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直到今天，就全球范围而言，在大多数论争中，美国都处在偏保守的一侧。
对于欧洲的知识分子来说，美国一直是一块泛着奇异色彩的土地——它脱胎于欧洲文明，却似乎独自开辟了一条迥异于欧洲的崭新道路。1831年，托克维尔借法国政府公务派遣之机，与友人在美国全面考察，写下《论美国的民主》，剖析美国民主制度的活力来源与未来，成为传世之作。而今天，《经济学人》的两位编辑，英国人约翰·米克尔思韦特与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或许是托克维尔的当代继承者：他们也在美国做了一番细致的走访探查，目的则是深入理解美国在当今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个特征——它为何是一个根深蒂固的“右派国家”。本书也许不会成为一本托克维尔式的开山之作，但也是深刻而富有洞见的，它展示了新世纪里美国保守主义的全面图景，以及它将如何影响整个世界。
美国在它那并不漫长的历史上，一直是西方世界里的异类。早在19世纪，欧洲的观察者就惊奇地发现，这里对欧洲风起云涌的各种派别的社会主义运动几乎彻底免疫。恩格斯曾经以忿怒的口吻写道：“美国是纯粹的资产阶级国家，甚至没有封建主义的过去，并且以自己纯粹的资产阶级制度而自豪。”原因也许是北美的自然条件过于优渥，有大片的待开发土地，留给所有人广阔的发展空间，不至于出现欧洲式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就像德国人桑巴特说的：“烤牛肉与苹果派当前，社会主义乌托邦烟消云散。”到了20世纪初，虽然左翼运动最终在美国诞生了，但也是以个人主义面目出现的，反对国家角色的扩大，他们更关心机会的平均分享，而不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直到今天，就全球范围而言，在大多数论争中，美国都处在偏保守的一侧。美国人更能容忍贫富差距的存在，对政府规模与开支的扩大的警惕性更高。在奥巴马改革之前，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唯一没有政府支持的全民医保的国家。美国还是唯一不向所有家庭提供儿童抚养资助的国家，也是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中唯一没有妇女带薪产假的国家。和废除死刑的欧洲不同，美国人支持死刑等严厉的刑罚。美国在对外政策中更倾向于使用武力，对多边主义更不感冒，对加入国际公约的戒心更大。美国公民的宗教化程度高于欧洲，是唯一一个半数家庭做饭前祷告的国家。而所有这些现象都可以归到一个共同的源头——美国的保守主义之根。
从世界历史来看，保守主义虽然看起来比自由主义古老，但作为一种建制性的、有自我认知的“主义”，却是在自由主义勃兴之后，才作为其对应物与对冲力量而崛起的。美国亦然。美国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涌现的保守主义大潮，是对“罗斯福新政”以及二战后近30年里以民权运动等为代表的进步主义的反叛，而且它很快就压倒了自由主义，迫使其处于守势。
在赫伯特·胡佛的年代，虽然政府奉行自由放任主义的经济政策，但政治家等精英分子都以“自由派”自称，对“保守派”这个当时带有贬义的词汇避之唯恐不及。“大萧条”之后在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主政下，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更是步入繁盛时期，到了二战之后，仍然在很长时间里余威不息。1953年上台的艾森豪威尔虽然是共和党人，却是一位继承“罗斯福新政”诸政策的总统，支持各种平权政策，并为自己超越了意识形态争论而自豪。当时处于萌芽状态的保守主义运动，被视为持异端邪说的一小撮边缘人。后来的另一位共和党总统尼克松在大部分方面也是一个艾森豪威尔。“布什王朝”的开创者，小布什的爷爷普雷斯科特·布什，当时也自称是“温和进步”人士。直到上世纪60年代末，美国主流政治阶层还将欧洲福利国家模式视为模本，试图控制枪支，允许堕胎，取消死刑，用各种平权措施来消除对少数族裔的歧视。
