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治资金成腐败重灾区
刘华
2013年12月，时任东京都知事猪濑直树向东京都议会议长提出辞呈，以承担因非法收受政治资金引发重大丑闻的责任。此时，距离他当选东京都知事刚满一年。
在日本，基层行政体系总体相对清廉和有效，且受到了相对完善的监督。但是，在整个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运行过程中，仍有一些腐败的重灾区，政治资金就是其中的典型领域。
在日本的选举制度下，无论是政党还是政治人物，都需要大量政治资金作为竞选基本保障。如果仅靠公开渠道获取合法的政治捐款，不仅在单笔数额、捐款人身份等方面限制众多，而且公开于“政治资金报告书”，使用时有各种“不便”。因此，许多政治人物寻找“金主”筹集秘密政治资金。猪濑直树事件亦是如此。2012年11月，在前任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辞职后，时任副知事猪濑决定参加继任知事选举。为筹集资金，他向日本大型医疗机构“德洲会”创始人德田虎雄提出需要1亿日元，后者随后派遣其子、众议员德田毅在议员会馆直接交给猪濑5000万日元(约合300万元人民币)现金。而在另一方面，德洲会在东京有医院和老人院各1所，在猪濑担任副知事期间，这两处设施共获得东京都政府9.6亿日元的补贴。东京都政府还批准了德洲会新建一处150张床位的医院。按照政府为床位提供补贴的标准，这座医院最多也可能获得超过9亿日元的政府补贴。因此，猪濑之举有明显的“权钱交易”嫌疑。
在日本政坛，由于政治资金“翻船”者大有人在，猪濑并非第一人，也绝非官位最高者。仅最近10年来，就有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前首相桥本龙太郎、前民主党代表小泽一郎、前外相前原诚司等人卷入类似事件。
与政治资金相关，政界人物往往还会通过重大项目招投标事宜交换利益。例如，在日本对外采购飞机项目中，先后发生过“洛克希德事件”、“道格拉斯•格鲁曼事件”等震动日本政坛的大案。在1976年曝光的“洛克希德事件”中，前首相田中角荣被控在任时涉嫌收受5亿日元贿赂，为全日空公司选定采购洛克希德公司客机提供方便。田中后于1983年被判处4年徒刑，当时的运输大臣、运输政务次官和全日空公司社长等人也被判有罪。
伴随经济高速发展，金融证券业亦成为政商勾连腐败的又一个新领域，典型案例是被称为日本战后最大腐败事件的“利库路特事件”。自1984年起，日本利库路特公司为开展房地产业务等目的，向政界高层普遍赠送该公司尚未上市的原始股，并直接提供政治献金。在1988年曝光的受赠者名单中，有时任首相竹下登、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官房长官小渊惠三、自民党干事长安倍晋太郎等数十名自民党高层，以及几乎所有时任内阁大臣。随着调查深入，此事在日本政坛愈演愈烈，迫使竹下登不得不于1989年辞职。而且，由于高层卷入人士众多，日本政坛一时出现几乎无人愿意继任首相的尴尬局面。此事直接动摇了自民党长期执政的“1955年体制”，成为后来日本政局动荡的重要起因。
围绕政治资金出现的各种“黑雾”，与日本政体制度有直接关系。因此，猪濑直树一案不会是日本政界最后的丑闻。政治与金钱的隐秘联姻，还将在日本政界长期持续下去。
意大利：腐败基因深植传统文化
葛晨
在欧盟各国中，意大利一直是腐败程度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根据今年2月欧盟首次发布的反腐调查报告显示，在欧盟国民排出5个最腐败国家中，意大利位居第二，“腐败程度”仅次于希腊。根据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结果，意大利国内每年因贪腐造成的损失约为600亿欧元，占到欧盟整体此项损失的一半。
在意大利，媒体不时曝光各类腐败案件。今年以来，官员落网的消息频频占据意大利各大媒体头条。上周，意大利总理马泰奥•伦齐启动专项行动，抓捕了7名在米兰世博会筹备工作中涉嫌贪腐的官员。而两星期之前的5月8日，曾3次任政府部长的克劳迪奥•斯卡约拉涉嫌帮助黑手党逃避追捕并收受酬金而被捕。4月12日，意大利内政部宣布前参议员马尔切洛•德乌特里被捕，上诉法院认定他曾为前总理贝卢斯科尼与西西里黑手党牵线搭桥。这些只是意大利近期落网官员的一小部分。
