本不再具有可信性。美国几乎不可能公开地威胁使用核武器，并且即使发出了这种威胁，多数美国对手也不会相信。霍华德认为，美国如能承认这一点最好，公开宣布实际的美国核政策将带来政治和外交优势。尽管存在这些道理，尽管几乎所有的美国安全和外交政策专家都普遍承认美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但是反对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治正统依旧摇摆不定，而且美国政府顽固地拒绝改变其宣示的政策。
中美关系中的“不首先使用”问题：困境
尽管冷战已经结束二十多年，但是反对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治正统观念依旧在美国安全和外交政策精英的心中根深蒂固。20世纪90年代早期，麦乔治•邦迪再次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尝试，他和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军上将威廉•克劳以及杰出的科学家西德尼•德威尔共同提出了一个相似的提议。这一次，三位政治家呼吁美国表态仅将核武器当作“最后的防御手段”，为此他们努力解释这一说法并不是做出“不首先使用”的承诺，而是为了保护美国的盟国，特别是欧洲的盟国。
然而，从实际效果上来说，这个说法等同于“不首先使用”的承诺，因为邦迪、克劳和德威尔会说美国还没有任何至关重要的利益不能够通过“审慎的常规准备”予以保护。换言之，尽管他们承认可能存在美国需要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情形，但是他们声称无法想象任何一种特定的情形。这与“不首先使用”的区别微不足道，因为它仅保留了在无法预见的情况下使用核武器的概念性选项。
其他的美国高官似乎从邦迪那里吸取了同样的教训。例如，威廉•佩里和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现在就认为，美国应该声明其核力量的“唯一目的”就是威慑。中国的分析人士当会注意到，即使是像佩里这样拥有很高声望和信誉、也有勇气倡导彻底消除核武器的美国人，仍然不愿意自己与“不首先使用”扯上联系。
由于许多美国外交和安全政策专家从学术界开始他们的职业生涯，并且他们从政府中退出之后继续返回教学和研究岗位，拒绝“不首先使用”概念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压力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美国青年学者。一位年轻的、倡导“不首先使用”承诺的专家可能面临严重的职业影响。我们的一位同事刚在美国防务界崭露头角，他最近准备发表一篇论文，主张美国应该做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他将这篇论文拿给一位已经在不少政府部门担任过重要职务的、很有声望的同事，这位同事警告他说：“你是否真想成为支持不首先使用的人?”
对许多美国学者和专家来说，拒绝“不首先使用”是进入国家安全政策圈的“门票”。很多情况下，由于“不首先使用”披着意识形态的外衣，或者受到导师的影响，美国同事们并不一定都完全清楚他们反对“不首先使用”的理由。
美国人非常重视学术独立和职业操守。因此，多数美国分析家都不愿意承认他们个人有关安全战略的见解受到意识形态或者一己私利的影响。即使那些意识到这种可能性的美国人，他们也不太可能对中国的同行承认这一点。尽管如此，很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分析家们应该想到，当要求美国同行支持“不首先使用”时，他们不仅仅是寻求一种政治保证，同时也在要求美国同行背弃导师训诫、背离职业训练，还有可能是放弃职业前景。
这种状况会导致严重的误解。举例来说，在中美第二轨道对话中，一位资深的美国与会者试图用一种“假想实验”向中国同行展示美国为什么不相信“不首先使用”承诺--不论是冷战期间苏联的承诺还是当前中国的承诺。他询问中国同行：“如果美国使用常规武器攻击你们的核弹发射井，你们会怎么做?”他把这种问题当成一种智力活动，这是某种诚实的表述，多数大学和智库中的美国人接受过“假想试验”这种质疑类似承诺的培训。中国的对话伙伴认为这是对中国的威胁，表明美国考虑发动此类攻击。因为中国历史上有过承受核讹诈的经历，这种反应可以理解。 不幸的是，即使中美安全关系大幅改善，美国不愿意提供“不首先使用”承诺的姿态也不可能改变。因此，中国的安全专家有必要寻找一种替代性的简洁陈述，使之既能完全满足中国从美国获取安全保证的需要，又不使用苏联创造的“不首先使用”术语。
中美有关“不首先使用”词语的争论对中国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消极后果。美国有关中美战略安全关系的争论集中于美国安全界两派之间，一派希望打消中国对其核威慑的信心，而另一派则不赞成这样做。前者认为美国应致力于获取抵消中国核威慑的能力，而后者以斯考克罗夫特和佩里为首，则认为“(中美)相互脆弱性是一个事实，可以通过战略稳定来管理相互脆弱的状态。”