但是，右派反攻的风暴随着1964年大选中巴里·戈德华特挑战民主党人约翰逊而吹响了号角。这位反对“罗斯福新政”遗产的“保守派先生”虽然不出意料地失败了，却成为保守主义运动先驱，为后来人提供灵感和激励。在学术阵线上，被重新发现的哈耶克与“芝加哥学派”的明星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充实了保守主义运动所可吸取的思想资源。从此保守派在自由派面前不再显得像是无知又固步自封的守旧者，而似乎是掌握了更新潮的经济学思维的人。与此同时，“滞胀”等经济困境的出现则使自由派推崇的凯恩斯主义声望大减，新自由主义成为主流学说。
在政治方面，1964年约翰逊签署“民权法案”，从而彻底得罪南方白人，使南方各州投入共和党麾下。南方转向带来的政治格局变化，让保守主义不再是一场边缘化的运动，而是拥有了通过选举来实际执政政权的可能，而罗纳德·里根的出现，意味着保守主义运动拥有了一位期待已久的领袖。南方的倒戈不仅支撑了共和党的政治崛起，而且改造了它。这个“老大党”的风格从美国东北部温文娴雅的贵族派头，一举转变为南方式不加掩饰的坦率与火热。在短短30年里，政治的钟摆彻底掉转了，就像艾森豪威尔曾是一位“左倾化”的共和党人一样，世纪末上台的克林顿成为一个“右倾化”的民主党人，赞成保留死刑，承认福利制度已不符历史潮流，“大政府”的美好时代已经结束。当然，当时“冷战”的终结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破产，是右派力量平添声势的重要国际因素。
随着美国政治被保守主义主导，美国与欧洲渐行渐远。欧洲福利国家从一种值得向往的模式，变成了屡受嘲讽和抨击的靶子，尤其是在近期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之后。以法国为代表的“老欧洲”被保守派描述为暮气沉沉、快要被过度福利压垮的失败典型，他们断言，奥巴马推行的全民医保就是在走欧洲的错误道路。与此同时，欧洲的保守派即使放在美国，也会变成异类。撒切尔夫人被美国保守派视为其在欧洲的同类，但她当年的改革却主要集中于社会与经济政策，而非伦理与价值观，当她试图向上帝求告时，甚至被本党内部人士嘲笑。而当小布什邀请他的盟友、与他联合出兵伊拉克的布莱尔在公开场合祈祷时，后者也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如两位以生动而翔实的方式记述的，即使在西方阵营内部，美国也是个偏右的异类，是一个根深蒂固的“右派国家”。在今天，大约三分之一的美国人以保守主义者自居，而只有20%的人有勇气称自己为自由派。右派控制着美国两大政党之一：共和党，虽然该党暂时沉潜，但总在等待着卷土重来的那一天，而未来的执政权，也意味着对全球最强大国家机器的操控权。如两位所说，美国保守主义是一系列相互联系的“部落”。这些部落植根于美国的土壤，带着强烈的美国特色气息，独一无二，难以援用其他国家的政治框架来阐释，其运行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也不为其他国家所了解。但就是这个略有神秘色彩的“部落”，透过其对美国政治的强大影响力，给全球的政治格局变迁和公共生活打上烙印。对这样一股力量，闭目不视将是一种失策，一种过错。
两位写道，美国保守派是店铺林立的集市。任何一种精英式的运动都难以拥有长久的生命力。保守主义的力量源泉是基层的保守主义运动：每个州都有反对堕胎和支持持枪权的基层组织，基督教右派有强大的草根动员能力，而在首都有保守派智库与各种游说施压集团在活跃地运行。前者是保守主义运动的步兵军团，后者则是其神经中枢。
不过，这本书对于美国保守主义的发展趋势略有一些误判。在其初版的2004年，美国右派的统治地位还显得固若金汤，这一年小布什在大选中轻松战胜了克里。与很多人的判断一致，两位预言保守派将长期主导美国政治生活。但是局势变化一日千里，短短四年之后，伊拉克的泥潭就让共和党付出沉重代价，民主党新锐奥巴马在选民普遍的期盼变革心理中竞选获胜，上台执政，并在2012年再接再厉击败罗姆尼连任。不过，我们很难因此而指责两位目光短浅，因为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保守主义一直构成美国政治的底色，目前奥巴马的执政期，很难说是意味着美国人对保守主义的决定性摒弃，还是仅为一段稍稍偏离主调的小小插曲。