查处贪腐官员，意大利反腐部门可谓伤透脑筋，其中一些调查往往历时数年甚至数十年。以斯卡约拉为例，意大利反黑手党调查局在经过历时两年的调查后，才厘清他与黑手党的“高层”关系网。
在逮捕嫌疑人之前，有关部门面临繁重的调查工作。而逮捕后的工作则更令人头疼。意大利司法程序之复杂低效，从前总理贝卢斯科尼获刑过程中可窥一斑：他在从政期间曾先后卷入30多起刑事案件，但不少案件或是被更高一级法院推翻判决，或是因超过追溯时限而失效。
长期以来，意大利反腐败法律条款被批评太过“温和”。今年新总理伦齐的上台给司法改革带来希望。近日，伦齐任命反贪局局长坎托内为世博会反贪腐专项行动的主管。坎托内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他打算重新评估所有招投标，撤回或者重新审定违规部分，同时对整个过程严密监控。
坎托内认为，意大利腐败现象之所以普遍，核心原因是“腐败与意大利文化存在深刻关联”。他说，腐败不一定会让官员失去民心，所以即便曾经犯罪，一些官员仍然可以继续身处要职。
从事反贪腐调查的法官朱塞佩•杰纳里告诉本报记者，意大利官员腐败呈现“权权交换”局面，“这不同于以往，官员操纵投标却不再收受任何贿赂，这意味着招投标双方是朋友，他们处于同一个权力关系体系内”。
杰纳里说，在反腐败方面，意大利要么经历“艰难改变”，要么“注定崩塌”，有效且更加严厉的法律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阻止腐败势头蔓延，但最重要的是意大利整个政坛必须改变风气，打破反腐的阻力。
澳大利亚：“糖衣炮弹”瞄准政党大老
徐海静
澳大利亚是世界上公认的清廉国家，在国际组织“透明国际”的排名中，澳大利亚名列清廉国家前十名之内。然而，澳大利亚近期曝光多起腐败案件，其中多数与商业公司在选举之前对政党的政治献金有关。有关人士表示，目前澳大利亚两大主要政党内部权力过于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缺乏有效监督的权力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
在新南威尔士州，该州反腐败独立调查委员会近期的调查揪出新州政府一连串涉腐人物，这已导致新州政府包括州长在内的3名部长和其他3名州议会议员辞职。
调查的核心是新州自由党“大老”、曾担任州政府能源部长的克里斯托弗•哈尔彻，而将这个腐败窝案的多个当事人串接起来的是一个名为“8乘5”的公司，其老板蒂姆•科尔玛曾担任哈尔彻的幕僚多年。
反腐败独立调查委员会认为，“8乘5”公司实际上是哈尔彻等人收受非法政治献金的幌子公司。调查发现，“8乘5”公司共接受了9个公司的53笔付款，付款日期全部是在2011年州议会选举之前，付款总值约42万澳元(约合241万元人民币)。
调查发现，有几家公司长期与“8乘5”公司有钱款来往，对其中一家名为“澳大利亚水务控股公司”的调查则牵出了两名澳政坛重量级人物——联邦政府副国库部长阿瑟•西诺迪诺斯和新州州长巴里•奥法雷尔。前者因从该公司领取高额劳务费而暂时让位，后者则因被发现收受该公司高管赠送的一瓶价值3000澳元的红酒未加申报而辞职。
如果说商业公司与自由党联系更加紧密的话，那么工会则是工党的政治摇篮，甚至可以左右大选前工党内部候选人的遴选。不久前，澳大利亚成立调查委员会，对5个工会的贪污腐败现象进行调查听证，首当其冲的就是“澳大利亚工人协会”前秘书长、前总理吉拉德20年前的男友布鲁斯•威尔森。
澳大利亚媒体分析说，自由党和工党这两个澳大利亚主要政党内部均存在多个派系，而不同派系都有类似哈尔彻这样的“大老”坐镇，对于谁能代表本派竞选议员，大老们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企业如果能够“搞定”某个大老，等于搞定了这个派系的多名议员。党内民主的缺位，导致派系大老成为企业“糖衣炮弹”的重点轰炸目标。
以色列：重判前总理显示反腐决心
范小林
5月13日，以色列特拉维夫地方法院判处犯有受贿罪的前总理奥尔默特6年有期徒刑及100万谢克尔(约合人民币179万元)罚款。奥尔默特在一项房地产案中收受开发商约56万谢克尔贿赂，今年3月底被判受贿罪名成立。尽管奥尔默特坚称自己无罪并要求上诉，但有一点毋庸置疑：他将作为首位因受贿被判刑的以色列前总理被写入历史。