当中国专家坚持要从美国得到程式化的“不首先使用承诺”时，这强化了那些希望打消中国核威慑信心的美国专家的政治立场，削弱了那些主张中美相互脆弱性是一种事实的美国专家的政治立场。
当中国要求得到“不首先使用”的承诺时，反对者只需指出苏联有首先使用核武器的计划，苏联只不过在用“不首先使用”破坏北约盟国关系。这暗指中国也想欺诈，并试图威胁日本。因为“不首先使用”这个词语与苏联有联系，当中国使用苏联同样的话语时，这就很难解释中国会采取与苏联不同的举动。当中国代表在双边核对话中使用让人联想到苏联的话语时，美国人很难表达对中国立场的认同。
中国的分析人士还应考虑到，在双边安全问题上，美国专家很难从中国视角理解问题，就像中国专家也很难从美国视角理解问题一样。否则，他们都将面临指责，即他们更关心对方的国家利益而不是本国的国家利益。两国专家都应解释为什么中美战略稳定是符合自身利益的，而将中美战略稳定为什么符合对方利益留给对方解释。
中美关系中的“不首先使用”问题：出路
如果能够克服围绕“不首先使用”辩论所引发的困境和误解，我们相信，中美正在进行的核武器讨论能够取得真正的进展，中美甚至可能就《2010年核态势评估》所提出的“战略稳定”展开正式对话。尽管存在有关“不首先使用”的争议，中美在战略稳定问题上的政策立场比多数专家意识到的还要贴近。令人吃惊的是，中美两国的官方政策文献以非常相近的方式表述了有关战略稳定的条件。《2010年核态势评估》报告对美国核武器作用的表述与《2006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对核武器作用的表述几乎一致。
•美国的《核态势评估》报告宣称：“只要存在核武器，美国核武器将继续存在，美国核武器的根本作用是威慑对美国、美国的盟国和伙伴的核攻击。”
•《中国的国防》白皮书宣称：“中国的核战略贯彻国家的核政策和军事战略，根本目标是遏制他国对中国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两种说法的真正区别在于：美国将威慑其他国家对盟国和伙伴的核攻击包括在核武器的作用之内，这就是延伸威慑问题。美国决策者非常重视对日本和韩国的安全承诺，而不是将其当作遏制中国的借口。他们真诚地相信，美国的安全承诺对于阻止两国发展自己的核武器至关重要。
当前很多美国观察家担忧，中国迅速增加核武器数量以达到与美国核武库同等水平进而损害延伸威慑，此即“猛增以达势均力敌”。虽然这种观点在多数中国人看来非常怪诞，但是多数美国决策者却很重视这种观点。我们认为，“猛增以达势均力敌”的担忧得以盛行，表明中美双方对彼此核态势了解何其之少。
同样，我们也认为多数中国人高估了当前美国对中国进行“核讹诈”的可能性。尽管20世纪50年代美国曾对中国进行过核威胁，然而当前多数美国决策者均接受中国拥有核威慑是一个不争的事实。2010年的《弹道导弹防御评估》和《核态势评估》都宣称，“对本届政府而言，维持中美关系中的战略稳定性与维持与其他国家的战略稳定性同等重要。”《弹道导弹防御评估》则更进一步表示，导弹防御“无意影响与中国的战略平衡”。
中国观察家们正确地指出，美国国内还有其他更强硬的观点，但中国也有强硬的观点。尽管北京和华盛顿的认知分歧非常严重，但双方都关注同一个问题，即对方不尊重现状而可能使用核武器改变现状。有关“不首先使用”的僵局如果持续下去，这可能阻碍中美决策者展开有关战略稳定的讨论。当一方提出“不首先使用”的问题时，双方的记忆都回到了50年前：美国想起了苏联对欧洲造成的威胁，而中国则想起了在朝鲜、金门、马祖的美国核威胁。因此，双方都需要寻找一个新的框架，这个框架展望未来，而不是回归冷战时代。
事实上，我们相信能够找到这样的框架。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不愿意使用核武器来改变现状。中美双方关于核武器的根本作用是威慑核攻击的共同观点，可以成为这一框架的基础。如果双方能有一个有关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以巩固中美战略关系，当是明智之举，这将为讨论双方都关心的、更为技术性的问题奠定基础。
这种联合声明的基础将不会是“不首先使用”承诺，而是一种折中。双方清楚地表述他们的共同利益，并在当前核平衡的基础上向前推进中美战略关系：对美国来说，这意味着寻找一种可接受的陈述以表明美国不寻求核力量优势或抵消中国核威慑的能力;对中国来说，这意味着宣布中国不寻求数量对等或者损害美国在亚洲的安全承诺。
这样一个协议将有很多分歧留待解决。美国仍将关注中国不断改善的核力量，而中国仍将对美国的导弹防御保持警惕。但是，如果中美能够达成共识，即保持战略平衡的稳定而非改变战略平衡符合双方利益，那么双方将有可能更容易地解决或者管理这些问题。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99期，摘自2012年第5期《外交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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