这是因为，民主党目前的执政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手的缺陷，而不是它自身的优势。在最近的两次选举中，共和党都败在了形象上，用的话说，它变得越来越像一个“反同性恋的老牌白人党”，而民主党则凭借“奥巴马旋风”的声势高歌猛进，吸引了被张牙舞爪的共和党人吓到的少数族裔，并获得公共部门员工的支持，后者担心保守派的“小政府”梦想对自己不利。而保守派的作风变得顽固，乃至于，现在要找一个支持女性堕胎权的共和党人，变得越来越难。宗教信仰、反对同性恋、维护传统家庭伦理、保护持枪权，这些“价值观议题”变成了保守派在竞选中的主打牌，但是在后经济危机时代的废墟中，这显然不是有建设性的竞选策略，相当于将经济与公共政策议题上的主动性拱手让与民主党人。
与此同时，保守主义内部的矛盾日益凸显。保守派强调个人自由，但在宗教、反恐等议题上他们又主张团结一致。两位问道：“在响亮的军号声和强有力的外交政策中，人们怎么可能拥有一个小政府呢?在个人服从上帝统治时，人们如何能够颂扬个人主义?今天的右派美国充满了这样的矛盾。”或许不是偶然的是，被保守派奉为宗师的哈耶克，也在《自由宪章》一书的最后一章自陈“不是保守派”，他终生对所有形式的集体主义保持着深刻的怀疑。
而保守主义内部也正在分裂。一条越来越明显的界线呈现于社会保守主义与自由至上主义之间，前者更强调维护传统的宗教伦理与生活秩序，后者则把奉行古典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作为核心诉求。此外，鹰派与鸽派之间，温文尔雅的“乡村俱乐部”与激进的民粹主义者之间，谨慎的知识分子与喜欢在电视上宣讲简单教条的“脱口秀”节目主持人之间，裂痕正日益显现。当然保守主义一直并非铁板一块，但在今天面临严峻的挑战时，它更可能因为压力而分裂。在2008年的选举中，一些老派共和党人就因对副总统候选人佩林不满，把选票投给了奥巴马。两位暗示，美国右派可能毁在自己的手上，如果继续把自己与“保守的南方白人”划等号，那么他们可能重蹈美国左派在上世纪60年代的覆辙——因为自满封闭而早上一条持久性的衰落之路。
但他们同时也提醒，千万不要把保守主义一笔勾销，保守主义并未躺在地上任人摆弄，现在还没有必要为他们举行盛大的葬礼。民主党的好运主要来自于对手的崩溃，而不是自身的复兴。大多数美国人仍然对政府作用持怀疑态度，自由派仍没有将其主张与政策付诸实践的空间。奥巴马执政的作用力很快激起了右派的反作用力，催生了“茶党”这个民粹主义运动。在对外政策和国家安全方面民主党还必须证明自己不是“软蛋”，因为它们背负着更大的舆论压力。奥巴马任内美军击毙本·拉登曾是他光彩的一笔，但去年，叙利亚出现化武袭击疑云时美国未能对叙利亚动武，今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又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挑衅西方，奥巴马的反应再次引发了对他行事软弱的质疑。在下一场大选中，共和党仍然拥有和民主党一决高下的实力。
欧洲的右派通常带有精英气质，倾向于维持既有的等级秩序，而欧洲左派则往往反传统，喜欢动员底层的力量，甚至直接主张暴力革命。但美国的情况也恰好相反，美国保守派以民粹主义为最强大的战斗武器，通常是群众性的，往往可以把自由派描绘为一群高高在上试图毁灭国家的精英。美国保守派对“大政府”的容忍度大大低于欧洲保守派。他们信奉里根的信条：“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机构，它本身就是问题的源头”。即使奥巴马版的全民医保与英国等欧洲国家的医疗服务体系有着天渊之别，但保守派依然把奥巴马描绘为“社会主义者”。
美国的血管中天生流淌着保守主义的血液，无论保守派的成分多么复杂，他们都分享对政府权力的怀疑与拒斥，以及对基于个人自由的自治秩序的维护，在呼唤政府干预的“罗斯福新政”时代逐渐逝去后，美国的政治潮流又自然而然地回归到保守主义的河床。但美国的保守主义也是例外的，它是商业共同体的保守主义，而非欧洲贵族派头的托利主义，其象征是挥舞马鞭拓荒的牛仔，而不是英国上议院议员的假发，它没有欧洲保守派对昔日时光一去不复返的哀叹，而是充满着改天换地的冲劲与活力。这样一个杂糅着保守与激进、冷酷与狂热、反乌托邦与理想主义的政治派别，将对世界产生持久的影响。理解他们，才足以理解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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