这场审判震动以色列政坛和社会，其进展颇为曲折。2009年7月，以检察部门就奥尔默特在担任耶路撒冷市长和政府部长期间所涉数案对他正式起诉，指控他犯有贪污、诈骗、背信、逃税、非法获利等多项罪名。然而，经过数年马拉松式的审理，这场“世纪审判”在2012年出现了此前外界意想不到的结局：在奥尔默特被起诉的三项贪污案中，两项最主要的案件罪名不成立，仅在一项小案中被判犯有很轻的背信罪。
这一判决当时几乎被认为是奥尔默特大获全胜。然而，2012年，特拉维夫地方法院开始了对他涉嫌的另一起“圣地房地产案”的审理。这一案件的审理在奥尔默特的“心腹”、前助理扎肯作为污点证人与检方意外达成辩诉交易后出现突破，最终导致法院判处奥尔默特受贿罪名成立。这不仅标志着奥尔默特政治生涯的终结，也成为以色列反贪腐运动的一个里程碑。
近年来，以色列政坛涉嫌贪污、受贿和性侵案层出不穷，许多涉案者甚至上及总统、总理、内阁部长和政党领袖。仅奥尔默特执政期间，就有前总统卡察夫因强奸罪辞职一案(后被判刑)，财政部长和司法部长也分别因贪污和性骚扰被定罪。近年来，每届政府都有因涉案被调查和面临官司的内阁部长。在地方政府层面，近年来有超过60%的地方市长级官员接受过受贿调查，多名市长目前仍面临贪污案指控。以色列的一项民调显示，半数以上的以色列民众认为官员贪污案正在增加。在奥尔默特2012年几乎被判无罪后，以色列政坛更是出现了“奥尔默特效应”，许多涉案官员都极力为自己脱罪，希望能像奥尔默特那样对抗检方，而许多官员最终都能打赢官司，给民众造成司法机构对贪腐越来越无能为力的印象。
奥尔默特案扭转了这一局面。以色列民主研究所副所长莫迪凯•克雷穆涅策表示，很多以色列民众认为司法人员对腐败官员无能为力，反腐运动多年未有建树，但奥尔默特案传递出相反的强有力的信息：以色列的法律并不会因为被告人位高权重而不公和妥协。
以色列媒体评论说，奥尔默特被判重刑，整个政界都“倒吸一口气”：以后官员们都要“小心”了。奥尔默特被判重刑后，一名不久前受到贪污罪起诉但本人坚称无罪的以色列市长迅速与检方达成辩诉交易。媒体评论说，身居最高位的奥尔默特都被判刑，给这名市长造成极大震慑。以前这名市长想的是如何保住市长职位，如今他想的是：如何减少刑期。
希腊：腐败痼疾加深债务危机
陈占杰 刘咏秋
2013年10月7日，希腊前国防部长措哈佐普洛斯因洗钱和在军事采购中受贿被判处20年监禁。这位前高官成为希腊近年来因腐败被判刑的最高级别官员，同时也显示出希腊政府在应对债务危机的过程中高高举起了反腐败大旗。
近几十年来，腐败渐渐成为希腊社会的痼疾。在透明国际公布的2013年全球177个国家和地区清廉指数排名中，希腊排在第80位，而2012年希腊更是名列第94位，成为欧元区最腐败的国家。严重的腐败也成为把希腊推向现代史上最严重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之一。透明国际希腊分部主席科斯塔斯•巴库里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腐败是导致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过去约30年来，历届希腊政府都缺乏透明度和公信力，其结果就是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
巴库里斯说，腐败侵蚀了多个公共部门，私营部门也未能幸免，而情况最为严重的是医疗保健和财政管理领域。他举例说，仅逃税一项，每年就使希腊损失120亿欧元的财政收入，本来这笔钱可以让希腊的财政状况不至于那么差。
根据希腊政府2013年1月制定的名为《透明》的国家反腐败行动计划文件，在经济领域，腐败助长垄断、妨碍健康竞争、纵容逃税、挫伤投资者积极性、损害就业机会并加重纳税人的负担……这些因素合在一起，每年给希腊经济造成的损失高达200亿欧元，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
债务危机的爆发使希腊经济连续衰退6年，失业率逼近30%，普通民众的收入水平下降近三分之一。债务危机增强了希腊民众对反腐败迫切性的认识，因为这是摆脱危机、恢复增长的关键一环。痛定思痛，反腐败成为希腊摆脱债务危机之役的一个重要战线。
按照反腐行动计划，希腊政府在2013年夏天任命原最高法院总检察官雅尼斯•特恩戴斯为全国反腐败协调员。特恩戴斯直接向总理负责，协调、监督希腊各部委、各机构的反腐败工作。用特恩戴斯自己的话说：“设立国家反腐败协调员是国家应对腐败挑战的制度性反应。”
特恩戴斯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腐败侵蚀了国家资源，并最终导致主权债务膨胀。特恩戴斯认为，受腐败影响最严重的部门包括：税收、公共工程、医疗保健、地方政府和国防开支。
巴库里斯认为，对措哈佐普洛斯的审判，是希腊反腐败之战的转折点，它显示出希腊政府在遏制腐败问题上的认真态度。特恩戴斯认为，反腐败将不会限于一两个案子，也不会是一两年的“运动”。
在对前景保持乐观的同时，特恩戴斯对反腐败的难度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腐败是国际性的现象，它和犯罪一样，没办法根除，但我们对减轻腐败感到乐观。我们能够做和正在做的，是坚持不懈地落实反腐败计划。”
英国：制度漏洞酿成“报销门”
张建华
2009年以来，英国议员滥用公款报销个人账单的丑闻接连被媒体曝光，英国三大主要政党共有300多名议员卷入其中，英国社会一片哗然，引发了长达数年的“反腐海啸”。
在“报销门”事件中，时任英国首相、工党议员戈登•布朗被指为其弟报销6577英镑(约合人民币6.9万元)房屋清洁费;时任保守党党鞭德里克•康威花费数万英镑公款，“聘请”他还在读书的儿子担任研究助手，但调查显示他的儿子是在“吃空饷”;时任英国内政大臣雅基•史密斯为其丈夫报销购买苹果手机和观看成人电影的费用;时任英国地方政府事务部长、工党议员芭芭拉•福利特使用公款报销其私人艺术品保险费、住宅保安费等支出，数额高达42458英镑，被称为英国议会“挥金女王”。
这一系列丑闻接连曝光后，英国审计机关对752名时任或前任议员的报销账目开展调查，要求其中389名议员退还总额为112万英镑的报销款，数十名滥用公款的议员被迫下台、辞职或被所在政党开除党籍。英国检方对涉嫌财务作假的3名下院议员和1名上院议员提起刑事犯罪指控，这4人分别被判处9个月到1年半的刑期。
“报销门”丑闻严重冲击了英国公众对议会和官僚体制的信任。英国《泰晤士报》将“报销门”事件称作“英国议会史上最黑暗的一天”。诺丁汉大学政治学教授菲利普•考利则把这次事件称作过去100年来英国政治生活中最腐败的丑闻。
英国被视为西方法律制度最为完备的国家之一，“报销门”让英国曾经引以为豪的议会制度声誉扫地，很多人不禁会问：如此大范围的议员腐败案件何以发生在英国?
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政治学者安德鲁•布里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报销门”腐败丑闻的产生，本质上来源于英国议会制度和法律上的漏洞，议员的经济支出状况长期缺乏外力监督，助长了部分议员和政客的贪婪。
首先，制度漏洞导致监管缺位。布里克说：“权力缺少监管是导致议员报销丑闻的根源。”事件发生前，英国议会内部缺少针对议员财务状况的有效监管，议会财务部门的报销规则一直比较松散和模糊，制度漏洞给部分议员提供了钻空子的机会。
其次，权力封闭运作。英国议会财务制度长期处于封闭运行的状态，游戏规则由议员自己掌控，纳税人无法了解议员使用公款的去向，难以形成有效监督。
第三，特权思想膨胀。英国素有议会至上的传统，议员享有超出一般人的地位和尊崇，部分议员将公款私用视作理所当然，拒绝来自外部的监督和质疑。在“报销门”曝光之前，英国公众和媒体已强烈呼吁议会公开议员支出状况，但享受了既得利益的议员们千方百计封锁消息，甚至动用手中权力试图通过立法阻止公众查询议员报销信息，使得丑闻被长期掩盖。
“报销门”丑闻对英国政坛造成了深远影响，推动了英国多项反腐法案和监管机构的诞生。同时，对“报销门”事件的调查客观上推动了英国的政务信息公开进程，官员腐败问题更容易被发现和追究。今年4月，时任英国文化、媒体和体育大臣、保守党议员玛丽亚•米勒因涉嫌虚报房屋补贴引发众怒，只得迅速宣布辞职。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652期，摘自2014年5月22、23日《参考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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